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惨世界》第９回，《曼殊全集》（２）第１５８页。.11
②《国民党与中国革命》，《向导周报》第８０期，１９２４年８月２７日。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１册第３３０页。重处分”。①
此后不久，一些国民党右派分子编辑出版了《护党特刊》、《民权旬刊》、《共产党破坏国民党证据之一部》三种印刷品，广为发行，极力诋毁共产党，叫嚷什么国民党“亡党”了。
们的回答》，反击右派分子的进攻。陈独秀在这篇文章里首先指明：你们所说的破坏国民党的铁证是指《团刊》七号登载的《中国共产党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共产党在国民党工作及态度议决案》及《青年团在国民党工作及态度议决案》，然而就在这些决议案里充满了“我们须努力扩大国民党的组织于全中国”，“使全中国革命分子集中于国民党”，使国民党“变成一个有组织能行动的党”。如果你们“是一个懂得中国文的人，能说这些决议案是破坏国民党的铁证吗”？然后，陈独秀分作六个方面：为农夫工人奋斗、建设农工力量、民族自决权、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彻底性和二者之间的关系，以及中俄协定，以国民党“一大”宣言为武器，针锋相对地逐点进行批驳。其中尤以工农问题最为紧要。因为右派之所以拚命反对共产党，也正由于共产党代表了工农群众的利益。陈独秀在这篇文章里写道：
你们说共产派极力介绍农人、工人与中等学生加入国民党，“以成就他们的势力”。陈独秀回答说：“共产派一向不和军阀、官僚、政客、商人接近，所以只能介绍农人、工人、学①《中国国民党二十年史迹》第３２２、３１５页。
生到国民党，既是介绍到国民党，试问成就了那个的势力？必须介绍军阀、官僚、政客、商人到国民党才是成就国民党的势力吗？”，“一大”宣言里不是明明写着“国民革命之运动，必恃全国农夫工人之参加然后可以决胜”这句话吗！你们如果还想做一个忠实的国民党党员，“确有细心地把国民党大会宣言再读一遍的必要。……连党的大会宣言还不能了解、记得、奉行，那里还有什么护党的资格！”
你们说民生主义“是要消弭阶级斗争的”，又“主张改良”劳动者的生活，却指责我们号召劳动者奋斗是什么“别有怀抱”。你们既然谈民生主义，就应当以“一大”宣言中所解释的民生主义为准。宣言说国民党“反抗不利于农夫工人之特殊阶级，……为农夫工人而奋斗，亦即农夫工人为自身而奋斗也”。而你们说我们“别有怀抱”，“不知这句话是反对我们，还是反对国民党宣言”？阶级斗争是人类历史上必然的事，“在资产阶级未灭以前，主张消弭阶级斗争，……便是主张劳动者安心受资产阶级压制”。你们说要用“劳资调和的改良方法”以改良劳动者的生活，“这等于希望北洋军阀一旦觉悟了将政权交给国民党”。劳资两方的利益是冲突的，“只有一方面退让，而无调和的可能”。“我们以为只有劳动者自己起来奋斗，才能改良非人的生活”。你们既然反对劳动者起来奋斗，那么主张改良，岂非是“一句口惠而实不至的空话”？
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求解放而奋斗的党，可你们说“真正的革命党，在同一时代同一国家里面，只有一个，并没有两个的”。“又主张什么主义单一，什么组织单一”。这种议论证明你们对各国革命史之无知，且不说别国，“即国民党主张三民主义，又何尝单一”。
你们提出解决国共两党“相争的办法是：加入国民党的共产派退出共产竞，或退出国民党，后者更是你们的本怀”。
我们明白地答复你们，“中国国民党，是中国各阶级革命分子集合起来进行国民革命的团体，这团体应该是各分子所公有，谁也不配叫谁退出”。应该退出的是那些“反革命非革命分子或违背党纲的人”！①
《我们的回答》一文，是国共两党合作的初期，共产党为维护其独立性，并进而增强国共两党合作的一篇重要文献，全文近八千字，文风刚柔并济，柔中有刚，以国民党“一大”宣言为思想武器，全面地批驳了当时国民党右派分子的言论，但文中并未使用“右派”这个词，这可能同当时的斗争形势有关。
１９２４年的下半年，国共两党刚刚开始合作，许多省市的国民党组织，都得依靠共产党员去建立和发展，因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在７月３日举行第四次会议，审议了所谓弹劾共产党案，并作出决议：凡国民党党员的言论和行动，“以大会（按指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发表之政纲宣言为准，……不问其从前属于何派，均照党员待遇。有违反大会宣言及政纲者，均得以党之纪律绳之，党中同志不必怀疑”。②７日，国民党中央发表关于党务宣言：“中国革命运动的基础，必须以联合全民共同奋斗，始能益显其效力”，某些党员对已①
