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自从战争爆发以后德国报刊和无线电台不时讨论改组欧洲的计划，但是关于德国打算如何实现新秩序的第一篇有条有理的声明，是德国经济部长瓦尔特?丰克——他生性是一个宣传家而不是一个计划和行政人员——于１９４０年７月２５日向本国和外国记者讲话时所发表的。然而，丰克的主要兴趣在于从商业方面剥削欧洲（新秩序的不少宣传起了有效的烟幕作用），所以他的建议的要点大部分是经济方面的。根据他的建议，人们看到欧洲在德国的指导下从一种双边贸易协定的体制走向多边贸易协定的体制。关于新秩序的政治意义，直到１９４０年９月２７日德一意一日三国签订了三国公约——《科丰克原来是一个新闻记者，在成为经济部长之前曾经是德国政府新闻机构的负责人。《东南回声报》（ＳｕｄｏｓｔＥｃｈｏ），１９４０年７月２６日；《文件，１９３９—１９４６年》（皇家国际事务学会），第２卷：《希特勒的欧洲》，第２９页。又见下文，原着第１６６—１６９页。
４８隆日报》称它为“新秩序的大宪章”——之后，它才开始变得明确起来。公约的第一条和第二条，为强调轴心国在东两两方的目标基本一致提供了一个有利的文本（根据这两条，日本承认并尊重“德国和意大利在欧洲建立新秩序中的领导地位”，德国和意大利则对日本“在亚洲的新秩序”作出了同样的声明）。可是，它们还是十分强调轴心国之间经济方面的合作。根据里宾特洛甫的意见，德国领导下的“欧一非半球”与日本领导下的东亚势力范围之间应当“按照宽宏的方针”进行“自由贸易”。这种贸易关系不是以地区对地区，而是以国家对国家为基础的：象以前那样，“日本将同欧洲地区的独立国家直接进行贸易和签订贸易协定，同时德国和意大利将同日本势力范围内的独立国家，如中国、泰国和印度支那等直接进行贸易和签订贸易协定。”欧洲国家（例如荷兰）有殖民地在远东的日本生存空间之内的，将从欧洲大空间的剥削中得到一份补偿。对整个欧洲来说，新秩序将带来的好处有：消灭失业现象和保证粮食生产国的剩余农产品有销路，并且可以不受世界物价波动的影响。同时，“德国的生产斗争和四年计划’可以作为蓝本，“经过适当的修改，在欧洲付之实施”，这样欧洲大陆依赖海外供应的程度就将减少。但是在这阶段，关于欧洲未来的经济组织并没有作出较为明确的承诺。事实上，想要知道新欧洲将“象一个卡特尔、联营机构，还是康采恩”的“形式主义者”受到了告诫，他将“不得不等待一个长时期，直到他的法律上的愿望在新秩序本身中得到满足”。
在签订三国公约时，罗森贝格通过１９４０年１０月２７日《人民观察家报》发表的一篇文章阐明了新秩序的基本宣传概念。这个罗唆的纳粹理论专家争辩说，德国支持划分生存空间来取代十九世纪的经济与金融帝国主义，同４９时互相保护属于“生存空间”的各国人民。当越来越多的国家接受了这种意见时，引起两次世界大战的那类事件就不会重演了。因此，最终的目的是建立一个持久和平的欧洲大陆，一个经济上大部分是自给自足的，政治上则是完全独立的大陆。在那里，大德国将起着“波罗的海与地中海之间的联系作用”。如同德国内政部的施图卡尔特所说的那样，当前的这场战争已经扩大了德国人民团结的概念，使之成为欧洲人民团结的概念。这一发展的结果，据另一个纳粹作者说，将是以生存空间的法律来取代国际法。在这场新的“革命”中，指导原则将不是民族自决，而是生存空间的自决。
由于意大利成为三国公约中名义上平等的伙伴，地中海和非洲就受到了重视，因为该国的主要野心据认为是在那里。“欧洲一非洲”地区被认为是一片单一的“大空间”，而地中海则起着“连接欧、非两个地区的水桥”作用。德、日两国承认意大利的主要利益在这个地区，而德国对非洲的权利要求据说是极为适度的。据里宾特洛甫说，“如果德国能够收回以前属于它的殖民地，它大体上就满足了。”意大利将获得非洲土地的最大部分，至于英国在世界其他地区的属地，那“可能将由德国、美国〔原文如此〕和日本三国瓜分”。
