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三点一经达成协议，法国政府随时准备将特种部队移交给这两个国家，条件是只要客观情况还不许可完全实行一国指挥的时候，这些部队仍应置于法国最高指挥部管辖之下。……只要法国本身还对盟国间的盟军最高指挥部负责这两个国家的安全，法国指挥部不能自行放弃指挥那些特种部队的权力，也就是说，实际上，要到远东战争结束和盟国间的总部解散为止。
贝内认为，这些建议“在精神上要比其他阿拉伯国家同英国所签订的任何条约宽大得多”；但是两国政府在１９日通知他，由于建议的性质，也由于他们觉得正在受到的压力，他们将不再继续进行谈判。事实上，另一支法国军２９６队，不顾英国的意见，已在５月１７日到达贝鲁特。英国的意见，用丘吉尔的话来说，毫不夸大，可以称之为“恳求”，贝内对于这些意见却反唇相讥，指责英国最近把一师军队开进了近东。
随后发生的事件经过，丘吉尔向下院叙述如下：
国内局势变得很紧张。大马士革、贝鲁特和的黎波里这些城市的商场和店铺都于５月１９日关门停业，大马士革举行了示成游行，发生了从法回医院广场上射击的事件。
约有十二人受伤，但无死亡。第二天，５月２０日，阿勒颇发生了严重暴动。死了三名法国兵，伤了一些人。法国装甲车开到城里，大肆扫射之后赶走了街上的人。据估计，平民至少有十人死亡，三十人受伤。叙利亚的所有主要城市的商场都停业数天，在阿勒颇，叙利亚宪兵和法国军队双方都在市内巡逻。在黎尺嫩，贝鲁特和的黎波里这两个城市的商店，在政府向市民发出呼吁要求它们继续营业而由政府负责保卫黎巴嫩独立之后，于５月２３日开门复业。
在这些事件的整个过程中，我们曾不断劝告双方耐心克制，并始终努力安排外交磋商，以便对谈判中断后所造成的整个局势进行讨论，如有可能则予以解决。叙利亚政府恳切吁请我们进一步提供武器，用以装备他们的宪兵，这样，不管发生群众骚动，他们能够维持秩序。他们说，要不是法国的军事警戒过于耀武扬威地刺激居民，要是日见疲劳的宪兵得到增援，他们是能够继续控制局势的。可是法国当局坚决反对我们以任何更多的武器供应叙利亚宪兵作为增援之用，这也许是因为法国人担心这些武器可能会用来对付他们。５月２４日，法军不得不从阿勒颇的城堡撤出，但是唯恐在撇离过程中出乱子，法国将军于是威胁说，如果发生任何开枪射击情事，就要炮击这座城市。
５月２５日，英王陛下的公使接到外交部指示，要他立即告知叙利亚政府，他们有必要继续控制局势，尤其是霍姆斯和哈马两个地区，那里的局面己有剑拔弩张之势。在巴黎，以及对法国驻伦敦大使馆，也提出了强烈的抗议，要他们重视当地极度紧张的局势，并敦促法国政府应暂停派遣原拟增派的部队。经指出，法国装甲车和军用卡车继续在阿勒颇和大马士革街道上巡逻，飞机在清真寺举行祷告的时刻在上空低飞，大楼的屋顶上都显眼地架着机枪。这就必然地激怒了当地居民。我们非常强烈地指出了进一步混乱可能在整个中东导致的种种不幸后果，这些后果会附带地影响对日作战的交通。
５月２７日，哈马爆发了严重的战斗。叙利亚政府指挥的宪兵队首先保卫火车站以免骚扰，但是最后被击败了。这是今人失望的，因为还只在前一天，英国政治官员能够在有关各方面之间安排了一次会议，缓和了紧张局 ２９８势。我无须详细说明随后蔓延开来的纷乱，但是叙利亚外交部长于 ５ 月 ２８日通知英王陛下公使说，他遭到了各种突然发生的事，不再能负责国内安全。法国在霍姆斯和哈马进行炮轰，局势简直难以收拾。混乱蔓延到大马士革，法国人于５月２９日傍晚开始在那里炮轰。官方公布的大马士革的伤亡数字是：死亡宪兵八十名，平民四百人；重伤五百人；轻伤一千人。当然，这些是估计数字。法国政府随后声明：
总代表终于在５月３０日傍晚能够向我们报告恢复平静。
英国首相却就在这种情况下于５月３０日晚通知我国驻伦敦大使说，英国政府已经命令其中东总司令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恢复秩序。
