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英国的努力（1939—1941年）.11
又非销假返防的德国士兵过境，这两个要求最初都遭到了拒绝。①但在12 月5 日，在现有的协定上又附加了一份备忘录，规定增加准许假道过境的士兵人数，并把他们称作“主要是休假的”士兵。就这样，到那年年底，经由挪威送返德国的总人数即达十三万三千一百三十五人，送往挪威的达十二万九千一百零五人；但有一点看来很明白，即由挪威送返德国的士兵，其中较大一部分是度圣诞节休假。②1941 年上半年期间，每月往返的人数各增加到三万至三万五千人；而在这六个月里，南下的人数逐渐下降了。因此，根瑟于3 月1 日抗议说：过境运输的发展情况明确显示出德国是在向挪威调兵遣将，而这是与协定不符合的。德国人接着提出了种种借口，因而瑞典又于3 月10 日再次提出抗议。德国公使维德亲王被告知说，瑞典不能接受这种局面：要么立即进行纠正，以恢复正常的均衡状态，要么废除协定。德国政府在答复时采用了威胁口吻，通知瑞典：过境运输必须暂时原封不动地继续下去，倘若瑞典反对这样做，“则将造成十分危险的局势。”③不过，3 月23 日，过境运输已大致减少到正常范围。可是，更坏的事情却接踵而至。在苏德战争（芬兰卷入了这场战争）爆发时，瑞典政府于1941 年6 月25 日宣布了一项影响l87 更大、但却是“仅此一次”的让步——入境特许，准许整个一师① 的德国士兵假道瑞典由挪威开往芬兰。这支德国部队要不停留地通过瑞典，而且，在瑞典境内时每列火车都得听从瑞典的指挥。作为这次让步的理由，瑞典指出了它和芬兰的特殊关系，以及德国政府和芬兰政府都提出了这一要求的事实。在我们对这种特殊让步进行评价时，必须记住当时德国政府是决心要使这场战争被看作代表整个欧洲对苏联进行的一次圣战的，因此便依据这一原则给瑞典政府施加了特殊压力。同时，也必须考虑到德国军队在那一时期节节获胜，及瑞典自身所处完全孤立的境地。盟国可以对它的非中立行为提出抗议；但倘若一旦瑞典被卷入战争，他们却无法有效地助其一臂之力。尽管如此，瑞典政府决非心甘情愿地屈服于德国人的要求，据了解，在商讨如何对付这项要求的内阁秘密会议②上，就有过明显的意见分歧。当时不断谣传，说什么国王本人也切望这一让步能获批准，他甚至威胁要退位，如果内阁拒绝同意德国人的要求的话。（当时的财政大臣厄恩斯特·韦福斯在回忆录③中曾提到了德国驻瑞典公使给希特勒的一份报告，在这报告中维德亲王写道：国王告诉他，为了说服内阁同意恩格尔布雷希特师过境，他曾被迫“谈到了退位的问题”。在韦福斯的书出版以后，战争时期的瑞典外交大臣根瑟接见了该书作者，他在会见时宣称：在内阁会议上国王并未实际用过“退位”这一字眼，而他实际使用的言词也不大可能被解释为含有这种意思。至于被引述的国王对维德亲王的讲话，当时根瑟不在场，他认为，国王可能使用过这样的言辞是为了促使德国① 《过境运输问题，1940 年6 月至12 月》，第156—157 号。② 同上书，第198 页。③ 《瑞典同丹麦、挪威的关系》，第71 页。① 该师通常被称为恩格尔布莱希特师。② 1947 年1 月7 日的《哥德堡商务报》援引了社会事务大臣古斯塔夫·默勒叙述有关这次内阁秘密会议详情的一篇文章，1947 年1 月29 日的《每日新闻报》（Dagens Nyheter）也就此文展开了讨论。③见厄恩斯特·韦福斯：《回忆录，1914— （1949）年》〔Ernst Wig-forss ：Minnen，1914（—1949）〕，三卷本，斯德哥尔摩，时代，1950—1954 年版，第3 卷，第169 页。
公使意识到瑞典反对德军过境的严重性。①l955 年11 月12 日，瑞典外交部未加评论地全文公布了维德亲王发送给里宾特洛甫的那份报告。）② 不论议会还是全国上下对于宣布内阁这项决定的反应情况清楚地说明，再要进一步作出类似的让步而不引188 起严重的反响是不可能的了。不知是由于这些反应的缘故呢，还是因为政府内部反对对德让步的情绪日益增强，瑞典政府曾明白表示：这是仅此一次的让步；而当德国报纸竭力对瑞典的行动作出不同解释的时候，瑞典外交部立即用官方公报的形式坚决加以否认。德军过境自6 月27 日开始，持续了约两星期之久，约一万五千二百名德国士兵就这样由挪威调到芬兰。那些把这个师称作“增援部队”，并声称已有更多德国士兵被输送过境的谣传后来都被否认了。③随后又提出的关于德军假道瑞典开往芬兰的要求都遭到了坚决的拒绝。1941 年夏天，瑞典对过境运输问题又作了一次让步（但这一让步至少在理论上讲并不只限于对一个交战国而言），规定了如下安排：允许“信使机”飞越瑞典国境，并在瑞典领土上着陆。不过这些飞机必须在固定的航线上航行，并在确定的机场上降落；而且作为这次让步的一项条件，这些飞机应卸除武器，机组人员应为民间乘务员，也不得携带武器并应持有民用通行证。但是德国人并不总是严格遵守这些规定，他们比盟国在更大的范围内利用了这种许可，①而整个这种安排都是由于德国人施加压力的结果；然而盟国（特别是英国，但也有美国）的飞机也在英国和瑞典之间的高空中经常往返。还有一点不应该忘记的是，按照瑞典和英国之间关于由打破封锁的英国快速汽船组成的所谓“吕塞基尔”运输规定，许多货物包括瑞典的滚珠轴承和其他贵重战争物资在年都曾运往盟国。此外，还有一千八百四十九名适役年龄的挪威人在通知了瑞典政府并得到其同意的情况下被从瑞典送往英国，而且他们也知道，降落在瑞典的盟国飞机的人员通常是被遣送回国的。随着盟国的形势有所好转，瑞典政府乃认真地考虑结束过境运输的问题，到1943 年，这就仅仅是个决定它应于何时停止的问题了。