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尔纲同志青年时受到了五四时代怀疑精神的影响。他做学问最善於独立思考。他於三十年代初，提出太平天国无「天德王洪大全」其人其事的论证，立即遭到反对，直到五十年代中还遭人激烈反对。可是，到六十年代初，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发现周天爵原奏，竟全部证实了他的考证。他提出李秀成是学蜀汉大将姜维故智伪降曾国藩，一九六四年遭到大批判。当时曾国藩的曾外孙女北京大学教授俞大缜就写信给周恩来总理，报告曾家相传都说李秀成劝曾国藩反清为帝的事。至一九七七年，俞大缜又亲笔写曾国藩家这个口碑告知他，事实证明了他的考证。他近几年从洪秀全「主是朕做，军师亦是朕做」的微言中阐发大义，提出太平天国政体为军师负责制，对於深入研究太平天国的政权问题，无疑是一个学术创见和突破。他从诗经的几句诗中引出缜密考释，又与海内孤本罗贯中三遂平妖传二十回原本对勘，考证出水浒传作者为罗贯中，原本七十回，是歌颂农民起义的名著。一百回本忠义水浒传中后三十回受招安、征辽、平方腊、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是明朝中叶人盗加并对原著七十回加以盗改的。这一研究上的巨大成就，对于分清是非和学术上回答四百年来水浒传作者和原本两大问题的悬案，是一个重大的贡献，最足以看出罗尔纲同志善于独立思考，敢于打破框框追求真理的精神和研究科学的卓越才能。
正因为罗尔纲同志治学具有这些品质，他做什么工作，就对什么工作取得成就。所以不但在太平天国的研究上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而在他初离开学校时，给人家编纂蒲松龄全集、参加桓世姻缘传的考证，二十多年后，一位东欧专家还到南京来向他请教蒲松龄问题。他青年时，在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考古室担任整理金石拓本的工作，所撰藝风堂金石文字目伪误举例和专著金石萃编校补四卷，使北京大学考古室多年塵封已满的一万八百多份精良拓本的珍贵价值为世所共知。他在抗日战争期间，入中央研究院社会研究所担任研究清代兵制史，写成了绿营兵志、湘军兵志、晚清兵志（分为淮军志、甲癸练兵志、陆军志、海军志、军事教育志、兵工厂志六部分）等专著。其已出版的绿营兵志、湘军兵志两书，日本、美国等国家学者给以高度的评价。美国的拉尔夫·尔·鲍威尔认为是「对充分了解晚清军事制度和权力结构的本质极其重要」的著作，并称罗尔纲同志为「中国军事历史家」。
四
罗尔纲同志是一位正直、谦逊、善良、忠厚、富情感、重友谊的学者。他艰苦创建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却坚决辞谢馆长的名位。他回了北京。可是，当江苏省委要他回南京把纪念馆扩充为历史博物馆的时侯，那时他已经在做改写清代兵志的工作，每天又到北京医院做各种治疗，他闻命即行，回到南京去工作。到了一九六四年，他把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基础打好了，才回北京来。他在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工作期间，坚辞所有出版物上主编的署名，只在每本书上作一篇序言以示负责。给他的稿酬，他全部送馆里作福利费。馆里只好代存在银行里。一九六四年他回京后，馆里把存款汇来，他又立即从银行退回。他直到今天，一直在协助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工作。一九七六年北京地震，他回到南京去，又日日夜夜为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工作，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的编纂，与太平天国资料汇编从八百万字增编为一千二百万字，便是在这一年内编成的。一九七七年夏南京每单位要选劳动模范。在推举会上，一些年青同志要选他为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的劳动模范。有一位同志笑说：「罗老是科学院人员啦！」说得大家都笑了。他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不计较名利，不畏任何艰难困苦，专心致志於太平天国史研究事业，「桃李无言，下自成蹊」，罗尔纲同志的学者风度，深深印在同志们心中。
