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法国的经济情况
１９４２年１１月是维希——“这个貌似忠厚而心怀奸诈，自由放任又吹毛求疵，外表谦恭但满怀自信的维希……民族革命的维希”——真正的结局。当维希政府把它的海外领土一处接一处地丢失掉时，它在法国国内的势力也一天比一天削弱下去，因为它愈来愈多地、最后几乎是完全依靠占领国过日子了。这并不是说德国人想要直接统治法国。如果维希把传统的法国官员行政体系的残存当作法国人民和占领军之间一种缓冲手段（它无疑正是这样），那么，把继续运转的行政机器保留在法国人手里对德国人说来也是很有好处的。整个大战期间，４０７ 除阿尔萨斯和洛林外，法国官员一直掌管着全法国的行政工作——不仅在非占领区，也包括占领区，甚至还包括诺尔与加来海峡。这两省为了军事上的目的是划归冯?法尔肯豪森的比利时军区管辖的。德国占领当局并没有取代法国的行政部门，而是与之并存。首脑是军事司令官冯?施蒂尔普纳格尔。１９４２年２月，冯?施蒂尔普纳格尔由他的更为凶残的亲戚海因里希接任，以便加强日益显得不足的镇压措施。在每一省和每一专区以及较为重要的城镇上部设有德国司令部。维希颁布的所有法律和命令都必须呈请德国人批准。从这一点看来，直到１９４２年１１月为止，两区之间的不同在于，在占领区内，德国军事当局自己直接向法国行政部门发出命令。法国官员在一定程度内，普遍制造障碍，如果要避免发生这种情况，只有全部都用德国人来替换他们，这显然是办不到的。最后，德国人的命令只在可能的限度内生效。
在占领期间，德国人主要关心的始终是，对这个国家进行经济剥削。其形式是多种多样的。首先是勒索占领费，这笔费用在盟军攻入北非后每天从三亿法郎提高到五亿法郎。在较早时期，德国账户上积有大量的余款，到了１９４１年６月，德国在法兰西银行中的存款到了六百亿法郎。这对法国经济是一个巨大的潜在威胁，但是１９４２年１１月以后，德国占领军的开支和在法国设置防御工事的开支大大增加，于是以提高勒索的数目来偿付。１９４３年９月意大利的投降，使德国人可以要求维希把从前付给意大利的钱都付给他们。１９４４年７月３１日，作为油干灯尽前的最后一次勒素，这笔贡金从每天五亿法郎增加到每天七亿法郎。根据德国军事经济研究室的计算，法国缴纳的占领费用如下：１９４０年为三百五十一亿八千万法郎：１９４１年为一千零十六亿四千万法郎，１９４２年为一千五百七十四亿四千万法郎；１９４３年为一千九百五十九亿六千万法郎；１９４４年第一季度为四百五十五亿法郎，总数为五千三百五十八亿二千万法郎。
这笔巨额存款被用于各种不同的用途，其中有许多４０８都远远超出了实际占领开支的范围。例如，德国人用它去偿付从法国运往德国的原料、粮食，以及其他产品，偿付所取得的法国证券、所购买的名画和其他艺术品，支付召募去德国工作的工人家属的生活费，提供党卫队和德国海关及税务机关的经费，并且偿付德国人在法国的宣传费用。同样地，从事修筑大西洋壁垒的庞大的托特协会也由法国提供经费。
为了防止法国人援用早先德国人的先例，把通货膨胀作为一种经济防御的武器，占领当局借助于法国当局提供的大量补助金，坚持使工资和物价固定下来。随着这种制度而来的必然是广泛的黑市，德国人自己设有一些专门负责在黑市采购物品的机构，其中最著名的是反间谍部门负责人卡纳里斯的代表奥托?布兰德尔掌管的奥托局。由于德国武装部队极端腐败，这个局在１９４３年４月被撤销。黑市在法国人和德国人的庇护下继续旺盛，黑市物价的继续上涨使抑低的官价显得毫无效用。不论这些数字是否可信，官方公布的物价上涨率在１９３９—１９４０年为百分之三十二，１９４０—１９４１年为百分之二十三，１９４１—１９４２年为百分之十八，１９４２—１９４３年为百分之十六，１９４３—１９４４年为百分之十三。工资的增长比官方规定的物价的增长要慢得多，以 １９３９年１０月的工资指数为一百零三，９月的零售物价指数为一百零九，到１９４４年９月，工资指数为三百四十八零售物价指数为二百九十。困苦的情况各地很不平衡，４０９ 在生产的食物不够自身消费的地区和城镇，情况是严重的。由于个人到农村采办食物已是一种普遍通行的方式，又由于有食物黑市存在（当局对黑市是佯作不见的），困难在不同程度上有所缓和。法院始终不把破坏配给条例当作重大罪行处理，对于犯有这项罪行的人只处以些微的罚金。由于有着许多分布在全国的小生产者，国家对食物分配的控制只能获得非常局部的成就。农民随时都可以逃避法律。在很多情况下，他们甚至会认为逃避法律是他们的本分。至于占领当局，只要自己的利益获得保障，并不真正关心法国人如何处理经济问题。
