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骨仔和四眼狗：新的长城
清末到民国年间的文人，对太平天国有诋毁的，有褒扬的，大致因其对太平运动的性质之认同不一。但有三个人：石达开、李秀成、陈玉成，几乎得到了众口一词的称赞。尤其是李秀成，被梁任公等人认为千古奇才，才略志气远胜曾胡左李。从清末到共和国，从梁任公到罗尔纲，对此三王的描述保持惊人的一致：才华过人、打仗一流、仁慈爱民、武功高强、相貌英俊、文彩斐然。
前三项我们且不论，后三项评价则多数浮夸不实。石达开擅做诗，早已证明是南社诗诗人伪造的形象工程，梁任公史学奇才，又号称客观理性，不可能对此伪造不知，然而他依然在著作里称石达开“诗文不愧一代作者”，连笔者也上了梁先生的大当。至于李秀成、陈玉成擅作诗文，恐怕由于南社诗人伪造洪秀全、石达开诗忙不过来，连赝品都欠奉，只能随意描述“文学成就甚高”。李秀成的文学成就，有一个很标准的范本，就是《李秀成自述》，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忠王记忆惊人，叙事条分缕析、清晰明白，而见解又十分不凡，可见其人为一绝顶聪明之奇才，但这份自述稿，错字连篇，病句杂出，按白话作文的标准尚且不能拿到及格分，如何能作绝世好诗？可见李秀成“文采斐然”之说，实在不堪一驳。
至于长相英俊，更是无聊之极。三王中，李秀成有画像传世，扣除美化因素，倒还算得慈眉善目，英气勃勃。而石达开，清方的记载是容貌甚丑，曾国藩的情报工作者描述诸王长相，从其描述来看，几大王爷的长相都不乐观，但也只是客观描述而已，唯对石达开下一丑字，可见其面目在诸王中排名靠后。陈玉成人称四眼狗，其眼下有两块大疤，类似四眼，列位看官可自行想象，一张俊脸上有两核桃大的黑疤还能否称帅哥？本朝史书称英王容貌极秀美，言谈极风雅，声音婉转动人，“他骑着一匹雪白的骏马，出现在万马奔腾的大军中的时候，人们望见他雄姿英发，都不禁以一种膜拜的心情称赞说：‘始知英雄自有真也’”。此段描述，大类常山赵子龙英姿，加上文学等点缀，又胜似美周郎俏罗成。读史至此，不禁哀叹，号称革新进步的新史学家们，塑造人物的手法相比说书人罗贯中、施耐庵来进步相当有限。
三王之才略和功勋，实晚清第一流之雄杰，原不需文学、貌美来修饰，如此无限拔高，倒像一场闹剧。不过罗尔刚先生对陈玉成的描述，比起梁启超夸赞李秀成之词，又小巫见大巫了。梁任公笔下的李秀成，非但伯仲之间见孔明、指挥若定胜韩信，其人更是一大思想家，知国际形势，识世界潮流，不仅是绝代之帅才，更是民族之救星。李秀成思想如何先进，梁任公语焉不详，但对李秀成军略远胜湘淮诸将，却有一段论证：李秀成在天京最后的日子，城内残兵不到万人，城外湘军精锐数量胜其十倍，而李将军竟然能团结鼓舞这数千必死之人，顽抗湘军年余，故其才华，真不知胜曾左几许。这段论证，从逻辑上看绝无毛病，但仔细一想，断章取义，片段治史嫌疑极大。忠王拥兵百万，为何只靠万人临敌？史书往前翻几页就清楚，忠王是百万大军，被曾老九、李二先生打得烟消云散，不得不以万人临敌而已。
今日民间读史者，每每讥讽共和国史家文过饰非，美化起义军领袖，其实百年之前的民国文人，又何尝不是如此。大骂传统史家是为帝王作家谱的新史学家们，操守并不见得胜过先辈。一为帝王造势，一为新文化造势而已。
仔细思量，清末新史学家们，多数都有排满思想，期待民族革命，但洪杨以耶教灭孔孟，不是他们心目中的大英雄，而石达开、李秀成等人，离拜上帝教迷信较远，行为处事更接近传统的汉人英雄。史学家们是不甘心汉人中没有反满的圣人的，所以就逮着这几个王死里夸饰，非化妆成孔圣人第二不可。