英国政府随后声称，那天下午当地时间１１时，他们已“命令叙利亚和黎巴嫩的法军停火，留驻原地直到局势明朗，且不得反抗英军的行动”。然而驻大马士革的奥利瓦－罗热将军直到５月３１日傍晚才接到命令；他后来说明：
“我没有通讯系统，没有电话，没有联络，也没有无线电；
通讯室名存实亡。”与此同时，戴高乐于３１日下午接到丘吉尔的电报，要求他“立即命令法军停火并撤回营房”。
据说，戴高乐曾致电总代表，要他抵抗英军，但是贝内将军对后果有先见之明，问电称：“难以从命。”停战令约２９９于下午９时至９时３０分之间到达大马士革奥利瓦－罗热那里，这时他也接到了英方的口头停火令并予拒绝。零星的射击，包括大炮、迫击炮和机枪，通宵不绝，直到６月１日，当地英军司令才递给他下列书面命令：
我奉中东总司令之命向你传达下列命令：
１．除了在营房对你们本国军队有权维持纪律以外，你已不再有任何其他权力。
２．我负责确保大马士革法军营房及其设备的安全。
３．既然如此，所以无论在何种情况下，法军概不得以任何借口开枪自卫。
４．我并警告你，如有任何法军竟然开枪，这些军队的营房将立即遭到炮击。我已亲自将这些命令下达给我的军队。
５．所有屋顶上的了望哨都必须撤除。倘不立即撤除，将使用武力。
６．所有装甲部队，一无例外，须一律撤回营房。
７．未经本人核准，法国士兵一律不得外出上衔。
８．请确认收到本通知。
英军将法军押送到离城约五英里的一个营地，大马士革的紧张局势开始缓和下来；但有两名逃出营房的塞内加尔士兵和一名违令出现在街头的法国军官受到大马士革暴徒的袭击而遭杀害。法国平民也被撤退。英国军事当局通知法方，为了确保城里的粮食供应并保证已可收获的谷物到手，他们正在接管粮食局。所有这些措施当然增加了法国人的愤懑，一位作者在６月５日的《黎明报》以“法绍达……还是慕尼黑？”为题写道：“英国现在３００对待泛阿拉伯主义的压力同它在１９３８年对待纳粹泛日耳曼主义如出一辙，同样是不抵抗。”６月７日在巴黎举行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奥利瓦－罗热将军发展了戴高乐在６月２日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对“无数英国特务群集”
的一般性指责。奥利瓦－罗热宣称，在大马士革的英国官员都“以坐探闻名”，他提了其中两个人的名字，接着他说：
自５月１９日起，英国卡车川流不息，开进大马士革的城堡，那是一座巨大而有围墙的建筑物，是叙利亚的警察总部。这件事同几乎在叙利亚到处开始的动乱是同时发生的。５月２６日和２７日之间的一夜，六十辆英国卡车开进了城堡。从５月１９日起，城堡就成了招募新兵的中心，所谓辅助警察就在这里入伍并发给武器。
……大马士革本身的动乱是在５月２９日开始的。成群结队佩带武器的人是在某个国家的指挥下发动捣乱的，这个国家就是英国。
目的就是要迫使法国说它已无法自行维持秩序而要求英国支援。当地英国官员的行动是否得到伦敦政府的支持，那要让英国人自己来说明了。
英国常驻中东国务大臣在６月１１日回答了这些指责：
罗热将军宣称这些混乱是由英国“坐探”发动的。他竟然会相信这种说法，诚令人难以置信。法国人、叙利亚人和黎巴嫩人都可以随便作证，说明特伦斯?肖恩先生（英国驻叙利亚和黎巴嫩公使）和霍姆斯将军（英国第九集团军司令）在他们的文武僚属忠诚协助下，曾不断地作出努力以防止法国同当地政府和人民之间发生摩擦的事实。……
罗热将军还扬言骚动发生前几天，川流不息的卡车装着给叙利亚宪兵队使用的武器络绎不绝地开进了城堡。没有什么武器运给叙利亚人。５月２３日和２４日，有十三辆空车通过大马士革，在５月２４日和２６日之间，有二十五辆空卡车按照早先的安排交给宪兵队。５月２４日，有八辆卡车送士兵到大马士革观看文艺节目，散场后立即把他们送走了。法国参谋长曾问及这些是否是增援部队，且已接受了英方的说明。
