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胜利者的自大和自得决定了他们是难以听进任何逆耳忠言的，俾斯麦晚年郁郁不得志，和德皇意见不合，最后黯然离开政坛，而历史真的就像俾斯麦所预言的那样发展下去了。俾斯麦的地区守成政策迅速地被全球争霸的政策所代替，俾斯麦圆滑和高明的外交被粗暴和野蛮的外交所代替，俾斯麦的战略节制和和平发展的国策被野心勃勃的军事扩张政策所取代。德国崛起了，也要求在全世界有阳光的地盘下争取属于自己的地盘了，德意志变得越来越有扩张性了，开始觉得上天不公、给德意志的生存空间太少了。当德国咄咄人地与俄国竞逐巴尔干的时候，当德国在巴格达击退了英国的势力的时候，当德国在北非摩洛哥威胁法国的时候，俾斯麦所有的外交成果都被逐一断丧。骄傲自大的德国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四面树敌，地缘包围的阴影在一步一步靠近：英国先是和世仇法国签订和约，因为英国觉得英德矛盾已经上升为主要矛盾，接着英国又和俄国签订和约，再加上法俄和约，俾斯麦的预言完全被言中了。一次世界大战，德国被三面夹击(东俄，西英法美，南意大利)，德国战败被列强肢解。二战期间纳粹德国利用泛德意志主义和民族扩张主义全面走向军国主义道路，最后又两面被夹击(东苏俄，西英法美)，历史在以惊人的相似重复着。只是二战失败后德国更惨，国土被美英法苏军事战领，国土被人为地分裂成两个国家，国权也惨遭剥夺。军事扩张的德国完全放弃了外交和国家战略的制定，盲目迷信武力和暴力，最终尝到苦果。
笔者在德国留学其间，认识了一位德国老先生，他对中国文化特别感兴趣，我去他家作客的时候，他总会讲述很多过去的故事。有一次，他给笔者看了四幅德国不同时期的地图，第一幅是一张特别陈旧、发黄的德国地图，时间居然是1871年，那是俾斯麦才统一德国时候的地图，那时候德国的疆界跟今天略有出入，但大体上是一致的。第二幅是1940年纳粹德国时期绘制的地图，那时候德国的疆域象吹了气的气球一样，大大膨胀起来，1940年的纳粹已经吞并了捷克斯洛伐克、奥地利、波兰、法国、比利时和荷兰，“德国”版图大得惊人。如果地图再晚绘制一年，“德国”地图大概要延伸到苏联莫斯科了(1941年纳粹制定巴巴罗沙计划进攻苏联)。第三幅是1945年德国的地图，德国战败，版图大大缩小，纳粹的军事占领的土地被迫全部交了出来，当时德国的版图变成德国历史上最小的，而西德的版图就更小了，德国在俾斯麦以后扩张了那么久终于一无所获，还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第四幅是德国1990年重新统一后的地图，德国战后走和平发展、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道路，取得了举世羡慕的经济奇迹，最后东德主动要求和联邦德国合并。经过一个多世纪的轮回，德国的疆界又几乎恢复如初。
老人笑着对我说：“你们中国人，可以从普鲁士以来的德国历史学到很多东西”。是啊，老人的话总是充满智慧：德国全力去争的时候，最后却什么也没争到；德国不去(靠军事暴力)争的时候，国家版图却得以复原。这样看来，争却是没争，没争却是在争，这难道不是德国的教训和德国的智慧吗？这难道不值得今天生活在中国崛起时代的国人深思吗？
2.2 II.中国的俾斯麦
纵观俾斯麦的一生，我们发现了他身上充满矛盾之处。他出生于保守家庭，政治思想上反对社会主义，却进行了大量的社会改良运动，并推动建立了世界上最早的法定社会保险制度；他自己宣称是君主制的信徒，却又毫不留情推翻了实施君主制度的德国诸侯；他处处显示了德意志至上情结，却又小心谨慎，为欧洲许多国家的和平斡旋。在那么多的矛盾背后，俾斯麦其实就是一个国家实用主义者，他对内发展德国的经济，进行社会改良，以平息尖锐的阶级矛盾，为德国创造一个稳定的发展环境；他对外却收敛锋芒，大玩平衡外交术，以欧洲和平者自居；他念念不忘的是防止法国来复仇，因此小心翼翼地维护着和俄国、意大利和英国的关系，其根本目的也是为德国建立一个和平的周边环境，让德国能够搭上当时欧洲工业化的快车。