尽管德国局势每况愈下使得作出这种决定对于瑞典来说已没有多大危险性，但政府还是在1943 年7 月征召了额外的士兵。以对付德国人可能进行的报复。7 月24 日，德国预先得到通知：过境运输必须“在几个星期内”停止；8 月5 日，正式宣告停止。瑞典18 给德国的照会正文虽未予公布，但挪威驻斯德哥尔摩公使布尔则已获悉此事。不过，在过境运输停止以后，普通货物及旅客还是准许继续通行。8 月6 日，瑞典报纸公布了挪威政府发表的一项公告，声称：由于停止了德国休假士兵的假道通行，瑞典已排除了“在我们两国之间友好关系道路上的最大障碍”。①同时，瑞典也逐渐削减了对德国的出口，并对盟国作出了一些有利于它们的让步。② ①《周报》（Vecko-Journalen）， 1954 年9 月12—18 日。② 《泰晤士报》，1955 年11 月14 日。③伯蒂尔·屈耶尔堡与约阿奇姆·伊伦：《邻人之间》（Bertil Kugel-berg and Joakim Ihlen：Grannaremellan）， 斯德哥尔摩，瓦尔斯特与威斯待兰德，1945 年版，第43 页，第44 页。①德国人往往恣意滥用这一让步；譬如在1943 年2 月的“莱克瓦滕”事件中便是如此。（ 《邻人之间》，第55 页）。① 《挪威同瑞典的关系》，第1 卷，文件第100 号，第101 号，第103 号以下。② 拉吕什：《瑞典的中立》，第165—175 页。又见上文，原著第73 页。
第六节瑞典在第二次苏芬战争中的政策尽管瑞典对于恩格尔布雷希特师的让步间接地有利于作为德国盟邦的芬兰，但总的说来，瑞典政府对芬兰在其第二次对苏作战中的态度已有了显著的改变。1941 年7 月2 日，瑞典“促进国防委员会”决定：不再象在第一次苏芬战争时那样成立一个援助芬兰的志愿军组织，但对于自愿加入芬兰军队的个人则不加以任何限制。这一次（根据推理），芬兰由于成为德国的一个盟友，在参与这场全面战争，因而不能指望瑞典采取象它以前在对苏孤军作战时所曾采取过的同样态度。1941 年夏季发生了两起严重破坏案件（这两起案件的起因虽然从未得到圆满的解释，但都被怀疑是共产党人所策动的），它们似乎证明了就连瑞典这种已经有所改变的态度也引起了社会某些方面的极度不满。7 月，当一列有五节车厢载有瑞典炸药的瑞典货运火车在克吕尔博爆炸时，①光是国家铁路的损失就达约五百万克朗。9 月17 日，瑞典海军又遭到了一场灾难：停泊在斯德哥尔摩附近一个港口的三艘驱逐舰忽然被炸毁，船只沉没，伤亡严重。但在人道主义方面，无论瑞典政府和人民都仍继续向芬兰人民提供最慷慨的援助。在第二次苏芬战争时期所采取的最重要的措施之一便是为四万五千名芬兰儿童筹办了收容所，以拯救这些孩子免受战争的苦难，并保证他们能在正常和健康的环境中成长。1944 年9 月，苏芬停战协定签订了，于是芬兰便从苏德战争中退出。继之，瑞典和芬兰缔结了一个贸易协议，按照这一协议，瑞典向芬兰除了提供钢铁、纺织品、化学90 制品、若干工业产品、煤和焦炭之外，还提供了主要食品。瑞典政府还给了芬兰一项一亿五千万克朗的建设贷款，以便芬兰能够用以偿付这些货价。第七节瑞典在德国占领挪威、丹麦时期的政策（一）瑞典对挪威的援助在挪威被德国人占领期间，瑞典在减轻挪威人民的疾苦方面所能做的事情实在少得可怜。瑞典的政策不得不在以下两个方面之间维持平衡：一方面，通过强烈的抗议，努力防止或减轻纳粹党的某些过分惨无人道的暴行；另一方面，极其小心谨慎，避免做出任何事情，它们可能会促使德国人阻止在挪威的挪威公民和在德国集中营的挪威犯人得到瑞典所提供的人道主义援助。伦敦对瑞典的这种左右为难的处境是完全理解的，这一点在1942 年10 月英国首相同后来出任瑞典驻英国大使的埃里克·博赫曼所举行的会谈中顺带地得到了证实（当时博赫曼被派驻英国任职是为了设法获取一些瑞典国防所迫切需要的石油供货）。博赫曼说，在第一次会谈中丘吉尔曾对他说：“你们需要石油来进行自卫，我也觉得你们应该得到石油。我劝你们要进行武装，武装，再武装。我们不希望再有一个德国人的牺牲品；我们所要求的一切便是：你们在一旦遭到袭击时能够捍卫自己，不再作出任何不必要的让步，而且能够尽快撤销那些已经作出的让步。”在伦敦的挪威政府也很理解瑞典的难处，因而不向瑞典要求提供任何可被德国人认为是“非中立”的援助。② ①又见马尔科姆·芒思：《甜蜜的战争》（MalcolmMunthe：Sweet isWar），伦敦，达克沃思，1954 年版，第151 页。② 《挪威同瑞典的关系》：第3 卷，第22 编。
然而，瑞典政府有时还是甘愿冒德国人实行报复的危险，譬如在1943 年11 月，奥斯陆大学纳粹化的斗争达到最高潮时，大学的一部分大楼被学生纵火焚烧，纳粹分子宣称要把教师和学生部放逐到德国去。瑞典就马上向德国驻斯德哥尔摩公使和柏林外交部提出抗议，瑞典外交大臣并就这一问题发表了一项正式公报。德国人干脆地答复瑞典，叫它不要干涉德国和挪威间的事务，③但是瑞典根据下述理由再次提出抗议：瑞典政府不能接受瑞典无权提出有关挪威问题的观点。在伦敦的挪威政府对瑞典的这种干涉表示感谢，但示意瑞典应该用停止对德国出口钢铁的威胁作为抗议的后盾，但瑞典人拒绝了这样做，因为他们唯恐采取这一步骤会导致德国人中断对瑞典至为重要的煤的出口，甚至把它拖入战争。④然而，挪威学生的命运吉凶仍是瑞典人最为关切的事情之一，他们一直在为营救那些学生而努力，直至1944 年11 月2 日，德国才同意把他们遣送回国，以此作为交换那些在芬兰重伤的德国士兵回国的条件。⑤ 1942 年秋，挪威驻斯德哥尔摩公使馆提出了在瑞典训练挪威警察部队的问题；但是，在1943 年4 月之前，一直未能为此采取具体的步骤，因为瑞典政府直到1943 年4 月才声明他们不反对这项计划，甚至还愿协助实施该项计划。