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盟国部队的到达不久就激发了具有政治觉悟的少数穆斯林的壮志。他们现在的主要发言人法哈特?阿巴斯生于１８８９年，其父因服务有功曾由法国人授给军官军衔和荣誉军团勋章。法哈特在阿尔及尔大学毕业后开设了一家药铺，他本人则同当时主张全体阿尔及利亚穆斯林应取得法国公民身分的那些人一起从事政治活动。战争爆发时，他曾在一个战斗部队自愿充当助理药剂师，但在停战后回家，感到自己蒙受了耻辱，因为在业务上同４１９他资格相等的法国人都获得了军衔而他却没有；他回到家乡后，维希政府的总督又不把阿尔及利亚金融委员会的席位给他，而（他认为）战前他曾被选为金融界代表，有资格得到一个席位。于是，在同盟国部队登陆六星期后，他向美国、英国和法国当局提出了一封“阿尔及利亚穆斯林代表的信”，由于美英两方未予接受，他把信件的内容略加修正后于１９４２年１２月２２日送交阿尔及利亚政府秘书处。它由一些穆斯林的主要政治人物署名，援引“四大自由”和《大西洋宪章》，明白表示阿尔及利亚穆斯林的意向是只有在他们选举产生的代表举行会议确定了他们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地位之后，才参加共同斗争。
法哈特显然不仅得到罗伯特?墨菲的鼓励，而且也得到法国在阿尔及尔的穆斯林事务处处长的鼓励，于是他在１９４３年２月１０日提出了一份由穆斯林居民推选出来的二十二个代表签名的《阿尔及利亚人民宣言》。这一宣言详细控诉了法国过去“使这个国家整个从属于欧洲”的政策后，要求准予制订一部阿尔及利亚宪法，以保证：
１．所有居民不分种族、宗教，享有自由和绝对平等；
２．大规模地进行土地改革以遏止“封建”的土地占有权，并确认广大农村无产者享受合理生活的权利；
３．承认阿拉伯语与法语相同，都作为官方语言； ４２０４．言论自由与集会权利；
５．男女儿童都享受义务教育；
６．宗教自由，并对所有宗教实行政教分离；
７．阿尔及利亚穆斯林立即实际地参加政府工作，并释放一切政治犯和在押的人，不论属何党派。
法哈特?阿巴斯应政府之请，提出具体建议。他草拟了一个改革方案，由这个国家的最高代议机关金融界代表会议的穆斯林成员于５月２６日递呈法国当局。方案的签署者虽然同意在战争结束后举行公民投票之前推迟成立阿尔及利亚国，但在方案内提出了下列迫切需要的改革：
１．把现在的总督政府改为阿尔及利亚政府，穆斯林和法国人的部长人数相等；
２．在由选举产生的议会和咨询机关中适用人数相等的原则；
３．准许穆斯林担任一切公职，废除一切歧视性的法律和条例；
４．招募新兵和军饷完全平等；准许穆斯林充任各级军官，穆斯林各团恢复使用阿尔及利亚旗帜；
５．教育自由与宗教信仰自由。
这些文件的好些签署者受到欧洲人批评，被称为曾与轴心国或维希政府有牵连，但《阿尔及利亚人民宣言》却在穆斯林世界产生了极大的热情。仍使这个国家大伤脑筋的各种经济困难为煽动生事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当贾德鲁总督于９月２３日在金融界代表会议主持开幕时，包括法哈特，阿巴斯在内的穆斯林成员干脆不出席。对此，贾德鲁立即作出反应，他下令撤销穆斯林成员的代表职务，并象他在记者招待会上解释的那样，以“煽动人民反抗，企图干扰公共机关正常工作，破坏战时公共秩序”为由，拘禁了他们的主席和法哈特?阿巴斯；而一些重要的法国人士更把这两个罪犯描绘为“图谋私利的阴谋家”。
然而贾德鲁于１０月１６日宣布，由于穆斯林成员们作了适当的道歉，撒销他们职务的命令业已收回。１１ 月份，由于黎巴嫩爆发了严重的政治危机，贾德鲁到那里去力图为法国挽回局面。回来后，他下令“出于对穆斯林居民的友好精神”，开释了那两个被拘禁的领导人。
戴高乐在君士坦丁发表了一个预示性的声明后两天，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于１２月１４日宣布它决定给予穆斯林的优秀分子法国公民身分而不须履行放弃穆斯林法律规定的个人身分这一现行的使人懊恼的条件。在现行条件下，在大约七百万现存阿尔及利亚穆斯林中，到１９３６年只有七千八百十七人取得了法国公民身分。这一拟议的改革在原则上恢复了“维奥莱特计划”。这个计划在战前由于法国移住民和由他们选出的代表们的坚决反对而夭折。为了研究有关改革的细节，经指派高级法国官员和人数相等的穆斯林与非穆斯林成立一个委员会，非穆斯林成员中包括在阿尔及利亚和法国本土的法同人。贾德鲁提供这个委员会参考的条款含蓄地表示，他知道早就应该在阿尔及利亚进行政治、经济和社会改革。条款内容如下：