在这阶段，纳粹时事评论员显然觉得很为难，不知如何来说明苏联在轴心国侵略计划中的作用，它即便不是积极的伙伴，也是一个关心的观察家。这并不是说，纳粹评论员清楚地看出，三国公约同１９３９年８月的纳粹一苏联协定有着基本的矛盾。相反地，他们费尽心机来着重说明，三国公约（俄国在１９４０年１１月差一点也参加了这个公约）并不是针对苏联的，因此不会影响到德苏关系。根据雅赖斯博士１９４０年１０月６日在《科隆日报》上５０发表的文章，当前这场斗争的结果将是建立一个“政治的欧洲”，它和所谓“地理的欧洲”是不尽相同的。这个“政治的欧洲”到俄国的边界为止，因为俄国本身是一个大陆，所以它可以说是德意两国势力范围以外的一片截然不同的大空间。
但是，如果德一意的生存空间到那累夫河、维斯杜拉河和桑河便中止的活，那就没有满足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所提出的在东方扩张领土的愿望。因此，直到１９４１年对俄国发动进攻后，生存空间的鼓吹者才能强调新秩序转向俄国扩展的种种利益。根据１９４３年３月２１日《德意志总汇报》的文章，大欧洲的生存空间“只有伸展到东方草原和四周沿海地区时”，才有可能永远获得保障。而同大亚洲空间的联系也就得以建立起来了。正象一个作者所说的，对苏作战并占领东方领土，能使原来已经过于偏西的重心移回到大陆的中央，从而达到恢复欧洲均势的目的。因此，把东方地区合并进来，乃是一个联合的欧洲当前的任务之一；各国的舆论都开始认识到这项任务的重要性，而不只是把战争当作保卫欧洲防止布尔什维主义的一种手段了。因此，每一个国家必须考虑一下自己对这一共同事业将作些什么贡献，并且“必须以合作者的姿态参加这个宏伟的欧洲大厦的兴建工作”。那些新空间的鼓吹者还坚持说，每一个国家必须“完成自己的革命”（即按照纳粹原则进行政治刷新），因为这种国家革命将是欧洲全面奋起的一部分，而欧洲的全面奋起将会带来一种“欧洲大家庭的感情”。
德国报刊和电台正是以这种精神欢呼轴心国及其卫星国的代表应召到柏林去，重订大肆宣传的１９４１年１１月２５日的“国家法”中的反共公约的。德国外交部的发言人称这次会议为“第一次欧洲大会”。据说，这次大会表明：新秩序与战斗在东方的欧洲“十字军”具有共同的意义。为了纪念这次大会，德国电台播送了一支名为“欧洲之歌”的新歌，鼓励欧洲大陆各国人民为团结和消除国际５１上的不和而战斗。与此同时，柏林邮局使用了一种特制橡皮邮戳，上面刻着“反布尔什维主义的欧洲联合阵线”字样和一张饰有剑与
字的欧洲地图图案。１９４１年１１月２８日的《德意志总汇报》趁着当时这股热情发表文章说：
梅格勒在《柏林金融日报》上发表的文章，１９４１年１０月２６日。
据保罗?施密特说：“新总理府会客厅里场面之大是前所未有的。”（施密特：《外交舞台上的龙套》，第５４０页）
据说，这支歌的歌词是由克里斯蒂安?阿伦斯布格写的，乐曲是“由库特?霍伊泽尔按照现代革命进行曲的节奏谱的”。
“欧洲合众国终于摆脱了不和、斗争和苦难而诞生了。”
这时，他们开始讨论一些异想天开的计划：以西欧最优秀的人民去开拓俄国被占领区，因为在这些日子里，他们经常鼓励青年人和农民承担起到东方地区去建立反布尔什维主义的农民壁垒的工作，党的冲锋队（即ＳＡ）被派遣到东方去促进殖民计划，而德国许多大学里则全开办了“东方问题研究”的讲座和机构。据称，自从１９４２年６月荷兰东方中队成立以后，三百万荷兰人可以在俄国被占领区内开辟的“现代殖民地”上过起较为美好的新生活。就德国本身而言，开拓东方地区据望可以大规模地重新分配边远地区农民的土地，而这久已是纳粹最渴望完成的计划之一。
