休·塞顿-沃森 [英国]
[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大全》] 1955
阿尔巴尼亚游击队运动紧紧追随着南斯拉夫的游击队运动并直接受其影响。1945 年在阿尔巴尼亚出现的革命政权同南斯拉夫的非常相象。
阿尔巴尼亚政权的“群众组织”是民主阵线，即原来的解放阵线在大战结束后所改的新名。同它的南斯拉夫样板一样，它是由共产党控制的。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两个政权之间的一些差别，反映着阿尔巴尼亚在政治和社会发展上远为落后。在1939年被意大利征服之前，阿尔巴尼亚没有一个称得上政党的组织。有的至多是一些依附于某个地主或某个部落酋长的团体。民主阵线内包括一些非共产党的游击队领袖和教会人士——例如穆斯林贝克塔希修道院院长巴巴·法贾。1939年以前的政权的那些统治集团人物对该阵线一致抱敌视态度，因而它决心要搞掉他们。这些反对者中的许多人渡过亚得里亚海逃走了；其余的则被处决。决定性的一击是1945年8月的土地改革，这次土改分散了所有的大地产(估计这些大地产过去要占到全国为数不多的可耕地面积的三分之一)，规定每户地产至多不得超过二十公顷，并在以后的几年中陆续把三十万公顷左右土地分配给六万农户。新政权的领导人，来自那些曾在法国、意大利或南斯拉夫大学里受过西方教育的为数很少的年轻知识分子，其中有些人在1939年前已是共产党人，更多的则是被苏联和南斯拉夫抵抗运动的威望所吸引来的。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在阿尔巴尼亚是微不足道的因素。新政权是知识分子出身的职业革命家同农民的一种合伙关系，而阿尔巴尼亚的农民即使以巴尔干的标准来衡量也是特别落后和愚昧的。游击队运动对群众的吸引力是同上面所描述的南斯拉夫的情况类似的，一部分是出于爱国心，一部分是社会方面的。象它的南斯拉夫样板一样，阿尔巴尼亚的游击队运动答应给人们的前景是某种社会方面的“新政”，是经济现代化，以及不管什么社会出身的新人，只要有能力、在意识形态问题上又驯顺听话，就可以有新的灿烂前程。
1945年11月，三大盟国承认了恩维尔·霍查的政府。在此之前，曾有一个英国军事代表团在阿尔巴尼亚，1945年4月17日还签订过一个给予救济的协议，救济先是由军事联络组(一个英美方面的军事组织)提供，以后则由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提供。1945年5月8日，美国政府派去了国务院的官员J·雅各布斯对那里的形势就地进行调查。美国在承认阿尔巴尼亚政府的照会中提到雅尔塔宣言，要求对方保证通过自由选举产生制宪议会，要求给予外国新闻记者自由活动的权利，并要求阿尔巴尼亚政府确认在1939年4月7日仍然有效的阿美两国之间的一切条约和协定。英国的照会同样地也提到自由选举和新闻自由的问题。苏联的照会未提任何条件。
选举于1945年12月2日举行。由于共产党的压力和上面提到的总的政治形势，没有反对派的候选人。官方的数字是：百分之九十二的选民投了票，百分之九十三的选票赞成民主阵线。余下的百分之七选票投在特别的票箱里，象在南斯拉夫一样，这些票箱是为了记录一般地反对政府的票数而设置的。
新政权迅速清除意大利势力的残余。由意大利部队组成的“葛兰西师”曾在1943年意大利投降后站在阿尔巴尼亚游击队一边同德国人作战，在德国人撤出阿尔巴尼亚后八个月的1945年6月2日，这支部队回到了意大利。在这八个月期间，意大利政府就此提出过询问，所得的答复是搪塞和故意为难。可是，在部队离开前，恩维尔·霍查发表了一个文告，赞扬他们在共同斗争中所表现的英勇。意阿关系依旧不友好。11 月间当所有意籍的神父和修女突然被阿尔巴尼亚驱逐出境时，两国关系更趋恶化。
这几年中更为重要的是阿尔巴尼亚同希腊的关系。在共产党失败后掌握政权的希腊民族主义者，决心要兼并阿尔巴尼亚最南面的、他们称之为北埃皮鲁斯的地方。这里的居民大多数是阿尔巴尼亚族，但宗教上则大多数是信奉正教的基督徒，同时还有一个当地的希腊少数民族，其在文化方面的影响一向大于其实有人数。希腊对这片领土提出主权要求为时已久，在1912-1913年的巴尔干战争期间，希腊部队就曾进入这一地区，1941年在打败意大利人的战役中又曾为此而战斗过。他们现在提出要取得这片领土作为他们替盟国事业出过一点力的酬劳，并提出阿尔巴尼亚人曾“站在轴心国一边作战”这一可疑的论据来支持他们的要求。实际上，阿尔巴尼亚在1939年是轴心国侵略的受害者，阿尔巴尼亚的通敌者对意大利军事行动所出的力肯定要比阿尔巴尼亚抵抗者给轴心国造成的损害来得小。1945 年发生了一些希阿边境事件，雅典还接到报告说，霍查政权在迫害它管辖下的希腊族公民。1945年5月27日，来自北伊皮鲁斯的希腊族人在雅典集会通过一项决议，要求盟国部队占领这一地区以保护希腊族人的生命财产。7月间，希腊总理沃尔加里斯海军上将给盟国代表一份备忘录，要求盟国在和会就北伊皮鲁斯的归属问题作出决定以前予以占领。这个请求没有得到同意，11 月，盟国承认了霍查政权。承认霍查政权一事在雅典引起了群众的抗议示威，示威者对盟国政策进行了猛烈的攻击。以后希阿关系一直不好，1946年夏末，当希腊内战重又爆发，阿尔巴尼亚为希腊叛乱分子提供武器、粮食和庇护所时，关系进一步趋向恶化。
