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在被占领状态结束之后的希腊历史中，起决定作用，的不仅仅是希腊人自己。当希腊政府返回雅典时，丘吉尔正在莫斯科访问；丘吉尔访问的结果之一是他同斯大林达成了一项把希腊划入英国“行动范围”的协议。美国政府是抱着相当勉强的态度同意这个协议的。实际上，1944年10月的这一协议仅仅是批准了一个存在着的事实。自从大战的最初几年起，英国在希腊事务中的影响一直是头等重要的，对希腊流亡政府和希腊游击队的行动都起着作用。1944年9月26日，正当希腊政府即将迁回雅典时，在卡塞塔签订了一项协定，确认英国在希腊事务中的优先地位并使之正式化。卡塞塔协定有两个主要条款：第一，两个主要游击队组织ELAS和EDES同意自己归希腊流亡政府领导；第二，希腊政府把其统率下的军队交给地中海战区盟军总司令梅特兰·威尔逊将军指挥，并接受罗纳德·斯科比(一译罗纳兹·斯科维)为希腊战区部队总指挥官。
使英国在希腊事务中发生影响的这一法律依据，由于德军撤走时只有英国部队紧跟着在希腊登陆这一军事事实而有所加强。几乎同样重要的另一个事实是，希腊民族团结政府这一脆弱的机构主要是英国人建立的，帕潘德里欧是英国官员挑选出来当首相的。希腊政府的软弱是显而易见的，它往后能否获得权威、声望和实际的力量，都要靠英国的道义和军事支持。因此，几乎所有需要希腊政府作出决定的重大事情，帕潘德里欧都老老实实地同英国大使雷金纳德·利珀(后为爵士)商量。
经济问题是解放后的希腊最迫切的问题之一。农村既备受蹂躏，城市又贫穷不堪(虽然没有遭到物质上的破坏)，这样一个国家若要避免在解放之后跟着发生饥荒，就亟需迅速运去救济物资。国内交通的破坏阻碍着正常的贸易，并给救济品的分配造成困难；港口所遭到的破坏甚至更为彻底，使卸货受到妨碍。这些问题是预见到的，为了在刚解放后的那段时期内对希腊进行救济，成立了一个名为军事联络组的英-美军事组织。
在希腊政府能够认真地把注意力转向经济事务之前，有一些行政和政治方面的紧急问题必须首先予以解决。德国人统治时期的那套行政机构，解放时几乎在希腊的每一个地方都瓦解了。只有在雅典，市政警察和公务员系统还作为有组织的工具存在着，可供政府驱使；但是希腊内阁的政令要在各省得到贯彻，有必要先任命一批新的官员。在雅典以外的地方，日常的实际行政权落在抵抗组织手里。在希腊西北部，希腊全国民主同盟的一帮人接管了政府的基本职能；在希腊的几乎所有其他地区，民族解放阵线及其军事组织全国人民解放军维持着社会秩序，估价和征收捐税，着手处分“通敌分子”，并建立了地方权力机构以处理地方上的行政事务。
希腊民族解放阵线有五个代表(后来增至六个)在帕潘德里欧内阁里任阁员，从这一意义上说它是参加了民族团结政府。但是希腊民族阵线的领导人，特别是该阵线中最活跃、最有影响的因素共产党人，并不真正信任民族团结政府里的其他成员，而且事实上，希腊的地方当局并不受这个新近回国的政府的节制，而是在许多场合对它抱敌视态度。
局外人要对民族解放阵线在解放后最初六个星期里所显示出来的精神和目标作一客观的叙述是困难的。一个显着的特点是民族解放阵线在其追随者中间激起的那股强烈热情，这种热情是利用了许多希腊人对过去曾给他们带来这么多苦难的旧制度的痛恨，再加上燃起他们对美好未来的希望而激发出来的。国王往往被看作是人们所痛恨的旧时代的化身，民族解放阵线的鼓动者特别强调要求不让希腊国王乔治第二重登王位。在左派看来，乔治国王同战前统治希腊的梅塔克萨斯独裁政权完全是一回事，而那个独裁政权又同社会保守主义和外国干预是一回事。
民族解放阵线的公开纲领中的第二点是要求惩办“通敌分子”，这在当时形势下很容易被曲解为处罚那些在战时和战前主宰着希腊政治和经济生活的团体和个人。除非对“通敌”罪能够有一个大家都同意的相当确切的法律定义，对“通敌分子的惩办就很容易被转变成为革命的恐怖统治，而这正是反对民族解放阵线的希腊人和英国人所害怕的。
