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４２年１月３１日英国—埃塞俄比亚协定签订后，英国立即开始撤出其军队和物资，首先撤走了外围驻军和政治军官，同时削减了亚的斯亚贝巴本身的驻军人数并将他们驻扎在暂时尚在英国控制之下的机场里。在意大利平民和军需物资得到应有的处置以前，亚的斯亚贝巴的警察继续隶属于英国军管当局。１９４２年８月６日，在埃塞俄比亚皇帝为各级官兵饯行之后，英国军队开出首都。于是只剩下吉布提铁路和协定规定的保留地区仍由英国负责管理了。
经皇帝以下的埃塞俄比亚人一再要求，英国内阁曾于１９４１年１１月决定全部遣返三万四千名意大利平民，现在却出现了一些麻烦。显然，意大利人在该国各地建立的一些现代化设施如果没有称职的技术人员进行管理，势必要毁坏；当时合格的埃塞俄比亚技术人员既不存在，盟国也没有技术工人可供使用，英国军事当局于是批准了一项过渡性建议，让总共五百名无碍安全的意大利技术人员留下来派必要的用处。但是埃塞俄比亚政府通知英国人说，为了该国的工业发展，至少得留下四千名意大利人，他们会使埃塞俄比亚对战事作出重大贡献。因此，一方面是埃塞俄比亚人表示“丝毫不图报复”；而另一方面，人们看到，意大利人也愿意为埃塞俄比亚主人工作。……总的说来，意大利人和埃塞俄比亚人之间的关系，特别在工人阶级的家庭之间，是极其融洽的。一家意大利人和一家埃塞俄比亚人同住在一座陋屋之中的情形也绝非少见。这倒并不是因为法西斯国家元首大肆宣扬的种族优越感己因战争失败而被扫除干净，而是由于意３７０大利的农民和工人往往不得已而被送到埃塞俄比亚，脱离了他们在意大利的贫穷境况，但是法西斯政治后台一经消失，他们又立即重新陷入了同样的困境。英国驻亚的斯亚贝巴公使在１９４２ 年初离英赴任之前，曾奉指示重新通盘考虑意大利人问题并提出建议。４ 月间，他建议二千八百名意大利人连同家属共计四千人，应准予居留。英国东非总司令迄未获悉原定五百人的最高限额已作任何政策性的修改，所以对此建议，大为吃惊。１９４２年８月，他同意将最高限额提高到七百人。尽管有决心力图把意大利人窝藏起来，不让正在进行兜捕的英军当局将他们遣返，但到１９４２年底，绝大多数意大利人还是被迁出了。身强力壮的男人被遣送到英属东非各地，其余的被遣返回国。
英国—埃塞俄比亚军事协定第十三条规定，一经英国东非总司令提出要求，埃塞俄比亚皇帝就应征用并移交给英军“这些军队可能需要的任何〔敌方〕私产，但为埃塞俄比亚所合理需要的除外”。这一条款对意大利人所安装的大批车间的机械设备和工具以及某些辅助工厂中的工业设备是早有存心的，东非司令部、厄立特里亚以及中东为了从事战争，都大量需要这些机械设备。协定签订之前，一些有用的物资就给搬走了，但此后“为了尊重埃塞俄比亚当局明显的愿望起见……拿走的物资就很少了”。１９４２年秋，英国首席政治军官在征得驻开罗国务大臣同意后，建议申请物资的人不应再提出更多的要求。
军事协定第三条保存了在毗邻（维希）法属索马里兰的保留地区的英国军管政府，但没有阐明军管政府与埃塞俄比亚政府之间的关系。１９４２年６月份，埃塞俄比亚皇帝正在提出上述地区属于其主权范围的要求，已很明显，而军管政府则认为根据国际法规定，这些地区依然是被占领的敌区。从现实的观点出发，军管政府并不反对在这些保留地区施行皇帝的法制和设立民事法庭，但认为，只要英国东非总司令对这些地区负责，埃塞俄比亚的警察或军事当局就不能在此行使武力制裁，还认为，埃塞俄比亚人不得试图向索马里居民征税，这对维持公共秩序至关重要；事实上，他们企图征税的尝试已由于季季加地区的骚乱而告停止。最后，双方不象以往一度看来会有很大困难，终于达成了协议。军管政府继续治理这些地区，维持秩序，行使审判权；但在１９４２年１２月，经取得一致意见，皇帝的政府可以在哈拉尔和迪雷达瓦课税，其法院也可以在不影响军方权力和社会治安的情况下行使职权。
