秀一人主编，该号发表了《本志宣言》，“将全体社员的公同意见，明白宣布”于世。
但是，《宣言》的内容及其所反映的陈独秀思想，并不能代表当时“全体社员的公同意见”，况且在《宣言》发表之后，也正是陈独秀思想突飞猛进之时。发表《宣言》之目的，是为了求得社员思想的一致，但这个期望在《宣言》发表之时就落空了，《新青年》编辑部的分化是无法避免的。
就以《新青年》七卷一号上发表的文字来论述吧！紧排在《本志宣言》之后，是胡适撰写的《新思潮的意义》一文。
什么是新思潮？胡适说是“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那末马克思主义总该算是一种“学理”吧！照理应在“输入”之列。可胡适说：“悬空介绍一种专家学说，如《赢余价值论》之类，除了少数专门学者外，决不会有什么影响的”，“十篇《赢余价值论》不如一点研究的兴趣；十种《全民政治论》，不如一点独立思考的习惯”。
胡适所蔑视的《赢余价值论》，不言而喻指的是马克思的伟大发现，即剩余价值学说。
而他所攻击的《全民政治论》却正是陈独秀在《本志宣言》里所主张的“真的民主政治”，即经过“民众运动社会改造”，“把政权分配到全体人民，就是有限制，也是拿有无职业做标准，不拿有无财产做标准；这种政治，确是造成新时代一种必经的过程，发展新社会一种有用的工具”。这就是说要把有产者的政治改变为不受财产限制的政治，必定要经过“民众运动”形成一场社会的大变革。
胡适却坚持改良主义的立场，他所说的“改造”、“解放”、“进化”，都“是一点一滴的”进行的，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是“这个问题那个问题的解决”。①也在七卷一号上，还登载有陈独秀写的一篇《随感录：过激派与世界和平》，文中指出“现在各国的政府资本家痛恨”
布尔什维克，都说它“扰乱世界和平”。而“痛恨Ｂｏｌｓｈｅｖｉｋｉ的各强国，天天在那里侵略弱小国的土地权利，是不是扰乱世界和平”呢？“反对李普克内希所创斯巴达苦司党（他们的①以上关于陈独秀的引文，见《本志宣言》，７卷１号；关于胡适的引文见该号《新思潮的意义》一文。
主张，和Ｂｏｌｓｈｅｖｉ－ｋｉ相同，都是马克司派，都想建设劳动政府）的德国政府，又在那里鼓吹德意志帝国主义，……”这是不是扰乱世界和平呢？陈独秀说：“我们冷眼旁观的，恐怕正是反对Ｂｏｌｓｈｅｖｉｋｉ的先生们出来扰乱世界和平！”
陈独秀和胡适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前期是并肩奋斗的战友，是誉满全国的人物，可现在他俩在《新青年》七卷一号上所发表的言论，其间之思想差异是何等地明显呵！两位曾经并肩战斗的盟友，现在思想深处默默地发生了裂痕。
在“五四”前期，《新青年》并没有要求它的撰稿人要有“公同意见”，但那时他们的目标和步调大体上是一致的，共同提倡属于资产阶级范畴的新文化。现在他们一起来到了历史的岔路口，是走向社会革命的道路，或是社会改良的道路；是信奉马克思主义，或实验主义，或其他什么“新”主义，历史将迫使他们每一个人作出抉择，并将公平地对他们作出检验和评判。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人，大踏步地前进；死抱着实验主义的人在原地踏步不前，甚至向后倒退。但是，《新青年》编辑部作为一种松散的组织形式，尽管成员之间的思想裂痕在默默地扩大与加深，还暂时地保持着表面的统一。因此，七卷一号至五号（１９１９年１２月１日至１９２０年４月１日）就编辑成了一个兼容并包、百家杂陈、汇集了各种思潮的刊物。这一奇特的现象固然反映了各个撰稿人的不同的思想倾向，同时也反映了主编陈独秀正处于由激进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的时期，他也需要在比较、鉴别中学习，而后决定他的前进方向。
马克思主义是当时百家中的一家，它朝气蓬勃，富有无限的生命力。到１９２０年５月１日出版的《新青年》七卷六号，即《劳动节纪念号》，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占领了《新青年》这块在舆论界享有最高声望的阵地，《新青年》和它的主编正式转向了科学社会主义，而且有愈来愈多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为它撰稿，这在《新青年》编辑部北京同人里引起强烈的反响。
陈独秀觉察到这种反响的强烈。因此，当他编完《劳动节纪念号》时，于４月２６日写信给李大钊、胡适、钱玄同等十二位在京的主要撰稿人，提出《新青年》“以后拟如何办法”，“是否继续出版”的问题。如果继续出版的话，关于“编辑人的问题，（一）由在京诸人轮流担任；（二）由在京一人担任；（三）由弟在沪担任。为时已迫，以上各条，请速赐复”。