在1944年10月和11月间，民族解放阵线的追随者大部分都是对这一运动的公开声明或多或少地按其表面价值信以为真的人(这一点看来是清楚的)。希腊的共产党是比较小的，在整个战争期间，它一直有意压低着革命的调子。然而，共产党人在民族解放阵线和全国人民解放军中占着领导地位，照其他东欧国家中类似的“人民阵线”后来的发展来看，很难避免这样的结论，即假使民族解放阵线在希腊当权的话，它本来是会朝着彻头彻尾的共产党独裁的方向演变的。
在解放的时候，英国人以及那些不信任民族解放阵线的希腊人就已认为民族解放阵线不过是为共产党革命打掩护的一个工具。他们不很相信解阵所提出的公开政策宣言，认为那都是些半真半假的东西，是故意用来掩饰远为激进的意图的。解阵领导人也报之以不信任。他们认为，英国人和希腊右翼分子是在试图用武力或用欺骗的手段把国王弄回来，是想破坏而且最后想毁灭民族解放阵线在战时所建立的人民运动。在这样的气氛中，真诚的合作显然是不可能的。关键的问题在于这一方或另一方是否会不诉诸武力而让步。
11月初，双方就争论起来了。争执的问题是关于政府用以在希腊维持其权威的武装部队应如何建立。大家都同意，游击队的“私家军队”应由不是效忠于一个党而是效忠整个希腊政府的部队和警察所替代；但是，当谈到应怎样、应通过什么步骤来实现这一转变的问题时，无法调和的意志冲突很快就显露出来了。
希腊内阁内部以及希腊政府同英国当局之间就未来的希腊武装部队的组成问题进行谈判的详细情况，本书写作时还没有公布。诚如希腊共产党总书记后来所说的，关于武装部队的争执是1944年12月间爆发暴力行动的诱因而不是它的根源，因此详细考虑公开破裂之前的种种策略活动是没有益处的。双方的行动都有点近于非法。民族解放阵线和全国人民解放军利用它们的军事力量进行含蓄的恫吓，至少从11月30日起他们就开始采取步骤调动那股力量对雅典市本身施加压力。这种行动完全没有把斯科比将军对全国人民解放军的统率权放在眼里，而这一统率权是由卡塞塔协定合法化了的。另一方面，帕潘德里欧和英国当局则把卡塞塔协定解释为授权斯科比下令解散全国人民解放军，甚至在同民族解放阵线的部长们就该军解散问题进行的谈判已告破裂之后仍是如此。
争吵迅速发展成为危机。12月1-2日的晚上，帕潘德里欧内阁中民族解放阵线方面的部长们集体辞职。看来很清楚，解阵领导人所预期的和希望做到的是，搞垮帕潘德里欧政府并代之以一个解阵能在其中起支配作用的新联合政府。为了保证得到这种结果，解阵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的示威，示威按时地在12月3日举行。解阵领导人还宣布将于12月4日起举行总罢工。
面临着这些事态发展，帕潘德里欧和剩下来的他的那些阁僚们惊慌失措。他们没有可供指挥的、堪以同解阵的部队较量的武装力量，他们所代表的政党也不具备那种能够有效地抗衡解阵的组织和士气。只有英国大使和英国军队可以制止民族解放阵线在希腊当权；但是在事变发生之前，英国政府是否敢于以实现这一目标所必需的那种规模进行干预，是完全不清楚的。
英国第一次采取行动的时机并没有拖延很久。12月4日，帕潘德里欧决定辞职，让位于年迈的自由党领袖塞米斯托克莱斯·索富利斯。可是，在索富利斯还没有来得及认真应付民族解放阵线在新内阁中该占有多少席位这一十分重要的问题之前，来自伦敦的两份电报改变了形势。12月5日凌晨，丘吉尔发电报给斯科比将军，告诉他对采取行动不要犹豫，应象他是在一个被征服的城市中对付一场当地人的叛乱那样，接着又补充说，雅典必须守住并牢牢予以控制——如有必要不惜流血。同一天，他还指示利珀，要他反对希腊首相人选的任何变动，利珀的权力再没有比这一次显示得更突出的了。12月5日，当他把丘吉尔的意见告诉了帕潘德里欧时，这位几乎已经辞职的帕潘德里欧很快就重新视事。同时，英国人已出来公开地、有力地支持希腊政府。12月4日，斯科比命令全国人民解放军于12月6-7日半夜前撤离雅典附近的一个地区；他威胁说，不遵守这个命令的任何部队都将作为敌军对待。