１９４２年１２月２８日法属索马里兰归顺自由法国后，皇帝于１９４３年３月２１日接获通知，英国政府准备撤离哈拉尔（实际上是在４月２４ 日移交的）以及沿法属索马里兰边界二十五英里宽的地带中南至边界西南角阿贝湖的北部地段。然而，皇帝向英国副国务大臣表示失望，说迪雷达瓦和季季加都未见归还。他在４月１２日的照会中。建议修改迪雷达瓦驻军点的界线，并且询问英国有何军事上的理由必须保留二十五英里宽地带的余下部分。英国东非总司令在５月２６日的复文中列举了下述理由：
（１）有必要在可能发生动乱的地区留驻英国军队，以便处理象１９４２年发生的那种涉及英属〔索马里〕部族的骚乱。
（２）有必要在该地区留驻英国军队，以便保护吉布提—亚的撕亚贝巴铁路的一切有关方面的利益。随着法属索马里兰的归顺自由法国，这条铁路的管理问题产生了。这条铁路通至法属索马里兰边界一段一直是３７２由英国军管政府经营的，至于边界那边的一段当然是在法国维希政府手里。１９４３年１月１０日，埃塞俄比亚皇帝在给英国总指挥官的照会中声称：
在战争结束之前，从亚的斯亚贝巴至吉布提的铁路继续由英国军事当局控制和管理，是符合盟国战事的最大利益的，因此希望英王陛下政府将根据这一精神办理。
于是负责运输的英国军官被派往吉布提同法国当局和法国公司讨论铁路现有的管理问题。将这条铁路继续分两段经营，在经济上显然是不合算的，但是埃塞俄比亚皇帝和法国人部不能同意其他任何方案。６月２４日，英国陆军部通知东非总司令：
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迫切希望能给法国公司一个机会恢复其铁路特许权。因此，经商定由总经理按下列条件同皇帝谈判：
（１）军事运输应继续享有优先权。
（２）运费必须经总司令官同意。
（３）运输优先权委员会应是安排优先运输的最后决定机构。
（４）一名英国军事管制官将对铁路经营和保养具有不受约束的监督权。
但到战争结束之前，皇帝和法国人之间始终未达成可为双方接受的协议。
在答复英国首席政治军官在英国一埃塞俄比亚协定签订后的演说时，埃塞俄比亚皇帝说：“我打算派一个儿子和一个旅在战场上同英帝国军队并肩作战。”英国自治领事务大臣在上院被问及此事时曾说明，皇帝的军队还在组编和训练之中，尚未按现代战争的需要装备就绪。１９４２年１０月９日，罗斯福总统宣布：埃塞俄比亚３７３皇帝曾经告诉他，埃塞俄比亚政府切望承担联合国家公约的各项义务。１２月１日，埃塞俄比亚政府宣布他们已同德、意、日处于交战状态。１２月１０ 日，罗斯福宣布埃塞俄比亚符合接受租借法援助的条件。１９４３年３月２６日，美国宣布任命驻亚的斯亚贝巴的公使。１９４４年２月１４日，据说美国应埃塞俄比亚政府的邀请，即将派遣一个由农业、建筑、采矿工程和其他技术部门的专家组成的代表团前往该国。１９４４年９月，埃塞俄比亚国家银行的英籍总裁去世，由一个美国人接替了他的职务。１９４３年７月１日，据报道，苏联驻伦敦大使和埃塞俄比亚公使曾就两国建立外交关系问题互换了照会。两国于１９４４年互派公使。 １９４５年４月４日，塔斯社广播称，皇帝向苏联赠送战时救济费一万英镑。
在埃塞俄比亚国内，皇帝希望建立一个更加中央集权的政府以代替各省省长的个人统治，但引起了地方上的一些反抗。由英国军事代表团训练的以十个营组成的埃塞俄比亚军队，曾两次奉调前往镇压小规模的叛乱。
