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於朝晚拜上帝的情况，呤唎在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第十三章记他在天京的生活道：.25
云山在路上，把拜上帝免灾得福济世救人的道理感动了两个差役。两人不但愿意即时释放云山，而且愿抛弃差事跟随云山到紫荆山加入拜上帝会〔三〕。
平在山兄弟们再见云山，欢呼庆祝。从此拜上帝会的发展更加迅速。到清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就在金田起义。
太平天国辛开元年二月，洪秀全在武宣东乡称天王，立幼主，封军师，建立太平天国。对云山为前导副军师。太平天国采取以主（天王）和军师构成的政体，君主为最高元首，临朝不理政，政务由军师负责。这种把农民民主主义和君主制独特地结合在一起的政权，从太平天国起义的领导人看来，不是杨秀清、萧朝贵所能想得出的，也不是出自洪秀全的本意，只有这个熟习经史、贯通百家、具有建立新天新地宏愿的冯云山才能创制得出来。显然，在云山进入紫荆山区图谋革命之日就以他年建国担任军师自居的。拜上帝会密谋起义时，洪秀全称天父第二子，云山称天父第三子，杨秀清称天父第四子，韦昌辉称天父第五子，杨宣娇称天父第六女，杨宣娇丈夫萧朝贵称为「帝婿」，石达开称天父第七子〔一〕。太平天国称呼制度，尊者为兄，卑者为弟。现存天兄圣旨，从戊申年九月间萧朝贵假托天兄下凡直到庚戌年正月天兄下凡所有说到云山、杨秀清、萧朝贵的地方，都把云山名列杨、萧上。从这个排班来看，那时是以云山坐第二把交椅的。再从李秀成自述原稿所说「谋立创国者出南王之谋，前做事者皆南王也」的群众公认来论，云山也是应该第二把交椅的。只因到决定起义时，杨秀清、萧朝贵要夺取起义领导权，要夺取军师的权位，由萧朝贵假托天兄下凡，用天兄的意旨命令洪秀全、冯云山去「避吉」（太平天国讳凶为吉，避吉就是躲藏），把他们甩在一边。军师权位遂为杨、萧所夺。云山的副军师只是一个虚衔，实权都在杨、萧手，详见萧朝贵传。
太平天国初起义时，清朝就徵调全国精兵到广西来要把太平军困死在紫荆山区内。太平军要保存自己，消灭敌人，就必须有便于指挥的编制和精妙的战术，云山在这方面也发挥了他的卓绝的才能。他在起义前照周礼司马法制定太平军目〔一〕，金田团营，就照军目编制，所以到作战时，才得收「进退分合有步伍的」功效〔二〕。他又根据当前具体情况，参以古兵法进行战斗，敌人说他「其营皆散处，战亦散布」〔三〕，每作战，「初则寂无人声，既而少出，又继而大至」，「且看清一步，方走进一步」〔四〕。云山作战要旨，在于争取主动性和灵活性，先立于不败之地，故能致人而不致于人，使敌人惊骇地叫起来，说什么「凶悍诡诈，久历戎行者不独未见，并所未闻」〔一〕。太平天国辛开元年八月十六夜就在桂平新墟打破敌人的封锁，虑兕出柙似地从山区冲出平原来。二十日，在平南县官村把清朝广西提督向荣率领的追兵全军击溃，于是进克永安州，取得了起义后第一个城市。事具萧朝贵传中。
太平天国在永安州封五王，封云山为南王，所有官制、礼制都由云山制定〔二〕。又在这里向全国发出讨伐清朝的吊民伐罪的檄文，也都由云山主裁〔三〕。壬子二年正月元旦，太平天国颁行云山创造的天历。这是中国行阳历之始，也是世界用四季历法的首创。云山由于从小奋志学习，对政治、军事、典章制度，以至天文、历法无不精通。他尤善于观察当前形势，进行了解和研究，随机应变，从而把那些死的知识变为活的东西，来给革命服务。群众对他的惊人功绩，叹为：「如此奇才，向非天生，何以至此」〔四〕！
壬子二年四月，太平军从桂林北出，太平天国这个被史家评为「其忠勇才德与智谋器度实为太平天国之第一人」〔一〕的开创者，不幸在经过全州城时中炮牺牲〔二〕。对云山的不幸牺牲，论史者称为：「使其不死于是役，将必可辅佐天王，裁制东王，调和各王，而于帷幄之中创谋建议领导大业以底于成」〔三〕。虽然裁制东王是做不到的，但却会使东王不至于目中无人，「威风张扬，不知自忌」〔四〕。他的死，确实是关系到太平天国的兴亡。
云山有三个儿子，长子叫冯癸方，次子叫冯癸茂，幼子叫冯癸华。金田起义后，清朝官吏来他的家乡花县禾乐地逮捕家属。他的母亲胡氏、弟冯戊科（又叫冯亚戊）、次子冯癸茂都被捕入狱。他的妻练氏和长子冯癸方、幼子冯癸华幸得逃出，藏在邻县友人家。亲友筹集旅费，使洪仁玕带云山长子冯癸方及一侄前往广西太平军中，因清吏盘查严密，折回广东。其间。练氏匿居清远县谷岭，被人告密，给清吏捉获。太平天国癸好三年二月，冯癸方逃在广州附近村庄被盘获。他坚不承认是云山儿子。清吏提他到他母亲面前，两人相见都下泪，被证实了母子关系。他与祖母胡氏，母练氏，二弟冯癸茂都监禁在花县监狱里。至乙荣五年，清朝广州知府奉命按律拟办。他向上级提出：「获案五年，正犯弋获无期，可否将本案先行具奏，声明监候待质，抑冯云山罪恶綦重，即将该家属等飭县权宜办理，毋庸具奏之处，伏候训示祗遵。」后来如何办理，尚未发现有关文件。
