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对各种主义综合审谛，觉社会主义真为改造现世界对症之方，中国也不能外此。社会主义必要之方法：阶级战争——无产阶级专政。”为此，就必须建立无产阶级的政党，党是“发动者、领袖者、先锋队、作战部，为无产阶级运动之神经中枢”③。毛泽东回信给蔡和森，说你的“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并转告蔡关于建党之事，“陈仲甫先生等已在进行组织”。④①②③
④《毛泽东书信选集》第１５页，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版。
《五四时期的社团》（一）第２７、２８页，三联书店，１９７９年版。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一册第９８、１０４页。
《李达自传》，《党史研究资料》第二集第２页。
陈独秀为加快建党的步伐，他函约王乐平①在济南组织（王本人未加入组织，向陈推荐了王尽美和邓恩铭等几位青年组党）；陈公博在广州组织；张申府在法国组织②；施存统在日本组织；毛泽东③在长沙组织；派刘伯垂（在沪时由陈独秀介绍入党）回武汉组织。“这样，上海的组织事实上成为一个总部，而各地的组织是支部了”。④了共产主义者的理想是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消灭阶级。为了实现这一伟大的目标，工农必须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镇压资产阶级，建设共产主义。并“以此为收纳党员之标准”。⑤
１９２１年初，除担负临时中央任务的上海发起组外，有北京（１９２０年１０月）、武汉（１９２０年秋）、长沙（１９２０年１１月）、广州（１９２１年初）和济南（１９２１年初）等五个支部相①②③④
⑤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档案资料》（增订本）第１页。
《李达自传》，《党史研究资料》第二集第２页。
毛泽东：“我第二次（１９２０年５月）到上海去的时候，曾经和陈独秀讨论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陈独秀谈他自己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斯诺：《西行漫记》第１３２、１３３页，三联书店，１９７９年版）。
国与赵世炎联系，在赴法勤工俭学学生中建党（《张申府谈话记录》，１９６１年１月２７日）。
王乐平，五四时期济南地区著名进步人士，办有“齐鲁学社”，与陈独秀过往甚密。
继成立。此后不久，北方数省和内蒙地区的党组织在李大钊的直接领导之下，也纷纷建立起来。
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上海发起组，为了迅速地发展党员，扩大党组织，在上海地区大力开拓革命事业。其中除创办工人刊物，组织工会，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在上节已作介绍外，现再个别介绍其他几方面的工作。
一、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开办外国语学社
上海是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也是传播社会主义思想的中心地，多年来一直为各地进步青年所向往。他们有的因参加学生运动，被校方逼迫离校；有的因反抗封建家庭旧礼教的束缚而出走；有的为寻找真理，追求理想，都纷纷来到了上海找陈独秀等，请求指引与帮助。
例如，罗亦农（湖南湘潭人）因受《新青年》的影响，十七岁时“穿了件蓝布大褂，夹了一把雨伞，一个人跑到了上海去找陈独秀……他到上海后，就在陈独秀帮助下，在一个小报馆当校对，‘边工边读’”。①上海发起组为了指引这批青年走上革命道路，于１９２０年８月２２日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地点设在渔阳里六号。
陈独秀指派上海发起组中最年轻的党员俞秀松担任青年团的书记。
青年团是党的后备军。由于上海发起组建立了青年团，各地党支部都把建团作为一项重要的工作。到１９２１年底，北京、长沙、武昌、天津、广州等城市都建立起团组织，有计划地培养和发展党员。
①李文宜（罗亦农妻）：《忆罗亦农同志》，《人民日报》，１９８２年５月１３日。
上海发起组为了选送优秀青年到俄国学习，培养革命干部，在１９２０年９月开办了党的第一所学校——外国语学社（校址设在渔阳里六号），以公开办学的名义掩护革命工作。
学校的负责人是杨明斋，教授俄文，李达、李汉俊、袁振英分别教授日文、法文、英文。有时陈独秀也来校讲课。学生的来源是由陈独秀等及外埠党员同志直接或间接地介绍来的，学生最多时有五六十人。他们是青年团发展的主要对象。到劲光、刘少奇、任弼时、何今亮（汪寿华）、柯怪君（柯庆施）、蒋光慈、陈为人等等。同年４月间，有二三十名团员赴俄国深造。他们学满回国后都为发展革命事业作出了很大的贡献，有的成长为中国第一代著名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二、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