大战期间法国受剥削的程度可从下列法德贸易的统计数字显示出来。
自法国输出额自德国输入额（单位：百万法郎）
１９４１６，２３３３，９０７１９４２１７，７９５７，５１９１９４３２９，１８８８，３７０１９４４２０，３８８４，６３０ 这些数字并不包括德国军队征用的牲畜或私人的采购品。由于法国法郎对德国马克的兑换率定得很低，因而更促进了私人的采购。
德国人除了大量征用法国的原料和工业产品外，还要法国为德国的农业和工业提供工人。到１９４２年６月为止，官方公布的送往德国的法国工人人数为十五万，实际的人数大概为七万上下，但这只是开头。１９４２年夏季，他们作了更大的努力，包括贝当和赖代尔在广播中呼吁为德国招募劳工。绍克尔颁布的在占领区实行强迫劳动的命令，在实行中遇到了困难，于９月间作了修改，以换取赖伐尔的一项保证，答应为德国提供十五万名志愿工人。１０月２ 日，根据赖伐尔和德国当局进一步达成的协议，德国人答应释放五万名战俘，以换取这些志愿工人。这就是那项著名的“替换”办法。这个办法的实行引起了广泛的骚乱，包括里昂及其他地方的工潮在内。根据１９４３年２月１６日的一项法令，对某一年龄范围内的人４１０实行强迫劳动，包括到德国去服劳役。这部分是因为法国人力短缺，部分则是因为“替换”办法对工人造成了公认的“严重不平等待遇”。这些努力并没有提供足够的劳动力以满足德国人的无厌的要求。绍克尔还答应希特勒要从西方地区再搜罗四十五万名工人。他没有搜罗到这个数目，但是，据估计，到１９４３年秋，法国工人在德国的全部外国男工中占了四分之一，其中有六十万零五千人是男性平民，大约有四万四千人是妇女。
德国人对劳动力的要求越来越大，毫不放松，直到没有德国人留在法国来提出这种要求为止。１９４４年１月，绍克尔要求法国再提供一百万名工人，以每月九万人的比例派往德国。这是异想天开的做法。这种做法对法国经济将产生严重的影响，因此连主管军备和农业的德国官员自身也表示反对，因为它给德国带来的损失远远超过收获。赖伐尔可以趁机使德国各部门互相子吵以收渔翁之利了，结果在 １９４４ 年，在德国的法国工人总数只增加了几千人。这项庞大的征集劳动力的工作所需要的机构，自然遭到了许多人的逃避和反抗。在战争的最后阶段，为了避免被强迫送往德国而逃跑的工人，是“马基”的主要补充来源。到１９４４年３月，绍克尔已在宣称，要想进一步动员劳动力到德国去，只有在强有力的军事措施配合下才有可能。
大战期间，德国在法国征用人力的前后经过用数字来做总结比用文字更好一些。１９４４年４月的一份德国报告书对法国男劳动力的分配情况作了如下的估计：
（１）为德国工作的：
（甲）在德国和在法国共有：
直接工作的２，５７８，０００（３７％）
间接工作的１，３８７，０００（２０％）
共计３，９６５，０００（５７％）
（２）为法国工作的：４１１（甲）在德国和在法国共有：
３，００８，０００（４３％）
（乙）只在法国：
３，００８，０００（５２％）
战后法国估计，到德国去的法国工人人数如下：
官方数字实际数字１９４０年１０月—１９４２年６月１５０，０００７０，０００１９４２年６月—１９４２年１２月２４０，０００２４０，０００１９４３年１月—１９４３年１０月４２０，０００２９０，０００１９４４年１月—１９４４年３月２５，０００……此外，１９４０年夏，德国还拘留着大约一百八十三万五千名战俘。这个数字减少得很慢。同年年底为一百五十万，１９４１年１２月为一百二十二万五千，１９４２年１２月为一百一十三万五千，１９４３年１２月为一百零一万，１９４４年为九十六万。除了已并入德国的阿尔萨斯和洛林外，还有因为政治原因彼放逐的大约九万五千名法国人，以及十万名犹太人，其中有四分之一是法国人，大约有三分之一是妇女和儿童。在阿尔萨斯和洛林，据估计大约有二十万人被强迫参加了德军或准军事组织，再不然就是被迫迁入德国或其他被占领国家。在所有这几类人中，许多人都是一去不复返了。从１９３９年到１９４５年，法国最终的人口损失据估计为一百五十万人。
（二）吉罗和戴高乐在北非的斗争
当维希在德国经济和军事机器的钳制下越来越无力自拔的时候，北非的法国人正在为团结和独立进行痛苦的斗争。盟军在北非登陆以后，戴高乐和法兰西民族委员会断绝了同达尔朗的谈判。尽管丘吉尔要求他们不要把他们的分歧公布出来，他们还是在伦敦广播了一份说明这种意见不一的宣言。英国人于是不让戴高乐发表广播讲话作为报复。自由法国一度撤销了他们的广播节日以示抗议。戴高乐派对于盟国承认达尔朗所感到的愤慨必然是强烈的，达尔朗本人大概是想把各派人士都争取到自己周围，他除了任用维希从前的支持者外，还任命４１２阿尔及尔反对运动的领袖为他的政府成员。上文已经讲过，自由法国运动在北非的力量并不很强大，后来达尔朗出乎意外地被人除掉是另一方面的人干的。
