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我们已经知道的那样，海尔?塞拉西皇帝在１９４１年１月返回埃塞俄比亚时宣称，他回来是为了“恢复我的国家的独立，包括厄立特里亚和贝纳迪尔（索马里）在内”。他得到了厄立特里业部分人民的支持。的黎波里塔尼亚和昔兰尼加少数有政治觉悟的穆斯林在解放后立即想到了最后的自治。实际上，他们之中无人惋惜意大利人的撤离。但在１９４３年９月３日意大利停战后不久，意大利发言人就开始对归还在法西斯主义兴起前意大利的一些老殖民地提出要求，这些殖民地当时是在英法两国同意之下获得的。早在９月２６日，意大利流亡的自由派领袖斯福扎伯爵就曾对丘吉尔五天前偶然提到意大利帝国无可挽救地要灭亡那句话加以评论。他说：
“我同意这种说法，因为只有墨索里尼把他罪恶地征服的埃塞俄比亚和愚蠢地征服的阿尔巴尼亚称作一个帝国。”
斯福扎回国后，于１１月８日宣称，应该允许意大利保留利比亚、厄立特里亚和索马里，说这些殖民地在法西斯主义兴起前是在非洲治理得最好的殖民地之列，并说失去这些殖民地，将会导致民族主义情绪战后在意大利死灰复燃。１９４４年３月１８日，意大利政府的官方新闻处发布公告，邀请有意返回的黎波里塔尼亚的人向“意大利非洲部”提出申请。但在一个月后，英国陆军部表示，凡要回到那里去的人必须事前得到地中海同盟国部队最高统帅的批准：但迄未有人向他提出。８月２０日，当时已任博诺米政府不管部长的斯福扎在一次有政府人员参加的公开的盛大集会中说：
我认为西方国家为了它们本身的利益，应该让我们保留殖民地。伤害一个伟大民族的正当的自尊心不会不受到惩罚。只有在一种情况下，我才认为我们即使在物质上丧失了殖民地而仍然有百利而无一弊，这就是各殖民国家认识到，把殖民地保持得最长久和把它们发展得最好的有效办法……是把所有的殖民地合并起来，使之隶属于一个巨大的国际联合组织而由一个混合管理机构来管理。
另一方面，英国外交大臣却曾两次就议会要求作出的保证作了简明肯定的答复：（１）历届政府所作关于前意大利殖民地的声明继续代表英国政府及其盟国的政策；（２）英国政府反对将殖民地归还意大利，并严格遵守以前所作４０４关于意大利帝国已经无可挽救地要灭亡的声明。第二次作出的保证引起了意大利保守派报纸尖锐愤懑的评论。意大利总理博诺米在《纽约时报》记者访问时说：
现实是这样，也只能是这样：意大利摆脱了墨索里尼阻止它表达意大利人意志的束缚后，认为它已立即站在同盟国一边，同它们有一致的战争目标，追求共同的理想，并同它们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用我的亲密的朋友克罗齐的话来说，“我们立刻感觉到我们站在战胜者的行列之中”。对这样的人民又怎么能够在每一个场合都要他们想起自己是战败者而应该接受彼征服者的待遇呢？
事情后来用外交手腕解决了，艾登在１９４５年１月１６日回答下院对这个问题的质询时，就非常留有余地了：意大利的战前殖民地的前途如何……有待缔结和约时由联合国加以讨论。……意大利政府现在无权要求归还它的任何一个殖民地。对那些殖民地的处理，部分需要在将来进行讨论。
对此，一个美国新闻记者评论说：
英国政府认为，这一补充意见对十分关心鼓励和帮助意大利获得出路而回到民主阵营中来的同盟国当局来说，至少已把大门半开。那些同盟国当局正在与竭力利用谣言来大肆宣传意大利将被各战胜国肢解的意大利北方的法西斯宣传人员和他们在意大利解放区的地下工作人员进行斗争。