阿尔巴尼亚敌视英国政府的情绪不断增长。这部分地是由于英国支持希腊政府，部分地是由于南斯拉夫的影响，而根本的原因则是共产党人对西方国家的普遍憎恨。阿尔巴尼亚政府拒不同意由一个曾在战时同阿尔巴尼亚游击队一起工作过的军官担任拟议中的英国驻地拉那公使馆的一等秘书，结果英国于1946年4月决定了根本不向地拉那派驻外交使节。5月22日，阿尔巴尼亚的海岸大炮向经过科孚海峡的两艘英国巡洋舰开炮。10月22日发生了一件更为严重的事件，两艘英国驱逐舰在科孚海峡中被击伤，死三十八人，伤四十五人。自大战结束以来，该海峡已经过两次扫雷，看来可以肯定，这次造成这两舰损害的水雷是阿尔巴尼亚人放置的。英阿两国政府通过英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交换照会。英国政府于 12月30日宣布阿尔巴尼亚12月22日的答复不能令人满意，于是他们把这一争端提交到联合国组织和国际法院。
1946年11月，美国公使馆撤离阿尔巴尼亚，因为阿尔巴尼亚政府拒不承认从战前时期继承下来的对美国的条约义务，从而没有能满足美国在1945年11月所规定的承认阿尔巴尼亚新政权的条件。1947年9月，阿尔巴尼亚政府认为有必要把地拉那美国技术学校的前校长哈里·富尔茨“牵连”到他们不时掀起的某一个间谍审讯案里去，于是美阿关系更加恶化了。他们把这所也许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那段时期中阿尔巴尼亚境内最好的学校说成是一个进行破坏活动的中心。
这几年中，在阿尔巴尼亚发挥主要影响的是南斯拉夫。南斯拉夫共产觉人在解放战争中曾给予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人以援助和指导。他们也参预了阿尔巴尼亚战后的经济改组和计划工作。阿南关系处于感激和怨恨这两种相互矛盾的心情的支配下，局面颇不稳定。所有阿尔巴尼亚人，不论是共产党人或非共产党人，都知道有七十万阿尔巴尼亚族人——大约占阿尔巴尼亚全国总人口的三分之二——被划在南斯拉夫版图内，有的在科索沃-梅托希亚“自治省”，有的在马其顿西部的边缘一带。这些领土在1941年瓜分南斯拉夫时被意大利人划给了阿尔巴尼亚。大战期间，甚至在阿尔巴尼亚的共产党人中也都存在过一种希望，认为铁托将会让“民主的阿尔巴尼亚”保有这些领土的一部分或全部。铁托元帅却决定不这样做，这无疑是因为他不愿触怒塞尔维亚或马其顿的民族主义。经济问题也引起了摩擦。建立了一些南阿合营公司。一位南斯拉夫权威人士声称，这种公司和苏联强加给罗马尼亚和匈牙利、也想兜售给南斯拉夫而没有得逞的那些帝国主义型式的合营公司完全不同。他争辩说，苏联设立合营公司只是为了谋利，而南阿合营公司的目的主要是在于发展阿尔巴尼亚的生产力。南斯拉夫帮助建筑了从都拉斯到爱尔巴桑的阿尔巴尼亚第一条铁路；南斯拉夫还对几个工厂提供了设备。南斯拉夫并不从合营公司中提取它那份利润，而是把利润再投资于这些公司。1946年7月9日，南斯拉夫同阿尔巴尼亚签订了同盟条约。接着于1946年11月27日制订了一个经济计划，规定要使两国各自的经济计划相互协调，要建立关税同盟并使两国货币具有相同的币值。1947年，南斯拉夫给阿尔巴尼亚二十亿第纳尔信用贷款，1948年又给了三十亿第纳尔。南斯拉夫人同共产党情报局破裂后，声称在1946年11月条约实施期间，他们交付给阿尔巴尼亚货物的总值达十六亿第纳尔，而从阿尔巴尼亚收到的货物只有一亿五千万第纳尔。阿尔巴尼亚人方面则在破裂后声称，他们在国家重建方面的所有成就都是不顾南斯拉夫的种种阻挠而取得的，还说南斯拉夫人对阿尔巴尼亚实行“殖民剥削”。
