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盟国对近东国家的占领，一连串新的问题相继出现，英国人在这些国家中同自由法国当局的关系，就是其中之一。这个问题在此后四年内占主要地位。作为英法关系在纯军事性质事务之外的首次经受的考验，近东国家所提供的是一个特别困难的环境。首先，自由法国人同他们的维希同胞刚在那里打过一场小规模的内战，在近东停战后，后者对那些取代他们的人尽情流露出厌恶蔑视之情。自由法国人士怀着一片诚心，对维护战败后的法兰西的威望和权威的重任，有舍我其谁之感。
德国和维希的宣传喋喋不休地斥责自由法国人士，说他们所干的是把法兰西帝国拱手让给英国的勾当，他们岂甘蒙此诟辱，因此，也就非要表明他们要把法国的主权和利益在一切地方部维护得完整无损的决心和能力不可。
在这种情况下，要他们对叙利亚和黎巴嫩终于要获得主权独立的地位作出任何实质性的让步，自然有特殊的困难，然而这却是两国的民族主义者所要求而为英国政府所同情的；这些要求无论如何是同法国人对他们在这个地区或在北非的“使命”的主导思想背道而驰的。何况，近东历来是英法之间的一个角逐场所；虽然自从法国获得了委任统治权之后，英国政府已经把近东各国的命运置之度外，但是，几乎所有在这一地区的法国人以及在法国本土的许多人，继续对英国抱有一种近乎病态的怀疑心理，怀疑英国人图谋把他们从这一地区撵走。最１０５后，维希当局被撵走之后，近东各国的行政和经济的改组出现了很大困难，尤其是在战争的这一阶段，对盟国在占领区相互合作的行政管理，还没有取得经验，工作程序也未制订出来（编写本书时，已出版的大量原始资料都是法国方面的，因此，估计法国行动的动机比较容易：但来自英国方面的材料很少，所以，要详尽地估计英国的动机，就得更多地依靠猜测）。
在１９４１年春天的那种形势下，能够作出入侵近东各国的决定的，只有英国政府。这一决定的根据，纯属军事性质，即维希政府正让德国武装部队利用法国委任统治下的领土向英国在中东的军事阵地发动进攻。但自由法国“帝国防务委员会”的成员在１９４１年３月３日就已接到了如下通知：
戴高乐将军希望知道防务委员会各位委员对于下列问题的意见，即一旦英国和土耳其为了保证对德国作战行动中的运输路线的安全和持续，以至于用武力占领法国在近东的委任统治地之全部或一部分时，自由法国应采取什么态度。我们是否应该提出抗议，谴责这样一种行动？我们是否应该保持默从，只限于提出书面意见，保留法国对这些领土的权利？还是应该以法兰西的名义参与这一行动为好？就我们而言，参加进去可以达到三个目的：（１）在法兰西帝国的一个部分重新创造必要的条件，以便对我们的共同敌人继续作战；（２）以我们的存在来保障我们的权利；（３）协助我们的盟国。防务委员会的委员们意见不一，戴高乐向英国人提出要求，自由法国在中东的所有部队，都应集结在埃及，他主张一旦在叙利亚的维希部队对德国的入侵进行抵抗的话，他希望这些部队可以立即用于叙利亚。戴高乐在中东的代表贾德鲁将军于４月１７日曾制定一项自由法国人协同英国人对近东各国作战的总体计划。当时仍在布拉柴维尔的戴高乐于４月２５日催促贾德鲁迫使英国人接受这项计划，并提供必要的军需物资。但是韦维尔已经把他的资源几乎罄其所有地都投入到另外四个战役中去，所以也就没有多余的运输工具或武器可以让给自由法国。关于近东国家和法属索马里兰的“英国政府和统帅部的单方面决定”激怒了戴高乐，他于５月１０日从０６布拉柴维尔通知韦维尔，他想把自由法国的实际可以作战的部队集结在法属赤道非洲，表面上是出于战略原因，实则借此使这些部队从英国对中东的防务中摆脱出来。
两天之后，戴高乐命令贾德鲁尽速离开他在开罗的工作岗位，因为他认为“盟国对我们在中东的利益采取否定的政策”，因此，在开罗保留象贾德鲁这样一位重要人物充任代表法兰西［原文如此〕的高级专员，已无必要。但在第二天，英国防务委员会告诉他说：
自由法国部队要不要进入叙利亚，完全由该战区的法军司令官作出决定。英军不能增援法军，因为可供调遣的部队都己派往伊拉克。贾德鲁也就在开罗留了下来。５月１８ 日韦维尔接到他的通知说，他已确悉，在叙利亚的法国人正把其全部军队撤至黎巴嫩，而把剩下来的叙利亚交给德国人。他宣称，通往大马士革的公路畅通无阻，趁此机会立即派遣一支部队进入叙利亚，实为当务之急。他极力坚持要我当场立即照此发布命令。以往的经验教训过我，对待自由法国方面提供的来自叙利亚的情报，要小心谨慎，我从其他来源所得到的情报，不能证实贾德鲁将军所讲的情况。我坚持要对自由法国的情报进行核实，然后再采取行动。