４月５日，博诺米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
“老的殖民地”受到十分明智的治理，特别是在法西斯统治之前的时期。因此，厄立特里亚和索马里的居民与非洲的意大利人之间已建立了忠诚和团结的联系，并经受了一切考验。意大利前殖民地的前途如何，这个问题在欧洲战事结束时就是这样明摆着。这件事在旧金山未作讨论，意大利人曾担心可能会在他们缺席的情况下在那里作出决定。至于联合国以后如何处理，在本丛书其他各卷中另有探讨。
第八章 马格里布的独立要求 第一节 法国和西班牙的政策１９３９—１９４０年
战争爆发时，摩洛哥的苏丹、突尼斯的贝伊、阿尔及利亚的帕夏－阿加和其他穆斯林著名人士纷纷宣布效忠并号召属下人民同法国合作，抵抗共同敌人。与此同时，法国当局却采取了严厉的行政措施来对付在战前几年就开始酝酿自治的民族主义运动的领袖，这些运动虽然还只具雏形，但己扰攘不安。在摩洛哥，民族主义运动已被镇压；在一系列骚动后，运动的领导人已于１９３７年１０月被拘禁。在阿尔及利亚，主张极端分裂主义的阿尔及利亚人民党的二十五名成员，包括他们的领袖艾哈迈德?马萨利?哈吉在内，于１９３９年１０月被捕，拘禁于沙漠南部。在突尼斯，新宪政党的领导人哈比卜?阿布?拉基巴（布尔吉巴）和他的七个主要追随者披递解到沙漠南部的集中营，随后又被解送到马赛的一个堡垒。
另一方面，弗朗哥将军的西班牙政府对西属摩洛哥的穆斯林却报以青睐，因为他们的军队在西班牙内战中起过重要作用。一个“对当地事务最熟悉、最活跃的专家”胡安?贝格贝特中校在１９３６年披任命为西班牙地区高级专员。在以后三年中，他和他的僚属忙于作官方访问，授勋，为儿童开办穆斯林学校，在最积极的民族主义领袖之一的穆罕默德?马基?纳西里的指导下创立了哈里发学院，此人在数年前己被法国当局逐出非４０６斯。为了实行东方的新教学法，这个学院从埃及聘来教师，并为来自得土安和这个地区西部的四十个青年学生在开罗成立了“摩洛哥之家”。宗教产业的管理不是由高级专员秘书处过问而被授权予另外一个著名的鼓动者阿卜德?哈利克?图赖斯。
为了使他自己不致在这一运动中受到束缚，高级专员对分享他的恩惠极为注意：马基?纳西里代表的是泛阿拉伯政策，而这项政策正是那个具有更多摩洛哥传统气息的阿卜德?哈利克?图赖斯所反对的。这两个对手相互颉颃，高级专员有时就借助“请教徒”一派起中和作用，这一派主要是由宗教界著名人士组成的。
出于他们对法国的敌意，西班牙当局准许从法属摩洛哥流亡的民族主义者在得土安设立一个国防宣传处。在１９４０年法国崩溃前夕，纳西里和图赖斯领导的两派联合起来。他们有时甘愿充当轴心国的宣传工具，逃避了镇压，因而他们的活动比他们那些在法属摩洛哥的同志们更有持续性，也更有效力。正如一个美国观察家所写：
弗朗哥对摩洛哥民族主义的鼓励，初看起来，似乎同西班牙的利益背道而弛。实际上，民族主义运动如果只以解放西班牙地区为目标，那是没有意义的。民族主义者希望整个摩洛哥解放，而十分之九的摩洛哥是在法国统治之下。因此弗朗哥尽可以谨慎地与民族主义者调情以赢得亲摩洛哥和亲阿拉伯的声誉，而让法国去任其咎。他以偏爱摩尔人，并作出诸如为去麦加朝圣的摩洛哥人提供西班牙客轮舱位等这样狡猾的事而已为众所周知。他与法国人不同。法国人正在野心勃勃地推行一个“同化”
其殖民地人民的计划，并因此而与民族主义集团为敌，但是弗朗哥却并不打算使北非人民成为西班牙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