②《中国国民党二十年史迹》第３２５页。
以上引文均见《我们的回答》，《向导周报》第８３期，１９２４年９月１７日。
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产生的怀疑及误会，是由于“反对派肆其挑拨”，因此郑重声明：“对于规范党员，不问其平日属何派别，惟以其平日行动能否一依本党之主义政纲及党章为断”。①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把罪责归之于“反对派肆其挑拨”，但不曾指明谁是“反对派”；一再声明衡量党员的标准是“一大”宣言；但也不曾对违反国民党“一大”宣言的三位中央监察委员绳之以党纪。
所谓弹劾共产党一案，就此了结。但问题并未解决，斗争也不曾止息，而且贯串于第一次国共合作之始终。１９２４年下半年，共产党与国民党右派的斗争，不过是一场遭遇战罢了，陈独秀虽然义正词严，极力批驳右派，但他的内心世界是相当复杂的。他对右派攻击党团活动这件事感到“极其为难”，认为“这都是加入国民党这一政策所引起的难题。……
如果遵照国民党的意见，取消在国民党内的党团组织，这无异是……熔化在国民党内，没有独立性了，……但要国民党默认中共在国民党内有党团存在，也是做不到的事”。②这种困惑的心情将迫使陈独秀在今后与国民党右派更为复杂严峻的斗争中作出选择，是努力争夺对国民党的领导权，还是主张退出国民党？①
②张国焘：《我的回忆》第１册第３３１页。
《民国日报》，１９２４年７月２０日。
论工人阶级的领导指挥五卅运动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代表２０人，代表全国共产党员９９４人。
陈独秀主持了这次大会，并代表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向大会作了工作报告。代表们经过热烈的讨论，作出了《对中央执行委员会报告之议决案》：“大会对于中央执行委员会领导本党在国民党及国民运动中的活动，使本党日渐与实际生活接近而有可以领导中国国民运动之趋势，大致认为满意”；对于中央执行委员会“如技术上组织上的欠缺及执行扩大执行委员会决议①的延迟，虽然是一方面由于客观情况所致，但是大会不能不认为是一种缺憾”。②大会对于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评价，自然也包含了对陈独秀的评价。
“四大”通过了《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议决案》和《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修改了党章，并分别对职工运动、农民运动、青年运动、妇女运动以及宣传工作和组织问题等作出议决案。大会选举出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执行委员。中央委员会推选陈独秀为总书记。
“四大”的主要贡献是指出了无产阶级对革命的领导权和工农联盟的重要性。
陈独秀本来认为国民革命的领导者是资产阶级，现在为什么他也同意国民革命“必须最革命的无产阶级有力的参加，①
②《中共中央文件选集》（１）第２７０页。
扩大执行委员会，指１９２４年５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
并取得领导的地位，才能够得到胜利”①呢？
里就提到“毫无疑问，领导权应当归于工人阶级的政党”。但国际对这个指示并未说明任何的理由，而且同它前不久所持的观点：“中国工人阶级尚未完全形成为独立的社会力量”是自相矛盾的。国际指示到达中国时，“三大”已闭幕。当时陈独秀认为这不是“毫无疑问”，而是“疑问很多”。②到１９２４年上半年，共产国际东方部和中共旅莫支部共同讨论过一次中国革命问题，这次讨论的结果一致认为工人阶级应该是国民革命的领导者。彭述之参加了这次会议，他于同年８月回国，把这一精神带了回来③，并在年底写了篇文章《谁是中国国民革命之领导者》，指出“中国工人阶级之反帝国主义与军阀的革命性与觉悟力都是天然的，所以中国工人阶级天然是国民革命的领导者”。彭述之说：这篇文章写成之后，“把文稿送给陈独秀，请他写一篇关于这个问题的东西，我的用意是，在他不同意我的观点并欲批评我的这个问题上，引起公开的讨论”。又说“我写这篇文章是答复陈独秀的文章《中国国民革命和社会各阶级》”的。④彭述之的这个做法迫使陈独秀不能不对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问题表明他的观点。