我把贾德鲁将军的要求报告了参谋长委员会，他们再次催促我在叙利亚立即采取行动，并说如果我不能提供一支部队，就让自由法国人单独进入叙利亚。我指出，自由法国人没有运输工具，就不能行动，而我又无法提供运输工具，况且，如果没有一些英国的炮兵支援，他们也不愿意出动。我提出我的意见……试图用一支象自由法国分遣队那样装备不好的小部队去发动战斗，是极不明智的。韦维尔还说，如果参谋长委员会采纳自由法国人的建议而不采纳他的建议，他宁愿被解除指挥权。因此，丘吉尔于２１日电告韦维尔：当前叙利亚的事务决不可妨碍我们在克里特岛战役或西部沙漠取得胜利。……
正如你所清楚表明的，你没有可供发动一次正规的 １０７ 军事行动的实力。……目前所能做到的只能是为参谋长委员会２０日的电报中所说的那种武装政治入侵提供最好的机会。
……我们的看法是：如果德国人能运用小小的空军力量、游客和地方叛变而取得叙利亚和伊拉克，那末，我们就决不可畏缩不前，不敢去冒同样的小规模的军事危险，不敢去对付由于失败而可能出现的更加严重的政治危险。但在这个阶段，贾德鲁于５月２０日黄昏时在外约旦一叙利亚边境上的马弗拉克附近会见了叙利亚南线的彻尔克斯骑兵司令科利特中校，从他那里得知自由法国的情报是不正确的，维希在南线的集结并无变化。会见结束时，贾德鲁说：“因此，我必须放弃单独向大马士革进军的想法。我没有英国部队的支援不行。”贾德鲁回到韦维尔那里时发觉，近东战役早已决定了，韦维尔总算能够在２５日把他可以实际投入战斗的兵力告知陆军部。当贾德鲁预定在６月８日盟军从巴勒斯坦越过边界时代表戴高乐宣布叙利亚和黎巴嫩独立的文告草稿送到英国外交部后。艾登通知贾德鲁。英国政府建议把他们的保证加进法国的宣言里去，他还建议这项保证应该在文告本文内出现。然而，戴高乐回答说，英国政府可以采用任何它认为恰当的方式宣布他们的保证，但他不明白，自由法国承认法国委任统治下的两个国家独立的诺言，为什么需要得到另外一个国家的保证。可是拉希德?阿里的叛乱尖锐地提醒英国政府，至少有必要取得阿拉伯各国中有政治头脑的各级人员的消极默许；６月６日丘吉尔给戴高乐的电报中清楚地反映了这一点：
我们正在竭尽全力支援自由法国的武装力量，我希望你１０８对此感到满意。我相信你一定会同意，这次行动，乃至我们今后在中东的整个政策，必须体现我们双方和衷共济、同心协力的精神。我们对阿拉伯人的政策必须并行不悖。你知道，我们不想在法兰西帝国中寻求特殊利益，也无意利用法国的悲惨处境从中渔利。
……我同意，我们在解决叙利亚问题时，决不可危及中东局势的稳定。但是在此前提下，我们双方必须尽一切可能满足阿拉伯人的愿望和感情。我确信，你一定会把这个问题的重要性牢记在心。
……我不得不在这一局势严重的时刻向你请求，不要坚持宣布贾德鲁为叙利亚的高级专员。戴高乐的答话部分地透露出他们之间意见和看法的分歧：
我将任命贾德鲁为全权总代表。
我们将宣布并尊重近东国家的独立，条件是同它们签订一个庄严地保证法国的权利和特殊利益的条约。
从法国的观点来看，任何可能损害这些权利和利益的政策，都是不好的，也是危险的。
在局势对我们双方都是同样严重的这个时刻，我认真地请你注意这一点，因为这个问题似乎始终没有被充分理解。
你对维希打击越狠，你必须越要表现出对法国的权利和情感的尊重。贾德鲁的文告也相应地宣布：
我现在宣布废除委任统治，并宣布你们享有自由和独立。
因此，你们从此以后就是享有主权和独立的人民。你们的主权和独立地位将由一项条约来保证，这项条约也将规定我们之间的相互关系。
但后面有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我们将不允许把法国在近东积几世纪之久的利益交给敌人。”英国人的看法是，这样一种文告，在叙利亚人和黎巴嫩人的眼中，其本身并无多大价值：一年前法国就已惨遭失败；自由法国运动的人数很少，也不是一个政府；“自由法国”在他们自己的心目中才等同于法兰西；入侵部队的大多数，是英国人指挥下的英国部队。因此英国驻埃及大使受命发表了一个支持贾德鲁文告的声明；为了消除自由法国的疑虑，６月１０日丘吉尔声明：