１．确定可以取得法国公民身分的“优秀分子”的范围；
２、增加穆斯林在咨询议会的代表名额并扩大他们的参政权；
３．容许穆斯林担任更多的行政职务；
４．在穆斯林城乡居民中广泛扩展学校教育和技术训练：
５．在穆斯林地区有效地改组公共卫生和医疗工作；６．使尽可能多的穆斯林农村家庭定居在无人占用的或可以用适当方法改善的土地上；
７．改进牧民生活条件并繁殖家畜；
４２２ ８．创办能够吸收大量穆斯林工人的新工业；９．扩大城乡穆斯林熟练工人队伍；
１０．发展信用贷款和农业合作计划以支援穆斯林农民；
１１．发展城乡住房；
１２．对穆斯林工人实行欧洲工人在阿尔及利亚享受的社会法规；
１３．规定穆斯林农业劳动者的劳动条件和工资率。
民族解放委员会在１９４４年３月７日通过了一项法令，首先是宣布取消穆斯林与非穆斯林之间的一切差别。这一法令把选举权扩大到曾任特定公职，或曾由法国人授予特定勋章，或具有特定教育资历的穆斯林成年男子，把他们列在非穆斯林的同一选举名单上。缺乏上述资格的穆斯林成年男子的选举权以后由国民制宪议会决定，但同时他们将列入选举人团，享有选举阿尔及利亚省议会和市议会五分之二代表名额之权，但在穆斯林居民比例低于五分之二的那些市区则属例外，其名额将相应减少。该法令提出了长远规划，为目前居住条件恶劣的五十万穆斯林居民重行解决住房问题；为五万户农民在主要是国家所有的二百万英亩土地上重新落户作出安排；将穆斯林在学儿童人数扩大四倍，甚至六借；发展工业，等等。
这是朝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但它终究不过是“那个倒霉的维奥莱特计划修修补补的翻版，而且为时已晚。……那些在七年前原来会加以赞赏的人现在的反应却是漠不关心，或者满腹狐疑。”巴黎的北非人民组织委员会主席指出，根据这项法令，阿尔及利亚仍然是宗主国法国的一部分，它的命运决定于法国的议会；有完全选举权、可以参加选举法国议会中阿尔及利亚议员的穆斯林仍只有六万人，而有选举权的欧洲人却至少有四十万人，因此他们获得充分代表名额的机会是不人的。他主张，在地方议会中，一百五十万穆斯林选民至少应有与欧洲人等额的代表（不是现在的五分之二），因为欧洲人比４２３他们少得多。法哈特?阿巴斯曾在他的《宣言》中指出，现在大家已很清楚，对穆斯林多数来说，以前想要同化他们成为法国公民的目的是“达不到的”； １９４４年３月１５日，即在法令颁布后八天，他同他的朋友们创立了“宣言和自由之友”党。他同长期以来反抗法国同化政策的穆斯林圣职人员社团“乌拉马”以及被软禁在阿尔及尔以南一百二十英里一个小镇的极端分子马萨利?哈吉建立了联系。 １９４５年１月，他们各自的民族主义力量暂时联合在一起，法哈特?阿巴斯成为要求阿尔及利亚自治“统一战线”的临时领导人，但他们仍同意给予占少数的欧洲人在议会和内阁中占有一半席位。２ 月初，在许多城镇秘密地张贴了有下列内容的传单，号召新近获得选举全权的穆斯林起来抵制即将举行的市议会选举：
穆斯林弟兄们！
你们的国家正处于危急存亡的关头。殖民化已经在物质上、精神上组织起来，要毁灭我们。由于法国殖民主义的罪过，阿尔及利亚人民一直不能登上现代文明的阶梯；自从阿尔及利亚沦为殖民地以来，阿拉伯语已经失去了它的地位；伊斯兰教一直受到侮辱，现在正由同政府意向相反的极大努力使它获得新生。
人们对我们和我们的财产的尊重，只有在阿尔及利亚民族的范围内建立一个以阿尔及利亚人民的主权为基础的、完全排除任何外国主权的自由政府之后才能得到保证。
正是为了实现这个理想，你们一些最优秀的弟兄已经在地车中死去，有的在监狱和集中营中遭受折磨，有的则正在用合法的或者主要是秘密的手段进行着坚强不屈的斗争。……
选票计数在全世界人民的眼中将是一个极其明显的证据，说明阿尔及利亚人民要求自由、独立地生活。因此，阿尔及利亚穆斯林弟兄们，切勿忘记你们对解放自己的人民所负的崇高使命。你们决不能让已经捐躯的人、正在遭受折磨的人和正在进行斗争的人白白牺牲，否则你们将对你们的人民和真主犯罪，并且迟早要对他们作出回答。人民的正义和寓于万物之中的正义是不朽的，也是无情的。
