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自由法国与叙利亚，１９４１年６月至０月
关于盟军进入叙利亚以前伊拉克发生叛变和中东的其他事件，我们已另有记载。英国当局在部署叙利亚战役时，曾与戴高乐商定，以前在利比亚作战的自由法国一个旅应参加这次军事行动。据报道，法国高级专员当茨将军对德国人彻底屈从的做法已在他自己的部队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他的部队不管怎样下定决心追随贝当和确保自己的切身安全，却越来越不以为然地看着德国人对法国当局日益加强控制。将近１９４１年５月底时，科莱上校率领他所指挥的大约五百名招募来的彻尔克斯族士兵越过国境，投到贾德鲁的麾下。上文已经讲过，贾德鲁当时是戴高乐在中东的公认的副手和代表。自由法国的那师人从埃及开入巴勒斯坦。６月８日，盟国部队进入了叙利亚。
从３月起，戴高乐本人呆在西非的时间居多。他完全知道在叙利亚使用自由法国部队的意图，但是，因为他的行踪不定，英国人无法同他天天商讨战场上相互配合的详细计划，因此，详细计划便由盟军在叙利亚的总司令威尔逊将军就地同贾德鲁将军和德拉米纳将军共同制订。
贾德鲁于１９４１年６月８日盟军开进叙利亚时，以自由法国的名义发表了一项声明。这项声明是由贾德鲁１５２和地位相当的英国官员详细拟订，并经英国政府批准的。它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其中声称，自由法国正在进入叙利亚和黎巴嫩以解放这些领土，结束委任统治制度，井给予它们以要求已久的独立。声明答应将同叙利亚和黎巴嫩签订一项新的条约来规定它们同法国的关系。这项声明由当时英国驻开罗的大使迈尔斯?兰普森爵士在同一天代表英国政府另外发表的一项声明予以保证。后来，这项声明以及英国政府所作的保证引起了严重的纠纷。
当时的直接意图是鼓励当地居民以及从他们中招募来的部队摆脱当茨的束缚以支持盟国。同自由法国情报部门的报告和期望相反，它并没有收到这样的效果。所有当地招募的士兵在抗击自由法国军队时至少和他们同英国人作战时一样斗志旺盛。平民们的态度也大致相似。虽然很少有人愿意支持自由法国，一般居民们对英国人又没有表现出显着的热情，可是叙利亚和黎巴嫩的政治家们则想要自治。有些黎巴嫩政治家热烈欢迎英国对贾德鲁声明的保证，这一来倒勾起了法国人从前的全部猜疑和嫉妒。他们以为英国正在耍阴谋，想在近东挤掉法国的地位。甚至在１９４１年８月７日利特尔顿致函戴高乐以后，这种猜疑还是没有消散，利特尔顿大臣在信中说：我很荣幸向您再次保证，英国在叙利亚或黎巴嫩，除了打赢战争以外别无其他利害关系。我们决不想侵犯法国的地位。自由法国和英国双方都保证使叙利亚和黎巴嫩独立。当这一必要步骤不受损害地实现以后，我们欣然承认法国在叙利亚和黎巴嫩应享有比任何其他欧洲国家更优越的地位。在敦刻尔克大撤退和 １９４１年春英国从班加西首次撤退以后的日子里，近东的政治领袖们曾转向德国人，因为他们最希望使自己摆脱法国的保护。根据他们对形势的看法，他们认为德国人是他们当时所能找到的最可能的救星。后来，伊拉克叛变的失败，英国人的进入叙利亚，再加上英国对自由法国答应给予叙利亚独立所作的保证，近东有许多人的希望又转而向着英国了。另有几个政治领袖则认为英国和法国，不管是什么商标和货色，都是中东人民的顽固不化的剥削者。这些人宁愿先观望一番。再决定何去何从。
自由法国的外籍军团明白表示不愿向法国的白人军队开火，尤其不愿向军团中支持维希的那些部队开火，这引起了进一步的困难。他们的反对是有其实质的。要法国人对法国人开火，这是件很难堪的事。这个可怕的念头从运动成立之初当然就曾使戴高乐烦扰不安。虽然面临他所受到的挑衅，他却准备命令他的部队，如果遭到法国人攻击便开枪，并且对１９４０年８月７日协议中的有关条款作出了任意的解释，但是他也表明他热切希望尽可能避免出现这种情况。军团的成员曾宣誓效忠法兰西共和国元首，他们获准参加这个著名的部队时曾经保证要遵守一些条件，因此他们的处境更其微妙。有一度，自由法国这一旅人不得不从前线撤回。如果冷眼旁观，就比较容易看清问题的正反两面，但是，在一场相当重大的战役中间，一支重要的部队突然不知去向，这对负责指挥的将领来说，的确是很窘的。