罗尔纲同志青年时就患严重的神经衰弱。五十年代末，又得了高血压神经官能症状群病症。医生曾建义他作长期休养。可是，他藐视疾病，竖决与疾病作斗争，只要不是倒在床上，就在继续工作。他珍惜时间过於生命，孜孜不倦，数十年如一日，从来不曾去过名山胜水休假，长年布衣淡食，一双旧鞋，穿到鞋跟都烂掉了，还不肯丢去。罗尔纲同志克勤克俭，一至於此。但是，他在百忙中，却担任广西史学会顾问，北京、南京、广西三省市太平天国史研究会的名誉会长或顾问，大力支持和扶植各地太平天国史学术讨论会和书刊出版物，亲切关怀和指道中青年史学工作者的工作和研究，毫不吝异地贡献出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表现了高度的事业心、责任感和完全撤底为学术献身的精神。
我曾在广西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工作二十五年，早已拜读罗尔纲同志的许多著作和敬仰他的治学精神。我从事专业研究工作后，在学术和工作方面得到罗尔纲同志的教道和帮助甚多。有一段时间，我在各地报刊上，接连发表了数十篇文章，罗尔纲同志看见后，坦率地提醒我说，文章写多了，就不可能深入研究，给了我很大的启发和教育。他看了我的论太平天国与土客问题等几篇文章后，认为是下了一些功夫了，便进而指道我写专著。当上海学林出版社出版我和鄒身城同志的论文集天国史事释论时，他欣然答应我们的要求，马上放下手头赶做的工作，为这本书写了序言，给我们极大的鼓励和鞭策。当我正为行政工作和研究工作的矛盾而苦恼时，他又向我介绍了一些老一辈做领导工作和做学问的经验，鼓励我为党的事业多做贡献。罗尔纲同志在北京，我在南疆，云山远隔，但罗尔纲同志仿佛时常和我们在一起。经常指导我撰写论文，以及提供资料，修改习作，传授学风，……在工作中，对我们的学会活动、学术会义和编辑出版工作等给予无微不至的关怀和大力支持。他曾经在短短的时间中给我写了几十封信。见面时又促膝纵谈，从学术研究以至他的生平和见闻，使我听行津津有味，不肯告辞，有时直到天亮。不少中青年史学工作者都是这样在罗尔纲同志的教道和帮助下进步成长的。现在承罗尔纲同志的邀约，要我作序，深感不能胜任。只是恭敬不如从命，就把写序作为学习和自勉的一种努力吧！罗尔纲同志已八十四岁高龄了。但他总觉得手头的事还没有做完，或者已的学问还有的要不断补充修改，越来越忙，老当益壮，仍然日以继夜奋笔疾书。在崎岖的小路上继续不断向新的科学高峰攀登！罗尔纲同志治学和为人的献身精神，将同他的学术贡献一起，一代一代地传下去，不断发扬光大。
邢凤麟
一九八五年十月五日于深圳市博物馆
自序
一
本书是以叙论、纪年、表、志、传五种体裁结合而成的综合体写的。这种体裁，是我对我国古代作为正史体裁的纪传体，经过长期探索，再三改变而成的一种史书体裁。纪传体创始于西汉司马迁史记。东汉班固继承史记体裁断代为史，撰成汉书。至唐初以纪传体修撰晋书、梁书、陈书、隋书、北齐书、周书、南史、北史八部前朝史，这种体裁已得到充分发展，而先出的编年体反退居次要地位。故从隋书经籍志开始，「史部书以迁、固等书为正史，编年类次之」[一]，在实际应用上和社会影响上，后起的纪传体已经超过编年体之上。
司马迁史记分为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部份。班固把记王侯封国的世家，归并列传内，又把书改称为志，分为本纪、表、志、列传四部份，遂成为纪传体的定型。纪传体用本纪记帝王的统治事绩，用表驾驭复杂繁颐的史事[一]，用志记典章制度，用列传记人物。纪传体以人物为本位，宣扬帝王统治，宣扬将相功勋。历代封建王朝所修史书都用这种体裁，记载帝王将相的活动，为封建主义服务。
纪传体的方法，一句话概括起来，就是「类别区分」[二]四个字。它具有三项优点：第一、使大大小小的史事都有类可归，網罗了各方面的史事。第二、使史事从类别区分而安排得更加周密。刘知几所论「原隐必该，洪织靡失」[三]便是指这两项优点说的。第三、寻求方便，章学诚所论「类即事有迁从，而寻求便易」[一]，便是指这项优点说的。至于它的缺点，却有两项：第一、记事分散，读者难得其纲领，章学诚说：「大纲要领，观者茫然」[二]。第二、纪事重复互见，刘知几说：「同为一事，分在数篇，断续相离，前后屡出，於高纪则云语在项傅，于项傅则云事具高纪」[三]。章学诚说：「一朝大事，不过数端，纪傅名篇，动逾百十，不特傅文互见，抑且表、志载记无不牵连」[四]。从方法来论，也是一种优劣互见的体裁。
二