扯远了，还是来说李秀成生平。李秀成原名李以文广西藤县新旺村人，生于道光三年（公元一八二三年）。李秀成家贫，父母靠给人作雇工维持生计，“度日不能，度月格难，种山帮工就食”。李秀成舅父是个乡村里的教书先生，因此李秀成八岁到十岁，跟从舅父读了两年书，有一定的文字基础，文章“明顺”，能读《三国演义》等通俗小说。李秀成的见识和智谋，多半来自两部小说《东周列国志》和《三国演义》。李秀成最喜《东周》 “宜刚宜柔，相机而动”和《三国》“势弱只因多算胜，兵强却为寡谋亡”，“ 可刚可柔，别有斟酌”几句名言。这也是他处事为人、用兵为政的指导方针。李秀成的作风，“外柔内刚”，善用巧，大局观强，在太平军中是少有的能谋划大局面办大事的人才，这都来自于罗贯中的熏陶。三国这部通俗小说，在明清两朝培养出许多没读过孙子的大军事家，实在是部奇书。历代统治者禁书往往禁红楼、金瓶梅、水浒等“诲淫诲盗”的书，却没想到，对统治危害最大的，恰恰是打着忠君名号的三国。
李秀成二十六岁时，洪秀全“洪先生”传播上帝教，宣称不信教的人都要遭到蛇虎的攻击，于是李秀成一家，就加入了拜上帝教。李秀成一开始就不怎么信上帝教，西王大军驻扎在他家村落，富人遭殃，房子都要烧毁，穷人倒可分得饭食，李秀成自称是为了混口饭吃而入伙。他说：“凡是拜过上帝之人，房屋俱要放火烧之。家寒无食之故而随他也。乡下之人，不知远路，行百十里外。不悉回头，後又有追兵，而何不畏？”大概入伙不久后还生了动摇的念头，但是行得久远，不辨回头的路，只得硬着头皮干下去。
李秀成开始只是一名普通的士兵，而且刚从村子里走出来，见识也不甚多，但随后数年间的征战，开阔了他的眼界，磨砺了他的意志，把这个朴实憨厚的农民骨子里那种英雄气概和胸襟给磨砺出来了。李秀成从一个混饭吃的无所事事小兵，成长为一个绝代的大将。到破天京时，李秀成已在春官正丞相胡以晃身边帮忙。东王杨秀清眼光卓绝，发现李秀成的不寻常之处，于是保他为右后四军帅，守天京太平门外新营，管带新兵，后来又追随燕王秦日纲、翼王石达开办事，聪明勤恳，众口称赞。
李秀成真正发迹，是在天京变乱之后，他和陈玉成成为太平天国后期的顶梁柱。但值得一提的是，因李秀成派系上偏向东杨，所以他并不是洪秀全努力栽培的对象。陈玉成在之前就已打过许多硬仗，与悍将罗大纲其名，统帅的部队又是石达开出走后唯一的老部队，是洪秀全努力扶植的军神，而李秀成的地位，则完全靠自己挣来的。
李秀成的部队很少，多是新兵，远不能和陈玉成相比。但李秀成有一个很大的长处，就是善于团结力量，这与被他指为“不善将将”的陈玉成形成鲜明对比。李秀成性格不偏激，宽厚仁爱，富于人格魅力，对人友善，又善于说服，善于团结盟友，招降纳叛的本领极强。他很得捻子和天地会的信任，虽然他在太平天国内部地位并不高，但捻军往往乐为他用，李秀成靠招抚张乐行、龚得树、李昭寿等人，就争取到了号称百万的盟军。李秀成领太平军不过数千人，因为高超的政治手段，一跃成为太平天国内部带兵最多的统帅，为石达开出走后兵微将寡的太平军注入数十万新兵，洪秀全封他为地官副丞相，从此取得和陈玉成平齐的地位。
李秀成招兵的本事大概要算头一名，因为他较少派系的狭隘偏见，许多被排挤的将领纷纷带兵投他，他收石达开散兵就达二十万，在湖北收罗起义军又达三十万，到最后甚至连清军绿营都被他收编了六万人。这和他宽厚仁爱的性格是分不开的，太平军对清军往往采取杀无赦的办法，李秀成放弃这种政策，善待降将，对英勇奋战而死的清军统帅如张国梁、王有龄等往往厚葬，所以连清军也对他敬爱有加，愿意归降。韦俊遭诸将排挤，孤苦万状，只有李秀成愿意收留他，只可惜被陈玉成挡住了韦俊投忠王的去路，韦俊无奈才投降了曾国藩。