北京同人是怎样答复这封信的，笔者迄今未见到这封复信，只得略而不论。至于陈独秀的本意，无疑是继续出版，并由他“在沪担任”主编。因为当时正是中国共产党开始筹建，需要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之时，他怎舍得轻易地放弃这块阵地呢。事实的发展也证明了这一点，《新青年》从八卷一号（１９２０年９月１日）起便成了中共上海发起组的机关刊物，积极宣传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批判资本主义的道路。但念及往日的盟友，他自然要征求北京同人的意见。
１９２０年１２月１０日前后，陈独秀又写信给李大钊、钱玄同、胡适之、高一涵、周豫才、周启明等九位同人，说他“日内即赴广州，此间编辑事务已请陈望道先生办理，另外加入编辑部者，为沈雁冰、李达、李汉俊三人”。①１６日夜，陈独秀即将登轮赴粤之时，又写信给胡适之、高一涵，重申“《新青年》编辑事有陈望道君负责，发行事有苏新甫君可负责。《新青年》色彩过于鲜明，弟近亦不以为然，陈望道君亦主张稍改内容，以后仍以趋重哲学文学为是。但如此办法，非北京同人多做文章不可”。这是封打招呼的信，编辑和发行工作的人选均已确定，在这个既定的安排之下，可“稍改内容”。不过，陈独秀还是希望联络北京同人，请他们“多做文章”的。
陈独秀没有把《新青年》托给北京的同人，例如他往日的盟友胡适，而交给了一位与北京同人“素不相识”的陈望道君，这使北京的一些同人感到不满，其中尤以胡适为甚。于是在《新青年》同人之间爆发了一场关于《新青年》的性质的争论，实际上也就是《新青年》应该不应该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问题。
胡适回信说：“《新青年》‘色彩过于鲜明’，……此是已成之事实，今虽有意抹淡，似亦非易事。北京同人抹淡之工夫，决赶不上上海同人染浓的手段之神速。”胡适很明白，只要《新青年》掌握在上海同人的手里，他就没有办法改变它的政治方向。因此他提出了三条办法：
“１．听《新青年》流为一种有特别色彩之杂志，而另创一个哲学文学杂志。”从此，各吹各的号，各唱各的调，分庭抗礼。
①《胡适来往书信选》（上）第９０、１１５页。
“２．若《新青年》‘改变内容’，非恢复我们‘不谈政治’的戒约，不能做到。”这是要中共主要发起人陈独秀退回到《新青年》创刊时的立场：“批评时政，非其旨也。”
第三条办法，是陶孟和提出的，“暂时停办”。
据胡适说，他这封回信惹得陈独秀“动了一点感情”，对“宣言不谈政治”，“太生气”；说另办一个杂志“是反对他个人”，“此事与《新青年》无关”。①对于“停办”的意见，陈独秀写信给陶孟和，表示要同他“决绝”。②陈独秀这个人喜怒形于色，当他发火的时候，也往往是他说话走火的时候。他没有理由反对胡适另办一个杂志，但他那反对“不谈政治”的异常坚决的态度，使胡适在北京同人面前一面表白“我不反对他个人，亦不反对《新青年》”；一面又说“今《新青年》差不多变成了Ｓｏｖｉｅｔ＆Ｒｕｓｓｉａ的汉译本”。胡适所不满的，正是上海同人所悉心向往的。
当胡适再次与北京同人商讨办法时，他首先声明原拟的第三条办法“停办”，取消；“宣言不谈政治”之说也取消；“单提出‘移回北京编辑’一法”，“改变内容”，“仍趋重哲学文学”。只要能掌握编辑大权，情愿做些小让步。让步争得了一些人的同情，但北京同人依然是议论纷纷，甚感棘手。
张慰慈、高一涵、陶孟和、王抚五都赞成胡适的办法。陶、王二人还说“如实不行则停刊，万不可分裂为两种杂志，致破坏《新青年》精神之团结”。①
②《胡适来往书信选》（上）第１１９页。
以上引文，见张静庐：《中国现代出版史料》（甲编）。
李大钊“主张从前的第一条办法，……绝对的不赞成停办，因停刊比分裂还不好”。
周作人、周树人认为“《新青年》的趋势是倾向于分裂的，……所以索性任他分裂，照第一条做或者倒还好一点”。①
钱玄同认为“《新青年》的结合，完全是彼此思想投契的结合，……思想不投契了，尽可宣告退席”。至于《新青年》“变为‘苏维埃俄罗斯’的汉译本”，这与我们“不相干”，“断断不能要求他们停板〔办〕”②，“即使大家对于仲甫兄感情真坏极了，友谊也断绝了，只有他一个人还是要办下去”。③
的确，谁也阻止不住陈独秀和他的新战友继续办《新青年》。《新青年》本是陈独秀一人创办的；他到那里，《新青年》编辑部就跟到那里，他被捕入狱，《新青年》停刊五个月；即使轮流编辑时，他也少不了要多负点责任。现今正当《新青年》获得科学社会主义的生机，以崭新的革命风貌出现于舆论界，他当然不肯将编辑大权交给虽曾同他共同战斗过，而今道不相同的旧友。《新青年》编辑部终于不可避免地分裂了。