陈独秀在筹建共产党时，深感缺乏马克思主义著作的中文译本。因此，在１９２０年初，他就委托恽代英翻译考茨基的早期著作《阶级斗争》。①同年８月，陈望道“费了平生译书的五倍工夫”，将《共产党宣言》全文译出，经陈独秀、李汉俊“校对”后出版。②９月，李汉俊翻译了介绍马克思经济学说的《马格斯资本论入门》一书。１１月，出版新青年丛书第一种，即李季译的克卡朴《社会主义史》。这些著作，对于当时的共产党员、青年团员确立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树立共产主义世界观，起了极大的作用。毛泽东就曾经说过这样一①
②玄庐：《答人问〈共产党宣言〉底发行所》，《觉悟》，１９２０年９月３０日。
胡治熙：《缅怀恽师》，《回忆恽代英》第１７１页。
段话：“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这三本书就是《共产党宣言》、《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史》。①三、创办《共产党月刊》
《共产党月刊》是上海发起组在中国树立起的第一面共产党大旗。它创刊于１９２０年１１月７日，由李达主编。共出了六期。它的主要撰稿人都是上海发起组的成员。第一期第一篇文章是陈独秀写的《短言》，也就是该刊的发刊词，它明确宣称：“经济的改造自然占人类改造之主要地位。吾人生产方法，除资本主义及社会主义外，别无他途。……什么民主政治，什么代议政治，都是资本家为自己阶级设立的，与劳动阶级无关。……我们只有用阶级战争的手段，打倒一切资本阶级，从他们手抢夺政权；并且用劳动专政的制度，……建设劳动者的国家以至于无国家，使资本阶级永远不至发生。
……一切生产工具归生产劳动者所有，一切政权归劳动者执掌，这是我们的信条。”这篇《短言》，正如毛泽东所说是一篇“颇不愧旗帜鲜明”的宣言②。《共产党月刊》对提高党员的共产主义觉悟，认清党的性质与任务，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四、《新青年》改为发起组机关刊物全面介绍苏俄现状
上海发起组成立以后，即大力介绍苏俄社会制度，广泛宣传科学社会主义。因此就必须有宣传机关和宣传阵地。当时一个现成的而且卓有声望的宣传阵地是《新青年》月刊，它①
②《毛泽东书信选集》第１５页。
斯诺：《西行漫记》第１３１页。
在国内４３个省市有９４个代派处①。《新青年》是陈独秀创办和主编的，因而《新青年》的基本内容及其思想格调，也必将随着陈独秀的思想转变而转变。《新青年》与陈独秀是同步前进的，越来越富有强大的生命力。从１９２０年９月１日《新青年》出版第八卷第一号起，便成了中共上海发起组的机关刊物，“由编辑部同人自行组织新青年社，直接办理编辑印刷发行一切事务”。②总发行所设在法大马路（今金陵东路）二百七十九号，编辑部仍设在陈独秀的住处渔阳里二号。把思想界的泰斗《新青年》改办为发起组的机关刊物，这是陈独秀对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一大贡献，也只有他才能做出这一贡献。
《新青年》改为发起组机关刊物以后，便同一直负责发行《新青年》的群益书社脱离了关系。关于这个问题，在上一节介绍《劳动节纪念号》时，曾指出由于该号篇幅扩大，群益书社提高出售价而引起决裂的，这固然是一个原因，但并非是主要的原因。平心而论，群益加价，情有可原。陈独秀坚决与群益脱离关系的更重要的原因是他要独立门户，另辟蹊径，创立新青年社，既发行《新青年》，又发行“新青年丛书”。上海发起组决计不惜工本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因此迟早是要摆脱群益书社的束缚的。
《新青年》改为发起组机关刊物以后，它的同人或主要撰稿人也进行了一次大换班。发起组成员的著、译作品，从八①
②《新青年》８卷１号底页《本志特别启事》。
据《新青年》９卷１号《代派处一览表》。
卷一号至六号愈来愈占显要地位，原撰稿人胡适等人的作品退居次要地位。第八卷《新青年》特辟《俄罗斯研究》专栏，先后刊登了３３篇文章，全面地介绍苏俄的社会制度、经济政策、农业制度、婚姻制度、平民教育、儿童教育和职工运动等各方面的情况，使更多的知识分子了解到受过十月革命洗礼的俄国现状。开辟《俄罗斯研究》专栏，在当时“是带有旗帜的作用”的。①它澄清人们对苏俄的误解和谣传，揭露了诬蔑社会主义革命的无耻谰言。
中共上海发起组机关刊物《新青年》旗帜鲜明，具有无畏的真理信念和勇气，但并不妄自尊大，对其他各派思想学说都抱以自由讨论的平等态度。因此从八卷一号至六号，仍然陆续发表了一些非马克思主义，或反马克思主义的作品，并信心百倍地同假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展开了大规模的论战。