我们对叙利亚或法国领土中的任何其他地方都没有领土企图。我们在这次战争中不为自己谋求殖民地和任何私利。但愿我们的法国朋友中没有一个人会受到德国和维希的无耻宣传的欺骗。恰恰相反，我们将竭尽全力以恢复法兰西的自由、独立和权利。戴高乐也就设法要抓住这一番话来使它十足兑现，他在６月１９日的备忘录中，把它解释为“英国的一项保证，法兰西在近东将保持其权利和利益”。贾德鲁在６月２４日被任命为驻近东的总代表和总司令时所接到的戴高乐的指示，反映了他的意图，凡是关系到法国主权的问题，任何英国的干涉都不能容忍。贾德鲁的行动要“不受英国的任何控制”。因此，甚至在它们发动联合进军之前，显然英国和自由法国对待近东国家的政治问题的立场和动机都是矛盾的。他们之间的第一次严重争论产生于同维希法国的停战谈判，涉及对维希法国采取什么态度。早在６月１４日，戴高乐和英国派驻自由法国联络代表团团长斯皮尔斯少将（后为爱德华爵士）就极力主张拒绝当茨可能要提出的把维希部队遣返法国的要求，因为他们希望把那些下级军官和士兵团结到自由法国方面来。６月１９日，戴高乐要求英国政府保证给予当茨的文职和军事人员“真正的自由”选择权，让他们在维希和自由法国之间作出选择；他还要求停战谈判应有他的代表出席，并以他和英国双方名义缔结停战协定。英国人制服了维希方面的反１１０对，让自由法国的代表出席停战谈判，但维希的谈判代表德韦尔迪拉将军坚持：维希部队人员在作出投向戴高乐或遣返回国的选择之前，为保持团队传统起见，仍应隶属于其原建制单位并受其原来的长官带领，不得与自由法国有个人接触，那时英国谈判代表感到自由法国已经无可争辩，贾德鲁也终于作了让步。贾德鲁说他毫不知悉戴高乐向英国政府提出的有关停战谈判的条件。停战协定的最后文本，戴高乐不是在开罗收到的，要是在开罗的话，他倒可以找到两个意见一致的人，就是英国国务大臣（奥利弗?利特尔顿）和斯皮尔斯，他们都是不肯让维希军队隔离的，那时他又已返回布拉柴维尔（这是当时他已收复的主要的法国领土的首府）去庆祝７月１４日。他的火气是一触即发的，当他获悉他竞没有机会从维希军队中收编数目可观的人员，而停战协定中对于自由法国收回维希方面缴出的重武器和在近东国家募集的大约一万五千人的特种部队，也未作任何规定，不禁勃然大怒。因此他飞回开罗，“决心毫不迟疑地采取行动”。７月２１日，他交给利特尔顿一份声明，其中说：
在帝国防务委员会主持下由法军和英军协同进行的战役结束时缔结的这一协定和补充议定书〔规定维希部队在维希和自由法国之间作出选择前的地位〕，是同法兰西的军事和政治利益不相容的。……
自由法国（也就是法国）认为它自己对于上述协定和补充议定书不承担任何责任，因此保留行动的自由。
……戴高乐将军和帝国防务委员会自１９４１年７月２４日中午起，接收对近东国家的法国军队的完整的和全面的处理权。
第二天，利特尔顿警告戴高乐说，如果他坚持要照着这个最后通牒办理，那就等于是自由法国同英国的彻底决裂，撤销英国的一切援助；当天晚些时候，戴高乐的极端态度有所和缓，他给利特尔顿的信中解释说：
这一安排的动机，我已经对你解释过，当然并不意味着我们正在取消同中东地区的英军司令部及其部队的合作。
相反，我准备同你研究这种合作的种种细节，我认为这种合作是必要的，而且必须建立在我们两国意见一致的基础上，我们是在反对共同敌人的战争中的盟国。因此，自由法国和英国的代表德拉米纳和斯皮尔斯于７月２４日达成一项“解释性协议”。利特尔顿写信给戴高乐说：它“在涉及英国当局和自由法国当局双方的一切问题上，都可以替代或取消任何其他的解释”。在重武器和特种部队问题上，协议满足了自由法国的要求，并规定：
停战协定第八条规定，各个人员愿归顺盟国或被迫返回国，应由其本人自由选择。这种自由选择的意义只能是，自由法国当局得向有关人员完整地和自由地说明其观点，程度与维希当局通过其在场的军官和军士同他们的士兵所作说明一样。
在这一点上，可能已经作出而可能同停战协定相抵触的任何安排，绝不能违反停战协定所确定的原则。１１２ 第二天，７月２５日，利特尔顿和戴高乐签署了一项范围更加广泛的“英国和自由法国当局在中东的合作协定”，贾德鲁是第一个公布协定全文的人。协定规定如下：
中东构成一个单一的战场。盟国在这一战场的进攻和防守行动必须协调起来……（第一条）。
任何需要联合使用英法部队的作战计划，或直接影响近东各国领土的作战计划，必须由英国司令部和法国司令部共同拟订。鉴于目前中东的英国部队的实力大大超过法国部队，因此应由中东战场的英国司令部拟订作战计划，并确定法国部队在联合作战中应担负的任务。
英国司令部……将根据戴高乐将军的授权决定此项任务，当中东总司令调派某部队进行与近东各国领土有关的战斗，或必须使用法国部队作战时，上述授权同样适用于该总司令属下的英军司令部的任何部队。同时，如果法国司令部认为所拟订的计划或派给法国部队的任务同它对近东各国所担负的特殊责任有矛盾时，它将向戴高乐将军提出报告。然后这一问题应由英国政府与戴高乐将军取得一致意见作出决定（第二条）。
在同一战区作战的英法部队的指挥权，在正常情况下由一名英国军官或一名法国军官行使，根据该战区英国部队和法国部队的实力以何方居于优势而定……（第三条）。