当然，对外国的援助并不总是带来感激的。不管南斯拉夫人怎样慷慨，他们的光临这件事本身就很可能在一个较为原始的国家中引起反感。曾被南斯拉夫共产党人如此雄辩地痛加谴责的西方“帝国主义”官员们，对此是富有经验的。看来很清楚，阿尔巴尼亚共产党的领导人中，有的是南斯拉夫的朋友，有的是南斯拉夫的批评者。主要的朋友是内务部长科奇·召捷。1947 年，当斯大林向卡德尔问起他对阿尔巴尼亚的那些领导人的看法时，卡德尔不无天真地答道，他认为恩维尔·霍查“总的来说是好的，是诚实可靠的，虽然他有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某些特点”，并“缺乏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训练”，但是，“那里最优秀、最坚持不渝的人是科奇·召捷，他是一个工人，虽然也缺乏训练”。1946年，阿尔巴尼亚著名共产党人塞于富拉·马莱绍瓦的失宠可能是由于他反对南斯拉夫人。兰科维奇于1946年5月告诉斯大林，召捷是阿尔巴尼亚政治局里最受信任的人，又说该政治局已“揭露出一些错误”，而塞于富拉·马莱绍瓦是应该对这些错误负责的。
根据本书写作时所能得到的很少一点点材料看来，似乎在最初两年中，苏联政府把阿尔巴尼亚完全放手交给了南斯拉夫人，但在将近1947年底时，也就是说在他们改变对南政策的同时，也改变了这一政策。12月间，签订了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联盟条约。很明显，没有苏联的同意，这是做不到的，因为保加利亚完全处于莫斯科控制之下。南斯拉夫对保阿条约的反应没有公开表示过。1948 年初，恩维尔·霍查要求南斯拉夫人派两个师到阿尔巴尼亚南部，以便万一希腊前来进攻时可以加强自己。这时希腊内战正全面展开，希腊共产党人正从阿尔巴尼亚取得大量援助。南斯拉夫政府原则上决定答应阿尔巴尼亚的要求，而且是事前未同莫斯科商量就作出这一决定的。在1948年2月的会谈中，斯大林就拿这一点来责备南斯拉夫政府。南斯拉夫人不无理由地认为，霍查向他们提出请求，是斯大林为了要使他们为难而挑唆出来的。前面提到过，斯大林在2月会谈中怂恿南斯拉夫在同保加利亚组成联邦后并吞阿尔巴尼亚。这个建议该怎样解释，不是最清楚。可能在这个时候，俄国人的如意算盘是在巴尔干半岛上建立一个单一的共产党国家。在这个南部斯拉夫人的联邦中，将让更为可靠、更为驯顺而且在地理上更容易接近的保加利亚人占有支配的地位。通过保加利亚人，莫斯科可以更紧密地控制包括南斯拉夫在内的整个联邦，并在适当的时候对它进行清洗，加以统治。很自然，阿尔巴尼亚应该归入这一扩大了的国家。保加利亚人于是可以在马其顿共和国中建立他们的势力，最后，从保加利亚经过马其顿通往阿尔巴尼亚的铁路交通线就可以开辟出来(这是俄国人加紧他们在巴尔干扩张的一个老计划)。这个包罗万象的巴尔干共产党国家将能对希腊共产党人提供强有力的支持，最后将能成为对意大利的严重威胁。
这个计划在南斯拉夫拒绝同保加利亚结成联邦的情况下成为泡影。既然南斯拉夫现在要脱离苏联集团，对苏联来说，就有必要把阿尔巴尼亚从南斯拉夫的势力下抢救出来。因此，苏联的政策现在是支持阿尔巴尼亚的一切反南分子，科奇·召捷遭到了贬黜，后来还被处以绞刑；通过一场对“民族敌人”塞尔维亚人发动的仇恨运动，恩维尔·霍查在莫斯科以及在阿尔巴尼亚民族主义者面前都立了一功。
这样，我们所能掌握的并不充分的材料表明，标志着阿尔巴尼亚战后历史第一阶段终结的南阿破裂，并不是南斯拉夫和苏联关系破裂的原因，而是其结果。
第十章 捷克斯洛伐克 1945年春至1947年2月和约的签订伊丽莎白·威斯克曼 [英国]
[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大全》] 1955
1945年4月3日，贝奈斯总统从伦敦经莫斯科回国，在当时已经解放了的那部分斯洛伐克领土上的科希策市，建立捷克斯洛伐克临时政府。1944年斯洛伐克起义时的情势使他不能不接受起义领袖们要求斯洛伐克自治的主张，但是，虽然布拉迪斯拉发第二天就解放了，他还是不同意斯洛伐克人要把政府设在那里的要求，而宁可留在科希策，直到回布拉格的时候为止。人们看到，贝奈斯总统对于他同苏联的关系是比较乐观的；他认为他的国家在对外政策上能够而且应该同莫斯科合作，他又采取了一种类似于英国工党的态度，认为在捷克斯洛伐克第二共和国内，有必要广泛实行国有化。
随同贝奈斯在一起的捷克和斯洛伐克的政治流亡者，既有来自伦敦的，也有来自莫斯科的：看来他的对俄政策防止了他们之间的摩擦——的确，也有人认为他的这次重访莫斯科，防止了一个共产党赞助的政权抢先一步把他完全排斥在外。不管怎么说，国内绝少有什么对手能够蔑视这些回国的流亡者；国内的抵抗运动主要是由捷克人在伦敦搞的广播鼓舞起来的，它的一些幸存的领袖如前布拉格市长增克尔等都曾关在德国集中营里。因此，在这位总统身上体现着全国的团结，在那时全国团结已成为现实，而不只是自我吹嘘。这一团结由于组成了一个包罗四个捷克政党和两个斯洛伐克政党在内的民族阵线而有了进一步的表现，这四个捷克政党是：捷克国家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天主教人民党和捷克共产党，两个斯洛伐克政党是斯洛伐克民主党和斯洛伐克共产党。其他政党在法律上是不许存在的，也就是说不允许有公开的反对派，这种决定似乎很难同贝奈斯所代表的西方传统相符合，这样做的理由据说是因为当初第一共和国就是吃了政党过多的亏，总的来说，这确是事实。