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批判资本主义道路进一步地传播和中共上海发起组的成立，受到了两方面的阻挠和反对，一是来自右面的资产阶级代言人力图把中国引向资本主义道路；一是来自左面的小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者，极力宣扬不要任何纪律约束的绝对自由，反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学说的精髓——无产阶级专政。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上海发起组对于来自左右两方面的反社会主义言论，奋起反击，①《陈望道先生谈话记录》，《复旦学报》，１９８０年第８期。
展开了两场激烈的斗争。两次争论的中心，一是中国究竟走社会主义的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的道路；二是中国是创立列宁主义式的政党，还是建立一个无政府主义的党。这两次论战，其规模之大、时间持续之久、影响之深广，都大大超过了１９１９年的“问题与主义”之争。那次争论几乎是在李大钊与胡适之间一对一地进行的。而在这两场争论中，中共上海发起组的成员以及北京和旅法共产党小组的成员几乎是一起投入了战斗。
邀请来到了中国，他先后到江苏、北京、湖南等地讲演。当他到湖南讲演时，有张东荪、杨端六等人陪同前往。１１月６日，张东荪在《时事新报》上发表《由内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训》一文，吹捧罗素对中国提出的主张。张东荪说：我这次旅行“虽未深入内地，却觉得救中国只有一条路，一言以蔽之：就是增加富力。而增加富力就是开发实业，因为中国的惟一病症就是贫乏，中国真穷到极点了。……中国人大多数都未经历过人的生活滋味”。
救中国如果“可以说有一个主义，就是使中国人从来未过过人的生活的都得着人的生活，而不是欧美现成的什么社会主义，什么国家主义，什么无政府主义，什么多数派主义等等”。
①张文的矛头显然是指向社会主义的。这篇反社会主义的文章发表以后，立即遭到陈望道、李达、邵力子等人反驳。
陈独秀写信给罗素，说：中国要发展教育及工业，“这是①《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新青年》８卷４号第１页。
不待讨论的；但是有一件要讨论的事，就是还仍旧用资本主义发达教育及工业，或是用社会主义？……近来中国有些资本家的政党的机关报屡次称赞你的主张：‘中国第一宣讲教育，第二宜开发实业，不必提倡社会主义’，我们不知道这话是你说的，还是别人弄错了呢？我想这件事关系中国改造之方针很重要，倘是别人弄错了，你最好声明一下，免得贻误中国人”。①
这封迫使罗素表态的公开信，在当时是很有意义的。因为罗素名声大，号称当代世界三大哲学家之一，又有政治资本，因反对第一次世界大战曾被判刑坐牢，还极力提倡什么基尔特社会主义。②当时中国知识界并不了解他的底细。《新青年》第八卷二号三号还花了大量的篇幅介绍他的事迹。而罗素对陈独秀的信却始终不予答复，这无形中向舆论界揭露了反对中国走社会主义的道路，正是罗素的本意。张东荪借罗素的声望力主开发实业，走资本主义道路。
东荪等人的文章和陈望道等人的反驳以及陈独秀与张东荪来往的信件，共１３篇，冠之以《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总标题，一起发表出来，以便广泛地进行辩论，明辨大是大非。
真理愈辩愈明，马克思主义从来就是在批判地继承中诞生和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中国共产党的创立，也必定①
②基尔特（Ｇｕｉｌｄ），即行会，同业组合或协社的意思。基尔特社会主义是一种劳资合作的改良主义。
《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新青年》第８卷４号第８页。
经历一系列的斗争，才能深深扎根于中国的大地，开出科学之鲜花，结出革命之硕果。
争论开始以后，张东荪于１２月１５日在《改造》第三卷第四号上发表《现在与将来》一文。次年２月１５日，梁启超在《改造》第六号上发表《复张东荪书论社会主义运动》，这两篇长文是当时反社会主义言论的代表作，他们两人的基本观点是主张发展资本主义，劳资协作，反对社会主义，否认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必要性。
他们认为“救中国只有一条路”，即增加富力，开发实业。
而“开发实业方法最能速成者莫若资本主义”。世界上没有不经过资本主义，“而能达到社会主义的，……中国若想社会主义实现，不得不提倡资本主义”。因此，“中国现在没有谭论社会主义的资格”，中国“缺少真正的劳动者”，①共产党“背后没有阶级必不成立。中国现在离劳动阶级的完成与自觉尚早”。因而“决不会发生”劳农革命，“而伪劳农革命恐怕难免”。“伪劳农革命发生不过在已过的许多内乱上再添一个内乱罢了”。②梁启超也认为“今日为改造中国社会计”，不是防止资本主义的发生，而是“借资本阶级为实行社会主义之预备”。“劳动阶级不存在之国家，社会主义之实现，其道无由”。③这些都是最明显不过的主张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言论。①②