我青壮年时，受资产阶级鄙视历史遗产思想的影响，以为要撰史就应该用西方新体裁，中国古代史书体裁旧酒囊装不了新酒，特别是对斥为帝王将相家谱的纪传体更持否定态度，从来不曾有用来撰太平天国史的打算。我用纪传体写太平天国史出自偶然的机缘。一九四四年，前广西通志馆要我写一部太平天国广西人物传。完成这个工作之后，我想：太平天国知名人物大半是广西人、把那些非广西籍的补上去、再添写天王本纪和幼天王本纪、那岂不就成为一部太平天国人物志，陈寿三国志的体裁不就是这样吗？我就照这个想法增添上去。再过两年，我请长假回家乡疗病，我又想，再添上表、志两部份，那岂不就成为一部用纪传体写的史书了吗？於是我又这样做，便写成了那部后来在开明书店出版的太平天国史稿出来。所以那部史稿是憑一时的兴会陆续添补而成的，并不是立意用纪傅体写的[一]，因此，我对它的优缺点还没有做过研究。
史稿於一九五一年一月出版，五月再版。这年夏天，我在南京遇到许立君同志。他对我说，他过去认为纪传体是没有什么价值的，到他写武训批判时，要找宋景诗事绩，翻了许多部中国近代史书都找不到，后来在我那部史的会党起义表里找到了，他才知道纪传体也还是有用的。许立君同志是一位年青知名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这句话出自他的亲身体会，使我吃了一惊。
在史稿出版后的几年里，我因为到各地去协助举办太平天国纪念展览，调查太平天国遗迹，搜求太平天国文献和资料等等，接触到各方面的人们，了解到其中许多人，包括文学、戏剧、电影、美术和自然科学工作者，都曾在这部史稿里面各取所需。因此，我才正视我那部史稿，然后才开始对纪传体裁进行探索。
三
当我写史稿时，我是否定纪传体的。到这时侯，我已经学习到毛泽东同志批判继承历史遗产的教道，对纪传体应该如何去对待得到了正确的认识。但是，怎样「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一]，「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二]呢？却还在艰苦探索中。
我从我国古代史学家刘知几和章学诚对纪传体的评论里，初步看出了它在方法上的优缺点。到一九五四年春，中华书局要再印那部史稿时，如何去改变纪传体的问题就摆在我面前。我针对着纪传体「大纲要领，观者茫然」的缺点去探索，认为可用「叙论」的体裁，写一卷综合的论述，加於卷端，既不打乱原来体系的完整，又可以达到补救缺点的目的。因此，我写了卷叙论，对太平天国的时代背景，革命运动的分期，革命的性质和成就，失败的原因，及封中国近代史的影响等等，作综合的论述，使读者开卷即对太平天国史大纲要领，整然在目，得到了一个概括性的认识。这是我对纪传体所作的第一次改变。只因考虑到这种传了两千年的史书体裁，一旦改变，加上一卷叙论，恐怕会犯书蛇添足的错误，所以临发排时抽了出来，没有刊出。
一九五七年五月，中华书局又要再版那部史稿。我鼓起勇气，把那篇叙论加上去，使那部史稿由叙论、本纪、表、志、列传五部份组合而成。我在重印题记里，对这个改变，特地请求读者教正。
史稿增订本，於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出版，我送请范文澜同志指教。他看了，回信给我，对我这一种加叙论来改变纪传体「大纲要领，观者茫然」缺点的作法，给以高度的评价说：「可以不朽矣」。范文澜同志的鼓励，使我增加信心，鞭策我向前作进一步的探索。随着不断的学习，使我对纪传体缺点的认识也得到逐步的深入。在一九五八年夏我开始撰写本书时，认识到本纪的体裁专记帝王一人的统治，其目的是要体现出封建君主制的统摄万方、纲纪后代的特徵，具有浓重的封建性[一]。我又认识到纪传体以人物为本位，偏於记述人物，突出了个人，就会掩蔽人民群众，使读者发生英雄创造历史的错觉，在全书各部份的比重上，必须大改变。
我对这两个问题苦思了经年，想不到下手处。有一天，分别多年的老朋友梁方仲同志深夜路过南京，来家匆匆一见，我把我的困难告他。他说：「问题从洪秀全来，解铃还须紧铃人，就要从洪秀全下手去解决问题。」他一句话提醒了我。我送他走后，在星光暗淡下的庭院徘徊，一边思考。我想：将洪秀全、洪天贵的事绩移入列传，把本纪取消，不就把纪传体浓重的对封建性清除了吗？但再想，问题并不如此简单。本世纪帝王统制万方，宣扬封建主义，但其中却包含国家大事的内容，取消了本纪，国家大事从何而见呢？刘知几论本纪说：「击日月以成岁时，书君上以顯国统」[二]，它具有编年和尊君的两面作用。尊君这一面封建糟粕固然必须剔除，撰史首重时间，编年这一面却如何处理呢？我立刻走回工作室，伏案思索，想了一番，起来在书架上抽了几部书来查，最后想通了，决定取消本纪，改为专记大事的编年，采用中国古史的称谓，称为「纪年」[一]。这样，取消了本纪，把纪传体浓重的封建性消除了。以前，纪传体以本纪、表、志、列传组成，记人物的本纪、列传占了全书四分之二部份，表、志只居於从属的地位。现在，改为以叙论、纪年、表、志、列传五部份组成，列传只占全书五分之一部份，也就把以人物为本位的纪传体性质改变了。苦思经年未能解决的难题，得到朋友指点，一旦解决了。这是我第二次对纪传体的改变。这次改变，可说是对纪传体性质作了根本性的改变。为着说明「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本书还在叙论开头特立开宗明义的说明第一章，用太平天国的历史事实来阐明这个直理。