云山幼子冯癸华与堂兄冯亚树出亡，几经困难，到壬子二年六月才得随美国教士罗孝全至上海。他们是要取道上海投奔天京的，但久候无法前去。亚树得了精神病，回到香港染病身故。癸华给解放上海的小刀会认出是云山的儿子，迎接他入城，花五百大元买了一区骏马让这位小王爷骑上，在上海城内游行，全城兴高彩烈地庆祝。到小刀会起义军从上海城撤退时，一说癸华被捕牺牲，而清军不知道他是谁。另一说小刀会副领袖陈阿林专诚保护癸华，企图突破重围，打到太平天国辖境镇江去，在冲出清军外堡之际，还拉着他的手。但是后来在混乱中，这个孩子终于失踪了。
在太平天国后期，封有一位「殿前公议前导副军师顶天扶朝纲幼南王七千岁」。这位幼南王是不是上面所说那个在上海小刀会撤退时失踪的云山幼子冯癸华呢？案天王洪秀全、幼天王洪天贵福诏旨对王亲国戚和重要诸王都诏及。如果这个幼南王是冯癸华，天王诏旨所诏及的人名内必列有「花（华）侄」，幼天王诏旨必有「花（华）弟」这人。今查天王诏旨和幼天王诏旨并无此人，可知这个幼南王不是冯癸华。那末，这个幼南王究竟是谁呢？贾熟村同志曾撰幼南王考〔一〕，他根据在王诏旨、幼天王诏旨以及其他有关文件上排列的王亲国戚和重要诸王的「相应地位」，认为幼南王为西王萧朝贵第二子萧有福承嗣南王冯云山。他的论断，是有理由的。但与考幼东王为天王第五子洪天佑不同，其称谓上既有「王五殿下」，天王诏又称他为「天佑子侄」，其本身即可作证，而这只是据「相应地位」作出的推论，所以尚须文献为之证明。天京失陷，这位幼南王突围出走。据曾国藩奏报在湖熟镇被围牺牲。但是否可信，连曾国荃的机要秘书赵烈文也认为「以口语未可凭为疑」〔二〕。
本传考证
一
关于冯云山入紫荆山密图革命的种种说法
本书所记冯云山入紫荆山密图革命事迹，系据太平天日及我在一九四二年记录的金田采访记撰。案太平天日记冯云山入紫荆山事说：「南王与张永绣留滞浔州月馀，后至古林张家。乙已年南王寓紫荆山高坑冲张家。……丙午年南王寓黄泥冲曾玉珍家。……丁未年仍寓张（曾）玉珍家。」其中没有记到曾槐英。我所记曾槐英事，系据曾槐英的曾孙曾仲藩和住在金田附近的寻棑村老人钟玉亭说的，故据以补太平天日。钟玉亭称曾槐英为曾五公，查古林社曾氏族谱曾槐英兄弟共四人，他行三（据太平天国起义调查报告择录材料），当地人的传说当是把曾三公讹为曾五公的。又曾槐英知冯云山为读书人事，当地传说，有的说冯云山在曾槐英家做短工，一天，他拾牛粪在茶亭休息，题诗一首道：「孤寒到此把身藏，举目无亲也着忙。执粪生涯来度日，他日得志姓名扬」。因此曾槐英知道他是有才学的人（见太平天国起义调查报告记录金田黄石鸣、黄耀南说）。又有的说冯云山在古林社张家路店拾牛粪度日时，在路店墙上题了上面这一首诗，给曾槐英看见，知他是个有学问的人，因招呼他到家中过年（见广西壮族自治区通志馆编太平天国革命在广西调查资料汇编记录种玉亭的话）。案种玉亭在一九四二年，我到金田调查时，他对我说：「冯云山在古林社虽穷同叫化子一样，但仍时读诗书。有曾五公者见而奇之，乃款待他，不久，又荐他入大冲村曾玉珍家教书」。那时，他并没有说到冯云山在古林社张家路店墙上题诗给曾槐英看见的事。到一九五四年广西省太平天国文史调查团向他调查时，他只说冯云山在粥店题了一首诗，给曾槐英看见，没有说到那一首诗。但到一九六0年广西壮族自治区通志馆向他调查时，却举出黄石鸣、黄耀南所说那首诗。钟玉亭的话，颇显露出把后来听到的传说一次又一次地增加的痕迹。这两种传说，都和曾槐英曾孙曾仲藩所说冯云山在曾槐英家做短工，夏天担禾回来，迎风歇息，一时高兴，口吟诗书，给曾槐英知道是读书人的话不合。案黄石鸣等所传冯云山这一首诗，虽没有宋江在渌阳楼上题的「反诗」那样显露，但从「孤寒到此把身藏」句与「他日得志姓名扬」句联系起来，一眼就可以看出也是一首革命者言志的诗。冯云山当时正在密图革命，他是一个十分精细的人，又没有同宋江那样喝醉酒，他断不会题这样的诗在墙上的。而曾槐英是个监生，他的四弟曾宏英是从九品官（据古林社曾氏族谱）。曾槐英既是一个富有的地主，又知诗书，他也断不会把地主阶级所认为的「反诗」看作为有学问的。当时地主阶级只有把四书、五经那些东西才认为是有学问。因此，黄石鸣等所传这一首诗是不可信的。我们应该从曾槐英家后人所说为是。
