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伦理道德的相对性及其斯大林派的代表人物对公众舆论所表现的寡廉鲜耻、鄙薄侮慢——作为党的工具，那自当别论——造成了苏联政策的反复无常，除东方专制政体外，在当今这个时代是无与伦比的。苏联在中东策划的“反帝民族统一战线”，未能在两次大战之间把英法从它们的委任统治地和它们有利害关系的地方撵走，从１９３５年以后即被搁在一边，默无声息地让位给“反希特勒的民主阵线”了。《消息报》对１９３９年５月１２日的英土协定曾表示欢迎，说它是一个有利于和平的因素；但是在克里姆林宫作出决定，认为德国比西方强国更值得结盟，并随即把西方强国一下子挪到它的相对主义判断中的下风地位之后，苏联政府便力阻土耳其同英法结盟，还要设法把英法的舰队拒于黑海之外。苏联向德国提供石油，又转而促使英法两国在１９４０年初考虑使用飞机越过土耳其和波斯领土轰炸高加索油田。莫洛托夫在１９４０年底同轴心国家的会谈中坚决主张控制黑海海峡，说它是“英国进攻苏联的历史通道”，还坚决主张“朝着波斯湾的总方向”扩展苏联势力。在苏联政策倾向纳粹的这一阶段中，它还谋求同两个人，即埃及的阿里?马希尔和伊拉克的拉希德?阿里重建外交关系，两人都是极端民族主义的首领，反对他们本国在战时实现同英国结盟。
１９４１年６月德国进攻苏联以后，俄国亟需美国和英国的大量物质支援，而波斯湾各港口通向内地的公路和铁路则是向俄国运送物资最少困难的通道。因此而有英苏联合迫使波斯同意发展上述交通线的行动，也因此而有在斯大林格勒解围之前盟国在波斯境内一时相安无事的局面。俄国人收到了英国人努力通过这条路线输送的俄国所不可缺少的大量美国战争物资，但他们却没有对盟国好心相报，也没有对盟国推心置腹。相反，他们一开始就把波斯北方诸省纳入他们安全体系的“铁幕”之内，对英美文武官员进入上述地区，甚至是为了办理与共同的战争部署密切有关的事务，都面有难色，对讨论一旦德军突破高加索防线之后何以防守波斯的问题，也极为勉强。他们的占领区是波斯粮食产量最高的地区，他们占用了那里的粮食资源，而让西方盟国用进口粮食来供养首都和较贫瘠的南方诸省，并且还利用由此造成的困难情况来达到宣传目的。不管怎样，苏联人要依赖租借法的物资，这就使他们在两年之中不敢与西方盟国公然翻脸。土耳其由于希特勒透露了莫洛托夫对海峡的图谋，已进一步同俄国疏远，土耳其政府在结好于英国的同时继续步步小心，周旋于德俄之间。１９４２年２月有两名俄国官员和两个马其顿共产党员在安卡拉被控企图用炸弹杀害冯?巴本，从苏联激烈反对将他们逮捕审判的情况看来，似乎他们是受苏联的指使行事的。这事如果属实，那末被指称是谋杀案的动机可以推断为苏联企图使土耳其卷入对德国的武装冲突，以便分散德国人对俄国行将发动的春季攻势，使之部分转向土耳其或者近东国家。所公布的证据还不足以定谳，但是这种转移目标的策略之适合苏联领导人的脾胃，日后却为莫洛托夫和维辛斯基所证明；莫洛托夫在第二次莫斯科会议上（１９４３年１０月）曾建议土耳其应当“遵令”立即参战，用维辛斯基的话说。这“可以从俄国前线调开十五个德国师。……如果土耳其想要分享和平，它就得象俄国人正在受苦那样在战争中受苦。”