在英国军事代表团训练埃塞俄比亚军官担任高级指挥之前，各营都是由英国军官指挥的：而这些英国军官未经英国东非总司令专案准许，就不能参加作战。因而埃塞俄比亚军队有独立于皇帝及其陆军大臣权力之外的倾向。
于是，皇帝便自行募集并装备了一支四万人的地方军队，士兵主要是从以前抗击意军并且还持有枪枝的非正规部队中招募来的。但是，其中几个营在１９４３年秋季奉派去北部提格雷省平息一起严重的叛乱时，给养完全断绝，结果还得由英国训练的部队和英国飞机来恢复局势。
英国的专员们当时正在训练埃塞俄比亚的警察。除了在内政、财政、司法、教育、商业和工务等部没有英国顾３７４问外，还在高等法院任命了两名英国法官，借以保证对外国人的公正审判。军事代表团的医生——几乎全部是巴勒斯坦犹太人——正在照料埃塞俄比亚士兵和平民，并已开始训练埃塞俄比亚人当敷裹员和护士。英国正在社会服务方面给埃塞俄比亚以大量非正式的援助。
英国文化委员会发现埃塞俄比亚是块播下种子可获丰硕成果的土壤。它在亚的斯亚贝巴创设了一所英语学校，三百多名男女每周认真听四次课。它还计划在乡村地区创办类仪的学校并已开设了儿所。在首都，它将一些遗弃的房屋改建为很吸引人的英埃俱乐部，埃塞俄比亚的年轻人和英国侨民在这里一起打网球、下象棋和进行辩论。它派了三名英国教师，协助创办了这个国家唯一的一所中学，培养公务人员。它还为皇后创立的一所女子学校提供了一名英国女校长。它由于培育英国文化而不是培植英国政治势力而树立了声誉。……
友人救护队也仿照军队的做法提供了一队五十多名左右的年轻人，来照料平民的需要。他们之中有些是医生，有些是医科学生，有些是受过社会服务工作训练的专业人员或事务人员，有几位还具有在英国学校执教的经历。他们热心效力，不求报酬，不问政治。他们在埃塞俄比亚全国各地为填补医疗、社会和教育等服务事业的空白做了不少工作。
诺曼?本特威奇，前引文，第５１１页；参阅Ｊ?Ｇ?格里姆韦德，《每日电讯报》，１９４３年１１月２０日；驻埃塞俄比亚特派记者最近的一篇文章，《泰晤士报》， １９４４年５月５日。
早在１９４３年６月１９日，埃塞俄比亚财政副大臣就曾在纽约声言， １９４２年英国—埃塞俄比亚协定预定于翌年 １ 月份修改，“以适应和平形势”。５月２５日，皇帝通知，将在三个月后终止１９４２年的英国一埃塞俄比亚协定，并希望代之以一项新的协定。英国政府在答复中提出派遣一名特别代表前来谈判新的协定，同时并要求暂缓执行终止旧协定的通知。埃塞俄比亚政府欢迎英国的提议，但不愿暂缓执行该通知，不过皇帝在８月３１日答应在以后两个月内暂不采取任何行动。
英国代表团在德?拉?沃尔勋爵率领下于９月２４日抵达亚的斯亚贝巴。两个月后，据说协定迟迟不能签订，仍然是由于奥加登地区的问题。
在这些地区约有五十万索马里人，其中不少人是受英国保护的家族，事有在埃塞俄比亚境内放牧的权利。这些索马里人手无寸铁。英国当局并不认为埃塞俄比亚局势己很稳定，因而可以象皇帝所期望的那样在这些地区撤销英国的军管政府。……我们提议该政府应继续存在到战争结束再行考虑作出安排。
然而，新的协定终于在１２月１９日签订。在协定中，英国放弃了它在１９４２年获得的特殊地位。英国公使不再享受比其他国家的外交代表优先的权利，皇帝也不再须聘用英国顾问或经英国政府批准的人担任顾问了。一俟埃塞俄比亚政府正式保证对于铁路的继续有效经营已作出满意的安排时，英军将在接到通知后三个月内撤离铁路，与此同时，英国人还将撤离迪雷达瓦以及铁路西北边的保留地区。但在铁路和季季加之间的保留地区以及奥加登地区，英国将保留军管政府，行使立法、司法全权，但不影响承认皇帝对这一地区的主权。作为象征，在该保留地区和奥加登地区的英国和埃塞俄比亚政府建筑物上空将同时飘扬两国国旗。英国军事代表团将继续留下，仍由英国政府支付每年十五万英镑的日常费用。但现经协定规定，军事代表团团长将对埃塞俄比亚陆军大臣负责（而不是对东非总司令负责了），而且军事代表团须在英、埃两方的任何一方发出通知后三个月撤走。美国报界在报道这一协定时都意味深长地突出了第九条。根据这一条款，英国放弃了按１９４２年协定第十一条第三节规定的在埃塞俄比亚领空飞行的专有权，而为所有同盟国飞机取得了在埃塞俄比亚的过境权和着陆权。
