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特勒维护自己在军队中最高权力的这场斗争，对德国作战行动的统一起着破坏的作用，可是希特勒自己的亲信中某些人经常想在国社党内部取得权势的尝试几乎也起着同样破坏的作用。这场发生在纳粹党中坚人物之间的所谓“迪亚多希之战”，大部分应归咎于希特勒本人，因为他在战前巩固党的权力时，未能在纳粹领袖之间培植起一种集体的责任感。因为尽管他使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ＮＳＤＡＰ）完全掌握了政权，他却没有采取步骤在党的各个机关及社团的领导人中发扬一种真正的团结协作精神。的确，在他生硬地试图实施一套平衡监督的制度时，他甚至还怂恿党内不同集团之间展开一定程度的对抗，例如，他建立党卫队来抵制冲锋队，首先就可以证明这一点。结果是，尽管对领袖原则的运用字面上说得很好听，纳粹党组织内部却仍然存在着派性，甚至２１在危急的战争年代里，协调的领导一直只不过是宣传人员的一种虚张声势的愿望。
１９３９年９月德国进攻波兰的时候，“元首的干将”戈林正权势烜赫，他起先担任普鲁士的内政部长（是国家秘密警察盖世太保的创始人），后来又担任空军总司令和四年计划的总负责人，作出了十分卓越的贡献，因此希特勒承认了他的地位，于９月１日指定他为合法的继承人。在以后的两年中，戈林在策划占领区的掠夺工作时，他的话就等于法律。在军事领域里，他在法国沦陷后被晋升为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德国元帅，从而使他的卓越地位也获得了承认。在这一阶段，他的确没有什么潜“第三帝国的真相：这个‘元首领导的国家’处于这样一种混乱状态，它的经济组织和军事方面的效果在许多方面全显得更加不可理解。一位记者在战时曾称它为‘独裁的无政府主义状态’，这句话的确击中了要害。”
〔彼得?克莱斯特：《希特勒与斯大林之间，１９３９—１９４５ 年》（ＰｅｔｅｒＫｌｅｉｓｔ：
ＺｗｉｓｃｂｅｎＨｉｔｌｅｒｕｎｄＳｔａｌｉｎ，１９３９—１９４５），波恩，雅典那出版社，１９５０年版，第２０８页〕德国报刊于１９４２年１月１２日戈林四十九岁生日那天，曾这样评述他。
关于四年计划，见下文，原着第１７３—１７４页。
参阅１９３９年９月１日希特勒在国会发表的演说（《人民观察家报》，１９３９年９月２日；《文件，１９３９—１９４６年》（皇家国际事务学会），第１卷，第５１０页。
参阅１９４０年７月１９日希恃勒在国会发表的演说（《柏林图画晚报》，１９４０年７月２０日）。如同德国报刊（例如，同上报）指出的那样，德国元帅这一军衔是特地为戈林设置的。欧根亲王曾经获得德国陆军大元帅的头衔，继任的一些奥利地将领也获得了同样的军衔。有些德国贵族也具有世袭的德国大元帅头衔，但这不是属于军衔住质。因此戈林是独一无二的德国元帅。
在的敌手。拿希姆莱来说，他当时还满足于自己所担任的德国党卫队头子和德国警察总监这双重职务，负责１９３６年从戈林手上接下来的国内保安工作。至于宣传部长和首都行政长官戈培尔，他这时还准备尊重戈林的权力，诚然，遇到必要时，还准备支持戈林的权力。打倒戈林，不论希姆莱或戈培尔都决不可能指望由此直接得到好处，因为排在戈林后面的希特勒的继承人是副领袖鲁道夫?赫斯。上文已经提过，根据１９３３年１２月１日的法令，赫斯成为德国内阁阁员，又根据１９３４年７月２７日的一项未公布的法令，他取得了参加有关德国政府所有法律的起草工作的权利。因此，他成为党和国家之间的主要桥梁，拥有广泛的权力。他没有象他的继承人博尔曼那样运用自己的权力，那是由于他个性软弱和出名的心神不宁症阻碍了他这样做。
１９４１年５月，赫斯突然逃往苏格兰，这件事使纳粹３２党的领导中原来有些不稳的均势遭到巨大的冲击而垮掉了。副领袖的这次轰动一时的逃亡，使里宾特洛甫“既紧张又沮丧地”赶往罗马向墨索里尼解释说，赫斯内心并不是一个叛徒，他只是“他自己的和平主义幻想的牺牲者”。赫斯的逃跑，给了他的助手和元首大本营的特别