丘吉尔在１９４３年１１月的德黑兰会议上执意要在东地中海开辟一条盟国战线，并要土耳其参加，这倒反而使克里姆林官的热心冷了下来，表面上固然是因为美国的参谋长们说过，要把土耳其装备起来就得推迟在西欧发动攻势，但也可能是由于他们疑心丘吉尔在玩弄计谋，先声夺人，使克里姆林宫对巴尔干实行军事政治占领的算盘落空，也可能是由于他们不想让西方盟国染指这个地区。这样，土耳具政府就陷于进退维谷的窘境：瞻望前途，巴尔干国家尽入俄国掌握之中，固然使他们不寒而栗；而另一方面，前此在 １０月到１１月间，德国的局部空中优势把英国远征军从多德卡尼斯群岛赶走的战绩使他们犹有余怖，现在如果按照英国的意图行事，他们害怕德国会立即对他们的首要商业城市和主要重工业地区卡拉比克一宗古尔达克进行报复。土耳其于是拒绝在装备就绪之前冒此风险，而它所要求的装备的规模，英国政府认为是过分的、不切实际的，这就导致了英国，继而美国，中止向土耳其运送军事装备（１９４４年２月），并对它施加外交压力，首先是强迫它停止对德出口铬和其他重要物资（４ 月），接着又强迫它同德国断绝外交关系（８月）。西方盟国的变卦使土耳其新闻界（其灵活易变委实值得他们的波斯和意大利同行称羡）不禁恼羞成怒，即于同年春天转而讨好苏联；土耳其警察又不早不晚在５月间“破获”了一个泛土耳其主义的“危害国家安全的秘密组织”，其实该组织以前的宣传活动已是尽人皆知的：政府还向莫斯科建议缔结一项协定，使两国的政治合作更加密切，以保障巴尔干国家的安全。苏联报纸对土耳其的奉承拉拢报之以冷嘲热讽，而克里姆林宫则曾以土耳其未能参战为由推卸日后在和会中对它承担任何义务，径自进行对巴尔干国家的军事征服了。斯大林在１９４４年１０月的第三次莫斯科会议上向丘吉尔提出了海峡的前途问题，他争辩说， １９３６年的蒙特勒公约已经过时；后来，他于１９４５年２月在雅尔塔再度提起此事，就立即得到罗斯福和丘吉尔的同意，由三国外长在下次会议时予以讨论。１９４５年２月２３日，土耳其对轴心国宣战，只是引起了苏联报纸更多的嘲讽；３月１９ 日，苏联政府宣布废除苏土中立互不侵犯条约，理由是该条约需要根据新的形势进行调整，他们的做法在法律上是无懈可击的。在此期间，波斯有一个激烈的“人民党”已在一批为数不多的波斯共产党人的领导之下成长起来，它立即博得了青年“知识分子”和工会运动的拥护，前者对统治阶级的自私腐化深恶痛绝，后者则在其襁褓之中就已受到该党的抚育和引导。一种活跃的左翼报纸在苏联当局的支援下问世了，并在１９４３年７月自行组成一个“自由阵线”；但是１９４３年有一位前任首相赛义德?齐亚丁?塔巴塔巴伊回到波斯，他是个保守党进步派一类的人物，先前为国王札萨贬谪出走，寄居巴勒斯坦多年，他一回来，却惹得人民党给他加上了一个英国代理人的头衔。１９４３—１９４４年的秋冬两季，英、美石油公司的代表来到波斯争夺东南部的特许权。或许是意在拖延时日，波斯政府聘请了一批谘议和顾问，责成他们就波斯的石油蕴藏以及与此有关的事项提出报告；但是可能因为事实上接受任命的全是美国人，而在 １９４４ 年 ８月８日又公布了一份英美石油总协定，克里姆林宫于是决定重新提出俄国对波斯北部石油特许权的主张，这本来是沙皇政权提出过的要求；虽然他们在１９２１年同波斯签订的条约中曾经宣布放弃一切类此的特权，但是条约中规定不得将上述权利让与任何其他强国。美国这时正一心觅取新的油源，三个强国原可以就此签订一项分享波斯石油资源的协定，但是克里姆林官不失其特色，宁愿单独行动。１９４４年９月２６ 日，波斯政府接到苏联提出的要求，索取北部五省的特许权，此项特许权在１９１６年曾归一个俄国公民所有，不过随后就被放弃了。但是波斯政府迫于议会的公论，已经决定，在战事结束以后外国占领军撤走之前，不就特许权的申请作出任何决定。美英政府都接受了这一决定，而苏联的谈判代表则以这样拒绝的后果对波斯进行威胁。