又考冯云山被捕后向桂平县呈诉说：「二十四年冬，某到紫荆山探表兄卢六。次年设教高坑冲。又次年设馆曾玉珍家。又次年复馆」（此禀收在李孟群鹤唳篇，见方玉润星烈日记卷三十三）。案清咸丰元年四月二十二日总督衔专办广西军务周天爵奏说：「缘冯云山系广东花县人，於道光廿四年来广西桂平县，住县民卢六家。廿五年在卢六家教读。廿六、廿七两年在曾玉珍家教读」（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周天爵报说明是：「调取原案卷宗，逐细查阅」，知这一段话是据自冯云山的吴诉。冯云山在呈诉中所述入紫荆山的经过，与太平天日不合，也与金田一带流传的口碑不合。细思其敌，是因卢六同被捕下狱，冯云山为着要给卢六开脱，也为自己探入紫荆山图谋革命的行动辩护，所以把卢六说成是表兄，把入紫荆山进行革命活动说成是探亲。因此冯云山这一段呈诉并非事实，而是为开脱、辩护的说法。
二
冯云山牺牲於何处？
关於南王冯云山牺牲的地点，清朝方面的记载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一种说是进攻全州战死的，张德坚贼情汇纂卷一冯云山传说：「壬子四月，攻扑全州，都司武朝显以劲兵四百，与贼大小十数战，更率百姓登陴，以热桐油稀饭浇之，十日之内，毙贼无算，云山亦死乱军中」。苏凤文平桂纪略卷一记太平天国攻克全州事说：「湖南都司武昌显引兵四百至州城，与城中官军固守。贼据城外江西会馆，穴墙置炮，轰击西门，守陴者不能立，贼匿民房穴城下置火药，十六日火发，崩塌城垣二丈馀，贼蚁附登，忿城中固守，贼党冯云山毙於炮，屠杀甚惨」。另一种说是进军湖南，在全州境蓑衣渡与带领地主武装的江忠源大战中炮死，左宗棠、郭嵩焘撰的新宁江公行状说：「将顺流犯长沙，掠民船数百，载逆属及所据金帛子女。公令所部於全州下游蓑衣渡，代木作堰，连营西岸力扼之。贼觉来门，以悍贼护船，更番迭进，鏖战两画夜，贼渠冯云山中炮死，悍贼毙者数千，辎重尽丧」。清史列传卷四十三江忠源传也记冯云山在蓑衣渡中炮死，就是据自行状。这两种说法，究竟那一种是真实呢？据一九四二年五月，简又文到全州调查，写了一篇全州血史，他说：「据各种史籍所载，则全州战事之发生，系因全城文武官员死守，督率兵勇人民合力抵抗所致。然据吾人采访所得，则地方人士交口传言，佥谓当时致祸之由实因城上守军先开炮轰中南王冯云山，於是惹起大祸」。他接着说：「初太平军既抵境，本无攻城意，即如在与安之和平过境而已。……前队已远过州城，后方押队者有黄轿一乘，簇拥而过。近州城西郊，適为城上参将部下一炮兵所见，知为首要。乃不俟命令，乘一时冲动，迳取火燃土炮，对正黄轿施放。轰然一声，果然命中，乘轿者非他，即太平天国副军师后军主将开国第一功臣南王冯云山是也。至是竟被击中要害，全军大愤，遂决回师攻城以复仇雪恨。有谓南王登时身死者，即平桂纪略亦有『因其党冯云山毙於炮屠杀甚惨』之言。但据官书及清吏奏报均言南王实於破城后全军走至蓑衣渡时中炮阵亡者。新全县县志编修者王竹齋先生对此事表示意见，则谓南王确先在城外中炮受重伤，由是惹起攻城浩劫。惟城破数日大军出发时，异至蓑衣渡始行去世云。证以吾人后来在蓑衣渡采访所闻，则此说可信也。王先生又言：擅自开炮闯祸之炮兵，於城破时跳垣得免於难，其后积功升至守备，多年后始敢私对人言，叙及往事经过；其人姓名籍贯，城内多有识之者（王君谈话间偶忘其名），是其人其事，鉴鑿有据，则上述之传说，殆非虚语矣」。他在记到蓑衣渡访问事又说：「余等由渡口东岸弃舟登陆，相将步行至一村庄之陈姓农家，亟与村人攀谈当年战事，另邀村中八十岁老者二人到宅，叩问其所知所闻之战况。据一般传说，蓑衣渡战事大概与上述者相同，且当时确有一王爷在此去世。或则云，南王系在渡口东岸北三里之雷家庄前逝世者。……由本地土人之传说，又可证实南王确在蓑衣渡毙命。参合城内同样确鑿之传说——在西郊中炮，则其先在城外受重伤致引起攻城屠城之惨剧，卒乃抬至蓑衣渡身亡——此殆不易之结论矣」（见金田之遊及其他）。案张德坚贼情汇纂冯云山传注说所记冯云山事系据朱社祖培、朱宷、方靖、罗凤池等所说。查卷首采防姓名所记这四人的履历，都是在广西参加抗拒太平天国的反革命分子。他们所说应该是有根据的。至平桂纪略的著者苏凤文也是当时在广西抗拒太平天国的反革命分子，他的记载也应该是有根据的。又贼情汇纂是汉奸曾国藩行营采编所编辑的情报。经过曾国藩的审阅，而江忠源却是曾国藩第一个爪牙，假如南王冯云山确是在蓑衣渡与江忠源大战阵亡，即使贼情汇纂执笔的人记错了，曾国藩也一定把它改过来，断不会让这样的大事如此错误下去的。不仅如此，就是曾国藩撰的江忠烈公神道碑所记蓑衣渡之役事也只说：「大捷於蓑衣渡，贼不得掠舟而北，衡、永以安」（见曾文正公文集卷二），并没有双字提到在此役打死南王冯云山之事。请问：如果确有这样的一件大事，曾国藩还不给他最得意的爪牙来大吹大擂吗？