文化统一战线的分化不仅发生在《新青年》编辑部，同时也发生在其他社团，其中尤以“少年中国学会”里的争论与分裂最为激烈和明显。所有这种争论和分化现象，归根结①②
③《中国现代出版史料》（甲编）。
《胡适来往书信选》（上）第１２２页。
《中国现代出版史料》（甲编）。
底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两条道路的分歧，即中国走社会革命的道路，或是走名为改良主义而实为资本主义的道路。
《新青年》同人之间的分化，表现在陈独秀与胡适之间最明显，一个成长为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荣任中共中央书记；另一个依然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并不是工人阶级的仇敌，而是应当批评与联合的对象，因此陈独秀与胡适两人之间的友谊并未因政治思想的分裂而致断绝，仍然时密时疏地维持着。
界当局逮捕，胡适都参与了营救活动。陈独秀为张申府找职业，为蔡和森的书稿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之事，曾多次致函胡适，请他帮忙解决，他们的友谊还是相当亲密的。
然而，由于两人的世界观不同、政治主张的分歧，他们之间经常发生公开的激烈的争论。１９２２年胡适等创办《努力周报》，大肆宣扬所谓“好人政府”和联省自治的主张，于是陈、胡之间立即爆发了一场争论，陈独秀批评联省自治，是借自治之名行军阀割据之实。
１９２３年，陈独秀和胡适各自为《科学与人生观》一书作序》，又发生了唯物论与心物二元论之争。陈独秀总想拉着这位老朋友一道前进，然而他们各有各的哲学观，谁也不肯向对方靠拢一步。陈独秀认为“只有客观的物质原因可以变动社会，可以解释历史，可以支配人生观，这便是‘唯物的历史观’”。胡适认为“只能说，‘唯物（经济）史观至多只能解释大部分的问题’”。陈独秀指出“离开了物质一元论，科学便濒于破产，适之颇尊崇科学，为何对心与物平等看待”！
“照适之的意见，只须具体的说明科学的人生观，不必去力争科学可否解决人生观的问题，像这样缩短战线，只立不破的辩论法，不是纵敌，便是收兵”。陈独秀不愧是胡适的诤友，他希望“经过这回辩论之后，适之必能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胡适说：“可惜我不能进这一步了。”①平等的争论，尽管是尖锐的激烈的，但并不伤害感情，这是他们的友谊之所以能长期保持的一个重要原因。
然而这并不能阻止两人的思想差距越拉越远。陈独秀总希望拉着老朋友一道前进，可胡适不领情，有时且反唇相讥，责怪陈独秀的思想言论前后矛盾。这方面一个最突出的例子，是胡适于１９２４年９月１２日在《晨报·副镌》上发表的《努力的问题》一文，说：“即从思想方面看来，一边是复古的混沌思想，一边是颂扬拳匪的混沌思想，都有彻底批评的必要。
……六年前作《克林德碑》那篇痛骂拳匪的大文的作者（即陈独秀——引者），现在也大出力颂扬拳匪了！”“这真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我们只好叫他讼棍的行为！”这等于是指着鼻子骂陈独秀。陈独秀在《克林德碑》一文中，确曾骂过义和拳，但当他转向马克思主义以后，也随之纠正了对群众运动的错误态度。胡适所厌恶的，正是他的老朋友的进步，而且破口大骂为“讼棍”，这不能不说有失学者的风度。或许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所以陈独秀这次默不作声，没有以牙还牙。
以上所列举的是一些公开的见诸文字的争论，即使私下①《科学与人生观·序》，及胡适与陈独秀答辩。
谈话，两人也总免不了争吵。１９２５年冬，胡适住在上海亚东图书馆，医治痔疮。陈独秀“这位总书记有时会在夜间悄悄地来望这位‘五四’时期的盟友。可是每次见面，总是以两人激烈的争吵而告终。一个讲社会主义好，另一个讲资本主义好；一个讲马克思主义，另一个讲实用主义；一个讲苏联如何如何，另一个讲美国如何如何，各不相让。有一天他们争得面红耳赤，大概胡适被陈独秀的批驳刺痛了，他一下子站起来，……气急败坏地用手杖在地板上笃笃敲了几下，但他毕竟忍住了气，用绅士风度说了句：‘仲甫，我有事，你坐罢！’下楼去了。陈独秀气呼呼的坐了好一会，……也去了”。
但“过不了几天，陈独秀会再来，重新挑起一场争论”。①不用说，这“重新挑起”的争论，同样是不会有什么结果的。争论，似乎既是他们友谊的表现形式，又是维护友谊的纽带。
