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同英国和美国的关系
在维希盛行的种种幻想中，最大的一种是，认为法国将会安安静静、不受干扰地独自推行它在国内的各项新政策，而让世界其余国家继续去打仗。他们希望变成和平绿洲的这块地方，结果只是战场上的一片无人地带。逃避到中立状态中去，结果也证明是不可能的。一个象赖伐尔那样的现实主义者看出了这一点，因此，他公开表示希望德国战胜英国。对于合作分子来说，反对法国战败的政权和反对英国人本来就是一回事。英国胜利［菲利普?昂里奥写道〕将使共济会各分会得救，犹太人重新掌权，“民主主义者’和“反法西斯人士”恢复原来的地位，而“马西利阿”号这艘被人误解了的“十字军”的旗舰就会提升到“胜利”号的级别。
有着一种反英倾向的上层社会是准备对这类宣传作出赞同的反应的。另一方面，人民群众向来就不大敌视英国，甚至１９４０年夏季的事态发展也没有完全改变他们的情３５８绪。维希电台在赖伐尔的控制下发出的猛烈反英宣传完全做过了头，反而助长了亲英情绪，尤其是在德占区。莫拉斯这个年纪虽老却激烈如故的法兰西行动党学说的提倡人，曾经愤怒地抗议过英国的无线电广播，这就显示出这种广播所造成的影响。他说：“我们中了英国电台的毒”，“英国电台经由我们的南部，拚命地在广播。”同时昂里奥早在１９４０年８月就已经指责说，“现在在城乡各地开始悄俏流传着的宣传，追根究底都是从伦敦来的。”在维希，象赖伐尔那样的人一心盼望英国迅速战败，想使法国立即加入德国阵营，并且设想法国的未来将成为德国珍爱的一个行政区。另一些人，包括法兰西行动博社安：《在政府任职九个月》，第２８８页，第３０１页，第３２２页（１９４０年８月１１日、１９日和２９日）。
《法兰西行动报》，１９４０年１１月４日。
《格兰瓜尔》，１９４０年８月２９日。
见《科德尔?赫尔回忆录》（ＴｈｅＭｅｌｎｏｉｒｓｏｆＣｏｒｄｅＩＩＨｕｌｌ），纽约，麦克米伦，１９４Ｓ年版，第１卷，第７９９页。它提到１９４０年７月１日美国驻法大使呈结赫尔的一份报告。
党的大多数拥护者，则相信有可能保持真正的中立。这两派人的冲突是很激烈的。到了８月底，当赖伐尔在部长会议上重新提出他的对英宣战的主意时，反英情绪达到了高潮。９月１日，递送给海军参谋长奥方海军上将的一份证询意见书，暂时结束了这场骚动。他的回答表明，法国根本没有海军、陆军和空军力量可以进攻英国。此外，人民群众的情绪也开始变得更加明朗了。当亨茨格在１９４０年９月１２日离开他在停战委员会中的职务时，他警告他的德国同事说，德军和法国居民的关系正日趋恶化，即使人民这时还不亲英，总之，他们正表现出日益增长的敌视德国占领的迹象。
与此同时，在维希政权成立的头几个月里，赖伐尔显然正福星高照。在赖伐尔和他的副手蒙蒂尼的主持下，维希的宣传，尤其是通过无线电广播，是猛烈地反英同时叉极力亲德的。在９月６日的政府改组中，赖伐尔除了保留他的副总理职位外，又得到了情报部长这个关键性职位。另一方面，赖伐尔的亲密盟友，机会主义分子新社会党人马尔凯却被贝当免了职。他是首先号召同德国人合作在欧洲建立新秩序的人士之一，但是，贝当不相信他是一个政治家，因此委派佩鲁通接替他为内政部长。魏刚和赖代尔之间的对立在政府中引起了猛烈的争吵，终于使前者被免去了国防部长一职，虽然还是另委他为驻３５９北非总代表这一重要职务，因为他势力太大，不能贸然把他闲置一旁。
英国政府对维希的各个派系几乎是不加区别的。他们同情戴高乐为争取把法兰西帝国团结到自由法国事业中来所作的种种努力，但是，他们不希望把维希的任何统治者激怒到要打仗的地步。１９４０年９月１８日递交给贾德鲁的一份备忘录就证明了这种小心谨慎的态度。那份备忘录指出，英国政府不愿同维希完全破裂，因为这可能会促使维希站在德国一边参战。因此，英国的政策是对继续效忠贝当的法国殖民地施加经济压力，凡是站到自由法国一边的法国殖民地，英国就答应协助进行防卫，但也只限于对付海军的进攻。１９４０年７月３日在米尔斯克比尔（奥兰的军港）对法国舰队的攻击，以及随后的断绝外交关系，加强了停战协定签订后法国爆发的反英情绪。尽管如此，伦敦和维希之间并没有完全切断一切联系。在英国同意下，派了一个驻在法国政府的加拿大代表，还通过法英两国驻马德里大使德拉博默先生和塞缪尔?霍尔爵士（后为但普尔伍德勋爵）建立了接触。夏尔一鲁说，到１０月底，伦敦和维希的外交部之间已就一项协定的基础达成了协议。