纳粹技术专家和宣传人员提出的另一个同样狂妄的计划是：开发大空间的自然资源，并使成员国在物质方面彼此更为接近。为了弥补这个地区燃煤供应的日益减少，他们打算利用地中海和刚果河流域“潜在的水力资源”供欧洲工业使用，并在直布罗陀海峡兴建一座巨大的发电水闸，利用“大西洋流入的海水”去推动涡轮机。同时，还计划铺设一条“横跨欧洲的铁路”，把顿涅茨盆地同威斯特伐利亚的工业区连接起来，使西方可以较为方便地获得东方的丰富矿藏。将来有朝一日整个俄国“向欧洲开放”的时候，可能还将铺一条四米宽轨距的铁路，连接东西两方，上面行驶六米宽和七十米长的大型客车，其车速将高达每小时二百五十公里。欧洲的运河系统也５２将大规模地改进——包括完成奥得河一多瑙河之间的运河工程，使黑海与波罗的海连接起来，还要开掘一条“欧洲苏伊士运河”，通过阿尔卑斯山，使上来因河与波河连接起来。德国的邮电部门也将把电报和电话设备改进得焕然一新。据说，他们已经同“欧洲的所有邮政管理部门”合作，“正在制订一项成立一个综合性欧洲邮政联盟的计划”。
就领土方面讲，要建立大空间就需要接受许多全新的概念，并且要修订一些原有的概念。以德国本身而论，它必须突破“俾斯麦帝国”的狭窄边界，因为今天的德国是“作为一个超国家的主宰者”，正“承担起超出民族国家范围的责任”。因此，“德国的概念”不再受“地图上标明巴黎电台（ＲａｄｉｏＰａｒｉｓ），１９４２年４月２２日。
德国运输部顾问温斯博士的文章，引文见《瑞典日报》（ＳｖｅｎｓｋａＤａｇｂｌａｄｅｔ），１９４２年３月２日。
《信号》（Ｓｉｇｎａｌ），１９４２年７月１日。关于纳粹改造欧洲运河系统的其他计划，多阅《新维也纳日报》（ＮｅｕｅｓＷｉｅｎｅｒＴａｇｂｌａｔｔ），１９４１年９月１０日。
德国邮政部长弗里德里希?里施在《德国邮政》（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Ｐｏｓｔ）
上发表的文章，１９４２年９月７日德新处曾引用。
海因里希?沙尔普在《法兰克福日报》上发表的文章，１９４２年３月的任何边界”的约束。还有，大空间本身“并不是一个地球物理学的概念而是一个地缘政治学的概念”，因为“整个领土可以成为凌驾于国家领土之上的一个统一体”（人民空间）。这样，大空间的地理界限不需要以任何现存的边界来划定。维尔纳?戴茨这时提出了“真实的和幻想的大生存空间”这个令人争论不休的课题。他称真实的大空间为“国际大家庭的自然生存空间”，它的特性、范围和形式，都是来自这种“国际大家庭”的“生物本质”。他把“欧洲国际大家庭”的大生存空间列为地球上六大主要地区之一。１９４２年３月８日的《德意志矿业日报》曾经较为含糊地提到一个“大西洋欧罗巴经济空间”。
就行政管理方面讲，大空间的组织所引起的问题，显然将通过把主宰民族理论同领袖原则密切结合起来的方法加以解决。前者是纳粹在对外关系中逐渐发展起来的，后者则是他们在管理国家方面坚持要遵守的。因此，大空间行政管理的拱心石是“领导民族”，他们把“大空间结成一个统一体”，并且“制订出大空间秩序”。领导民族５３行使领导权的方式必须恨据“实际观点来决定”，所以大空间的行政管理可以是以下四种形式之一：（１）结合管理：领导民族将通过外交代表“制订和指导”政策：（２）监督管理：领导民族将行使严密的监督权：（３）政府管理：“所有主要的行政工作将由领导民族的行政管理机构办理”；（４）殖民管理：“在这种管理形式下，大空间的人民根本不可以参加行政管理工作”。不论采用这些形式中的任何一种，国与国之间的关系的整个格局部将发生剧烈的变化。国际法不可避免地将被抛弃，因为如同维尔纳?贝斯特指出的那样，“大空间的秩序和大空间的行政管理，构成了一种新的共存的法律宪章，以前自由主义时代的‘国际法’和‘宪法’这些名称都不再适用了。”中立的原则也不能接受。“世界的改组”，其“结果可能产生出几个大区域，区域之间仍有可能发生战争”，但是这些大区域内的个别成员国要想“不参加这种战争，特别是欧洲的战争”，那是不可想象的。或者，象另一个纳粹评论员更加露骨地所说的那样，有哪一个小国有充分的独立性，能够在大国面前保持中立呢？中立的危机实际上是我们大陆结构的危机，是旧秩序和帝国崩溃的危机，也是新朝代诞生的危机。小国已经成了无情的历史发展过程的牺牲品，唯一的问题是：它们在屈服时是不抱任何希望呢，还是充满希望。