到了三十年代，情况两样了。一个被关在国民党的监狱里达五年之久，抗日战争爆发后不久，走出了监狱的铁门，没多久便蛰居于四川江津一个偏僻的山村，行动不自由，也好像是被人们遗忘了。他在贫病交迫之中，苦中取乐，啃那枯燥无味的文字学，蹒蹒跚跚地走向他一生旅途的终点。另一个是踌躇满志，高昂阔步地进入政界，出任国民党政府驻华盛顿的大使。这时期，两位“五四”时的盟友，两位不同命运的人，虽偶有书信往来，也不过是藕断丝连罢了。
①汪原放：《胡适和〈胡适文存〉》（油印稿）。主管广东教育立志革新
五四时期，社会主义思潮在某些人看来似乎是一种很时髦的东西。当时占据闽南漳州地区的粤军司令陈炯明就曾自我标榜为社会主义者，并一度与苏俄政府有所联系。１９２０年并于１０月２９日攻克广州。１１月１日，孙中山任命陈炯明为广东省长兼粤军总司令，并于２８日由沪回到广州，重建军政府。
当陈炯明还在闽南时，为邀集国内教育家筹建西南大学，曾在１９２０年２月１７日电北洋政府，要求“切实保护陈君（独秀）赴沪，以便借重筹议”。①后西南大学未建成，陈炯明即聘陈独秀为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相当今省教育厅长）兼大学预科校长。
陈独秀接到邀请之后，写信给李大钊商量是否应聘去广州。李大钊认为“领导广东教育工作，有两个重要作用：
（一）可以将新文化和社会主义思潮广泛的带到广东去。
（二）可以在那里发动共产主义者组织”。②陈独秀对广东寄有较大的希望，认为广东有光荣的革命传统，也很想借此机会在那里一面宣传马克思主义，建立广东党组织；一面从事教育改革工作。于是向陈炯明提出了应聘的三项条件：“（一）①
②张国焘：《我的回忆》第１册第１２７页。
《五四时期陈独秀被捕资料汇编》，《北京档案史料》，１９８６年第１期。
教育独立，不受行政干涉；（二）以广东全省收入十分九一拨充教育经费；（三）行政措施与教育所提倡之学说作同一之趋势。”①陈独秀不务虚名，既要教育的行政大权，又要财权，想在教育改革方面施展他的抱负，干出一番事业来。１２月１１日，陈炯明电促陈独秀来粤，“并保证决以全省收入十分之一以上为教育经费”。②陈独秀决定受聘，临行之前，安排上海方面的工作，由李汉俊代理中共上海发起组书记。
振英等。船行经香港，停泊于码头，时有三位青年李义宝、林昌炽、张仁道慕名“到船上会见陈，并携带《真善美》刊物给陈看。他看了以后倍加赞许，鼓励三人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深入钻研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后来这三位青年都成长为香港社会主义青年团和党组织的发起人。③１２月２５日，陈独秀抵达广州，④下榻大东酒店。不久即定居在泰康路附近的回龙里九曲巷十一号三层楼房的第二层，门口贴着一张字条，上书“看云楼”三字。这是陈独秀为自己的住所起的雅号。所谓“云”，许是借南海蓝天的白云喻指政治风云的变幻吧！
在广州宣传新文化的机关，主要是陈公博、谭平山、谭植棠等人创办的《广东群报》，他们都是陈独秀在北大时的学①②③
④《申报》，１９２０年１２月２７日。
梁复然：《广东党组织成立前后的一些情况》，《“一大”前后》（二）第《民国日报》，１９２０年１２月１８日。
《广东特约通讯》，《时事新报》，１９２０年１２月３１日。
生，也是五四运动的参加者，师生关系相当密切，这为陈独秀在广东的活动提供了相当有利的条件。
陈独秀初到广州时，“看云搂”云集各界人士，纷纷邀请他发表演说。他把演说看作为传播新思想的重要方式，几乎是有求必应，单是１９２１年１月间，大型演说就有七次之多。
公立法政学校演讲《社会主义批评》。２０日，在省教育会演讲《教育与社会》。２２日上午，在省立第一中学讲《中学生之将来》。同日下午，在省立第一甲种工业学校演讲《工业学校与劳动运动》。２３日，在女师演讲《如何才是正当的人生》。２９日，在省女界联合会演讲《女子问题与社会主义》。这些演说词都及时发表在《广东群报》上，其中重要的转载于《新青年》。自１９２１年１月至７月，陈独秀在《广东群报》、《新青年》、《民国日报》、《曙光》杂志上共发表了四十多篇文章，大力宣传科学社会主义和教育改革的方针。关于宣传科学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者论战，以及建立广东党组织的情况，已有专节介绍，现侧重介绍他的教育思想和在教育改革方面以及与当地顽固派斗争的情况。
陈独秀很重视教育工作，他早在１９０４年就在《安徽俗话报》上发表关于儿童教育的文章，认为教育儿童“也要像栽培草木一样，不可压制拘苦了他，要叫他心中时常快乐，自己晓得学好。这样便和草木得了春风时雨一般，自然生机日发”。①十年之后，当他提倡科学与民主的时候，形成了以个①三爱：《王阳明先生训蒙大意的解释》，《安徽俗话报》第１４期，１９０４年性解放为核心的教育思想，崇拜近代西洋教育的方针：第一，是自动的而非被动的，是启发的而非灌输的；第二，是世俗的而非神圣的，是直观的而非想象的；第三，是全身的而非单独脑部的。中国教育恰恰违反了这三条，因此，“必须取法西洋”。①