对比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我们立即就能发现中国的改革之父邓小平和俾斯麦也有很多的相似之处。邓公受命于危难之中，却能高瞻远瞩，力挽狂澜，促进了中国的复兴和崛起。他是共产主义者，却很早就发现了计划经济的问题，为了国家的整体利益他勇于抛弃意识形态，把中国带上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现代化之路；他善于把握世界总体趋势，看到了高科技是如何深刻地改变世界发展的轨迹，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重要论断；外交上和国家战略上邓公的国家实用主义路线一直到今天依然深刻影响着我国国家战略的总方向，邓后的中国领导人依然萧规曹随，紧遵邓公为我们留下的28字外交方针：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善于守拙，决不当头，有所作为。我想，中国古老的智慧和策略最完美地体现在这28个字内，邓的善于守拙和俾斯麦的善于守成是多么惊人地相似；邓韬光养晦的策略同俾斯麦的战略节制是多么的接近；邓的“决不当头”和俾斯麦的不争霸世界也有着异曲同工之妙。邓留给我们的指导方针我们今天的中国人应当牢记：无论外边世界怎么打得天翻地覆，我们中国要老老实实，关起门来，一心一意谋取建设发展。邓和俾斯麦都是实用主义的爱国主义者，都深刻参透一个道理：一个国家要谦卑，绝不可因为国力的上升而扬扬自得，到处用武力去张显自己的实力。一个国家决不可以透支自己的国力和滥用国力，到处进行扩张，而是要善于保存、维护和发展自己的国力，以一步一步壮大自己。一个新兴强国崛起的时候，要从地区守成的道路逐步走向世界强国的道路，而绝不能走全球争霸、四处出击的道路，更不能主动向世界霸主发起挑战。直到今天，韬光养晦和善于守拙依然有着极其强烈的现实意义，它有助于我们绕开许多弯路，让中国崛起的历史进程能够顺利完成。
3 运筹帷幄——德意志统一进程中的俾斯麦
19世纪50-60年代，得罪意志的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大规模的工厂一个接一个地建立起来。但是政治上，德国仍处于邦国林立的分裂状态，这必然阻碍了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统一问题提到日程上来了。在德意志邦联中，普鲁士的工业居全德首位；在政治上颁布了宪法，设立了议会，羸得了资产阶级的好感；在军事上，普鲁士拥有欧洲最强大的陆军，而且迫切关心德意志的统一，而不象奥地利只关心本帝国的利益。一切表明，应该是而且只能是普鲁士担负统一德意志的历史使命。
然而，普鲁士之所以能够通过王朝战争道路实现德国的统一，在很大程度上也得力于普鲁士的宰相奥托?冯?俾斯麦的卓越才干和主观努力。
俾斯麦出身于布兰登堡的一个容克地主家庭，是一个资产阶级化了的容克。在政治上，他是一个顽固不化的专制主义者，具有强烈的权力欲。他崇尚武力，讨厌“人文主义者的喋喋不休的说教”，被称为“舍恩豪森的野蛮地主”、“头号保守派容克”，因此，他极力主张由普鲁士通过武力来完成德意志的统一，而把奥地利一脚踢出德意志。他在上任后不久即公开宣布了他的政治观点：“德意志所瞩目的不是普鲁士的自由主义，而是它的威力……普鲁士必须保持他的威力，等待有利时机，这种时机已被错过好几次了……当代的重大问题不是通过演说与多数人的决议所能解决的——这正是1848年和1849年的错误——而是要用铁和血。”
在俾斯麦担任普鲁士宰相之前的十一年中，他的外交技艺受到了良好的锻炼。1851年，他出任驻法兰克福邦联议会的参赞，尔后升任公使。在这个“联邦议会的狐狸窝里”里渡过了八年，研究了德意志各邦相互矛盾的利害关系，亦学到了受梅特涅训练的维也纳外交界的不少东西。在后来出任驻彼得堡公使时，向俄国外交家哥尔查科夫学习过“外交艺术课程”。最后，在出任驻法公使时，从波拿巴主义的武库中借用了许多东西。1863年，国际上出现了有利于普鲁士统一德国的条件。克里木战争中，俄国已从欧洲霸权的顶峰上跌落下来，而且由于波兰起义及国内危机而疲于奔命；西邻法国正陷于侵略墨西哥的远征泥潭中，无力东顾；对欧洲大陆奉行“势力均衡”政策的英国，如果没有一个大陆强国的支持，是很难作出真正的干涉行动的。而且，在克里木战后，这三个德国人民的敌人之间的矛盾尖锐化了，已不能再共同维护德国的分裂状态了。洞察入微的俾斯麦当然对这一切了如指掌，展开了一场纵横捭阖的外交。首先，他利用普国在克里木战争中的中立地位搏得了俄国的好感，而且强调两王朝间的姻亲关系，并帮助俄国针压波兰起义和追捕波兰逃亡者，以此确保了俄国在不久之后的普鲁士对丹麦战争中的中立地位。其次，为安抚奥地利和欧洲其它大国，使之不形成反对普鲁士的敌对联盟，并且利用奥地利害怕普鲁士过于强大和乘机捞取战利品的企图，同奥地利结成了对丹军事同盟，并为日后发动对奥战争准备借口。于是，普奥联军在半年内就彻底打挎了陷于孤立的丹麦军队，并且在战争中普鲁士摸清了奥地利的军事力量底细。在以后的普奥战争准备中，俾斯麦竭力运用灵活多变的多边外交，利用各大国之间的利害矛盾，分析他们的弱点，稳住了英国、俄国，讨好拿破仑三世，拉拢与奥地利有领土纷争的意大利，造成了一个不利于奥地利的国际形势。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顺利地打败了奥地利，完成了统一进程中的关键一步。在普奥战争中，为讨好法国，俾斯麦答应了法国的领土要求，并要求拿破仑第三把这些要求写成文件。在对法战争准备就绪后，俾斯麦便把这一文件公开，从而激起了德意志全体人民的对法仇恨和争取到了亲法的南部诸郡。拿破仑第三终于坠入了狡猾的老狐狸精心安排的圈套中，并最终在色当一役惨败，帝国毁于一旦。这里不得不佩服俾斯麦过人的智慧谋略。他善于隐藏自己的意图，善于利用敌人营垒中的矛盾；并不拒绝玩弄巧妙的外交技术，但最显著的特点则是把对手搞得束手无策的巨大意识力。马克思说他是一个“关脑十分实际而又狡猾的人”。