不论英国部队和法国部队的比例和任务如何，领土管制权（对公用事业、社会治安、宪兵、警察、地方资源开发等的军事管制或监督）属于叙利亚和黎巴嫩的法国当局。可能要在叙利亚和黎巴嫩领土上作战的英国部队……可以自行确保其战术上的安全，并利用他们所必需的一切资源。对此，领土管制当局应该给于一切可能的援助……（第四条）。
补充协定戴高乐将军承认，在近东地区的英国最高统帅部有权采取一切它认为对抵抗共同敌人有必要的防御措施。
若遇任何上述措施显得与法国在近东地区的利益相抵触时，应将问题报告英国政府和戴高乐将军（第一条）。
……英国军事保安局将派出一个小组，附设于近东各国的保安总部，目的在于保证与英国司令部和毗邻国家的保安机构保持联系，并与法国机构协调贯彻英国司令部可能认为必要的一般措施（第三条）。
在送出协定文本时，利特尔顿写信给戴高乐说：我愿借此机会向你保证，英国方面承认法国在近东国家的历史性的利益。大不列颠除了要取得战争的胜利之外，在叙利亚或黎巴嫩别无他求。我们不想以任何方式侵犯法国的地位，自由法国和大不列颠都对叙利亚和黎巴嫩的独立作了保证。当我们采取了这一重要步骤之后，在不损害这一步骤的前提下，我们自愿承认，在所有欧洲国家中，法国应在近东国家占有优越的特权地位。……７月２７日，戴高乐从贝鲁特复函说：
我高兴地注意到，你如此贤明地向我保证大不列颠对叙利亚和黎巴嫩都不怀私心，以及大不列颠预先承认这一事实，即在这两个国家成为独立国家时法国在近东国家中的优越的和特权的地位。他把协定文本发送给贾德鲁时，还附有一封说明情况的信件，其中提到“大不列颠对叙利亚和黎巴嫩在政治上完全不抱私心”，这样就（象他回答利特尔顿时那样）抹煞了英国所强调的把独立作为一个“重要步骤”。读者将会注意到，戴高乐对英国承认法国的特权地位这句话，擅自插入了“预先”一词，而利特尔顿在其备忘录中却毫不含糊地把承认独立作为这种保证的先决条件：“当我们采取了这一重要步骤之后，在不损害这一步骤的前提下……”。因此，情况并不象贾德鲁所说的那样简单：既然英国在近东国家的唯一目的是取得战争的胜利，那么他们就只能以进行军事行动力限，而不去侵犯法国同近东各国的政治关系。但在战时，“取得战争的胜利”和政治之间不可能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而已只要近东国家的政治对英国同邻近阿拉伯国家之间的政治关系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从而对于英国在中东战役中赢得胜利（或者不如说避免失败）的机会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它就不可能是法国的“独占特权”。象希腊或捷克斯洛伐克的流亡政府一样，自由法国目前完全依靠英国；他们能得重返近东，完全仰仗英国的照顾；他们也不能把处理如此关系重大的一个地区的事务当作是与更加广泛的英国的利益无关的一种“独占特权”，犹如战后的英国在处理巴勒斯坦（也是一个委任统治地）事务时无视美国的愿望一样，凡此种种事实，自由法国均未予以正视，战前法国人在近东各国之不得人心；１９４０—１９４１年法国的威望扫地；自由法国运动未能把德国占领区以外的大多数法国人团结到自己一边；以及英国出于战略上的需要而不让近东国家中受到挫折的民族主义酿成第二次伊拉克危机——这些都是严峻的、不容回避的事实。但是贾德鲁也好，别的法国人也好，他们都受到一种欲望的支配，要“用‘法国的方式’去发现指导原则的推理方式”，从这些事实中虚构出这样一种未经证实的假设：为了把法国人从近东国家撵走，英国故意制订了一项政策，在叙利亚与黎巴嫩的民族主义运动和法国人之间煽动不和：
威尔逊〔将军〕在杰齐拉地区和德鲁兹山区的策略就是在这种思想支配下制订的；也就是在这一基础上，斯皮尔斯将军树立了一种政策，这种政策大体上也是自拿破仑时期以来英国历届政府所奉行的政策。甚至还在 １９４１年了月里的时候，利特尔顿一戴高乐１１５协议就经受了第一次考验：利特尔顿写情给贾德鲁，“恳切要求”允许斯皮尔斯出席准备讨论关于与叙利亚和黎巴嫩政府缔结条约的谈判的会议。贾德鲁认为，这是英国以第三方的仲裁人的身分，企图对纯属法国和其委任统治国家之间的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进行干预。在他表示拒绝的时候，他还向利特尔顿抱怨英国人不尊重法国在德鲁兹山区、沙漠地区、代尔祖尔以及阿勒颇的利益和特权。利特尔顿同戴高乐８月７日在贝鲁特再次会晤时，利特尔顿（根据自由法国的会谈记录）承认，他对英国军事当局执行利特尔顿一戴高乐协议的情况感到不满：向最高统帅部递送协议文本延误时间，还有贯彻协议方面的其他拖延，对此他表示歉意。