但是，李秀成的仁爱，既是优点，也是缺点。古人说用兵要恩威并施，李秀成是有恩无威，缺乏铁腕，狠不下心屠戮部下，所以他的号令执行得并不好。这和东王号令森严，有令必行形成鲜明对比。李秀成被俘后也十分后悔，他说招募捻军是他的一大失误，捻子军纪松弛，残害百姓，败坏了太平军前期严明的军纪。然而，对招募的捻军，该去不去，该裁不裁，李秀成一味的滥做好人，也是一个原因。
李秀成克苏州，下令安民，“苏民蛮恶，不服抚恤”。苏州群众大多反对太平军，组织自卫队袭击李秀成队伍。李军部将见士卒被杀伤多人，预备要屠城，李秀成严令不准。他出示招抚，苏州人仍不听从，连乱了十多天。李秀成亲自下乡劝论，乡民手执武器从四面八方奔来，把李秀成一人围住，刀矛直指着他，随从人人失色。李秀成十分镇静，立志“舍死一命来抚苏民”，把周围拔刀挺矛的农民都感动了。三天先将元和各乡农民安抚，七天将吴县、长洲安清，从近到远，县县都从，不战自抚。
李秀成在苏福省减税省捐，发展经济，甚得人心。但奇怪的是，李秀成治下的苏福省，却又是太平军和居民冲突最多的一个地区，形成士民爱戴忠王，却反对太平军的奇特局面。李秀成自己也非常头疼，他给兄弟李侍贤的信里说，苏福各地民变四起，分十万精兵不能平也。有趣的是，这些民变的军队，不是地主阶级控制的“反革命团练”，而是实实在在农民自发而起针对太平起义军的“起义军”。
忠王对此作了反思，他承认，这一时期太平军屡有“害民”的举动，相比东王主政时期，已经沦落为土匪。但他认为，“一是李昭寿起，二是招得张乐行之害，三是广东招来这帮兵”，“后坏民是陈坤书、洪春元之害。陈坤书是我部将，我有十万众与他”，“害百姓者，是此等之人也。南北两岸其害过之处所，我无不差官前去复安，给粮给种，招民给本两而救民命。害民烧杀，实此等人害起也。前起义到此，并未有害民之事，天下可知！害民者，实这等人害也。 ”
他认为害民的只是李昭寿、张乐行、陈坤书，他自己经常给他们擦屁股。这个说法很扯淡，李、张、陈都是李秀成的部将，他们残害百姓，李秀成事前不能制止，事后不能刑杀，只能默默地在后面收拾局面，御下不严、放纵部将扰民这个罪责是有的。忠王既爱兵，也爱民，而兵害民，他不能整顿军纪，只求己不害民，不能不说是其败因之一。
相比首义诸王，甚至相比陈玉成，李秀成的官场作风较少，用句不恰当的话讲，就是真性情。太平天国各位王爷，都是老奸巨猾，城府甚深的人物，李秀成却始终不脱赤子之心。忠王计谋堪称晚清将帅一流，但其用兵为政，堂堂正正，曾国藩等人于石达开、陈玉成等人头上往往加上“狡”“猾”的字眼，而提及李秀成，始终许以正大光明的“大将”评价。
以对敌手的态度为例。我天朝的作风，侥幸击败强敌后，历史自然由胜利者来书写。开动宣传机器把强敌污为猪头粪草是一贯作风，几乎没有人肯承认敌人的强大与能干。即使失败后，面子问题，也没人愿意承认敌人的高明。石达开被俘后，声称曾剃头等人毫不知兵，侥幸成事，不过运气而已。陈玉成被苗雨三卖与胜保，大骂胜保为“胜小孩”，洋洋得意地说，天下将领用兵，“李续宾尚不当我鞭之一击，余子且入我眼”，把李续宾、多隆阿当年追得他四下逃窜的事情统统抹杀。唯李秀成，能大大方方地承认，张国梁是绝代名将。李秀成厚葬张国梁的举动，颇类似魏晋时诸葛亮、司马懿对阵五丈原，书信往来，互问寒暖的大将作风。与李秀成相较，太平天国诸王和曾国藩等人，都显得小气了。