③《复张东荪书论社会主义运动》。
《现在与将来》。
《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新青年》第８卷４号第９、１６、１１页。
然而，张东荪在提倡资本主义，反对社会主义之时，却为自己的言论涂上了一层社会主义的油彩，即基尔特社会主义。他自称“倾心于同业公会的社会主义”，“对于基尔特社会主义则信之甚笃”。开发实业“止（只）有协社可行，盖协社即以资本主义之方法而贯彻社会主义之精神者也”。但又说“社会主义不妨迟迟”，“不患他不实现，而只患他实现得太早”。①那末应当怎样“以资本主义之方法而贯彻社会主义之精神”呢，张东荪说现在可做的事是发展文化事业，资本家办学校，办保险事业，废除工头制，实行分红制，把每年红利分给工人，贮蓄于银行，②如此等等。梁启超也认为提倡各种协社（组合）从事互助生产，“此法最中正无弊”。因此应当使资本家“觉悟，知剩余利益，断不容全部掠夺，……对于劳动者之生计之培养，体力之爱惜，知识之给予，皆须十分注意。质言之：则务取劳资协调主义”。③这些花言巧语道出了二十年代中国资产阶级的心理矛盾状态，一方面热衷于走资本主义道路；另一方面又感到五四运动以后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的传播是不可遏止的，因此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贩卖资本主义的货色。
针对以上的观点，中共上海发起组成员纷纷撰文，同张、梁展开辩论。他们的文章大都发表在《新青年》和《共产党》杂志上。其中影响较大的有《新青年》八卷四号上《独①②
③《复张东荪书论社会主义运动》。
《现在与将来》。
《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新青年》第８卷４号第１０、１４、８页。
秀复东荪先生底信》，九卷一号上李达写的《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九卷三号的陈独秀的《社会主义批评》等。现将陈独秀的观点归纳如下：一、资本主义制度不能解决中国人民的贫乏。中国是需
要开发实业，问题是用什么方法去开发。“按资本生产制一面固然增加财富，一面却增加贫乏，这是稍有常识的人都应该知道的”。外国资本势力破坏了中国的手工业，造成物价昂贵，使大批的手工业工人失业，中国“多数人过不着人的生活之状况，正是资本主义生产制度下必然的状况”。资本主义只能使“少数人免了贫乏，多数人仍然是一般的贫乏”。因此，要“使中国人都得着人的生活，非废除资本主义生产制采用社会主义生产制不可”。
二、劳动者联合起来进行革命，保全中国独立。中国劳
动者现在还没有组织起来，因而不能作阶级斗争抵抗资本家，“所以生活极苦而工价极贱”。但说中国“缺乏真正劳动者，……而绝对不能建设劳动阶级的国家”，这却是“任意颠倒”
事实。陈独秀质问张东荪：“中国若无劳动者，先生吃的米、穿的衣、住的房屋、乘的船，是何人做出来的？先生所办的报，是何人排印出来的？”中国受外国资本主义的压迫，“这种状态，除了中国劳动者联合起来组织革命团体，改变生产制度，是无法挽救的。中国劳动（农工）团体为反抗资本家资本主义而战，就是为保全中国独立而战。只有劳动团体能够达到中国独立之目的”。①①《独秀复东荪先生的信》，《新青年》第８卷４号。
三、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有人认为欧美资本主义制度快
要崩溃了，所以才讲社会主义；中国资本主义不发达，不配讲社会主义，“这种似是而非的话，……是忘记了现代人类底经济关系乃国际的而非国别的了。……因为交通便利，需要复杂的缘故，有许多事都渐渐逃不了国际化，经济制度更是显著；各国资本制度都要崩溃，中国那能拿国民性的特别国情等理由来单独保存他！”①李达批评说：“若因为行社会主义运动才提倡资本主义以制造劳动阶级”，就犹如为了提倡妇女放足，“故意为伊缠足，使伊得着有被解放的资格，然后再替伊解放”。②
陈独秀进一步阐述，我们现在所讲的社会主义，不是中国古代的“简单的均富论”，而“是科学的是客观的是建设在经济上的，和马格斯以前建设在伦理上面的空前的主观的社会主义完全不同”。科学社会主义在生产方面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在分配方面废除剩余价值，消灭剥削，“这就是我们所以要讲社会主义之动机”。而基尔特社会主义者一方面主张经济组织由行会管理，代表生产者的利益；一方面主张政治组织由国家管理，代表消费者的权利。他们认为这种理想“在各派社会主义中算是最圆满最稳当的了”，其实是一种“调和的理想”。“他有两个不可掩蔽的缺点：（一）把压制生产劳动①
②李达：《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新青年》９卷１号，１９２１年５月１日。
陈独秀：《社会主义批评》，《新青年》９卷３号，１９２１年７月１日。原载《广东群报》，１９２１年１月１９日。
者底国家政权法庭海陆军警察完全交给资本阶级了；（二）政治事业和经济事业有许多不能分离的事件，例如国际贸易之类是也。”①