在贝奈斯到达科希策后没有几天，他就任命了一个临时政府，1945年5月，该政府随同他一起迁回布拉格。左翼社会党人费林格担任总理，他是一位职业外交家，曾任捷克斯洛伐克驻维也纳和伯尔尼的公使，战时曾作为捷克斯洛伐克的代表驻在莫斯科。同他一起入阁的还有其他两位社会党人部长，七位共产党人(其中三人是斯洛伐克人)，三位捷克国家社会党人，三位天主教人民党人，以及三位斯洛伐克民主党人。一直在伦敦流亡政府中担任外交部长的扬·马萨里克，继续担任这一职务。他和斯沃博达将军(曾指挥过附属于俄国军队的捷克斯洛伐克部队，现担任国防部长)不是任何一党的成员，但马萨里克同捷克国家社会党有关系，而斯沃博达则似乎是从他在俄国军队里的同事们那里吸取他的政治观点的。共产党人控制的有内务部(部长诺塞克)、教育部(部长内耶德利)、农业部(部长杜里什)和情报部(部长科佩茨基)，同时一位斯洛伐克共产党人克列门蒂斯担任马萨里克的副手。每个党的领袖都任副总理——共产党由哥特瓦尔德任副总理。
临时政府一经组成，民族阵线中的各政党就签署了一个体现着它们目标的纲领。这个文件的第一部分是关于怎样进行当时尚未结束的战争，除其他内容外其中还特别规定由红军训练捷克斯洛伐克部队。这个所谓科希策纲领，把捷克斯洛伐克的未来对外政策建筑在“国家同苏联结盟以及决心在东欧大力推行泛斯拉夫政策”这一基础上。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都有着一个隐约地带有泛斯拉夫色彩的传统，对这种传统，波兰人一直是有反感的，而在 1945年波兰人又一次成了捷克斯洛伐克前进道路上的障碍。有一系列的波捷边界争执，当然对切欣地区的丰富资源争得特别凶。1938年时，波兰人取得了整个这一地区，现在希望保有它。1945年6月20日，莫斯科把波兰人和捷克人召去商讨这件事。7月6日有报道说，捷克部队在以前属于捷克斯洛伐克的那部分切欣接替了波兰驻军。大约在同一时间出现了这样一个事态发展，即捷克斯洛伐克第一共和国东端的附属地卢西尼亚将被并入苏联的乌克兰共和国。俄国的这一干预既不是完全没有料到的，也不是完全没有理由的，因为，该地人口中最大的一个种族成分是操乌克兰语的，在宗教上他们大多象东加利西亚的乌克兰人一样，是“尤尼埃特”教派的罗马天主教徒，也有一部分则象苏联的乌克兰人一样信奉东正教，而该地人民作为一个整体来说则从未为捷克斯洛伐克生活所同化。但是这一改变就使苏联的边界越过了喀尔巴阡山脉，同斯洛伐克及匈牙利的边境接壤。虽然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是俄国军队的同盟者，他们也发现俄军在他们国家内的行为是令人讨厌的原始人式的。在经济上，他们只付出一笔大的代价，这就是把耶希莫夫(耶希姆施塔尔)铀矿让给苏联，据说是以此来换取一项“战利品”——德国人建造在摩斯特的一座合成汽油厂。1945年12月，俄国和美国的部队都撤离了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
关于捷克斯洛伐克第二共和国内部的政治和经济发展问题，科希策纲领则提到把捷克和斯洛伐克作为两个各别的民族。按照以前发表的声明，这一个双民族的新斯拉夫国家将不容忍非斯拉夫少数民族存在，日耳曼人和马扎尔人，除非能证明自己在战前或战时曾是反法西斯的积极分子，都将被驱逐出境。将设立特别人民法庭来审判战犯和通敌分子，他们的财产要加以没收。这后一规定对大多数日耳曼人和马扎尔人都适用，其中的日耳曼人当初都曾欣然同纳粹当局合作，至少在战争后期以前是如此。1945年5月，在总统回到布拉格之后不久，就颁布法令没收财产。随着纳粹政权的消灭(该政权曾接管过许多捷克工业)和它的犹太受害者的消失(其中有些人是大工业家)，就留下了大量的无主土地和为数更多的无主工业。这样就创造了条件，得以根据科希策纲领的规定，加紧实施早先开始过的土地改革，并实现主要工业、银行业和保险业的国有化。同时，纲领保证“支持雇主、商贩及其他生产者的私人积极性”。它也规定要通过社会福利和工业中的工人自治委员会来实现经济民主，并保证一切政治自由。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那段时期内，捷克斯洛伐克的行政管理曾被批评为过于集中，因此现在规定，各地将由选举产生的议会来解决当地行政管理问题，在必要的选举能够举行之前，将由各地反法西斯民族委员会(这是德国权力垮台时组织起来的)负责当地的行政管理。后来即由这些委员会推定临时国民议会的选举人，该临时议会于1945年10月间召开。