战争的变化（在这种变化中，随着１９４０年法国威望遭到的灾难性打击而来的是美国式民主概念的传入），移住民的冥顽不灵，毫不让步，以及阿拉们联盟作为一个政治实体振奋人心地出现，三者相结合，唤起了那些虽占少数而有政治觉悟半受教育的阿尔及利亚穆斯林的自治要求。但是这个进步人士的圈子很小，它只不过是冰山露出在水面上的尖端，在远处阳光的照耀下看来不会伤害什么人，而在这下面的贫穷、无知的漆黑深渊里却虎视眈眈地潜伏着不为人所见的百分之九十九的城乡土着无产阶级。他们的生活条件是可悲的：因为，法国移住民虽然为这个国家增加了大量财富，却把其中的较大部分留给了自己；土着生产者没有从欧洲人的榜样中学到什么东西；土着农民的耕地大部分是贫瘠的土地；他们的总产量纵或有所增加，也不够抵销穆斯林人口的迅速自然增加，而在过去一百年中至少已经增加了两倍的穆斯林人口，现在还在以年增十三万人的速度继续增加着。在以谷物为土着居民的基本粮食而以前的生产与需求大体上还能平衡的一个国家里， １９４４年的收成只有正常需求量的百分之四十。这是因为战时缺少肥料、机油和农业机械，部分也由于一些土地所有者不愿种植谷物而宁可种植利润较高的饲料作物。这个国家在１９４４—１９４５年的冬季经历了自１８５６年以来最严重的一次旱灾，粮食供应的前景是黯淡的。官方规定的每日二百五十克（九盎司）
的微薄粮食配给，能够履行配给的日子倒是例外（部分是因为黑市粮价暴涨而诱使地方上许多穆斯林官员舞弊所致），而在许多地区，土着居民每日的粮食配给减少到一百三十克至一百五十克（五盎司）。“人们在路上到处可以见到衣衫槛楼、面容憔悴的人。……整村整村的居民在泥土中挖掘苦涩的但还可以充饥的野菜根，这些菜根虽无营养，但煮熟后至少还可以使人苟延残喘。”
在君士坦丁省产麦高地，同移住民的大庄园为邻的４２１是贫瘠窳劣的山岗农田和人数众多、没有土地的农村无产阶级。法哈特?阿巴斯就是在这个地区的塞蒂夫开始他的政治生涯的。 １９４５年４月２４日，这个省有六个法国参议员写信给该省的行政长官莱斯特拉德－卡博内尔，措辞不自然地交织着殖民统治的少数人所特有的自满情绪和外来者的恐惧心理。他们告诉他说，一年以来在阿尔及利亚农村的法裔移住民的不安情绪在不断增长。那些通过他们自己或他们的前辈的努力在北非取得了经济上的成就、为法国人的才华增光的人，早已看到他们周围的不友好的迹象正在发展。这些迹象看来如出一辙并为来自远方的指示所遥控。在政府当局采取有利于土着居民的一般措施的同时，不友好突然转变为富有集体憎恨的敌意。在迄今平静无事的那些地方，人们也情绪激昂。在这个领地里，到处发生用恶言谩骂、挑衅、侮辱、有时甚至是恫吓的事件，即使对法国的妇孺，也不放过。
不管在哪里，那些昨天还没有恶意，乐于同移住民、官员和商人共事的人，现在已经变得傲慢不逊，并且无视法国的权利，宣称要在他们祖先的土地上实现完全独立，这是１９４３年２月《阿尔及尔市代表宣言》的目标。那些以前无保留地站在我们一边的土着已经改变态度。他们不敢再对我们表示同情，怕遭到他们的教友摒弃，做牺牲品。
不安全现象到处有增无已。传称财产受到袭击，供应村庄用水的管道被破坏，孤立的法国人的生命遭到公开威胁。在城镇里，尽管官方禁止游行，街上的示威者公开高呼：阿尔及利亚是阿拉伯人的。……
所有这些事实，是令人不安的迹象，有可能明天就会大规模地发生危害孤居在阿尔及利亚农村的法国人生命的事件，因为在农村里私贩军人的勾当几乎已经公开地进行了三年之久了。当我们考虑到阿尔及利亚现在正处在多年未有的大饥荒的前夕，而这种形势可能引起一次突然而普遍的戏剧性事件，其灾难性的后果是不堪设想的，看来很清楚，即使对那些最不关心的人来说，迫在眉睫的祸患决不是光说几句要谨慎小心或者呼吁人们控制情感的话，就会被驱走，只有采取具有严厉警告作尉的措施才有可能避免有害于公共秩序和法国尊严的突然袭击。……
签名人……以选举他们为君士坦丁省参议员的人们的名义迫切要求你作我们的代言人，吁请政府当局立即采取示威性措施。这些措施无须是挑衅性的，但只有采取这些措施才能在地中海以南的一些法属领地恢复秩序和信心。
这些措施是在这个国家的当局被授予的职权范围之内的。农村代表们认为即使由于那些丧失了现实感同时也丧失了感谢之心的鼓动者们所作夸大宣传，目前的形势已经危险地恶化，但当机立断地确定十分明确的措施还是可以达到期望的目的的。
实际上，早在４月初，法国当局已经对尚在软禁之中的马萨利?哈吉同法哈特?阿巴斯和“乌拉马”的代表们保持接触感到担心，因此把他放逐到赤道非洲去，并逮捕了他的一些主要的拥护者。民族主义者对外公开了这件事，随后在“五一”节的示威游行显然是要求把他开释，虽然在塞蒂夫，有五千个穆斯林游行时没有受到警察的袭击或干涉。在“宣言之友”地方组织的倡议下，塞蒂夫的穆斯林决定不参加５月８日欧洲胜利日那天下午官方安排的庆祝会，而自行在当天早晨组织游行。地方副长官准许了这次游行，条件是参加者不得使用民族主义的旗帜和标语。可是在集合起来的六千至八千人的穆斯林游行队伍中，