总之，我们和张、梁等先生的分歧是，“现在的社会是不是要改造？改造社会是跟着社会现状走，还是要打破现状？”
现在中国处于内外交困之际，“若不取急进的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时间上是否容我们渐进的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②是社会革命呢？还是社会改良呢？我们主张革命，你们主张改良。这就是我们之间的分歧所在。
参加这场争论，对张、梁等人进行批评的，除了上述的几位党员，还有李大钊、李汉俊以及旅法的蔡和森和旅日的施存统等。他们所阐明的观点，虽侧重点不尽相同，但基本观点是一致的，都坚持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主张社会革命，反对社会改良，认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为了实现这一伟大的目标，就必须首先创立中国共产党，领导劳动人民进行革命。这次争论的最大成果，就是使更多的人认识到这一真理。
在这场争论中，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中共发起组成员，坚持了社会主义的方向和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但还不善于把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同中国国情相结合，提出具体的革命方略和步骤。他们忽视了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群众与封建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因而也忽视了在半封建半殖民①
②《独秀复东荪先生的信》。
陈独秀：《社会主义批评》。
地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客观性，及其较封建主义生产方法的进步作用；把国际垄断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统统看作是革命的对象，不理解民族资产阶级具有一定程度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积极性；他们把一切失业的手工业工人和破产的农民，统统看作是无产者，并与近代的产业工人一视同仁，无形中夸大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认为“现今全世界只有两个敌对的阶级存在，就是中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中国的阶级战争乃是国际的阶级战争”。①因此，主张“采用劳农主义的直接行动，达到社会革命的目的”，②也就是说中国马上可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了。这个论断显然不符合中国社会的现状，也影响到这次辩论未能深入细致地进行。然而所有这些毕竟是年轻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在前进中难以避免的，也是不难克服的弱点。
批判无政府主义建立广东党组织中共发起组的成员在同张东荪、梁启超等人的争论还未结束的时候，便开始了另一场反对无政府主义的思想斗争。
无政府主义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社会思潮，它有许多流派，但都主张无政府、无国家，反对剥削，废除私有制，个人绝对自由。这种思潮早在本世纪之初即传入中国。中国是①
②李达：《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
蔡和森给独秀的信《马克思学说与中国无产阶级》，《新青年》９卷４号，个小资产阶级人数众多的国家，很容易接受这种思想。到一十年代，无政府主义者成立了许多小团体，出版了不少刊物，其中影响较大的有１９１６年４月民声社出版的《民声》，１９１７年实社出版的《自由录》。实社是北京大学学生所组织的，《自由录》的主要撰稿人黄凌霜、区声白等也都是北大的学生。
无政府主义的小团体都是自由结合成的，不仅没有统一的领导和严格的组织纪律，而且领导和纪律正是他们所反对的。因此，这些小团体忽生忽灭，时合时散。到“五四”前夕，１９１９年１月，有４个无政府主义小团体，即民声社、实社、群社和平社合并成为进化社，出版《进化月刊》，极力散布无政府主义。