与此同时，贝当通过一位法国教授路易?鲁吉埃的协助，开始了另一项谈判。贝当以特有的保密能力把这件事完全瞒住了他的外交部。鲁吉埃于 ９月２９日会见了贝当，获得他的同意，打算到伦敦去力求达成一项放松封锁的协议。他在伦敦见到了英国首相和政府其他成员。有人建议他应努力同魏刚展开谈判。他后来３６０声称他同英国政府达成了一项“君于协定”。丘吉尔当然不反对进行谈判这个主意，他在１１月１０日预先通知戴高乐，英国政府想努力同维希达成一项暂时解决办法。１９４０年１１月２１日，英国政府把答复鲁吉埃的建议的内容电告他们驻日内瓦的领事。这份答复承认英国政府已接到维希政府提出的不会毫无理由进攻英国的保证，并意识到维希有继续控制法国殖民地和舰队的决心。英国政府只要求维希应避免对自由法国的殖民地采取积极的军事行动，并顶住德国人攻击或利用维希控制下的殖民地的企图。英国断然声明它希望看到法国及法兰西帝国在胜利以后恢复其崇高和独立的地位。英国准备在这个基础上通过马德里的渠道开始讨论经济问题。鲁吉埃显然以为英国政府打算走得比这更远。但是，鉴于英国人对戴高乐所承担的义务和他们对维希这帮人的深刻怀疑，他们只打算采取非常缓慢而谨慎的行动。鲁吉埃的谈判一直小心翼翼地保持秘密，没有让赖伐尔知道。等到赖代尔在１０月底代替博杜安当了外交部长后，这件事就被搁下来了。为了同样的原因，在马德里进行的较为正式的谈判也毫无结果。夏尔一鲁本人于１０月间贝当和希特勒在蒙都瓦会晤之后，也辞去了外交部秘书长的职务。
１２月间赖伐尔倒台之后，又进行了进一步的谈判，这一次是在哈利法克斯勋爵的私人朋友教育部秘书长雅克?谢瓦利埃和加拿大驻维希的公使皮埃尔?迪皮伊之间进行的。谢瓦利埃和协助他进行谈判的格扎维埃?德?波旁亲王象鲁吉埃一样，也宣称伦敦和维希之间已经达成一项协议，但是，除了交换意见之外，仍然没有证据可以证明有过什么协议。
英国政府也曾设法想同魏刚打交道，但是，他没肯作出答复。他认为英国人无力对法属北非提供有效的军事援助，因此把劝他脱离维希一事看作是引诱他进行一场毫无希望的赌博。他尤其反对这些提议，因为英国人支持戴高乐，而他认为戴高乐比一个投机政客好不了多少，３６１ 他认为戴高乐是利用了那些感到需要继续抵抗德军的法国人的爱国心和勇敢精神，而把自己树立成为法国合法政府的竞争对手。
在新的一年中，这一系列试探性的接触仍在继续进行下去。弗朗丹在受审时声称，他在１９４１年１月便经由马德里同英国人开始了谈判。早在１９４１年格鲁萨尔上校便由维希派往英国。美国也在维希和英国之间起了联络渠道的作用，英同人通过美国向维希政府表示，如果它愿意迁往北非重新参战，英国将给予军事援助。那种认为有此可能的想法无疑是一种幻想，不过，这并不是一种会产生什么严重后果的幻想。尽管上述种种谈判最终全部失败，它们至少使伦敦和维希之间的关系有所缓和。
美国在同法国人的关系中怀有比较适中的目标，因而达到目标的机会也较多。科德尔?赫尔把他的政策限于某些特定的目标——注意不使法国舰队和法国在非洲与西半球的基地落入德国人的手中，阻止法国政府超出停战协定条款的规定去进一步同德国合作，并防止英法关系发生任何进一步的恶化。美国政府在停战协定签订时已经对法国舰队前途表明了它的看法。１９４０年１０月２５日，关于在蒙都瓦会谈已作了种种决定的传闻使罗斯福向贝当提出了措词强硬的抗议，并警告说，同德国达成报道中所说的那样一项协议“将构成对美国公然和蓄意的背信弃义”。
美国要实现它的目标，就必须同维希政府保持友好的关系，而这是同承认自由法国运动不能相容的。再者，美国的自由法国同情者和宣传家们使美国政府受到极大的压力，他们还猛烈攻击美国的政策，这种情况增强了罗斯福和赫尔对戴高乐存在的偏见以及他们尽量不同他的运动打交道的决心。从法国发回的较有影响的美国报告，把戴高乐在国内的追随者估计得很低。这些报告的产生，无疑是由于美国外交官同法国官场和上流社会的接３６２触本来就比他们同广大人民的接触更为密切。不过，即使它所根据的是一种错误的前提，它所作出的结论认为维希是代表法国本上和北非唯一有效的法国权力，却是正确的。
１９４０年１２月，美国驻巴黎大使馆参赞罗伯特?墨菲奉命去法属北非。１９４１年１月，罗斯福总统特别挑选的新大使李海海军上将到达维希。李海的使命是，同贝当建立较为密切的关系，努力使贝当不要积极支持德国人，特别是要强调指出，同意让德国人使用法国舰队或海军基地将会失去美国的友谊。与此同时，墨菲则在北非试探是否能同魏刚达成协议。李海和墨菲两人主要是以经济上的论证为依据的。李海不顾英国的强烈反对，力促对法国非占领区运送粮食和衣着，这样德国人就不能利用人民的困苦作为压迫贝当与之合作的一种手段了。在红十字会的主持下，好多批装运药品和儿童食品的船只驶往法国。至于规模足以扣”破封锁的、对欧洲运送供应物品的更为广泛的胡佛计划，则未能实现，这部分是因为 Ｎ０５９８．ＴＸＴ／ＰＧＮ＞在关键的时刻，德国人于１９４１年３月２６日很笨拙地宣布，他们已作好安排，要用大量谷物交换非占领区的牲畜和油类。美国同维希接触的副产品之一是：１９４１年法国第二局通过法国驻华盛顿大使馆提供的情报。这件事是瞒着法国大使亨利一埃那干的，因为美国人不信任他，赫尔也不喜欢这个人。