６月１４日，丘吉尔在下院声称： ３０１我希望利用这次机会再一次声明英国绝无任何野心或任何欲望想在叙利亚从事扩张。我们绝无意图在叙利亚取代我们的法国朋友。我们绝不想在地球的任何部分窃取任何人的财富。在这种情况下，存在着法国在叙利亚的势力问题。我们将予以支持，但只能提供意见。既不能由我们来保证那种势力的树立，同样地也不能由我们去把它搞垮。要是法国能够自行掌握同叙利亚人和黎巴嫩人进行商谈而达成一项满意的条约，那我们是很高兴的，我们说过，这项条约一经签署，我们就立即从这个国家撤退我们的军队。
但是，法国外长皮杜尔，下一天在协商议会上展开了对叙利亚问题的辩论，发表了一通演说，出言讽刺挖苦，指责英国的行动造成了法国人的伤亡，掠夺了法国人的财产，以及所谓把一直在麻疯病院服务的法国修女会驱逐出境。他结束发言时宣称，他的政府曾向英国政府建议应把争议提交“五大国”会议，但未得要领。１９日继续辩论时，戴高乐在作了所谓英国自１９４１年以来在近东侵犯法国权力的冗长而概括的叙述之后宣称，他的政府正在要求联合国“调整中东出现的全部问题，既包括法国和英国之间的问题，也包括这两个国家各自同好几个阿拉伯国家之间的问题”。但是旧金山会议主席（美国国务卿靳退丁纽斯）感到这样的课题会给目前处于萌芽状态的联合国组织带来难以克服的困难。
６月２２日，英国政府发表了下列声明： ３０２各地发生的事件和误会，使我们有必要说清楚英国在近东国家进行干预的理由，从而使人们对英王陛下政府的意图不会有任何怀疑。……英国军队干预之所以有其必要，是由于叙利亚当地发生的事件看来会使整个中东陷于混乱并会妨碍盟国从事战争的努力。
英王陛下政府命令中东总司令进行于涉，是为了恢复和维护秩序，以待通过外交途径对近东局势作出一些解决办法。……
当秩序在某种程度上有所恢复时，撤退那些曾在发生真刀真枪冲突的某些城市积极参加战斗的法军，看来是必要的。这是消除可能进一步引起任何冲突的根源的必不可少的措施。留在这些城市中的法国平民由于有生命危险，所以也把他们撤退了。
现在那些发生骚动的城市中的主要的混乱己被平息，所以设想民政当局应尽快并尽可能最大限度地负起在整个国家，特别是在那些城市中维持法律和秩序的责任。
叙利亚和黎巴嫩政府首先要对维持它们领土内的秩序负责，全世界会以它们怎样履行这个责任来判断它们的。万一政府可调动的军队不能应付骚动；我们将授权当地的英军司令采取他认为通过民政当局重建秩序、恢复正常管理所必要的公正行动。
必须清楚地理解，英国军队的干预并不意味着英国方面在叙利亚和黎巴嫩有任何取代法国的意图。英国当局无意以任何方式破坏最后解决近东国家的局势问题。
英国武装部队的使用，一定不会是不公正的，如果为了保护盟国的战事利益而不得不进一步出面干预防止动乱，英军司令将对任何肇事有责的人采取行动。
下一天，法新社评论如下：
……在巴黎，人们注意到表示英国当局建议今后要把维持秩序的责任移交给叙利亚和黎巴嫩政府的那段声明。
３０３ 对这段声明需要发表两点意见：第一，英国人正在把维持秩序的任务交给那些煽动破坏秩序的人，由于这些混乱，英国军队实现了它们的干涉；第二，英国人从法国当局手中撤销了一种为英国人本身所公开承认属于法国当局所有的权力，这种行径于法无据。英国除以武力赋予权力以外，别无任何权利可以剥夺法国当局的权力并将其移交给其他不论是什么样的任何政权。
最后，预期将来发生混乱并规定英军司令对肇事有责的任何人都将采取行动的那句话，巴黎把它看作英国打算在其他地区下逐客令的新措施的序曲。有鉴于此，英国政府似乎正在为它本身进行接管作好准备。
叙利亚和黎巴嫩的总理和外交部长于６月２１ 日举行会议后宣布：
两国政府同意采取一项共同政策，旨在实施阿拉伯国家联盟理事会的决议，解除两国政府中在职法国官员的职务，为撤出叙利亚和黎巴嫩的所有法国军队并由两国政府接管仍在法国人指挥下的特种部队而努力。
两国政府利用这次会议机会重申它们的决心，决不授予任何大国任何特许权或特殊地位。
法国驻近东代表团中的一个成员奥斯特罗洛格伯爵，这时由巴黎带了建议回到贝鲁特，法国政府于７月７日宣布：
经决定，由于欧洲战争结束，同意叙利亚和黎巴嫩的要求由它们组织一支国家军队，因此将在当地招募的、原由法国人指挥的部队移交给叙利亚和黎巴嫩政府。关于移交细节，将于四十五天内作出规定。