到一九七七年秋，对这种体裁又再加推敲。看到本纪编年用的是我国古代编年体史书春秋的体例，案日纪事，不具首尾，不相联属，绝无组识，读起来实是一堆「断爛朝报」[二]，或有类一本「村店所用之流水帐薄」[一]，不易记忆。应改用纲目体，将流水帐似的记事，综合为几项，以大字提要做纲，小字叙事做目。纲目体也是编年体的一种，虽然仍受以年纪事的原则所限，但在它所限制的范围内，却得对史事进行有组识的叙述，使大事易明易记。我又考明「列传」本是和「本」对称的，「天子称本纪」[二]，而「列传者，谓叙列人臣事迹」[三]。现在既取消了「本纪」，把秀全、洪天贵归入「列传」内记叙，「列传」的函义已从「叙列人臣事迹」，变而为记叙人物，则「列传」名称也应该改，所以把「列传」改为「传」。这是我对传体所作的第三次改变。
我对传体这三次改变，是从一九五一年到一九七七年经过长期探索进行的，并且是连改连用，连用连改的。它用「叙论」概括全书，用「纪年」记大事，用「表」标明复杂繁赜的史事，用「志」记典章制度，用「传」记人物。「叙论」用综合概括的体裁。「纪年」用纲目体裁。「表」用表格体裁。「志」用专题研究体裁。「传」用传记文学体裁。它与纪传体有三点显著的不同。
第一、增加「叙论」，概括全书，不仅改变了纪传体「大纲要领，观者茫然」的大弊，而且，能够担负起理论性阐述的任务。
第二、取消「本纪」，将洪秀全、洪天贵事绩移归「传」内，剔除了纪传体以君主纲纪天下后世的浓重封建性。另立「纪年」专记大事。
第三、纪传体以本纪、表、志、列传组成，本纪、列传占全书四分之二部份，以人物为本位，表、志居於从属地位，故称为纪传体。现改为以叙论、纪年、表、志、传五部份组成，各有独立的任务，传只占全书五分之一部份，在比重上和实质上对纪传体作了根本的改变。
从上面三点不同总起来看，现在改变而成的体裁，与纪传体具有不同的性实。这个体裁，五部份各有不同的体裁，各担负不同的专识，它们之间，又互相联系，互相补充结合而成为一整体，应该定名为「多种体裁结合而成的综合体裁。」应用这种体裁来撰著，使一部史书既有谕性的阐述，又有丰富的内容，与一般用西方体裁撰的史书往往陷於有骨无肉乾巴巴的境地迥异。它是可供今天史家撰著史书应用的一种体裁的。我长期探索改变纪传体取得来这个史书体裁，多年来未能认识，并且还错误地仍称为纪传体，认为不能担负撰著具有理论性的史书任务[一]。直到去年我读了瞿林东同志古代史家怎样对史书体裁[二]说：「以大量人物传记为主要内容的纪传体史书」，「实际上是多种体裁结合而成的综合体」。我认为他的提法很好，但对纪传体形式上可以这样说，实质上是以本纪、列传为主体，却不能这样说，名为纪传体，才是名实相符。现在，我们「本纪」取消，改为「纪年」，将洪秀全、洪天贵事绩移归「传」内，又增加了「叙论」，根本改变了纪传体的性质，成为一种史书新体裁，才能称为多种体裁结合而成的综合体。我对瞿林东同志的提法虽有这点分歧，但我是从他的提法得到启发，然后有所认识的，我对这种体裁采取的名称也是取自他的提法的，谨誌明所自，并此致谢！由於这是一种个人从探索得来的初次试用的体裁，有必要向读者交代清楚，所以详述於上，以求指教。
四
历史科学乃是一种阶级斗争的科学，历史研究工作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我青年时，受资产阶级教育，中了资产阶级客观主义的大毒，错误地认为历史研究应该为历史而历史。解放后，经过改造，批判了资产阶级的思想。但是，思想通了，实践时还是不懂得怎样去达到目的的。到一九五七年十二月，范文澜同志看了史稿增订本后，写信叫我「可补一叛人传，列其逆迹，使革命叛徒无所隐匿，在忠奸对比下，此辈奸人将永远遭到蔑视」。这对我是一个极大的启示，我从此才懂得如何从叙一事、立一传的具体安排上去贯撤为政治服务的目的，并扩大了视野，增进了认识，使本书对旧著史稿换了面目。我今天对范文澜同志的教导，道不尽的感激！
中国古代就有以历史为政治服务的传统。孔子修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孔子就是把春秋作为斗争的武器，为封建统治服务的。清代史家王鸣盛很推崇范晔后汉书「贵德义，抑势利，进处士，黜奸雄，论儒学则深美康成，褒党固则推崇李、杜，宰相多无述，而特表逸民，公卿不见采，而惟尊独行」[一]的紧抓历史作为教育工具的作法。本书在妇女传里面，不给那个称为天父第六杨宣娇和曾做东王杨秀内薄书后来逃走的传善祥立传，而给那两个可以代表千千妇女们对太平天国革命无限信心与深挚的感情的在太平天国失改之后，把结婚证书和爱人奖功执照密藏在尼姑庵的墙壁内以等待爱人胜利归来的柴大妹、祝大妹立传，以及给那些有一节一行可以风示后来的人物如蒋老水手、陕北老翁等立传，便是采自前人可取的作法。