我们已经提到过，法属北非有一股保皇派的舆论，第三共和国的崩溃又激起了自称有权继承法国王位的巴黎伯爵的希望。他于１９４２年４月秘密会见了贝当，但是这个元帅不是个君主主义者，也无意牺牲自己的地位让君主政体趁机复辟。盟军攻入北非后，巴黎伯爵向美军司令艾森豪威尔进行试探，也未获得鼓励。他的支持者却没有放弃希望，虽然他们同后来发生的事情究竟牵连到什么程度今天仍不清楚。不过，这里没有必要详细探讨那项至今仍然暧昧不明的阴谋计划，我们只知道这项阴谋导致一个年轻的学法律的法国大学生博尼埃。德拉夏佩尔于１９４２年１２月２４日开枪打死了达尔朗。德拉夏佩尔一直同保皇分子亨利?达斯蒂埃一德拉维热里保持接触。他被仓促地处决了，这使人无法有效地查明是谁唆使他进行暗杀的。但是，看来很可能在亨利?达斯蒂埃的心里至少有这样一套计划，想以吉罗和戴高乐二人的联合为基础，用巴黎伯爵的名义来建立一个政权。当然，把两个将军都包括进去，便很好地表明，如果确实有这样一个计划的话，他们两人都没有暗中参与过。
不管这次暗杀的动机如何，除掉达尔朗就撒掉了法国各种力量将来走向团结的一块绊脚石。自由法国同达尔朗领导的一个政府进行合作是不能想象的，然而，尽管英国和美国有许多人从道义上表示反对，盟国政府已经对达尔朗承担了义务，几乎不能否认它们对他的责任了。同时，达尔朗的强有力的个性和威望也必然使他成为阿尔及尔局势的中心人物。他的消失使北非政府不得不进行彻底的改组。
１２月２６日，巴黎伯爵曾去要求吉罗宽大处理那个年轻的凶手，但是，后者已在当天上午被处决了。就在那一天，巴黎怕爵劝吉罗支持君主主义事业，并表示自己愿意听候阿尔及尔的帝国委员会调遣，可是他的倡议未被接受。诺盖在北非的法国总督中资历较深，本应接替达尔朗的官衔和职务，但是，他以前效忠维希，名声太臭，盟军攻入北非后，又迟疑多时才转而效忠新政权，所以盟国无４１３法接受他。１９４２年１２月２５日，戴高乐从伦敦致电吉罗，要求举行一次会议，以建立一个单一的临时政权来统辖法国国境内外为解放而战斗的部队。吉罗回答说，现在还不是时候。１２月２７日，他任命自己为军事和民政总司令以接替达尔朗。伦敦和阿尔及尔之间的分裂显然同先前一样一成未变。
然而，英国人和美国人却决定要作一次努力以撮合吉罗和戴高乐。这是１９４３年１月罗斯福和丘吉尔在卡萨布兰卡开会的目的之一。他们电邀戴高乐到卡萨布兰卡去同吉罗会晤，遭到他直率的拒绝。在下一份电报中， 英国首相说，他已竭尽所能解决戴高乐同美国之间的分歧，如果戴高乐不来卡萨布兰卡，那么英国政府将以撤销他在自由法国运动中的领导地位作为继续支持该运动的条件。这一威胁使他来到了卡萨布兰卡。１９４３年１月２４日，拍了一张戴高乐与吉罗当着罗斯福和丘吉尔两人的面握手的照片。戴高乐在美英两国伪强大压力下作了一个姿态，但是，他不想走得更远。自由法国的这位领袖返回伦敦，和他的大多数主要助手一起逗留在那里，而在达尔朗死后，北非过去的贝当分子全都接受吉罗作为他们的领袖。
１９４３年１月，维希政府前部长和当时驻阿根廷大使马塞尔?佩鲁通，在罗怕特?Ｄ?墨菲和美国国务院的建议下，被搞到北非出任阿尔及尔总督，自由法国对阿尔及尔政府的敌对态度就更强烈了。１ 月间还有一件事也扩大了吉罗与戴高乐之间的裂罅，那就是吉罗拘捕了几个戴高乐的拥护者，其中包括亨利?达斯蒂埃。法属北非当局对曾经参与盟军登陆准备工作的集团表示厌恶，这给自由法国的宣传提供了一个有力的论点，他们于是充分利用了这一点。
１９４３年２月２７日，伦敦的法国民族委员会提出了４１４一份备忘录，阐明同吉罗和解的基础。他们提出的条件是恢复公民的各项自由权，重新采用共和体制和法律，以及成立一个由戴高乐与吉罗双方代表组成的新的民族委员会。
与此同时，吉罗已在逐渐离开他原来的立场了。他的政治信仰是属于右翼的，但是，他的经济顾问让?莫内极力主张必须作出一种民主姿态以使美国的舆论放心。莫内是从美国来到阿尔及尔的，他在美国一直设法同戴高乐派人士保持友好关系而又不投身于他们的事业。他说服吉罗于３月１４日发表演说，宣布１９４０年６月２２日以后维希颁布的法律不再生效，并将恢复地方政府机构。吉罗后来说，这是他有生以来发表的第一篇谈民主政体的演说。种族法律都被废除了，虽然吉罗并不打算做到恢复《克雷米厄法令》的地步。与此同时，贾德鲁将军一直试图在戴高乐和吉罗之间进行调解。这时，吉罗发出函件，邀请戴高乐到阿尔及尔来，虽然显而易见，想让这两个将军并坐在驾驶员座位上的任何企图都可能是一种冒险的试验。