但陈独秀也并非纯属被动的，即使当他认为资产阶级是①②③
④莱斯·埃文斯、拉赛尔·布洛克编《托洛茨基论中国》一书中，彭述之写的《引言》。
据郑超麟回忆。
《中共大事年表说明》第２３页。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１）第２７４页。
国民革命的领导者时，对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重要地位还是有一定认识的。他认为劳动阶级是国民革命中的“最勇敢最急进的先锋”，①若没有“这最有革命战斗力的阶级起来奋斗”，革命“是不能成功的”。②对于劳动阶级的革命作用的重视，使他比较容易认识到无产阶级的领导地位。
（季刊）第四期同时发表了陈独秀写的《二十七年以来国民运动中所得教训》和彭述之的《谁是中国国民革命之领导者》两文。陈文论述了自１８９８年戊戌变法至１９２４年广州政府平定商团叛乱，这其间的历次政治运动。最后得出结论说：“二十余年来国民运动给我们的总教训是：社会各阶级中，只有人类最后一阶级——无产阶级，是最不妥协的革命阶级，而且是国际资本帝国主义之天然对敌者；不但在资本帝国主义国家的社会革命他是主力军，即在被资本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之国民革命，也须他做一个督战者，督促一切带有妥协性的友军——农民、手工业者、革命的知识阶级、游民无产者（兵与会匪）及小商人，不妥协的向外国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国内的军阀、官僚、富商、劣绅、大地主、反革命的知识阶级进攻，才能达到国民革命之真正目的——民族解放。”
陈独秀在这篇文章里谈到无产阶级的革命地位时，没有使用“领导者”这个词，而是用的“主力军”、“督战者”。如果不是死抠字眼的话，那么所谓“督战者”也就是领导者的意思。①
②《国民党与劳动运动》，《向导周报》第７１期，１９２４年６月１８日。
《怎么打倒军阀》，《向导周报》第２１期，１９２３年４月１８日。
量》一文中论述了工人“是新生产力的代表者，他是富于集合力及决战力者，他是天然的农民之同盟者，……备受外国帝国主义者及国内军阀、资本家三层压迫，也只有革命是唯一的出路”。而“资产阶级当中，有些是帮忙帝国主义及军阀的反革命者，有些是非革命的中立分子，有些是偶然倾向革命而易于妥协者；不妥协的革命者只有工人阶级。中国国民革命运动中，若没有工人阶级有力的参加奋斗，决没有得到胜利的可能”。①这些观点与１９２３年发表的《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一文相比较，显然有了很大的变化。其中对资产阶级的论述虽不确切，但正确地指出了工人阶级在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
因此，关于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问题，在“四大”召开之前夕，没有必要进行“公开的讨论”，“四大”就顺利地通过了《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议决案》和《对于职工运动之议决案》，在这两个议决案里都明确地指出了无产阶级的革命领导权，这使得陈独秀他那本来就是不定型的“二次革命论”受到了一次很大的冲击。
革命领导权的问题，对于共产党人来说首先是个认识问题，同时也是参加国民革命的各阶级，特别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实力对比的问题，在理论上认识到的并不等于在国民革命实践的各个领域，都能使之成为现实，资产阶级对争夺领导权寸步不让寸权必争，使这个问题变得极为严峻而又①《向导周报》第１０１期，１９２５年２月７日。
复杂，因此随着革命运动的开展，陈独秀对领导权的思想也变得复杂化了，但在群众运动这个领域里，共产党自始就积极地实现它的领导作用。