美国在北非的谈判代表取得了较为积极的成果。１９４１年２月７日，英国原则上同意了一项计划，允许数量有限的供应品通过封锁线运往北非。在这项谅解的基础上，墨菲于２月２６日同魏刚商定了一项协议。根据这项协议，美国将向北非运送供应品，条件是贮存品不能积聚过多，不许把它们运出境外。为了防止发生违反这些条件的情况，将由美国任命领事人员监督协议的执行。这些人员中，有穿便衣伪装成“技术助理”的军官，他们将在适当时机为盟军１９４２年１１月的登陆准备好场地。
１９４１年１１月，魏刚被兔职后，李海开始对维希感到３６３绝望，但是，墨菲却力主美国不应改变政策。所忖的代价的确是便宜的：到１９４１年１１月魏刚被免职时，美国派往北非的只有三艘油船和四艘货船。要不是因为圣皮埃尔岛和密克隆岛事件，对维希的失望本来可能会使美国政府同戴高乐建立友好关系。１９４１年１２月２４日，一小队自由法国海军在海军上将米塞利埃的统率下没有预先警告便突然占领了那两个小岛。美国国务卿在这个消息传来后，立即就发表了一项声明，谴责这一行动是任意破坏一项谅解。英国外交大臣艾登通知美国政府，说占领这两个岛屿的消息对英国政府全属意外，并且违背了戴高乐作过的一项保证，但是，丘吉尔却不可能在美国国务卿的盛怒之下就抛弃自由法国，何况国务卿本人因为讲了句“所谓自由法国”正在美国受到猛烈的攻击。１２月３０日英国首相在渥太华发表的一篇演说中，为戴高乐进行辩解，并大肆攻击维希。这使赫尔大为恼火，他向总统递呈了一份备忘录，声称他相信英国人是圣皮埃尔岛事件的幕后策划者，并为他的法国政策进行辩护，说法国有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反对戴高乐，最后他要求美国坚决保持自己的观点。他甚至为这个问题打算辞职不干。盟国之间的关系一时大为紧张，后来终于找到了一个为美英双方政府都能接受的解决办法，虽然戴高乐始终没有同意这个办法。他们使这两个岛中立化和非军事化，由加拿大和美国联合控制其无线电台，并同英国一起对两岛实行共管。由一个协商委员会取代维希政府派驻的总督，自由法国的军队也撤出。整个事件是一场无碍大局的小波澜，但是，它却在英美之间引起了一次公开的冲突，并且由于证实了美国官场对戴高乐抱着敌对态度，随后的情势发展将产主一种与其本身的重要性并不相称的影响。
与此同时，１９４１年１２月１１日，达尔朗和贝当提出３６４保证说，法属北非的政策决不会改变。如果说是美国的政策促使维希没有站在德国一边参战，那也无疑是说得太过分了。不过美国的友谊使得维希没有感到它全然孤立，并且在某种程度上抵销了德国压力的影响，这倒确是实情。
（二）１９４１年２月以前同德国人的关系
贝当政府同英美的关系主要是遥遥地施展策略，并对一些试探性的接触和间接施加的压力作出反应。另一方面，它同德国人的关系则有一系列必须当机立断的问题，内部的压力也较大。在维希的支持者中，没有一部分人考虑到有否可能同英国重新结盟。另一方面，以赖代尔为首的势力强大的一派则希望同德国人保持更密切的关系。赖伐尔是个没有原则的人，偏见和个人利益的盘算两者结合起来决定了他的行动。他憎恨英国，并坚信德国人的胜利过去和现在都是无可避免的，他本人的立场就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基础上。他在审讯贝当的法庭上问道：“你们认为任何一个有常识的人除了期望德国胜利之外，还会想到别的什么吗？”他的结论是，法国的利益就是要寻找某种能同德国人达成协议的基础，使法国可以逃脱，至少可以减轻战败所带来的种种后果。
在威斯巴登的停战委员会上已经出现了同德国人进行有限合作的想法。关于法国的首席代表亨茨格将军，他的一位同僚圣一阿杜安说，他在委员会的工作“并不出色”，莱昂?诺埃尔则说得更肯定，他说亨茨格的工作显示出“令人无法相信的弱点”。亨茨格对德国人保证说，法国准备进行同它的尊严相称的合作。法国财政部长布蒂那也作出明确的保证，说法国人具有“合作的愿望”。有人提出，法国代表因为自己软弱无力而感到非／ＰＧＮ０６０２．ＴＸＴ／ＰＧＮ＞常苦恼，以致他们的一举一动都仿佛原则上不可能拒绝德国人提出的要求似的，特别是维希政府，他们使德国人感到意外，竟然会不经讨论便接受了德国人原先提出来供讨价还价的那份庞大的占领费用的预算。这件事可能是真的，也可能是不真实的。就德国人而论，他们的确 ３６５并不象法国人所想象的那样信心十足。他们最担心的一点是，生怕法属北非投到英国人那边去。因此，他们亟想不把法国人惹到反抗的地步。驻法国的德军司令冯?施蒂尔普纳格尔在７月１５日的一封信中要求法国人在北非给予广泛的军事特权。这是法国人无法做出的一个牺牲。他们拒绝了这一要求，使他们惊讶的是，德国人就此没有再提起这事了。希特勒于１９４０年１１月１２日给他的总司令的一份指示中宣称，要求法国所尽的责任是，保卫其非洲属地，不落入英国和戴高乐的手中。因此，德国政府准备鼓励法国保卫它的殖民地，并且准许它保留这样做的手段，而不顾意大利人提出解除法属北非武装的要求。