驻扎在德黑兰的红军分遣队保护人民党的群众示威，反对波斯当局的抵制行动，并在苏占区听任左翼为所欲为，对政府百般攻击低毁。左翼势力和右翼势力的冲突加剧，整个国家实际上已经一分为二。在北部，俄国人有计划地把不愿遵循他们的政策的波斯官员排挤出去；在南方，好几个城市里的人民党党部都被有产阶级收买的打手捣毁，有产阶级这时已经组成了一个以赛义德?齐亚为首的民族意志党。莫洛托夫在雅尔塔声言苏联对波斯的关系并不紧张时，人民党的报纸却于１９４５年上半年就开展了一场运动，要求设立省议会，特别提到了阿塞拜疆，那里讲土耳其语的居民同毗邻的苏维埃阿塞拜疆居民的关系，要比对波斯其他地区的居民更为亲密。由此可见，在波斯，“冷战”的开始要比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早，它开始于随着斯大林格勒的解围而“热战”向西移去之时：早在１９４３年，波斯的左翼势力就在进行动员，以推翻万恶的现政权，这无疑是苏联授意和支持的，而有产阶级也已开始组织起来扞卫他们的利益和特权。要说苏联的目的不是早就在于把西方的利益，特别是英伊石油公司，赶出整个伊朗国土之外，这是难以说得通的。英美两国在 １９４４年初寻求东南部的石油特许权这件事的本身就显得既不合时宜，又带有挑衅性，它所产生的后果是促成事态发展的急转直下，把人民党推上了第一线，公开出面，大喊大叫，支持苏联悍然索取北部特许权的要求，而莫斯科的本意或许倒并不准备让人民党在它处于控制政府的地位之前就抛掉不偏不倚的自由主义假面具。总之，这里同巴尔干国家一样，“冷战”早在对德战争结束之前很久就已开始，在这两个地区，欧洲胜利日都几乎毫无意义可言。苏联在阿拉伯世界就不象在土耳其和波斯那样急功近利，这一阶段只求在埃及、伊拉克、近东国家和埃塞俄比亚设立外交使节，使这些国家里的本国共产党得到鼓励就心满意足了。１９４５年６月，新选出的莫斯科大主教访问近东国家和埃及之行，其用意显然是要削弱上述诸国的正教徒对君士坦丁基督教普世大主教的尊崇，重树沙皇俄国教会对他们的权威；此行还带去了一项建议，重新开办在沙皇治下刨建的许多俄国学校。与此同时，亚美尼亚教长的圣职得到恢复，并在苏维埃亚美尼亚举行了教长选举，这也都是企图赢得这个资质聪颖而流散各地的亚美尼亚民族的支持，这个民族在几个中东国家里处于少数民族的地位，使他们深有俯仰由人之感，他们在土耳其人手下历尽苦难，还只不过是一两代人以前的事，因此不胜身世之悲。 １９４３年１１月的黎巴嫩危机中，苏联政府暂时同戴３０高乐结盟，这同它的惯常支持“民族解放”是矛盾的，但是不管怎样，伦敦的《工人日报》已能把危机的罪责归之于“反动的英国势力”。到了１９４５年５月出现叙利亚危机的时候，苏联的支持就已从法国人一边转向民族主义者一边。据说它曾向阿拉伯联盟敲过警钟，它不会允许法国人在近东国家的势力为英国人所取代；１９４５年７月红军的报纸《红星报》声言“英国在阿拉伯世界的势力自１９４１年以来即已日趋衰微”，这一说法可以看作是战争结束后不久就指导苏联在中东的侵略政策的一项原则。
第二编 阿拉曼大捷之前１９３９—１９４２ 第一章 埃及的独立要求１９４０年６月
有一位在慕尼黑协定时期深知内情，颇能对埃及舆论进行评价的英国官方人士，曾给笔者作过一番描述，认为情况是如堕五里雾中，既是焦虑不安，又怀有喜悦的期待，期待着英法在阿拉伯世界的势力日见衰微，或者毁灭无遗。根本谈不上什么惊惶失措，因为公众还没有认识到战祸已迫在眉睫。