挪威政府乃于5 月12 日正式批准了这项计划，当月月底，瑞典社会事务大臣古斯塔夫·默勒口头上表示同意。由此建立起来的职业警察部队将从在瑞典的挪威难民中招募，名额限于一千五百人，包括官员和管理人员。这一安排被看作完全是一项民间事务，丝毫也不抵触到瑞典法律和国际法。然而有趣的是：训练的课程却包括传授和练习使用瓦斯、烟幕弹和炸药以备应付现行的破坏活动及防止破坏活动。1943 年11 月2 日，瑞典政府同意将另一支人数限于八千人的部队训练成一支警察预备队。这支预备队将具有更多的军队性质，而且将受陆军军官的指挥。①1944 年秋，这支预备队的实力已增长到一万二千人，瑞典政府也同意预备队应在实战条件下进行演习。德国公使馆就这种“军事训练”提出的非正式抗议遭到了拒绝。②1944 年10 月，当苏联军队越过挪威—芬兰边境时，挪威政府力主挪威警察部队应尽快进入挪威北部解放区。瑞典同意了这一要求，并表示愿意为这些警察部队配备必要的武器和给养。挪威白皮书就这一点指出：“瑞典政府官员，不论军官或文官，都为挪威的事业作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③但另一方面，瑞典又在4 月19214 日拒绝了挪威提出的下述要求：为了防止挪威北部全部遭到德军的破坏，瑞典政府应向柏林提出抗议，并辅之以可能进行军事干涉的威胁，这些要求在1945 年4 月17 日再次遭到拒绝，因为瑞典政府考虑到，以相对不流血的方式解决德军对挪威的占领的前景已相当好，而加以军事干涉相威③ 同上，文件第518 号；《瑞典同丹麦、挪威的关系》，第213—214 页。④ 《挪威同瑞典的关系》，第3 卷：文件第523 号及第525—526 号。⑤ 同上，文件第553 号。① 《挪威同瑞典的关系》，第268—271 页及文件第483 号。② 同上，第274—275 页；《瑞典同丹麦、挪威的关系》，第270 页。③《挪威同瑞典的关系》，第3 卷，第270 页；又见《挪威政府的活动》（Den NorskeRegjeringsvirksomhet）， 奥斯陆，1948 年版，第1 卷，第189 页以后，第4 卷。第56 页以后；以及哈吕·塞德曼：《瑞典的警察部队》（HarrySodermann：Politroppene i Sverige），奥斯陆，1946 年版。
胁，可能会招致德国人的愤怒而加强抵抗。这一答复使挪威人大为不满。① 在挪威被占领的初期阶段，瑞典红十字会为帮助在德国的挪威平民囚犯所作的种种努力都遇到了简直是无法克服的困难，因为这些努力不属于1929 年7 月27 日日内瓦公约条款范围之内，而德国人对这项公约是大体尊重的。因而，要对这些犯人提供任何帮助，就得完全取决于德国人的善意；瑞典红十字会也试图获得关于政治犯的情况，但这一要求一开始就遭到了拒绝，其理由是：在德国监狱里的所有挪威人都是普通犯人（习惯法的囚犯）。当德国在1942 年2 月1 日拒绝承认瑞典继续代表挪威利益的权利时，瑞典为帮助这些挪威犯人所作的努力进一步遇到了障碍。②尽管如此，瑞典驻柏林公使馆仍继续为这些犯人进行努力，瑞典红十字会和瑞典基督教青年会都向这些犯人寄去了装有食品和医药用品等的包裹，红十字会一直为此承担着全部费用，直到名为“支援挪威”的组织接管了这件事为止。③1943 年秋天，德国禁止投寄这类包裹，于是在1944 年夏天就有大约一万五千件五公斤的包裹存放在柏林和德国其他适当的中心区，曲瑞典公使馆在犯人中进行了分配。根据挪威白皮书所载，瑞典当局和瑞典公民继续给了他们以最大的帮助，并竭尽全力，使个别犯人免遭处决或获得释放。“但是，”白皮书写道，“当然，不论是挪威方面还是个别瑞典人对这些事情的奔走营救或主动帮助，其结果如何都是不大可能在挪威档案中找到文献证明的。”① 在德国集中营里不仅挪威犯人，还有其他国家的犯人被遣送回国这件事上，瑞典所起的作用是众所周知的，无需在本章里加以详述。因为，在挪威白皮书中②以及贝193 纳多特伯爵③和瑞典、挪威的一些作家④的著作里对此都已有过详尽的论述。在贝纳多特伯爵代表他的政府和瑞典红十字会对德进行的艰难谈判过程中，据说报界始终保持着一种令人钦佩的束制态度，避不做任何评论，以免可能因此触怒德国人而使得谈判即使不致夭折也要更加困难。1945 年5 月1 日，贝纳多特伯爵从德国归来能够向政府和红十字会汇报：已有一万五千名犯人（其中七千名妇女）获得了营救。这些犯人大部分是属于挪威或丹麦籍的，但女犯中也包括法国、波兰、荷兰、捷克、英国、美国，甚至阿根廷的公民。（二）瑞典对丹麦的援助在丹麦被德国占领的初期，德国人把这个国家当作“希特勒的保护国的样板”，因此，在那个时期，丹麦人并不象挪威人那样迫切需要援助。可是，① 《挪威同瑞典的关系》，第3 卷，文件第582 号。② 同上，第347 页。③ 见下文，原著第195 页。① 《挪威同瑞典的关系》，第3 卷，第350 页。② 同上书，文件第547 号以下。③福尔克·贝纳多特：《结论》（Folke Bernadotte：Slutet），斯德哥尔摩，诺尔斯特德，1945 年版。又见《克斯顿回忆录》（TheKersten Me-moirs），伦敦，哈钦森，1956 年版；以及瑞典外交部：《1945 年瑞典派遣到德国的救护队》（1945 ars Svenska hjalpexpedition till Tyskland），斯德哥尔摩，诺尔斯特德，1956 年版。④斯文·弗吕克曼：《派往德国的红十字会救护队》（SvenFryk-man：Roda Kors-expeditionen till Tyskland）， 斯德哥尔摩，1946 年版；D. A. 塞普：“挪威学生是怎样得救的”（D.A. Seip：“Hvordom de Norske studenter ble reddet”），1948 年11 月17 日《瑞典日报》（SvenskaDagbladet）；以及其他作品。