德?拉?沃尔勋爵解释说，英国曾表示愿意在三年内每年提供一百万英镑的赠与，条件是这笔款项应由英国人和埃塞俄比亚人组成的联合开发委员会管理，这些英国人将作为埃塞俄比亚政府的顾问。但据埃塞俄比亚
驻华盛顿公使馆称，埃塞俄比亚政府曾要求英国以“类似美国”根据祖惜法“给予援助的那种方式”提供九百六十万英镑。埃塞俄比亚谢绝了英国的建议，但这一建议仍搁起来没有解决。ｌ９４５年２月，埃塞俄比亚与英国的关系情况就是如此，当时正值罗斯福和丘吉尔在雅尔塔会议之后归国途中在埃及会见中东各国首脑，海尔?塞拉西亦在其中。埃塞俄比亚驻伦敦公使馆宣布皇帝此行是应美国总统邀请，总统特为皇帝陛下配备了副官和侍从人员，并且还配备了一架专机。皇帝对总统及其国务卿友好谅解的态度深为感动。……皇帝作为总统的客人在埃及逗留期间，愉快地接受了英国外交大臣请他会见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先生的邀请，并借此机会讨论两国的相互关系。他然后乘坐美国政府供他使用的飞机回到亚的斯亚贝巴。
到了大战结束时，埃塞俄比亚人对外国顾问和帮助他们的人的猜疑已近乎病态。佩勒姆博士关于教育制度的一段冷静而不带偏见的描述很好他说明了这一点： ３７７塔法里马孔南学校重新开办了……负责人最初是一名美国传教士，后来是一名英国校长，再后是一名加拿大耶稣会教士。……皇后迈南学校……先是一名美国人负责，后来是一名英国人，再后是一名瑞典女校长。……海尔?塞拉西中学……先后有两名由英国文化委员会借来的英国人当校长，继他们之后是一名瑞典人。……他们〔埃塞俄比亚人〕终日担心外国人的影响会太大，又害怕外国人挤掉他们的职位。所以，他们不让受聘的外国人士有一个合理期限的任期，对他们也不给以合理的信任。……计划、人员、国籍等的经常变动，无疑造成了教育管理近乎紊乱的现象。并使许多有志于对埃塞俄比亚有所贡献的人心灰意懒。
皇帝不仅限于在同欧洲列强交往中坚持埃塞俄比亚有权取得全部主权的主张，而且在埃塞俄比亚教会和埃及柯普特基督教会之间的关系上，也是如此。公元四世纪，埃塞俄比亚已信奉从亚历山大传来的基督教，公元４５１年卡尔其顿会议之后，便与当时仍然联合在一起的拉丁和希腊教派分裂，改宗柯普特基督教派（一性论派）。阿拉伯人征服埃及以后，埃及人逐渐改宗伊斯兰教，直到近代，埃及的柯普特基督教会仅有一百十万名信徒，而埃塞俄比亚在１９３０年，六百万左右人口中估计就有二百六十万埃塞俄比亚教会的教徒。可是，埃塞俄比亚教会尽管在人数上占有优势，它同埃及柯普特教会的关系却依然是母女关系。它仅有一名教区主教，而且向来是由亚历山大高级主教不经征求埃塞俄比亚教会意见就任命埃及人担任的。古代柯普特人伪造了一份文件，声称是全基督教尼西亚会议（公元３２５年）的教令，并给它蒙上一种虚假的神圣色彩。根据这份伪造文件，埃塞俄比亚教会只能有这一名主教，而且他无权任命别人，尽管根据亚历山大的教规可能任命多至七名埃塞俄比亚人任副主教的圣职。至于那些最杰出的柯普特基督教牧师，又自然不愿接受提升擢拔而去一个远离埃及的国家供职，况且那里的语言同他们自己的语言，不论是阿拉伯语或柯普特语差异都甚大。