然而，同德国人合作的实际进展只是由于赖伐尔一再努力才出现的。他从一开始就领到一张个人通行证，可以自由往来于维希和巴黎之间。早在 ７月２０日，他通过德?布里农的协助，就已经同德国宣传家阿贝茨建立了联系，他们三人于是形成了一种三方联盟来促进他们的观点，同时也促进他们的发迹。阿贝茨同赖伐尔的关系大概帮助了他谋得驻法大使的任命，虽然他同德国军事当局的关系很差。莱昂?诺埃尔被任命为法国政府派驻巴黎德国军事当局的总代表以后，断然说德?布里农和阿贝茨两人在赖伐尔的默许之下破坏了他想要取得德方让步的种种努力。而且，由于一切重要问题都是由停战委员会处理的，诺埃尔便辞职不干了。８月１５日，德拉洛朗西将军接替了他。
赖伐尔那套可以称之为完全改变联盟的计划在１０月２４日那次著名的会晤中达到了顶点，当时希特勒和贝当在里宾特洛甫和赖伐尔的陪同下，在卢瓦尔河畔蒙都 ３６６ 瓦的一节火车车厢里举行了会谈。他们起草了一份议定书，表达了希特勒要法国在欧洲占有它应有的地位的愿望。双方承认迅速击败英国人是符合法国和轴心国的共同利益的。倘使法国为此目标而积极合作，它就可以在北非维持超出停战协定条款所规定的军队，而且在击败英国后重新瓜分非洲时，将保证法国拥有大战开始时它所拥有的同等面积的领土。这项协议将保持秘密，实施这项协议的具体措施将由随后的一项协定予以解决。本来打算由里宾特洛甫就此前往巴黎，同赖伐尔一起审查接下去的步骤，但是，这时，墨索里尼打来一份电报，宣布他决定入侵希腊，里宾特洛甫于是直接前往佛罗伦萨同意大利政府商讨这种新局势了。
因此，在紧要关头上，谈判的机会就中止了。但是，贝当并没有在赖伐尔为他安排的道路上后退。
１０月２６日，在维希举行的一次部长会议上，赖伐尔力主应与德国人进行积极合作。
必须注意这一不可轻视的情况（根据费尔内海军中将的记录，他当时这么说〕：胜利者建议同战败者合作。由于气候条件，直到现在还没有能开始登陆。但是，对英国的胜利己经取得了。德国人正在作出巨大努力。显然，速度的竞赛是对他们有利的……“我们不要报复性的和平”，总理〔希特勒〕曾经说过。摧毁英国有可能带来其他的情况。“我已经在寻求同法国的和平”，他又补充道。因此，法德关系将取决于战争的结束。一切都取决于法国的态度：积极的态度，而不是观望的态度。关于非洲的组织问题，有一个更欧洲化的观念。法国将在非洲受到很好的对待：即声明非洲是欧洲的延伸部分。这是应该作出的抉择。不管这些意见是否全盘被接受，赖伐尔于１０月２８日被任命力外交部长一事标志着他的政策的明显胜利。博杜安卸职下来成为部长会议主席的国务秘书。１０月３０日，元帅在一次广播中宣称，同希特勒的会晤是他本人的意愿，他已经接受了同德国人真诚合作的原则，并且指望采取一项可以改善成俘的命运，降低占领费用的负担，使两３６７区的分界线不那么严格，并促进向法国供应粮食的政策。他结束讲话时说：“以前，我一直以父亲的身分对你们讲话——今天，我是以领袖的身分在对你们讲话。”
很难讲贝当这番话究竟是什么意思。他有一种突出的本领，能够同时执行互相矛盾的政策。在蒙都瓦会谈的第二天，他写信给魏刚说，他决心要保卫非洲，决不会同外国人结盟，并且决心不向英国宣战。有人曾经试图把蒙都瓦政策解释为一种促使德国战败的巧妙的马基雅维里式策略。他们争辩说，只是通过这种虚伪的合作，才使希特勒没有用法属摩洛哥去收买佛朗哥的支持，或是用武力去压服西班牙的反对来夺取法属北非。他们最后说，如果在１９４０年有一支德国军队在法属北非的话。那么军事形势就会完全改观，英国人就会遭到决定性的失败。如此说来，事实上倒是维希为英国赢得了这场战争。亏得不需要讨论这些假设的论点。当时没有一件证据可以证明那时有哪一个法国政治家的头脑中曾经出现过这样的盘算。他们竭尽全力把法属北非保闺在自己手中，理由很恰当：它是法兰西帝国的一部分，他们不愿意失掉它，并不是因为他们认为这块地方对于打赢一场他们深信已经彻底失败了的战争会有什么价值。甚至在德国对英国的空袭已经减弱以后，维希仍然几乎没有人怀疑德国人最终将取得胜利。同德国人合作决不是为了使法国站在英国一边重新参战的深谋远虑的计谋：它是一种承认事实的现实主义态度，它就是它自称的所谓合作。