而就在同一篇神道碑中，曾国藩就把江忠源抗拒革命的汗马「功劳」，一件又一件地举出来，说什么「破贼目晏仲武於巴陵」，「剪叛民刘立简於通城，膊陈北斗於崇阳」呢！再考江忠源答刘霞仙书自述蓑衣渡之役也只自吹说：「鏖战两画夜，夺获贼船三百馀只，贼之精悍若无几矣」（江忠烈公遗集卷一），也没有说到打死南王冯云山的事。根据以上种种证据，可知左宗棠、郭嵩焘所撰的行状，不过是要放大江忠源在蓑衣渡之役抗拒太平天国的「功劳」。而实在是没有打死南王冯云山的事的。全州在湘、桂边境太平天国放弃围攻桂林北出，目的就是向湖南进军，断无围攻之理。太平天国之所以围攻全州，据一九四二年简又文所调查的全州地方传说与平桂纪略所记，实因全州反革命守城军炮中南王冯云山之故。这一个说法，是合情合理的。据太平天国革命在广西调查资料汇编（初稿）第一辑，一九六○年广西壮族自治区通志馆到全县调查，所记全州师范学校唐雅文说：「相传当时太平军过全州，从清湘寺门前大路向湖南前进，本无意攻城，后因城上发炮打伤人，才愤而围攻州城」，知道这一个传说直到最近还是保存下来的。
传第三
太平天国史卷四十四
杨秀清
一
杨秀清广西桂平县平在山东旺冲人①。生於清道光三年（一八二三年）②八月十九日①。他出生在一个十分穷苦的农家。父亲叫杨亚齐，母亲古氏②。五岁时，父亲去世了。九岁时，母亲也死了，得伯父杨庆善教养成人③。
秀清成年后，得不到田地耕种，他只得同平在山里面那些穷苦农民一样，以「种山烧炭为业」④。他当农时，在陡峭瘦瘠的山坡上，开荒种植些玉蜀黍、番薯等粮食作物，或种些蓼蓝经济作物。农时过后，就入深山去伐林斫木，在炎暑天，入窑烧炭。至冬天，又翻山越岭，把炭挑出新墟去卖，经过商人的盘剥，换不到一升半斗。一年到头，过着挨饥受寒的生涯。天情道理书说：「至贫莫如东王，至苦亦莫如东王，生长深山之中，五岁失怙，九岁失恃，零丁孤苦，困厄难堪，足见天父将降大任於东王，使之佐辅真主，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乃天之穷厄我们东王者，正天之所以玉成我们东王也。」这段话，说明了秀清的革命事业跟他的阶级出身和艰苦经历的重大关系。
冯云山进入紫荆山区，创立拜上帝会，秀清和萧朝贵都是那里入会的种山烧炭的贫苦农民。那时候，他们只是一般会员。清道光二十七年（一八四七年）七月，洪秀全、冯云山写宣传册子送人，是曾澐正四处代传的。九月间，洪秀全要选择险固所在栖身，是和冯云山、曾澐正、曾玉景、曾观澜等同写章求天父的。九月十六日，洪秀全去象州捣毁甘王朝是和冯云山、曾澐正、卢六、陈利同去的①。十一月二十一日，冯云山被逮捕，是由曾亚孙、卢六等夺回的②。他们都还未站到斗争的前列来。
清道光二十八年戊申（一八四八年）春，冯云山被囚在桂平县监狱，洪秀全回广州营救，拜上帝会突然受到地主阶级的迫害，会中又陷於没有首脑主持的瘫痪状态，人心动摇。三月初三日，当会众聚集的时候，秀清就利用当地迷信的降童巫术，装做跌在地上不省人事，过了一刻，他在昏迷状态下，站立起来，瞬即摆出一副严厉肃穆的面孔，厉声对众人说：「众小子听着！我乃天父是也！今日下凡，降托杨秀清，来传圣旨。」他宣讲了一番天父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权能。命令会众同心同力去杀妖。稳定了革命群众的情绪，保卫了革命的组织，把后来作为太平天国骨干的两千会众从彷徨动摇中带领回到革命的道路上来。天情道理书记其事说：「当其时真道兄弟姊妹多被妖人恐吓，若非天父下凡教导作主，恐伊等心无定见，安得不忘却真道，差入鬼呼乎！」这是一件关系到拜上帝会前途至重至大的事。
到冯云山出狱，洪秀全也回到平在山来，他们虽知降托是左道巫术，但看见在群众中起了这样大的作用，认为正可以利用，遂承认秀清有代天父传言的权力。到这年九月，洪秀全又和萧朝贵串演天兄降托萧朝贵的把戏。从些，「并不知机」①的杨秀清和「僻处山隅」②的萧朝贵，就从会众中涌现出来一跃而成为太平天国的领导者。
农民是个体劳动者，他们过的是没有组织的分散生活。要想把他们结集起来，并比较有效地克制他们的分散性、散漫性，而形成一支在统一指挥下的有组织有纪律的战斗队五，这是一个严重的和单靠农民自己不能根本解决的问题。但是，农民起义对此必须在某种程度上作出初步的解决，否则不仅不能取得从小到大，由弱到强的发展，就是起义也难於发动起来。秀清在这方面做了非常卓越的工作。他用天父降托去恐固拜上帝会的组织，他又用天父降托去发动群众。就在金田起义前一年的三月十六日，他到贵县拜上帝会去，假托天父下凡教育会众说：「高老山山令，遵正十字有一笔祈祈」①。高老即天父，山山即出字，十字有一笔即千字，这句隐语，就是命令会众：「天父出令，千祈尊正！」到金田起义这一年的春天，他就假托天父下凡，号召群众说：「我将遣大灾降世，过了八月后，有田无人耕，有屋无人住。凡坚信的将得救，你们都到我这里来」②！这年四月，拜上帝会决定要起义了。杨秀清为着要夺取起义领导权，他与萧朝贵合谋，假装口哑耳聋，耳孔出脓，眼内流血，成了病废，躲在幕后操纵，由萧朝贵出面假托天兄下凡主持。事具萧朝贵传中。到十月初一日，地主围练向拜上帝会进攻时，他就立刻耳聪目明，心灵性敏，到金田围营指挥队伍，与地主围练大战，把它打败。十一月二十四日，击败围困山人村的清兵，迎洪秀全归金田，又打败来攻金田的清军。十二月初十日，就在金田宣布起义。