象这种麻烦事件，以及因为语言不通和习惯作法不同而引起的其他麻烦事件，很可能助长了在场的自由法国人员和英国人之间的恶感，而同７月１４日叙利亚停战有关的一些在其他情况下无法解释的事情，多半也是由于这些事件而引起的。然而，说句公道话，不论人们对自由法国这一旅人在这次短暂的战役的早期行动中的价值有多大的怀疑，勒让蒂约姆部下的自由法国部队到故斗的后期在大马士革前线的表现却是非常出色的。不幸的是，在这一战役的这个最后阶段中，他们发觉必须对人口稠密的居民区进行炮轰，这丝毫无法使当地居民对法国人，不论是对自由法国人还是对其他的法国人感到满意。
近东停战协定的条款是有关的将领们拟订出来的。从它的措辞和后来的解释看来，如果从头到尾都同英国政府商量的话，伦敦方面是否就会同意全部条款也是颇为可疑的。维希军队享受到给予战败者的恩典，凡是不愿参加戴高乐部队者都保证可以遣返法国。这一点也许不会引起非议，但是，在一项附加的议定书中却有这样一条规定，不许盟军的使者与维希军队进行任何个人的接触。既然大部分维希军官明显地都宁愿遣送回国，而不４５４愿参加自由法国运动继续作战，既然他们的部队都奉命不得离开营房，他们的士兵实际上怎么能够投到戴高乐这边来，这就很难理解了。而且，选出来负责解释停战协定的英国一维希委员会在解释方面是极端偏袒维希法国的，他们显得故意要对那些不久前同盟军作战的官兵表示敬意，而对自由法国那一旅人却比较冷淡。例如，后者被迫在偏僻的地方住帐篷和惜住民房，没有任何日常生活必需的设备，而维希部队则住在设备良好的舒适的旅馆和营房里。餐厅都保国供维希人员使用，并禁止自由法国人员入内。这些防止两类法国人接触的措施最使自由法国人员感到恼怒，而且也不大符合解释７月２４日签订的近东停战协定协议的精神。这份协议中关于准许维希法国的官兵自由选择是否参加到戴高乐一边来，订有明文规定，其中第二条有如下一段：自由选择伪意义只能是，自由法国当局得向有关人员完整地和自由地说明其观点，其完整和自由的程度与维希当局通过其在场的军官和军士同他们的士兵所作说明一样。不管这一条原来的用意如何，它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作用。根据维希方面对７月１４日的停战协定所作的解释，规定的条件继续生效，结果这一战役开始时在叙利亚的三万八千名维希官兵中，有三万五千多人在１９４１年秋被遣返法国。这些数字即使仅仅是近似的，也很能说明问题，虽然另一方面必须提到的是在大战的这一时期，选择跟维希走的法国人和戴高乐的追随者之间的对抗显然是非常激烈的。每一方都把对方称作卖国贼和背信弃义分子。这样一种态度，要想改变也很难。双方出自对战败的深恶痛绝的那种特殊心理影响而引起的情绪如此强烈，以致甚至法国本土的地下抵抗运动（它已在不断发展，并且表现得极其英勇和富于自我牺牲的精神），也往往把自己的运动看作是土生土长和独立自主的运动，而不看作是自由法国运动的一部分，虽然它同英国人合作得很热诚。
近东停战协定的条款在自由法国人员中引起很大的４５５不满，这并不是不合情理的。戴高乐在知道这个附加议定书以前，已于７月１６日从布拉柴维尔发表了一次广播讲话，正式表示对“我们的英国盟友同维希缔结的停战协定”保留批评意见。等到全部条款公布出来以后，自由法国运动的伦敦总部提出了抗议，戴高乐也从布拉柴维尔火速赶到开罗去会见英国驻中东的国务大臣奥利弗?利特尔顿。
戴高乐当然有话可说，英国政府也准备加以考虑。不幸的是，叙利亚的事态以及他自己在叙利亚的官员发回的报告，说英国人显然正在尽力侮辱他们的自由法国盟友，使戴高乐过分激动，竟然公开发表了一些失去同情的声明。戴高乐在声明中还宣称，从７月２４日中午起，他打算重新按照他认为最好的方式完全自由地部署法国在中东的全部武装部队，不再同英国人协商。这将明显地违背１９４０年８月７日他同英国政府所达成的基本协议。
有很短一段时期，就当时自由法国运动的外表看来，仿佛也许就要分崩离析了，但是，裂隙还是弥补起来了。戴高乐收回了他先前发表的声明，再次承认近东的自由法国部队必须受英国指挥。同时，英国政府也同意，一俟叙利亚和黎巴嫩获得独立，法国就应在这些地方享有比任何其他欧洲国家都优越的地位。
这些决议载入了７月２５日戴高乐和利特尔顿拟定的两项协议里。戴高乐承认中东构成一个单一的战场，在进攻和防御方面都必须有一个协调的政策，还承认近东的英国最高司令部应该不受约束地采取一切必要的防御措施，以应付共同的敌人。凡是需要使用法国人与英军配合作战的军事计划，都应由英法双方司令部共同制定，但是，鉴于当时英国部队的数量在中东占有优势，英国的战地司令部受戴高乐的委托将决定法国部队所应起的作用。但是如果戴高乐的军官认为有任何防御措施或进攻计划是与法国利益有冲突的话，那未应将问题提交英国政府和戴高乐，由他们共同解决。公用事业、一般保安机构以及地方资源全应归叙利亚和黎巴嫩的法国政权掌握，但是，戴高乐同意在近东国家的一般保安机构下附设一个英国军事保安局的分部。其他诸如招募和使用当地部队等的某些细节问题，也都达成了协议。