以童子军为前导，抬着巨大的同盟国和阿拉伯旗帜而嘲弄地举着一面九英寸见方的法国旗。他们还掮着巨大的横幅，上面写着“阿尔及利亚是我们的”、“释放马萨利”，等等。示威者中有许多人还带着木棍和军刀。当游行队伍经过市中心时，警察局长为了执行命令要夺取那些煽动性的横幅，挤进了游行队伍的前列。
据内政部长说，那时是谁开的第一枪，后来无法证明：有人说是警察，也有人说是示威者开枪后警察还击。总之，接着是一场混战。警察和宪兵迫使示威者退至市场。但示威者在那里又立即如潮水般地涌回城里，高呼“圣战！”其中一些更为大胆的人在街上奔跑时，见到欧洲人就刀刺棍打：据官方发表的数字，那天早晨在塞蒂夫有二十二个法国人毙命。当天下午在塞蒂夫以东一百二十英里的４２７ 格勒马，民族主义示威者和警察之间也发生了一场较小的冲突。在这次冲突中，示威者死一人，伤六人，警察伤五人。这些事件发生后，据说几乎全是“宣言之友”地方组织的通讯员分头骑马、步行或乘出租汽车去四周村落传布有关塞蒂夫和格勒马出事的消息，甚至宣称在阿尔及尔已经成立了阿拉伯政府。这就引起了群众对市政厅、邮局、税务局和警察局等法国地方行政机构进行系统的袭击。欧洲人遭到袭击、杀害、强奸，他们的住房被洗劫，有时被纵火焚毁。一群群土着从远处的营地和群山中蜂拥而来。他们在开始劫掠前有时还设置路障，并割断电话线。受波及的地区的一百万穆斯林中，据信有五万人参加了动乱。据官方最后估计，欧洲人死一百零三人，重伤约五百人。从较小的居民点或孤立的农场到较大的中心来避难的欧洲人对这次动乱的范围有时言过其实，给人以夸大的印象。这些欧洲人由当局加以组织，参加临时民兵，协助警察和宪兵恢复地方秩序，但内政部长后来“并不排除发生非法执行死刑、个人或集体报复等的可能性”。在警察和宪兵的力量显然不足以恢复秩序的布日伊、塞蒂夫、格勒马和波尼等郡，行政长官受命把职权移交给当地部队司令官。后经官方宣布，那时动用了陆军一万名，轰炸了四十四个土着居民村，三艘巡洋舰炮击了沿海山区，以阻止土着起来暴动。据民政当局统计，穆斯林死亡人数“未超过一千五百人”，被捕的有二千四百人，包括“宣言之友”（法哈特?阿巴斯本人也在内）和马萨利肋阿尔及利亚人民党的全部主要成员。法国官方消息对镇压暴动采取了怎样的手段略而不详，然而不仅那些切望清洗前维希官员和大庄园主的共产党议员就这事提出了尖锐的批评，那些更为负责和客观的法国人方面的批评也指出：
这次镇压太过分了。军事当局在塞蒂夫周围纵容塞内加尔和外国军团肆意屠杀抢劫。军队挺进后，接着高原一带就是一片熊熊火光。在季杰利附近一带，原先并无变故，那里的穆斯林居民也平静无事，而另一些塞内加尔军队却在当局纵容之下恣意杀人放火。〔欧洲〕居民因身受危险而感到愤怒。在塞蒂夫，只要见到不佩带臂章的穆斯林〔这种臂章是由当局发给他们所信任的人的〕就横加杀戮。在格勒马，青年被枪杀的达数百人。在季杰利，武装民兵和士兵在君士坦丁行政长官赞赏下公然劫掠穆斯林区。
据非官方的外国人和穆斯林估计，穆斯林死亡人数在七千至四万之间。人们有理由相信较低的那个数字比法国官方发表的死亡一千五百人或许更接近事实。
总督委派的调查委员会终于报告说，这次暴动的近因是当时民族主义者普遍认为旧金山会议将宣布阿尔及利亚独立以及阿拉伯联盟的成立所激起的热烈情绪。而法国的威望低落、由于装备较好的外国军队到来而造成的印象以及粮食的严重缺乏，也都是重要的助因。至于法国官方在发生暴动后遽即对它的“希特勒式”的鼓动所作的种种说法都是感情用事和本能的，没有证据可以说明他们言之有理。相反，到７月份，内政部长已认为民４２９族主义领导人当时的意图只不过要“检验一下他们的力量，展示一下他们的游行队伍，对他们的成员作一估价，加强他们的纪律性，巩固他们的行动能力，并在法国当局，或许特别是在同盟国政府面前，强调他们的重要性”。
一个在暴动爆发后立即到达阿尔及利亚而又被法国政府匆级召回的调查团发言人在议会里提出了同样的看法，并补充说，在地方当局不去干涉民族主义者游行队伍的那些地方，他们仍然是平静的。因此，看来正是那天早晨警察与示威者之间在塞蒂夫发生的那场混战为种族之间的仇恨和嫉妒、疑忌和恐惧“点燃了火药包，爆发定时炸弹”，而当时欧洲各国人民正在以宽慰和感谢的心情庆祝他们从六年的战争恐怖中抬起头来。
