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甘总督舒兴阿来援庐州，有兵万人，与太平军稍一接触，立即撤退，做了缩头乌龟，再不发一兵一卒救援。江忠浚为救其兄，苦求湖南巡抚骆秉章拨给湘勇千人，与刘长佑来援。江氏兄弟相隔数十里，却被太平军所阻，江忠浚、刘长佑率军左冲右突，死伤甚众，始终无法突破太平军阵地。江忠源眼见城外援军万人，因舒兴阿的胆怯而消极不进，上奏咸丰要求由老战友和春节制城外诸军救援，然而上谕还没批回，末日已经降临。
咸丰三年十二月十六日，公元一八五四年元月十四日，胡以晃炸开小东门和水西门，冲入城中。江忠源正与其力战，知府胡元炜与团练头目打开北门，放太平军入城。原来，胡元炜因欺骗江忠源进驻庐州，置上司于死地，江巡抚“怒元炜不能布置于平日，复诡词怠误于临时，每见必斥责之”。胡元炜知江忠源外号“江屠夫”，手段酷烈，恐为其所杀，已受胡以晃招降。此时太平军与清军战斗正烈，胡元炜打开北门，清军顿时阵脚大乱，纷纷缒城逃生，江忠源见太平军大队入城，知事不可为，挥剑自尽，被左右救下。都司马良勋背负江忠源出城逃跑，江忠源性格刚烈，因其先对身边清将夸下海口，誓保庐州安全，又上奏咸丰，与城同存亡，此时自觉无颜见人，于是痛咬马良勋耳朵，马良勋吃痛，放江忠源下地，江忠源投水关桥自杀。
一八五四年十二月十七日，庐州城陷，清军名将江忠源殉难，庐州人趁乱灭胡元炜满门。
江忠源死前一月曾上奏咸丰皇帝，“城存，臣存！城亡，臣亡！”咸丰回批，“庐州可失，江忠源必不可死”！诏书到时，城已陷二日！
江忠源书生从军，以楚勇三百从乌兰泰，所过必克，仅二年即从县令升至疆臣，然自南昌一役后，败仗接二连三，何哉？
从客观因素来讲，江忠源得势过早，是其败因之一。江忠源仅二年即由知县升至巡抚，升迁过快，来不及培养、组建自己的军政班底。巡抚江忠源手下士卒、幕僚相比县令江忠源，并没有实质性增长。江忠源在永安已带勇一千人，升至安徽巡抚，其直系部队，比初起时只增加四百人而已。兵力没有明显增长，江忠源的责任却变大了。以千余兵力守安徽全境，自然力有不逮。
江忠源本来受命赴江南大营增援，江氏曾与曾国藩商议练兵万人，赴江南围攻天京，这个计划如果成功，江忠源率湘军万人与张国梁并肩作战，相信晚清历史会有很大改变。因奉命援南昌，江、曾战略计划未得实施。南昌战后，江忠源又转援湖北，虽然在田家镇大败，但如非升任安徽巡抚，江忠源继续留在湖北支援吴文熔，苦撑至罗泽南、李续宾的湘军和刘长佑的新楚勇前来会师，事情也会有很大不同，吴文熔和江忠源也许都不会死。
但是，咸丰帝的胡乱指挥，将江、吴二人都送进了鬼门关。西征太平军兵分两路，一路攻江西，一路攻湖北，在这个广大的战区，清军竟然没有一支劲旅坐镇，徒以江忠源来回机动，成为一支救火队。杨秀清的战略远比咸丰高明，先攻湖北，吸引清军主力至湖北增援后，留下偏师监视湖北清军，主力再回师兵力空虚的江西腹地，清军只得被动挨打。以当时的态势来看，在局部战场，无论战斗力还是兵员数量，太平军占有绝对优势，仅以江忠源一军，想同时保住江西、湖北是不可能的。正确的做法是放弃相对贫瘠的的江西，集中兵力死守湖北，待湖南、广西清军陆续增援，打垮湖北西征军，再救江西，同时调动北方清军夹击。“将欲取之，必先与之”，舍不得放弃土地，是清军指挥上的重大失误。因为寸土必争，兵力又少，清军只能分散在广袤的战区，被太平军各个击破，其后江南大营的破灭，也与此大致相同：江南大营，也仅以张国梁一军，来回机动，最后“捷勇”被灭，江南大营自然破灭。曾国藩奉命节制四省后，布置战略，就远比咸丰高明，在确立争上游，攻天京的目标后，曾国藩集中兵力全力在战场上寻求突破，并不因为太平军攻取江浙等地而为所动，这是前期清军处处失败，后期湘军制胜的关键。
“性格决定命运”，从江忠源自身来说，江忠源的性格也导致他的败亡。江忠源个性刚烈、豪爽、自信，缺乏的是一股韧劲。他所管带的楚勇，虽然有很强的战斗力，但是主要是靠主帅的魅力和士兵的豪侠性格在作战，营制疏略，不注重“洗脑”，结果士兵闹饷溃散，战斗力号称天下第一的楚勇因此削弱（也因清朝对汉人功臣的封赏实在太薄）。《湘军志》记载：曾国藩以“楚勇尚剽锐，营制疏略，乃命千总张登科领湘勇二十人为前哨。戒忠淑、登科曰：‘哨探必百里，至瑞州待湘军而行。’忠淑狃其家军称劲旅，心笑曾公怯，驱而前，中途讹言寇至，哗而溃走，奸民噪惊之，弃军械、饷银，退保义宁”。曾国藩因此致书江忠源，提议改良楚勇，江忠源“未及用”。“未及用”是客气的说法，恐怕不肯用的因素还多一些。江忠源的个性与曾国藩大为不同，湘军的龟壳式战术，他是瞧不起的。