作为出色的政治家和外交家，俾斯麦有一个不可或缺的特点；就是那惊人的坚韧性和自持性。这一性格对普鲁士王朝战争的顺利推进并迅速取胜起了决定性作用。早在1862年的宪法纠纷中，他就不顾义会反对，强制推行军事改革方案，到处筹措款项，着手准备以“铁和血”为标志的普鲁士德意志的统一战争。在1866年的普奥战争中，普军获得萨多瓦大捷后，普王、最高统帅、军士都想以胜利者的姿态进入奥地利首都，俾斯麦却表现得出奇地冷静，坚决要求停战。他看出，如果进军维也纳，战争就会拖延下去；过分凌辱奥地利和南部各邦，不仅会加强反普势力，妨碍统一大业的最终完成，而且有可能招致法国出兵。如果奥地利保持独立，则日后在外交上可与之联合。历史证明此后普奥和平共处，并在重大的政治斗争中联手共进，为普鲁士对法作战羸得了时间和精力，奠定了坚固的后方，取得了德意志的最终统一。假如没有俾斯麦的冷静头脑和坚韧意志，很难想象德意志的统一战争会演变成怎样的冲突！
纵观整个德意志统一进程，可说其成功正是在于俾斯麦的运筹帷幄。由于他具有深遂的洞察力，对统一战争的时机与形势估计得十分准确，采用正确的战略方针，使分裂了五百多年的德国重新成为一个统一的德意志帝国，为德国的社会发展创造了重要前提，是德国历史发展中的一大进步。虽然统一后的德意志保留了浓厚的封建残余，并且采取强权政治，扼杀了民主主义，并且由于俾斯麦对法国的残酷掠夺使德法两大国关系长期处于紧张状态，为新时期欧洲国际关系布下了阴影，为两次大战的浩劫埋下了种子，但是他的历史功绩始终是巨大和不可抹杀的。
4 群雄争斗智者胜--普法战争传奇故事/中外战争传奇丛书
1.战争话题
2.普法战争概况
3.普鲁士在战争中崛起
4.法国拿破仑三世穷兵黩武
5.普法争雄势必一战
6.战争的导火索
7.“铁血宰相”俾斯麦
8.一份电报引发战争
9.仓促宣战后果严重
10.普鲁士沉着应敌
11.实际统帅毛奇
12.法军进攻与普军反击
13.上行下效勿忙逃跑
14.莱茵军团成了瓮中之鳖
15.皇帝屈从于皇后
16.夏龙军团钻进捕鼠笼子
17.普军包围色当城
18.创造奇迹的围攻战
19.法国皇帝当俘虏
20.第二帝国崩溃
21.战争性质起了变化
22.“国防政府”靠阴谋执政
23.人民抗战困难重重
24.普军对巴黎围而不攻
25.法国抗战最终失败
26.两次起义遭镇压
27.巴黎新政府上台
28.签订战争和约
29.德意志帝国在巴黎成立
30.德国侵略者罪行累累
31.法国内战一触即发
32.巴黎公社在战争中诞生
33.俾斯麦协助消灭公社
34.保卫公社的搏斗
35.马克思论普法战争
36.恩格斯获“将军”称号
37.普法战争短评
3.普鲁士在战争中崛起
普鲁士是一个典型的军事封建王国。它的祖先系日耳曼民族中的一个骑士团，13世纪时定居到波罗的海南岸地区，称为普鲁士。后来，子孙日益繁衍，在那里建立起普鲁士公国。公元1701年，腓特烈一世获得“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允许，加冕为普鲁士国王，普鲁士由公国升格为王国。
此后，普鲁士的历任国王，通过各种手段扩充自己的疆土，先后从瑞典“购置”了福尔波门地区及什切青等城市，从奥地利手中夺取了西里西亚和东弗里斯兰地区，从波兰夺得西普鲁士和内策行政区等。通过18世纪的发展，普鲁士成了欧洲的军事强国，成了德意志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中心。
在这一发展过程中，普鲁士国家的官僚组织、军事组织及政治统治都获得了巩固。王室通过庞大的常备军和日益增长的税收，加强了中央集权的专制制度，建成具有军国主义传统的国家。
19世纪初期，普鲁士已经成为统治北德意志的大国。但在1806年的对法战争中，它被法国拿破仑一世打得惨败，按提尔西特和约规定，丧失了一半领土。此后，普鲁士被迫进行了资产阶级改革，只是国家大权仍然控制在王族手里。
1815年拿破仑一世在战争中失败后，普鲁士在战胜国的维也纳会议上获利，收回了失去的绝大部分领土，从此又恢复了军事强国地位。到1822年，它已拥有8个省份，英疆域自东欧延伸至德意志中部和西部，占有最重要的工业区经济发达地区，为统一德意志奠定了社会和经济的基础。