对那些在 １９４０ 年到１９４２年间效忠贝当的人说来，戴高乐无异于一个叛徒，而戴高乐派人士也对阿尔及尔的人极为怨恨，这从派到突尼斯去的科厄尼和勒克莱尔部下的自由法国分遣队拒绝同法属北非军队的代表一起参加胜利检阅式就表现出来了。自由法国的几支小部队从人数比它们大得多的北非部队中招募兵员一事，也引起了强烈的怨恨。艾森豪威尔以军事安全为理由，曾反对３月底提出的戴高乐应访问北非的建议，但是，５ 且中旬盟军在突尼斯获胜以后，这项反对就被撤销了，戴高乐终于在１９４３年５月３０日到达阿尔及尔。他此行的目的与其说是来同吉罗合作，不如说是来把斗争推向顶点。危机在他到达后不久便出现了。除了那些想方设法立功赎罪的人外，戴高乐派禁止维希政府的一切人士参加工作，佩鲁通也在禁止之列，他于６月初辞职了。他把辞呈交给戴高乐，戴高乐没有同吉罗商量便自己接受下来。这件事使吉罗忍无可忍了。海军上将米塞利埃自从同戴高乐决裂以后一直是最猛烈地批评戴高乐的人士之一。吉罗这时就任命米塞利埃为自己的参谋，并且不适当地采取了一些预备性步骤，准备宣布戒严。阿尔及尔一些较有理智的人４１５都没有料到这两位将军会爆发一场个人的战斗，经过了很大的努力后，成立了一个七人委员会，使戴高乐的战斗法国不再是一个单独的组织了。组成了一个民族解放委员会，由吉罗和戴高乐共同担任主席，国务委员中包括乔治将军和贾德鲁将军。
两主席中每一个都仍然把自己视为法国解放运动的唯一合法的领袖。虽然戴高乐在委员会中获得多数，但是，吉罗有三四十万大军作为后盾，可以认为自记轻易地便能顶住自由法国科厄尼和动克莱尔部下的大约一万五千人的竞争。同时，北非的政府主要仍然掌握在憎恨戴高乐的人们手中。突尼斯战役结束后，长期解除武装、停泊在亚力山大港的舰队终于投到吉罗这边来了。在该港懒散无事似乎已经成了这支舰队司令戈德弗鲁瓦的第二天性。海军以及陆军中的高级军官全把吉罗当作他们合法的领袖。因此，如果吉罗善于加以运用的话，他手中是拥有许多张大牌的，但是，在北非事变中，他一直表现得异乎寻常地缺乏政治才干，结果在两个主席进行的这场斗争中，戴高乐便轻而易举地获得胜利。戴高尔把他的拥护者都安插在一切关键性的职位上。贾德鲁代替佩鲁通出任阿尔及尔总督；皮奥代替诺盖为摩洛哥总督，马斯特将军被确认为突尼斯总督，布瓦松则不得不辞去法属西非总督的职位。
戴高乐的支持者用来取得这些关键性职位的方法激起了美国人和某些英国人的强烈不满。吉罗暂时还能牢牢地控制住军队。他的最大的，也是最后的胜利就是收复科西嘉岛。１９４３年９月，当意大利投降的消息传到该岛时，阿雅克修立即起义。一支迅速集结起来的部队从北非开来，以该城为桥头堡在科西嘉登陆。岛上八万名意大利军队毫不抵抗。事实上，那个意大利将领还把自己的物资交给法军使用，让他们去攻打单独进行抵抗的一万二千名德国人。这次收复战役进行得很顺利，而且完全是由吉罗和他的支持者一手包办的。阿尔及尔委４１６员会两个主席的关系坏到了这种地步，以致戴高乐、委员会和戴高乐派的情报机关（中央军事情报局）对这次准备工作都毫不知情。吉罗非常高兴，认为自己这次总算比戴高乐棋高一着，但是，这是一场代价极大的胜利。他的地位本来已经日见削弱，这时戴高乐终于能够迫使民族委员会进行一次改组。乔治将军辞职，吉罗不再是两主席之一了。他仍然是总司令，尽管他对戴高乐的政策愈来愈不满意，尤其不满意戴高乐所认为的在解放事业上必须同共产党人亲密地合作，也不满意委员会对于法兰西帝国前途的意见，这些意见都是他极其厌恶的。
吉罗仍旧保有的声望在１９４４年３月又因皮舍事件而遭到严重打击。贝当的这个前内政部长１９４３年５月是凭着吉罗的一封信来到北非的，唯一的条件是他不得从事任何政治活动，而应该参加一支作战部队。皮舍和吉罗两人似乎都不曾认识到，在皮舍是维希政府的成员时，他的种种作为已在人们心里激起了憎恨情绪，这真是异常缺乏政治头脑的表现。共产党人特别仇恨皮舍，而在阿尔及尔，共产党的势力很强大。战争初期，大约有二十七个共产党领袖被拘禁在这里，现在全都获释了。他们认为皮舍本人应对德国人挑选共产党人作为要处决的人质一辜负责，因为德国人自己对于法国共产党工作人员的情况不会如此了解，知道该挑选谁去处决。皮舍在受审时提出说，那些投靠纳粹的前共产党人可以很容易地提供这种情报。两种见解似乎都有一些道理，但是，没有一种能够加以证实。然而，业已查明的是，当皮舍任部长时，他确曾采取强硬手段对付共产党人。对他们说来，他当然是一个危险人物。后来落到战斗法国手里的一份他在１９４２年１０月写给贝当的报告，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这份报告宣称，法国决不能希望德国在东方战败，因为这将使它失去抵挡俄国威胁的唯一屏障。他又说，法国同样不希望盎格鲁撒克逊人打败德国人，因为这只是意味着重犯１９１８年的错误。因此，法国的目标应该是使德国同盎格鲁撒克逊国家达成一种妥协的和平。皮舍倒霉４１７的是，他的死亡却成为戴高乐巩固他同共产党人联盟的一种有用的手段。而且，这还可以表示他决不同维希的人士妥协。经过共产党在阿尔及尔大肆鼓动了几个月后，皮舍于１９４４年３月被提交审讯。他被判死刑，就地枪决，吉罗始终不曾作过任何有效的反对。