史以纪实，撰史须要有丰富的史料，文献无徵，就不可能撰述。从前陈寿撰三国志，魏书、吴书因有魏、吴两国官修史，据以勒成删定，内容称充实，而蜀汉无官修史，陈寿虽蜀汉人，父为马谡参军，本人又仕蜀汉为观阁令史，所撰蜀书，竟不能不简略缺失。史料对史书的限制如此。而寿太平天国革命失败后，文献被中外反革命毁灭殆尽，我们在百年后撰太平天国史，其困难何止千百倍於陈寿的撰蜀书。所以令天写成这部太平天国史，空疏缺漏，所在都是，惟望他日新史料陆续发现，庶有以增补而已。
本书於一九五八年夏开始撰述，连它的雛形太平天国史稿於一九四四年撰述合计，历时四十一年，时间不为不长了，而几经修改，总是感到不满，现在要拿去付排了，心情十分沉重。从前程颐不出易传，说是身后之书。愿炎武自述所音学五书纂辑三十多年，共改了五次，新手抄了三次[一]，是「一生独得」的著作[二]，已经成了，而只经他的学生张弨的改正，就「约有一二百处」，使他不愿刷印[一]，而感欢到「著书之难而成之不易如此」[二]。著者今天方在初学马克思主义，还远远谈不到掌握阶级斗争的观点，连用阶级分析的方法，而记叙包罗万象，复杂多端的历史，其中工作之难，成之不易，更何待说。其中问题每每需要长期的钻研，例如洪大全问题於献俘的时候即起争论，直到本世纪六十年代发现档案才能作最后的定案。又如当年地主阶级统治者和反革命分子及外国侵略者对正军师杨秀清执掌太平天国政权指为「专擅」、「僭取」，直到最近才考出这原来是太平天国的政体——军师负责制。一部太平天国史，诸如此类问题，安得一一发现，一一解决，更安得一一解决而无误，沉重之感，曷其有已！恩格斯在论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里说：
即使只是在一个单独的历史实例上发展唯物主义的观点，也是一项要求多年冷静钻研的科学工作，因为很明显，在这里只说空话是无济於事的，只有靠大量的、批判地審查过的、充分地掌握了的历史资料，才能解决这样的任务[三]。
今天重温无产阶级伟大导师的箴言，对科学研究的艰巨性的认识，弥感新切，得到了鼓舞，得到了鞭策。我要以有涯的生命，去追求无涯的知。我竭诚地垦求读者对我这一束荒无的草稿，匡其不逮，指其纰缪，大力帮助我前进！现在要把这部稿送去付印了，使我想到青壮年时在多灾多难的岁月里挣扎研究太平天国史的往事，感慨万千。到新中国成立后，党教育我，栽培我，给我研究太平天国史以最适合的环境和最好的条件，使我得尽我所能，做我力所能做的工作。党给我的恩德，是终生感戴不尽的。三十多年来，我的工作得到各有关方面的支持、帮助与关注，我的研究得到同志们的指教与启发，这部拙著汲收了许多单位和专家的调查研究成果，都使我永誌不忘，今天在这里，一并致其感激的谢忱！
一九八五年国庆昌罗尔纲谨誌於中国社会科学院宿舍
凡例
一、本书以太平天国纪元纪年。太平天国纪元起辛开元年，目前考出至己巳十九年四月十一日留在陕西军队在保安县牺牲止，前后共十九年（一八五一——一八六九年）。至於在太平天国纪元前后的记事，或用干支纪年，或用公元纪年，或用清朝纪元纪年，则据具体情况而定。
二、本书从太平天国壬子二年正月初一日颁行天历之日起，至己巳十九年四月十一日止，一律以天历纪日，夹注夏历或阳历以资对照。在此前后，则用夏历纪日。在己巳十九年四月十一日后，凡单书纪日的地方，都加夏历二字，以免与上文天历纪日相混。
三、本书各表造成於一九六三年，即对当时史料，勾稽亦有遗漏，二十年来又有了不少新史料发现，本定一一补入。但逐条插入已成的表中甚为困难，偶一检查未周，辄致错乱或重复。因此，经再三考虑，为免表中有错乱重复情况，故决定俟将来将新史料另告补表单独刊出。
四、本书传分为四辑。凡记叙一人或两人合传的归壹辑。此辑人物事迹最繁赜，时间包括全部太平天国史的起讫，要求线索分明，条理不乱，安排不易，主要以史事来处理。例如太平天国后期，以洪仁玕任军师，为朝纲领袖，故后期人物首列洪仁玕。至於永安封王时明定冯云山由杨秀清领导，但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实始自洪秀全、冯云山，而建国规模与纲领制度也都由洪秀全、冯云山手创，故先冯而后杨，此则根据具体的情况而作出不同的处理。凡记叙同一类性质的人物，如妇女传牌尾传等则归贰辑。凡记叙全党起义和各族起义人物则归叁辑。凡叛徒、奸宄都归肆辑。
五、本书处理人物，严於革命与反革命，忠贞与叛徒的分别。凡叛徒列入叛徒传或叛徒表，凡奸宄列入奸宄传或奸宄表。但因资料残缺，稽考难周，其有误把叛徒、奸宄列入正面人物传、表内的，敬请读者教正！