19世纪20～40年代的普鲁，一方面，在政治上出现了反动的封建复辟；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经济也迅速发展了。国内工业革命开始，农业也逐渐过渡到了资本主义的地产制。19世纪40年代初期，普鲁士的资产阶级形成为反封建的反对派，要求获得“统一与自由”的民族运动兴起；与此同时，无产阶级也开始登上了政治舞台，要求获取自己的政治和经济权利。
1848年，在欧洲法、奥、意、匈等国的资产阶级掀起民主、民族革命的浪潮中，德意志的许多邦国也都爆发了革命运动，但是由于资产阶级的软弱和妥协，革命最终失败。这样一来，德意志的统一问题，已不可能由革命来实现了。
1861年1月2日，作为摄政王的普鲁士亲王正式登基，成为普鲁士的新国王，号称威廉一世。这位国王和后来的德意志帝国皇帝，本是老国王腓特烈一威廉的第二个儿子。由于兄长身患重病，他侥幸成为普王继承人，受封为普鲁士亲王。
亲王颇通军事，10岁时即被送人部队接受锻炼，长大后历任军官职务。在1848年的德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他曾率领军队镇压了柏林人民的革命运动。1858年，他以亲王身份成为普鲁士的摄政王，实际上开始掌握国家大权。
普鲁士亲王摄政以后，立即解散了旧内阁，建立所谓的自由主义新内阁，以巩固和加强对政府的控制。同时，他还积极支持军政部长罗昂和总参谋长毛奇，命令他们进行军事改革，强化普鲁士的军队建设。他颁发敕令，迫使每一个青壮年都接受强制性的军事训练，致使普鲁士各地兵营林立，军国主义的思想和组织也普遍泛滥起来。
那些极力鼓吹王权至上的贵族和地主们，更是空前活跃。他们宣扬用暴力征服和排斥其他民族，鼓吹沙文主义的“爱国精神”，强调军队要无条件地服从国王，要不顾一切地进行扩张战争。
这样，威廉一世继位不久，普鲁士的军事实力便急剧增长，从而为发动王朝战争准备了条件。
威廉一世登基后，由于改组内阁和加快改革军事，曾一度面临政府危机。当时，德意志仍然处于纷乱状态，国内外的斗争形势非常复杂。威廉深深感到，要想加强统治地位，进而统一德国，光有决心还不行，还要有一个强有力的助手。他经过反复挑选，终于找到了自己的理想人选，他就是最忠实的保皇分子俾斯麦。
1862年秋，俾斯麦被任命为普鲁士的首相兼外交部长。这位铁腕人物上台后，与罗昂和毛奇一起加紧军事改革，积极进行扩军备战，使普鲁士很快就走上了侵略扩张的道路。
1864年，普鲁士和奥地利一起，发动了侵略丹麦的战争，从丹麦夺得了石勒苏益格地区和基尔海湾。
1866年，普鲁士又联合意大利发动对奥地利的战争，取得胜利后，彻底取代了奥地利在德意志邦联中的盟主地位。
此后，普鲁士不仅成为最大的一个德意志邦，拥有人口2400万，而且还纠集北部的22个邦国，组成了“北德意志联邦”；1867年7月，普鲁士国王正式成为联邦元首，被推举为联邦武装力量的最高统帅。
当时，所谓的“邦联”和“联邦”，是两种不同的联盟体制。1815年，以奥地利为首而建立的“德意志邦联”，是一个由许多拥有独立主权的邦国所组成的政治联合体，这些同民族的邦国，在政治上是各自独立的，只不过在外交和军事方面采取某些联合行动。1867年，在普鲁士控制下建立的“北德意志联邦”，则基本上已成为统一的国家，有统一的立法，在外交和军事上采取统一的行动。
威廉一世成为北德意志联邦的元首后，更加积极地采取了集权措施。
首先是在政治上严格控制联邦委员会。北德意志联邦的联邦委员会，由所有参加国的政府派出代表组成，但普鲁士在其中居于领导地位。普鲁士的首相俾斯麦兼任联邦首相。
其次是在军事上掌握实权。一个最明显的事例，就是联邦委员会曾强迫南德并未参加联邦的4个大邦，即巴伐利亚、符腾堡、巴登和黑森一达姆斯塔特，同联邦签署了军事协定。根据协定，普鲁士总参谋部变成了德意志的最高军事机关。
当时，南德的4个大邦之所以没有参加北德意志联邦，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法兰西帝国从中作梗，法国对于紧邻它的这几个邦国尚有颇大的影响力，便鼓动它们与普鲁士分庭抗礼。
这样，消除法国对南德4大邦的影响力，并阻遏法国在欧洲大陆的扩张，便成了普鲁士在建立北德意志联邦以后的重大政治目标；而这一任务的完成，普鲁士王国的统治者早就把希望寄托于战争手段。
1870年7月，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悍然发动了对普鲁士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普鲁士首相俾斯麦、总参谋长毛奇和军政部长罗昂，都充分发挥了自己的才能，使战争以普鲁士的胜利宣告结束，从而导致了德意志的最后统一。
1871年1月18日，在普法战争尚在进行的过程中，在法国首都附近的凡尔赛宫里，威廉一世正式宣布了“德意志帝国”的建立，并加冕为皇帝。普鲁士王国依靠战争手段变成了德意志帝国。