但是戴高乐在５日已经通知贾德鲁说：“我感到英国人正准备对我们施加一次决定性的压力，迫使我们听任他们实际上在近东国家行使权力”；于是他告诉利特尔顿说，正常执行他们协议的阻力，主要在于“某些少数人”对协议表示故意。当利特尔顿建议把威尔逊将军召至贝鲁特以澄清分歧时，戴高乐认为，在自由法国同威尔逊最近有过交往之后，他对威尔逊是否还能博得自由法国人的信任，不得不有所保留；他尤其没有忘记，据说威尔逊曾威胁要宣布军事管制法来篡夺法国的主权；法国人还未能行使领土管制的权利；在杰齐拉地区发生那样的事件之后，他看不到怎样能在一种相互信任的气氛中讨论这一问题。这一次不惬人意的会晤在按照７月２５ 日和２７日信件的模棱两可的调子 再度交换信件之后，就告结束。英国同法国的立场根本互不相容，而且哪一方也不准备公开有所让步。但是“这种危机的严峻阶段，……曾一度把我们推到决裂的边缘，现在已告结束。”
这样的局面给英国和自由法国双方领导人之间造成了如此之多的产生误解的机会，那就必然会在负责执行他们“协议”的下属之间引起种种麻烦。显然，英国停战委员会觉得，对付即将离开的维希分子要比对付敏感的自由法国人容易些，尽管贾德鲁笔下留情，对此未作详细叙述。英国人对待战败的敌人，犹如在一场足球赛后胜队对待负队那样，英国人的这种固有习性，不能指望自由法国人能够理解：断定英国政治机关已经决定要把法国从近东地区撵走却是比较简单的。自由法国人数较少，而物质上又完全依赖英国，因此他们不可能象他们所希望的那样，完全独立地把领土管制权接收过来。由于需要把近东国家与中东防御体系融成一体，英国人在那里建立了海、陆、空三军的编制，而它们的参谋机构有一个习以为常的倾向，在获准进入一个新的活动领域时，就要扩散开来。斯皮尔斯联络代表团、英国安全代表团１１７和战地安全部不久便有一大批进行政治和安全工作的军官和军士散布到全国各地；其中有些人自然是由于他们有阿拉伯世界的阅历而入选的，这一事实只能证明法国人所怀疑的“殖民部和情报部的阴谋诡计”。自由法国对这帮可憎的英国佬也好，对他们自己那些缺乏经验的行政管理人员也好，都是耿耿于怀的，以致对那些准备继续留任原职的前维希文官和商人，一律表示欢迎，也不要求他们宣布效忠于自由法国运动。这些前维希人员被人私下里起了个绰号。叫做为了饭碗而归顺的人们（ｌｅｓ ｒａｌｌｉｅｓ ａｌｉｍｅｎｔａｉｒｅｓ），因为在多数情况下，近东地区是他们全部物质利益的所在，他们的一生大半都是在那里度过的。这类人对英国人在法国委任统治地上的存在，对英国人声明的目的，说要“不断增加叙利亚人在行政机构中的比例”，不等战争结束就产生“一个独立的叙利亚政府或几个政府”，自然抱着非同一般的怀疑态度，视为对他们的生活来源的一种威胁。１９４２年春，英国发觉，有必要设法获得不大情愿的自由法国人同意。把那些先前支持维希的人员中的一些恶劣透顶的捣乱分子清除出这个国家。威尔逊写道：“人们随时都感觉得到，法国人和叙利亚人之间的恶劣关系，比同黎巴嫩人的关系更加不好，因此我们有必要告诫我们的军官，不要受人利用，给人家做探产”；一位特派记者后来曾响评论说，英国人倾向于“对法国人中间的颟预无能，有时甚至营私舞弊，表示屈尊俯就的不耐烦”。贾德鲁宣布叙利亚正式独立时，《泰晤士报》在一篇社论中（１９４１年９月２０日）再次强调５月２９日艾登在伦敦市长官邸讲话的言外之意，这种做法不太策略：
阿拉伯联盟是中东许多阿拉伯人长期梦寐以求的理想。
不管这种理想在不久的未来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得到实现，但地中海东岸阿拉伯各国在１９１９年实行的划分，无论就阿拉伯人的感情，就其历史传统，或者就其是否切实可行来说，显然都不合理。当时英法之间的这种利益或势力范围的划分，已证明对一切有关国家都有害而无益。……既然叙利亚在英国和自由法国部队的共同努力下，己从轴心国的阴谋中解放了出来，巴勒斯坦也己安全无虞，因此也就没有任何理由在它们之间永久保持一种纯属人为的区别。
事实正如格拉布帕夏公开评论的那样：
两国派往当地的代表时常受到批评指责，说他们居心不良，妒忌猜疑，心胸狭隘。这样的指责并不一定公正合理。……英国人和法国人的思想结构不同，当一个问题同时提交双方时，他们极少作出同样的答案。因此法国和英国对阿拉伯人的政策，即使不是截然相反，也有根本的分歧。他们采取各不相同的一套办法，并不是出于相互怀有敌意，而是因为他们思考问题的方式不同。每个１１９政府都认为，只有它自己的政策是明智而合乎逻辑的。当战役还在进行的时候，戴高乐显然就已希望能够同叙利亚和黎巴嫩的有代表性的团体达成一种政治协定。６月１４日，自由法国驻伦敦政治部得悉，戴高乐打算在战斗停止时就召集叙利亚和黎巴嫩议会，而且已经内定贾米勒?马丹为未来的叙利亚政府的首脑，此人曾在１９３６—１９３８年流产了的条约谈判期间，同法国进行过谈判。６月２４日，戴高乐任命贾德鲁为总代表时，写道：你的任务是：不论何时，只要有可能，就须建立充分代表全体人民的国民议会，并组成为这些议会所信任的政府。……