六、凡太平天国改字，如太平天国的国作「国」，如干支改「丑」为「好」，改「卯」为「荣」，改「亥」为「开」等，本书凡写太平天国国号及记载天历时都照写。至於其他改字，惟在引用原文时始照写。又时人记载太平天国顺字缺一笔作顺，但查文献作顺的少见，故本书记载人名，一律作顺不作顺。
七、凡太平天国特别称谓，如称上帝为「天父」，称耶稣为「天兄」，自称天朝等，本书根据具体情况应照写的都照写。
八、凡太平天国人物，因避讳而改名字中的一字的，本书都根据不同的情况作不同的处理，有记载上虽记明改名，而查本人文书仍用原名的，则写原名，例如李开芳不作李来芳；有原名较改名通用的，也写原名，例如曾天养不作曾添养；有改名较原名为众所知的，则写改名，例如秦日纲不作秦日昌；有原名、改名同见於记载的，则写原名，例如曾立昌不作曾立瑲；有仅在本传中记有原名的，则写改名，例如盧贤拔不作盧贤达；有已改名，而后来诏旨恢复原名的，则写原名，例如李俊昌不作李俊良等等。至於名字两字全改的，早都写改名，不写原名，例如黄再与不作黄天申。
九、凡太平天国改称的地名都照改称，如桂平县鹏隘山，太平天国改称平在山（或省称平山），本书照改称作平在山，不作鹏隘山。
十、本书所据记载和调查资料所记里数均为华里，故本书所述里数也为华里。又文献、资料藏处常有改变。本书所记藏处，除确知今已转移於何处者外，所记都是撰写时所知的藏处。
十一、本书守去伪存真之教，故在叙述各卷之前，先致力於史料、史事的考信、辨伪。凡各卷有关考据问题，除简短的附於卷后「本传考证」外，其长篇考据另编在太平天国史记载订谬集、太平天国史事考、太平天国史料辨伪集、天历考及天历考及天历与夏历阳历日对照表、太平天国史料考释集、太平天国文物图释、太平天国史迹调查集、太平天国史业考甲集、乙集、丙集等十部考证集内。
十二、本书守阙之戒，以免强不知为知，陷於错误。
十三、依据真实的史料，才有信史可说。故凡遇有可疑的史料，宁对该项史事付之阙如，而不采用。
十四、历史上农民起义常有伪降的事，太平天国也如此。伪降固然是与真降不同，但仍然是必须批判的。本书遇有此类事件，据事直书，而特揭其本旨於此。
十五、凡两人或数人主要事迹相同的则合传，如洪仁发、洪仁达干的都是祸国害民的勾当，故两人合传。凡合传，标题姓名都接连写。凡附传附於正传之后，姓名除标於正传之下外，不再标名。凡一卷数传，不论正传或附传，各传之间，都空两行，以清眉目。
十六、凡推算年岁，都照当时习惯出生之年即为一岁计算，以符前人的年岁。
十七、本书因受资料所限，许多传都不得不写得很简略。其中主要领导人物如正军师东王杨秀清也只能根据勾稽出来的极有限的史料去写出极简略的传。甚至如陕甘回民起义军领导人物目前还搜集不到给他们立传的史料。
十八、凡叙述各地会党起义，各族人民起义都以起义时间先后为次序，如厦门小刀会起义先於上海小刀会起义，则先叙厦门小刀会起义，次叙上海小刀会起义。
十九、凡引用太平天国人物的亲笔自述，例如干王洪仁玕自述。则称自述，例如干王洪仁玕自述。凡系清朝书吏所记录的口述，则称供，例如李沿扬供。
二十、凡引用清朝统治者及地主阶级分子写的资料，读者一望而知为反革命资料，除在此指出外，其中狂吠太平天国为「贼」为「匪」的地方都不改。
二十一、凡引用清朝统治者及地主阶级编印的资料，为读者覆查起见，一律照写原书名。
二十二、凡引文中的原注，都加原注两字，以别於著者所加的注。如上帝教志朝晚敬拜条引张汝南金陵省难纪略文。
二十三、凡引文确有遗漏的，著者所加的字者加[]符号为记，以供读者審定。如上帝教志引有才礼拜奏章於年月上补加「天王」两字。
二十四、凡采用机关或同志们的调查、研究纂辑於本书内的，都郑重声明，使读者知其所自。如江苏金溧戴王府的太平天国建筑戏曲画，江苏溧阳戴埠镇的太平天国锣鼓曲都是。
二十五、乾嘉学派著名学者钱大昕在廿二史考异序说：「或得於同学启示，亦必标其姓名，郭象、何法盛之事，蓋深耻之也」！著者与有同感，故本书凡据自他人研究成果，或为他人所先发现者，只要记意得到的，都加注明。
二十六、凡引据他人著作，一律书姓名，不加称谓。惟叙述通讯讨论及共同研究的则按照当时彼此间的称谓，不在此例。
二十七、凡读者曾指出拙者的缺漏或错误的，历时多年，今天已无从稽查，未能在书中注出，谨在这里致以衷心的感谢！
二十八、本书二十多年来，历经修改，都是随新史料的发现，或问题的研究随处修改，并非从头改起。故前后体例有不一，记述有分歧。最后定稿时，虽曾核阅一遍，而病眼昏花，难免遗漏，敬请读者指正！围书馆里，并将在千百年中为无数青年学生和学者所传诵。五十年前，我曾为玺纲的第一本著作写序，今天又为他完成最大的著作写序。此无他，这是青年时期的共同事业和志愿把我们的心紧密地永远地联系在一起，是老年时期仍然要为祖国为人民作一点贡献的愿望使我们互相鼓励，努力加鞭，共同前进！
汤锡龙
一九八五年十一月一日于成都四川财经学院