因而，主教的职务也往往流于一种“不足道的尊严”。 １９２６年，教区主教去世，埃塞俄比亚当局曾试图说服亚历山大高级主教授权继任的教区主教由他任命埃塞俄比亚人任其他主教圣职，但遭到拒绝。亚历山大高级主教反而亲自任命了四名埃塞俄比亚人任副主教的３７８圣职（并于１９３０年任命了第五名副主教），但言明他们不得任命新的教区主教或副主教圣职。亚历山大高级主教于１９３０年亲自访问埃塞俄比亚。在一千六百年之中，他的前任中只有一位曾作过这样的旅行。经安排，六十名埃塞俄比亚青年去埃及在高级主教监督下就学，但结果并不成功，这或许是由于语言上的困难所致。意大利人征服埃塞俄比亚之后，担任教区主教的埃及人西里尔并未公开表示反对在新政权下执行任务，据说他还宣传服从新政权。 １９３７年，在格拉齐亚尼总督险遭谋害时，西里尔也确实在场伺候总督。然而，当意大利人企图使埃塞俄比亚教会脱离对亚历山大的依赖时，西里尔主教拒不同意，并告退到埃及去。意大利人于是说服了两名埃塞俄比亚副主教接受他们的宗教政策。接着举行了一次大会，表示同意脱离亚历山大，并选举了一名大主教，由他任命了其他几名主教的圣职。在流亡中的埃塞俄比亚当局认为埃及的柯普特基督教会对埃塞俄比亚难民极少帮助，对安慰那些在诸如肯尼亚等国的难民的心灵也无所作为。因此，在１９４０—１９４１年，当柯普特基督教会当局得知皇帝即将回国时，建议由两里尔主教陪驾，皇帝非但置之不理，反而选择了“宫廷幕僚”，即由皇帝任命而始终由本国人担任的埃塞俄比亚教会的主管随行，这是毫不足怪的。重组埃塞俄比亚教会的责任这时落到这位主管身上。尽管西里尔主教于１９４２年回到埃塞俄比亚作短暂访问（据说不是受邀请而来的），宗教事务还是完全由这位宫廷幕僚一手掌管。１９２６年埃塞俄比亚教会与亚历山大的关系发生龃龋时，当时还是皇位继承人的海尔?塞拉西，是支持保守派的；但这时情况已发生变化，皇帝及其绝大多数的大臣都希望由埃塞俄比亚人担任教会的首领。另一方面，他们又不能接受在意大利势力下任命的大主教和主教。他们于是在１９４２ 年派了一个代表团去埃及向柯普特基督教会的大主教转达他们的愿望。由于大主教的去世及其继任者人选问题的争执，事情耽搁了很久。１９４４年５月１９日，在埃及有消息透露说：埃塞俄比亚政府已宣布，现任教区主教故世后，必须由埃塞俄比亚人继任。在两星期内，由四名著名的柯普特基督教牧帅组成的一个代表团启程去埃塞俄比亚讨论这一问题。虽然他们受到礼遇和款待，但发现皇帝固执己见，所能带回的只是埃塞俄比亚人毫不妥协的要求：
（１）必须选任埃塞俄比亚人为大主教；（２）应由一个埃塞俄比亚宗教会议选任主教和副主教，并由大主教授予他们圣职：（３）埃塞俄比亚教会应参与选任柯普特基督教大３７９主教并参加柯普特基督教宗教会议的活动。柯普特宗教会议几经推迟，至１９４５年６月１６日才得举行，以考虑这些要求，并断然拒绝了前两项要求。在大战结束时，这个争端就是处于这种未能圆满解决的状态。不过，到１９４８年，柯普特基督教高级主教终于屈服，授予五名埃塞俄比亚人主教（包括那位宫廷幕僚）圣职，并且还同意让一名埃塞俄比亚人在西里尔主教去世后任大主教圣职。１９５０年１０月２５日，西里尔主教逝世，１９５１年１月８日在亚的斯亚贝巴召开的埃塞俄比亚宗教会议上，宫廷幕僚当选为大主教，于是他就在亚历山大正式接受了高级主教授予的圣职。
总之，人们评论说：
在埃塞俄比亚，受过教育的人在全国人口中只是极少数，百分之九十九的人是文盲。而这个上层阶层本身，对它所面临的任务的看法，又似有分歧。有些人，如皇帝驻美国的代表拉斯?伊姆鲁，似乎热中于希望埃塞俄比亚人民能够享受文明的成果；而另一些人，如现任文墨大臣，无疑地视其权位仅不过是剥削国家而同时使它始终处于蒙昧无知状态的一个方便手段。每一个埃塞俄比亚人或多或少都抱有仇外心理，后一派人中这种情绪尤为强烈，其中有些人甚至希望欧洲人全部走开，好让埃塞俄比亚恢复其昔日的幸福。