辛开元年二月，洪秀全正位天王，封秀清为正军师，建立太平天国。时太平军初起义，农民的散漫性和自私性仍然随时暴露出来，致影响战斗。於是秀清又连续用天父下凡，对官兵进行教导，说：「我差尔主下凡作天王，地（他）出一言是天命，尔等要遵。尔等要真心扶主顾王，不得大胆放肆，不得怠慢也。若不顾主顾王，一个都难也」①。又说：「天降尔王为真主，何用烦愁胆心飞」。「有志顶天忠报国」，「何不心雄战胜回」②。秀清用这类简单明快的语言，假托是天父的圣旨，来说明天王洪秀全下凡作真主的天命，树立起义必胜的信念，灌输到太平军全军兵将的心中，把全军的意志和力量，在天父、天兄、天王的名义下结集起来。於是冲破清军四面的封锁，粉碎敌人要把太平军困死在紫荆山区的狂妄企图，全军冲出到平南官村，太败清军，遂於闰八月初一日，攻克广西永安州，第一次占领城市。
十月二十五日，天王洪秀全降诏封正军师杨秀清为东王，西、南、北、翼四王都归节制，将军令权交归杨秀清。
当太平军攻克永安州后，清朝跟着又调动大军来围困，并收卖叛徒周锡能，企图外攻内应，颠覆太平天国。秀清侦知叛徒逆谋，立刻假托天父下凡，锁拿周锡能进行审讯，将他的谋反逆迹一一指出。周锡能无法狡辩，不得不供认。在全军兵将共同切齿愤与对天父权能的欢呼声中，把周锡能和他的老婆、儿子押出朝门斩首示众。秀清在审讯叛徒周锡能当中，同时就教导兵将说：「自今以后，每事具要推明，时加格外灵变」，一旦发现可疑的情况，就「该即刻禀报尔千岁，奏知尔主天王，则为是也」。又说：要以周锡能为戒，「要认真天堂路，切不好踏差，放胆立志，顶天不妨」①。这一场周锡能谋反案件的破获，不仅是粉碎了敌人外攻内应的险恶阴谋，对当时被围在永安州的全军斗志起了极大的鼓舞，而且，结合着审讯，还把得出来的政治上的教训，进行了一场活生生和教育，有助於在军中培养警惕性的观念，并进一步提高他们对起义必胜的信心。事详叛徒传内。秀清假托天父下凡的做法，在太平天国起义初期是起了大作用的。
二
太平天国壬子二年三月，在永安州突围大捷后，北出桂林。五月，大军进入湖南，传檄讨伐清朝。其奉天讨胡檄道：
真天命太平天国eq \o\al(\s\up 10(左 辅 正军师东王杨),右弼又正军师西王萧)为奉天讨胡，檄布四方，若曰：嗟尔有众，明听予言。予惟天下者中国之天下，非胡虏之天下也；衣食者中国之衣食，非胡虏之衣食也；子女民人者中国之子女民人，非胡虏之子女民人也。慨自有明失政，满洲乘釁，混乱中国，盗中国之天下，夺中国之衣食，淫虐中国之子女民人。而中国以六合之大，九州之众，一任其胡行，而恬不为怪，中国沿得为有人乎！自满洲流毒中国，虐燄燔苍穹，淫毒秽宸极，腥风播於四海，妖气惨於五胡，而中国之人，反低首下心，甘为臣仆。甚矣哉，中国之无人也！
夫中国首也，胡虏足也，中国神州也，胡虏妖人也。中国名为神州者何？天父皇上帝真神也，天地山海是其造成，故从前以神州名中国也。胡虏目为妖人者何？蛇魔阎罗妖邪鬼也，鞑靼妖胡，惟此敬拜，故当今以妖人目胡虏也。奈何足反加首，妖人反盗神州，驱我中国悉变妖魔，罄南山之竹简，写不尽满地淫污，决东海之波涛，洗不净弥天罪孽。予谨按其彰著人间者约略言之：夫中国有中国之形像，今满洲悉令削发，拖一长尾於后，是使中国之人，变为禽兽也。中国有中国之衣冠，今满洲另置顶戴，胡衣猴冠，坏先代之服冕，是使中国之人，忘其根本也。中国有中国之人伦，前伪妖康熙暗令鞑子一人管十家，淫乱中国之女子，是欲中国之人尽为胡种也。中国有中国之配偶，今满洲妖魔悉收中国之美姬，为奴为妾，三千粉黛，皆为羯狗所污，百万红颜，竟与骚狐同寝，言又恸心，谈之污舌，是尽中国之女子而玷辱之也。中国有中国之制度，今满洲造为妖魔条律，使我中国之人，无能脱其纲罗，无所措其手足，是尽中国之男儿而协制之也。中国有中国之言语，今满洲造为京腔，更中国音，是欲以胡言胡语惑中国也。凡有水旱，略不怜恤，坐视其饿莩流离，暴露如莽，是欲我中国之人稀少也。满洲又纵贪官污吏，布满天下，使剥民脂膏，士女皆哭泣道路，是欲我中国之人贫穷也。官以贿得，刑以钱免，富儿当权，豪杰绝望，是使我中国之英俊抑郁而死也。凡有起义与复中国者，动诬以谋反大逆，夷其九族，是欲绝我中国英雄之谋也。