五四时期，国外各种思潮纷至沓来，仅以社会主义的流派而言，就有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学说、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日本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社会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甚至连考茨基的修正主义也被视为社会主义的一种流派，令人眼花缭乱，一时分辨不清究竟哪一家的社会主义才是科学的，才能真正拯救中国。而且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传播之前，无政府主义的流传已相当广泛，且就其反对封建专制而言也是有进步意义的。于是有不少的先进人物在不同程度上都受到了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
当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开始传播的时候，无政府主义者便开始攻击马克思学说。黄凌霜于１９１９年５月出版的《新青年》五卷五号上发表《马克思学说批评》，诬蔑苏俄无产阶级专政“无非建立私权，保护少数特殊幸福的机关”，攻击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原则是“强有力的，将享最高幸福；能力微弱的，将至不能生活”。而无政府共产党的主张是“由平民自己建立各种团体社会，如办教育就有教育会，办农业就有农业会等等，……去除一切强权，而以各个人能享平等幸福为主”，根本不需要实行什么无产阶级专政。
无产阶级专政学说是马克思的最伟大的贡献，他曾经说他的“新贡献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１）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２）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３）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①又说：“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②无政府主义所反对的恰恰是科学社会主义之所以能成之为科学的关键所在。
然而，黄凌霜的文章发表以后，并没有立时受到反驳，因为当时具有初步共产主义觉悟的知识分子，正处在对各家社会主义流派的学习和鉴别时期，一时还分辨不清真假社会主义。而且，象李大钊、陈独秀也不免受到无政府主义的影响。
１９２０年１月，陈独秀还把马克思的《资本论》与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相提并论，一律尊奉为“持论底榜样”。③因此，在北京等地成立共产党小组时，也不可避免地掺杂进来一些①②
③陈独秀：《告新文化运动的诸同志》，长沙《大公报》，１９２０年１月１１、１２日。
马克思：《歌达纲领批判》。
马克思致约·魏德迈（１８５２年３月５日）。
无政府主义分子。
但时隔不久，中共上海发起组便同无政府主义者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思想斗争。他们在《新青年》、《共产党》上发表了许多文章，捍卫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和共产党的组织原则民主集中制。陈独秀在１９２０年９月１日出版的《新青年》八卷一号上发表的《谈政治》一文，就是当时一篇观点鲜明，具有较高的马克思主义水平的战斗论文。
陈独秀在这篇文章里指出国家的阶级实质。古代的市民国家，中世纪的封建诸侯国家，以及“近代以劳动者为财产的资本家国家，都是所有者的国家。这种国家的政治法律，都是掠夺底工具”。“少数游惰的消费的资产阶级，利用国家、政治、法律等机关，把多数勤苦的生产的劳动阶级压在资本势力底下，当作牛马机器还不如。要扫除这种不平、这种痛苦，只有被压迫的生产的劳动阶级自己造成新的强力，自己站在国家地位，利用政治、法律等机关，把那压迫的资产阶级完全征服，然后才可望将财产私有，工银劳动等制度废去，将过于不平等的经济状况除去。”
陈独秀指明无产阶级专政的必然性，批驳无政府主义者不分青红皂白，反对一切强权和国家。陈独秀说：“我以为强权所以可恶，是因为有人拿他来拥护强者、无道者，压迫弱者与正义。若是倒转过来，拿他来救护弱者与正义，排除强者与无道，就不见得可恶了。”“此时俄罗斯若以克鲁泡特金的自由组织代替了列宁的劳动专政，马上不但资产阶级要恢复势力，连帝政复兴也必不免”。无政府主义者抹煞强权的阶级性，“闭起眼睛反对一切强权，像这种因噎废食的办法，……
决不是科学的”。无政府主义者“倒算是资产阶级底朋友了”。
陈独秀在这篇文章里还批判了修正主义。“他们不主张革那资产阶级据以造作罪恶的国家、政治、法律底命，他们仍主张议会主义，取竞争选举的手段，加入（就是投降）资产阶级据以作恶的政府、国会，想利用资产阶级据以作恶的政治、法律，来施行社会主义的政策；结果不但主义不能施行，而且和资产阶级同化了。”这是“与虎谋皮为虎所噬还要来替虎噬人的方法”。无政府主义和修正主义都反对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和劳农专政的学说。“我敢说：若不经过阶级战争，若不经过劳动阶级占领权力阶级地位底时代，德谟克拉西必然永远是资产阶级底专有物，也就是资产阶级永远把持政权抵制劳动阶级底利器。”