鉴于戴高乐这时所持的态度，人们不免怀疑他究竟是否真想履行贾德鲁以他的名义向近东国家公开作出的给予它们独立的那项诺言。然而，８ 月 ９日贾德鲁果真同威尔逊将军根据利特尔顿一戴高乐协议解决了近东所有军事问题的细节。这样，贾德鲁便取得了民政方面的权力。先前，他已由戴高乐任命为总代表，因此也是该地区的最高军事权威，名义上说，除了有关军事安全的问题以外，叙利亚和黎巴嫩的治理是自由法国的职责所在，但是，假如英国的军事管制力量撤走，贾德鲁的行政机构即使一个星期也维持不下去。实际的情况是，由于叙利亚人和黎巴嫩人盼望贾德鲁本人答应的独立很快将会以实际的方式予以实现，公开的骚乱才没有发生。英国人也在期待着这件事。贾德鲁的一些副手，尤其是科莱和其他几个对当地政治情况特别有经验的人，也表示赞同，但是，为了同戴高乐的态度可能不无关系的某种原因，事情进展得很慢。经过多次谈判以后，贾德鲁才于９月２７日发表了一项关于叙利亚独立的宣言，但是他本人却保留着全体武装部队（包括叙利亚国民军在内）总司令的权力，他还保留着可以随意宣布法国的军法的权利，因此实际上也就取消了他在名义上所承认的独立。他并且还继续保持着法国对新闻检查的控制权。人们对他的这项宣言反应冷淡，就并非不合情理了。土耳其和伊拉克都不肯承认这个新政体，土耳其人坚持说，他们同维希的关系使他们不能承认在自由法国保护下成立的一个政府，伊拉克人则声称，他们虽然一向愿意承认叙利亚真正独立，却不能认为贾德鲁所成立的政府是合乎宪法的。甚至美国也持保闺的态度。在这种怀疑和失败的气氛中，贾德鲁同黎巴嫩的知名人士开始了谈判，目的是想在黎巴嫩成立一个与叙利亚类似的政府。近东国家于是保持了一年的不稳的和平。
（二）自由法国民族委员会的组成，１９４１年９月２４日
这样，自由法国运动由于戴高乐和英国政府之间的摩擦而发生分裂的危险似乎暂时消除了，不过，大家认为戴高乐最好是尽快返回伦敦，全面讨论一下所有突出的分歧问题。他对于因此而向他发出的邀请并没有欣然作出反应，反而回到赤道非洲去，因为那里又发生了一次危机。戴高乐在布拉柴维尔接见了一个美国新闻界的代表，这个人立即把他同将军的谈话作为一篇正式“访问记”在儿家美国报纸上发表了。在这篇访问记中，有几处提到英国人，据说都是戴高乐原话的正确的译文。这些都决不是对他的盟友的恭维话。此外，访问记中还包含有一项似乎是向美国提出的公开倡议。美国当时还是一个中立国家，可是戴高乐却提议说，美国可以使用已经依附自由法国的各属地内的军事设施和基地。美国政府对这项主动提出的援助倡议所感到的为难不亚于英国政府对这篇所谓访问记通篇的口气和性质所感到的。戴高乐总算不错，在人家通过外交途径要求他作出解释以前，便发表了一项声明，公开否认他曾说过那样的活。但是，尽管他声称发表的这篇报道是未经认可的和不正确的，伦敦方面却认为这几乎不能把整个事件一笔勾销，因为大家部听说过这位将军以前有好几次都喜欢相当随意地发表反英言论。
结果，等到戴高乐终于在９月间回伦敦时，英国政府对他的接待很明显地是冷淡的。所有这些不愉快的情况把自由法国运动和英国政府之间——且不说同世界其余国家之间——的关系中存在的政治缺陷都公开暴露出来了。戴高乐的政策简直无法获得任何一种自由的人民投票的赞成。他的整个法律地位根本不同千当时在英国的各流亡政府的地位。那些政府都是在过去某一时候由他们自称所代表的人民选举出来的，因此根据国际法，都可以名正言顺地行使宪法权利。甚至贝奈斯领导的捷克斯洛伐克民族委员会虽然同自由法国运动较为相似，却也有两点同这个运动不同的地方，第一，它并不声称统治着任何领土，第二，它的主席是捷克事务方面的杰出人物，谁也不能否认他拥有他本国大多数同胞的爱戴。戴高乐这时声称他统治着几百万法国殖民地居民和大片的４５８法兰西帝国领土，而且还统帅着海军、陆军和空军，但是法国人民始终不曾在任何时候选举他出来担任过任何政治职位，也没有证据可以表明，倘使法国本土的选民有选择自由的话，他们会挑选他作为宪法规定的首脑。
英国政府因此把他们的忧虑通知了戴高乐，并且向他建议说，现在应该成立一个由在自由法国运动中表现得杰出的法国人组成一个委员会了。戴高乐无疑将是这个委员会的主席，并将有权在同他的同僚会商后提出委员的名单并分派他们的工作，但是英国以前通过戴高乐个人给予这个运动的那种程度的物质与心理上的承认和支持，只有在移交给一个作为整体那样的委员会后，才能继续下去。