“五四”以后，陈独秀的教育思想发生了变化。他认为新旧教育的区别不在教材的新与旧，而在于方法新和精神新。
“就是外国文、算学、博物、理化，研究他的时候，要是方法不新，还是白说的”。什么是新方法新精神呢？他除了再次提出启发式的教育外，又新提出了两条：教育要趋重社会和讲究实际应用。②
当他转向马克思主义以后，他的教育思想又发生了明显的进步。１９２１年１月２日，他在广东高师演讲《新教育是什么？》，次日《广东群报》刊登了这篇演说词，后来《新青年》八卷六号予以转载。这篇演说词最能代表他这时的教育主张。
陈独秀认为新旧教育的区别，既不在教育形式之不同，也不在教材之新旧。“新教育是学校，旧教育是科举”，这是形式上的不同。但“科举时代所贵的是功名，是做官，现在学校所贵的还是有文凭，也是去做官，精神差不多是一样的”。
“旧教育是习经史子集，新教育是习科学，……也不过是教材上的分别，不能当作新旧教育绝对不同的鸿沟”。“若是用研①
②《新教育的精神》，《国民新报》；１９２０年２月９日。
《近代西洋教育》，《新青年》３卷５号，１９１７年７月１日。
究科学底方法研究经史子集”，便不能说这种教材绝对的无价值。“若是用村学究读经史子集底方法习科学，徒然死记几个数理化底公式，……这种教材的价值能比经史子集高得多少”呢？因此，必须另外找出区别新旧教育的分界限。
陈独秀认为新旧教育的分界限是，旧教育是主观的，教育主义是个人的，“是要受教育者依照教育者的理想，做成伟大的个人，为圣贤、为仙佛、为豪杰、为大学者”。新教育是客观的，教育主义是社会的，它“注重在改良社会，不专在造成个人的伟大。新旧教育思想的不同，反映了对社会与个人关系问题的两种不同的认识观点，即社会力量大，还是个人力量大。陈独秀说：“我以为社会的力量大过个人远甚，社会能够支配个人，个人不能够支配社会。”“要想改革社会，非从社会一般制度上着想不可”，如果教育只是为了给社会增添一两个好人，这并不能使社会变好；除去一两个恶人，也不能够使社会变不恶。前代的隐者，现代的新村运动及暗杀，都是个人主义教育结果底表现。前二者想拿个人或一小部分人做改革社会底先驱或模范，后者是想除去社会上恶的一部分好达到改良社会底目的，其实都是妄想”。单纯依靠教育是不能改革社会制度的。因此，“改革教育底重点在社会不在个人了”。也就是说改革教育的着眼点及其目的都在改革社会。
根据这一基本观点，陈独秀指出了旧教育与社会分离的弊病，“社会自社会，教育自教育”，教育与社会实践相脱节。
这种弊病表现在受教育者身上有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减少训练的效力；二是减少学术应用的效力。“农学生只知道读讲义，未曾种过一亩地给农民看；工学生只知道在讲堂上画图，未曾在机械上、应用化学上供给实业界的需要”。“救济这个弊病，惟有把社会与教育打成一片，一切教育都建设在社会底需要上面”。并根据不同地区的不同情况，相应地设立学校及科目；三是减少文化普及的效力。旧教育是贵族的神秘的，“现代‘学校的个人主义’教育，仍然不脱离贵族的神秘的习惯”。改变这种状况，必须“自大学以至幼稚园，凡属图书馆、试验场、博物院，都应该公开，使社会上人人都能够享用”。
在教授方法上，旧教育是教训式的，“教学生应当如何如何”，新教育是启发式的，“要研究学生何以如何如何，何以不如何如何，怎样才能够使学生如何如何，怎样才能够使学生不如何如何。……要虚心研究儿童心理，注重受教育者的反映”。我国古代教授法也并非全是教训式的，“例如孔子答弟子问孝问仁没有一个相同，这不是他滑头，也不是他胸无定见，正是他因材利导启发式的教授方法”。至于现代欧美各国的教育“还是教训式的居多”。①从以上这个简单的介绍，可以清楚地看出陈独秀的教育思想是随着他的哲学思想、政治主张的发展变化同步前进的。
当他提倡科学民主，反对封建礼教的时候，他把教育看作是追求个性解放的手段，并一味地崇拜西洋教育制度。从“五四”起，他开始注重教育与社会的关系，而真正把握住二者之间的关系，是在他转变成马克思主义者以后，他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出发，反对“教育是主观的，教育主义是个人的”，提倡“教育是客观的，①以上引文均见《新教育是什么？》一文。