从长远说来，他们对于这种“优待”并不领情，他们的反抗开始越来越激烈，而德国对丹麦的压迫也日益变本加厉起来。①从那以后，瑞典便向丹麦和挪威一视同仁地提供援助。1943年9月23日，瑞典获悉：德国人打算把所有丹麦籍犹太人驱逐出境：第二天，瑞典就向德国提出一份正式照会，表示愿意收容那些犹太人，而且，如果德国人有这种要求的话，甚至可以在战争期间把他们拘留起来，从而防止他们进行反德活动。瑞典方面没有得到答复。但是，当得悉那些犹太人已于10月1 日至2日夜间被兜捕起来的消息时，瑞典政府又提出接收全部犹太儿童的要求。这一提议也被置诸不理。但是瑞典人终于设法在德国人的许可下撤走了那些同非犹太人通婚的犹太人，甚至一些半犹太人和四分之一犹太人也连同撤出。并且，在丹麦地下运动组织的帮助下，另有一大批丹麦籍和无国籍犹太人也成功地迁徙到瑞典。在有些情况下，瑞典政府给予这些犹太人以瑞典公民权，驻哥本哈根公使馆还发给他们临时护照。瑞典还帮助在丹麦船只上建造了适宜的隐蔽处所，这不仅是为了运载这些非法的旅客，而且是为了把那些丹麦抵抗运动所迫切需要的补给品装回丹麦。从1944年8月起，在瑞典当局的帮助下，武器、弹药和炸药也通过这种途径被偷运到丹麦。①在10月的上半月内，平均每天有四百二十七名丹麦人或无国籍犹太人都设法逃出了，在特别成功的一两天中，这个数字曾超过一千五百人。到战争结束时，瑞典有一万八千丹麦人。丹麦公使馆为此特在斯德哥尔摩开设了一个与瑞典政府合办的难民事务所。难民的安置费用由国家负担，虽则同时也组织了多次募集私人捐款的活动。1943年12月，应丹麦提出的请求，为五百名丹麦难民组成的一支警察部从进行训练，大体上按照训练挪成警察部队的同样原则办理。这支警察部队的人数不久就增加到三千零五十人。第八节战争期间的人道主义活动必须记住：瑞典虽然逃避了战争，幸免于流血，但它却与世界上其他国家分担了因正常的国际贸易关系中断而造成的苦难。早在1940年春季，瑞典便实行了定量配给的办法，当时配给的范围包括除肉类外的绝大部分重要食品，肉类到1941年方才实行定量配给。从1941年开始实行衣物定量配给，直至1947年一直没有间断过。私人用的汽油在整个战争期间始终是无法获得的。由此可见，瑞典是牺牲了自己国内需要的食品而用来向别国提供援助的。①同时，瑞典还与盟国合作，向遭受战祸的其他欧洲国家提供了援助。它把它的船只交给盟国调遣使用，运送食品等货物给希腊，同时负责照料及管理这些补给品的分配。这些船只须得悬挂中立国的旗帜，为此，瑞典红十字会于1942年租用了八艘瑞典船只，载重量共五万吨；其中两艘于1944年在大海中沉没。从一开始，瑞典的公民和官方组织就渴望能帮助那些来到瑞典的挪威老百姓和流亡者。1940年7月，应设在伦敦的挪威流亡政府的要求，挪威公使馆临时代办在斯德哥尔摩设立了一个办事处，以沟通国外对挪威的救济工① 这一情形在《瑞典同丹麦、挪威的关系》第238—252 页及第282— 291 页中有详尽的描述。①见佩尔·阿耳宾·汉逊关于瑞典对挪、丹援助的概述：《1945 年国会常委会议记录：下议院》（Riksdagens Protokollvid Lagtima RiksmotetAr1945: AndraKammeren）：第4 卷，会议记录第29 号，1945 年6 月16 日。①阿尔内·布约恩堡：《瑞典的紧急措施》（ArneBjornberg：Svenskkrishusha llning），学生会编印的小册子，第463 号，斯德哥尔摩，邦尼埃，1944 年版。
作；11月5日，又成立了一个新的组织——“挪威全国支援会瑞典委员会”即所谓“斯德哥尔摩委员会”，以集中其他团体的救授事宜。这个委员会并不自己出面去募集资金，而是得到了瑞典的一些人道主义组织的协作，诸如救济中心、红十字会、“儿童救济会”、“瑞典北方协会”、“支援芬兰全国委员会”以及其他组织。①关于支援芬兰19全国委员会，挪威白皮书曾说到：在该团体所募集的二千七百三十三万零一百八十五克朗的总数中，共有四百万克朗用于挪威人。瑞典国家铁路准许让所有作为赠品寄给挪威的包裹免税运往边境。1941年9月德国国家全权代表特博文解散了“挪威全国支援会”在挪威的活动，“挪威全国支援会”在斯德哥尔摩的分部存各救济组织和挪威之间充当中间人，并在1942年6月20日缔结了一个所谓“捐款人协定”。②根据这一协定，成立了一个瑞典一挪威—美国捐款人委员会。该委员会多次提出要在瑞典收留挪威儿童，却一再遭到在挪威德国当局的拒绝；其理由是：这些孩子们在挪威养育得很好，无需到瑞典度假。但问题很清楚。主要原因是德国人唯恐这些孩子会在政治上受到熏染。英国政府在1941年4月12日的一份照会中虽然原则上同意瑞典粑食品送给被占领国家的人民，③却又规定供给食品的数量必须是在目前和这些国家签署的贸易协定的范围之内，而且，由此产生的问题应提交伦敦解决。1943年，当瑞典未经事先通知盟国向挪威运送一批蔬菜的时候，瑞典向阿根廷出口的豆类定额就被削减了一倍于它运给挪威的数量。④1943年9月以后，这些规定稍有放松。瑞典人民曾受到警告：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不要太大量地向挪威寄送包裹物资，免得遭受被占领军没收的危险，因而瑞典就改在挪威逐渐开设了一些食堂，这些食堂主要是为儿童和没钱的老人开设的。