戴高乐欣然同意了这个建议。他于１９４１年９月２４日在伦敦公布了一系列命令，成立一个“民族委员会”，“委员”由他本人提名。这些委员将“行使在正常情况下应由法国内阁部长行使的全部个人的和集体的职权”。第一次提名任命的名单如下：主席：戴高乐将军经济、财政与殖民地民族委员：勒内?普利文外交事务民族委员：莫里斯?德让陆军民族委员：勒让蒂约姆将军海军与商船民族委员：米塞利埃海军中将司法与教育民族委员：勒内?卡森教授内政、劳工与情报民族委员：安德烈?迪特尔姆空军民族委员：瓦兰将军民族委员（无任所）：蒂埃里?达让利厄海军上校普利文还负有一项特殊任务，即协调各民政部门之间的工作，在他不在伦敦时，这项工作以及经济、财政与殖民地民族委员的工作将由迪特尔姆担任。勒让蒂约姆不在伦敦时，陆军民族委员的工作则将由参谋长琅蒂将军担任。
９月２４日当天，戴高乐趁机重新公布了１９４０年１０月２７日组成的法兰西帝国防务委员会成员的名单。卡森的名字被删去了。其他的成员在这个日期所担任的职４５９位如下：贾德鲁将军：驻近东总代表和全权大使，总司令米塞利埃海军中将：海军与商船民族委员医疗大队的西塞将军：自由法国非洲高级专员埃布埃总督：法属赤道非洲总督德拉米纳将军：近东总司令助理索托总督：新喀里多尼亚总督与新赫布里底群岛法国高级专员蒂埃里?达让利厄海军上校：无任所民族委员勒克莱尔?德奥特克洛克将军：乍得部队司令１９４１年９月２６日，英国政府正式以书面通知戴高乐，“联合王国国王陛下政府准备将自由法国民族委员会视为代表不论他们在何处集结到自由法国运动周围来支持盟国事业的全体自由法国人民”。同时，英国人还告诉他，英国政府准备同民族委员会商谈一切有关战斗法国以及在该委员会管辖下的法国海外领土与英国合作的问题。
这一步骤暂时大大改善了彼此之间的关系。谁都知道，新的民族委员会中的大多数成员由于是戴高乐提名的，除了一定程度以外不大可能会反对他的要求，但是，大家也感觉到，民族委员（不管他是谁）的威望和权力这样增大了后，加上英国政府准备按照各个民族委员的职务同他们分别进行磋商一事，往往便有可能使独裁政治的任何实际或外表有所改善，而这种情况过去曾使自由法国运动遭到批评，尤其是在美国。
这种新的安排似乎也很合戴高乐的心意。他本人无疑并非完全没有觉察到他个人当时所处地位的危险和困难，这种地位同他自称是共和法兰西的代表是不相符的。
他在公开场合谈到英法关系时，是愉快的，甚至是豁达的，双方的紧张关系暂时也缓和下来了。这时他还忙于组织和改组这一新机构。在后来的几个月中，由于有好４６０几个过去有过政治或行政经验的法国人来到英国，大大地加强了这一新机构。
（三）自由法国与美国，１９４０—１９４１年
１９４１年１２月７日，日本袭击珍珠港美国舰队一事并没有马上影响到自由法国的命运。民族委员会连忙提出，美国可以使用自由法国远东属地上它所需要使用的任何设施，自由法国运动的伦敦总部还满怀希望地认为，美国今后也许会对该运动表现较为友善的态度。
戴高乐在１９４０年大胆地违抗命令，实际上并没有激起并吸住美国人民的想象力。如同在美洲大陆的许多其他国家中那样，戴高乐的违抗命令得到了当地法国人的支持。自由法国委员会已在北美、中美和南美的二十四个国家中（包括美国在内）成立起来，不过，这些委员会的领导人通常总不及维希政府的正式外交代表那么有名望，甚至也不及居住在这些国家里的其他一些知名的法国人士那么有名望。很多反对停战协定但还不愿意投身自由法国运动的法国人都在美洲各国避难。当地法国人之间由此而发生的争执和冲突，使美国人感到为难和厌烦。美国人也许太轻易地认为，自由法国运动在英国的那些实际领导人并不比他们这些自封的追随者坚定多少。除了所有这些情况以外，英美两国政府之间还有一项谅解，即美国应该暂时同维希保持外交关系，支持和引导这个公认为可悲的政权，用威逼利诱的办法说服它，要它尽可能暗中抗拒德国进一步提出的要求，同时，英国则在可能范围内尽力支持戴高乐，而又不至于促使自己同贝当政府进入战争状态。
美国政府特别急于想使西半球的法国属地不至于出现混乱情况。根据１９４０年７月３０日的哈瓦那决议，美国曾保证不承认西半球外国属地由于这场战争而出现的任何地位的变化。这项决议的用意原在于防止德国将来企图侵犯这些领土或它们的权利，但是，只要美国继续做得仿佛它把贝当政府看作是法国和法兰西帝国的合法政府，那么这项决议也就使美国很难赞同，更难帮助戴高乐派代替维希控制法国在西大西洋或与西大西洋毗邻的殖民领土。