１９３９年３—４月间，德国并吞了波希米亚—摩拉维亚，意大利兼并了阿尔巴尼亚，接二连三地打击了英法的威望，却并未引起埃及公共舆论任何肯定的动向。它依然无动于衷，至多不过是在试图说明欧洲大事的时候，把表明轴心国的坚定决心和无情手腕的事实同英法方面显而易见的束手无策加以对照。 １９３９年春天，德国的将军们访问了昔兰尼加数达八万之众的意大利驻军。该地区的边界距离开罗不过四百英里，而有关的新闻报道所产生的影响，比起埃及人对英国在埃及的驻军（人数约为一万）或ＭＶＩＭＡＧＥ，ＭＶＩＭＡＧＥ， ！０３２００５１０＿００５２＿１．ｂｍｐ｝对埃及陆军的信心来，却远远不可同日而语，虽然埃及陆军这时还不过是在改组和扩充之中，英国人出于对这支队伍有朝一日或许会发挥的作用有所怀疑，所以过去一直使它处于萌芽时期和没有实效的状态。
１９３９年５月初，意大利驻埃及公使访问罗马归来３３时，带来了意大利保证亲善的口信；接着在５月９日到１０ 日又有利比亚总督巴尔波的来访。巴尔波觐见了国王法鲁克，首相为他举行了公宴。有人以为意大利是在引诱埃及上钩，签订一项互不侵犯协定；但是首相穆罕默德?马哈茂德尽管口口声声要同意大利修好，对英埃盟约却是信守不渝。在意大利入侵阿尔巴尼亚的同一天，沿海公路以南的整个西部沙漠被宣布为封锁区；英国军事代表团增加了人员，以与埃及陆军日益扩大的规模相适应；反英宣传的首要人物、《民族观察家》驻开罗记者保罗?施米茨于５月１０日被驱逐出境。７月２８日韦维尔将军被任命为中东地区总司令官，印度的增援部队又于８月到达，使埃及的民心士气为之一振；而当德波关系在８月底的几天中陷入危机的消息传来时，埃及的舆情却是沉着镇静的。处于反对党地位的华夫脱党由于党争的策略，在这一年的春天还在对英国攻击低毁，不遗余力，此刻也已偃旗息鼓；甚至那个喋喋不休的青年埃及党（米斯尔法塔赫党）的党魁艾哈迈德?侯赛因（据说埃及警方已经查出了他同德国和意大利特务机关有关系的书面文件证据），也公开宣布他那一派要“站在英国一边，直至最后胜利，为埃及光荣的未来奠定基础”。
但是在此以前，关于穆罕默德?马哈茂德健康不佳的报道，刊登已历数月，他对首相任务的日益繁重早已感到力不能及，因而在１９３９年８月１２日辞职。他的后任阿里?马希尔是一位从政的律师，于１９３５年到１９３６年间做过四个月首相，那时他就已显示出干练有为，公正不阿。国王法鲁克于１９３７年曾任命他为宫廷总管，从埃及宪法授予国王的大权来看，这个职位的权势仅次于首相一人而已。从那时起，阿里?马希尔就已对年轻的国王树立起非同小可的个人影响，国王几乎事无大小，悉听他的指导，唯他是赖。在此期间，他还树立了左右政府常设机关，特别是警察部门的势力。当时他组成的内阁多少带点民族主义色彩，他任职之后，立即以“撙节开支，励精图治”为由免去了五位副大臣，这就有些引起英国的疑惧。五人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阿明?奥斯曼爵士，他是英埃条约的缔造者之一；这位亲英人物，在四十岁时就享受养老金赋闲了。据一位知情的评论员说，阿里?马希尔在此时期有三大雄心。他诚心诚意为了一个独立的埃及而奋斗，希望利用这次大战而为他的国家争取到一个无愧于它的地位。阿里?马希尔希望让整个阿拉伯世界看到，埃及有能力制订一项独立的政策，用不着仰赖英国的批准。……他为了竭力争取利用伊斯兰的宣传而强调宗教仪式，以使埃及在穆斯林世界内部享有更大的威望。