教育主义是社会的”，并对西洋教育制度作了一定的批判，进而提出教育为改革社会而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主张，为此，就必须打破贵族式的教育，“使社会上人人都能够享用”教育权。这就是陈独秀在刚任职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时，对教育提出的改革意见。这些意见在当时毫无疑义是新颖而又深刻的。陈独秀也只有在掌握了一些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之后，才能回答新教育是什么这一问题。
陈独秀在广东从事教育工作有半年多的时间，他一到广州，还没有安顿下来，便提出了改革教育的三大纲领：（一）
未成年教育——即中小学教育、幼稚园等，分期使其普及。
（二）成年教育——即补习教育与社会教育，凡补习学校、图书馆、博物院、剧场、戏院、音乐、一般宣传和特殊宣传皆包括在内。（三）专门教育——以工业教育为主，除高等专门学校及大学工科外，以设立甲种工业学校、普及乙种工业学校为目的。陈独秀认为永久的教育根基，是在未成年教育，而目前非注意成年教育不可，尤以社会教育为最要注意，使在短时间改变一般人民的思想和知识程度，同时努力普及工业教育。①又说：“刷新教育，必先搜罗人才，大学所在即人才所在，故须先行建设大学”，一为招集人才，以谋教育之发达；一为容纳过剩的中级毕业生。他决定以广东高等师范校址筹办广东大学。②
陈独秀为加强对全省教育工作的领导，提出了《广东全①
②《民国日报》，１９２１年１月１日。
《民国日报》，１９２０年１２月２４日。
省教育委员会组织法》，规定：省教育委员会为全省教育最高行政机关。委员会由政务委员和事务委员组成。政务委员八人，由省长委任四人，由全省大学校长、学长，各专门学校、师范学校校长及大学教授互选四人。委员长由全体委员互选产生，总揽全会事务。省长任命的委员，倘经委员会多数认为不适当时，得请省长改任。为发展教育事业，陈独秀还制定了教育经费年度核算表。总计费用为３５７万元（不含县办教育事业），其中学校经费为２１５万元，社会教育费９０万元，特别费（包括行政费、留学生费、建筑费）５２万元。
①这个预算表不久就为孙中山总裁和陈炯明省长所批准。②１９２１年戴传贤、许永清被委任为政务委员。教育委员会举行会议，议决筹设编译局、宣讲员养成所、贫民教养院、劳动补习学校等社会教育机关。③陈独秀虽然雄心勃勃，多方筹划，但由于种种限制，他对广东的教育事业主要做了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创办宣讲员养成所在经费核算表里最显眼的是宣讲员养成所有３０万元的经费，而一个省立中学的预算费才３万元，一个专科学校也只有１０万元。为什么宣讲员养成所会有这么多的经费，它是个什么性质的学校。陈独秀说创办宣讲员养成所的宗旨“是宣传和普及马克思主义，造就将来开展群众工作的干部”。所长由陈公博担任，教员有谭平山、谭植棠、①②
③《民国日报》，１９２１年１月１６日。
《民国日报》，１９２１年１月３日。
《晨报》，１９２１年１月７日。
谭天度等人，“学员是从社会青年中招考来的，分甲乙两级。
甲级一年毕业，乙级半年毕业。甲乙两级都有学员五六十人。
……教授的课程有政治、历史、地理、语文、社会教育和逻辑学等”。养成所出来的学生后来有不少成为广东党、团的骨干分子。
开办工人夜校陈独秀认为“机器工人比较进步”，先试验办机器工人夜校。一时参加夜校的有１００多人。①２月１０日，广州理发工会召开成立大会，陈独秀受邀到会演说，在谈到工人学习问题时，说“工人的知识比较缺乏，故求知识，是今日工人一件很重大的事情。我现在想在广州设立许多劳动补习学校，令工人有求知识的地方”。②到２月下旬，理发工会会员猛增至千余人，并自行开办夜校。２６日，夜校举行开学典礼时，陈独秀到会祝贺。
首创中学男女同校陈独秀委派袁振英任省立第一中学（广雅中学前身）校长。袁实行男女同校，遭到汪精卫及守旧派的反对。陈独秀指示袁振英与汪论争。③３月２３日，省教育委员会议决开放女校。
此外，还创办了注音字母教导团，培养中小学国文教师①②
③《袁振英的回忆》（１９６４年２—５月），《“一大”前后的广东党组织》第１６８页。
陈独秀：《在理发工会演说辞》，《劳动与妇女》第１期，１９２１年２月１３日。
谭天度：《回忆广东的五四运动与共产主义小组的建立》，《广东文史资料》，１９７９年第２４辑。
陈独秀办事果断激进，雷厉风行，在进行上述各项工作之同时，着手筹建西南大学、市民大学、编译局、通俗图书馆、幼稚园等。还创刊了《劳动与妇女》周刊，努力宣传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者展开论战。
陈独秀在广州的言论和活动，在当地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有支持的，自然也有反对的。