英国人的这些行动使民族解放阵线面临一个出乎意料的问题。他们在精神上或军事上都没有准备同英国部队公开作战。经过热烈的争辩，共产党人和他们的支持者说服了较为稳健的解阵领导人，使他们也相信，坚决违抗斯科比的命令是唯一的出路。决定是在12月4-5日晚上作出的，前一天解阵示威的不幸遭遇对这一决定的作出有着很大的影响。12月3日，当示威者到达雅典中心，冲过警察的警戒线走向该市的中央广场时，守卫着警察总部大楼的少数警察从近距离向他们开了一排枪。有若干人被打死，另外有许多人受伤。警察竟对手无寸铁的人群开了枪，并且是在英美新闻记者面前开枪的，这批记者从大不列颠饭店的阳台上真就象坐在最前排看戏那样地目睹了这场屠杀。目击这种疯狂的暴行，震动是极大的，这一感受使在场的大多数记者一下子成了民族解放阵线的同情者，如果说他们原来还不是的话。这一事件为民族解放阵线和全国人民解放军采取激进政策提供了很好的道义根据，并通过那些深受震动的英美记者们自由发送回国的新闻报道，使他们肯定能获得英美国内舆情的支持和同情。
全国人民解放军部队企图在12月5-6日晚上实行政变，办法是夺取雅典中心区的一些政府大厦，从而剥夺掉帕潘德里欧政府还剩下的那一点点权力。他们的计划大概是想在斯科比12月4日的最后通牒到期之前就给他造成一个既成事实。但是这个企图失败了，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几幢主要的政府大厦前有一些英国兵站岗，作为对希腊警察的象征性补充。全国人民解放军显然仍奉有不打英国兵的指示，因此仅仅几个英国哨兵的在场就足以挫败全国人民解放军的计划。
第二天，12月6日，英国人采取了攻势。全国人民解放军已拒不理睬斯科比要他们撤离雅典的命令，因此虽然最后通牒要到午夜才到期，斯科比就下令对雅典公园区的一些全国人民解放军据点进行空袭。原来的意图是以此显示军事力量，借以威吓民族解放阵线和全国人民解放军，使他们的态度更和解些。可是，结果适得其反。英国皇家空军飞机的一些偏离了目标地区的火箭毁坏了几栋民房，这一攻击的消息使民族解放阵线和全国人民解放军的一般人员加强了抵抗到底的决心。抵抗运动的稳健分子无法制止强硬派，后者的论调是，根据12月6日后新的形势发展，毕竟还是有必要同英国人打仗。
然而决定是迟迟才作出的，并且始终是勉勉强强的。12月6日之后有一个多星期，全国人民解放军把他们的军事行动限制在比较小规模的骚扰上，等待“政治”解决。他们所指望的是，英美国内舆论的压力再加上替他们说话的俄国的外交干预，将能迫使丘吉尔退出他那由于希腊危机而陷入的突出阵地。但是民族解放阵线和全国人民解放军的这番估计，是在不知道丘吉尔同斯大林之间有协议的情况下作出的，这个协议早就把希腊划入了英国的“行动范围”，而只要斯大林信守协议，单靠英国、美国和加拿大的舆论力量是不足以迫使丘吉尔退却的，虽然这种舆论力量肯定使他踌躇了一下。
事实上，英军和全国人民解放军的军事地位都不适合于真正作战，全国人民解放军的主要力量远在北方，根本没有调来参加雅典之战。英军则以小分队的形式散驻在雅典和外地各处。如果在12月的第一个星期全国人民解放军就已在精神上和军事上有了攻打英国人的准备，看来很有可能他们会赢得完全的或近乎完全的胜利。但是他们没有准备，在12月1日到15日这段时期内，他们心理上的犹豫不决和行动上的半心半意给了英国人一个机会，使他们得以把分散的部队撤入萨洛尼卡、佩特雷和雅典-比雷埃夫斯等地比较安全的防线。即使在这一调动完成之后，英国人最初还是只能进行防御战。12月11日之后才下令从意大利调英国战斗部队去希腊增援斯科比指挥的军队，到了12月17日，英军才有力量在比雷埃夫斯地区发动认真的进攻。
于是就发生这样的情况，大约直到这个月的月中，双方都在观望，指望另一方让步，使某种政治妥协得以实现；而到了12月15-16日晚上，当全国人民解放军决定发动一次大规模进攻以孤注一掷时，为时已经过晚，不再能赢得彻底的军事胜利了。然而，甚至在来自意大利的增援部队到达之后，英国人还是不大愿意使用他们所掌握的全部火力；在月底之前，他们只采取小规模的、有限度的行动，目的只在于保持英军早先撤入的雅典-比雷埃夫斯的三个地区之间重要交通线的畅通。