戴高乐和吉罗的最后破裂发生在对特务机关的控制问题上。两个互相竞争的组织，苏斯戴尔领导的从伦敦迁来阿尔及尔的中央军事情报局和罗南将军领导的北非部队的特种工作处发生了冲突。他们正是通过这两个组织而同法国国内抵抗运动保持联系的。１９４２年１１月停战协定规定的部队解散后组成的武装部队抵抗组织是支持吉罗的，虽然其他一些组织大都同戴高乐有联系。法国国内抵抗运动对谁效忠这一点在解放的时刻显然一定会起决定性的作用，戴高乐最不能容忍在这方面有人同他竞争。为了遏制吉罗想维护他对国内秘密运动的影响的努力，这时由戴高乐派支配的阿尔及尔委员会要求他放弃总司令的职位，另派给他监察总长这一有名无实的位置。吉罗没有接受这个职位，并且看到自己的势力已降低到微不足道的程度，他在 １９４４ 年 ４月退休了。当吉罗的势力日见衰退时，共产党的势力却在不断增长。共产党人在法国国内和国外的抵抗运动队伍内部进行了隐蔽的斗争，以夺取对整个运动的控制，同时又保存他们自己部队的独立性。圣但尼的共产党众议员格勒尼埃于１９４３年初从法国来到阿尔及尔，他带来了法国国内共产党正式支持战斗法国的保证。戴高乐看到有可能打出俄国这张牌来对付美国人了。事实上，俄国于１９４３年８月（在所有其他盟国之前）便承认阿尔及尔委员会代表法兰西共和国了。
华盛顿对戴高乐的野心仍旧深感怀疑。１９４３年６月罗斯福致电艾森象威尔说，美国政府“不能容忍由任何不受盟国最高统帅指挥的机构控制法国军队”。这种坚４１８持统一指挥的意见可以用军事上的种种考虑作为理由来加以辩解。总统进一步说，“并且，对于组成任何政府或委员会，擅自以任何方式表示，直到法国人民自行选择一个政府以前，它将统治法国，我们都不感兴趣。”这种议论不仅反映出戴高乐在华盛顿所激起的那种对他个人的敌对情绪继续存在，而且也反映出美国政府对法国形势的看法，这种看法其实在李海和墨菲时期倒要比在１９４３年夏天更为正确些。丘吉尔也对他所谓的戴高乐的“荒谬行为”感到气恼，不过，他希望把戴高乐这个人和他的权力同民族解放委员会及其权力融合在一起后，也许就能扫除美国承认该委员会的障碍。他一方面准备比罗斯福走得更远，把该委员会看作是一个事实上的政权，一方面又决心不走到同华盛顿疏远的地步。丘吉尔那些必须同法国委员会打交道的同僚和下属都不断劝告他，认为必须以某种形式的承认来使局面正常化，而他则把这种压力转嫁到罗斯福身上。最后，在１９４３年８月的魁北克会议上，他们达成了一项妥协办法。罗斯福并没有改变他的观点。据科德尔?赫尔说，罗斯福曾经讲过，“他不想给戴高乐一匹白马，让他骑回法国，使自己成为法国政府的主人。”不过，他同意英美两国应该各自发表一项声明，佣适当的措词给予民族委员会以某种程度的承认。经过长时期的斗争和谋划后，法国的海外属地终于明确地重新参战，并在戴高乐的领导下团结起来。戴高乐还成了法国国内日益增长的抵抗运动在法国国外公认的领袖。如果说，在不断发展的反对维希和德国人的人士中，各种不同的、对立的倾向已逐渐汇合成为一个单一的伟大运动的话，那末归于戴高乐将军的决心和他的强劲有力、不屈不挠的个性的比归于其他任何因素的都更大。在那些同他站在一边的人中，许多方面的人物无疑都有所保留。但是随着进攻法国的日期日益追近，团结一致的需要使最终目标上的种种分歧都处于隐蔽地位了。戴高乐的姓名为各个派别提供了一个集合点，它们之间大相径庭的目标只是在解放以后才重新显露出来。
４１９（三）法国国内的抵抗运动
抗德运动的壮大是大战最后两年中支配着法国局势的要点。关于抵抗运动初起时的情况，目前没有什么历史资料。三个较大的运动逐渐从非占领区内日益增多的小型分散的抵抗组织中形成了：战斗，在这个组织内亨利?弗雷内和其他一些陆军军官同包括乔治?皮杜尔在内的天主教民主党人联合在一起；解放，这个组织的中心人物是埃马纽埃尔?德?阿斯蒂埃一德拉维热里，它主要是一个同工会有联系的反法西斯运动；法兰西袭击队，它的成员中有历史学家马克?布洛克。在占领区内，许多小运动发展成为大运动的机会较少。那里有两个准军事性组织，抵抗者和解放者，但是，占领区内最为普遍的运动是社会主义的解放北方和军民组织，军民组织是从军队中发展起来的，并且通过戴高乐派的代表雷米同伦敦保持接触。共产主义民族阵线只是在１９４１年底前不久才出现在占领区里，它在南方的发展甚至还要晚些。在所有这些运动中，最早活动之一是办起秘密报刊。据报道，早在 １９４２ 年 ２月，至少有三种秘密刊物的销路都达到一万份。