正如有人所说的那样，陈独秀来广州之前，“一般稍有思想的青年”对他信仰和盼望的心情是“何等深切！何等热烈！不意他到了广东，而反动大起”，竟有省议会的一些议员、教育界的学棍、政客、资本家、孔教徒、守旧派、基督徒及无政府党八种人反对陈独秀。①３月中，广东高等师范学校旧派教职员集会反对该校由国立改为省立。高师改为省立本是省长陈炯明决定的。他认为“广东现为自立时期”，“所有省中各学校当然受其管辖”。但旧派教职员独“集矢”于陈独秀一人。他们呈文省长：若任令陈独秀“操纵广东教育之权，广东教育前途，必不堪问。……如不收回成命，必全体辞职”。②以此挑动学生反对陈独秀。一些省议员公然提出驱逐陈独秀出广东一案，诬指他主张“讨父”、“仇孝”、“公妻”、“妇女国有”，尤其恶劣的是有人捏造谣言，说陈独秀演说“百善淫为首”，“万恶孝为先”。
③无政府党也深感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者不相容”，也主张赶①②
③《广东群报》，１９２１年３月２１日。
《晨报》，１９２１年３月２４日。
钊君：《从无政府主义的眼光批评反对陈独秀者》，《广东群报》，１９２１年快把陈独秀驱逐出广东。①旅沪粤人广肇所通电攻击广东教育事业的革新。总之，从封建顽固派到极左派无政府主义者联合起来，发起了反陈独秀运动，一时闹得广州乌烟瘴气，以致陈炯明在一次宴会上也“正正经经”地问陈独秀：“外间说你组织什么‘讨父团’，真有此事吗？”陈独秀也“正正经经的回答道：‘我的儿子有资格组织这一团体，我连参加的资格也没有，因为我自幼便是一个没有父亲的孩子。’”②诙谐幽默的回答，含着讽刺挖苦的意味。可那些蠢伯们听后莫名其妙地“呵呵大笑”。从这件小事也可看出当时攻击陈独秀的谣言是何等的猖獗！
对于这些诬蔑不实之词，陈独秀感到“又好气，又好笑”，起初采取不予置理的态度，认为“稍有常识的人，必不相信”。③３月８日，政学会机关报上海《中华新报》借“广州归客谈”之口，整篇地披载上述的那些谣言，于是《广东群报》不得不连续发表文章进行揭露。１８日，陈独秀也在该报发表《辟谣——告政学会诸人》，２５日上海《民国日报》转载此文，说：“我在广州各校的演说，众耳共听；各处的演说辞，回回都登在报上，众目共见；有无该报所谓禽兽学说，……
用不着我辩证的。”“我们虽然不主张为人父母翁姑的专拿孝的名义来无理压迫子女儿媳底正当行为，却不曾反对子女儿媳孝敬父母翁姑，更不说孝是万恶之首，要去仇他。……至①②
③《民国日报》，１９２１年３月２０日。
《实庵自传》。
钊君：《从无政府主义的眼光批评反对陈独秀者》。
于‘百善淫为先’这句话，我想除了极不堪的政客，做淫小说的新闻记者，和姬妾众多的大腹贾以外，没有人肯主张罢！”①后来，陈独秀又在《民国日报》上连续三天登载《启事》，说“曾有无耻的懦夫，不敢与我正面为敌，躲在人背后，造下流谣言，中伤我。……兹特声明：今后各处倘有印刷物公然传载此类谣言者，即认为有意损害鄙人名誉，立即诉诸法庭，以儆邪僻，决不取以前置之不理态度”。②公开地揭露、坚决地驳斥和京沪穗三地大报的声讨，彻底粉碎了无耻之徒所散布的无耻的谣言。
在教育工作方面，使陈独秀感到最棘手的是权限和经费问题，这两条在来粤之前原是约定好了的，但侵犯教育行政权的事仍时有发生。五月中旬，廉州中学校长辞职。钦廉善后处擅自委任由某人接任，且竟然得到了省署的同意。这使“陈独秀恼怒异常，……力驳省署办理之非”。③关于筹办大学预科及第一师范，虽然已开出预算，择定地点，但经费“未能按期照发，诸事难以搁置”，陈独秀感到在这种情况下，“若留恋不去，拥此虚名，不独无以对粤人，且无以对自己，故顿萌退志”。④同时，上海方面，李汉俊等人于５月间派包惠僧来广州，要他回沪主持党的工作。７月间，中共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推举他为中央书记。于是陈独秀决定回上①②③
④《广东群报》，１９２１年５月１６日。
《广东群报》，１９２１年５月１７日。
《陈独秀启事》，《民国日报》，１９２１年１０月２２—２４日。
《广东群报》，１９２１年３月１８日。
海。
陈独秀离开广州以后，由他倡议并开办的宣讲员养成所、机器工人夜校等都相继停顿。
但半年多来，他毕竟在广州播下了革命种子，因此当１９２２年４月他为筹备全国第一次劳动大会和建立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再来广州时，那时的广州已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革命景象。