由于革命事业的发展，党员人数的增多，“四大”以后中共中央机构较过去健全充实得多了。陈独秀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兼组织部主任，彭述之任宣传部主任，瞿秋白、蔡和森任宣传部委员，张国焘任工农部主任，五人组成中共中央局。据张国焘回忆：陈独秀以中央书记的身份领导中央秘书处。秘书处主管行政事务，下设文书、财务、发行、交通四个部分。
中央组织部设有党员调查登记、工作分配、党员训练三部分。
一切人事的调动，均由陈独秀以组织部长的名义，提交有关的会议通过任命。陈独秀的权力“也就因之扩大了，甚至各地方组织的负责人亦多由中央委派”。张国焘说：“陈先生这时是得心应手名符其实的‘家长。’”①共产党人认识到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重要性，就立即付诸实践。“四大”闭幕后不久，发源于上海的五卅运动就正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发展成为空前的全国规模的反帝爱国运动。
主无故开除工人代表，致使全厂工人停工。１５日，内外棉七厂（织布厂）厂主借口十二厂工人罢工，没有原料，将工厂关闭。当工人拥进厂门要求上工时，日人惨杀工人顾正红。惨案发生的当天晚上，中共上海地委作出三项决定：控告东洋①张国焘：《我的回忆》第２册第１０—１３页。
人打死工人；发表宣言；“要求群众团体援助，做一个群众反对东洋人的运动”。①
在这次事件发生之前，上海日商纱厂４万工人于２月间曾举行同盟罢工。那时陈独秀就指明“此次罢工是含有阶级的反抗和民族的反抗两个意义”。②所谓“民族的反抗”，即中国工人同外商在华企业资本家作斗争时，不仅符合工人阶级的利益，也符合全民族的利益。
因此，当顾正红惨案发生以后，马上引起了中共中央的关注。
三十二号通告，向中共各区委、地委、独立支部指出：“应即号召工会、农会、学生会以及各种社会团体一致援助”，发表“宣言或通电反对日本人枪杀中国工人同胞”，募集捐款，支援罢工工人。
５月１９日，陈独秀又签发了中央第三十三号通告，指出“形势至为严重，我们在拥护无产阶级的利益上，在反对帝国主义的工作上，在反抗日本所主持的安福政局上，都应该号召一个反对日本的大运动。除前景通告外，为加紧此项运动计，再发此通告，望各地同志执行下列二事：（一）各地应即邀当地Ｃ．Ｙ．组织开一联席会议，下全体动员令，组织游行演讲队，胪列日本最近压迫中国人的事实……向日本帝国主义者加以总攻击，不必以上海纱厂工人事件为限。此项演讲队并应设法令民校（指国民党——笔者）各区分部校友和我①
②《被压迫者的自由与赤化》，《向导周报》，１９２５年２月２１日。
中共上海地委会议记录，１９２５年５月１５日。
们合作。（二）运动各地各公团开联席会议发表宣言，指斥日本人历来压迫中国人之罪恶，……”①三十二号通告的内容侧重于在舆论上、经济上支援上海工人，而三十三号通告无论在内容或基本精神上都发展了三十二号通告。它充分证明在顾正红惨案发生后的第四天，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便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发动一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大运动”。为此，明确地指出在发动群众时“不必以上海纱厂工人事件为限”，而应当通过揭发“日本历来压迫中国之罪恶”去激发群众的斗争热情；这次斗争不是局部的地方事件，而应该扩大到全国；斗争的性质是反对帝国主义的政治斗争，而不是一般的经济斗争。五卅运动之所以能迅速地发展成为全国规模的民族解放运动，诚然有许多原因，陈独秀签发的两份通告无疑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
《通告》下达以后，各地党组织行动起来。中共上海地委立即召开宣传联席会议，准备举行露天演说，并在公祭顾正红烈士时，联合各界举行反帝示威。但是参加公祭大会的绝大多数是工人，除了少数的学生外，还没有争得社会各界的同情和支援，原定的示威计划只得暂时取消。不久，少数学生在租界为工人募捐，或为参加公祭大会途经租界时被捕了。
租界当局还决定于５月３０日审讯被捕学生，于是引起了各校学生的公愤，运动出现了扩大的势头。
次会议的有陈独秀、蔡和森、李立三、恽代英等等。会议决①《中共中央文件选集》（１）第３３４页。