有许多团体在美国互相展开斗争，要求承认它们是戴高乐在美国的唯一正式代表。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务院对这些团体的活动日益感到愤懑。美国新闻界某些报刊虽然对戴高乐或其支持者公开发表的言论作了解释，但是，这并没有平息国务院的愤懑。政策要求同维希保持关系，但是没有几个美国公民（当时的国务卿科德尔?赫尔肯定不在其内）喜欢或者赞赏贝当政权。而且，戴高乐说，在法属圭亚那、马提尼克、瓜德罗普、圣皮埃尔和密克隆，绝大多数人只要受到适当的鼓励，就都愿意抛弃贝当，国务院对这种说法是否正确，却也极为怀疑。
有一种说法，认为美国政府既不支持贝当，也不支持戴高乐，这种说法在１９４１年初可以认为大体上是正确的。同时也很难否认，美国承认维希这一事实本身就给戴高乐造成了障碍，而这种承认的结果是给予维希以实际的支持，自由法国却得不到这种支持。例如，１９４０年８月，法属圭亚那明确地显示出想投到戴高乐一边来。维希宣布即将从法国派遣卡尔德去担任这个殖民地的总督，以恢复秩序并加紧它同贝当的关系。戴高乐希望赶在卡尔德到达之前任命一个由他自己提名的人。这个人马上就能派出，而且当然立刻就能把法属圭亚那争取到自由法国一边来。美国政府不容许他这样做，相反地却准许法国海军上将罗贝尔（他当时率领一支小舰队，包括航空母舰“贝阿恩”号，驻在马提尼克，而他本人则是拥护维希的）派遣增援部队到达法属圭亚那，敉平了当地自发的起义。１９４０年秋，把马提尼克和瓜德罗普团结过来的一个类似的机会，也因为国务院拒不同意而失去了。而且，美国准许同法属西印度群岛维持正常的贸易，以防止这些岛上发生叛乱，使那里的生活保持正常。这种做法实际上就４６２意味着把戴高乐拒诸门外，因为人们有理由认为，英国那种对法国殖民地施加经济压力的政策可能最终会使形势转而有利于戴高乐。
英国的政策就象公开宣布的那样，是采取一切实际的步骤封闭住所有忠于维希的法国属地的进出口贸易，以配合对法国本土施加的经济压力，同时宣布，任何投到戴高乐这边来的法国殖民地在经济上都将受到联合王国对自己的属地所能给予的同样待遇。法属赤道非洲和喀麦隆的实例就可以证明这项诺言是算数的。同时，不可否认的是，经济压力并未能把吉布提争取过来。美国政府倒赞成试行一种不同的政策。１９４１年４月，他们决定派遣一些具有领事身分的特别观察员到法属北非去，授权他们提供经济援助，从而放松了当时的封锁。国务院一向希望会有一个比贝当或戴高乐更有权自称代表法国的第三者出现。他们把希望都集中到了魏刚将军身上，他们认为他也许会在北非树立起起义的典范来，因为他当时是以贝当代表的身分前往那里的。这种对魏刚的不当的信任在１９４１年１１月１９日魏刚丝毫未加反抗地被贝当免职以前，一直没有消失。
１９４１年９月间，在这件事发生前几个星期，普利文在华盛顿受到国务卿的接见。国务卿指出，他不准备给予自由法国民族委员会任何比美国已经给予戴高乐的更大程度的承认。同时，赫尔显得对自由法国的情况比以前多少更注意些，并且对于普利文所能向他提供的有关维希人事和政策的第一手详细情况表现出明显的兴趣。
直到这时，美国一直断然拒绝根据租借法给予自由法国任何利益。甚至连美国同自由法国殖民地的贸易也受到阻碍，虽然它同法属西印度群岛以及在魏刚下台以前同法属北非的贸易却一直继续着。但是，１９４１年秋，美国派坎宁安上校率领一个军事代表团到法属赤道非洲去察看形势。大概这个代表团所做的汇报不是全然不利的。有一个结果至少是，美国和自由法国非洲之间的商务关系改善了。１９４１年１１月１１日，美国总统突然采取了一个步骤，他通知租借法督办说，“法国志愿部队”控制下的领土的防御对于美国的防御是极为重要的。因此，民族４６３委员会便获得资格，可以把交给英国的租借法装备转交给它，不过这只是“作为一个军事单位”，而决不是作为一个主权国的政府来接受这些物资。
自由法国运动和加拿大的关系也采取了多少类似的方式。如果作为交战国的一方的加拿大在同维希的关系方面不象美国那样小心谨慎，那么加拿大法裔公民的存在就会使局势复杂化，因为法裔公民最初都把戴高乐看作是一个野心勃勃的暴发户。１９４１年３月，达让利厄奉派出使加拿大，并采取一些坚决的措施改组那里的自由法国运动。他成功地会见了维尔纳夫红衣主教和其他法裔加拿大人的领袖，做了不少工作去影响加拿大的政治思想，以支持自由法国，然后于１９４１年５月返回英国。
（四）圣皮埃尔与密克隆岛事件，１９４１年１２月
