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一大”闭幕以后，马林多次提出陈独秀应辞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的职务，回沪任书记。于是又派包惠①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档案资料》（增订本）。
僧去广州，向陈独秀汇报“一大”情况，请他回上海主持中央工作。陈独秀原是为了推进广东革命事业而南来的，现在他当然不会不顾党的工作而久留广州。８月１７日，他致函陈炯明，辞教育委员会委员长一职。陈炯明从广西桂林回电，“极力挽留”，并劝说陈独秀“仍望以教育为重，当风独立，我做我事，不萌退志为要。至于一切障碍，我当为委员会扫除之，……又批其辞呈云：该委员贞固有为，夙深倚重，所请辞职，应毋庸议云。”①从这件电文看，这时陈炯明是真心实意挽留的。陈独秀辞职不获准，只得借词医治胃病请假离粤。行。②
在从广州回上海的船上，包惠僧问陈独秀“中国革命怎么革法”？陈说共产主义在中国怎样进行还要摸索，“由于各个国家情况不同，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形态也各异，在中国是什么样子还要看发展”。又说：“做为共产党员首先要信仰马克思主义，其次是发动工人，组织工人，武装工人，推翻资产阶级政权，消灭剥削制度，建立无产阶级专政。”③这段话所表述的思想与“一大”通过的《纲领》是相一致的，都是把社会主义革命作为当前中国革命的直接任务。因此，党史学界有同志把这种言论称作为“一次革命论”，这一论断似是而非，并不确切。当时一些共产党员深感旧民主革命的道路①②
③《“一大”前后》（二）第３８７、３８８页。
《广东群报》，１９２１年９月１０日。
《广东群报》，１９２１年９月１３日。
是走不通的，他们渴望学习马克思主义。当时的学习是相当困难的，翻译成中文的经典著作，少得屈指可数。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解不深刻，不全面，不过是初步地学习了阶级斗争学说、剩余价值论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但坚信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坚信中国的社会主义前途。马克思主义所独有的特点——改造世界的实践性，使他们立即行动起来，可对本国的国情缺乏深入分析，认识不深刻，更不善于将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与中国社会的实际状况相结合。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其理论准备是不充分的，也不可能形成一套完整的什么“论”。因此，与其说是什么“一次革命论”，勿宁说是当时的一些共产党员对共产主义理想向往之热烈与改造中国心情之急切。
２号。从这时起，他就没有职业了，也没有固定的经济收入。
如果说他有职业的话，那就是以革命为职业了。二十年代脱离生产的共产党员，组织上每月只给３０元或４０元的生活费，这当然不够陈独秀一家开销的。他虽然经常给党刊写文章，可给党刊写稿是没有稿费的。那时，商务印书馆聘请他担任馆外名誉编辑，他“表示月薪不必多（当时商务招致名流为馆外名誉编辑，月薪有高至五、六百元的），编辑事务也不愿太繁重，因为他主要工作是办党。愿任商务名誉编辑，不过为维持生活。结果说定：月薪三百元，……”①陈独秀担任商务名誉编辑的时间估计是不会很久的，因为至今没有发现陈独①茅盾：《复杂而紧张的生活、学习与斗争》（上），《新文学史料》第４辑。
秀在二十年代曾为商务编辑或写过什么作品，商务是不会白白地给他每月３００元的，而且他后来的经济生活也常常发生困难。他的经济主要来源于１９２２年亚东图书馆出版的《独秀文存》的版费。
亚东图书馆是他经常出入的地方，他没钱用了就来到亚东，但又“从不开口”向汪孟邹要钱。老朋友相知有素，汪孟邹每当“见他坐的时候多了总要问他一句：‘拿一点钱吧？’他点点头，拿了一元、二元，再坐一回，再去了”。这些钱当然是从《独秀文存》版费里支出的。每逢到这种情况，亚东图书馆的职员（都是安徽人，都与陈独秀相识）总不免要议论一番：“他家里有钱哩！他不管怎么样，再也不要用家里一个钱。他真是一个硬汉子。”①陈独秀到达上海的第二天便同马林见面会谈，对中共与共产国际的关系问题发生了争论。马林认为各国共产党都是国际的一个支部，中共的工作方针和计划，应在国际的统一领导之下制定。陈独秀认为中国革命有中国的国情，目前也不必要国际的经济援助。因此，谈了几次都谈不拢。有一次马林的翻译张太雷跟陈独秀说：“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运动，都是在第三国际领导之下，……中国不能例外。”不料，“陈独秀把桌子一拍，说：‘各国革命有各国情况，我们中国是个生产事业落后的国家，我们要保留独立自主的权力，要有独立自主的做法，我们有多大的能力干多大的事，决不让任何人牵着鼻子走，……’说完了拿起皮包出门要走。张太雷仍然①汪原放：《亚东六十年》（手稿）。