当军事主动权随着全国人民解放军12月15-16日攻势的失败而转入英国人手中时，丘吉尔首先采取的途径是进行谈判。圣诞节那天，他和艾登从伦敦飞到了雅典。在同利珀和斯科比商量并同扎马斯基诺斯大主教会见之后，丘吉尔召开了一个希腊政界领袖会议，其中也包括民族解放阵线的一些领袖，会议由大主教主持。这次从12月26日到27日举行的会议不欢而散，没有谈成任何可以结束雅典战事的妥协办法；可是，虽然会议在这一点上是失败的，丘吉尔的希腊之行并非毫无收获。会议一致建议委托丘吉尔要求希腊国王任命扎马斯基诺斯大主教为摄政，授权他组织一个(不包括共产党人的)新政府，并在举行公民投票以决定君主政体的前途之前，代行国王的权力。同样重要的一点是丘吉尔在亲自接触之下，很赏识这位大主教，深信这次任命是明智而审慎的。
因此，丘吉尔从雅典回去后，接见了希腊国王，并以必要时将撇开他采取行动相威胁，说服他任命扎马斯基诺斯大主教为摄政。大主教于1945年1月1日就任新职；他采取的第一批行动之一是接受帕潘德里欧及其政府的辞职。两天后，1月3日，以尼古拉斯·普拉斯蒂拉斯将军为首的新内阁就职。
希腊政局的这种变化大大削弱了民族解放阵线的地位。摄政制的建立清楚地表明，国王终究不会在英国刺刀保护下回来了；至于惩处“通敌分子”的事，普拉斯蒂拉斯作出保证：“我的政府将采取严厉措施”。普拉斯蒂拉斯本人就是一个很可以迎合解阵一般人员中那些共和主义者和改良主义者的愿望的人物。他是一个坚定的共和派，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困难局面中出了名的，当时他所领导的政府曾迫使乔治国王第一次流亡国外。这样，普拉斯蒂拉斯出任首相，似乎就是对解阵宣传中的一个主要论点的活生生的驳斥。然而，他可不是共产党的朋友；1944年12月16日，当他刚刚重新踏上希腊国土时，他就毫不掩饰自己的观点，认为首先必须用军事手段使共产党人就范，才能在希腊恢复正常的政治生活。
政治上的这些变动，是有军事方面的迅速变化与之配合的。1944年12月27日，英国军队发动了一次大攻势，很快就把全国人民解放军逐出了城市的南半部。在暂时停留进行整顿之后，英国人继续推进，到了1945年1月4-5日晚上，全国人民解放军最高统帅部断定有必要撤退。解放军表明了它能够在此后的二十四小时内，指挥一次迅速而熟练的撤退行动，把雅典-比雷埃夫斯地区丢给了英国人。
在整个战争进行期间，斯科比同民族解放阵线、全国人民解放军的代表间的非正式谈判不时在举行，当军事形势在1月的第一个星期中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时，认真的停战谈判就开始了。结果达成了停战协议，从1月14-15日的午夜起生效。根据停战条件，全国人民解放军要撤出希腊中部的一大片地方、萨洛尼卡周围的一个地区和某些外围岛屿。此外，双方还同意交换战俘，全国人民解放军保证交回所有英国籍和希腊籍的战俘以交换同等数目的解放军战俘。
公开宣布的停战目的是要使民族解放阵线与全国人民解放军同希腊政府之间的和平谈判得以进行。因此，安排了一次和谈会议，这次会议产生了瓦尔基扎协定，这是在1945年2月12日签署的。总的来说，这个协定是政府以及大力支持政府的英国人的胜利。全国人民解放军同意缴械解散，而那些在中东地区组成的希腊陆军部队，当初在11月间的谈判中曾由解阵与解放军方面要求予以解散，现在却得以保留下来成为新的国家军队的骨干。作为交换条件，政府方面同意保证民权，取消戒严，对12月3日以后所犯的“政治”罪实行大赦，清洗文职公务人员和警察部队中的“通敌分子”。最后一条是关于选举问题的：
应在尽可能早的日期。无论如何必须在本年度内，在完全自由的情况下(并要尽一切努力做到名副其实的自由)，举行一次公民投票，以最后决定宪法政体问题(即君主政体的前途问题)，一切均须交由人民决定。在那之后，应尽快地继之以选举，选出制宪会议以起草国家新宪法。双方代表同意，应要求各大盟国派遣观察员以核实民意的真正表达。