尽管由于法国军队的暂时失利造成了混乱，破坏了秩序，尽管进犯我国的侵略者施展阴谋诡计，我们必须把１９２３年由国际联盟批准的法国委任统治执行下去，直到时机成熟，委任统治可以有效地终止之时，法国的工作必须继续下去。
因此你要以 １９３６ 年同近东各国订立的联盟条约作为同他们谈判的起点。你要向近东各国政府提出，为了适应在这次战争中共同防御的需要，必须共同采取一些临时措施，这些措施也将是为此目的而达成特别协议的目标。
我负责在适当的时候通知国际联盟：在近东以新的政权代替委任统治政权，它将努力实现委任统治建立时所要实现的目标。贾德鲁认为自己的任务，就是要取得“独立的叙利亚和黎巴嫩对法国的特权地位的承认，并认为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他认为叙利亚民族集团的“不妥协的民族主义”的影响已趋衰落，因此遵循戴高乐的意见，首先借助于１９３９年７月辞职的前总统哈希姆?阿塔西，想把法国人在同年同月暂时停止的宪法和议会恢复起来。然而，通过四次会议，关于“未来政府的组成及其纲领，所要订立的条约的内容及其批准程序以及在战争期间法叙关系的总的概念和具体细节”，他都未能从阿塔西那里得到他所要求的“明确答复”。这位谨慎的叙利亚人却声言，他必须同其他的政界人士磋商：于是贾德鲁决心去依靠一个临时政府，它无需召开议会而可行使权力。他要物色一１２０个人做它的首脑，此人须是意志坚强，行动果断，能够顶得住民族主义分子，还要有一定程度的公众支持，并且还得是经过充分考验的、真正的法国的朋友，以订立法国所希望的条约来报答法国恩赐给它的独立。他找到了谢赫?塔杰丁?哈萨尼这么一个人物，在他的笔下，此人颇得大马士革保守的中产阶级和温和派的支持，在下层阶级中深受爱戴，同时还得到阿拉维和德鲁兹首领们的信任，他们都希望摆脱大马士革的中央统治。
总之，如果从叙利亚公众舆论的观点来看，塔杰丁远远不能享有阿塔西总统所能享有的那种全国一致的支持；但如果塔杰丁遇到富有战斗性的民族主义派的反对时……却具有阿塔西所缺少的素质：大胆果敢，政治敏锐，手腕高明，精力充沛。他已经同我们携手合作。我们可以信赖他会俗守诺言，不会为外国人的献媚所勾引，或为其威胁所吓倒。谢赫?塔杰丁同近东国家的委任统治强同曾有过长久而变化多端的政治联系的历史。本《概览》前几卷中对此已有一些记载。盟国占领大马士革后，继续执政的哈利德?阿兹姆临时政府现已辞职，一个新政府随之组成，新政府中虽然容纳了三个“持不同意见的民族主义分子”，但民族集团当前的领导人则均被排除在外。９ 月２７日，贾德鲁正式宣布了叙利亚共和国的独立和主权，这种独立和主权仅仅因为当前战争的迫切要求而受到限制。新国家有权任命其国外的外交代表，并有权征召自己的军事力量；但在战时，这些军事力量以及一切公用事业，尤其是交通工具，都应受盟军司令官的支配。盟军司令官和总代表也将同叙利亚共和国的宪兵队、警察以及安全当局保持最密切的合作。“战时的叙利亚确实需要保卫，不只是为了抵御外来敌人，还要防备内部敌人。”１１月２６日轮到宣布黎巴嫩独立。贾德鲁直言不讳地宣称，黎１２１巴嫩仍然是法国政策的一个“人为的结构”；它本身没有任何聚合力，相反，它是处于的黎波里民族统一主义的一种离心力压力之下。然而，由于“遍于各地、异口同声的……而且异常迫切的”公众舆论使他确信，如果没有法国的继续帮助和友谊，黎巴嫩的独立是不能想象的，他在声明槁中宣布，“自由法国认为，黎巴嫩国在政治上和领土上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其完整性不容任何侵犯”；斯皮尔斯（根据外交部的指示）对他的保证是否明智提出了疑问，他把这说成“与其说是恶劣的描绘，还不如说是一种拙劣的攻击”。德高望重的艾尔弗雷德?纳卡什保持了总统的职位，把两个主要党的领袖排除在外；受到排挤的政党领袖之一贝沙拉?扈利指责新政权不符合宪法，独立是虚假的，要求举行新的选举。他得到马龙派大主教的有力支持。英国立即承认了叙利亚和黎巴嫩的独立，而且非正式地敦促美国予以承认，它提出的理由是这将给中东带来更大的稳定，并增强盟国在那里的地位。然而国务院却犹豫不决：如果不谈判签订一项新的条约而就予以承认，可能要损害１９２４年同法国签订的条约中所规定的近东国家美国公民的权利；他们仍然同维希政府保持着关系；而自由法国提出的在近东国家居于首要地位的要求，含意又十分复杂。他们还主张，只要拖延承认，他们就可以留有余地，以便坚持要法国人澄清其提出的特权要求，这一立场却是英国人所难以坚持的，因为他们早已原则上接受了这些要求。不过美国政府还是在１１月１９日发表了一项声明，对两国人民的这种自然与合法的愿望表示同情。报纸的控制和配给。