为了筹措必要的基金，另一瑞典组织“瑞典支援挪威会”在瑞典工会联合会（ 瑞典工联）的鼓励下，和在几个经济、文化组织、红十字会、儿童救济会和其他组织以及三十个工会的协助下，于1942年8月宣告成立。该组织在一个月年就募集了一百万克朗，其中大部分来自该组织内部，但很大一部分也来自私人捐赠。全部行政费用均由瑞典工会联合会负担，而雇主协会则支付巨额的广告宣传费用。据认为必须广泛宣传瑞典支援挪威会的活动情况，因为这样可以防止德国人从中渔利。①援助并不仅限于供给食品196和衣物。1943年期间，瑞典红十字会在奥斯陆开办了一所医院，因为挪威所有的医院部被武装部队占用了。这所医院由瑞典提供经费，并受捐款人委员会管辖，但其中工作人员全是挪威人。 1945年，德国人在从挪威北部撤退时，对该地区大肆摧残，挪威红十字会请求瑞典让妇女和儿童从这地区经由瑞典疏散到挪威中部和南部。瑞典政府有意答应这一要求，但挪威外交大臣特吕格夫·赖伊却反对这一提议，认为是行不通的；他提议，瑞典要么就地提供援助，要么将这些疏散者收留在瑞典，直到战争结束，那时就可以把他们遣返家园。于① 《挪威同瑞典的关系》，第3 卷，第477—487 页。② 同上书，第478 页。③ 同上书，第502 页。④ 同上书，第503 页。①瑞典支援挪威会：《活动报告》（Svenska Norgehjalpen ：En Redo-gorelse for verksamheten，1951 年8 月）。挪威白皮书也以大量的篇幅叙述了有关瑞典给予挪威市民的援助（ 《挪威同瑞典的关系》，第3 卷，第475—540 页）。
是，瑞典支援挪威会推广了供食办法，有时候仅特罗姆瑟一处每天就有一万二千人得到了食物的供应。① 对那些已越过瑞典边境的挪威人提供援助虽然不及对那些在挪威境内的挪威人提供援助那么复杂，但也需要做大量的组织工作。这些难民的待遇是根据1937 年6 月11 日颁布的法律规定，②由社会事务部统一管理。1912 年和1943 年对该法律作了少许的修改。按官方手续说来，对斯堪的纳维亚难民的待遇是加严了，入境签证成为不可少的东西，但事实上，驻扎瑞典边境的瑞典官员授权发放临时签证。同时，瑞典当局还同挪威公使馆开设的难民局取得了合作关系。挪威政府的官方观点是这样的：那些越境进入瑞典的挪威人既然在这一点上已违反了挪威的德国当局所制定的一系列规定，那么他们可以要求被当作政治难民看待。③不过，挪威政府也承认有这样的危险：即有个别反社会分子甚至罪犯会潜越国境，因而瑞典政府有权采取措施以防止这种可能性。在挪威偶尔有这样的说法，在对逃亡者的经历进行的初步调查过程中，某些瑞典警察对待他们过分苛刻。这种事例无疑是发生过的，但挪威驻斯德哥尔摩公使馆承认，经过深入查核，所谓苛待难民的那些怨言往往言过其实。①另一方面，每逢占领国借口挪威逃亡者犯有普通罪行试图说服瑞典当局交出这些逃亡者197 时，瑞典当局总是一概加以拒绝的。到了德国人对挪威的占领告终，已有约四万三千挪威人在瑞典找到了避难处。第九节为战后援助和重建而作的准备当大战接近尾声的时候，在瑞典人中普遍存在着这样一种情绪：瑞典应该竭尽全力帮助重建被毁坏了的欧洲，特别要帮助挪威和丹麦进行重建。② 1944 年3 月10 日，当一个名为国家重建委员会的组织在斯德哥尔摩成立的时候，上述要求便具体表达了出来。该委员会的第一个任务便是估计那些国家需要多少援助，以及在预算中应为此提供多少资金。起先共拨款一亿克朗，但很快就增加到五亿五千万克朗。5 月1 日，瑞典首相佩尔·阿尔宾·汉逊在一次激动人心的演讲中激励瑞典人民应尽最大努力帮助斯堪的纳维亚国家进行重建。1944 年6 月，瑞典给予丹麦驻斯德哥尔摩公使馆一笔高达七千五百万克朗的贷款，以供丹麦购买即将于解放后立即运送到丹麦的琳典货物。同年10 月29 日至11 月6 日间，瑞典、挪威两国外交大臣根瑟和特吕格夫·赖伊在斯德哥尔摩举行了会谈，双方一致同意，为了双方共同的日的，应将大量主要食品在瑞典贮藏起来，同时瑞典政府给予挪威一亿克朗的无息贷款，以此供作这项安排的资金。瑞典在大战期间和战后在救济工作方面所做的全部努力估计共耗费十三亿克朗，或者说约占战争结束前后几年中任何一年国民收入的百分之七。其中将近六亿克朗来源于私人，其余都来自政府拨款。只要考查一下1939—1940 年间到1949—1950 年间的概算，便可看出一年用于救济方面的费用从1939—1940 年间的一百七十三万七千克朗，到1949— 1950 年间增加为六千三百七十四万克朗，1945—1946 年间则达到了最高总额① 《瑞典同丹麦、挪威的关系》，第263 页以下。② 《挪威同瑞典的关系》，第1 卷，第28 页。③ 同上书，第3 卷，第181 页及文件第447 号，第214 页。① 《挪威同瑞典的关系》，第181—182 页及文件第447 号，第213 页。②贡纳尔·塞德斯基厄尔德：《瑞典的背叛》（GunnarCederschiold：Sviker Sverige），斯德哥尔摩，大自然与文化社，1943 年版。