陈独秀在文章的结尾郑重宣称：“我承认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即生产阶级）的国家，创造那禁止对内对外一切掠夺的政治法律，为现代社会第一需要。”《谈政治》一文观点十分鲜明，标志着陈独秀已经转变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了。
陈独秀的这篇文章发表以后，有个叫郑宗贤的写信给他，提出了他的反对意见。陈独秀将郑的来信和他的答书一并刊登在《新青年》八卷三号上。陈独秀说：无政府党绝对不要国家政治、法律的主张，是抹煞资本阶级和非资本阶级的国家的区别，“为不劳动的资本阶级利用”。我对于劳农专政，“只承认他们在现今及最近的将来这一时代里可以做扫荡不劳动的资产阶级底工具，并不是把他们当作个主义来信仰”。
你说社会革命成功以后，资产阶级便被消灭了，没有复辟的能力了，其实不然。“要晓得从革命发生起，一直到私有财产实际归公，必然要经过长久的岁月；从私有财产在制度上消灭，一直到私有财产在人心上消灭，又必然要经过长久的岁月；在这长久的岁月间，无论何时都有发生阴谋使资本制度死灰复燃甚至于恢复帝制底可能，我们不可把社会改造看得太简单，太容易了。……我要请先生注意的，乃是这过渡时代决非很短的期间！”陈独秀的答书，阐述了在过渡时期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以及从阶级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长期性。
１９２０年１２月，陈独秀到达广州。次年１月１９日他在广州公立法政学校演讲《社会主义批评》，纵论各派社会主义学说，如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工团主义和行会社会主义等等。他认为“只有俄国底共产党在名义上，在实际上，都真是马格斯主义”。当他演讲到无政府主义时，着重指出：无政府主义者所宣扬的个人或小团体的“绝对自由”，对社会的政治经济是行不通的，“完全不适用”的。“无政府主义要保护人人绝对自由，不许少数压服多数，也不许多数压服少数，九十九人赞成，一人反对也不能执行，试问数千数万人的工厂，事事怎么可以人人同意，岂不糟极了么？
……要绝对自由就不能联合，要联合就不能绝对自由，这是不易的道理。……无政府主义者用这种没有强制力的自由联合来应付最复杂的近代经济问题，试问怎能使中国底农业工业成为社会化？”无政府主义者主张在政治上立即废除国家法律，在经济上的绝对自由的联合，“都是走不通的路；明知此路不通，还要向这条路走，非致撞得头破额裂不可，这是何苦呢？”①
广州是无政府主义思潮相当泛滥的地区。陈独秀的这篇演说词在《广东群报》发表以后，区声白极力为无政府主义辩护，于１月２２日致书陈独秀。２７日，陈独秀复书区声白。
如此往返一问一答有三次之多，书信共六件，都发表在《广东群报》。后来，陈独秀将这六封书信编入《新青年》九卷四号，总标题为《讨论无政府主义》。
这次争论的焦点是区声白宣扬“绝对自由”，陈独秀主张民主集中制。区声白说：“无政府主义的社会，是自由组织的，人人都可以自由加入，自由退出。所以每逢办一件事，都要得人人同意。如果一个团体之内，有两派的意见，赞成的就可执行，反对的就可退出。赞成的既不能强迫反对的一定做出，反对的也不能阻碍赞成的执行，这岂不是自由吗？”陈独秀反驳说：假定“两派的意见绝对不同而两派都不肯退出”，请问先生该怎么办？“我们的社会乃由许多生产团体结合而成，……一团体内意见不同的分子还可以说自由退出，……
社会内意见不同的分子或一团体，有何方法可以自由退出？”
在社会革命未成功以前，总是资本制度支配人们的生活，“除非自杀”是没有办法可以退出的。
陈独秀还从正面加以解释和批评。“一团体之意见无法一致，而又当不能分裂或不宜分裂的境况，不得已只有少数服从多数的办法”。而且“为社会公共利害不得不压服少数顽固①《广东群报》，１９２１年１月１９日；又见《新青年》９卷３号，１９２１年７月派，甚至于有时还要压服多数的顽固派”。无政府主义的绝对自由、自由退出，“这是何等极端的个人主义”！
陈独秀在给区声白的第三封信里指出，你是信仰克鲁泡特金无政府主义的。“克鲁泡特金一面迷信个人的自由，一面又赞成社会的组织；一面提倡大规模的交通工业，一面又主张人人同意权及人人自由退出社会；一面主张抵抗的革命行动，一面又反对强力反对以多数压服少数”，这种“无政府主义已百孔千疮的露出破绽来了”。
在同无政府主义的争论中，中共发起组成员奋笔疾书，投入战斗。《共产党月刊》从第一号到第五号发表的《短言》，李达写的《社会主义的商榷》、《无政府主义的解剖》和李大钊在《少年中国》发表的《自由与秩序》、蔡和森在法国为《新青年》撰写的《马克思学说与中国无产阶级》等，都是说理比较通俗，批判比较深刻而有较大影响的论文。