满洲之所以愚弄中国，欺侮中国者，无所不用其极，巧矣哉！昔姚弋仲，胡种也，犹戒其子襄，使归义中国，苻融亦胡种也，每劝其兄坚，使不攻中国。今满洲乃忘其根源之丑贱，乘吴三桂之招引，霸占中国，极恶穷凶。予细查满鞑子之始末，其祖宗乃一白狐一赤狗交媾成精，遂产妖人。种类日滋，自相配合，并无人伦风化，乘中国之无人，盗据华夏。御座之设，野狐升据，朝堂之上，沐猴而冠。我中国不能犁其廷而锄其穴，反中其诡谋，受其凌辱，听其号令，甚至文武官员，贫图利禄，拜跪於狐群狗党之中。今夫三尺童子，至无知也，指犬豕而使之拜，则艴然怒。今胡虏犹犬豕也，公等读书知古，毫不知羞。昔文天祥、谢枋得誓死不事元，史可法、瞿式耜誓死不事清，此皆诸公之所熟闻也。予总料满洲之众，不过十数万。而我中国之众，不下五千馀万。以五千馀万之众，受制於十万，亦孔之丑矣！
今幸天道好还，中国有复兴之理，人心思治，胡虏有必灭之徵。三七之妖运告终，而九五之真人已出。胡罪贯盈，皇天震怒，命我天王肃将天威，创建义旗，扫除妖孽，廓清华夏，恭行天罚。言乎远，言乎近，孰无左袒之心；或为官，或为民，当急扬徽之志。甲胄干戈，载义声而生色；夫妇男女，摅公愤以前驱。誓屠八旗，以安九有；特诏四方英俊，速拜上帝，以奖天衷。执守绪於蔡州，擒妥欢於应昌，与复久沦之境土，顶起上帝之纲常。其有能擒狗鞑子咸岂来献者，或有能斩其首级来投者，或又有能擒斩一切满洲胡人头目者，奏封大官，决不食言。盖我中国之天下，今既蒙皇上帝开大恩命我主天王治之，岂胡虏所得而久乱哉！公等世居中国，谁非上帝子女，倘能奉天诛妖，执蝥弧以先登，戒防风之后至，在世英雄无比，在天荣耀无疆。如或执迷不悟，保伪拒真，生为胡人，死为胡鬼。顺逆有大体，华夷有定名。各宜顺天，脱鬼成人。公等苦满洲之祸久矣，至今而犹不知变计，同心戮力，扫荡胡塵，其何以对上帝於高天乎！予兴义兵，上为上帝报瞒天之雠，下为中国解下首之苦，务期肃清胡氛，同享太平之乐。顺天有厚赏，逆天有显戮。布告下天，咸使闻知。
这一道檄文，痛斥清朝政府的民族压迫和封建剥削，指出满洲贵族奴役中国人民，从剃发、易服等人身侮辱，到政治上和经济上「富儿当权」、「剥民脂膏」种种压迫剥削，造成「饿莩流离，暴露如莽」的人间地狱，表达了阶级斗争与民族斗争的一致性，宣扬了吊民伐罪的正义性。檄文提出革命目的，在於推翻残暴的清朝政府，「同享太平之乐」。檄文一再申述革命的政策，号召中国人民「各各起义，大振旌旗」；责备奴事清朝的士大夫，叫他们变计来归；策动反革命军队弃暗投明，立功受赏。檄文最后宣告「中国有复兴之理」，清朝「有必灭之徵」，申述了革命必胜的信心。这道檄文，成为一面号召全国人民反封建反民族压迫的旗帜，成千百万受压迫受剥削的人民参加了革命，各地各族也纷纷起义响应。五月，克道州。清总兵和春、守备张国梁率军来攻，秀清亲率将士与占於南乡。这一场大战，秀清「战妖损破颈跌横」①，挫败了敌人的攻势。旋进军长沙，出洞庭湖，攻克武昌、汉阳。癸好三年正月，大军下江南。二月初二日，就进抵南京。初十日，太平天国又以秀清和萧朝贵名义颁布一道四民各安常业诰谕①。在这道布告中，再次声讨清朝政府「暴虐我黎庶，残害我生灵；肆铜臭之薰天，令斯文以扫地。农工作苦，岁受其殃；商贾通往，关徵其税。四海伤心，中原怒目」的罪行。接着宣布「自广西起义以来，所到之处，抗王师者前徒倒投顺之戈，凛天威者闻风丧妖人之胆」的革命声威，与「郡县所经，如行时雨，旌旗所指，犹解倒悬」的解放业迹。最后切望人民，「当旅市之不惊，念其苏之有望」，各宜安居乐业，「以受天福」。十四日，遂克南京。
三
杨秀清在革命实践中积聚有丰富的经验，但历史的经验教训范围更为广博，他却缺乏历史智识。因此，他在建都问题和北伐用兵上，都由於不知历史的经验教训，而犯下了两大错误，给太平天国革命带来极大的损失，已详论於序论中。
杨秀清是个具有非常的行动能力和组织能力的人，他又是个雷厉风行的铁腕人物。他任太平天国正军师，总理军国，出现了一个在农民起义史上未有的高度集中的权力，就是在中国史上也少见有如此高度中央集权。在军事上，一纸令下，全国兵将星驰电集，赴汤蹈火，如身使臂，臂使指。在政治上，「即末秩微员，升降必由天廷转奏，片文双字，刊刻必自京内颁行」①，所有全国大大小小的政务全部集权到中央政府。在维持秩序与执行纪律上，「一切人等，无有例外，各有派定的岗位与职责，而全体动作各按轨道，循规蹈距，如同钟表的机件」②。只有在这样的权力树立以后，富有自发性和涣散性的农民的力量才能结聚起来，消灭分散主义和无纪律状态，而得运用全力去推翻地主阶级。也只有在这样的权力树立以后，才造成太平天国前期巩固如磐石的政权，比天朗气清的澄空还要清明的政治。