三亿零二百四十八万八千四百二十二克朗，而当时还勾销了给予挪威和丹麦的一笔共计二亿克朗的贷款。瑞典国际救济委员会曾多次坚持：在请求政府拨款之前，为某项事业所需要的款项中应有三分之一到一半由私人捐献。用于文化方面救济事业的全部费用超过了二千万克朗，其中就有四分之三是由私人捐助的。这笔金额的三分之二系用于重新建造教育机关和医院，重新为其提供设备，以及在挪威对医生和护士进行实际训练和理论指导。芬兰也从非正式的瑞典来源获取了这种类型的援助；瑞典红十字会和儿童救济会还花了将近二百万克朗的代价在德国建造了十二个设备齐全的学徒培训所。在欧洲大陆，瑞典198 从1946 年开始对在奥地利和匈牙利以及西德、柏林的学生和教师提供伙食，并延续了许多年。大部分的救济工作自然采取运送食品、医药用品和衣物的形式。四十多万吨食品就是这样装运到挪威、芬兰、希腊及荷兰的，其中二十六万五千吨是做面包的各物，根据当时实行的定量配给制，这个数目相当于瑞典国内一年需要量的百分之四十。1945 年到1948 年，瑞典为在挪威、芬兰和其他许多欧洲国家的三十万儿童每天安排一餐热饭，这种救济在其中某些国家二直持续到1949 年。到瑞典寻求避难的人数故后还在继续增加，至1945 年底达到了三十万人左右。这一总数包括从德国集中营救出来的三万名犯人，其中大部分人需要进行治疗，许多人需要送入医院疗养。瑞典政府为照料这些难民和最后把他们遣送回国共拨款了一亿二千五百万克朗。瑞典竭尽了一切可能，替他们重新装备起来，以便开始新的生活。瑞典政府还为他们举办了各种课程以满足他们文化上和精神上的需要。并将瑞典的教科书译成他们所需要的文字。一些资历合格的难民被推荐到政府机关或科研部门供职。他们在那些地方，有机会继续从事研究工作，并领取和他们同等地位的瑞典同事一样的薪金。为了使在其他国家的大约四百名科学工作者能够迎头赶上在战争年代里他们所从事的专业的发展，政府作了安排，让他们到瑞典参观访问两个月，费用由政府负担。此外，政府还安排了其他课程，让一些主要来自德国和奥地利的人们得以研究一些专业性和社会学问题，以及对教育的民主态度问题。瑞典还给予其他国家数量十分可观的贷款，这些贷款或则是财政性质的，或则主要是商业性质的。就后一种贷款说来，它最终必然是对瑞典自身有利，因为它的经济前途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国际贸易的迅速恢复。但这样的考虑并不影响到财政贷款。这些贷款中有支援挪威、丹麦和荷兰进行重建的贷款。①它们是由瑞典单方面提供给这些国家自由使用而不发生任何物物交换的问题。在多数情况下，对偿还贷款日期都不作规定，②这样就不致因需要考虑具体的偿还计划而妨碍重建。至于挪威方面，其主要用于训练警察部队和救济难民的一亿五千万克朗199 的贷款，则最后经瑞典议会予以勾销了。③① 另见上文，原著第197 页。② 对于丹麦、挪威期限是五年。
第二章瑞士（1939—1946 年）康斯坦斯·霍华德第一节大战爆发前的对外政策和防御措施1939 年在瑞士是节日年。苏黎世的全国博览会集中展示了瑞士人民的勤劳、效能和智慧。在那些偶尔前来参观博览会并在瑞士各地旅游的客人眼中，瑞士人民正无忧无虑地从事日常的工作，或者熙熙攘攘地涌向博览会和夏季休假日盛行的各种庆祝集会，怡然自得，似乎对面临一场欧洲战争的危险和它位于各交战国之间的险恶地位，无动于衷。然而，这种推论是大大错误的。虽然，瑞士人民作为一个以通情达理著称的民族，仍然希望理智将能取胜，战争将能避免，但是联邦委员会和联邦议会，①在得到国民的赞同和支持下，前几年中就采取了若干步骤来加强国家的军事、经济和政治防务以备万一发生战争。（一）中立瑞士政府明确表示，一旦战争爆发，他们将一如既往奉行国家传统的武装中立政策。1920 年瑞士参加国联时，曾一度放弃了它历史悠久的绝对中立，而代之以有条件的中立。①作为一个国联成员国，它接受了参加对破坏盟约的国家采取非军事行动制裁的义务。由于集体安全陷于全面崩溃，例如国联成员国意大利侵略并征服了另一成员国阿比西尼亚，希特勒恣意重新武装莱茵兰并吞并奥地利，使瑞士政府相信它只有恢200 复昔日的绝对中立的政策，才是它避免卷入全面战争的唯一希望。1938 年5 月14 日，国联行政院成员国采纳了瑞士这项决定，同意今后不再要求瑞士参与执行盟约规定的制裁。②瑞士政府也急于想得到各轴心国国家对它恢复以往绝对中立地位的正式承认，但德国却迟迟不肯宣布尊重瑞士的中立，它想用此作为一种手段首先取得瑞士政府在有关瑞士—德国关系的各种问题上的让步，特别是关于取缔瑞士报刊的反德情绪以及影响德国国社党组织在瑞士的地位的措施等问题。1938 年6 月9 日，希特勒对瑞士新任驻柏林公使弗勒利歇尔说，德国决定尊重瑞士的中立；①二星期后，瑞士政府收到了德国和意大利政府有关这个决定的正式声明。②1939 年初通过的一项英法决议宣布，德国对荷兰、比利时或瑞士的入侵都将成为英法宣战的理由。③瑞士政府对这一决议的反应显示了它要以绝对的中立来谋求安全的决心。驻巴黎的瑞士公使沃尔特·斯塔基在3 月21 日接到法国外交部的通知：法国和英国政府将保证他的国家不遭侵犯。他回答道，瑞士并不要求这样一种担保，它自己会决定什么时候需要外① 见A·J. 托因比：《和平会议后的世界》（A.J. Toynbee：TheWorldafterthePeaceConference），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为皇家国际事务学会出版，1926 年版，第37—38 页。②见《概览，1939—1946 年：1939 年3 月的世界》，（Surveyfor1939—46：The worldinMarch 1939），第151 页以下。① 希特勒在1937 年2 月23 日把这种意思告诉了前联邦院代表舒尔泰斯，他又在2 月26 日把这顶声明转达给瑞士联邦委员会（ 《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6 卷，第384 号）。希特勒声明的原文见《阿道夫·希特勒演讲集，1922 年4 月—1939 年8 月》（The Speeches of Adolf Hitler April 1922—August 1939），N·贝H· 恩斯编（N·Baynes），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为皇家国际事务学会出版，1942 年版，第2 卷，第1349H·页。② 《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5 卷，第515—526 号。③ 有关这项决议的记述可见《概览，1939—1946 年：大战前夕，1939 年》，第2 编，第1 章。