这次争论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同上次争论一样是不可避免和不可缺少的。同张东荪等人论战的主题之一，是中国需要不需要和能不能创立共产党，而同无政府主义者的争论则更深入一层，是建立什么样性质的政党，是按照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建立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还是建立一个人人绝对自由的无政府党。经过这次争论，使更多的先进分子明确地认识到共产党的性质和它的最终目标是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然后建设社会主义，消灭私有制，消灭阶级，进而实现真正的平等自由的共产主义社会。
这次争论使许多进步青年清除了无政府主义的影响，转向了马克思主义；而那些坚持无政府主义立场的人，例如北京共产党发起组里的黄凌霜等六人只得退出组织。与无政府主义者的斗争使中国共产党在开始创立之时，就注意到思想上和组织上的纯洁性。关于这方面的情况，在广东共产党发起组的建立过程中，表现得最为明显。
中共上海发起组成立以后，陈独秀即函约谭平山、陈公博（均为北大学生）在广州建党。谭等为了发展党，首先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并于１９２０年１０月间创办《广东群报》，宣传新思想，介绍社会主义学说。
同年９月间有两位俄国人米诺尔和别斯林来到广州，黄凌霜将两位俄国人“引荐”给无政府主义者。俄国人初到广州人地两生，“就被无政府主义者包围了。尽管组织了共产党，但是与其称作共产党，不如称作无政府主义的共产党”。他们总共九个人，除了两位俄国人外，梁冰弦、黄尊生（鹃声）、刘石心等七个中国人都是无政府主义者。①不久，俄国人在广州建立了俄国通讯社，并在经费上接济无政府主义者，１９２０年１０月３日出版《劳动者》周刊，宣传反对剥削和无政府主义的一些观点。这时双方之间的“关系是较融洽的”。
１９２０年１２月底，陈独秀来到广州以后，“情况起了变化”，他要建立真正的共产党，明确提出主张无产阶级专政，他希望争取这批年轻人，说“如果你们合作就加入共产党，不再讲无政府主义了”。无政府主义者“不同意”无产阶级专政①《广州共产党的报告》，《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档案资料》（增订本）第２３页。
的观点，①主张反对一切强权，一时双方“进行论争，相当剧烈”，②“独秀与广东无政府党势同仇敌，……互相攻击”。③区声白给北京无政府主义者写信，说“陈独秀野心专横，谓吾辈联合须听其指挥，悉依青年团之集权主义进行，如吾党被其降服立约之加入者，……屡与吾党为敌”。④于是北京无政府主义者“商议如何联合或攻击陈独秀的办法”。⑤陈独秀明白地告诉这些年轻人，“要放弃原来的无政府主义观点，才能加入共产党”，无政府主义者“不同意，所以没有加入共产党”。此后，分道扬镳，“各走各的路”，两位俄国人也不再与无政府主义者联系了，“《劳动者》因缺乏经费”，⑥只好于１９２１年１月停刊了。
支部，党员除陈独秀外，有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在成立支部时，陈独秀还特地指出，不能让无政府主义者参加，“共产党组织内部的情况也不给他们知道”。⑦广东支部的成立，充分地证明了不批判无政府主义思潮，不在思想上同他们决裂，就不能建立真正的共产党。①②③④⑤⑥
⑦谭天度：《关于广东党组织成立的回忆》，《“一大”前后的广东党组织》第１１９—１２０页。
《劳动者》第１４６、１４３页。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五四爱国运动档案资料》第６６８页，１９８０年版。
北洋政府步军统领衙门档案，一○二二（二）２１。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五四爱国运动档案资料》第６６８页，１９８０年版。
《郑佩刚的回忆》，《“一大”前后的广东党组织》第１８１页。
沙东迅：《一访刘石心先生的记录》，《劳动者》第１４２、１４３页，广东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版。
《新青年》编辑部分化陈胡争论延续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使中国政治思想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个变化表现得最明显的是“五四”前期新文化统一战线的核心——《新青年》编辑部的分化。
“五四”前期新文化统一战线包括有小资产阶级的激进民主主义者、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者及少数具有初步共产主义觉悟的知识分子。五四运动爆发以后不久，《新青年》编辑部的两位主要成员胡适与李大钊在《每周评论》上展开了“问题与主义”之争。这次争论虽然规模狭小、时间短暂，但已暴露出他们之间所存在的根本分歧，李大钊主张以马克思主义为指针，对中国社会进行根本的改造；胡适主张实验主义，对社会进行点点滴滴的改良。从此，《新青年》编辑部发生了裂痕，一个无法弥缝的裂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