主持中央工作领导工人运动海。马林到达上海之后不久，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派遣接替维经斯基工作的尼科尔斯基（俄国人）也来到了上海。他们同李达商议，建议“应当及早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宣告党的成立”。于是李达“发信给各地党小组，各派代表二人到上海开会”。①国际代表的到来，加快了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
陈独秀在广州接李达信以后，表示他不能去上海，因为他兼大学预科校长，正在争取一笔款子修建校舍。他一走款子就不好办了。他指派陈公博和包惠僧去出席会议。②陈独秀虽然不能参加会议，但很关心建党的事。早在这年的２月间，他曾经起草了一个党章，寄到上海，“主张党的组织采中央集权制”。李汉俊看后“对陈独秀甚不满意，说他①
②包惠僧：《我所知道的陈独秀》，《“一大”前后》（二）第３８６页。
李达：《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和第一次、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经过的回忆》，《“一大”前后》（二）第１０页。
要党拥护他个人独裁，因此他也起草了一个党章，主张地方分权，中央只不过是一个有职无权的机关。陈独秀看了李汉俊这个草案大发雷霆”。①现在他接到李达的信后，又向大会“提出关于组织与政策的四点意见”，交陈公博带到上海。这四点意见是：“一曰培植党员，二曰民权主义指导，三曰纪纲，四曰慎重进行征服群众政权问题”。②用现在的话说也就是发展和教育党员，执行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注重组织纪律和争取群众、夺取政权的意思。
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有毛泽东、董必武、陈潭秋、何叔衡、李达、李汉俊、王烬美、邓恩铭、张国焘、刘仁静、包惠僧、周佛海和陈公博１３人，代表全国５０多名党员。此外还有国际代表马林等也出席了大会。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和《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并推举“陈独秀任书记，李达任宣传主任，张国焘任组织主任”（指工人运动的组织而言），三人组成中央局。③《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明确规定经过暴力革命，“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直到阶级斗争结束”，“消灭资本家所有制，没收机器，……归社会公有”。
《纲领》的第十二条规定“地方委员会的财务、活动和政策，①②
③李达：《关于上海革命历史纪念馆的一封信（１９５４年２月２３日）》（存上海文管处）。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１册第１３６页。
《“一大”前后》（二）第９页应受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监督”。①中国共产党这时虽然人数很少，但它是遵照马列主义的基本原则建立起来的，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它象一棵新生的幼苗，深深地扎根于中国的大地，必将成长为一株枝叶茂密的参天大树，盛开革命之花，满结胜利之果。
陈独秀没有出席这次会议，为什么大会选他做中央书记呢？对于这个问题，过去有同志认为陈独秀之所以被选为书记，是由于他在“五四”前期宣传科学与民主所赢得的信誉和声望。其实，与其说是“五四”前期的声望，不如说是他在“五四”后期的声望。“五四”前期新文化运动是属于资产阶级范畴的，那时有声望的人物，不只陈独秀一人，胡适也是个声名显赫的人物。再说，如果仅就民主革命而言，有谁的声望能超过孙中山先生呢！代表们选举书记显然不是以民主革命的尺度去衡量和挑选的，而是以社会主义革命的标准去衡量和选举的。从“五四”前期宣传属于资产阶级范畴的新文化，转化到“五四”后期宣传无产阶级的新文化，推动和体现这一转变、并在思想上组织上作出重大贡献的，陈独秀无疑是其中的佼佼者。他揭露和批判资产阶级民主的局限性，宣传科学社会主义，批判假社会主义，并积极筹建中国共产党，任党的发起组的书记，现在代表们要选举中央书记了，就当时的实际情况而言可谓非陈莫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