当进入南京之初，杨秀清就首先整顿营规，立法安民。凡新克复地方，安民严令一出，何官何兵无令敢入民房的斩不赦，左脚踏入民家门口的即斩左脚，右脚踏入民家门口的即斩右脚，法立令行，严严整整①，真正做到了他向人民保证过的「圣兵不犯秋毫」②的严明纪律。他爱护人民，向官兵教育爱民的道理，要他们关心广大人民的疾苦，要「有衣同衣，有食同食」③。故民心悦服，到处战胜攻取。
秀清爱护兵士，他给军队颁布一种体惜号令④，教导「凡为佐将者，当知爱惜兵士」。规定行军时，官员马匹都给伤员骑，如马匹不够，由兵士抬负而行，总要个个保齐。到指定营盘时，令拯危官员每逢礼拜日将伤员医疗情况报明，宰夫官三日两日按名给肉，以资调养，掌医、内医格外小心医治，佐将当公事稍暇，必须亲到功臣衙看视。有亲属的伤员，看远近情况，酌量令其亲属前来照料，没有亲属的，由本营兄弟小心提理。至於对巡更把卡兵士的体惜，又规定：「若遇天寒雨雪之夜，尤当加以体恤，若见其衣裳单少，或被褥不敷，即当传令各官，如有多馀，即当挪出，分散兵士。倘各官亦无多袍裳，即令各官夜间将皮袍裳与把卡兵士穿著，日间令其缴还，如此一转移间，兵士更当格外感激矣」。秀清爱护兵士，开心到这种地步，就更加激发他们的门志，以战胜敌人。
秀清对群众很谦虚。当攻克南京时，他正在考虑建都大计，驾他座船的蒋老水手，向他当面提出反对去取河南为都而主张在南京建都的主张。他虚心倾听了并且采纳蒋老水手的意见。虽然他这个决定是大错的，但是，却典型地说明他对群众的谦虚态度和虚心倾听群众的意见。到建都天京后，丞相不识字的每人禀事，都带书手入读禀奏。他十分谦虚地对那些书手说：「我五岁死了父亲，由国伯养大，家穷失学，不识字，兄弟莫笑，但慢慢地读给我听，我自懂得」①。他给群众的形像，就是这样的诚恳，这样的朴素。他谦虚对待群众，虚心倾听群众意见，也教官员们学他的榜样，他曾经面教各官说：「尔等为官者，凡遇下官有事到案敬禀，或是或非，且随他直禀明白，切不可半途之中，见他有不合之处，即大声骂他，致他心无定见，常多惊恐。即有错处，也须待他说完，悠然教导，否则恐他自后即有合理的地方，也不敢来禀」〔一〕。他这样地重视群众主动性和智慧的发扬，就鼓励群众开心革命事业，乐於提出意见，因而收到集思广益的效果。在太平天国革命史中，曾经出现了许多创造性的新事物，就是跟领导者这种谦虚的作风有关的。
秀清用人，择有才而用，不准狗情滥保。他指示在田家镇行营统兵的燕王秦日纲说：「凡保举官员，必须查其平素历练老成，精明灵变，然后传该员前来亲自勘验，观其言语举动，进退趋跄，果堪胜任，再行保举禀奏回朝，毋得狗情滥保」〔二〕。这样慎重保举，自然能够登进英才，为国任贤，收到政治清明，人心团结的效果。故敌人论到当时太平天国的铨选也不得不说：「赍功课职，颇协众情，初无依违，故其党争为致死，虽屡至穷蹙而不舍焉」〔三〕。这一种情况，和太平天国后期徇私滥保，乱封官爵，以致「谗佞张扬，明贤偃避，豪杰不登」〔四〕的情况，恰恰成为十分显著的对比。
秀清「赏罚分明」〔一〕，这就使得有功的知奋，有罪的知愧，激发了革命者的上进心和责任心，加强对纪律的严肃感。甲寅四年五月，青年将军陈玉成攻下武昌，秀清立刻把他提升为殿右三十检点。玉成上燕王秦日纲禀申说，他恢复武昌祗是一点「微劳」，就得到升赏，使他「感激图报，奋不顾身」〔二〕。同年三月，春官又副丞相林绍璋在湖南湘潭全军覆败，革职，调到江西湖口协助守城。八月，任为金官正将军。他感到自己有负委任，恳辞给他的官职，请秦日纲代为婉禀秀清，原在湖口带罪立功〔三〕。从这两件事看来，可见秀清「赏罚分明」是在怎样地激发着革命者的上进心和责任心。敌人论太平天国取得辉煌胜利的原因说：「其法至严，凡有失利取败，违令私财，重则立斩，轻者责降，不敢徇情，略无姑息。有功亦破格升迁，赏不逾时，而桀骜不驯之徒，遂群焉俯首，甘心服役，至身临矢石而不惴，膏涂草野而无悔矣」〔四〕。反革命分子的分析固然是片面的，因为太平天国革命者这种昂扬的门志，并不只是从纪律取得，而首先是由於对革命理想的追求。但是，从太平天国全部历史看来，仍然是跟秀清「赏罚分明」分不开的。这一种情况，和太平天国后期「无功偷间之人，各又封王，外带兵之将，日夜勤劳之人，观之不分（忿），力少从戎，人心之不服，战守各不争雄」〔一〕的情况，又恰恰成为十分显著的对比。
秀清「心灵性敏」〔二〕，应变迅速。甲寅四年三月，水营哗变。原来水营都是湖南人，反革命分子张继庚曾用「东王待广西人厚，待湖南人薄」的反间计去激怒他们。没有多久，可巧有北殿右二承宣张子朋因奉命出师封船只责打水营多人的事发生，众心遂齐叛，要尽开船上驶向清军投降或散去。秀清得报，立刻到北王府，将韦昌辉杖责数百，张子朋杖责一千，又传殿左五指挥提督水营事务总办船只唐正才到来，多方抚慰，叫他向水营传达慰问，并出诰谕宣布韦昌辉、张子朋虐众罪状。水营人人悦服。一场祸起顷刻的大变，登时风平浪静。如果应付稍迟，便致挽救不及了。秀清应变迅速，使不失事机，大都类此。