１９４２年１月，自由法国派遣从前的县长让?穆兰空降到法国去协调各个抵抗运动。让?穆兰的才能和勇气使他后来成为抵抗运动中的一个英雄。１９４２年１０月，德莱斯特兰（维达尔）将军受命指挥秘密军队。１１月２７日，由穆兰、德莱斯特兰、弗雷内（战斗）、德?阿斯蒂埃（解放）和勒努瓦（袭击者）五人组成的一个委员会第一次在里昂开会。成立了一个空军和海军军事行动部，并任命了一些地区领导人和委员会。１９４３年３月，成立了联合抵抗运动，中心设在里昂，后来改称为民族解放运动。只是在１９４２年底和１９４３年初，自由法国才能同占领区的抵抗团体建立有效的联系，但是，在 １９４２年１１月德国人进入非占领区后。抵抗组织没有理由再留在南４２０方，而巴黎的便于隐藏的有利条件使抵抗组织愈来愈集中到了那里。１９４３年５月，全国抵抗委员会在巴黎开会。第一任主席是穆兰，６ 月间他彼逮捕后便由皮杜尔继任。这个委员会在解放以前没有再开过一次全体会议，但是，它的执行局制订了一个统一行动的纲领，并开始协调抵抗活动。随着抵抗运动的发展，德国大的镇压措施也日益加强，不过，他们的措施始终役有完全击中要害，因为纳粹分子疯狂地把心思全用在反犹太主义上。犹太人不管是否与抵抗活动有牵连，一律被挑出来作为人质处决。德国人的支持也给了法国的反犹分子一个机会，在１９４１年和１９４２年间，马赛、维希、尼斯、巴黎和其他地方的犹太人会堂都遭到炸弹袭击。然而，除了在专门职业和行政人员方面采取限制犹太人的措施以外，法国当局始终不肯实行德国人所希望的那种极端的反犹措施，尽管在１９４１年３月成立了一个由捣扎维埃?瓦拉领导的犹太人事务委员会，而皮舍则设置了一个犹太人问题警察局。法国政府对反犹运动的支持是很松弛的。１９４２年１月，达尔朗致函德国军事司令官说，倘使再采取进一步的措施，就可能会使舆论界深受震动。图卢兹大主教萨利埃热阁下和其他宗教界领袖都为反犹运动的更加凶恶的发展而提出抗议。但是，到了１９４２年１０月，在德国人所要求的五万人中，还是由非占领区交出了大约一万名外籍犹太人，他们被德国人押送到东方去。赖伐尔在德国人的压力下，于１９４３年６月同意通过一项法律，剥夺１９２７年以后所有犹太人取得的法国国籍，但是，贝当贻终没有签署这项法律，所以它也没有在《公报》上发表过。在占领区，德国当局可以比较任意地实行他们的迫害措施。从１９４２年５月起，他们强迫犹太人佩带黄星标志。１９４２年７月，巴黎发生了对犹太人的第一次大规模围捕，大约有九千人在骇人听闻的情况下被集中到冬季赛车场里。１９４２年８月，在维希教育部长柯贝尔?博纳尔的赞助下，在巴黎大学设立了犹太教历史讲座。１９４３年底以后，德国人开始实行反犹措施，根本不顾法国的法律。当然，许多犹太人都受到法国一些人家的庇护，而在意大利占领这，他们则受到保护，没有遭到德国人迫害，并且遇有必要时，还受到保护，没有遭到法国警４２１察的迫害。这种情况一直维持到意大利退出战争时为止。接下来德国人占领了西南几省，把在那里避难的犹太人都围捕起来。在占领后期，法国民团和极端主义的党派也狂热地参加迫害犹太人。１９４４年２ 月，法国当局不得不提出一份所有剩下的犹太人的名单，包括外籍的和法籍的。最后，巴黎的警察奉命逮捕仍然隐藏在巴黎的犹太人，但是，他们拖延了很久，没有执行这项命令，因此这项命令始终没有生效。
从任何合理的观点看来，在法国迫害犹太人的全部惨史是一种荒谬的文不对题的行动。它只达到消耗德国人精力的目的，而这些精力本来是可以用于更为有效地镇压法国抵抗运动的。的确，费尔南?德?布里农声称，使德国人在挑选人质时不选法国人而选外籍犹太人是他的功劳。德国人在进行镇压时受到维希当局一定程度的协助。维希建立的警察和法庭等机构最初是为了自卫，后来日益转而为占领国服务了。据一个非常活跃的法国特工人员说，德国特务机关的工作效率是被大肆夸张了，要是没有法国人的合作，他们不可能在抵抗运动的队伍中造成那样大的破坏。而且，严格他说来，力求进行镇压的也不仅是那些合作分子。莫拉斯还在《法兰西行动报》上同戴高乐派，即武装的游击队，进行他自己私人的战斗，他说，对这种人，法国军队有权一抓住就枪毙。他极力主张，如果死刑还不足以便这些人就范，就应该在他们的家属中逮捕人质，予以处决。为了搜捕抵抗运动，成立了“别动队”，其中警察署长达维德的别动队尤其臭名昭着。在德国最高统帅部方面，它拥有谍报局、战地秘密警察和战地宪兵队。尤为可怖的是在卡尔登勃鲁纳指挥下的纳粹党的保安处。随着战争继续进行下去，监禁、放逐、严刑拷打以及枪毙人质等也日见增多。