联络官博尔曼高升的机会。博尔曼不象赫斯那样软弱和古怪，是一个坚决、冷漠、残酷的阴谋家，他早已在阴谋取代他的上司赫斯，博得希特勒的信任。象戈林作证时所说的那样，博尔曼从这时候起便对希特勒起着“最为决定性的影响”。
希特勒对副领袖的行为感到十分恼火，因此决定，如果他有天回到德国来，就枪毙他。在赫斯离开后两天，他就任命博尔曼为纳粹党办公厅（副领袖办事处当时的名称）主任。１９４１年５月２９日，希特勒颁布了一道法令，授与博尔曼过去赫斯作为德国部长和德国内阁国防委员会成员的所有权力。贯彻这项法令的具体指示由博尔曼本人和德国总理府主任拉默斯拟定。他们在１９４２年１月１６日发布了一道补充命令，确认博尔曼有权参加全部立法工作，并规定党和国家的最高机构之间除通过他以外，不得进行任何联系。现在，博尔曼可以使自己成为党、国家和元首三者之间的主要桥梁了。在这项工作上，他获得了希特勒本人的十分重要的支持。希特勒这时坚持说，首先是中央行政长官和地方行政长官，其次是各部部长全必须通过博尔曼向他呈报公务。同时，他又任命博尔曼为他的正式“秘书”，从而使后者成了元首大本营里一个不可缺少的人物。
在希特勒纠集到自己周围的那伙令人惊异的机会主义者和阴谋家当中，博尔曼在多方面都是最一帆风顺的。２３他的实力不仅是由于他在元首大本营中窃据要职，而且是由于他能够集中在德国各地他的党羽手中的那股权力。事实上，在他担任纳粹党办公厅主任以后的几个月里，德国国内的权力均势出现了剧烈的调整，政府方面也起了彻底的变化。过去，纳粹党接受了这一原则：国家和党必须完全分开，党只不过设法去“领导”国家。现在，党享有监督政府的权力，往往甚至还在政府内部享有行政职能。例如，根据１９４２年３月２６日的一道法令，博尔曼的直属人员——地方行政长官——有权监督文职人员的升迁事宜。一个月后，他们担负起了在行政区内指挥劳工征募计划的责任。随后，他们又通过行政区经济管理局接过了对地区经济机构的监督工作。最后，根据１９４２年１１月１６日的一道法令，行政区同防区合而为一，这使行政长官有权管辖行政区内的全部“民间防卫组织”。
在国家一级上，自从搏尔曼出现以后，就试图把管理权移交给党内的“积极分子”，并把纳粹党办公厅不合意的那些人（不问是不是老党员）全部清除出去。因此，１９４２年１月，行政长官约瑟夫?瓦格纳被解除了全国物价管制委员会主任的职务，由赛斯－英夸特的门徒汉斯?非施伯克博士接任（和瓦格纳同姓的、慕尼黑－上巴伐利亚行政长官阿道夫?瓦格纳在六个月后也奉命“长期休假”）。３月２１日，原来负责在四年计划体制内总管劳动力的国务秘书聚鲁普博士也被免职，由纳粹党一名出色的“老卫士”，行政长官弗里茨?绍克尔来接替。５月２２日，博尔曼的死对头，德国粮食和农业部长瓦尔特?达霄被迫把职务移交给他的国务秘书，党卫队分队长赫伯特?巴克。这样，纳粹党办公厅在物价管制、劳动力和粮食等重要经济领域里的权力，仅次于主管四年计划的那个权力极大的机构了。２４起初，宣传部长戈培尔显然对博尔曼和三头政治的其他两个成员拉默斯和凯特尔在元首大本营中的飞黄腾德国派驻被占领的荷兰的长官，以前是奥地利联邦总理。瓦格纳由于反对党卫队的种种办法，显然触怒了希特勒。他后来被送进了监狱（参阅沙赫特：《清算希特勒》，第３０页）。
《法令公报》，１９４２年，第１部分，第１７９页。见下文，原着第２２７页。
达雷对博尔曼的态度，从朗格和申克所报道的他与罗森贝格的谈话中便反映出来了〔见泽尔热?朗格和恩斯特?冯?申克：《种族灭绝犯的画像——摘自前纳粹部长阿尔弗雷德?罗森贝格遗留下的回忆录》（ＳｅｒｇｅＬａｎｇａｎｄＥｒｎｓｔｖｏｎＳｃｈｅｎｃｋ：ＰｏｒｔｒａｉｔｅｉｎｅｓＭｅｎｓｃｈｈｅｉｔｓｖｅｒｂｒｅｃｈｅｒｓ— ｎａｃｈｄｅｎｈｉｎｔｅｒｌａｓｓｅｎｅｎＭｅｍｏｉｒｅｎｄｅｓｅｈｅｍａｌｉｇｅｎＲｅｉｃｈｓｍｉｎｉｓｔｅｒｓ ，ＡｌｆｒｅｄＲｏｓｅｎｂｅｒｇ），圣加伦，措利科费尔出版社，１９４７年版，第３０１页〕。沙赫特（前引书，第２７页）叙述，达雷是被“忿怒地免去了部长职位的”。