陈寿评价诸葛亮是“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於将略，”，笔者认为，这句话评价诸葛亮未必十分准确，修改一下评价李秀成却十分恰当：秀成“治戎为短,奇谋为长,理民之干,优於将略。”太平天国的领袖中，唯冯云山、李秀成算得上政治家，冯云山的才敢，偏于组织，李秀成的才敢，偏于施政。忠王主政江浙，弃上帝教迷信，废清王朝苛税，劝课农桑，发展生产，重视工商业，积极推动苏州手工艺品出口。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虽然江浙一代是太平军和清军激战的战场，但生丝的出口竟然超过了战前和战后全国出口总量的三倍还多。苏州被李秀成搞得风生水起，其理民之才，令人惊叹。
李鸿章克服苏州，进城后就发现大量碑刻，内容无非是赞颂万家生佛李秀成的颂词，此外还发现不少布告，是李秀成表彰苏州巨富贫民捐资赞襄李秀成军姿的文告，其中所罗列的人数之多，捐赠的数量之大，着实把“云中鹤”大人唬住了。李鸿章给曾国藩写信，说这有两种可能，一种是苏州群众都被“发匪”煽动，已深深“陷匪”了。这当然是清军大帅们不愿意看到的，于是李鸿章推测另一种可能是苏州人太有钱了，随便给李秀成呢意思一下，就有如此多的钱谷。
于是，李鸿章也在苏州搞了一次大募捐，号召被朝廷解放，获得新生的苏州人也来给淮军“箪食壶浆”一回，慰藉慰藉李大翰林“潮湿”的心。结果，李鸿章的募捐搞了几天，到场认捐的人极少，捐的钱更少，还不够李鸿章搞募捐的场地费。这一下，李大帅的心不再“潮湿”了，简直是被苏州人一棍子把心敲碎，再放狗子踩上几脚。谁是兵，谁是贼？李鸿章迷糊了，可苏州人不糊涂。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李秀成在江浙的失败，和他不太会办外交有很大关系，李秀成办外交的水平，和胜保大将军用兵的水准，简直是一时瑜亮。李秀成欲取上海 ，先派人和洋人交涉，宣告中外上帝子民，本是一体的外交态度，这本是正确的方针。但他居然分不清，洋人官方和洋人传教士的区别，只随便和几个洋教士商谈了一下，发给他们一份国书，得了洋教士的几句敷衍后，就以为得到了西洋人的保证。因为洋教士不负责任的哄骗，李秀成以为上海的各国“洋兄弟”，已经准备迎接自己入城了。于是忠王一攻上海时，对形势的判断滑稽到了极点，他以为，如今洋人向导，清军内应（当时有一部分清军将领和李秀成私下有通信往来），自己此来，不消强攻，只管和平接管上海便是。
李秀成洋洋得意地坐着大轿进入上海，见到城边布防的洋兵，还以为是洋兄弟来迎接自己的仪仗队，竟然挥手致意。结果得到的回应是一发命中他轿子的炮弹，险些步了冯云山、萧朝贵的后尘。中炮之后，李秀成还不悔改，居然又给英国人写信告状，说贵国已和我订下和平接管上海的条约，为何士兵又不遵守约定开炮伤我？也许是贵国士兵私下收受咸丰贿赂，擅自开炮伤我，欲破坏我天国和诸位洋兄的情谊，恳请贵国公使严加管束士兵，不要破坏来之不易的友谊和大好局面。
绝代名将，无敌忠王，被几个洋人宵小耍得团团转。令人爆笑之余，一声叹息。
虽然李秀成有诸多缺点，但他为人，侠骨仁心，为政，公平持正，治军，做坐进止，深合兵法，实晚清第一流的大豪杰，大英雄。和满嘴天话，神神鬼鬼的洪秀全不同，和暴戾恣睢，狂妄任性的杨秀清不同，李秀成身上有一种中国人最本源，最纯洁的英雄气。前文说过，江忠源式的书生，是儒家社会在末世激发的免疫力，而李秀成也难怪，正是中国的农业文明在末世时激发的生命力。在苏州旅游时，路过忠王府旧址，我能感受到，李秀成的英魂不时在苏州的园林亭台间萦绕，放纵着自己历数百年而不衰的英雄气慨，这种英雄气，从大泽乡到瓦岗寨，再到金田村，奔腾在中国人每当国难时节即然迸发的顽强不屈中，激荡在中国人每一次危亡的紧急关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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