5 充满仇怨的德法关系的历史回顾
二战结束后，德国人民陷入了深深的自责与反省之中。同样，以阿登纳为首的德国政治家们也在思考着德意志民族的前途及其出路。通过对两国历史的深入研究，阿登纳认为两国必须走出冤冤相报的怪圈，才有前途可言。这个怪圈就是两国“相互之间……根深蒂固的敌意和不信任”，以及为争夺欧陆霸主地位而不断兵戎相见，以致恶性循环的状态。
这个怪圈滥觞于公元三世纪起日耳曼人对高卢的大举入侵。公元三世纪，日耳曼人大举入侵高卢，其中西哥特人与勃艮第人在入侵后分别建立了王国；5世纪80年代，法兰克人(日耳曼人的一支)也开始入侵高卢，到6世纪中叶，法兰克人开始统治整个高卢。两国之间怨恨的种子大概是这个时候播进土壤的。
产生于5—6世纪之交的法兰克国家在查理统治时期(768—814)达到极盛。查理也因此而被当时的人视为“欧洲的统治者”。但由于查理帝国是在征伐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是一种暂时的不巩固的军事行政的集合体；并且帝国缺乏统一的经济基础，各地发展很不平衡；另外，帝国实行的采邑制导致了“王室的彻底削弱、豪绅显贵的独立和帝国的瓦解”，所有这些，导致了中央权力的动摇和分化。因此，在查理大帝死后，他的不稳固的帝国便难以维持了，最终走向瓦解、分裂。817年，虔诚者路德维希把帝国分给三个儿子罗塔尔、丕平、日耳曼人路易，自己则保持最高权力。829—833年，虔诚者路德维希企图为他第二次婚姻所生的儿子查理(即秃头查理)获得一个分国，引起他的三个年长儿子的反抗，他们发动战争反对父亲。840年路德维希死后，三个儿子罗塔尔、日耳曼人路易、秃头查理又彼此混战。最后，他们于843年在凡尔登签订了著名的关于三弟兄瓜分帝国的条约。条约保留了长兄罗塔尔的皇帝称号，而帝国的领土则分为三个部分。帝国西部的领土阿奎丹尼亚，即后来发展并称为法兰西的“西法兰克王国”，由秃头查理获得；东部的巴伐利亚等地区，即后来发展并称为德意志的“东法兰克王国”，由日耳曼人路易获得；归罗塔尔的则是秃头查理和日耳曼人路易两块领土之间——从莱茵河口起到罗纳河口止——的一长条地区和意大利。凡尔登条约的重大意义在于大体确定了后来的法、德、意三国的雏形。但“这种划分是极其草率的，尤其是界于法德之间的楔形地带，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仍为法、德两国时常发生争执的地方”。
可以看出，近代德意志、法兰西两国的形成本身就是矛盾对立的产物，而这种情况又为德法两国结怨埋下了伏笔。因为他们诞生之日也就同时诞生了敌意。
分裂后的各王国在相继完成封建化的过程中，逐渐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从9世纪到15世纪，德意志历史经历了王权的巩固、削弱、重振与崩溃这一过程，到15世纪末，德意志王权跌落到最低点。“德国深深陷入四分五裂之中”，而这几个世纪中，法兰西历史则经历了从分裂到统一的过程。其中重要的事件是英法百年战争(1337—1453)。“百年战争是法国政治发展中的一个转折点”，因为“经受过这场战争以及随着战争而来的破坏的考验，法国变得更加统一、更加巩固”。到路易十一时期(1461—1483)，法国的统一已基本完成，并实现了政治的统一。
法国的统一与德意志的分裂这一反差刺激了法国的扩张野心，为法国企图称霸欧洲提供了最佳时机。法国要扩张，必然威胁到它的邻国，这里面自然就包括德意志。于是，随着法国谋取欧洲霸权，法德之间的敌意与仇怨也不断发展。
其实，法国谋取欧洲霸权由来已久。早在腓力普四世(1285—1364)时，就有一位法学家杜布亚撰写了一个法国大国主义计划，体现了法国称霸欧洲的野心。杜布亚认为“法兰西国王应当充当全世界的君主的角色，……希望……领有莱茵河西岸”；希望能使法国的“腓力普……从法国指导欧洲的政治”。但法国称霸欧洲的初次尝试在它的一切邻国，首先是德意志各诸侯的反对下终告破产。
我们知道，“十七世纪是法国真正称霸欧洲的时期”；“1679年签订的奈梅根和约……是封建法国在欧洲最强盛时期的标志”，但法国的霸权是在与别国，首先是德意志的斗争中逐渐建立的。从16世纪初期起，哈布斯堡王朝的领地从四面八方包围着法国，这对法国非常不利，因此法国便“力求脱身于这种受钳制的状态”，它选择以意大利为突破口来打破这种受包围的状态。这种包围与反包围的斗争便是法国发动几次意大利战争(1494—1559)的起因，也是贯穿着16、17世纪和18世纪一部分时期的法兰西——哈布斯堡竞争的起因。难怪有人会说，意大利战争是“法国和哈布斯堡王朝争霸欧洲的鏖战”。16世纪的德法对立还表现在法国支持德意志新教诸侯反对信奉天主教的皇帝。利用这种办法，法国在政治上促使德意志帝国衰微，同时“不时地、一块块地割下帝国的领土”。