全国人民解放军和英国人之间的雅典之战对希腊具有深远的意义。举一点来说：占领时期出现的那样一个民族解放阵线垮掉了。由于该阵线中共产党一方所采取的暴力行动，一般地说，使温和派和好心的人都与之疏远了。引起除极端分子以外所有人反感的，与其说是同英国人打仗的这一决定——虽然这一决定疏远了一些人——倒不如说是全国人民解放军本身在雅典和希腊其他各地的所作所为。全国人民解放军处决了几百个被认为是“通敌分子”的人——他们中许多是地位低下的，显然都是些无害的人；而且在处决之前只经过最草率的审讯，有时候还伴之以毒刑和各种残酷的暴行，使战后看到掘出的尸体的所有的人都大为震惊。在全国人民解放军占领下的雅典和比雷埃夫斯的一些地区，出现的不是自由的统治，而是某种类似革命的恐怖的东西。在各省中也发生类似的暴力和压迫，虽然没有那么普遍；因此，各地居民一摆脱全国人民解放军所能施加的压力，就表现出反感。
结果是，当全国人民解放军按照瓦尔基扎协定如期交出了大部分武器并解散之后，一个反革命浪潮就席卷整个希腊。自封的“民族主义”组织象雨后春笋般地在全国兴起，它们的许多追随者争相仿效全国人民解放军的所作所为，向以前压迫他们的人报仇。希腊政府指挥下的军事部队的性质更加剧了这一反动浪潮。在雅典战斗中，国民近卫军是从英军防区内的居民中招募来的；随着英国部队取得对城市其他地区的控制，就一个区一个区地续募新兵。虽然法律有关于征兵制的规定，事实上国民近卫军大多是志愿军；激励着他们的是一股激烈的反共精神。当雅典的这些近卫军开进各省，从全国人民解放军手里把控制权接管过来时，他们对瓦尔基扎协定里所写明的公民自由和大赦诺言等那一套根本不予尊重。结果是，在全国许多地方，“右派”恐怖代替了以前的“左派”恐怖。
对事态的这种发展，英国人和希腊首相普拉斯蒂拉斯都是不高兴的；但是他们所能做到的，都不过是对暴力报复精神的某些非常激烈的表现稍加限制而已，当时仅有的几个有组织的反对共产党、反对民族解放阵线的团体就是在这种暴力报复精神的激励下活动的。事实证明，不可能在共产主义革命者和反共的“民族主义者”之间找到一条中间道路。建立温和政府的心理基础和物质基础都不具备。虽然如此，还是取得了一些进展。中央政府在建立一支新的军事力量来支持它的权威的过程中得到了英国军事代表团的大力帮助。这个代表团既负责训练，又提供物资装备，在紧接着的六个月内，成功地用一支纪律较为严明、较能遵守法律的新希腊陆军部队来代替那些雅典的国民近卫军。另一个几乎是同样困难的任务是为各省物色民政官吏，而在这方面希腊政府就只能完全靠自己的力量了。纸张和铅笔这样的必需品都缺乏，使工作大受影响，只是过了一个时候才慢慢地得到改善；到1946年，正规的行政管理工作才在全国范围内初具规模。
同时，在雅典产生了新的困难。在任命军官的问题上，普拉斯蒂拉斯同英国军事代表团发生了争吵。英国人主张按专业资格来任命，这个原则在实际运用上对保皇派军官有利，因为共和派分子在1933年和1935年以后几乎已全部被清除出希腊军队。普拉斯蒂拉斯的主张则相反，他要委派他个人的朋友和政治同情者，这种政策是英国军事代表团能够有效地加以反对的。
普拉斯蒂拉斯遇到困难的第二个原因是他的政府缺乏任何有组织的群众支持。中间道路的各党都是软弱的，而普拉斯蒂拉斯个人主张的共和主义在广大居民中很难取得什么进展。它遭到来自两方面的攻击：民族解放阵线攻击它出卖真正的人民事业，保皇派则攻击它为第二次共产党政变开辟道路。
由于他同英国军事代表团、同希腊政界右派人物相处都有困难，普拉斯蒂拉斯决定于1945年4月7日辞职。继而执政的是以佩特罗斯·沃尔加里斯海军上将为首的“业务”政府。在理论上说，新政府是无党派的，的确它的各部部长都是同政治组织没有什么关系的。但是沃尔加里斯同普拉斯蒂拉斯一样没有能力阻止局势向右倾。有两个主要的宣传题目支持着民族主义者。他们对保加利亚和阿尔巴尼亚提出野心勃勃的领土要求，用大量恶毒的宣传指责保加利亚人，特别是责骂他们在战时一度被保加利亚兼并的希腊北部那部分地区中的所作所为。“大希腊”的这一理想在许多希腊人心中激起强有力的感情；这种感情是如此强有力，以致民族解放阵线也不能不提出一些领土要求来同右派提出的要求相匹敌——虽然民族解放阵线所瞩目的是塞浦路斯和土属色雷斯，而不是巴尔干北部那些新“人民民主”国家的领土。