英国对德宣战之后，埃及政府立即断绝了同德国的外交和商务关系，接管了德国财产，并把所有的德国人，除了反对纳粹情况属实者外，悉数集中监管起来。他们宣布了全国处于“戒严状态”，由酋相兼任军事长官；全国港口悉归英国海军控制；对邮政、电报、电话和报刊实行严格的检查，检查工作有英国人参加。必须指出，这些措施不是象第一次世界大战时那样由一批常任的英国官员支配的行政当局决定的，而是由一个完全是埃及人的政府和当局决定的，其中至多不过有少数受埃及人聘用的英国专家，但他们无权将他们的建议直接付之实施。首相告诉《泰晤士报》的记者：
埃及和它的人民是对不列颠忠贞不渝、赤诚相见的朋友，我们愿意竭尽全力给它援助。对于任何蛮横恃强、逼我们就范的企图，我们将全力反抗。……我们经过多年斗争取得了独立，为了保持独立，我们不惜作出任何牺牲。
１１月１８日埃及议会复会，国王致辞，重申政府的意愿，对盟邦英国予以通力合作，并尽其全力以扞卫本国的领土和独立。
战事还远在欧洲，它给埃及的第一个重大冲击，涉及到正待上市的当年收获的棉花的出口问题，因为棉花及其副产品，占埃及出口总额的百分之八十。前一稔棉花售价一蹶不振，人们希望这次大战会象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样给棉花市场带来繁荣。但眼下显然看到对德国、奥地利、捷克和波兰的出口已不可能，而这四国在１９３８—１９３９年度曾购买了七万吨左右，约为埃及棉花出口总额的六分之一；而且令人担心的是，英国实施的战时船运执照制度也许会妨碍欧洲中立国家的进货大大超过前一年度。因此有人主张英国应补偿埃及的损失。但是亚历山大的出口商希望至少有一部分棉花的售价要高于英国大宗购买的价格，他们拒绝埃及某些有关方面要英国全部买下本年新棉的建议；最后，他们缩小了要求范围，而是建议英国应买进无法售予大德意志和被占领各国的七万吨。在埃及政府保证按照１０月２５日的市价购买剩余棉花之后，棉价已开始上涨。 １１月１６日，英国政府答应购进七万吨。如果市价跌到１１月 １１日的水平以下的话，这个水平，比起埃及政府规定的１０月２５日的基价来，已高出了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但是埃及的棉商公会拒绝了这个建议。力争英国应按当时的价格购买，而从１１月１１日以来，市价又已上涨了百分之三到百分之四。事实上，埃及的棉商并不把英国的收购建议当作是在困难关头的救急措施，而把它作为自己的发财之道，因为棉农早已按先前的低价行市把大部分收成售给这些棉商了。结果，英国和它的盟国比上一个年度增购的数量，除了补偿德国控制的市场的损失以外，还有多余，出售给中立国家的数字也同时增加了；算起来，在最近十年之内，只有一次超过了这一季每一英亩棉田的总收入。然而，不满情绪还是毫无道理地占了上风，埋怨不肯忍受盘剥的英国，对待埃及没有象给土耳其贷款那样慷慨大方；所以这个问题就成了颠倒黑白、进行反英宣传的话柄。
英国政府这时对待埃及军队的政策是要使之发展成为一支战斗力强的现代化部队，能够同英军合作以扞卫埃及；当时的设想是投入战斗的埃及陆军，只要当时的埃及政府同意，即可置于埃及英军总司令官的指挥之下。由于埃及尚未宣战，埃及陆军的指挥大权还没有移转，英埃两国部队之间的联络事宜仍由英国军事代表团保持着。代表团的建议并非经常受到埃及总参谋长；那位泛阿拉伯民族主义者阿齐兹?阿里?米斯里的欢迎，所以首相不得已而于１９４０年２月初将他免职，表面上是给了他三个半月的病假。他被免职的首要原因是瞒不过埃及的舆论的，一位议员在议会质询，英国军事代表团是否有过越权的情况，内阁在维护埃及主权上采取了哪些措施。