法国对这次暴动的镇压虽然被那些可怕的行动弄糟了，但至少阻止了原来可能发生的甚至更为广泛、更为血腥的叛乱。英国的读者们会想起， １９１９年戴尔准将在旁遮普的阿姆利则采取的类似的严厉镇压措施。虽然他后来由于越权而受到了纪律处分，但“许多评论家断言〔他〕制止了当时极为严重和危险的形势不致向远为恶劣的方向发展，而他所造成的伤亡较之由于混乱的局面可能蔓延而必然带来的灾难是微不足道的”。只有顽固的和平主义者或哲学上的无政府主义者才会否认在那样的局面下使用暴力有时是有道理的（而那些人中罕有在经受考验时会言行一致的）。而况在任何特定情况下，使用暴力到何种程度算是正当，不过是事后猜测而已，因为在当时、很难估计如果减少使用暴力，后果会怎样。历史学家将仔细研究的倒是采取这种“警察手段”的动机和时间。如果只是为了支撑一个己将完蛋的政治秩序或社会秩序，从长远来看是不会有什么效果的。另一方面，暴力的民族革命和社会革命非常可能造成恐怖，对人类的长远利益有无好处也大有问题。因此，后世可能会认为一个统治当局镇压叛乱是正当的，即使这个当局本身的过分保守的政策也许就是导致叛乱的一个助因。然而民族自决的种子一旦在人民中间牢固地扎根后，也许只有进行大规模的镇压才能制止它成长，而这样规模的镇压将违反二十世纪西方文明的道德观，并且就统治当局的物质力量和精神负担来说，也会造成过度的压力。因此，我们可以作出结论： １９４５年５月阿尔及利亚的暴动虽然多半是由于法国过去种种违法的或不违法的罪恶所造成，但这次暴动发动了如此惊人的破坏力和非人的力量，以致法国人只能迅速对之进行镇压而没有别的抉择。有理由予以批评的是：法国人使用了塞内加尔和外国军团，而这些人在法国人的纵容下素有残暴之名；法国国民的士气在１８７０—１８７１年、 １９１４—１９１８年，尤其在１９４０年遭到了一系列打击，从而滋生了过度的复仇心；占少数的殖民地统治阶级处于被夺去了财产并受剥削的土着“无产阶级”的包围中，双方易于相互憎恨，而当憎恨达到顶点时，就转而成为种族猜忌，对此现象，自由派人士的斗争显然并无效果。在本书以后的一卷中，我们将看到战后法国历届政府怎样力图医治阿尔及利亚政体内的这个痼疾，因为法国政府再也不能置之不理或躲躲闪闪了。 第六节 自由法国与摩洛哥
现在还得了解一下摩洛哥到战事结束为止的事态发展。在战前，那里的政治骚动远不如在阿尔及利亚或突尼斯那样势头大，因为阿拉伯语、伊斯兰教的神法以及苏丹政府的实际权力过去从来不曾远越西北低地及其非斯、梅克内斯和拉巴特等城市。另一方面，在阿特拉斯高地，那些残存的、实际上独立的部族酋长说的是柏柏尔方言，这种方言没有化为文字，更谈不上作为传布经义和伟大文献的媒介。这些酋长只是在名义上承认苏丹的权力，而仍旧依据伊斯兰教产生前他们祖先的习俗统治各部族。法国人从来没有考虑到要使柏柏尔人阿拉伯化。
相反，法国人看到了一个机会，只要在军事上征服阿特拉斯高地，他们就可以在这个“富有生产力的白种野蛮民族的没有打开的宝库”中移植法国的语言和充分的法国文化，这些人已经证明他们自己是优良的战士。这一政策已经在阿尔及利亚某些地区使用柏柏尔语的卡比利亚农民中取得一些成就。在摩洛哥。 １９３０年公布的柏柏尔法４３２ 令使柏柏尔的不成文民法合法化而与伊斯兰教的神法并立，并使刑事犯受法国刑法的制裁。这就“立刻在使用阿拉伯语的非斯市的为数尚少而毫无经验的知识分子……
几百个大、中学生中激起了强烈的反法民族主义”。我们已经看到，战前法国人在镇压这个初发的运动时采取了他们一贯的严厉手段。与此同时，１９３６年人民战线政府所委派的诺盖总督“用他的权贵政治胜利地获得了摩洛哥贵族的拥护，这种权贵政治就是支持和加强势力较大的帕夏和卡伊德原已被利奥泰的一些继任者所削弱的权力。”不幸的是，一位法国权威人士接着说。
正在逼近的全球冲突使摩洛哥作为一个国家而发展的先决条件的两大改革不得不推迟，这两大改革就是在文化上、政治上教育人民并组织一个现代化政府。……
〔１９４０年法国战败后〕，为了要维持一个良好的相互谅解的气氛，诺盖将军不惜一切代价放松了法国历来对摩洛哥王室的严厉监督。……因此，苏丹政府立即又恢复了过去三十年有条理的统治所要设法根除的那些旧习惯。在接着产生的那个政权下，人们得再度用丰富的礼物来表示对权威的尊敬。统治部族的权力被用来勒索不正当和过分的贡品。与此向时，统治家族对自己的朋友优惠有加，对敌人则恣意报复。
这位权威人士在别处还说，卡伊德们从配给品的黑市交易中获得“巨大的利润”，因为这些物品往往是委托他们管理和分配的。