笑嘻嘻地请他坐下来谈，陈独秀不理，很气愤地走了。”①这里且不说中共不要共产国际的领导是否正确和能否行得通的问题，而须着重指出的是陈独秀一上任他的老毛病作风生硬粗暴便暴露出来了。他平时和同志们辩论问题，“动辄拍桌子、砸茶碗，发作起来”，过后“才觉得适才的动作是过火了。他就是这么样的人”。②李达说陈独秀是“恶霸作风”，“这个家伙要有了权，一定先杀了人以后，再认错”。③这个批评不免失之偏颇，但作风粗暴伤害同志的自尊心，这对于一位书记来说，确是一大缺点。
陈独秀初到上海时，在中央工作的只有他和李达、张国焘三人，别无工作人员。三人聚会常在陈的卧室楼下的客堂间或统厢房里。“当时决定宣传工作，仍以《新青年》为公开宣传刊物，由陈自己主持”。李达“编辑《共产党》月刊，作为秘密宣传刊物（从第三期至第七期止）”④。张国焘主持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工作。中央局还决定成立人民出版社，出版十五种共产主义读物。
正当中共中央积极开展工作的时候，１０月４日下午２时许，有三位“白相人”从前门闯入陈宅，先说要见陈独秀，又说要买《新青年》。陈独秀从楼上下来，“见此情形想从后门出去”，但后门已有人把守，无法脱身。“不一会儿来了两部①②③
④《“一大”前后》（二）第１４页。
《“一大”前后》（二）第５４页。
《“一大”前后》（二）第１６页。
包惠僧：《回忆马林》，《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
汽车”，把陈独秀和他的妻子高君曼以及正在陈宅聚会的杨明斋、包惠僧、柯庆施一共５人，都被法租界当局捕去，《新青年》等印刷品也被搜去。
到捕房后，陈独秀化名王坦甫，其他人也都报了假姓名。
不久褚辅成和邵力子去陈家访问时也立时被捕。褚辅成到捕房后“一见陈独秀就拉着他的手说：‘仲甫，怎么回事，一到你家就把我拉到这儿来了！’”这一下陈独秀的身分暴露了。等捕房查清褚、邵两人身份后，即被释放。其余五人关入牢房。
第二天会审公堂审问，说包等４人是陈的党徒。陈独秀说：“他们是我的客人，高是家庭妇女，客人陪我太太打牌（被捕时，４人确是在打牌——笔者），有事我负责，和客人无关。”法庭将高释放，其他４人仍回监。在牢里陈独秀对包说：
家里有马林给我的信，如果被搜出来，可能要判七、八年刑。
我打算坐牢，你们出去继续干，不愿干也不必勉强。
陈独秀被捕的消息，各大报纷纷登载，闹得满城风雨。第三天褚辅成和张继等将陈保释出去，但得随传随到。五天后，包等也被保释。为了营救陈独秀，李达“通报各地的组织派人到上海来”，并电请孙中山先生设法。“孙中山打了电报给上海法租界的领事”。马林请了法国律师巴和承办这个案子。
青年》已被封闭禁止出售，被告明知故犯，罚洋１００元，销毁查抄书籍，释放陈独秀。
陈独秀等出狱以后，他们才知道马林为了营救他们五人，“花了很多钱，费了很多力，打通了会审公堂的各个关节”，这才顺利结案的。“马林和陈独秀和中国共产党算是共了一次患难。陈独秀本是个很重感情的人，现在无形中增进了对马林的感情。他们“和谐地会谈了两次，一切问题都得到适当的解决”。①从此，中共接受了共产国际的领导和经济的支援。
１１月间，陈独秀签发《中央通告》，提出从现在至明年７月以前的工作计划，要求上海、北京、广州、武汉、长沙五区“都能得同志三十人，成立区执行委员会”；全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须超过２０００名；“各区必须有直接管理的工会一个以上，其余的工会必须有切实的联络”；中央局宣传部必须出版共产主义书籍２０种以上。“关于劳动运动，决议以全力组织全国铁道工会”，青年及妇女运动，各区也应“切实注意”。②中共开始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各项工作。
在上述各项工作中最主要的是发动和领导工人运动。８月中旬，在上海设立了中国工人运动的领导机关——劳动组合书记总部，主任是张国焘，干事有李启汉、李震瀛等人。不久又设立了五个分部，即北京分部（包括天津、唐山地区，负责人是邓培、罗章龙）、武汉分部（负责人是包惠僧、林育南）、湖南分部（包括江西安源，负责人是毛泽东）、广州分部（负责人谭平山、冯菊坡等）和山东分部（负责人王烬美）。中共将它的主力投入了工人运动。各分部的负责人和一些党员创办了工人刊物，启发工人觉悟；或深入工人区，开办工人补习学校，联络和教育工人；或按产业组织工会，发①
②《中共中央文件选集》（１）。
李达：《关于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几个问题》，《“一大”前后》（二）第２页（李达对被捕时间误为１９２２年１月）。