２月１７日，首相偕同国防大臣和公共工程大臣前往英埃苏丹进行正式访问，自从１９３６年的条约恢复埃及在１９２４年以前对苏丹的权利以来，这样的访问还是第一次。由于这次访问本来是由英国驻苏丹的总督出面邀请的，所以在首相宣布行将出访的时候，埃及报纸为之喝彩，认为这样一来就肯定了埃（及）苏（丹）统一的民族主义纲领。首相和大臣们在访问期间发表的讲话，发出的电报，经报纸刊登以后，使民族主义的激情持续不衰。国防大臣号召苏丹港的埃及官员们不惜流出最后一滴血以扞卫尼罗河水（防御什么人则秘而未宣）。首相访问回来后在下院讲话的时候，把他的此次出访同穆罕默德?阿里帕夏１８３９年之行进行了比较，他说：“那时候，欧洲对埃及就是不公平。”有一家民族主义报纸居然进一步号召改变苏丹的地位，澄清英埃关系中这一“暧昧”之点，也就不足为奇了。
随着德国人在挪威作战得胜和德国西线攻势的展开，埃及感到意大利的参战己在旦夕。埃及各城市共有意大利侨民六万人，无论如何，这批人的存在显然给敌人的谍报和宣传活动开了方便之门。４ 月间，在亚历山大港的一艘埃及船上捕获一名身藏炸药的匈牙利人弗朗茨?阿科齐，据供炸药是从热那亚德国领事那里得来的，准备在该船停靠的下一个港口马赛进行破坏；报纸上也说意大利的反英宣传，“为害之大，令人难以置信”。于是埃及政府颁布了法令，对犯有间谍、谋叛和散布颠覆性谣言罪行的人判处死刑；苏伊士运河设施被宣布为封锁地区；西部沙漠总督也已受权在必要时撤退距利比亚边界一百五十英里以内的沿海小城镇的平民。３ 月间，首相曾正式否认一则关于意大利重新提出同埃及商订友好条约的新闻报道，但是齐亚诺在他的《日记》中５月３０ 日这一天的记载里写着，当时已经调任埃及驻罗马公使的穆拉德?西德?艾哈迈德曾以自己的名义说他的政府终将宣布中立。尽管在５月间有过几次公开声明作了郑重保证，无如德国的捷报频来，轴心国的宣传奏效，致使阿里?马希尔，而且可以相信，还有他的国王，在日甚一日地采取一条重新保险的政策，力求避免同轴心国发生冲突，因为它们似乎已经胜利在望。在这一过程中，君臣两人受到埃及新闻界起劲的拥戴。早在 ６月，由于意大利的参战有剑拔弩张之势，新闻界即已开始扬言在当前的情况下，英军部队可能使用在法律意义上是中立的埃及境内的基地，发动对意大利的进攻，因而造成了条约中所未能预见的一种局面；各报普遍的结论似乎是埃及不宜采取攻势，除非它首先受到侵犯或者它的重大利益受到威胁。对于宣布开罗为不设防城市的拟议曾被详细讨论，但是有人声称，鉴于开罗作为一个交通中心所具有的重要性，“某方军事当局”势必要以不切实际为由，加以反对。
墨索里尼在１９４０年６月１０日宣布意大利参战的演说中声称，意大利没有侵略埃及的意图。埃及政府于６月１２日同意大利断绝外交关系，但在断交之前把埃及议会的下列决议通知意大利政府：
（一）埃及将恪守它同不列颠的联盟，将遵守其义务，并将承担在其领土内向其盟国提供凡所要求的一切援助与方便。
（二）埃及将不参与战争，除非它遭到意大利下列方式之一的攻击：
（１）如果意大利军队进犯埃及领土，发动战争；
（２）如果意大利以炮火轰毁埃及城镇；
（３）如果它对埃及军事目标进行空中攻击。