16世纪末、17世纪初，法国出现了所谓追求法国“天然疆界”的说法。在路易十四亲政以前，摄政的首相黎塞留(1624—1642)一再论证：古代法兰克人曾征服过高卢。因此他在其《政治遗书》中写道：“我秉政之目的在于：为高卢收回大自然为它指定的疆界，……将法国置于高卢的位置上，在原属古代高卢的一切地方建立新的高卢”。
正是在这种意图的支配下，即“加剧和利用德意志的分裂，……力图将王国的疆域在东北和西南方向继续朝‘天然疆界’推进，为法国打开通往邻国各邦的大门”，法国于1635年介入了主要战场在德意志领土上的30年战争。30年战争既是德国内部两个诸侯集团之间以及诸侯与皇帝之间的一场内战，又是西欧和北欧主要国家(如法国、瑞典)相继卷入的一场大规模的国际冲突。战争以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签订为结束的标志。根据和约，瑞典夺去了北方的奥得河、易北河和威塞河的河口，法国夺去了德国西部最富饶的地区，实现了黎塞留“天然疆界”计划中把国界扩张到莱茵河的目的。而且法、瑞典“两国都有权干涉德国内政”。然而，德国国内的分裂割据局面却并没有随着战争的结束而结束，反而“实际上还让德意志各地方诸侯成了完全独立的势力”。因此，洛赫才会说：“三十年战争是以法国的胜利以及取得欧洲霸权而告终”的。
毫无疑问，30年战争加剧了德法之间的怨恨与敌意。18世纪中叶，德法之间的紧张关系被法普(鲁士)矛盾所代替。这种情况的出现与德意志境内的政治发展分不开。17世纪以来，德意志版图上有两个大邦——普鲁士和奥地利——从政治混乱局面中脱颖而出。普鲁士与奥地利逐渐成为在德境内竞争的对手，竞争在18世纪渐趋尖锐。奥地利为了拉拢法国以便在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用联姻的方式达成了法奥同盟(1756年)，使得“法国与奥地利之间由来已久的敌对关系已经消逝，敌对关系转化为……法奥同盟”。其后，法奥与普鲁士在18世纪50年代晚期发生了战争。且1788年，英、普、荷签订了反对俄、法、奥的三国军事同盟。
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法德关系也因此而发生变化。奥地利和普鲁士这一对德意志境内的冤家，由于极端害怕毗邻的法国革命引起国内革命，以及法国革命直接威胁它们的封建秩序，两国关系渐趋缓和，结成了反法同盟。从1792年—1813年，奥、普先后组织或参加了六次反法同盟，虽然都先后失败了，但到这时，德法冤冤相报的怪圈已然形成。其后，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里，法国人和德国人三次兵戎相见，浴血残杀”。这三次兵戎相见指的是早已为人们所熟悉的1870年的普法战争、1914年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和1939年爆发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毫无疑问，这些“兵戎相见”都是德法仇怨发展的结果。但是，这期间的德法关系远比三次战争复杂得多。
普法战争爆发以前，普法两国矛盾已较尖锐。首先，两国都想获得莱茵河左岸的阿尔萨斯与洛林地区；其次，两国都想夺取西班牙空缺的王位；再次，法国想利用其对西德诸国的影响，企图阻止德意志统一，反对出现一个新的强大的德国，而普鲁士则“力求夺得统一德意志的领导权，建立德国，角逐欧洲”。
在两国矛盾相当尖锐，战争一触即发的情况下，爱姆斯电报成为战争的导火线。1870年7月19日，战争正式爆发。轻敌的法国最后战败，被迫同普鲁士签订和约。根据1871年的法兰克福和约，法国把阿尔萨斯——洛林割让给普鲁士，并赔偿50亿法朗作为战争赔款。德意志也因此完成了统一，成为法国强有力的对手和威胁。巨额的赔款和领土的丧失，使法国产生了强烈的复仇情绪，以致法德矛盾构成了19世纪70年代欧洲国际关系的主要内容。普法战争不但没有消灭德法之间长期的对立，“没有使德法之间的宿怨趋于缓和”。相反，使德法关系更加复杂化，加深了它们之间的鸿沟，并孕育着新的战争危险，导致了军备竞赛和军国主义的发展。“法德矛盾长期存在，终于酿成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的掠夺意图和法国的复仇主义情绪，决定了这两个强国之间的紧张关系”。两国在1875年发生了战争危机，尽管战争危机最后解除，但仇怨却越积越深。德国是想在失败的法国还没有复兴之前，先发制人，再发动一场对法战争，彻底击败法国，以消灭法国复仇的可能性。法国则针锋相对，利用错综复杂的国际局势，成功地击垮了俾斯麦的战争威胁。