动罢工斗争，并在斗争中各地工会互相支援，增进工人阶级的团结。总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中国工人阶级迅速地由自在阶级转变成自为阶级。
陈独秀这时很重视工人运动。蔡和森、李立三于１９２１年底从法国回到上海，经中共中央批准为党员，陈独秀将蔡留在中央工作，派李立三到湖南从事工运，后来又派徐梅坤到商务印书馆工作。当陇海铁路罢工取得胜利以后，陈独秀写信给罗章龙，说“陇海罢工捷报先传，……这是我党初显神手的重大事件。已派大汉（即李震瀛）等北来，盼兄放手做去，勿稍停步，如有需要，当尽力所及，作君后盾。”①据不完全的统计，从１９２１年１１月至１９２２年５月，陈独秀在上海出版的报刊上发表了１０多篇专门论述工人运动的文章，其中尤以１９２２年５月１日发表在《先驱》第七号的《告做劳动运动的人》一文最为重要。这篇文章一开头便说“现在世界的中国的政治经济状况，都已经使我们……觉得非从事劳动运动不可了”，做劳动运动的人应该知道下面的七件事：
（一）“现在所谓劳动运动，乃专指工厂劳动、矿山劳动及交通劳动（为主的铁路、轮船）而言，因为只有这三种劳动是资本制度产生的，是有近代意义的，是可以做无产阶级之中坚与资产阶级战斗的；无产阶级倘失了这中坚，便没有和资产阶级战斗的能力。”陈独秀把近代产业工人与一般的个体劳动者区分开来，并充分估计到产业工人在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
①罗章龙：《椿园载记》第１６８页。
（二）“在无论何国劳动运动幼稚时代，总靠有许多劳动者以外的热心人从事劳动运动，然后劳动运动才能发生、旺盛起来。”这是明确地指出革命知识分子从事工人运动的重要意义。工人阶级不可能自发地产生马克思主义，是靠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从外部灌输进去的。
（三）劳动组织系统有三种：“（１）党派的组织，不分劳动者所属的职业或产业，但依党派的政见而结合”，这“最适合于阶级斗争，但在劳动运动幼稚时代极难成立”。
（２）职业的或产业的组织。（３）地方的组织。这两种“都比较容易实现”。但仅仅一个地方的产业工会，不可象招牌工会那样“冒全省全国总工会名义”，且尤须注意“一个地方的联合会，必须是团体的联合”，即工会与工会之间的联合，而不是象招牌工会那样是少数政客、工头之间的私人苟合。
（四）“劳动运动的最终目的，自然是要造成劳动者的国家，劳动者的世界；但是在这力量未充足的时期，便不得不采取各种和劳动界战斗力相应的战略。”劳动者“对于别阶级反抗封建式的政府之革命党派，应该予以援助”，以争取劳动者的集会、结社、出版、罢工的自由，“万万不可空唱高调”。
（五）对于其他党派的态度。劳动者“反对”基督教会及反革命的顽固党，“对于一切非革命的政党，都不可和他们接近，……对于非革命的社会党（如基尔特社会主义者等），劳动者也不应该亲近，因为他们在表面上是主张劳动者的权利，而实际上是延长资本制度生命的。安那其派（即无政府党）
……他们反对中央集权及强制执行，如何能组织强大的团体去干革命的事业呢？劳动者最应该亲近的，是革命的社会党——即共产党”。
（六）“八小时工作制度及星期日休息，是劳动运动中重要事件之一，此目的不达，一切教育问题、卫生问题、集会问题都无从谈起。”
（七）“罢工自然是劳动者对付资本家的惟一武器，但实行罢工时，必审度资本家企业状况及劳动市场底供求状况。”
陈独秀在这篇文章里指明了工人运动的主要对象及其最终目的，阐明了工人阶级对各党派所应该采取的不同的态度，以及当前争取实现八小时工作制对工人切身利害的关系等问题。《告做劳动运动的人》是当时对工人运动具有指导意义的一篇纲领性的文献。
此外，陈独秀还结合工运斗争的实际情况，及时地撰写了许多篇战斗性的短文。当劳动组合书记部等五大真正的工会团体与中华全国工界协进会等五大招牌工会试图联合组织“上海各业工会代表团”时，陈独秀发表文章“欢迎他不称总工会而称代表团，可见他们很觉悟总工会的名义不便假冒”。①当招牌工会拒不联合而发生决裂以后，上海各工业代表团便成为中共直接领导的工人团体。这时陈独秀指出决裂可“促起真正工人对于非工人组织之觉悟，更是一桩大大的幸事”。②并进而揭露招牌工会“是虚张声势”，不仅在“外省没有支部，就是在上海的会员也并没有几个真正工人”。那个①
②只眼：《再次欢迎上海各业工会代表团》，《民国日报》，１９２１年１１月１５日。
只眼：《欢迎上海各业工会代表团》，《民国日报》，１９２１年１１月７日。
“号称全国总工会的只有会长一名，会员一名。人家称他做‘一个把总一个兵的工会’”。他们“现在乘着劳工神圣的潮流，想假借工会的名义来追随绅士们打电报出风头，……花钱不多，便可得着全国工会会长的头衔”①。当香港海员罢工爆发以后，受到长辛店、武汉等地工人的声援，陈独秀指出这“是中国劳动阶级觉悟的第一声”，而招牌工会不敢支持海员罢工，“便没有出头说话的资格了”。②陈独秀针对香港海员的雇主大多是英国人和日本人，指出劳动界除阶级觉悟外，“还应该加上民族的感情”，劝告宁波水手万万不可“贪小利”而被招雇，“破坏同行而又同胞的广东水手团体”。③这些文章对当时工运的发动都起了宣传与鼓动的作用。