这时，近东地区法英军事指挥部的关系已经安定下来，从技术角度来讲，堪称融洽无间，它们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即取得战争的胜利而奋斗，而从个人角度来讲，也能相互容忍（事实上常常是亲切的）。但令人遗憾的是，双方政治机构之间的关系却不能与此相提并论，前面已经剖析过的那些根本分歧，甚至连纯粹的技术问题都难免要被波及。例如１９４１—１９４２年冬，粮食的严重匾缺是一个头等重大的问题，这主要是由于叙利亚人的囤积居奇（大量的是属于投机牟利的性质，同时也是由于对国家的政治和战略确实有前途茫茫之感和缺乏适当的管理所致）。粮价上涨到战前的十一倍，是１９４１—１９４２年世界粮价的两倍半；有些地区和城市贫民受到饥饿的威胁，在一些城镇发生了严重的骚乱。根据驻开罗的国务大臣建议，斯皮尔斯代表团设法通过中东补给中心从海外进口小麦以打垮囤积商人的集团。但由于现有补给不足，他们弄到手的不满十万吨；商人们动用他们埋藏的大批金币，把进口的粮食悉数购迸；“市场象海绵一样吸尽了粮食”；这一试验对粮价的水平还不曾产生任何实效就不得不予以放弃，不过它毕竟还是渡过了饥谨，也制止了抢粮的骚乱。叙利亚出产它所需的大部分粮食，但谢赫?塔杰丁的政府拒绝同法国人所创立的混合办事处合作，除非其中也有他们和英国的代表参加，理由是他们不愿意从属于总代表，也不想领教法国特种后勤部队官员和奉法国之命征购粮食的宪兵队的那种独断专行的办事方法。既然无法使贾德鲁满足他们的要求，叙利亚政府就（不免使贾德鲁觉得恼火）求助于斯皮尔斯，他已于１９４２年２月８日被任命为驻叙利亚和黎巴嫩公使。斯皮尔斯向贾德鲁表明，粮食问题如不解决，事关军事安全，因此建议，粮食的征购和分配应委托英国第九军总指挥官负责。然而这样做是法国的特权和尊严所不能容忍的。经过在贝鲁特和开罗的长期谈判，终于在５月１６日达成协议，建立了一个粮食局，由一名叙利亚人任局长；法国、英国和黎巴嫩都派人参加；由英国人主持财务以保证提供贤金；法国总代表和英国公使有共同的最后裁决权。英国人和法国人担任董事的人数相等，有一大批法国和英国征购人员，各级机构都有叙利亚的地方官员任事。这一新的机构行使其职能直到战争结束，使粮食的消费和出口得到足够的供应，只是价格上涨在所难免。可是对贾德鲁来说，这样的解决办法乃是“胜败参半”，因为他不得不允许英国人在按照委任统治权和利特尔顿一戴高乐协议规定的法国人权力范围内享有对等的权利。他声称，粮食局的创立，使斯皮尔斯的“一大批经济官员在这个国家里充斥泛滥，这些人大都是政治宣传员”；但是，为了对付法国人的批评而为他的政策辩护， １２４ 他争辩说，在这个问题上也同在其他问题上一样，法国人必须作出抉择，如果不同英国人妥协，就是实行决裂，而决裂就意味着自由法国在近东国家的权力到了末日——
老实说，尽管黎巴嫩人对此可能会感到懊恼，而叙利亚人却不会。……因此必须坚持……象保卫军事阵地一样，有时打打，有时也谈谈，必要时把战壕和外围工事放弃给敌人也可以。但不论发生什么情况，要固守阵地的中心。
这时，法国人和英国人对民族集团领导人舒克里?库阿特利的态度，是他们之间的政治分歧之一。盟国占领叙利亚不久，他小心谨慎地离开了那里。贾德鲁把库阿特利说成是一个危险的煽动分子，是轴心国的间谍，证据是他在１９４１年初同德国停战委员会进行过谈判。民族主义者反对谢赫?培杰丁无疑是引起这种说法的部分原因。贾德鲁要阻止库阿特利回国，理由是他会立即引起国内骚动。但另一方面，英国人把他视为基本上是一个民族主义者，只要向真正独立采取若干切实可行的步骤，他是愿意同盟国合作的。他们向法国人指出，把他排除在政治生活之外，更可能引起骚动，而不是防止骚动。