右派还强调需要有一个国王来制止共产主义。他们把国王和共产主义作为非此即彼的两种前途提出来请希腊人民选择，并极力把国王乔治二世的回来说成是美好的旧时代的回来，旧时代虽然有困难，但肯定没有象国家在战时和战后所遭遇的境况那样坏。
在1946年5月之前，民族解放阵线和希腊共产党处于守势，甚至在追捕一队不肯按瓦尔基扎协定交出武器的全国人民解放军顽固分子方面可能还曾同政府合作过。很可能，解阵和共产党的领导人起初想靠早日举行选举来恢复他们所失去的地位，至少能恢复一部分。沃尔加里斯担任首相之后，他们才得出结论，认为选举只会给他们带来更大的失败，如果是在那股反动势头过去之前举行的话。因此，1945年4月之后，左派不再催促遵照瓦尔基扎协定举行选举了，相反地他们提出各种反对意见，试图推迟选举。1945年5月希腊共产党领导改组之后，在奉行这一合法斗争的政策之外，还有限度地辅之以一些“自卫”措施，也就是说，以战时全国人民解放军为样板，再一次组织武装队伍。
沃尔加里斯政府有两项主要任务：准备选举和稳定经济。1945年4月起，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从军事联络组那里接过了对希腊供应救济品的责任，同时交货的规模有所扩大，因为在刚解放的最初六个月中曾经使卸货和分配工作那样难以进行的某些物质条件方面的困难，现已克服。但通货膨胀象脱缰之马，政府无法做到收支平衡。1945年4月，沃尔加里斯政府试图应付财政问题。它以法令公布了一个大胆的计划，内容是限价、配给和某种虽然粗糙但尚起作用的直接税制，可是为实行这种管制所需的行政机构一时无法凑成。来自右翼方面商人和资本家的不断抵制，以及来自左翼方面民族解放阵线和共产党人的反对，使这种努力到6月间就宣告失败。
这次失败为通货膨胀的卷土重来打开了大门，使沃尔加里斯政府的威信受到严重损失。7月间当英国选举结果工党获得多数而重行执政时，沃尔加里斯政府又受到了一个打击。希腊人普遍认为英国新政府将急剧改变对希腊的政策；预计到英国政策的这种转变，再加上没有能解决的经济困难，促使沃尔加里斯于1945年8月初提出辞职。接着作出了一番努力，想由(共和主义者的)自由党和(君主主义者的)人民党这两个主要的“传统”政党组成联合政府，毫无结果；但是经过一个星期动荡不定的局面之后，沃尔加里斯接受劝说，稍稍改组了一下内阁，重新执政。
这位海军上将领导“业务”内阁重新执政的目的是要准备选举。根据瓦尔基扎协定，他向英国、美国、法国和苏联发出邀请，请它们派观察员出席即将举行的选举，看看选举进行得是否公平。苏联拒绝派人出席，可能是怕给东欧其他国家树立一个对选举进行监督的先例，其他三个国家接受了邀请。下一个问题是举行选举的日期。沃尔加里斯发现自己处于两种相反的强大压力之下。保皇派要求早日举行选举，认为早日选举可使他们获胜；共产党人和共和派人士则持有相同的看法，他们争辩说，只有在全国恢复了和平和安静之后才能举行公正的选举。
在这种形势下，英国所提的意见(这一次得到美国的支持)起了决定的作用。英国人经过1944年12月的事件之后，在希腊采取了一种只要局势许可尽可能不加干涉的政策。在这个时候，利珀不肯再象从前给帕潘德里欧出主意那样提供意见了，而是或多或少消极地观望普拉斯蒂拉斯政府和沃尔加里斯政府自己去对付面临的问题。但是，在选举的问题上，英国人却有明确的观点。他们认为在一个坚强的民选政府上台执政之前，治安情况不大可能有显着的改进；而且只要希腊的政府不是由人民授权而当政，英国由于12月事件所处的地位——即在全世界多数人心目中，英国对希腊政府的一举一动负有某种道义责任——将始终是不舒适的。因此，当人们向英国人提出这个问题时，他们建议早日举行选举，同时提出劝告，希望推迟关于君主政体问题的公民投票，等到人们的情绪平静之后再举行。