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与领导之下，中国工运逐步趋向高涨。１９２１年１０月，上海一地的罢工次数比上月多三分之一，而且没有一处罢工不取得胜利的。④为了进一步促进工人运动的发展，中共决定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为此，陈独秀于１９２２年４月下旬第二次来到了广州。５月１日至５日，召开全国劳动大会。１日，各地代表与广州工人举行五一节庆祝大会，陈独秀即席演说《劳动节的由来及意义》，会后举行有１０万人参加的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劳动大会最成功的是通过了在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之前，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①②③
④《劳动周刊》第１１号，１９２１年１０月２９日。
只眼：《宁波水手》，《民国日报》副刊《觉悟》，１９２２年２月１０日。
只眼：《答上海工界》，《民国日报》，１９２２年２月６日。
只眼：《工人与军人》，《民国日报》副刊《觉悟》，１９２１年１１月１８日。
为全国通讯机关，这等于是公认劳动组合书记部为全国工运的唯一领导机关。
大会，陈独秀在会上演讲《马克思的两大精神》：“第一，实际研究的精神”，号召青年研究“现社会的政治及经济状况，不要单单研究马克思的学理”。“第二，马克思实际活动的精神”，号召青年研究马克思学说，“还须将其学说实际去活动，干社会的革命”。①
两个大会促进了中国工运的第一次高涨。据不完全统计，１９２２年全国罢工有１００次，罢工人数２１万人，这年有“中华劳动运动纪元年”的美称。②陈独秀在两个大会结束以后，由陈公博陪同到惠州访问陈炯明。这时陈炯明因反对孙中山的北伐，已被免去了广东省长兼粤军总司令等职。陈独秀原想去调解孙、陈之间的矛盾的，但见陈炯明“室内挂满了军用地图，桌上架满了军用电话”，觉得事不可为，“广东恐怕不久必有变故”，③很快就返回上海了。①②
③陈公博：《我与共产党》，《寒风集》。
德敏：《中国职工运动三十年大事纪要（一）》第７４页。
《广东群报》，１９２２年５月２３日。六国共两党合作初期
起草“二大”宣言批判“联省自治”
中共“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既然把社会主义革命作为当前的任务，因此在《决议》里也相应地规定中共“只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联系”①。据陈公博说，在“一大”通过的宣言里，将以孙中山为首的南方政府与北洋军阀政府“相提并论，批评得一文不值”。《纲领》、《决议》和宣言三者的基本思想是一致的。但对于宣言是否要发表的问题，产生了不同的意见，直到会议快结束的时候，“才提出一折冲方案，将来这篇宣言应否发出，授权新任的书记决定。……”②书记陈独秀决定不发出这个宣言。因为在他看来南北两个政府毕竟是有区别的，而且他本人当时正在南方政府管辖的广东省任教育委员会委员长。①
②《“一大”前后》（二）第４２１页。
中央档案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资料》（增订本）。
中共对其他政党，特别是对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国国民党应当采取什么态度，这个问题直接涉及到当前中国革命的性质和任务，如果立即干社会主义革命，那末南北政府自然都在反对之列，如果是干民主革命，那就应当联合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这是“一大”以后，中国共产党人必须解答的一个重要的课题。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举行，对这一问题的解决起了促进作用。
意、比、荷、葡、中九国在华盛顿举行会议，确定帝国主义在远东和太平洋地区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的分割问题。为了对抗这次会议，共产国际于１９２２年１月２１日在莫斯科召开了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中国方面出席会议的有共产党、社会主义青年团和国民党的代表。大会贯彻了列宁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的意见，明确指出中国和远东各被压迫民族当前的革命任务是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民族民主革命，号召“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列宁在病中接见了国共两党的代表，先后问国民党代表张秋白、共产党代表张国焘，“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是否可以合作”？