赖伐尔在受审时为蒙都瓦政策进行辩护，理由是，合作是停战协定的条款所规定的，这项新协议只不过是停战协定的合乎逻辑的继续而已。的确，博杜安在７月１７日的声明中，曾经期望以一种合作的观念代替欧洲均势的老观念，但是，在博杜安所说的“不受意识形态影响”的合作同赖伐尔所设想的合作之间却大有差别。认为有可能同纳粹进行博杜安所描绘的那种合作，这无疑是一种幻想，但是，蒙都瓦又朝前跨了一大步。无论如何，这一步已经走了，甚至连一向谨慎的《时报》也欢呼胜利者３６８与战败者之间的合作是一项新协定的基础。实际上却并不是如此。希特勒并不信任法国人，甚至对执政的赖伐尔也是如此。希特勒在１９４０年１２月５日写信给墨索里尼说：“我们对维希政府的态度并不是绝对的有把握……。稍微走错一步，就会引起北非与西非同维希破裂，这将给英国提供一个对我们极其危险的作战基地。”甚至在赖伐尔倒台之前，希特勒于１９４０年１２月１０日就已颁发了关于部署“阿蒂拉战役”的秘密指示：“一旦在魏刚将军目前统治下的法兰西殖民帝国的某些地区发生一场叛乱运动，就必须作好准备迅速占领法国本上迄今尚未加以占领的地方。”希特勒对魏刚的深刻怀疑，以及对他认为是支持这个北非司令官的维希那一伙人的深刻怀疑，甚至使他认为赖伐尔后来的倒台也是魏刚的势力所造成的。德国人对法国合作的诚意所感到的怀疑必定使他们更加不愿意付出任何物质的代价，或是作出任何重大的政策变动，来换取一种价值如此可疑的商品。蒙都瓦政策所遭到的致命打击实际上是德国人自已在处理阿尔萨斯和洛林问题时发出的。早在１９４０年８月，就有一项法令把这两个省置于德国民政当局而不是军事当局的管辖之下。巴登的行政长官罗怕特?瓦格纳成为阿尔萨斯行政首长，而萨尔的行政长官比尔克尔则把管辖权扩大到了洛林。有一股主张消灭阿尔萨斯一切法国影响的痕迹的日益增长的压力。９ 月间，规定德语为唯一的官方语言，并下令将所有个人的姓名一律德国化。法国舆论可能已经勉强地接受了阿尔萨斯的丧失，然而，不久就变得很明白，德国人准备不仅要并吞阿尔萨斯，而且还要使洛林也德国化。８月１５日在梅斯发生了一场爱国大示威后，便开始驱逐洛林人，这使法国人痛切地认清了德国的居心。纳粹分子根本不顾法国人的反应，驱逐行动大约就在蒙都瓦会谈时期达到了高潮。德?布里农后来把这一行动３６９称为“对蒙都瓦的真正的破坏”，赖伐尔和阿贝茨两人也证实了这种意见，认为这是对他们政策的致命打击。虽然纵希对德国人“变相吞并”阿尔萨斯和洛林曾经私下向停战委员会提出过抗议，维希政府却尽可能拖延下去，避免正式提到驱逐洛林人一事。有关这件事的消息，同关于德国在阿尔萨斯的政策的消息一样，都没有见报。但是，关于洛林难民到达的报道却屡见不鲜，发表这些消息时都不作解释，也不加评论，只呼吁大家在住房、衣着和提供粮食方面给予援助，并帮助他们寻找工作。最后，维希为了替自己辩护，不得不承认事实。１１月１４日，司法部长阿利贝尔向新闻界宣读了一份公报，否认这次驱逐是德国人和维希商定后进行的。１２月１日，贝当宣布非占领区接纳了七万名被逐出的洛林人。
德国人对阿尔萨斯和洛林的处理办法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错误。１９４０ 年夏，法德和解看来并非没有可能。思想上的密切关系超越了民族的仇恨。这场战斗为时太短，不可能引起强烈的怨恨，而德国人势如破竹的胜利，看来是可以接受的唯一合情合理的事实。胜利的德国军队军容严整，并且开头也颇有纪律。当时法国人正处于幻想完全破灭的状态中，如果德国人能够克制一下，不在胜利的果实尚未成熟的时候就去摘取，不把秘密警察派进法／ＰＧＮ０６１０．ＴＸＴ／ＰＧＮ＞国，不从经济上把法国挤干榨尽，不把纳粹思想灌输给占领区的法国政府，尤其是不使并吞阿尔萨斯和洛林成为事实的话，德国人为在两国间建立友谊而大力开展的宣传运动本来是可以获得一定程度的成效的。
赖伐尔一手策划了希特勒和贝当的会谈，他却无法从这次会谈中找出什么重大的好处，足以压倒这次放逐所产生的后果。而且，美国又从旁施加维希对之极为敏感的影响来反对同德国合作的政策。因此，在蒙都瓦会谈后不久，维希的风向便转到相反的方向去了。贝当的那些部长大都敌视赖伐尔，怀疑他野心勃勃，但是，他们只能通过元帅采取行动，而这位元帅对赖伐尔的态度却自相矛盾得有点出奇。有很多情况可以证明贝当本人十分厌３７０恶赖伐尔。可是，他始终不能忘记这个阴沉的奥弗涅人是他个人权力的真正创造者，他显然觉得很难面对面地反对他。德国大使阿贝茨认为，最终激起赖伐尔的敌人采取行动的是担心他正在把法国推向同英国交战的境地。但是，也许还有一个同样重要的动机，那就是，认为赖伐尔在同德国人进行谈判的掩护下。正在危险地扩张他自己的权力。的确，他似乎一直想不惜任何代价地向德国人证明，他这个人是不可缺少的，他可以在法国比任何别人为他们做出更好的成绩来。他自作主张地把博尔铜矿的所有权让给了戈林，并且答应把当时存放在西非的比利时国家银行委托法国照管的黄金交给德国人。