意大利人很快就空袭了塞卢姆和其他埃及边界哨所；但是阿里?马希尔于６月１７日（贝当要求停战的日子）表明态度，认为这些都是边界事件，可以通过外交手段予以解决。两天以后他告诉议会，埃及部队已从边界后撤数英里，以免在政府和议会作出决定之前，就把国家陷于战争状态——这个声明博得了整个议会雷鸣般的喝彩欢呼。６月２１日，《泰晤士报》的外交记者报道，埃及方面谣传英国有意迫使埃及在未受到敌方直接攻击的情况下参战，伦敦权威方面已予否认，但是英国当局有合法的权利要求，凡属可能妨碍英国军事行动的种种活动，埃及当局均应忠实地予以劝阻。被认为保障埃及人民利益所必需的国内措施，尚未充分实行。……大使业已接奉指示，敦促埃及政府方面必须采取最坚决的态度。
威尔逊勋爵评论说：
与上一年９月对待德国人相比，埃及政府在拘留意大利侨民和接管银行及商号的房产时采取了迥然不同的态度。……在前一个年头，我们的保安机关还能够掌握一些碰头的地点和最活跃的特务。现在警察局虽然还是极其合作并且常常根据我们的要求采取行动，但是要使埃及政府尽其职责却会遇到莫大的困难。碰到的尽是遥遥无期的拖沓延宕，有时还会遇到根据某一位部长的命令就予以开释的情况，既不知照，也未磋商。至于有多少是由于传来了法国溃败的消息，有多少是由于一大批埃及人在社交上、财政金融上同意大利人和在埃及的意侨打成一片，殊难估计。
英国外交部于１９４７年声称：
自从战争结束以来，我们所能见到的书面证据证实了前此我们已经拿到的证据。这些证据无可置疑他说明了……联合王国为何要被迫向埃及国王如此据理力争，要求更换政府。
国王主持了一次埃及所有政界元老的会议，会议开得很长，但未能就成立一个各党联合的政府取得一致意见。６月２３日，国王接受阿里?马希尔辞职。意大利公使连０同他的庞大逾常的使馆班子也终于在同日撤离埃及。
隔了五天之后：哈桑?萨卜里组成了新政府，他是一个无党派人士， １９３８年曾任国防大臣，先前还做过埃及驻伦敦公使。对上届政府所作的调整之一，是屏除了担任国防大臣的民族主义者穆罕默德?萨利赫?哈卜，有人说得很有意思，这可望促进英埃军事上的协作。总参谋长阿齐兹?米斯里原已从 ５月３１日起再延长“病假”
六个月，但在８月７日就改为享受养老金退休了，接替他的是一位更使英国当局满意的将军。宫廷总管的职位，现在由牛津大学出身的亲英派艾哈迈德?哈萨纳因执掌。有了这些新的支柱，英国也就得到了对它最重要的防务上的密切协作。８—９月间，有相当一批及龄服役或者有嫌疑的意大利人被监禁起来；对于来自德国自称是反纳粹的难民是否可靠也作了更严密的审查；尽管埃及并未宣战，埃及的军事单位却已编入了西部沙漠的防御体制，埃及的防空部队参加了亚历山大和马特鲁的空防，埃及陆军也担任了三角洲上薄弱点的警戒。
当战争的现实出现在中东门口之日，正好是欧洲大陆上盟军的抵抗土崩瓦解之时，也正好是在中立国看来轴心国已操胜券之时，这对英埃关系的未来是不幸的。在这样的情况下，阿里?马希尔政府蜘蹦不前，不敢贸然同英国人同乘一条船，而要设法给自己留下一条保守中立的后路，以便恢复同轴心国的接触，这是不足为奇的。这个政府本已得到国王法鲁克的赞同，也已取得国民中有政治头脑的阶层中的大多数人的同意，要谋求完全的独立。埃及既要设法给自己重新保险，就使英国别无选择余地，只得以雷霆万钧之力相威胁，干涉埃及的内政，因为下埃及乃是不列颠和意大利两帝国海、空交通线的交点，英国当时面临的战略要务就是保卫这块生死攸关的地盘，防备意大利的攻击。而英国这一干涉的结果却又使埃及民族主义者比过去更加感觉到， １９３６年的条约还没有使他们确实取得完全的独立，他们的目的还没有达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