第一部份
太平天国史卷一 序论
一
开宗明义的说明
历史科学的根本任务之一，是要正确说明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因此，本书开宗明义第一章就首先要向读者说明人民群众是创造太平天国历史的动力这一大旨。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一]。太平天国革命的动力是人民群众，太平天国的历史是由人民群众所创造的。太平天国的领导者和英雄们乃是在当时的历史的转折时期、在急剧转变社会冲突的时代、在革命战争当中从人民群众裹面成长起来和锻炼出来的杰出的代表人物。当然，我们必须肯定太平天国那些领导者和英雄人物在太平天国革命当中所起的个人作用，他们代表了人民的利益和意志，站在历史斗争的前列，组织了千千万万人民群众，领导着人民群众把历史向前推进。但是，创造太平天国历史的动力，究竟还是人民。
太平天国的人民群众，主要是农民，还有与农民血肉相连的佣工、手艺劳动者、水手、陆路运输夫、矿工以及走江湖的人们等等[一]。翻开一部太平天国历史，就可以看见到处都是人民群众创造出来的。
首先，金田起义，就是人民群众发动起来。那时候，洪秀全在广西桂平、武宣、贵县、平南、藤县、象州、陆川、博白和广东信宜这几个州县星罗棋布的农村裹面进行革命活动，一人传十，十传百，百传千，千传万，「从者具（俱）是农夫之家，寒苦之家」[二]，日聚日多，於是拜上帝会群众与地主阶级壁垒分明，金田、白沙、花洲、陆川、博白等地的农民群众在剧烈的阶级斗争中，都围聚起来向地主阶级展开斗争，就掀起金田起义。金田起义的群众，都是最贫苦的纯朴的农民，他们成为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骨干。
在广西山区艰苦奋斗时期，都是靠人民群众的力量，「同心同力同向前」[一]，冲破封锁，进到桂林。
在向长沙进军途中，在广西全州蓑衣渡出不意遭到截击，水路都给敌人用木樁钉塞，冲不过去，受了挫折，不得不放弃从湘水直下长沙的作战计划，改走陆路。但是，自入永州境，人民群众就风起云涌地加入，实力得到补充，并且扩大，一到道州，势遂复振[二]。於是遂得重整旗鼓，向长沙挺进。这是太平天国军事发展上有决定性的大事。关於这一次在湘南加入太平天国的人民群众，计道州、江华、永明有二万人，郴州有二、三万人，茶陵州也有几千人，合共为五万多人[三]。要知道这一个人数对当时太平天国革命发展的重大，不可不先知道太平军在北出湖南前进攻桂林时的兵力。据清朝广西巡抚邹鸣鹤奏太平军围攻桂林时约共五、六千人。邹鸣鹤的数字，是根据太平天国公开宣布和他所派的侦探的报告得来[一]，大体是可信的。而在湘南加入的人民群众就有五万多人，可是这次湘南人民群众的加入，对当时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发展所起的作用的重大。由於这一次湘南扩军，给其后东下长江，席卷江南，以至北伐、西征，在军事上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撤长沙围后，西到益阳，得几千船户加入，水路运输得到船户群众大力支援，遂顺流而下，出洞庭湖，到岳州，下湖北，使革命形势得到飞跃的发展[二]。当时清朝湖北巡抚常大淳亲去岳州督办防堵，他沉大船载巨石塞了洞庭湖口之后，回到武昌来，就「侈然自得，以为片帆不能飞渡矣」。据他估计，他经营塞湖口，「经月尚未竣工」，太平军要打通湖口，「亦非竟月不可」，等到太平军到洞庭湖口的时候，他还有足够的时间来调兵作战。他却料想不到，太平军到洞庭湖口，几万人民群众一呼而起，大力帮助，「去沉船一日而通」，就唾手而克岳州，水陆长驱直下武昌[一]。
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写道：「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二]。这就是说，革命形势越发展，就会有越来越多的群众自觉地和积极地参加到这个事业中来。太平军北出湖南后正是这样。汪士铎以狂呔革命的口吻记太平军从广西北出后事说：「过岭则首招道州、桂阳、郴州之奸民，至长沙则湘东之奸民皆从之，至武昌则湖北之奸民皆从之」[三]。到大军下江南时，就发展到五十万的革命队伍[四]。於是以人民群众无敌的力量，由「盐船水手数万人」「为前驱」[一]，在癸好三年正月初七日，从武昌水陆东下，展开闪电般的扫荡，十六日克九江，二十二日克安庆，二月初二日，直捣南京，围攻十日，就把当时世界上第一座大名城一举而攻下，在这里建立与地主统治阶级的政权相对峙的农民政权的首都天京。计从金田起义到这时候，还不过两年三个月，就建立了如此丰功伟业，这正是毛泽东指出的：「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於民众之中」[二]。