沃尔加里斯遵从各大国的意见，于10月初宣布选举将于1946年1月20日举行。这促成了一次新的危机，因为民族解放阵线和自由党都宣布他们将抵制这样的选举。当事情变得很清楚，只有保皇派将参加投票时，沃尔加里斯承认无能为力而辞职了。接着发生了一个月的政治危机，英国政府尽管不太愿意，还是认为不得不再次进行干预。国务大臣赫克托·麦克尼尔于11月13日到达雅典，经过了一些激烈的、戏剧性的场面之后，把自由党领袖索富利斯扶上台当首相，领导一个几乎清一色地由自由党人组成的内阁。
当索富利斯于11月就职时，全国的财政情况正愈来愈坏；但是他被扶上台，主要并不是为了对付这一问题。索富利斯发现自己处于根本违反自己本意的地位。他明知他的党在选举中获胜的机会极少，因而力图用各种办法尽可能地把选举推迟。但是英美的压力很大，他不得不同意于1946年3月31日举行选举，虽然他提出异议，认为治安情况还不足以保证选举获得公平的结果。对事态发展的这一新形势，民族解放阵线的反应是宣布一切好样的民主主义者都将拒不投票；另一方面，保皇派劲头十足地、热烈地投入竞选运动，索富利斯的党则尽其全力同他们竞争。
选举在一千多人的盟国代表团的注视下于1946年3月31日按时举行。代表团后来证实，选举的进程是“有秩序的，令人满意的”，虽然在投票名单上有一些弊端，左派和右派两方面也都在一定程度上采取了一些威吓投票者的做法。选举的结果是希腊各派政界人物早就一致料到的。保皇派获得全胜，在议会的三百五十四个席位中得了二百三十一席；彻底共和派只取得五十一席；在君主制问题上没有明确表态的党派取得了剩下的席位。民族解放阵线根据实际投票人数只占选民名单总人数的百分之四十九这一事实，宣称整个选举是一个骗局，并声称大多数希腊人民是站在他们一边的。这种说法显然是不正确的，因为名单中许多人当时已死亡，另外还有许多人已迁离原籍，因而是不能投票的。解阵支持者的实际人数只能加以猜测。他们可能总共占全体选民的百分之二十，但是由于他们根据解阵的指示拒不投票，所以这部分希腊民意在新的议会中得不到反映。
选举后，保皇派主要政党的领袖康斯坦丁·察尔扎里斯担任了首相。新政府第一件关心的事是加速进行公民投票以决定君主政体的前途。公民投票于1946年9月1日举行，结果赞成国王回来的占百分之六十九，反对的百分之三十一。国王乔治乃于1946年9月27日到达雅典，及时地恢复了王位。
千真万确，从1944年到1946年间左右着希腊政治的那场关于希腊君主制前途的漫长而激烈的辩论，是一件分散人们注意力、荒谬透顶的事。国王个人和国王的权力，都不足以对政府处理国家问题的成败起到任何重要的影响；然而这个争端却掩盖了一切需要作出决定的更重大、更紧迫的政策问题达两年之久。
这在1946年3月选举之后变得特别明显；因为，察尔扎里斯政府上台不久，下面这个事实就很清楚，即那些保皇的党派甚至连试图解决国家当前问题的计划都没有。他们鼓吹拥护国王，掩盖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国王的回来不会自然而然地解决任何事情。一般说来，保皇派的那些政客们并不熟悉经济问题。他们的唯一政策是自由放任政策；对他们中许多人来说，拥有政治权力只是意味着给他们的亲友和政治拥护者以官方特权和外快的机会。结果是经济上继续放任自流，通货膨胀扶摇直上。在希腊政府看来，向英美借款似乎是逃出恶性循环的唯一希望；但是英美两国政府都不愿给予贷款，除非能对贷款应如何使用附有严格条件。结果，谈判进展缓慢，1946年内只借给了希腊一些小额的应急性贷款。
部分地由于政府的政策(或政府的缺乏政策)，部分地由于希腊面临的经济问题的巨大困难，1946 年底国民经济又处于岌岌可危的局面，同刚解放时完全一样。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军事联络组、私人救济机构等所提供的巨额救济和重建物资以及英美提供的政府贷款，至多只能解救燃眉之急和推迟经济灾难的到来。希腊政府缺乏一项认真的经济政策，同时却起劲地奉行一种极为愚蠢的外交政策。察尔扎里斯及其追随者大肆宣扬希腊对保加利亚和阿尔巴尼亚的领土要求，宣扬得那么厉害，以致人们很容易怀疑他们有意无意地企图转移人们的不满并把公众的注意力从国内转移到国外。察尔扎里斯亲自出席了巴黎和会(1946年7-10月)，满怀希望地想模仿他那杰出的前辈埃莱夫塞里奥斯·韦尼泽洛斯在外交上的成就，为希腊赢得北方的新土地。但是各大国对希腊所提的领土要求意见有分歧，察尔扎里斯不得不在挫败中后退，只争得了多德卡尼斯群岛和希腊向意大利及保加利亚所提赔款要求的一小部分。