苏丹穆罕默德?伊本?优素福五世在１９２７年继承王位时，年方十六岁。法国人撇开他的两个兄长而选中他，因为他的性格似乎很驯良。１９４３年１月２２日，在卡４３３ 萨布兰卡会议期间，他被邀请与罗斯福一同就餐，那时他才三十岁出头。当时胸怀宽大的罗斯福来到北非，乐观地设想在这些古老而荒芜的地方通过开发计划进行建设。他很快地断定，诺盖并无他那种热情。因此（据当时伴随他的父亲而比他父亲更加厌恶外国帝国主义的埃利奥特所说）他对这位年轻的苏丹给以希望：摩洛哥在战后可能在美国的帮助下获得主权，美国的企业界也可能会愿意开发这个国家的天然资源，为它训练技术人员，条件要比那些素有自私自利之名的法国和英国金融界的辛迪加优惠有利。６ 月间，这位苏丹到美军第五军司令官马克，克拉克中将的司令部去作了为期两天的访问。在那里他观看了美国和法国部队的演习，并接受了艾森豪威尔将军赠送的礼物——一辆美制七座小轿车。据说在这几个月中，苏丹政府的代表们向美英两国当局要求结束法国的保护关系，因为它不符合《大西洋宪章》精神，但是没有得到鼓励可以在战时抱有这种希望；看来那时法国人正在力图减少抱有过度热忱的美国人与摩洛哥知识分子之间的接触，并力图使美国人相信后者同轴心国有勾搭。
在这些情况下，那些由于美国人的到来而抱有过分希望的为数不多的民族主义者因美国人并不准备迫使法国人放松控制而幻想破灭。另一方面，近东国家于 １９４３ 年末迫使法国作出让步的事实促使他们考虑采取直接行动可以得到些什么——当然是指通过谈判，因为他们对法国人的严厉镇压是深有体会的。他们由于个性不同，曾于１９３７年分裂成为两派，现在重新建立联系，并在一个拉巴特的年轻校长艾哈迈德?巴拉弗拉杰的指导下成立了统一的独立党，这位校长同马萨利?哈吉一样从泛阿拉伯主义过去的一位大师埃米尔沙基卜?阿尔斯兰那里得到了鼓舞。巴拉弗拉杰为了逃避法国人１９３７年的镇压，离开过摩洛哥，在流亡期间曾在德国呆过，后来诺盖准许他在１９４３年间回来，因为他那时似乎已经愿意同法国当局合作。１９４４年１月１１日，五十七个主要的民族主义者向皮奥总督（他在１９４３年６月接替诺盖）、苏丹、美国和英国的领事以及军事当局提出了一份由他们签署的宣言，其内容如下：
１．这个保护领地是在异常情况下使用武力强加于摩洛哥民族的政体。这个国家在 １９０７—１９３４ 年期间对法国军事占领进行武装反抗的事实说明了这一点。
２．在实施１９１２年的保护领地条约中，正是这个应该尊重这一条约的国家违反了条约的条文和精神。实际上，从那时起，摩洛哥的主权已不存在。
３．条约的执行被用作偏袒欧洲人的利益并推迟或阻碍摩洛哥人民进步的手段。
４．同盟国的历次宣言，尤其是《大西洋宪章》，确认了民族自决权，其次，摩洛哥军队出现在整个西线使摩洛哥有权为自己获得一个较为美好的未来。
鉴于上述一切理由，独立党代表全国人民的意志，要求：
（１）在穆罕默德?伊本?优素福陛下领导下的摩洛哥的独立、统一和领土完整。
（２）成立一个“民主政体，具有类似东方穆斯林国家所采取的那种政府形式，保障摩洛哥社会各阶级、各阶层的权利并确定它们各自的义务”。
苏丹及其内阁于１月１３日成立了一个委员会，同独立党领导人进行协商。这些领导人在１８日由巴拉弗拉杰签署的信中说明，虽然他们认为坚持恢复穆斯林的完全主权是必要的，这在“经济发展和进步程度不如我们”的那些国家里已经做到了，但是摩尔人为了组织行政、经济和国防，倾向于同法国的专家们和著名人士进行合作。摩尔人并不抹煞这一事实：法国人和外国人在这个国家里有合法利益，这种利益必须加以保护。……我们也并不要求摩洛哥立即建立一个类似西方大国那样的政体。我们所要求的不过是……
一个能够不断发展并在国家各个领域中具有活动能力的政体。
一位法国权威人士后来以也许是过分戏剧性的笔调，把宣言描绘成为一个在非斯策划了……一个多月时间（其间穿插了几次在王宫的秘密召见）……大胆而又极其隐蔽……的阴谋。……１月１１日……北方各城市的墙上到处出现标语，街头充满着异常兴奋的气氛，被阴谋活动的头头们动员起来的城镇居民每天都在期待着彻底的、奇迹般的胜利。……阿尔及尔临时政府的坚定立场直截了当地提醒摩洛哥，它是一个保护领地，从而恢复了宁静。这时，继人们怀抱的奢望而来的是一种惊惶失措的心情，尤其是那时苏丹本人意识到他所负的条约义务，不承认那些自称得到过他的支持的人。清醒过来的城镇居民于是再度静静地各安生业，而在占全国面积十分之九的摩洛哥农村，人们对这些事情本来是模模糊糊的，这时也知道了危机的发生和结束。