在北伐西征中，都是得到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的。其中如北方人民群众导引北伐军从洛河渡过天险的黄河，瓦解清军的防河战略，冒着生命的危险，偷过清军的封锁，到处踊跃供应粮食。南方人民群众献清朝官员犒师，到处截杀曾国藩求救的信使，使曾国藩坐困南昌，断绝消息等等，都是极可歌可舞的事迹。北伐西征就是倚靠人民群众这样的大力支持，才写下辉煌的史篇。
在天京事变的时候，韦昌辉夺取大权，向革命发动疯狂的进攻。当时天京处在反革命恐怖统治中，太平天国政权，已经到了颠覆的边沿。这是一场决定革命舆反革命谁死谁活的大决斗。人民群众就奋然起来，「各众内外，并合朝同心」，把韦昌辉诛杀[一]，保卫了革命政权，保卫了太平天国。
在石达开把太平天国的军队带跑，走上分裂路线之后，使太平天国陷到危殆的境地。据曾国藩的估计，在丁巳七年冬天，江南大营就有攻破天京的可能。到戊午八年六、七月间，太平天国的形势更加穷蹙，曾国藩满以为天京就可以攻下[二]。可笑反革命的算盘打错了。当时人民群众就在这个时候发挥了决定的作用。在江西方面，人民群众踊跃「蓄发助战」，「每战动盈数万人」[三]。在安徽方面，成十万人参军，增加了兵员，补充了实力[四]。
於是取得了浦口之役和三河之役两次大胜利，使危殆的局面得以扭转，从而稳定了后半期的战局，就是由於人民群众的力量所决定的。
辛酉十一年夏，进军武昌之役，南路军得到湖北兴国、大冶、鄂城、江夏、通山、通城、嘉鱼、蒲圻一带起义人民群众三十万加入军队[一]。这一支巨大的力量，就是后来进军浙江和抗击外国侵略者的新生力量。这一年侍王李世贤从安徽向浙江进军，平定浙东，也是由於馀姚佃农十八局和诸暨莲蓬党等人民群众组织四起响应，争先攻城摧敌所取得的[二]。
在反侵略方面，同样是由人民群众的力量所决定。首先要指出，太平天国反侵略是发扬光大鸦片战争人民群众的战斗精神的。到辛酉十一年十一月，英国侵略者乘太平天国在长江上游战事失败，安庆陷落的形势，幻想用利诱、威胁的手段向太平天国提出帮助打倒清朝平分中国的谈判。太平天国拒绝了它[三]。英国侵略者由於这件阴谋，见不得天日，他们在阴谋失败之后，就进行公开的挑衅，向太平天国提出四项强横的要求。太平天国逐项驳斥，向英国侵略者宣告说：「我全国官兵上自诸王，下至兵士，势必愤怒，不准此类协定继续施行」[一]。在照会发出后，立即展开伟大的反侵略战争，阻止了英国侵略者把中国变为殖民地的凶狂企图，显示出中国人民无比强大的反侵略的力量。
当天京失陷，太平天国的中央政权被倾覆了，反革命大头子曾国藩正在叫嚣什么「荡平」「僭伪」，什么「蔚成中兴之业」[二]的时候，在淮河地区的「蒙、亳之众」[三]，奋然起来，群集在遵王赖文光的旗下，霹雳一声，就以雷霆万钧的威力，进行「战无不捷，披霜踏雪，以期复国於指日」[四]，使敌人军覆将死惊慑失措的英勇机智的战斗。
到太平天国己巳十九年（清同治八年，一八六九年）四月十一日，留在陕西保安县的英勇将士们在老岩窑壮烈牺牲后，太平天国的纪元告终了，但是，中国人民群众依然是坚持着伟大的革命斗争。他们在太平天国开辟出的革命前进的路上，把历史赛跑的熊熊火炬移到一个新的接力的起点。
不言而喻，人民群众是太平天国革命的动力，是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决定力量。所以那位为太平天国效劳的洋兄弟英国人呤唎（A.F.LindIey）对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当中，「人民的风起云涌」所创造的宏伟力量，至惊叹为[确是件不可思议的事]，而论「其范围之广，数量之大，在现代史上是空前的」，「在中国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一]。
列位读者，请记取这一章开宗明义的说明，然后才请读本书。现在，先请看看太平天国革命的背景。
二
金田起义的前夜
震惊一世的太平天国革命，於一八五一年一月十一日（清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初十日）在广西桂平县金田村宣布起义[二]。
金田起义的前夜，正是鸦片战争后十年。当时全国各地，到处孕育着革命的种子。英国的鸦片，腐蚀了清朝的统治，英国的大炮，也惊醒了中国广大人民。中国社会正在起着空前未有的大变化，不论南方与北方，城市与乡村，全部都动荡起来。起义的农民，已经在南中国的广西点起革命的火把，烽火烧遍了全广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