结果，赖伐尔做得太过分了。他搞了一套计划（据说是一贯亲德的历史学家伯努瓦—梅香向他建议的），要把拿破仑的儿子德?雷什斯塔特公爵的遗骸迁回法国，埋葬在残废军人宫里，并且建议贝当应该去巴黎参加这一典礼。元帅本人的反应是答应去：从一开头，他最热中的希望之一就是回到巴黎或凡尔赛去。其他一些部长都不这么天真。他们看出这个建议包藏着一个阴谋：想使贝当脱离他们的影响，把他置于巴黎德国人的控制下，并在那里成立一个法国政府，由赖伐尔和德?布里农、戴阿、多里奥、吕歇尔这一伙亲德分子执掌大权。在过去一段时期里，巴黎的报刊和广播一直对维希政府进行猛烈的攻击，唯独赖伐尔的党羽和贝当本人得以幸免，这种情况更增加了他们的怀疑。德国人居心何在，这是无可置疑的。他们正在凡尔赛腾出屋宇来，给贝当准备官３７１邸，并在那里划定了一小片地区专供安置法国政府之用。
面对着这种危险，整个内阁实际上都一起向贝当献策。他们挑选了另一个奸诈的政客，赖伐尔本人的政敌弗朗丹，来代替赖伐尔。弗朗丹为促成法德谅解曾经出过力，他们希望凭他这一经历将能使德国人接受这一变动。他们使贝当相信赖伐尔一直瞒着他在同德国人谈判，但是，即使到了这时，他还是不愿意同赖伐尔单独对阵：１２月１３日，他把内阁召集拢来，要他们全都辞职，但是，只接受了赖伐尔和另一个部长的辞呈。赖伐尔似乎遭到了全然是冷不防的打击。他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当场同德?布里农、戴阿和其他几个人一起被阿利贝尔（据迪穆兰?德拉巴尔代特和佩鲁通说）或是佩鲁通（据阿贝茨说）派来的政治警察逮捕了。蒙都瓦政策就此完蛋。这是同德国合作的第一次粗率尝试的失败，也是维希同德国人第一次较量的开始。１２月１６日，阿贝茨由十名全副武装的党卫队头目陪同，来到了维希。法国人坚持说，让赖代尔官复原职就需要让贝当辞职，但是，阿贝茨至少能够使这个倒台的部长不受维希警察的控制，而由党卫队来保护他。阿贝茨也坚持要贝当同赖伐尔单独会见一次，这是元帅一直切望避免的事。阿贝茨还坚持要德?布里农接替德拉洛朗西将军为维希驻巴黎的代表。进一步的措施必须等里宾特洛甫就所应遵循的方针作出决定以后再说。
与此同时，在维希把赖代尔搞下台的人们并没有接替他原来的职位。由达尔朗、弗朗丹和亨茨格组成的三头政治出乎意外地出现了。接下来争取掌权的并不是弗朗丹，而是达尔朗。达尔朗认识到德国人仍然是当时形势的真正主宰，便极力想取得他们的信任。１２月２５日，他在博韦近郊的一列火车上见到了希特勒，把自己装扮成一个法德合作派，但是，德国人这时并不急于作出承３７２诺，而宁愿让维希悬虑不安。当时控制着巴黎的报刊和电台的是一批五花八门的极端亲德分子，这些报刊和电台的观点当然完全是亲纳粹的，因此，德国人手头还有另一张牌好打。
维希和巴黎所表现的政治倾向径渭分明。维希的主要舆论趋向是属于战前的保守的和天主教右翼的。代表左派的只有《奋斗报》，这是停战协定签订后在一批社会党众议员的支持下，由《人民报》以前的编辑斯皮纳斯主编发行的一份报纸。这份新社会党的报纸宣扬同德国合作来创造一种欧洲新经济秩序，它在维希没有什么影响。另一方面，在维希如此强大的战前的右翼，在巴黎那些主张同德国合作的分子中人数很少，只有蒙面党的一小批狂热分子。从前的蒙面党人已分裂成两派，右翼的“自卫委员会联盟”支持维希政府中的反动分子，而由德隆克尔领导的较有革命性的“革命行动秘密委员会”则参加了巴黎合作分子的队伍。正如勒巴特根据他的观点所说的那样，有“一个健康的巴黎蒙面党，另外还有一个令人伤心地和疯狂地维希化的：英国蒙面党’”。除去少数这些右翼狂人之外，巴黎合作分子的领袖大都是和平主义者、新社会党人和战前左翼的前共产党人。他们主办的刊物中有和平主义者和反军国主义者乔治?絮阿勒主编的《今天报》。德国人办的、旨在迎合工人阶级的一份假社会主义报纸《劳动中的法国》，毫无成就，１９４１ 年 １１月由《社会主义的法国》取代。它坚持纯粹由法国人来管理，并宣扬一种独裁主义的人民共和国和以法德合作为基础的欧洲革命。一群属于法国总工会中前工团主义和和平主义派别的工联主义者，在北方工会联盟总书记乔治?迪３７３穆兰领导下，创办了《工地报》。一度是共产党人属望的新进人物、１９３４年同共产党决裂并于１９３６年组成法兰西人民党的雅克?多里奥，则是《人民呼声报》的社长。