在这两种倾向之间，皇帝似乎采取了一个更是与众不同的态度。一方面，毫无疑问，他希望看到他的子民能得到发展，同时却又犹豫逡巡，惟恐实现这种发展时采取的必要措施会危及他的个人权力；他既感到外国人的存在——说来也许显得有些自相矛盾——是他保持权力的关键，并意识到有必要给他们某些利益，方可继续取得支持，获得好处；但却又设法使外国人的势力保持均衡，避免使某个外国人以过分明显的优势，从而对他们采用了一种跷跷板政策，而这种政策，在处理内部事务上依然是埃塞俄比亚政府的传统。第七章 前意属殖民地 第一节 意大利统治的性质
如同其他帝国主义列强一样，意大利人占领殖民地是出于经济上、政治上和战略上的种种原因。这些殖民地的自然资源并不富饶，在实行法西斯主义以前，这里的３８０意大利移民仅有三万三千人左右：只是从１９３５年起，墨索里尼着手在非洲建立所谓新的罗马帝国，吞并了埃塞俄比亚，并对利比亚开始推行“人口统计法”的殖民政策，这个数字才有重大的增长。与后一行动同时进行的，是意大利于１９３９年１月９日颁布一项法律，把利比亚北方四省（的黎波里、米苏腊塔、班加西和德尔纳）在行政上划归宗主国意大利管辖。意大利的政策是使当地穆斯林居民成为意大利垦殖者的补充农业人口。贝督因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对此曾进行抵抗，其中昔兰尼加的抵抗运动直到１９３０年才告平息，这就促使意大利下决心要迫使顽强的牧民定居下来，并瓦解他们的部族组织。从此，穆斯林居民的政治和经济制度不得不同他们的意大利“利比亚同胞”的制度趋于一致。当然，意大利人总是处于优越的地位，而且（如在其他强国的殖民地一样）所有的农业居民点、学校、医院病房、军队、法西斯组织和礼拜堂等都是按照一个原则办理，它在非洲的另一端就叫作种族隔离政策。阿拉伯人没有机会同意大利人竞争，他们在自由职业和行政机构中，除担任最低的职务外，是无门可入的。在１９３９年以前，阿拉伯人要取得意大利公民资格，就必须放弃穆斯林民法所规定的个人身分，而这个代价——如在法属殖民地阿尔及利亚那样——除极少数人外，是谁也不愿付出的。 １９３９年１月，意大利政府提出了一个妥协办法，以“特种公民权”
形式使持有者不丧失其穆斯林身分，这样就吸收了一批低级官员和商人。为穆斯林开办的意大利学校，在利比亚培养了一个半知识化的阶层，他们的意大利文写得比阿拉伯文还要好些，并且被授予一些次要的行政职位，但他们对意大利人起多大作用却是个问题。他们对本族人３８１民或他们的意大利主子都不很忠诚，他们主要关心的看来是个人利益。在厄立特里亚，“半个世纪的意大利统治教会了居民要尊重意大利主子，甚至使他们对主子怀有一定的好感。因此，意大利人为他们的土着部队招募新兵时并不感到困难。”但是，土着知识阶层也在成长中，他们嫉妒意大利人在经济上和社会上的优越地位，从而产生了民族主义思想的萌芽。索马里即使地处比较温和的沿海地区，其气温也要比北方意大利殖民地中适宜于移民的地区高得多。因此，意大利农业企业得依靠土着劳动力，而这种土着劳动力在以游牧为主的索马里民族中却并不容易得到。不过，在沿海地区却有一批历来经受奴役的农业人口，在法西斯统治下，他们中间成千上万的人受“一种在理论上极其残酷，在实践上确为野蛮……无异于奴隶制的劳动政策”的支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