八十年代中期，法德关系再度尖锐化。1886年，后来担任法国国防部长的布朗热在法国煽起复仇主义狂热，并着手加强军队。德国政府则正想利用保加利亚危机造成的英俄关系的恶化和法国的复仇主义狂热，发动一场对法国的战争。但最后“由于俄国拒绝同德国签订中立条约，德国又一次被迫在德法战争的边缘上停止不前”。“法德关系在90年代稍有缓和”，法俄在1893年底，完成了缔结同盟的手续。总之，在1871—1900年间，“法国对外政策的基本方向，……仍旧是准备复仇主义的对德战争”，“法德矛盾是帝国主义间的最重大的矛盾之一”。
20世纪初，法德矛盾加剧。法国借收复阿尔萨斯、洛林的要求，积极准备复仇战争。法德两国的资本集团在摩洛哥、土耳其、中国等地的竞争异常激烈。如1905年和1911年的两次摩洛哥危机就是法德矛盾的表现。在同德国争夺的同时，法国加强同英、俄的接近，共同的需要和战略考虑使得英法协约和英俄协约先后于1904年和1907年签订，法英俄三国军事同盟最终形成。到这时，两大帝国主义军事集团已经形成，世界大战已不可避免。
1914年，一战爆发。德法两国的正式交锋于1914年8月开始。双方先后展开了马恩河、凡尔登、索姆河等大的战役。后由于美国的参战及德国的腹背受敌，德国于1918年11月11日投降。1919年6月18日，协约国对德和约即凡尔赛和约签订。德国为战争付出了高昂的代价，被迫把阿尔萨斯和洛林归还法国。此外，将萨尔矿区的煤矿归法国所有。莱茵河左岸的德国全部地区由战胜国共管。另外，德国还要赔款，割让全部海外殖民地等。法国基本上完成了对德国的复仇。但这种建立在一国对另一国的掠夺的基础上的复仇只会使矛盾加深和不断地积累，总有一天，矛盾会再次爆发。
一战以后，“法国外交面临的最大难题仍是对德关系”，法国采取强硬的对德态度，力图使德国一蹶不振，并在1923年挑起鲁尔事件。20年代中后期，即赫里欧和白里安政府时期，法国力求改善与德国的关系甚至与德国和解。30年代纳粹在德国上台后，法国一度奉行对德强硬政策，但最终被对德绥靖政策所代替。
然而，不管法国对德国采取的是和解政策还是绥靖政策，德法之间的仇恨并未消除，德国对法国仍是耿耿于怀，并暗暗地积蓄力量，在希特勒的煽动下，民族复仇主义情绪不断高涨。一旦恢复了元气，德国就蠢蠢欲动了。从中欧、东欧开始，希特勒的扩张计划不断获得成功，这更刺激了他的野心，终于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德法之间于是第三次烽烟再起。德国以闪电般的速度击败了法国，建立了傀儡政权，痛解一战后对法国的心头之恨。但在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共同打击下，纳粹再次尝到了失败的滋味，并为之付出了比一战更沉重的代价。由于纳粹的暴行，德法之间的怨恨越积越深。
通过对德法关系的历史回顾，可以看出，德法在历史上充满了深深的仇怨与敌意，用“宿敌”或“世仇”来形容它们的关系丝毫不会为过。这种关系往往造成两败俱伤，从长远来看，没有谁是真正的胜利者。因为“胜利者都不是最后胜利者，……复仇主义导致的只能是战争的再次爆发，战争只能导致一次较一次更严重的破坏”。那么，为什么德法之间会走进冤冤相报的怪圈呢?这主要与两国解决相互之间冲突的方式有关。我们知道，自从民族国家出现以来，各个国家出于维护民族利益——如领土、资源、人口等——的要求或争夺其他利益，相互之间出现矛盾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一般来说，矛盾冲突的解决无非两种方式——对抗与妥协。对抗表现为国与国之间剑拔弩张，甚至付诸武力；妥协则表现为相互让步，直至达到和解与合作。但两个国家之间“如果不是用妥协的方式解决冲突，而是用对抗的方式即用一方消灭另一方的方式来解决冲突，那么，冲突的根本解决意味着更大的冲突的生成，冲突的暂时解决意味着埋下了长期冲突的种子，它必然会在新的条件下，采取同样的方式解决面临的问题”。我想，这就是德法之间“冤冤相报”的症结所在。
从这里也可以得到一点启示，那就是，德法之间如要走出恶性循环的怪圈，必须改变两国解决冲突的方式。阿登纳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他当然也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并认为在二战后新的国际形势下，德法两国只有变对立为和解，才有光明的前途。
6 对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前期法德关系的解析
普法战争结束后，欧洲的力量格局发生了根本改变。法国自黎塞留以来200年的大陆优势地位一去不返；一个强大的中欧帝国——德国通过三次王朝战争诞生，一改中欧往日羸弱的形势，更令周围的大国恐惧与疑虑。本文试图从法德两国内部因素、两国之间的互动到两国关系与整体的欧洲大国关系之间的互动这三个层次来解析1871－1875年法德关系。