如果说左翼的合作分子还有一个领袖的话，那就是马塞尔?戴阿，他的机关报就是从前激进社会党的《事业报》。在１９４０年７月的国民大会上，他曾提出成立一个统一党的计划，但是，贝当及其右翼顾问们全对戴阿十分猜疑，设法避开了这个建议。９ 月间，他把《事业报》搬回到巴黎这个较为适合的环境中，在那里同维希的报刊，尤其是同《法兰西行动报》，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论战。他参与了对英国人和美国人，对犹太人的高明理财手腕，对华尔街、共济会和君主主义的全面抨击，并主张建立一个以极权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为基础的统一的欧洲，法德两国就在这个新欧洲中进行合作。他对民族革命的支持并没有使维希动心。在《法兰西行动报》看来，他是一个“假改宗者”，他的阴险手段比共产党搞的地下密谋还要危险。
维希怀疑戴阿并没有错。赖伐尔倒台后，在德国人用以作为对付维希的武器的巴黎几个合作分子头目中，有一个便是戴阿。阿贝茨提出的口号是，维希在１２月１３日背叛了法国的利益，贝当的政府已被一些教会和反动势力所统治。作为反击，包括戴阿、多里奥、吕歇尔、德隆克尔、絮阿勒、马尔凯、卡塔拉、让?丰特努瓦等在内的一群人于１９４１年１月２４日在巴黎成立了全国人民联盟。这个新运动的纲领包括下列几项：法国同德国自由合作参与欧洲事务，保卫法兰西帝国，创建一个强大的民族国家，加强权力，恢复道德和家庭生活，精神复兴，保护种族，实行计划经济，提高生活水平，消灭失业，在国家的保护下组织工会，以及消除世界主义的文化影响等。现在，巴黎的合作分子有了一个可以直接对付维希的武器了，德国人还鼓励他们使用这个武器。因为他们不过是一个反对党，可以把全副精力用于抨击对手，他们内部的冲突没有多大值得重视的实际意义。这种冲突于１９４１年１０月导致了戴阿和德隆克尔的分裂，戴阿成了联盟的独一无二的领导人。在占领区，只有《奋斗报》在宣扬类似的主张，继续抨击“英国人的两面派手法和背叛”，主张欧洲在一个新的社会主义秩序下团结起来，并对蒙都瓦会谈的失败表示惋惜。３７４ 维希起初无法保卫自己，对付这个联盟所带来的危机。民族革命就其现有情况而言，也是自上而下强加给被动的人民的。正如阿贝茨于１９４０年１０月中正确地报告的那样，维希的弱点在于同群众没有任何有机的联系。他们在１９４１年１月组成了一个民族革命联盟委员会，试图弥补这个缺陷，并作为对巴黎联盟的一个回答。这个委员会的寿命很短，而且一无成就。“战斗人员军团”的发展证明是比较成功的一着。８月２４日的一道命令把当时所有的退伍军人协会（少数无足轻重的协会除外）合并为一个单一的法国退伍军人军团。它的组织是等级制的，全部军官都由上级任命。在贝当之下，到１９４１年３月为止，它的首长一直是格札维埃?瓦拉，他后来负责反犹运动。在较早时期，军团做了一些有益的社会工作，诸如照料获释的战俘和难民，帮助战俘家庭等。１９４１年春，贝当任命洛尔将军为他驻军团的私人代表，于是军团的任务便扩大了。它奉命同政府代表在省和地方行政单位内进行合作，并负责把反对国家的学说和制度的任何迹象通知政府官员，这项任务对军团不可能是格格不入的，因为它本来就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其中法兰西行动党和德拉罗克的法兰西社会进步党的人数很多。１９４１年８月３１日，军团变成了一个单一的政党，宣称接纳所有和它信念相同的人。它定下的新名称是法国民族革命志愿军与退伍军人军团。在帝国各地设立了分支机构，并建立了军团之友和青年军团这两个附属组织。军团成员享有重大的特权，例如额外的食品和衣服配给，餐馆中特别廉价的膳食，以及医药补助等。所有的日报上都为军团辟了一个义务性专栏，它还有自己的刊物《军团人》，到１９４１年６月，已有一百多万份的销路。１９４１年８月底，军团团员的总数据称有一百二十万人，军团之友有四十万人。他们希望这一组织将成为政府与人民之间的一种必要的联系，它将“对统治者说明民众的意见，并向民众说明统治者的意图”。后来，这个组织被控试图建立白色恐怖，然而，直到１９４１年底，它的各个组织并没有干过什么臭名昭着的暴行，除了也许表现在言词上。军团在为贝当提供某种政党式的支持上并不是不成功的，它在占领区遭到查禁，又遭到马塞尔?戴阿的大肆攻击，就３７５说明了这一点。