因为如果民族主义者继续受到挫折，在某个对于盟国事业不利的时刻，他们就可能倒向德国；英国人终于说服法国人，在１９４２年夏天准许他回国。在此期间，正如贾德鲁所承认的那样，黎巴嫩宪法仍被停止实施，几乎成为一件怨声载道的事情。４月４日，斯皮尔斯通知他，英国政府希望早日举行选举，并为同一目的继续对纳卡什总统施加压力。贾德兽获悉两个互相竞争的黎巴嫩政党的领袖中更加具有泛阿拉伯倾向的贝沙拢?扈利正在进行活动，企图博取埃及和伊拉克两国首相的支持，乃于４月２９日向伦敦的自由法国民族委员会建议，说有一个办法可以避开这种令人讨厌的选举要求，那就是重新召集法国人于１９３９年９月停止行使权力的国民议会；但是民族委员会否决了这一建议，法律上的理由是那一届国民议会的任期已满。５ 月历日，英国新任驻节中东国务大臣理查德?凯西，重申英国政府的要求：早日宣布叙利亚和黎巴嫩将于１１月举行的选举。贾德鲁同凯西第三次会晤时，认识到必须作出让步，“出于无奈而只得抓住这唯一的机会”向民族委员会提出建议，务必要在６月１５日前后宣布此事。民族委员会勉强同意，把责任推还给贾德鲁；但在６月１５日前，情况变化到了贾德鲁认为在他意料之中的地步：英军在托卜鲁克以南的一场决定性的坦克战中，吃了败仗，接着就在西部沙漠全线退却。那一年近东国家也就没有举行选举。贾德鲁的保持威望政策只赢得了几个月的时间，恰似前朝法兰西的一个农民攒积下几枚铜币一般；ｌ９４３年的事态发展证明，贾德鲁是小事聪明，大事糊涂。
７ 月，贾德鲁和斯皮尔斯之间发生了一场新的争端，这使他同斯皮尔斯断绝了来往，国务大臣为了息事宁人，写了一封信给贾德鲁，下面是信中的一段：
１２６ 斯皮尔斯将军已向我绝对保证，他绝不会以破坏法国在叙利亚和黎巴嫩的影响或阻碍你的活动为己任。他还进一步说明，任何诸如此类的态度，同他所接到的指示，同首相１９４１年９月９日在下院的声明中所阐明的英王陛下政府的政策，都是背道而驰的。……
你作为法国民族委员会的总代表和近东国家总司令，斯皮尔斯将军完全承认你的特殊地位和权利。至于我，我敢相信，鉴于英王陛下政府目前在近东国家的独特利益，你将承认英王陛下驻叙利亚和黎巴嫩公使在目前情况下所承担的特别责任。
贾德兽接受了这一保证，虽然他不见得不会注意到，１９４１年９月９日丘吉尔的声明对利特尔顿—戴高乐协定以及据他说还有其后的换文所确认的那些法国权利，包含有某些限制。在此时期，戴高乐巡行中东，抵达开罗。他立即拜访了凯西，凯西要求他同意宣布近东国家举行选举。７ 月初（即撤退到阿拉曼之后），贾德鲁曾同意在８月份宣布举行选举，如果届时英国在西部沙漠重新获得军事优势的话；但戴高乐当时却直截了当地回答说，近东国家的选举是法国的事情，目前英国人还是专心致志于更加紧迫的事情——打击隆美尔——为好。尽管英国不断呼吁戴高乐返回伦敦，有紧急事务等待他去处理，但当时他还是在近东国家逗留了一个月，公然表明要显示他的决心，对所谓英国要剥夺法国的委任统治权的种种伎俩，寸步不让。当美国驻贝鲁特领事（一个过去亲维希的人），在其总领事休假不在的情况下，要求他对英国的“越权行为”提出一份备忘录时，这位刚愎自用的将军告诉他，他决心要同英国人“立即摊牌”：如果他们不把斯皮尔斯调离，一切合作都将就此结束；法国将准许这两个国家独立，但作要等到两国人民为此作好准备不可，而这在几年之内也许还办不到——这一声明促使科德尔?赫尔１２７批评它同上一年贾德鲁屡次发表的有关独立的声明不相协调。８月２８日，戴高乐在贝鲁特向法兰西联盟中心讲话时又一次强调，“叙利亚和黎巴嫩的领土的各个部分和一切民族或宗教集团……几千年来都不知真正的民族独立为何物”。他宣称，现在举行选举是不合时宜的，而且断言，这一问题的决定和时间的选择，法律上纯粹是法国当局的权限。
机器的速度，思想和利益的渗透，以及经济因素的彼此重叠，把这个世界缩小到如此地步，显而易见，独立和孤立不再有丝毫的联系。任何国家如孤立无援就难以自立，更无发展可言。叙利亚和黎巴嫩懂得，不论是为了它们的进步，还是为了它们的防务，都需要同法国结成紧密的联盟。法国也相应地不想放弃它执行了这么许多世纪，历尽盛衰而引为自豪地传布文化的使命，也不准备取消因同叙利亚和黎巴嫩结盟而理当承担提供安全的保证。
６ 月份第八集团军在西部沙漠所遭受的损失，使奥金莱克将军把驻扎在北方战线——叙利亚、伊拉克和波斯的大部分部队撤调去增援。戴高乐从而注意到，由于英国第九军在近东国家的人数大见减少，使自由法国部队在数量上大占优势，于是他援用利特尔顿一戴高乐协定第三条，提出当时仍由第九军总指挥官统率的近东国家的法英军队应归自由法国指挥。戴高乐提出这一要求的重要性，正如贾德鲁所说的，既是“政治上的，也是心理上的”；但是中东地区的总司令官却回答说，第九军仍有各级官兵四万四千人，因此仍然超过了自由法国的实力。英国人事实上是并不准备因为一时危急而放弃一个基地的指挥权，这个基地迟至１９４３年秋发生多德卡尼斯战役时仍然具有其重要性；１９４２年９月３０日，丘吉尔直截了当地占诉戴高乐：“指挥权必须仍在英国人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