如上所述，自由法国民族委员会和北美大陆国家之间未来关系的前景比以前光明了一些。就在这时，在１９４１年圣诞前夕，海军中将米塞利埃没有顶先通知英国、美国和加拿大政府，也没有得到它们的同意，就率领一支自由法国小舰队在圣皮埃尔岛上登陆，在这个小岛和密克隆岛上升起了自由法国的旗帜。这两个小岛在战争的大舞台上顿时变得十分重要，并不是因为它们的面积，而是因为在圣皮埃尔岛有一个强大的横越大西洋的无线电台。根据现行情况，这个电台是由维希控制的。这个电台不仅是维希和亲轴心国宣传的一个转插中心，也是维希政府和德国政府可以用密码迅速向他们在西半球的特务和支持者发出指示，并接受秘密情报的主要手段之一。英国人也赞成拔掉他们这个眼中钉，就他们来说，他们是愿意由这两个小岛投到战斗法国一边以达到这一目标的。然而，英国认识到美国虽然这时已经参战，还是有可能会对这一做法感到为难的，于是便去征询美国政府的意见。戴高乐有一度不断催促英国同意他进行这场必要的军事行动，但是，所得到的通知则是，在得到华盛顿的答复以前，未便同意。
１２月１６日，国务院把这个问题呈交总统解决。他立即说他强烈反对自由法国对圣皮埃尔岛采取任何行动。加拿大政府方面则认识到，从军事上说，最好是使这座无线电台摆脱轴心国的控制。他们因此提议由加拿大部队在该岛登陆，接管这座电台，而让维希掌管岛上的行４６４政工作。法国民族委员会立即正式获悉了这个情况，并且知道英国政府因此不能同意由自由法国对圣皮埃尔岛采取行动。外交事务民族委员德让随即对这一决定深表遗憾，同时以民族委员会的名义作出保证说，自由法国将不采取任何行动。
这时候，米塞利埃在取得各有关方面的同意，于１１月２５日离开英国到冰岛和纽芬兰去巡视他的舰艇后，正来到了加拿大。他还利用这个机会访问了渥太华，希望能巩因一下达让利厄那年春天在这个自治领内所建立起来的友谊。据说戴高乐的计划是，如果这次军事行动获得英国政府的同意，米塞利埃离开加拿大后就应该驶往圣皮埃尔岛，为自由法国取得这个岛屿。德让所作的保证，即民族委员会将不采取任何行动，则特别提到米塞利埃在另一种情况下可能会采取的行动。米塞利埃在１２月１７日曾会见加拿大外交部官员和美国驻渥太华的公使。据国务院说，他曾向美国公使保证，没有上级的指示或批准，他是不会自动到圣皮埃尔岛去的。因此，等到圣诞节这天，伦敦收到米塞利埃亲自发来的消息，说他已于前一日根据戴高乐最近下达的命令和当地居民的要求，在圣皮埃尔岛登陆，并在岛上居民中进行了一次没有流血的公民投票，居民几乎全体一致赞成参加自由法国。这时，英国当局更感到惊讶和为难。米塞利埃于是以民族委员会的名义接管了行政机构和无线电台。
我们很难断定究竟发生了什么情况。事后的调查在很大程度上支持这种见解，即民族委员会也和英国政府一样感到意外。米塞利埃回到英国后，同戴高乐发生了一场不幸的争吵，从争执中所说的一些话来看，有一种说法更象是确有其事的。据说在１２月２０日或２０日前后，戴高乐本人没有同民族委员会商议，就决定不顾德让对英国政府所作的保证，用电报向米塞利埃发出了一道正式命令，要他占领这两个岛屿。即使英国政府没有暗中参与这样一个阴谋，也很不容易使美国或加拿大相信，英国政府不应对这件事负某种责任。然而既成事实还是被接受了，４６５ 尽管是很勉强的。幸好在这件事发生时有一个美国新闻界的代表正在圣皮埃尔岛，并且接受了米塞利埃的热诚邀请，在场观察了公民投票的经过情况。他以赞赏的口气公开评论了所采用的程序是公正无私的。这次投票表明，岛上绝大多数居民都自愿地投票赞成参加自由法国。尽管如此，戴高乐和自由法国的威信暂时还是蒙受了一次严重的挫折。如果我们说，罗斯福和科德尔?赫尔始终没有完全原谅戴高乐，而且此后还总是认为他是一个言而无信的人，那大概也是正确的。
（五）自由法国运动内部的纷争，１９４２年
１９４２年１月到３月间，自由法国总部里泄漏出一些谣言，说在民族委员会的内部事务中出现了一场危机。早在１９４１年９月，在民族委员会成立和得到承认时，人们就知道米塞利埃同戴高乐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分歧。大体上讲，米塞利埃抱怨说，戴高乐对海军是个外行，却又插手管理自由法国的舰队，戴高乐则抱怨说，米塞利埃在搞阴谋，反对他作为运动的首脑的权力。米塞利埃当时公开说，他真希望看到民族委员会中，除他本人之外，至少还有一位委员对运动的忠诚（在这位海军将领看来）超过对戴高乐个人的钦佩：事实上，他是在指责戴高乐专门任命一些“应声虫”，因而也是指责戴高乐想要维持早先为形势所迫而由他享有的那种多少是专制的地位。这些内部纷争在米塞利埃不在时暂时平息下去，可是在圣皮埃尔岛事件以后米塞利埃于１ 月返回英国时，这些纷争就再次变得更加有力地暴露出来了。米塞利埃在民族委员会里并非全然孤立，不过毫无疑问，在大多数委员看来，戴高乐是不大会犯错误的。这场争执在自由法国，甚至在英国的报刊上公开发表出来，更加使得某些方面早已流传的一些怀疑有所增加，认为戴高乐的专制见解和做法具有一种明显的法西斯色彩。最后，米塞利埃于