达觉得不满。据沙赫特说，戈培尔是希特勒政府中唯一真正的“智囊”，他于１９４３年３月曾经试图拉拢戈林去说服希特勒，把“政治领导的职责……”移交“给德国内阁国防委员会”，从而“把‘三人委员会’排挤掉’。戈林在他那方面也很乐于支持这样一个计划，因为他必然看到，自己也在逐步被“东方来的这三位贤人”搞得日益失势，这“三位贤人”这时在元首大本营里已经把持着一切了。戈林“从内心里”憎恨拉默斯，认为他是一个典型的官僚，正企图恢复文官政治。他认为，凯特尔是“一个绝对无足轻重的人”，只不过受博尔曼和拉默斯两人的操纵，“使人看来好象武装部队也参预了他们的各项措施”。但是，戈林显然“不十分拿得准博尔曼本人”和他的意图。１９４３年春天当戈培尔叫戈林采取行动时，可能就是这种拿不准使他变得犹豫不决。无论如何，这使宣传部长得出结论：戈林不再有力量去完成他的计划了，戈培尔因此打定主意不去反对纳粹党办公厅主任，却去同他妥协，认为这样对自己最为有利。于是从１９４３年５月到战争结束时，戈培尔和博尔曼始终能十分融洽地一起工作，并且能同心协力地去应付党内的共同敌人（例如，弗里克、里宾特洛甫和罗森贝格）。至于拉默斯，戈培尔也不再害怕他的势力，因为博尔曼本人已经在利用他作为希特勒秘书的地位，把总理府主任排挤出元首大本营，从而逐步解决了他。
这样，戈培尔和博尔曼“谅解”的开始（这与其说是友谊的表现，不如说是工作上的谅解，因为博尔曼在希特勒的班子里始终没有一个朋友），标志着戈林权力衰退的一２５个重要阶段。由于他未能应付盟军日益猛烈的空中攻势，他在全国各地的声望本来已经大大低落。的确，在１９４３年夏天，他的威望降低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致８月间不得不在报上发动一场特殊的宣传运动，使德国人民相信戈林并不是永远黯然失色。只要希特勒本人信任他，他的地位就很牢固。而希特勒却没有露出一点迹象来表示戈林现在已经不中用了。诚然，１９４３年７月墨索里尼垮台之后，希特勒面临新的危机时，他还安慰自己，认为自己仍然有一个“十分冷静的”戈林可以依赖，他说，在“这样的时刻”，他不可能“有比戈林更好的顾问了”。四个月以后在慕尼黑每年举行的纳粹“老卫士”的大会上，他公开拿一种传说——说希特勒“罢免了”他的“朋友戈林”——开玩笑。到１９４４年９月那么晚的时候，他还再次任命戈林为四年计划的总负责人，从而重申了对戈林的信任。可是，博尔曼为了排除他实现个人野心的主要障碍，一直在伺机使希特勒对戈林产生恶感。１９４５年４月２３日，戈林终于被撤职并遭到逮捕，这就明明是博尔曼所使的一条诡计。
象戈林一样，直到这个政权的最后一星期，希姆莱一直都成功地充作希特勒的一根支柱。诚然，希特勒的“直觉”在前线越是失灵，他就越需要一个“忠诚的海因里希”那样有才干的人去应付国内和被占领国家内可能出现的反抗行为。所以在战争的最后两年里，他让希姆莱担任了多种多样的职务，这在纳粹史上甚至也是独一无二的。这个党卫队头子原来已经是德国警察总监和加强德意志民族委员会会长，后来又成为德国内政部长、政治和军事情报局局长、国家军司令和战俘管理局局长，而已同博尔曼一起还是人民冲锋队的总指挥。此外，他对德国防空体系的管理也有发言权，因为防空警察归他管辖。１９４４ 年秋天，他还从德国财政部接过了海关和边防机构（Ｚｏｌｌｇｒｅｎｚｓｃｈｕｔｚ）的管理权，从而使他在这方面也有发２６言权。希姆莱能够这样接管这么多职权，这对于党内外他的敌人不是没有影响的。对博尔曼来说，这就引起了相当顾虑，使他力图树立起希姆莱手下那个野心勃勃的卡尔登勃鲁纳的势力，尽量让他接近希特勒。对反对者来说，的确呈现出这样一个特殊的困难，即“没有希姆莱参加，任何人几乎不能想象这种制度会有所改变。”这就是说，如果不归功于这个党卫队头子，不让他的“威望”相应地增高，那就很难干掉希特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