法国的新闻检查官禁止报纸或电台对宣言作任何报道，与此同时，军方保安当局则在追查这次事件的组织者。 ４３６１月２８日，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的外交委员同苏丹会谈：苏丹内阁的司法大臣和教育部的穆斯林高级官员奉命辞职，因为他们被认为曾对青年民族主义者给以鼓励；次日，保安当局“并无足够证据”就逮捕了巴拉弗拉杰和其他十四个民族主义者，其中三人曾在宣言上签名，这事立即成了开展反法示威运动的信号。在拉巴特，配备装甲车的正规军奉召去镇压数达二千人以上的穆斯林群众，这些穆斯林主要是用石头扔死了三个法国人，伤了十二人，他们自己也死了七人；在萨累，死了一个警察和九个示威者；在非斯，示威群众用石块袭击塞内加尔军队，这些军队立即还击，杀死了至少三十人，为了恢复秩序，还截断这个土着城镇用水供应达数日之久；在卡萨布兰卡，法国人展示了坦克和重炮的巨大威力，使局势比较平静。许多杰出的民族主义者后来被捕拘禁，数以千计的次要人物受到了严厉的审讯。这些示威运动意味深长的是，“以前的民族主义者只不过是居民中或多或少孤立的一小群行为反常的人”，但现在的青年“知识分子”、保守的伊斯兰教神学家和手艺人行会等，由于受到了战时黑市和通货膨胀所造成的苦难，都已经同民族主义者联合起来向外国统治者抗议，他们认为这些外国统治者是造成他们各种苦难的罪魁祸首。甚至连法国人在阿兹鲁（非斯南五十英里）设立的柏柏尔学院的学生也同他们那些讲阿拉伯语的同志们团结在一起举行罢课。
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外交委员１月２８日同苏丹的换文中说：“法国注意到它谋取进步所作的努力由于战事４３７而放慢了速度，现在必须在陛下的同意下……重新有力地在行政和经济、社会两方面重新迅速进行改革。”法国总督在听取了四个委员会的意见后，在１０月份得到了苏丹对下列拟议的改革的正式同意：
１．司法：设置穆斯林地方法官，逐渐接管目前由作为苏丹政府行政人员的帕夏和卡伊德所行使的司法权。这只适用于民事和商业案件，不影响法国权力机关在刑法上的权限。
２．行政：苏丹政府的穆斯林文职人员今后应享有在这个政府中法国文职人员相等的干部地位，同级同酬。
３．教育：建议今后十年中在学校系统增加一万名学龄儿童入学。学生可以选择完全法国式的教育以便升人公立中等学校和大学，或者选择“更为传统的法—阿课程”。
４．土地：为了保护自耕农，建议确立不得侵夺最低额家庭占用土地的条例，类似基钦纳在１９１２年所采取的埃及土地丈量法，但主要侧重点应放在利用法国技术知识和摩洛哥劳动力相结合的机械化集体农业的发展。
１９４５年６月５日颁布的一项法令批准设立一批类似苏维埃集体农庄的模范集体农场，其中有五个各占土地五百公顷（一点九十三平方英里）的农场列入１９４５年计划，还有十个列入１９４６年计划。在摩洛哥，部族占有的集体土地约为二万平方英里（五百万公顷），“其中耕地面积仅约十分之一，此外至少还有十分之一的土地极易犁成耕地而无损于有关部族的畜牧业”。这一事实为这些促进农民利益的计划提供了现实基础。但法国有地位的报纸在宣布这些计划时所用的热情奔放的语调，却是象不久以后人们对那个注定要倒霉的英属东非种植花生计划所抱的那种乐观希望的前奏。
这一经济、社会和行政改革的计划当然不能视为政治上移交的序曲，而是为了保持法国统治权的一种手段，使之更易为广大人民所接受，从而防止民族主义理论的传布。 １９４４年１２月２２日，总督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我们必须留神观察这个民族主义运动，但也要给以同情。
我们对摩洛哥民族主义者的公正批评是，他们操之过急，尤其是因为他们在他们的同胞前面走得太远了。在我们设立的学院里读过书的摩洛哥人同在阿特拉斯高地的柏柏尔人之间存在着一道鸿沟。因此，我们必须要求年轻的民族主义者信任法国，而我们自己也须对他们加以遏制，使他们不致走向极端。
叙利亚和黎巴嫩的独立宣言给了摩洛哥民族主义者这样一个印象：盎格鲁撒克逊人会积极努力使摩洛哥获得完全独立。实际上，英国和美国已经表明，他们对这个４３９保护领地唯一关心的是这里应该维持良好的秩序。摩洛哥当局因此确信“独立”这个词必须从人们的心里和嘴里去掉。