主题词：普法战争 法兰克福条约 文化斗争 君主复辟运动 战争在望危机
1870-1871年普法战争为1853年克里米亚战争以来的欧洲动荡迷局降下了大幕。对于此场战争的意义，英国政治家迪斯累里在1871年2月9日做了精确的诠释：“此一战事乃一场德意志革命，其政治意义远大于上一世纪之法国大革命。往昔之外交传统一一被打破，新天下产生于焉，均势已遭全毁。”①1871年欧洲的面貌已经远非梅特涅时代的政治家所能认知。自1815年以来，欧洲的均势依赖于这样几个安排：法国和俄国这两个陆上强国居于大陆的两翼；中欧的德意志邦联具有集体防御的性质，理论上不可能联合起来向外扩张，又能消弭内部纷争，还能联合抵制外来威胁；奥地利和普鲁士的关系由德意志邦联来联系和规定；英国作为均势的“离岸平衡手”基本上处于“守夜人”的角色。欧洲均势也全赖各国的共识——正统保守主义加以支持。然而这种安排在随后的岁月里并没能长治久安，固有的内在缺陷在自由主义、民族主义和东方问题的冲击下暴露出来，成为致命伤。法国的波旁复辟王朝1830年被推翻，奥尔良家族和波拿巴家族先后统治法国，特别是拿破仑三世执行打破现状的政策。德意志邦联中普鲁士对奥地利的领导不以为然并时常感到委屈；在民族主义大潮下，德意志邦联显然也不符合德意志统一运动的愿望，普鲁士在俾斯麦的领导下展开自上而下的统一运动。俄国和英国、法国更是为了东方问题直接兵戎相见。这一系列问题的结果是，克里米亚战争以后，又接连爆发了一系列局部战争：1859年法、撒丁对奥战争、1864年普、奥对丹麦战争、1866年普、意对奥战争、1870年普法战争。其中影响最大的战争是1870-1871年普法战争。
俾斯麦在普法战争中成功地使战争局部化，其他大国英、奥、俄都没有介入。他手中的钥匙是普俄传统友好关系。英国格拉斯顿政府关注国内政治问题、执行远离大陆政治的孤立政策。奥匈对1866年的失败耿耿于怀，但是在法国取得战场优势之前，它不会向普鲁士举起复仇之剑，此举绝非高明，也不失为稳重之策，因为奥匈不能再经历失败，否则有解体之危。欧陆上没有任何的同盟，建立在共同镇压波兰民族主义基础上的普俄友谊就显得非常重要。俄国在战争中不但对普鲁士善意中立，而且警告奥匈不得动员，使得奥匈更不敢轻易加入战局。对于俄国来说，在战争中也决非一无所得。俄国乘机宣布废除1856年《巴黎条约》中黑海中立化的条款，并得到德国的支持。俾斯麦讲到：“这(黑海问题)是巴黎条约最笨拙的一些规定，因为不可能长期禁止一个拥有成亿人口的民族对自己的海岸行使理所当然的主权。”②
①亨利 基辛格，《大外交》(顾淑馨 林添贵译)，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P125
NORMAN RICH, GREAT POWER DIPLOMACY 1814-1914,NY,1992,P218
WILLIAM L.LANGER, EUROPEAN ALLIANCES AND ALIGNMENTS,1871-1890,NY,1931, P13,14
②奥托 冯 俾斯麦，《思考与回忆》(山西大学外语系译)，北京，东方出版社，VOL. II,P80
俄国的做法最终在1871年3月的《伦敦公约》中得到1856年条约签字各国的承认。然而，这也为今后两国关系投下阴影。俄国总是认为德国应该为俄国在普法战争的善意中立给予回报，而德国则认为它在黑海问题上给俄国的支持已经是报答。俾斯麦对此直言不讳：“对我们来说，这(黑海问题)是培植我们同俄国关系的一个把柄。”①
1871年1月18日，一个强大的中欧帝国-德意志帝国诞生在法兰西第二帝国的废墟上。此时战争的结果已经没有悬念，自色当和梅斯兵败以来，1870年9月4日革命后诞生的法国国防政府在梯也尔周游欧洲各大国寻求支持未果的情况下只能做绝望的斗争，失败似乎不可避免。如果国防政府依靠广大人民的支持，继续战争，时间越久，对德国是不利的。考虑到国内社会动荡,特别是惧怕马克思主义进步力量的壮大,1871年2月仓促选举出的法国国民议会很快与德国在凡尔赛达成预备和约。俾斯麦在和约内容上也做出让步，因为他强烈担心战争持续下去将遭遇其他大国的干涉；另外他也要在战争中将重大决策权牢牢抓在自己手里，而不是开战以来一直企图将他排斥在决策层之外的总参谋部那些“半人半神”(俾斯麦对参谋部高级军官的讽刺之语)手里。1871年5月10日，美茵河畔法兰克福，法兰西共和国和德意志帝国签署了正式和约，结束了普法战争。作为战败一方，法国不得不接受德国提出的苛刻条件：法国割让阿尔萨斯和上洛林给德国；法国在三年内(1874年3月2日以前)分期支付50亿法郎(价值2亿英镑，当时约合中国白银7.2亿两)战争赔款给德国，德国占领军将根据法国的赔款履约情况分批撤出法国，直到战争赔款完全赔付后完全撤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