１９４２年３月４日辞去了他的海军与商船民族委员的职位，由戴高乐提名的奥布瓦诺海军上将接替。
然而，某种混乱仍旧持续未已，因为米塞利埃声称，４６６ 他只辞去民族委员的职务，并没有辞去自由法国海军总司令的职务。当时，自由法国海军拥有四十九艘军舰，配备有总计大约四千三百名自由法国人员。此外，米塞利埃还坚持说，海军总司令这个职位似乎理所当然地是属于他的，戴高乐不能从他手中夺走，因为１９４０年他加入的不是戴高乐或是自由法国运动这一方——他那时并没有听说过这个运动——而是加入了英国人所代表的盟国这一方。米塞利埃在水兵中很得人心，这个僵局最终由米塞利埃不再参预自由法国的事务而获得解决，没有在水兵中引起骚动。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 １９４３年民族委员会在北非同吉罗将军的部队联合起来时为止。
（六）马达加斯加问题
１９４２年初，马达加斯加局势中的某些方面引起了人们的关切。盟国当局怀疑日本潜艇正利用迪耶果－苏瓦雷斯这一主要港口加添燃料，并作为攻击盟国在印度洋上的船只的海外基地，因此决定要占领该港。一支英国远征军为此而于３月间从英国启航。整个事件完全保密，自由法国民族委员会也不知道，不过据悉戴高乐受到南非报刊提出的警告的煽动，也在搞一项他自己的争取马达加斯加的计划，必要时还要动用武力（南非报刊当时一再发出警告说，日本军队有占领该岛的危险）。不把英国的意图通知自由法国的这项决定，部分是为了安全的原因，部分则是因为根据１９４１年在叙利亚的经验，英国人认为如果自由法国不参与这场冒险事业的话，英国在占领该岛时所遇到的抵抗就会小些。马达加斯加当时的总督是安内。１９４０年，他没有能代表贝当政府的利益去就任喀麦隆的总督，因为勒克莱尔上校抢先赶到那里，使那个属地投到了戴高乐这一边来。他本来就是维希的一个坚定的支持者，这样一来，出于个人的原因，他对自由法国的态度更为激烈。而且，据悉他的观点同吉布提的总督热尔曼和秘书安托万很相似。这两个人都坚决反对和盟军作成任何结果会使法属索马里落入自由法国控制下的交易。
迪耶果－苏瓦雷斯于１９４２年５月７日被攻占，但是在这一日期以前，英国远征军到达的消息已不可避免地４６７成了人尽皆知的事。这次军事行动竟对自由法国保密，这一点使整个自由法国运动为之愕然。民族委员会对事先没有同他们磋商，又没有邀请他们参加，正式提出了抗议。他们极力要求，第一，自由法国部队应尽快参加占领和保卫马达加斯加，事实上这些部队应该马上派出，以便参加占领首时塔那那利佛和岛上其余地方的进一步军事行动。第二，民族委员会要求应把该岛的行政管理移交给他们，以使法国的主权不致受到妨害。第三，民族委员会要求审议法国在印度洋和红海的属地这一整个问题，这无疑是想到了吉布提。除了有关个人自尊心的一些问题外，戴高乐可以指出两点：英国人的单方面行动使维希宣传所谓英国政府有意把脱离贝当的所有法国殖民地并入英帝国的说法更为可信；而且英国人在马达加斯加所采取的行动已使自由法国统治下的其他法国属地的人民也相信了这种说法。他要求，为了清除这些谣言，至少应该准许自由法国运动派遣一名代表立即出发到迪耶果－苏瓦雷斯去。
英国政府不能立即同意这些要求，甚至对戴高乐提出的马上派一个自由法国联络官去迪耶果－苏瓦雷斯的最低要求也不能立即同意，因为同安内总督谈判全岛投降的问题正在进行中。这些谈判虽然毫无结果，但是仍然决定暂时不向迪耶果－苏瓦雷斯区域以外进军，因为占领该港就等于达到了这次军事行动的主要目标，使敌人不能使用这一港口。结果，１９４２年５月１３日在戴高乐的同意下，发表了一份公报，大意说英国政府在迪耶果－苏瓦雷斯采取了军事行动，以免这片土地为轴心国所利用。公报还说：国王陛下政府的意图是，自由法国民族委员会应在解放了的法国领土上的行政工作方面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因４６８为民族委员会作为战斗法国的代表正在同联合国家进行合作。这份公报连同５月１４日戴高乐发表的一次广播讲话，在很大程度上平息了自由法兰西帝国内产生的含糊的忧虑。他们担心英国人打算最终夺取法国的领土，或是自由法国运动将要解体，或者这两种情况兼而有之。不久之后，戴高乐也同意不急于要求分担马达加斯加的行政工作，只要占领的地区仅仅是迪耶果－苏瓦雷斯要塞一带的话。７月中旬，英国同意由民族委员会驻南非的代表佩科夫上校以自由法国联络官的身分对迪耶果－苏瓦雷斯进行短期的正式访问，主要是希望戴高乐根据他自己的代表亲眼目睹后所作的汇报会了解到，当地的维希军官和行政人员全不愿意投奔到他的运动中来。塞内加尔军队中有一部分人表示愿意参加自由法国部队，但是，实际上，他们那些白人军官都宁愿被拘闺在南非。