在1945年夏季，总统和民族阵线的一个核心委员会用法令统治国家。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对捷克斯洛伐克特别慷慨，可是，那时整个欧洲所共有的经济问题，不可避免地是捷克人所最关心的事情。这些问题以及对激进改革的普遍要求，首先是通过试图把两次世界大战间的土地政策推行到底的办法来应付的。1945年6月21日法令就是打算执行科希策纲领中有关土地的规定，要把土地“一举而从异族的日耳曼-马扎尔贵族手里和一切卖国贼手里统统”夺取过来。在第一共和国时幸免于没收的施瓦尔岑贝格大庄园和图恩大庄园，以及被判驱逐出境的日耳曼人和匈牙利族人的农场，都将分配给捷克族和斯洛伐克族的移民，每户不超过十三公顷。面积不超过五十公顷的林地可以分配给法人团体(包括合作社)，但仍由国家控制。可供分配的土地大多是在边境地区，而且，由于党派利益影响到移民的挑选，这种挑选总是偏向于以前的流亡者和游击队员的，因此最强大的党就能在一些大的农业地区得势，于是这些地区就变得很象是共产党的殖民地。
工业问题对捷克斯洛伐克来说可能是更为基本的。除奥地利外，波希米亚与摩拉维亚就是多瑙河流域唯一高度工业化的地区，虽然，一般地说，人们对这一点都有一致看法，即仍然落后的斯洛伐克还需要进一步发展工业。上面已经提到过，纳粹分子的所有权被剥夺后，很大一部分捷克工业处于无主状态。捷克工厂，其中许多还是在哈布斯堡王朝时代建立的，亟需现代化。布拉格、布尔诺和比尔森的重工业都是如此，那些小的消费品工业从来没有从三十年代初期的经济危机中真正恢复过来，那就更是如此了。因此，一切国有化计划都面对着要同时进行大规模的现代化和合理化的问题，而这总是需要由国家提供资金的。所以，1945年10月24日关于捷克斯洛伐克工业国有化的三个法令是以需要进行广泛的改组为出发点的。好在德国和奥地利一样，由于银行业和工业是密切关连的，所以把银行业同时国有化是合乎逻辑的。另一方面，所有在农业以外的工业中实行国有化的只有大约百分之六十五，许多私营企业和合作企业仍听其继续存在。虽然象里普卡那样的一些部长从一开始就对所有国有化都感到遗憾，实际上，当时的目标却是“以私营、合作社营和公营三种所有制为基础的三角经济”。
在颁布国有化法令的时候，捷克斯洛伐克国内形势多少有点混乱。驱逐日耳曼人的工作已于1945年6月18日发表一项公告后认真开始。在波茨坦会议原则上同意驱逐出境的这一措施之后，曾推迟采取行动，以待就日耳曼人的去向问题作出决定，但后经商定从1946年1月25日起应把其中的大部分人送往德国的美国占领区。自从朗西曼出使和慕尼黑协定以来，捷克人已这样默然地忍受了这么多的痛苦，因此不难理解为什么在1945年他们当中有许多人要对苏台德区日耳曼人如此狂暴。捷克斯洛伐克解放后的头几个月中，许多苏台德区日耳曼人在能够逃离以前，遭到了严重的虐待或被关进捷克的劳动营，或两者都有。他们有时被故意用纳粹分子对待斯拉夫人或犹太人的那种办法对待，不过有一点不同——他们中因此而致死的比较少。实际发生的情况究竟怎样，决定于当地的头头们和共产党的影响，因此各个地方是不同的。虽然贝奈斯和他的同僚们长期来鼓吹要使捷克斯洛伐克成为一个捷克斯洛伐克民族国家，但是，毫无疑问，他们对初期阶段的这些过火行为是感到遗憾的，而且本来曾想把驱逐的范围限于捷克斯洛伐克境内前日耳曼少数民族的一个较小的百分比。二百七十五万日耳曼人的逃亡或被逐，再加上卢西尼亚的丧失，使捷克斯洛伐克第二共和国大大不同于第一共和国。不仅捷克族和斯洛伐克族移民被迁入波希米亚，而且整个国家的人口也明显地有所减少，这对斯洛伐克人是有利的，使他们当时在整个共和国总人口中占有较高的百分数。虽然苏台德日耳曼人的一些规模较小的工业久已不再有什么生命力了，但在许多人看来，在极端需要熟练劳动力的时候失去这些日耳曼熟练工人，是捷克斯洛伐克经济结构中一个灾难性的变化。可是必须指出，到1946年底，当驱逐日耳曼人的工作宣告结束，剩下约二十万日耳曼人以捷克斯洛伐克公民的身分留在该国境内时，捷克斯洛伐克似乎已顺利地走上了经济恢复的道路。而且，熟练体力劳动者的缺乏，也不仅仅是由于驱逐的关系，也许其他的原因至少是同样重要的，例如被吸引去从事战后政权中的政治工作和机关工作、党派的活动以及国有化和土改所需要的办公室工作和其他工作等。还有一些新的重要的全国性组织，如青年的组织、农民的组织和工会等，所有这些看来都需要大量人员。共产党似乎在这些组织中都占优势。