在镇压工作中，法国方面提供的最有效的协助来自约瑟夫?达尔南。他于１９４２年在阿尔卑斯海滨省建立了战斗人员军团的一个准军事性组织，军团服务处。１９４３４２２年１月，这个组织从军团中分离出来，成为法兰西民团，由达尔南任秘书长。这一改变的结果是，把这个组织从隶属于贝当变为隶属于政府首脑赖伐尔。１９４３年夏天，达尔南奉命率领一小队法国武装党卫队去东线作战，不过，他还是在法国对德国人更为有用，因为民团的头目都参加了武装党卫队，民团已经成为德国镇压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了。１９４４年１月，达尔南彼任命为负责维持治安的秘书长，他以这个身分参加了部长会议的例会。尽管他智力有限，他的权力却迅速增大，虽然他对于最终获得的职位几乎不能胜任。１９４４ 年 １ 月颁布的一道命令还授权建立由警察控制的军事法庭，执行即决裁判。在审讯达尔南时，他对民团所犯的日益增多的暴行供认不讳。他解释说，他的新职务工作过重，无法有效地控制民团的活动。然而，民团只不过是继续遵循他定下的方针办事而已。他把民团搞成了一个比党卫队本身更为可怕、更遭人憎恨的镇压工具。尽管遭受损失，抵抗运动却增强了实力，加剧了破坏措施，这部分地是为了使盟国相信，在法国国内开展活动比战略轰炸更力有效，而法国人的生命损失也比较少。因此对法国火车的空袭有所缓和，抵抗运动对铁路进行了广泛的破坏活动。抵抗组织还为逃避去德国强迫劳动的人提供伪造的身分证和定量配给证，并且安排盟国士兵和空军人员逃出法国。全国逐渐建立起一个情报网，这些情报组织往往各自独立地工作，为自由法国中央军事情报局，即原来设在伦敦的戴高乐运动的第二局搜集情报，也为英国情报机关搜集情报。在占领的最后两年中，秘密出版物有了惊人的发展。随着抵抗运动的日益强大，在报刊上讨论问题的可能性也更大了，于是党派政治也重新恢复了。共产党一方面４２３致力于组成一个把各种不同意见都包括进去的民族运动，并且通过斗争取得对这一运动的控制，另一方面又决定把自己的组织民族阵线单独保存下来。共产党人成功地在全国抵抗委员会中取得了强有力的地位。除了在战斗的抵抗运动中具有影响以外，他们在１９４３年５月还控制了赛扬领导下的法国总工会，一个统一的、经过秘密改组的工会组织。为了从智力和精神方面巩固他们地位的基础，他们着手改写１９３９—１９４０年的历史。１９４３年１１月，共产党出了一本小册子，阐述他们对于法国沦陷的新见解，其中宣称。１９４０年，法国在孤立和被出卖中沉沦了。……共产党人在这四十天悲惨的日子里做了些什么呢？这场战争的技术条件决定了保卫大城市具有头等的重要意义，共产党人作为一个政党，采取了一项或许可以改变战争进程的行动，他们提议团结群众，保卫巴黎。……在法兰西这一战役的过程中，共产党人是军队中抵抗力量的核心。这一颇富想象力的文件在盟军登陆以后又以《１９４０年６月６日到１９４０年６月１８日》为题重新出版，还附有一份改订过的年表，其目的显然是要证明共产党号召大家抵抗德国人比戴高乐大约早十二天，而不是在大约十二个月后才跟在戴高乐后面号召抵抗的。但是，尽管他们在根本上互相竞争，戴高乐派和共产党的组织却逐渐承认彼此都是法国国内外抵抗运动的各个派系中最最强大的。为了打败德国人，他们暗中结成了联盟，不过，每一方都不打算被对方完全束缚住手脚。
抵抗运动的第一个重大胜利是１９４３年９月解放科西嘉岛的战斗。用小队的武装人员进行抵抗的这种新形式，名为“马基’，就是从科西嘉岛传来的。德国强征劳工的机构是“马基”最大的招募中心。在法国一些荒僻无人、正好藏身的地区，尤其是在中央高地、法属阿尔卑斯山区和汝拉，人们成群结队地逃避劳役的征召，钻进了森林和山区。这样便产生了“马基”。它的成分当然是鱼龙混杂的。当它不能在居民的同情下得到它所需要的东西时，它往往强行夺取。它的第一次战斗（不是在地方上进行抢劫）于１９４３年７月发生在上萨沃伊同意大利部４２４队作战。１９４３—１９４４年的冬季，进行了一些零星的战斗，特别是１９４４年２月到３月间在格利埃雷高原上，当时一支大约有五百人的“马基”战士几乎全被一支一万二千人以上的德国部队消灭了。