同安内的谈判在夏天继续进行，但是，到９月初，情况已经摆明，如果不进一步使用武力，这个岛是不会投降的，于是，９月９日，英军开始从迪耶果－苏瓦雷斯地区推进。他们在９月１３日占领了塔马塔夫，９月２３日占领了首府塔那那利佛，可是直到１１月５日才同维希的部队签订了一项停战协定。与此同时，在１０月底，英国和自由法国当局之间已经开始就马达加斯加行政管理问题进行谈判。１２月１４日，艾登和戴高乐签署了一项协议。这项协议将于法国民族委员会任命的高级专员到达的那天起生效，内容涉及马达加斯加和留尼汪岛。协议宣称其目的在于双方都希望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尽速使法国对马达加斯加及其附属岛屿重新行使主权，并确保这些领土的防卫，使不遭受轴心国的攻击。协议在战争结束前将一直生效。高级专员将拥有根据法国法律授与马达加斯加和留尼汪岛总督的全部权力，并将行使这些岛屿上法国部队司令官的职权，而另一方面为了军事目的，这些土地将构成中东英国陆海空军总司令的战略防区的一部分。而且，在高级专员拥有保证这些岛屿的防卫手段以４６９前，这一责任仍由马达加斯加英军司令官承担。协议详细规定了由于英军驻扎在马达加斯加而出现的司法权问题；对迪耶果－苏瓦雷斯军区的行政和司法权问题作了特殊的安排，该地区的法国民政和军事当局必须满足英军司令官提出的一切要求。协议签字后，戴高乐任命勒让蒂约姆将军为高级专员。在他到达马达加斯加以后，这项安排实行得很令人满意。
（七）１９４２年“战斗法国”获得拥护的程度
１９４２年５月底，隆美尔在北非成功地把英国第八集团军向埃及边境赶了回去。初夏时，自由法国运动在北非立下了一项辉煌而英勇的战功，在全世界的心目中大大恢复了它由于最近的事态而颇受损害的威信。一小支自由法国部队在科厄尼将军率领下不仅在英军左翼的沙漠前哨基地比尔－哈凯姆守了好几天，顶住了实力强大得多的机械化部队，而且终于成功地突破敌军的包围，重新与后方的盟军会合，途中遭受了重大的伤亡。
这项功绩对法国本上的舆论产生了显着的影响。自由法国运动这时接受了一些为了到英国来加入戴高乐一方而逃离法国的支持者，这一事实便说明了这种情况。在这些人中有法国社会主义的一个公认的领袖、众议员和法国本土一个抵抗运动组织的领导人安德烈?菲利普。
在他到达后不久，戴高乐便任命他为内政与劳工民族委员。同时，他又任命雅克?苏斯戴尔为情报民族委员，他是新近由美国来到伦敦的一个法国作家和政论家。４７０ 戴高乐这时作出了进一步的决定，把运动的名称从“自由法国”改为“战斗法国”，部分是因为当时，特别是在美国，存在着五花八门的“自由”运动，把这个名词搞得声名狼藉了，部分则是因为有许多法国人把维希直接统治下的那部分法国看作“自由法国”，以区别于德国人所占领的那一部分。戴高乐还想通过这次名称的更改来表明一个事实，即法国仍在作战。他相信这个新的名称对那些在国内抵抗德国人的法国同胞会具有吸引力，这些人或者是“马基”中各个抵抗运动的积极成员，或者是消极地遇有机会便进行抵抗的人。７月１４日，英国政府同意注意到称号的这一更改，不过借此机会再次指出，虽然英国政府承认“战斗法国’是法国抵抗运动的总的象征，这种程度的承认是给予整个运动的，至于民族委员会则被看作是代表这一运动的官方机构——言外之意是，英国之所以同戴高乐发生正式关系，只是因为他是民族委员会的主席的缘故。
从１９４１年下半年到１９４２年初，民族委员会竭尽全力，不仅想从英国方面，而且还从其他国家政府方面获得更大程度的承认。１９４１年９月２６日，戴高乐和苏联驻联合王国大使迈斯基交换了信件，信中苏联政府同意根据１９４０年英国政府采用的同样条件承认戴高乐。接着当时设在英国的其他盟国政府（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希腊、南斯拉夫、荷兰、挪威）、以及蒋介石政府也采取了类似的行动。１９４２ 年，古巴、墨西哥、海地、加拿大、伊朗、埃及、沙特阿拉伯和南非联邦也承认了民族委员会。美国政府则满足于指示他们派驻伦敦各流亡政府的大使安东尼?比德尔同戴高乐和民族委员会保持接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