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江湖口大战到天京变乱前夕，太平天国在军事上达到了全盛时期。湘军出省作战的曾系湘军主力，其凶猛的攻势在九江附近被遏止，盛极一时的湘军水师，被分割为内湖和外江两部分。外江水师遭到石达开的打击，损失惨重，内湖水师保存完好，但多数都是小船，后勤断绝，更无有名望的将领压阵，“几有崩溃之虞”。在湖北的胡林翼、李孟群兵马六千，遭到反攻湖北的太平军沉痛打击，水师更因为暴风雨被击沉近半，无力支援作战。在这样的情况下，太平军第三次攻克了武昌。石达开率部攻入江西，江西除南昌一地尚在曾国藩手上外，其余尽数成为太平天国的领土。至此，湘军在湖北和江西的势力都跌入低谷，似乎再无翻身的机会。
谁料到1856年底，胡林翼重新攻克武昌，夺取上游基地。稍后，各部湘军增援江西，清军在湖北江西战场恢复对太平军的攻势。历来太平天国战史都将湘军恢复生机归结于太平天国内讧，然后，仔细查阅当时史料，可知这是相当片面的说法。首先，胡林翼攻克武昌固然在天京变乱之后三个月，但在天京变乱之前，清军已将湖北战场的太平天国部队，包括最精锐的石达开、古隆贤援军肃清，完成对武昌的包围。武昌太平军二万人，已处于清军的优势兵力的包围中，即使不爆发天京变乱，太平军也难以解围。其次，曾国藩率领出省作战的湘军，在罗泽南援鄂后，在江西只剩下不到四千人，即使爆发天京变乱，依然不是数十万江西太平军的对手。湘军在江西摆脱被动局面，得力于骆秉章、左宗棠派出的数万非曾国藩系统的新湘军的英勇作战。依笔者的意见，天京变乱消耗了太平军的战斗力，延缓了太平天国对包围圈中的曾系湘军的进攻，左宗棠等人获得了增援的机会。但湘军卷土重来，有一个很大的因素是大批非曾系湘军在湖南新建成军，湘军兵力扩大了数倍。骆秉章、左宗棠在湖南的经营，是一个关键的因素，可惜这个非曾系湘军的功劳，被恶意地抹煞了。
就当时的情势来看，湘军出省部队近二万人，除胡林翼、李孟群和王国才的几千人外，都是曾国藩的嫡系。九江大战后，水师损失惨重，胡林翼等撤回湖北，曾国藩直接指挥的部队只有数千人，在之后数年的战斗中，完全居于配角的地位，唱主角的实际是胡林翼控制的湖北湘军和左宗棠直接指挥的湘军旁系。胡林翼率领的部队开始不过数千人，之后得到了湖南大本营补充的新兵四千，经过胡林翼的努力经营，由他直接指挥的湖北湘军陆师有一万人，外江水师战船二百艘，士卒九千。曾国藩派遣罗泽南援助胡林翼后，胡林翼和左宗棠又从湖南招募新兵，将罗泽南部队扩充到九千人，加上新练鲍超霆字营三千，合计胡部湘军总兵力近三万人。在江西援助曾国藩作战的部队，由骆秉章、左宗棠组建并直接指挥的部队有王錱部老湘营四千人，刘长佑部新宁楚勇六千五百人（江忠源旧部扩编而成），曾国荃的吉字大营六千人（此时吉字营由骆秉章直辖，按战斗序列并不由曾国藩掌控），赵焕联、江忠义军五千人（也是新宁楚勇旧部扩充而来）。
可见，九江大战，遭到沉重打击的，只是曾国藩直接指挥的湘军，而湘军作为一个整体，他的士兵数量却猛增到了六万人，实力不是削弱而是增强了。天京变乱后湘军的凶猛反攻，不但因为太平军实力虚弱，更是湘军自身实力膨胀的缘故。湘军的大肆扩充，正源于骆秉章、左宗棠在湖南的经营。
骆秉章、左宗棠经营湖南，首先着手强化的是军事，湖南不但要派遣湘军出省作战，更要应付省内层出不穷的民变和起义。湖南境内白莲教和天地会势力十分雄厚，起义规模庞大，先前笔者曾提及，被江忠源镇压的周国虞起义，部众就号称十万。骆秉章等人要应付这样庞大而频繁的武装暴动，就必须做到两点，一是强化省内的各级武装，二是大量加强与省内绅士的合作，由官、绅联合推行军事高压政策。在绅士的帮助下，左宗棠在湖南武装了大量的勇营，如周金城之南勇、何忠骏之平江勇、李辅朝之楚勇、刘腾鸿之湘勇、田兴恕之虎威勇等，多者二三千，至少者也有数百人，平时在省内镇压民变，战事紧急就整编为大团出省作战。除了这些由巡抚直接掌控的部队，骆秉章许各府各县自筹武装，如蓝勇、永勇、东安勇等，这些部队大多经过认真训练，统带他们的士绅也凶悍敢战。以上两种武装，都是官府和绅士出钱招募的兵勇，加上不脱离生产的团练，湖南当时一共有四层军事组织，出省的大队湘军、巡抚控制的勇营、府县的勇营和村落间的团练。勇悍的团练士卒选入府县，府县的锐卒选入省里的大团，再派遣增援出省湘军，精锐士卒由下向上流动，不断补充出境湘军，为大部队提供新鲜血液。值得一提的是，府县的勇营，如果战斗力确实强大，就会获得扩编、整训，直接出省参战的机会，如田兴恕、李金旸、刘腾鸿等就是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