德国对大空间宣传的基调总是随着军事形势而变化的。在１９４３年初斯大林格勒惨败的冲击下，主题就完全改变了。这时，他们不仅把殖民主义扩张的调子小心谨慎地降低了些，而且对帝国主义空间的谴责也变成了当时的风气。他们强调指出，德国正从事于保卫整个欧洲大陆的一场战争，新秩序的建立只有在布尔什维克的危险过去以后才能加以考虑。在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会谈５４后于１９４３年４月１１日发表的冗长的公报中，德、意两国强调了这一意见，它们着重表明决心消除来自东、西两方的对“欧一非”地区的威胁，作为它们对保护欧洲文明的共同贡献。在１９４３年２月３日德国外交部新闻司发布的新的宣传指示中，国外的德国使团奉命采取这一方针：“英美和布尔什维克的胜利不会带来和平、安全和繁荣，只会带来另一场残忍的战争”，而欧洲则应被描绘成只有一个选择：“不是布尔什维克的混乱，便是有利于所有国参阅 Ｅ?Ｈ?博克霍夫博士在《布鲁塞尔日报》（ＢｒｕｓｓｅｌｅｒＺｅｉｔｕｎｇ）上发表的文章，１９４２年８月６日、７日和１６日。
甚至维尔纳?戴茨也加入这种谴责，他强调说，德国新秩序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参阅《卢卑克日报》（ＬｕｂｅｃｋｅｒＺｅｉｔｕｎｇ）上的文章，１９４４年３月１４日。
《法兰克福日报》，１９４３年２月７日。
《人民观察家报》，１９４３年４月１２日。
家的欧洲新秩序”。欧洲军事堡垒内的“欧洲合作”，这时成为德国最流行的宣传口号，甚至促使绍克尔在结束他对外国工人的发言时也高呼“新秩序万岁！”尽管象戈培尔不得不承认的那样，德国人过去一直“象魔鬼避开圣水那样”避免使用这种词句。有一时期，有人甚至建议，轴心国可以把它们的国际义务正式订入欧洲宪章。事实上，２ 月底里宾特洛甫访问罗马归来后，他们的确宣布要制订一项共同的欧洲纲领，并且给人以“欧洲法”随时即将公布的印象。
从德军在斯大林格勒投降的那天起，到战争结束时为止，除了涉及俄国的威胁外，很少议论到新秩序。在这时期，德国宣传机构所关心的一方面是尽量缩小自己在领土方面的愿望和野心，另一方面却是夸大苏联的侵略计划。为了想把苏联宣传成为最可怕的怪物，戈培尔于１９４３年１１月命令他的所有宣传机构搞一次他所谓的“新的大规模反布尔什维克运动”，利用红军军事方面的胜利，借题发挥，“使欧洲和我们的敌人毛骨悚然”。同时，德国在欧洲称霸深为可取云云的暗示，宣传起来比以前要谨慎得多。这时，他们只强调这一事实：德国仅仅希５５望在邻国中居第一位。戈培尔在１９４３年３月１１日的记者招待会上声称，德国的目的是建立一种“不是凭武力和强权来维持的，而是以自愿为基础的”新秩序。据说在这种新秩序中，“没有‘大国’、‘中等国’和‘小国’”，只有“历史上独特的有形实体，它们彼此间的关系以及同整体的关系，不可能也毋须建立在一种抽象的理论公式上”。为了使这种论点听来可信，宣传部现在发现有必要收回在对苏联发动进攻后自己向中立国所说的一些刺耳话。因此，它的语气变得痛苦惋惜，说是可惜这些国家对布尔什维克带来的共同危险和德国作战的真正目的全没有较为注意。在这一问题上，有一家报纸甚至断言，德国发动战争不是为了征服邻国，而是为了履行一项有利于欧洲各国人民的使命：“我们不是盲目而疯狂地想征服其他国家的人民才跨越过边界去的……我们是以新秩序和新正义的先驱者身分前往的”。笔者希望，本书以后的章节将对这种说法提供一篇适当的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