临时议会于1946年10月28日即第一共和国建国二十七周年纪念日开幕。这一临时议会，由各个民族委员会选出的两百名捷克人和一百名斯洛伐克人所构成，在这些民族委员会里，六个党派所占的人数几乎是相等的。议会着手批准临时政府所颁布的各项法令。但它的主要任务是准备选举制宪国民议会。这次选举定于1946年5月26日举行。那年年初，有两个新的斯洛伐克政党获准加入了民族阵线。一个是由斯洛伐克的社会党人组成，这样一来，社会党人脱离共产党就得到了承认。另一个是斯洛伐克民主党中一些天主教徒对该党的新教调子实行造反的产物；它叫做斯洛伐克自由党，为旧赫林卡党的许多前党员提供了一个政治避难所。
在选举准备过程中，发生了一个尖锐的争执：选举人如果不把选票投给八个民族阵线政党中的一个，是否应容许其作一票登记？很奇怪的是，马克思主义政党赞成这种自由，而其他政党则表示反对，它们希望从压制这一自由中得到好处。最后，议会以一百五十五票对一百三十一票认可了“白票”(即不是投给任何一个政党的选票，表示对民族阵线的不满)。开始享有选举权的年龄从二十一岁降低为十八岁，选举是强制性的。当选举实际举行时，政治派别大不相同的各个目击者都同意，投票是真正秘密而自由的，是正确地遵守了民主形式的。选举结果如下：
共产党(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 2,177,033 2,695,915
共产党(斯洛伐克) 518,882
国家社会党 1,298,917
人民党 1,110,920
斯洛伐克民主党 988,275
社会民主党(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 855,771
社会民主党(斯洛伐克) 49,983
斯洛伐克自由党 67,575
“白票”或废票 516,428
这意味着制宪国民议会将由一百十四名共产党人、五十五名国家社会党人、四十六名人民党人、四十三名斯洛伐克民主党人、三十九名社会民主党人和三名新的斯洛伐克自由党成员组成。两个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合在一起(即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将拥有一个微弱的绝对多数。
共产党获得的选票几占民族阵线所得票数的百分之三十八和选民总数的百分之三十五点五的这一事实，使各个非马克思主义政党深为震动。众所周知，捷克斯洛伐克在东欧国家中，社会进步是首屈一指的；虽然它具有传统的亲俄情绪，这种情绪又由于慕尼黑和斯大林格勒而有所加强，但它是最西方化，同西方的关系最密切的；然而，在1946年5月，它却表明了它拥有欧洲东半部最强大的共产党。对那些表示诧异的人不难这样答复，即正是因为捷克斯洛伐克工业发达，马克思主义思想在那里扎根很深，而从1938年以来的种种事态发展，又合起来使社会党人的渐进主义名誉扫地，从而有利于共产党。不管怎么说，意大利和法国毕竟也发生了同样的情况，尽管理由不那么充分。
然而捷克共产党在1946年5月取得成功，还有其更特殊的原因。战前捷克农民惯常是投农民党的票，但是这个党后来曾同德国人合作，现在已被取缔。地方上的共产党势力，往往通过新的“捷克斯洛伐克农民协会”施加影响，取得了这些选票的一部分，当然也得到了边境地区新移民的许多选票；这样，共产党第一次在工业地区以外享有相当巨大的支持。在工业地区内，在工人群众中，曾组织对德抵抗运动(先是组织怠工破坏活动，后来是保护工厂防止德国人破坏)的共产党领导人，建立了一个新的“革命工会运动”；由扎波托茨基主持的执行委员会在选举前一个月召开了它的第一次代表大会。1945年时“革命工会运动”能够象苏维埃那样自发地崛起这一事实很为人们所强调，的确，当人们想到能有一个革命的组织作为工业自治的基础，以代替三十年代的那种自满的、体面的工会，就产生了很大的热情。
另一方面，虽然选举日的投票是正常地进行的，但毫无疑问，人们的恐惧心理，有助于1946年5月26日共产党的胜利。内务部长诺塞克是共产党员；正是他决定哪些人因为以前曾同德国人合作过而应该从投票人名单上除名。特别人民法庭在1946年初开始审判战犯和“通敌分子”，由美国人引渡给捷克人的那个臭名昭着的卡尔·赫尔曼·弗兰克就恰好是在选举前四天被处绞刑的。在其他一些不那么明显的案件中，司法部长(捷克)国家社会党人斯特兰斯基运用他的影响以制止不公正的做法，但是，由非专业的和专业的法官一起主持审判的人民法庭却是半独立的。