历史说明，统治阶级总是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的。在革命门争发展的过程中，阶级敌人总是千方百计地破坏革命，特别在革命门争胜利发展时期，敌人往往设法钻到革命内部进行破坏活动。在建都天京后，就有以张继庚、吴长松为首的反革命分子潜藏在京内。张继庚隐藏在北典兴衙，到处进行反革命活动。吴长松打进太平天国内部，做织营总制，就利用织营作为窝藏反革命分子的巢穴。他们暗通城外清朝江南大营，要外攻内应颠覆太平天国。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秀清虽然不可能自觉地认识到阶级门争的规律，可是，在激烈的阶级门争中得到锻练，他对阶级敌人的反革命活动保持了比较高的警惕。他首先破获由张继庚鼓动起的水营叛徒结盟案，镇压了叛徒。又侦破由张继庚纠约叛徒向清军献朝阳门的阴谋。甲寅四年二月，扑灭了由吴长松率领的匪徒夜斫仪凤门迎接清军的变乱。接着，又破获由副典金官陈先进为首密通清军定期作乱的案件〔一〕。於是肃清了反革命分子，纯洁了天京内部，从而给此后天京的保卫带来了安全。
太平天国前期的辉煌业迹，就是由於秀清执政得来的。当时太平天国的军民把秀清看作神圣。他的一道诰谕，一首诗歌，一部讲道理的书，都像战鼓一样鼓舞着他们，「争先恐后各称雄，直破铜关百万重」〔二〕，从胜利走向胜利。
四
农民的阶级性中包含着反抗性和革命性的一面，同时又有狭隘性、私有性和保守性的另一面。作为农民阶级的杰出领袖杨秀清，在他的身上，正体现这两种矛盾性格的汇合。对革命门争的勇敢、坚决，表现了他的革命要求。但是，到革命形势胜利发展，他这一个在深山烧炭的农民已经变成了建都在当时中国心脏地区的南京的太平天国的实际领导者的时候，反映着农民阶级性中消极面的错误和缺点，便在他身上显著地日益发展起来，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终於身遭杀戮，使正在明着胜利前进的太平天国，转而走下坡路，以至於败亡。
早在起义前两年，秀清取得代天父传言权，肃朝贵取得代天兄传言权，曾经由萧朝贵假托天兄下凡，向会众宣布不但人人要服从秀清和他，就是洪秀全也一样。洪秀全俯首遵命说：「谨受教」。事具萧朝贵传。故洪秀全虽为天王，实际受杨、萧控制。萧朝贵早死，秀清就以独一神威凌驾於洪秀全之上。建都天京后，洪秀全手批前遗诏圣书圣人约翰天启之传第十四章说：「今当禾熟之时，即得救之侯。朕是禾王，东王禾乃。禾是比天国良民。禾王、禾乃俱是天国良民之主也。验矣，钦此。」洪秀全又在宗教的理论上钦定秀清和他同传第三
杨秀清样「俱是天国良民之主」。洪秀全还亲口诏众官说：「尔为官者，须和尔东王所言，即是天父所言也，尔等皆当钦遵」〔一〕。这就是说秀清成为天父的化身，就是不在替天父传言的时候，他说的话也具有天父圣旨同样的权力，太平天国全体官员军民都必须钦遵，当然包括称为天父次子的洪秀全在内。虽然洪秀全说这句话时是在被秀清假托天父下凡要杖责他之后，是有所勉强而说的。但是，既出自洪秀全之口，就不论他原意不原意，都不能不说他承认了秀清是太平天国最高主宰这一事实。同时，太平天国采取军师负责制，秀清任正军师，总理军国，将宗教的、政治的、军事的大权全部掌握在手中，成为太平天国的实际领导者。
这是一个关系到太平天国命运的活生生的现实。而太平天国的国家组织形式却采取了这种把农民民主主义和君主制独特结合在一起的军师负责制。这种政体，虽把国家实权归军师执掌，天王临朝不理政，作为一个虚君，发挥了农民民主的一面。但却大讲「君道」和「臣道」，承认「天无二日，土无二王」〔二〕，君臣界限不容逾越，如有人敢於夺取君位，就要被叫做「乱臣贼子」，斥为「篡盗」，人人得而诛之，又保留了君主制权能的另一面。因此，洪秀全仍拥有诛杀秀清的权力——这就是这种政体所赋与他的君权所产生的力量。关於这一点，秀清不是不知道的。就在那一次他假托天父下凡要杖责洪秀全第三天，他上殿去安慰洪秀全。洪秀全称赞他说：「清胞真是古之所谓骨鲠这臣。自后在尔幼主之世，凡为臣者当如清胞今日之直言，方尽为臣之道也」。他对说：「小弟虽足为臣者法，但后日幼主以后，亦要法我二兄海底之量，能受臣直谏，方尽为君之道也。自古以来，为君者常多恃其气性，不纳臣谏，往往以得力之忠臣，一旦怒而误杀之，致使国政多乖，悔之晚矣」〔一〕。秀清这一段对话，流露出藏在内心深处的对还拥有君权和性烈如火的洪秀全的恐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