青年民族主义者的反应是以备忘录形式提出了他们对拟议的改革毫无建设性的批评。同时，他们继续进行地下宣传运动，迫使法国人不得不“多少改变一下我们以前确实已经是过分仁慈的态度”。诚然，在１９４４年１月动乱中被判处徒刑的那些人中已经有三百八十七人在７月份开释，但穆斯林的政治性集会再度被禁止，而且只有直属政治处或得到政治处鼓励的一些阿拉伯语报纸才能获准发行；从１９３８年起，穆斯林一直被禁止成立工会，因为它们无疑会成为政治活动中心。尽管如此， １９４４年冬到１９４５年春在中东成立的阿拉伯联盟对摩洛哥民族主义者是一个鼓励，他们在开罗的代表是一小批流亡者，组成“保卫委员会”；他们津淳有味地收听英国广播公司和得土安电台的阿拉伯语广播，内容是有关那些已经取得主权国地位的或者正在向这个目标迈进的阿拉伯国家的消息。１９４５年２月和３月，当年青的苏丹在访问摩洛哥南部的马拉喀什时，民族主义者借此举行示威运动表示拥护。据报道，他对这些运动表示同情的关心。３月１９日，民族主义者的领导人之一穆罕默德?亚齐迪向总督和美英两国的领事馆提出了一份请愿书，要求给予“摩洛哥直接参加即将召开的各种国际会议的权利”。
因此，虽然使摩洛哥在政治上的统一一直受到阻碍的种族、语言、阶级和宗派的分歧仍旧是一个强大的离心力量；但是民族团结的观念已经开始增长，而且（尽管人民对许多以苏丹的名义协助治理这个国家的摩洛哥人的自私自利常常提出批评）也已开始在年青的穆罕默德?伊本?优素福五世这个人身上找到了效忠的中心。
正在为其自己的人民从失败、占领、清洗、报复等乌烟瘴气的气氛中求得解脱而进行着斗争的法国政府，战后还要凭借经济和社会方面的改革以及通过教育来继续努力博得摩洛哥人民群众的效忠，而法国政府在当地的工作人员这时却继续对这个还在青春期的民族主义运动交替使用残暴的镇压和不足以置信的妥协两种手法。但在１９４５年，情况已很明显：只要马格里布对自治的期望（他们所处的阶段比埃及、伊拉克、印度要晚二十年，比近东国家晚十年，而英—埃苏丹当时已后来居上）继续受到中东泛阿拉伯中心的鼓励，只要法国以前由于移住民和行政人员不妥协而推迟了的改革和让步还总是“太少太迟”，那么将来政治上的紧张局势必然有增无已。
一个敏锐的法国观察家说过，战争已经大大地强化了一个强有力的基本因素：
东方对现代（即西方）文明已失去信心，缅怀自己昔日的伟大而自我陶醉，力图在种族团结的基础上而不是在西方人道主义准则的基础上重组古老的帝国。法国在摩洛哥遭到的困难或许只是在东西方之间的斗争中的一个插曲，在这种斗争中，归根到底，精神因素所起的重要作用远远大于物质力量和权力角逐。
蒙塔涅：“东西方之间的摩洛哥”，《外交》季刊，１９４８年１月，第２６卷，第３７２页。然而，目光不甚远大的法国人已有迹象表示由于美国国民在北非政治和贸易方面的活动，准备让美国扮演无执照营业者的角色，如同他们已让英国在近东扮演的角色那样。在摩洛哥，特别使法国人恼火的是，美国在几个大国中独自保持着法国在建立其保护领地之前就获得的治外法权；参阅安德烈?德洛巴代尔：“美国在摩洛哥的司法地位”，《当代经济》（Ａｎｄｒéｄｅ Ｌａｕｂａｄèｒｅ：“Ｌｅ Ｓｔａｔｕｓ ｊｕｒｉｄｉｑｕｅ ｄｅｓ Ａｍéｒｉｃａｉｎｓ ａｕＭａｒｏｃ”，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ｉｎｅ）， １９４９年１０—１１月，第２７—２９页；塔亚尔：《摩洛哥民族主义》，第１５１—１５２页；让?巴尔当纳：《清真寺荫影下的雷达》（ ＪｅａｎＢａｒｄａｎｎｅ： Ｌｅ Ｒａｄａｒ àｌ’ｏｍｂｒｅ ｄｅ ｌａｒｎ ｍｏｓｑｕéｅ），巴黎，西博内， １９４７年版，第１８７—１９４页；萨拉森：《阿尔及利亚危机》，第１６２页。第四编 苏联与中东１９３９—１９４５年 第一章 土耳其
大战爆发时，土耳其和苏联依照１９２５年签订并于１０３５年续订延长十年的中立和互不侵犯条约保持着官方关系。但在纳粹政权兴起后，两国友谊有所减退，部分是由于土耳其在一定程度上想从柏林方面获得再保险的趋向所致，因为土耳其主要是感到对其安全最直接的威胁不是来自德国，而是来自地中海上的意大利。意大利在多德卡尼斯群岛有其战略前哨，并且早有吞并安纳托利亚南部的安塔利亚地区的野心。然而， １９３９年５月１２日英土协定签字，《消息报》表示欢迎，认为这是“防止将侵略扩大到欧洲新的地区的唯一可靠工具的那根链条的一个环节。苏联人民……将珍视土耳其与英国签订的这项协定……是对加强世界和平的一份贡献”。因此，土耳其政府对１９３９年８月２１日签订德苏互不侵犯条约消息的公布，起初并不十分介意，及至９月中旬，土耳其还是“抱着相当乐观的态度，期望苏联的政策会有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