列宁的提问表达了他对中国革命的关怀及国共两党合作的愿望。２月２日，大会闭幕以后，代表们陆续回国。张国焘回到上海以后，向中共中央汇报，说明了大会确定中国革命的反帝国主义性质，而帝国主义与中国的反动势力是勾结在一起的，并指明“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等等。①在华盛顿会议（又称太平洋会议）召开之前，中国共产党人便在《共产党月刊》、《新青年》杂志上发表文章，揭露这次会议的阴谋。陈独秀于１９２１年９月１日在《新青年》九卷一号上发表《太平洋会议与太平洋弱小民族》一文，批评有些人认为这次会议“是中国免除外患千载一时的机会，列强至少美国必然主张正义人道，帮助中国抵抗日本”，这简直是“与虎谋皮”了。他认为这次会议如果列强“互相妥协了，则太平洋沿岸弱小民族，……不但没有解放的希望，被压迫的程度将比以前更甚，尤其是中国，若不急谋剧烈的反抗，迟早不免要受到列强分管或共管的命运”。会议讨论的所谓远东问题，不过“是讨论列强间尤其美日间如何均分及防护在远东的利益”，要知道“在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大海中，没有一滴水是带着正义人道色彩的呵”！中国人民长期地遭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具有光荣的反帝斗争传统，中国先进分子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后，认识到帝国主义侵略成性的本质，因此，当张国焘汇报以后，中共中央“欣然接纳”了国际的意见，②并积极制定中国民主革命的纲领。
这年的４月间，北方两大军阀集团——直系与奉系爆发了战争。战争的结果，直系获胜，控制了中央政权；奉系虽战败，但实力仍在，率部开拔出关，而且无时不伺机入关，企图夺取中央大权，中国政局动荡不安。面对这种形势，政界、①
②张国焘：《我的回忆》第１册第２０９页。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１册第１９８、２０７—２０９页。
军界以及文化教育界的人士都纷纷提出解决国是的主张。执掌中央权力的直系军阀的头领吴佩孚初则扬言废督裁兵，继而企图以武力统一中国；战败的奉系军阀头领张作霖以及其他盘据一省地盘的军阀，主张联省自治；尤为引人注目的是胡适等一批大学教授和社会名流，提出“好人政府”的主张，并于１９２２年５月７日创刊《努力周报》，极力宣扬联省自治。
在这种情况下，上海的一些共产党员推举陈独秀起草《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
陈独秀拟定的“草案在中共中央讨论的时候，并没有经过很多的修改就通过了”。发布于一个月后，即７月１６日至２３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举行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推举陈独秀、蔡和森等组成宣言起草委员会，蔡推陈执笔。陈独秀拟出初稿后，先交委员会讨论修改，再提交大会讨论通过。①《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丰富和发展了它对于时局的主张。《宣言》首先追述了国际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宰割史，然后分析了中国社会的经济、政治现状；指明中国社会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质；揭露军阀是帝国主义侵略和压迫中国的工具；初步阐明了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和动力；制定了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最低纲领即民主革命阶段的纲领，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最高纲领是“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①张国焘：《我的回忆》第１册第２３２、２３６页。
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社会”。①为了实现党的最低纲领，“二大”通过了民主联合战线等决议案。“二大”选举陈独秀任中共中央委员会委员长。