江忠源心性高，进驻庐州发现无兵可用时，本该果断撤退，待湘军来援后再与胡以晃决战。因为好面子，江忠源不肯从庐州撤退，这才身临险地。城破后，本有机会可以逃出，与湘勇会师，江忠源性格大概与项羽相同，“耻见湖南父老”，愤然自杀。这正是性格决定命运的典型例子，如果江忠源有几分隐忍的性格，留得有用之身，前途尚大有可为。江忠源死后不久清军就大举增援，很快就收复了庐州城，他却没能等到那一天。
江忠源才华过人，军略胜过曾左骆李，唯胡林翼、李续宾、张国梁数人堪与其比肩。江忠源部队“所过无秋毫犯”，军纪也比曾氏兄弟的湘军为好，其部将刘长佑、刘坤一、刘光才等都是一时之俊杰，门下人才冠绝一时，如江忠源不死，以其“忠励才略”，若稍假之年，其所建树，当不在曾、胡之下。
江忠源战死，与咸丰胡乱指挥和薄待汉将有很大关系，咸丰以奴才待将，固非明主，投洪杨也非其抱负，举旗自立又非其所能，万马齐喑，这不但是江忠源的悲剧，更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整体悲剧。
江忠源在庐州打得热火朝天，在湖北的吴文熔过了几天好日子。咸丰皇帝的指挥十分拙劣，眼界狭窄，被太平军牵着鼻子拉来扯去。安徽战斗激烈，吸引了太平军大部主力，湖北相对安定，咸丰皇帝竟然没有乘机抽调部队巩固湖北的防线。不久，江忠源败死庐州，太平军从江西调兵南下，增援湖北，湖北清军依然是兵微将寡，岌岌可危。
咸丰四年的春节刚过不久，曾天养即率万人进攻湖北黄州。吴文熔自知不敌，打算闭关不出，坚守武昌，等待曾国藩承诺的援军。巡抚崇纶却逼吴文熔出城拒敌。吴文熔与崇纶交恶已久，二人同城办公，虽然吴文熔官阶略高，却不如崇纶得咸丰信任，在武昌也不如崇纶根基深厚，在争斗中处于下风。崇纶一意迫吴文熔出城抵抗，咸丰也下旨严饬吴文熔出城迎战，由崇纶守武昌。吴文熔又羞又怒，勉强带四千贵州兵至黄州迎战，吴军本无出城作战准备，仓促出城，寒衣、柴炭皆无，士兵立于雪地，怨声四起。吴文熔遭到排挤，已萌死志，毫不关心；士兵强拆百姓房屋木梁举火，百姓怨声载道，吴文熔心如死灰，并不理会。
吴文熔抱定必死之心，率军自杀性进攻黄州太平军，“哀兵必胜”，吴文熔“自杀炸弹”式的战术，吓住了太平军，竟然小有斩获。吴文熔稍稍有点精神，挥军继进，“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吴军冒死拼杀几次后，气焰重又被太平军压制住。吴文熔下令部队扎下营盘，但是吴总督虽然是经世派的大宗师，却没读过兵书，和天师周天爵一样，胡乱模仿“兵仙”韩信的背水阵法，胡乱扎营，“滨江临壑，三面皆水，大营十一座，排比屯扎”，把部队陷入绝地。太平军统帅韦俊善于用兵，率军绕至吴文熔大营之后的树林埋伏，吴文熔毫不查觉。元宵佳节，清军正在营内吃元宵，黄州太平军大举出动，猛攻吴文熔大营，吴文熔仓促出战，且战且退。这时韦俊统兵从树林杀出，四下放火，吴文熔大营被烧，清军大乱而逃。吴文熔选取的战场三面临水，清军仅能从一路撤退，这唯一的去路又被曾天养堵住，清军全军覆没。吴文熔自杀，知府蔡润胜等被太平军击毙。
吴文熔一死，鄂省大溃，太平军攻占汉阳后兵分三路，一路由韦俊、陈玉成率领攻武昌，一路由林绍章等率领，攻湖南取长沙，曾天养则率军杀奔荆襄。按杨秀清的意图，湖北西征军攻入长沙后，席卷湖南再回广西，安徽太平军折向江南，则南中国省区尽归太平军版图。
西征军连番大胜后，已扩军数倍，但此时兵分三路，兵力稍显不足。韦俊等在武昌城下，又受清军蒙蔽，以为武昌清军有数万之众，力战不能，于是行久困之计。西征军在武昌城下无所事事，武装示威达四月之久，杨秀清震怒，限期攻取，“再过三次礼拜不能收复武昌，定即提京治罪”。韦俊不得已，提军猛攻，不意竟轻易攻破洪山清军大营，逼近武昌城，陈玉成率军数百人缒城而上，武昌陷落。
庐州被克，武汉收复，西征军取得空前大胜。但曾天养被阻于荆州，林绍章等推进缓慢，庐州又被清军三万重重围困，太平军其实处于一种虚假繁荣之中。尤其在湖北，南不据岳州，北不控襄樊，西不占荆宜，武汉处四战之地，湖南清军随时开进，西征军在湖北有被颠覆的危险。
清政府也积极调整在两湖的部署，任命杨霈和官文指挥湖北清军，稳定形势，又严令曾国藩、塔齐布率领湘军出省增援。湖北悍将王国才等人又率团练反攻，清军在两湖的力量重新动员、整合。将星云集两湖，大战一触即发，湖南籍的中兴将帅，即将登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