可是，共产党人只是在捷克的波希米亚省和摩拉维亚省获得巨大胜利，他们确实在那里赢得了整整百分之四十的选票。在斯洛伐克，情况正好相反，民主党人所获的选票几乎是共产党人的两倍；在这里，倒是共产党人感到了惊异；因为很明显，他们本来以为把斯洛伐克人争取过来要比争取捷克人容易得多。正因为这样，他们曾支持一种为斯洛伐克制订的几乎是分离主义的政治(不是经济)政策，有时还暗示，如果斯洛伐克成为苏联的一个成员国，境况也许会好些。事实上斯洛伐克人已做到了两全其美，因为他们既在布拉格有着充分的代表权，同时又小心翼翼地为设在布拉迪斯拉发的斯洛伐克民族行政委员会，保留着对斯洛伐克事务的一切控制权。不可避免地，捷克人中间重又燃起了一股反斯洛伐克情绪，而且鉴于战时斯洛伐克同德国之间的关系，就更为如此。作为对新的双民族体制的一种抗议(这一体制似乎给与斯洛伐克人和捷克人同等重要的地位，虽然在共和国中，捷克人比斯洛伐克人仍要多一倍以上)，捷克人建议采用一种鼎足三分的行政区划，把全国分成三个省：波希米亚、摩拉维亚和斯洛伐克。但这显然是一种虚假的手法，因为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之间，就同[英国的]沃里克郡和肯特之间一样，并没有多大不同之处。
在1946年5月选举以后，民主党在斯洛伐克民族行政委员会中的代表额几乎是共产党人的两倍；从这时起，共产党人就转而反对斯洛伐克自治，成了布拉格中央政府权威的最坚决的支持者。他们现在也发出一向是捷克国家社会党人所提出的抱怨，说斯洛伐克民主党收容着过多的前赫林卡和蒂索的追随者，这批人只是在这个新政府里避难而已。这当然是真的，虽然共产党人自己也是会乐意欢迎这些人到他们中间去的。但现在共产党的政策却把捷克国家社会党人推到同捷克人民党和斯洛伐克民主党的反共联盟中去，然后共产党人转过来嘲笑贝奈斯-马萨里克的党同法西斯分子和“通敌分子”搞在一起。也许全国任何地方都不会有什么人对1946年8月20日图卡被执行死刑提出指责，但当时蒂索正在等待受审，而他的这一审讯势将在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之间引起截然不同的感情反应。
与此同时，一个新政府组成了。它和上届政府没有多大不同，只是共产党的优势稍有增长，共产党领袖哥特瓦尔德自然地接替费林格成为总理。新内阁比以前多了两个共产党人，使财政部、国内贸易部和社会福利部均归共产党控制。国家社会党人斯特兰斯基现被任命为教育部长，而另一个国家社会党人德尔蒂纳则继斯特兰斯基而任司法部长。耐人寻味的是，这个政府只包括五个而不是七个斯洛伐克族的阁员。
继1946年5月选举之后的十二个月[据说]是这重建起来的共和国最美好的一段时期。工业生产迅速发展；贸易，特别是西方国家的贸易在迅速增长；收成很好，食品还比较丰富，同时共产党看来满足于它在政府中所处的领导地位，准备按照正常的西方惯例，遵守议会政治的规则。同波兰的领土纠纷已束之高阁，只是同匈牙利的一场争吵扰乱着捷克斯洛伐克宁静的国际关系。
如果说共产党在一些捷克省份中所得选票之多使其敌手感到惊异的话，那末这一事实在当时却并没有使他们感到沮丧。整个说来，新制宪国民议会中的情绪是乐观的，非共产党人相信，他们将会在1948年的下一次选举中赶上他们的对手。制宪国民议会的第一个行动是再一次选举贝奈斯为共和国总统。从理论上说，它的下一个任务是起草宪法，但它当时的注意力却首先对准经济计划问题。虽然科希策纲领未提到订计划的事，但自从全国解放之日起，人们就普遍地认为，在当时的情势下，经济的恢复和发展都将有赖于国家来组织。政府从一开始就是按这种假设行事的。因此，1945 年成立了一个经济委员会，其成员包括内阁中负责经济事务的各部部长、国家银行的总裁、斯洛伐克民族行政委员会的一名代表、工会理事会主席、捷克斯洛伐克农民协会主席、中央合作总社主席以及一位秘书长；后者还主持一个直接对总理负责的中央计划委员会。总计划的实际拟订工作是委托给国家计划局办理的，计划局的局长也是经济委员会的一个成员。1945 年银行和重工业的国有化为制订一个正式计划提供了基础，这个计划事实上于1946年由国家计划局专册发表，称为《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重建》。有了一位共产党人担任总理，计划的大纲就于7月5日提交国民议会。接着，在10月25日，一个详尽的两年计划得到了议会的批准。三天之后，1946年10月28日，即召开临时议会和公布国有化法令的周年纪念日，总统签署了这一计划。计划于1947年1月1日起开始实行，一直执行到1948年底。
捷克斯洛伐克这第一个短期计划基本上是一个恢复经济的纲领。其总目标只是比并不特别繁荣的1937年的生产水平提高百分之十；另一方面，人口的减少意味着工业方面的人力比战前损失了将近百分之二十，还不算技术方面的退步。同那个时候所有东欧各国的计划一样，重点是放在发展重工业以及发展电力和运输方面。捷克斯洛伐克过去有名的纺织业和制鞋工业相对地说来遭到了忽视。可是，不能忘记，这些工业大部分还在私人手里；让它们衰落是符合共产党人的意图的，因为它们以往依赖西方的市场，而要完全重新占有这些市场无论如何总将是困难的。计划考虑到农业机械化，但它所作出的安排是在比1937年为小的耕作面积上进行更集约的耕种；因此农业生产只有很少的增长。