中共对于时局的主张和“二大”宣言，对当时舆论界流行的几种错误的政治言论，都做了批评，尤其批评了联省自治论。二十年代初鼓吹联省自治的有三种人，一是盘踞一省或数省的地方军阀，如湖南的赵恒惕、浙江的卢永祥、东三省的张作霖等。他们吹嘘自治的目的，无非是借自治之美名，行军阀割据之实，以对抗执掌中央权力大军阀的“武力统一”。
第二种人是官僚缙绅，他们虽然大都有一官半职，但并无实权。他们嚷嚷着要自治是为了捞取地方上的实权，以抬高自己的政治地位。如果单凭这两种人——手持凶器的悍将武夫和发表一些半文不白的自治通电的官僚政客，联省自治论是不会有多大市场的。联省自治论之所以能形成为一股政治思潮，主要是由于第三种人的提倡。他们是些自由职业者，有大学名教授、新闻工作者、著作家等等。他们的动机和目的与前两种人不同，是出于善良的改良愿望，但观点是错误的，主张是不切实际的。他们认为造成军阀混战，时局动乱的原因是有权的不守法，是由于“大倡统一集权之说，……
卒愈集而愈弱，愈统而愈分”。②因此，解决国是，应当强调法，反对集权，主张分权，实行自治。胡适认为“只有‘省①
②储国珍：《省宪问题》，《东方杂志》１９卷２２号，１９２２年１１月２５日。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１）第７７—７８页。
自治’可以执行‘分权与民’和‘发展县自治’的政策。只有‘联邦式的统一’可以打破现在割据局面。只有公开的各省代表会议可以解决现今的时局。只有公开的会议可以代替那终究必失败的武力统一”。①由于胡适主办的《努力周报》的鼓吹，联省自治论一时甚嚣尘上，简直成了医治中国社会病症的灵丹圣药。
解决国是，拯救中国，是实行联省自治的主张，还是宣传和普及中共的民主革命纲领，动员人民群众进行彻底地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这显然是个大是大非的问题，中国共产党人当然不能对此视若等闲。于是环绕着联省自治论又展开了一场争论。参加争论的一方是陈独秀和瞿秋白、蔡和森、毛泽东等；另一方主要是由胡适代表的以《努力周报》为阵地的一些改良派。
表《对于现在中国政治问题的我见》一文，重申中共对于时局的主张，并又一次指出“联省论，完全建设在武人割据的欲望上面，决非建设在人民实际生活的需要上面”，“不过联省其名，联督割据之实”，这“与其说解决时局，不如说是增长乱源”。他“主张解决现在中国政治问题，只有集合全国民主主义分子组织强大的政党，对内倾覆封建军阀，建设民主政治的全国统一政府，对外反抗国际帝国主义，使中国成为真正的独立国家。这才是目前扶危定乱的唯一方法”。这些批判和主张无疑是正确的，它揭露了联省自治论的实质，贯彻①胡适：《这一周》，《努力周报》，１９２２年９月３日。
了“二大”的决议，向全国人民指出了奋斗的方向。
陈独秀的《对于现在中国政治问题的我见》一文发表以后一个多月，《努力周报》的主编胡适“又收到了陈独秀这篇文章”。胡适临时“把别的文章抽出一篇，补入此文”，发表于９月３日的《努力周报》上。陈独秀的这篇文章之所以一稿两投，其原因不外《努力周报》是鼓吹联省自治论的重要阵地。胡适把别人的文章“抽出”，特将陈文“补入”，其目的是为了乘机表明他对陈独秀“反对联邦制的议论，是不能赞同的”。①一个是主动地送批评上门；另一个是有意树立一个攻击的靶子。从此，关于联省自治问题的争论趋向高潮。
自治与军阀割据——答陈独秀》。胡适说：“中国今日军阀割据的一大原因”是“集权政治”，“中国太大了，不适于单一的政治组织”。军阀权限之所以大，“是因为地方没权”。因此，“制裁军阀与倒军阀的一个重要武器，在于增加地方权限，在于根据省自治的联邦制”。胡适把中国社会的病根看作是政治制度的组织形式和中央与地方权力分配的问题，因此，医治病症也应当从此入手。至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压迫，他则只字不提。
１３日，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周报》第一期，发表陈独秀的文章《联省自治与中国政象》，点名批判胡适等人。陈独秀说：现在中国“大小军阀各霸一方，全国兵马财政大权都①胡适发表陈独秀《对于现在中国政治问题的我见》一文时，所加的《按语》，《努力周报》，１９２２年９月３日。
操在各省督军总司令手里，中央政府的命令等于废纸，省长是督军的附属品，省议会是他们的留声机，法律舆论都随着他们的枪柄俯仰转移”，“中央政府的权力，比世界上任何联邦政府的权力还小。”照联省自治论者的办法，“不知道政府的权力还要分散到什么程度”，而且其结果必将是“上不能集权于政府，下不能分权于人民，徒使军阀横梗其间，统一与民权两受其害”。陈独秀质问胡适，“先生称许湖南广东已行自治的省”，难道你不认为这种自治“关外胡帅（指张作霖——引者）也会采用”吗？你以为“省自治可以作收回各省军权的代价”，“军阀听了要大笑不已”。“拿联省自治救济中国，简直是药不对症，不但不能减少病痛，而且还要增加病症”。陈胡两人的论点可算是针锋相对的了。
这场争论直接关系到中共民主革命纲领的普及与推行。