国的援助。英法企图插手西欧各中立国的消息传到了纳粹分子的耳中，德国政府就向瑞士提出这个问题。瑞士外交部长朱泽培·莫塔在4月11日把斯培基3月21日的答复告诉了德国驻怕尔尼公使，并表示他认为斯培基的态度完全正确，而且既然那些关心维持瑞士中立的各大国肯定会在紧急时刻对它加以援助，因此，在任何情况下这类保证都将是多余的。但这并未使德国人感到满意。5月24日，莫塔被告知，两个大国提供这种特别保证和德国关于中立的概念是格格不相入的，瑞士的态度在柏林已产生了一种“非常不利”的201影响。①几个月后，在莫斯科举行的英、法、苏会谈期间，保证瑞士和其他小国的安全问题被提出来并成了欧洲和美国报纸的评论主题。7月7日，瑞士联邦委员会发布了一项公报，声明瑞士的中立是绝对的和无可讨论的；② 但德国仍感到不满。魏茨泽克在7月13日对瑞士驻柏林公使说，他的政府的声明并不十分明确，瑞士必须“恢复平衡”，并“回到中立的正中”。③这一外交行动促使联邦政府发出一份照会，由瑞士公使在7月20日递交给魏茨泽克。照会声明，当其他大国宣布一旦瑞士受到攻击将给它提供援助时，联邦政府不曾作任何评论，因为它不愿接受那种只有在侵犯它的中立时才能适用的诺言。政府认为，他们在遇到这类事件时请求外援的权利是不容争议的，但是又强调说，如果第三国未经请求而进行介入，这将被视作是对中立的破坏。④ 同时，瑞士人民也认识到，发表一个没有捍卫中立的决心和力量为后盾的声明只能招致麻烦。1939年3月，在捷克斯洛伐克遭到侵略后，当时瑞士联邦主席⑤菲利普·埃特发表了一篇有关国际形势的广播讲话，谈到瑞士人民捍卫独立和中立的决心。①二天前。经济部长赫尔曼·奥布雷赫特曾用更为坚定有力的语调告诫说，任何国家如果袭击或侵犯瑞士的领土和独立，那它就要面对一场战争。②3月20日，联邦议会召集了一次特别会议，重申上一年所作的关于全民族决心保卫中立和独立的声明。（二）军事措施1933年到1939年间，瑞士全力以赴建立军事防务。这是瑞士和其他一些爱好和乎的民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肩的平静岁月里曾忽视过的事情。1933年，当希特勒在德国执政后，瑞士为了增加军用物资的储备，武装并配备它的军队，表决通过了第一批的拨款。武装部总司令鲁道夫·明格亲自周游全国各地作政治演说，以唤起人侵的觉悟，认识到国家童整军备的需要。最初，这曾遭到社会党人和其他左翼集团的竭力反对。③ 1936年，瑞士通过了一项军队整编的法令，在东北和北部边境及阿尔卑斯战略摒点建立了新的防御工事，并对旧的设施进行了加固。为了筹措这项庞大防务计划所需的额外资金，政府在1936年发行了第一批国家防卫公债。① 《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6 卷，第109 号，第129 号，第181 号，第384 号。② 同上书，第646 号。③ 同上书，第666 号。④ 同上书，第692 号。⑤ 联邦主席，即联邦议会议长，由联邦议会选出，任期仅一年。① 埃特在1939 年3 月18 日的广播声明，（ 《泰晤士报》，1939 年3 月19 日）。② 1939 年3 月16 日在巴塞尔的讲话（同上，1939 年3 月18 日）。③ 见皮埃尔·贝甘：《欧洲观望》（PierreBeguin：LeBalconsurI’Europe），纳沙特尔，巴孔尼埃山版社，1951 年版，第68—69 页。
公众响应认购的公债达三亿三千二百万法郎，大大超过了政府所要求的数目。①奥布雷赫特在1939 年4 月30 日说，己为国防编制了一项特别预算，并在最近几年里用去了十亿法郎（五千万英镑）。② 辅助部队的义务服役年龄从四十八岁提高到六十岁。1939 年初，议会以九十六票对二票通过了一项决议，延长初期训练的时间，并授权政府继续保留受训部队的服役期限。1939 年进一步授权政府在紧急情况下毋需等待议会批准即可征召军队。③ 慕尼黑危机期间，瑞士边境上的道路、桥梁和隧道部敷设了地雷，并作了长期戒备的部署。1939 年3 月，德国在侵占捷克斯洛伐克后不久，曾有一个企图吞并列支敦士登的流产计划，一家法国通讯社在日内瓦的分社也刊载了一则报道，说德国在拉尔贝格集结了七十万兵力。3 月24 日，瑞士联邦委员会批准了政府征召军队以加强边防警卫的提案；加紧进行了莱茵河边防的工事，并对1938 年9 月所布的地雷重新装置。当德国驻伯尔尼公使奥托·克歇尔在4 月11 日要求莫塔对此作解释时，莫塔否认这是受某一大国的煽动，并说他们已撤除了部分设施。①瑞士的防务体制是为了保持最大的灵活性而计划出203 来的。当入侵军突破边境防御工事和第二道防线、经过崎岖山区向前推进时，势必遭到扼守着山路要隘的英勇的瑞士民兵的阻击。除了在康斯但茨湖和日内瓦湖之间的所谓瑞士高原最易受到攻击外，瑞士的地形是不适于庞大的机械化部队或重型坦克及大炮通行的。（三）经济措施由于地理环境为瑞士的防卫提供了天然的屏障，瑞士亦充分利用这一优势做了各项准备。