在大战期间斯洛伐克的工业有了相当大的发展，可能就是由于这个原因，才使共产党人在1946年5月间过高地估计了他们在工业方面的影响。但不管怎么说，他们对地区自治或民族自治的概念是同苏联在这一问题上的看法类似的，一方面对斯洛伐克作为一个单独的文化实体十分强调，同时又倾向于使它的经济生活受制于来自布拉格——或者可以说实际上是来自莫斯科——的许多指示。尽管在蒂索时期有了一些发展，斯洛伐克的社会仍处于东欧其他地区的水平而不是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的水平。换句话说，农业人口的过剩要求进一步工业化，而这既适合于俄国的需要，又符合于共产党的学说。1946年5月选举以后，哥特瓦尔德和他的同志们特别热中于推进斯洛伐克的工业化，以便加强他们的控制并结束那里的倾轧混乱状态。因此，到了制订两年计划的时候，就规定整个捷克斯洛伐克的投资总额为七百亿捷克克朗，其中有二百二十亿要用于发展斯洛伐克，发展它的工厂、它的矿山，特别是它的发电站。
两年计划是在捷克斯洛伐克公众一致默认下开始实施的，而且，除官方的口号外，确实还有某些真正的热情。戴蒙德在1947年初写道：“在过去一年中，任何访问过捷克斯洛伐克的人，都能证实这样的情况，即几乎对每一个行动，政府的也好，任何机构或任何个人的也好，人们都是以对‘计划’是否有利作为衡量的标准来判断它的是非得失的——看来，‘计划’几乎已自成一体。”在国家重建时期，非马克思主义者对这一类措施的必要性往往是愿意承认的；有着象捷克斯洛伐克那样的混合经济，加上土地改革迄至那时所造成的小土地所有者的增加，他们觉得在某种程度上是有保障的，可以避免马克思主义的命运。
捷克斯洛伐克对外贸易方面的演变鼓励人们产生这种希望。直到1946年头几个月为止，人们一直有着这样一种普遍的看法，认为捷克斯洛伐克的任务应该是为东欧和俄国供应机器，认为它天生要在这方面取代德国以前的地位。1946年4月，当里普卡在莫斯科同苏联签订贸易协定时，甚至在演说中提到世界(即资本主义)市场上的“竞争性变化”(意思是指萧条和需求的突然紧缩)的危险。但东方国家既不能供应捷克斯洛伐克所需要的原料，也不能供应它需要的消费品，而且，东方国家的货币用处又是有限的。的确，在1946年这一年中，因在战时保持中立而得以大大发展其对各方面贸易的瑞士，成了捷克斯洛伐克最重要的供应者和主顾，同时捷克斯洛伐克同英国、瑞典和美国的贸易额也不比它对俄国的贸易额差多少。1947 年的头三个月中，同俄国的贸易额暂时落后于同西方国家的贸易。这样，给人们的印象是，捷克斯洛伐克同西方国家的联系是在扩大而不是在缩小。
也许，如果没有1947年夏季的旱灾，没有莫斯科同华盛顿关系的恶化，非马克思主义者的希望可能不一定是虚幻的。就算是这样吧。但实际的事态发展是，当时得到政府支持的一些国有化工业往往完成或超额完成它们的计划指标，而大部分仍留在私人手中的行业，譬如说建筑业，景况却很不妙。这样，两年计划加强了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人的论据，使形势对他们格外有利。事后回顾起来，很难不把这个计划看作是捷克斯洛伐克第二共和国走向彻底社会主义化的一大步。
第三编 希腊 1944-1946
年
威廉·H·麦克尼尔 [英国]
[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大全》] 1955
1944年10月18日，以乔治·帕潘德里欧为首的希腊民族团结政府回到了雅典。但是他们的战时流亡时期结束并不是他们的困难告终。一大堆问题要求他们采取最有力的果断行动。但是帕潘德里欧政府不可能采取有力果断行动，因为他们内部严重分裂。政府的这种分裂如实地反映着整个希腊社会左右翼之间的分裂：一面是活跃的左派，已组成了一个人民阵线，叫做EAM；另一面是刚拼凑起来的右派，它的支持者中有许多人由于曾同德国人合作过而名声不好。毫无疑问，大多数居民对这两个极端都不予积极支持；但是在希腊社会的整个制度结构接近瓦解时，温和的中间道路是行不通的，也许可以说是不可能行得通的。刚从德国占领下解放出来的这几年的希腊历史，是由道德观念上的混乱、经济方面的苦难、革命的行动和反革命的暴力等因素交织而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