１９４４年盟军登陆以后，中部和南部爆发过多次不成熟的起义，其中最重要的一次是在维尔科，德军在一场激战中全歼了“马基”。“马基”在空投武器的支援、并在蒙受重大损失的情况下，使大量占领军不能开赴前线，使他们的士气进一步低落。这是一场毫不留情的斗争，德国人常常枪毙人质，有时还不分青红皂白地大规模屠杀。例如，１９４４年６月１０日，党卫队的帝国师就在奥拉多尔絮格朗的教堂里烧死了大约六百名妇女和儿童。到盟军登陆时，抵抗运动已成为一支有组织的军事力量。１９４４年２月１日，抵抗运动原有的各种军事组织联合组成了法兰西国内军，科厄尼将军被任命为军事代表，负责协调国内军与盟军的行动。制订了在盟军进攻的海滩后一大片弧形地带内进行破坏和切断交通的计划。成队的法国、英国和美国军官带着军需品，空降到法兰西国内军中。
尽管有了这些合作的措施，在登陆前夕，盟军最高统帅部对法国抵抗运动的军事价值仍然没有什么信心，对自由法国为法国提供一个临时政府的能力也没有什么信心。美国人认为，每解放法国一个地区后，就应交由盟国官员管理，他们将负责维持治安，管理地方，直到法国全面解放，全法国人民可以自由进行协商时为止。美国军官奉令将来在法国解放区担任行政官员，进攻部队在法国使用的纸币没有同法国民族委员会磋商就印好了。甚至任命科厄尼将军为法兰西国内军司令一事也未得到盟军的承认。但是，要想阻止戴高乐去前线视察是困难的。６月１４日，他到了贝叶。当他返回时，他留下了两个代表负责解放区的行政工作。这还只是个开头。盟军最高统帅部大吃一惊地发现，一个新的法国行政机构竟然从它的脚下冒出来了。既然美国人在法国同法国人有了直接的接触，他们终于发现了戴高乐派感情的力量。这个国家早已把戴高乐的姓名同解放联系在一起了，因此，任４２５何不是以他的名义建立的其他政权，都是不能想象的。盟军最高统帅部在事实面前屈服了，它承认了科厄尼将军的地位，并且接受了由民族解放委员会任命去接管这个国家的行政工作的代表。
凡是在德军撤退后，盟军立即向前推进而法国民族委员会也立即派出代表的地方，权力的移交就比较平稳。但是，在法国有些地方，特别是西南部，从德军撤退到戴高乐的代表到来，总要相隔很长一段时间，于是在这段时间里，法兰西国内军，尤其是共产党的法兰西袭击队与游击队，便能在地方上夺取政权，并建立一种暂时性的恐怖统治。
与此同时，法兰西国内军由于吸收了不断涌来的志愿参加者而扩大为一支正规军，它正在开始采取有效的军事行动。当美军在阿旺瑟突破以后，大约有八万人在布列塔尼从事肃清该省残敌的工作。在战斗迫近巴黎时，文森豪威尔的作战计划就考虑绕过市区前进而不作正面攻击。巴黎的德军司令冯?肖尔蒂茨将军也同样急想避免一场巷战和因此而造成的不必要的破坏。赖伐尔在离开巴黎时，把权力交给了一个合作分子，市政委员会主席。据此人说，冯?肖尔蒂茨暗中商定逐步撤走他的部队，不枪杀人质，并且不进行不必要的破坏。与此同时， 铁路工人于８月１０日开始罢工，其后一周内，驱逐德国人的热潮遍及巴黎全市。市内市外的抵抗运动领袖们都急想抢在盟军成立一个行政机构之前，自己解放这座城市，以恢复法国的威望。８月１８日，共产党人四处张贴告示，号召巴黎拿起武器来，这是一个决非没有政治考虑的举动。共产党１９４０年的夺取政权的计划是立足于法国战败而制订出来的，结果未能成功，可是在１９４４年，它的目标是要抢在胜利前面，这就可能有更多的成功机会了。在巴黎挺身而出的那几千人遭受了重大的伤亡。唯一真正有组织的力量是巴黎警察，他们在这场斗争中起了主要的作用。德国人在剩下的那一点时间里仍然有可能粉碎这场起义，摧毁这座城市。巴黎逃脱了这种命运，是因为冯?肖尔蒂茨在阿贝茨的默许下没有听从下达给他的命令（希特勒命令他毁掉一切）。通过瑞典领事诺德林的调停，缔结了一项停火协定。法国和德国的广播车周游４２６全市，宣布在巴黎境内停火，本来只是零星的和局部的战斗便停止了。但是，冯?肖尔蒂茨（他在德国的家属将因为他公然违抗命令而遭殃）只准备把巴黎交给正规部队。幸好盟军最高统帅部这时已授权勒克莱尔师进军巴黎，于是冯?肖尔蒂茨于８月２５日代表德国驻军签署了投降条款。第二天，戴高乐进入巴黎，他在无法描述的热情场面中步行走过香榭丽舍大街，终于同在法国国内战斗了那么久的抵抗运动全国委员会会合了。奥方海军上将取出贝当很早以前签署的一份文件来，希望成立一个和解政府，但是，戴高乐一向就不是一个肯和解的人，他对这一提议置之不理。他对法国有约在先，绝对不同维希达成任何谅解。国内外的抵抗运动现已汇合在一起了，于是法国从解放的时刻起便有了一个政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