然而，在１９４１年１月，军团所能提供的这种力量还是未来的事。来自巴黎的威胁近在眼前。维希看出联盟是一个可以取代它的法国政府的核心，于是开始变得动摇起来了。为了增加压力，德国人禁止法国官员越过两区的边界，后来还禁止所有十八岁到四十五岁的男子来往于两区之间。人们劝使贝当于１月１９日会见赖伐尔，其目的和事后发表的那份公报一样，是企图恢复这个倒台的部长的名誉。但是，当阿贝茨在为赖伐尔的东山再起进行活动时，里宾特洛甫却另有打算。这个德国外交部长以特有的过人聪明得出结论，认为保持一种用赖伐尔威胁维希政府的局面可以收益更大，使巴黎和维希相争以收渔翁之利。因此，里宾特洛甫指示阿贝茨，不准赖伐尔离开占领区，应把这件事处理得可以防止赖伐尔和维希之间有可能达成任何谅解。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准许三头政治存在下去。阿利贝尔和佩鲁通必须离开政府，因为他们应对１２月间反赖伐尔的那些比较激烈的措施负责。的确，阿利贝尔易于激动的个性使他一向就不大可能与人共事。德国人接下去便要求撤换弗朗丹，弗朗丹则认为达尔朗和亨茨格也在密谋搞掉他。贝当本人对于弗朗丹安插进新成立的国民会议的大批议员感到忿怒，因此看到他下台并不惋惜。弗朗丹被赶走以后，亨茨格缺乏政治势力，内阁迅速成了达尔朗政府。２月９日，这个海军上将继弗朗丹出任副总理兼外交部长，下一天，贝当又指定他为继承人。几天以后，他又接替了佩鲁通的内政部长职务。充斥着维希政府那么许多部门的官僚都一心想把他们的行政部门（即使不是整个政府的话）迁回巴黎，所以准备支持似乎能够同德国人达成一项解决办法的任何人。
同德国人的关系史上的一个新阶段开始了。当阿贝茨于４月间向柏林汇报工作时，他可以相当满意地为１２月１３日事件所引起的较量作一个总结了。那些表示要最强烈地顶住德国的压力的人都己被清除出政府；保３７６证忠诚合作的达尔朗已经控制了全局，赖伐尔则被留作后备以保证这个海军上将循规蹈矩；亲德分子伯努瓦—梅香和保罗?马里翁被安插在外交部副部长和情报部副部长这两个关键的职位上；亲英的教育部长谢瓦利埃以及一些亲英的县长和警察官员都被解了职；委派了一个犹太人事务主任委员；办理经济事务的几个部都交给了愿意同德国人合作的人士。
（三）达尔朗和殖民地，１９４１年
很少有人会想到，赖伐尔尤其不会想到，达尔朗竟然会在维希的一场权力争夺中获胜，而且几乎在１９４１年—１９４２年里，他竟会一直是那里的主要实力人物，尽管他个人是不孚众望的，这种不孚众望的情况由于他对“奢侈设备”
日益增长的爱好而并没有有所减轻。一个观察家认为，他的突然得势使他变得飘飘然了，但是，却还没有使他失去他一贯的机灵。达尔朗是一个能干的海军行政官员。一个具有相当强烈的个性和野心的人，他在政治上采用一套露骨的，但并非无效的权术。李海把他描绘为“一个地道的机会主义者”。当他决定采取某种行动方针后，不管这种方针同他先前的政策如何不一致，他总是决心不顾一切地把它贯彻下去。自从停战协定签订以后，他就认为同德国人达成协议就法国而言可能是上策，而就实现他个人的野心而言则当然是上策。据报道他在１９４０年１２月曾说过，对法国来讲，德国人打胜要比英国人打胜更为有利。他知道自己手中握有维希剩下的少数几张王牌之一，即法国的海军。法国海军没有吃败仗，没有象陆军那样遭到剧烈的缩减或改编，它在停故以前和以后的功绩反而提高了它的声威——在敦刻尔克对“西罗科”号的炮轰；“让?巴尔”号的逃往卡萨布兰卡和“斯特拉斯堡”号的逃往奥兰，以及“黎塞留”号的保卫达喀尔；后来又加上有一批驱逐舰逃离叙利亚，“敦刻尔克”号以３７７及一些较小的舰艇从达喀尔、马达加斯加和吉布提修复回国。海军的态度是强烈反英的，它的士气也很旺盛，这部分是由于提高了军响和一帆风顺的境遇的缘故。许多殖民地都由海军将领掌管着——阿布里亚尔和费纳尔在阿尔及尔，埃斯特瓦在突尼斯，德古在印度支那，罗贝尔在马提尼克。在国内，普拉通主管殖民部，博尔是巴黎警察厅长；新设立的警官学校校长是一个海军将领，大约有七个省的省长也是海军将领。
作为贝当之下的政府首脑，达尔朗主要关心的自然是维希政策中的这一重大问题，即对德关系问题。希特勒觉得达尔朗是个可靠的人，虽然他出于对法属北非的忧虑，在１９４１年４月２０日发出指示，命令对“阿蒂拉”战役作好准备。达尔朗表面上非常希望恢复同德国合作的精神，但是，维希的总气氛——在他们最初预期德军迅速即将获胜的看法证明是错误了以后——这时却是观望主义的情绪占了上风。达尔朗及其下属的缺乏政治经验，在维希历史的这一阶段中是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的，因为维希政府这时所面临的最严重的危机实际上都是政治危机。这些危机的出现都与殖民地有关。在１９４１年的最初几个月里，需要作出决定的问题从各个殖民地接连涌来。为了把情况说清楚，必须把这些问题分别讨论一下，虽然这些问题是同时发生的，并且在维希看来多少不过是形成一个单一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