这个纲领虽然还需要在今后革命实践中不断地加以充实和完善，但它的基本论点是正确的。例如对中国社会性质的论定、对革命对象的确定、建立民主统一战线的倡议和以革命战争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反动军阀的统治等等，无疑义的是真知灼见，是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结果，也是区别于旧民主革命的主要分界限，而这些恰恰是胡适所不同意的。
共产党主张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对封建主义。胡适却企图在保存旧制度的基础上作些修补和改良。他说：“假使我们做了今日的国务总理”，在政治方面，一、马上召集联省会议，议决裁兵、财政、国宪的制定和各省自治的进行计划等等；二、“公开的调解奉、直的私斗，消除那逼人而来的大战祸”。①胡博士想一旦登上国务总理的宝座，即可凭三寸不烂之舌，使那些军阀们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共产党主张在反对封建主义的同时，必须坚决地反对帝国主义。而胡适却根本不承认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压迫，认为“现在中国已没有很大的国际侵略的危险了”！“我们现在尽可不必去做怕国际侵略的恶梦”。并诬蔑中共“二大”宣言提出各主要帝国主义国家各自支持不同派系军阀的观点是“海外奇闻”。②
共产党认为，为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必须同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国民党建立民主联合阵线。而曾经参加过中共“一大”的陈公博却“反对本党与国民党合作政策”，并仍然在《广东群报》上“为陈炯明宣传”，因此中共中央开除他出党。③尤有甚者，是胡适竟然颠倒是非把陈炯明的武装叛乱称作“是一种革命”。④陈独秀批评胡适混淆革命与反革命的界限，并指出“这实在是一个很大的错误”。⑤共产党的民主革命纲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同中①②③④
⑤《革命与反革命》，《向导周报》第１６期，１９２３年１月１８日。
《这一周》，《努力周报》，１９２２年７月２３日。
《向导周报》，第１６５期，１９２６年７月２８日。
《国际的中国》，《努力周报》，１９２２年１０月１日。
第２０期，１９２２年９月１７日。胡适很珍重这篇文章，他在该报第２０、２１、２２期上都要求读者注意“这个计划里最大胆的是主张由政府公开调解直奉私斗。”该文收入《胡适文存》（二集）时，改题为《一个平庸的计划——解决目前时局的计划》。
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而胡适历来是反对谈什么主义的（唯实验主义例外）。他“不相信政治上有什么包医百病的良药”，①因而也“不相信根本改造的话，只相信那一点一滴的改造”。他讥笑共产党“希望用大革命来统一，也是画饼不能充饥”②。
这次争论的实质性的分歧，仍然是以社会革命的手段彻底改造中国，还是在保存旧制度的基础上进行点滴改良的问题。可见对联省自治的争论是１９１９年“问题与主义”之争的继续和深化，反映了自“五四”以来民主主义知识分子的队伍进一步发生了分化。一部分人从学习、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到运用它来观察中国社会的现状，提出中国革命的纲领；另一部分人却继续向右转化，从开始反对马列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发展到抵制中共的民主革命纲领。“问题与主义”的争论，如果说主要是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场斗争，那末这次争论的双方都努力把自己的观点和主张付之于实践。
的确，也只有实践才能对争论的双方作出最有权威的裁判。
当联省自治论的呼声高涨之时，吴佩孚复电赵恒惕，反对联省自治。８月，直系诸将领田中玉、孙传芳、肖耀南、陆洪涛在吴的授意之下纷纷发表通电，咒骂联省自治论是“邪说奸谋，天人共愤”。③他们所“共愤”的对象主要是赵恒惕和卢永祥，但也间接地向那些热衷于联省自治的知识分子当①②
③《吴佩孚应付联省自治之策略》，《晨报》，１９２２年８月２９日。
《这一周》，《努力周报》，１９２２年６月１８日。
《我们还主张召集省议会》，《努力周报》，１９２２年１１月２２日。
头泼了一瓢冷水，要他们清醒清醒。胡适一时还不肯罢休，直到１９２３年曹锟贿选总统之后，他才以无可奈何的心情说：
“我们谈政治的人，到此地步，真可谓止了壁了。”《努力周报》也就此停刊了。①