从1944年12月起，希腊国内的事态演变使希腊处于同北方三个“人民民主”国家对峙的危险地位。小的边境冲突时有发生，希腊北部边界上一切正常交通都被封锁。这种形势于1946年8月间引起了世界注意，当时乌克兰驻联合国代表对希腊提出控告，说希腊边防人员的行动反映着希腊政府的侵略政策，这一政策构成了对国际和平的威胁。经过从1946年8月28日起到9月20日止长时间的讨论之后，乌克兰所提的这一控告被撤销，没有采取任何行动。
乌克兰的控告以及安全理事会对此事的处理，事实上都是俄国同西方国家之间所爆发的宣传战中的一些插曲；提出控告的时间可能也是有意选择的，着眼于正好在那个时候把希腊政府搞臭，那时，希腊共产党所组织和领导的游击队在希腊的重新活动，刚刚开始显示出新的关键性的重要意义。1946年5月新的共产党队伍在希腊北部出现，起初是小规模的；但到了夏末，游击运动的力量大增，很快地发展成为希腊政府生死攸关的大问题。
1946年游击战在希腊重新爆发的原因，在本书写作时仍只能加以推测。希腊的政治和经济形势大大有助于游击队的胜利，这是毫无疑问的。希腊政府派出的官员采取高压手段，任何人只要被发现曾经积极参与民族解放阵线或全国人民解放军的活动，就必定会受到政府的歧视，并且随时有遭到各种非正规的“民族主义”队伍暴力袭击的危险。这无疑有利于游击队招募新兵，要是人们处于比较愉快的环境，那么招募工作就不会这样容易。此外，成千上万希腊家庭在经济上濒于绝境，也促使年轻人乐于手拿着枪到山里去寻找出路。但是可以很有理由地假定，触发这些不满情绪的决定性因素是共产国际在政策上有意作出的一项决定。1945 年，当希腊共产党报纸谈到有积极“自卫”的需要时，曾出现过为数不多的共产党队伍，可是到秋季又消失了。但在1946年，情况却截然不同，5月间组成了游击队，而且力量愈来愈壮大；同时在很多情况下，构成这些队伍核心的是从南斯拉夫或其他地方回来的人——也就是1945年春天全国人民解放军解散时撤过边境去的那些人。在武器弹药方面也有一定数量的援助来自希腊北部边界以外；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和保加利亚的边防人员则经常给这些新的共产党队伍提供庇护所。从这些事实看来，几乎可以肯定，1946年夏季游击队恢复活动是很高级的共产党作出的一项决定的结果，这一决定是能够支配希腊所有这三个邻国的行动的。
随着新爆发的这场游击战的规模之大和组织效能之高日益明显，这个新问题很快就掩盖了希腊政府所面临的一切其他问题。战争加重了经济困难，反过来这又使游击战的火焰烧得更旺。军事上的反措施并不十分成功。希腊军队的士气不适合于打内战，许多老百姓和好些士兵决定不冒风险，在争夺希腊控制权的这场新搏斗的结局未明朗化以前采取消极态度。
这就是1946年12月3日希腊政府在联合国提出控诉时的国内形势，控诉所依据的理由是阿尔巴尼亚、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对希腊游击队的支持构成了对国际和平的威胁。12月10日，安全理事会就这个问题开始辩论， 12月19日，安理会决议派一个代表团去现场，对希腊的控诉和希腊北方各邻国所提的反控诉进行调查。
安全理事会的这一决议，保证了希腊内部安全方面的危急状态将留在国际公共事务的议事日程上；可是，它并不有助于解决希腊问题本身。希腊政府方面的士气本已严重下降，更由于英国不能给希腊以进一步的经济和军事援助而愈益恶化。直到1947年3月，杜鲁门总统宣布决定对正在同游击队进行搏斗的希腊政府给予援助之后，战后希腊动乱的历史才又揭开了新的一章。
第四编 意大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