据英国方面报道，这是法国人单方面作出的一种姿态，企图打开尚在坚持中的僵局，因为黎巴嫩人和法国人之间虽然举行过一些商谈，但是叙利亚人拒绝同他们建立任何联系。看来两国政府都在坚决执行阿拉伯国家联盟理事会的决议，在法国交还两国认为属于它们的一切之前，拒绝进入任何正式会谈。另一方面，７月１１日《世界报》的社论宣称：
法国由于表示了它能同叙利亚和黎巴嫩达成直接协议〔原文如此〕，从而排除了第三者干预的一切借口。现在应该毫无困难地消除同英国的争论：这种争论业己基本上转到我们没有英军支持能否维持秩序的问题。而同叙利亚和黎巴嫩达成协议就是对这个问题的回答。经宣布，营房和军事设施已于７月２０日开始移交：两国政府将于２５日接管军队。那天宣布了英军总司令和法国总代表之间达成的协议，根据这个协议，法军将从叙利亚内地撤退，但目前仍将留驻地中海沿岸和黎巴嫩；
法国还将保持某些机场的控制权。这一协议纯属临时性质，决不影响以后有关从叙利亚和黎巴嫩撤退外国军队的决定。
因此，导致叙利亚危机的各种因素基本上同１９４３年引起黎巴嫩危机的那些因素是一样的，不同之处，是由于法国政府已回到巴黎，战事已近尾声，叙利亚民族主义者追求完全独立的心情更为迫切，而法国人则更为自负，这些情绪使双方比１９４３年更易于各趋极端。至于英国，那个可怕的人物斯皮尔斯，已由职业外交官特伦斯?肖恩接替；但是由于斯皮尔斯在公开演说以及在英国著名报纸的文章中继续发表他的强硬观点，而且只要英国军队仍驻在近东国家，即使英国驻贝鲁特公使在外交上完全正确，也不能减轻法国的怀疑。《经济学家》的文章中，一方面没有放过斯皮尔斯的那种“放肆态度”和“各地许多英国官员对法国人所抱的那种所谓敌视态度”，另一方面也很重视“法国舆论的极端敏感性和法国领导人那种多少有些失常的态度”。事实上，这两次危机主要要由戴高乐本人负责。不是说在泛阿拉伯民族主义盛行的高潮中，最明智的政治家有可能挽救法国的委任统治权；但对一个更富有现实主义的人来说，处在人类历史上这个瞬息万变的时期。至少不会幻想：自流产的１９３６年叙利亚草约签署以来，近东的时代是特殊的一潭死水。当法国社论作者正津津乐道地记叙埃及和伊拉克民族主义者已在鼓动修订战前同英国所订条约的时候，戴高乐却认为吃了败仗和失去信任的法国，这时候是能够达成同样地限制叙利亚和黎巴嫩完全独立的条约的，倘此路不通，也可以迫使英国把它在中东的全部权益拿到国际会议桌上来谈，戴高乐作此设想，在政治上是不成熟的。促使法国不让步的一个重要因素恰恰在于法国势力的衰落，这种衰落，毫无疑问又是由于法国政府所在地和近东之间的通讯效能受到影响，使法国的官方情报往往不足为信，而这种不可靠的情报于是又不得不由负责官员们以谎言搪塞来加以“支持”。
到１９４４年，对英国人来说，近东作为一个作战基地的重要性日益减少而居于次要地位，所以这时英国人转而鼓励签订一项条约，使法国人获得类似英国人自己在３０６伊拉克所获得的那种地位；但这种解决办法显然已落后于形势了。叙利亚民族主义者与法国之间的鸿沟，原已很深，由于法国在１９４１年到１９４２年间不愿认真尊重他们的地位（法国人宁愿把权力交给一些虚有其表的“稻草”人而不给他们），以及１９４３年１１月法国在黎巴嫩危机中所犯的暴行，这道鸿沟已经进一步加深了。叙利亚人和黎巴嫩人既然通过法国人对那次事件的弥补而在很大程度上获得了独立，这时他们无意在条约方面作出止步，英国和苏联的态度又坚定了他们这一立场。总之，１９３０年的英伊（拉克）条约（英法两国把它看作是它们希望在近东解决问题的样板）和 １９３６年的英埃条约，都已被那些国家的民族主义者视为过时的东西，他们只等战争结束后要求英国驻军撤走，这样，法国要想在近东达到签订条约的目的，势必十分困难；但戴高乐对英国的意见置若罔闻，抓住欧洲战争结束的时机采取了行动，这种行动在多疑的近东人看来，完全有高压之势，因此激起了一系列的反应，终于导致念念不忘在整个阿拉伯世界自认为有其权益的英国人插手干预而结束了法国在叙利亚的军事统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