胡适谈政治的结果，不过是碰壁而已。而倡导革命的陈独秀，他的遭遇可不像胡适那样轻松。１９２２年８月９日，上海法租界当局又把陈独秀逮捕了。据陈独秀说这次被捕的直接原因，是由于敌人的造谣中伤，“说我们得了俄罗斯的巨款”。于是听信谣言的“华探杨某……向我的朋友董、白二君示意要敲竹杠，……穷人无钱被敲，我当时只得挺身就捕”。
②
陈独秀被捕事件，使进步团体“极为愤慨”。１４日，自治同志会、新中国会、共存社、改造同盟、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少年中国学会、非宗教大同盟、非基督教学生同盟、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等１０个革新团体联合发表宣言，反对法国人的横暴。蔡元培、李石曾亦联名致电法领事，并面访法公使，要求释放陈独秀。十个革新团体宣言指出：“陈独秀是一个改造中国的先驱，一个为解放中国劳苦群众奋斗的革命家，……我们一定要起来救护呀！这不仅是救护陈独秀个人，这是救护垂危的改革运动，这是解放我们自己必要的奋斗！”宣言还号召群众在各城市举行示威运动。③①②
③《晨报》，１９２２年８月１５日。
《我们对于造谣中伤者之答辩》，《向导周报》第９８期，１９２５年１月７日。
《一年的回顾》，《努力周报》，１９２３年１０月２１日。
这么多的进步团体把营救陈独秀的活动同整个革命事业联系起来，这不仅说明陈独秀在当时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也说明革命事业有了较快的发展。
日下午５时许，陈独秀出狱。①两年来，陈独秀接连两次被法租界当局逮捕，他这次出狱以后没多久，便隐蔽起来。
服从国际决议加入国民党南方。他先后到达汉口、长沙、广州、桂林等地，沿途参加了一些进步青年的集会。在桂林停留了９天，同孙中山会谈三次，然后又经广州等地于１９２２年３月２９日回到了上海。马林根据他对国民党的考察，从中国民主革命的前提出发，建议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实行国共两党的党内合作。这个建议受到了中共的抵制。在马林回到上海不过是一个星期，即４月６日，陈独秀便写信给吴廷康（维经斯基的化名），提出反对加入国民党的理由，信的全文如下：
吴廷康先生：
兹特启者，马林君建议中国共产党及社会主义青年团均加入国民党，余等则持反对之理由如左：
（一）共产党与国民党革命之宗旨及所据之基础不同。
①《民国日报》，１９２２年８月１９日。
（二）国民党联美国，联张作霖、段祺瑞等政策和共产主义太不相容。
（三）国民党未曾发表党纲，在广东以外之各省人民视之，仍是一争权夺利之政党，共产党倘加入该党，则在社会上信仰全失（尤其是青年社会），永无发展之机会。
（四）广东实力派之陈炯明，名为国民党，实则反对孙逸仙派甚烈，我们倘加入国民党，立即受陈派之敌视，即在广东亦不能活动。
（五）国民党孙逸仙派向来对于新加入之分子，绝对不能容纳其意见及假以权柄。
（六）广东、北京、上海、长沙、武昌各区同志对于加入国民党一事，均已开会议决绝对不赞成，在事实上亦已无加入之可能。
第三国际倘议及此事，请先生代陈上列六条意见为荷。①
这六条反对理由，第一条是带有纲领的，当中国共产党人尚未制定民主革命纲领，把社会主义革命作为当前任务的时候，国共“两党革命之宗旨及所据之基础”确有根本性的差异。第二条批评国民党联合一派军阀以倒另一派军阀的军事投机政策，是中肯的。第三条的批评意见有失偏颇。第四条预见到广东政局将发生变化。第五条不符合实际。第六条表达了当时共产党员的普遍意见，都是反对加入国民党的。
马林的建议被中共拒绝以后，他于４月２４日离沪返莫斯①《中共中央文件选集》（１）第１５页。
科。７月１６日至２３日，中共举行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民主革命纲领以后，对国民党的态度有了明显的转变。大会作出《关于“民主联合战线”的决议案》，明确地指出中国无产阶级在“内外两层压迫之下……必须暂时联合民主派才能够打倒共同的敌人”。怎样联合民主派（主要指国民党）呢？《决议案》规定“无产阶级一方面固然应该联合民主派、援助民主派，然亦只是联合与援助，决不能投降附属与合并，因为民主派不是代表无产阶级为无产阶级利益而奋斗的党；一方面应该集合在无产阶级的政党——共产党旗帜之下，独立做自己阶级的运动”。为了建立民主联合战线，中共中央准备“先行邀请国民党及社会主义青年团在适宜地点开一代表会议，互商如何加邀其他各革新团体，及如何进行”。①很清楚，这时中共所主张的联合是国共两党平行的外部联合，而不是采取由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党内联合形式，《决议案》反对后一种联合形式，认为这是“投降附属与合并”。尽管如此，中共从“一大”时抱排斥国民党的态度，现在转变为积极联合的态度，这是一大进步，促成这一转变的根本原因是中共要为实现它的民主革命纲领而奋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