因此只有出于一种迫不得已的需要，才会使一个交战国值得费力气来啃这个虽小而难吃的果子。从经济上说来，瑞士的地位是脆弱得多，因为它的紊荣是依靠它作为一个国际工场的地位。它幅员狭小，自然资源贫乏，其工业生产所必需的煤、铁和其他原料均须依赖进口，同时还要进口相当比例的粮食来满足人民口粮和牲畜饲料的需求。这些必要的进口物资是用出口优质制成品来偿付的。瑞士也是一个重要的金融中心。在就业的二百万人口中，只有百分之二十务农，而从事工业、商业和金融业的人却占百分之五十二。农业工人的收入仅占整个国民收入总值的百分之九。①因此，如果瑞士人民要保持他们的生活水平，关键就在维护他们的对外贸易。从第一次世界大故的经验中获得教训的瑞士政府，在两次大战之间的年代里就采用了一个限制养牛业和制酪业，以增加各种作物的方案。为推行这①瑞士联合银行：《1939—1945 年间瑞士的经济形势》（Swiss BankCorporation：The EonomicSituationofSwitzerland，1939—1945），1945 年9 月（无出版地点和日期），第6 页。② 《泰晤士报》，1939 年5 月1 日。③ 《泰晤士报》、《法兰克福日报》，1939 年2 月3 日。瑞士的军队是一支民兵队伍。唯一拥有的常规部队是由教导员、军长狮长、一支空军特种兵和另外一支保卫瑞士堡垒的部队组成。凡年在19—48 岁之间者均有义务服兵役，初期训练（根据1989 年法律）为期一百十六天，在以后几年中进行周期性的短期训练。乔治·绍泽尔-哈尔：《瑞士的政治制度》（GeorgeSau-ser-Hall：The PolitiealInstitutionsof Switzerland），苏黎世，瑞士国家旅游局，1946 年版，第6 章。① 《泰晤士报》、《时报》，1939 年3 月26 日；《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① 瑞士联合银行：《1939—1945 年间瑞士的经济形势》，第5 页。
项计划而采取的措施，包括1929年的谷物条例，②这个条例规定了粮食谷物的必要储备和政府对增产的补助。国产小麦的高价得到了保障，并给为自己家用研磨谷物的生产者以奖励。同时还采取措施提高本国甜菜制糖的生产，和限制向国外的进口。尽管1939年粮食谷物的产量比1932年增长了百分之二十七，但是每年本国生产和消费之间的巨大204差距仍有待于拉平。③ 当战云密布时，瑞士政府就筹划建立一个一旦战争爆发就能付诸实施的全面的战时经济。1938年4月1日通过的法令授权政府进行初步必要的准备，这项法令的制定，目的在于“在经济封锁或战争事变中，保证国家对最紧要的必需品的供应..”在以后的十八个月中，依据这条法令采取的措施包括：附有一份土质情况详细分析的可耕土地的农业调查统计以及进一步削减畜牧生产以增加耕作的步骤。根据一项全面的储备计划，进行了对现有必要物资的库存盘点工作，并建立了贮存以应紧急事变。库存是按不同阶层来进行的。在基础方面，要求进口商手头都要保持一定量的物资储存。1939年4月，要求人民对急需食品保持“铁一般似的”坚实库存以维持两个月的需要。政府宣布，一旦发生非常事件，在实行定量配给制之前，暂停两个月出售这类货物。又公布了一个拟定的配给数量表，同时劝导人民设法贮存其他包括肥皂、蜡烛、燃料和衣着等的必需品。由于公众的购买，零售商和批发商就可补进存货，这转过来促使进口商为了保证他们应有的储备不得不安排进一步的定货。正是通过这些方法，货物的贮存遍及了全国。① （四）政治措施瑞士为了保卫自由所作的最后的、但并非最不重要的努力，是那些为了加强国内防线，以抵御外来思想和活动而进行的工作。瑞士的两个最强大的邻国——德国和意大利在独裁者的操纵下所标榜的思想意识和瑞士的观念是格格不入的。但不管怎样，瑞士人民对危险的来源所在是毫无疑义的。尽管提契诺地方发生了纠纷，而意大利又存在领土收205 复主义，②但瑞士人民对墨索里尼的战争叫嚣并不十分在意。加之，他们也意识到在意大利和德国之间保持一个缓冲国是符合意大利的利益的。虽然瑞士人民亦考虑到墨索里尼的观点可能不适于瑞士，但他们很高兴地看到在意大利恢复了正常秩序，遏制了共产主义。对大部分瑞士人来说，共产主义甚至比法西斯主义更令人憎恶。他们对于墨索里尼应有的常识做了过高的估计，以致他们没有预见到他竟会利令智昏地不顾保持欧洲力量均势的一切古老的准则而采取了一种势必使他的国家沦为德国附庸的政策。瑞士人对待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的态度截然不同。他们大多数人对墨索里尼是宽容的；对于希特勒则又恨又怕。大多数团体由于宗教、政治和文化上的理由对纳粹德国是抱有反感的。即使与德国人民享有一份共同文化遗产的② 谷物条款是作为联邦宪法的修正案，由民众投票表决通过的。③ 瑞士在1914 年粮食谷物的供应只能满足三个月的需要，而据估计1939 年本国生产量和储藏量至少可满足十二个月的需求。①见J·罗森：《瑞士食品在战时的发展》（J.Rsen：WartimeFoodDevelopmentsinSwitzerland），斯坦福大学食物调查研究所，1947 年版，第2 章，第3 章。② 有关于意大利对提契诺的要求和法西斯政权初期在边境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见《概览，1924 年》，第405—407 页；《概览，1927 年》，第146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