定分头向各校负责人谈话；向学生进行宣传，“并须派工人同志同去”；印行传单，“包括外人侵略一切事实”；动员和组织学生于３０日到租界进行反帝大宣传，①声援工人，营救被捕学生；同时反对公共租界当局提出的交易所注册、增加码头捐、增订印刷附律等提案，这些提案损害中国的主权，直接的受害者是上海中小资产阶级。３０日，约有３０００学生上街演讲，他们的呼声反映了上海各界人民的共同要求。下午，英国巡捕发射排枪，疯狂屠杀学生和市民，一手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
惨案发生的当天晚上，中共中央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宣布上海总工会公开成立；建立反帝联合战线组织，由上海总工会、上海学联、全国学联、上海各马路商界联合总会和上海总商会组织工商学联合会，作为领导反帝运动的公开机关；发动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上海总商会拒绝参加工商学联合会，但在工人、学生和死难烈士家属的呼吁、泣诉、围困之中，终于在３１日夜下达罢市令。帝国主义者的屠杀激怒了上海人民，上海人民掀起的三罢斗争鼓舞了全国人民。从此，反对帝国主义、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的革命运动如狂涛怒澜汹涌澎湃波及四面八方，席卷全国６００座城镇，有从５月１５日至３１日，是五卅运动的发轫期，在这短短的半个月里，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采取了层层发动，逐步扩大的方针。它以工人阶级为主体，首先向青年学生进行宣传，接着又以青年学生为中介，发动广大的市民和中小商人，然后由工人、学生和中小商人联合起来，共同促使大资本家团体——上海总商会下达罢市令。这个方针是英明正确①据该日会议记录。
关于２８日会议，１９３５年李立三在莫斯科写的《纪念蔡和森同志》一文中说：和森同志在会上提出“现在要把工人的经济斗争与目前正在蓬勃发展的反帝斗争汇合起来，要使工人斗争表现明显的反帝性质，以争取一切反帝力量的援助。”因此，他主张“在五月三十日在租界上组织反帝示威运动。……最初在中央内部如陈独秀之流都认为是‘空泛不切实际’。经过长久的辩论以后，得到了多数的通过。然而陈独秀还说如果在示威时有三、五百人参加便算是我们的成功。和森同志马上起来批评说：这是一种犯着近视病的观点，只看到上海多少党团员的机械估计，而没有看到目前正在酝酿着的整个的革命形势，……我们的目的决不是动员三、五百人，而是动员三、五万人，至少也是三、五千人。和森同志的预见在五卅这一天完全证实
了。”（《红旗飘飘》第五集）
这个蔡陈之争的说法，曾为许多党史学者所采用，并据此指斥陈独秀为右倾机会主义者，近年来有人对此说持怀疑或否定态度，笔者也有同感。
理由如下：
（１）把经济斗争转变为政治斗争这在“四大”的《对于职工运动之议决案》、５月１日至７日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上所作的《工人阶级与政治斗争的决议案》里都已有明白的表述。（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１）第２８３、２８７、３３５、３３６页）中央第三十三号通告也力图实现这一转变。为什么现
在又发生了蔡陈之争，令人难以理解。
（２）李立三在１９３０年２月１日所作的《党史报告》里说：“党虽然决定了示威的路线，可是谁都看不清楚这就是革命高潮的起点，当时估量示威参加人数，以为至多三百人”（中央档案馆：《中共党史报告选编》第一册）。
“谁都看不清……”，当然也包括蔡和森在内。为什么在１９３５年又说“和森同志的预见在五卅这一天完全证实了”呢？这显然是自相矛盾的。
（３）据２８日会议记录，确曾讨论过上街人数，和森要求“须有各方面之明了统计”。代英说：“民校在事实上确实不能有明了统计（的）把握，以为先行二、三百人出发演讲。”（该会议记录不见陈独秀的发言）事后他还说“最初大家都以为学生一定不敢冒险到租界上来演讲，有些人相信至多只有三百人可以出来”（上海社科院历史所：《五卅运动史料》第一卷七页）。这里所谓“大家……”或“有些人……”，都是泛称、并非专指某一个人而言。即使陈独秀估计上街人数是二、三百人，也不能因此被指责为右倾机会主义，何况会议是通过了发动学生于３０日上街演说的决议的。
（４）蔡和森在１９２７年９月写的《党的机会主义史》一文中说：“在五卅运动初期，党的上级机关尚不存在机会主义。”笔者认为这一论断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的。
据张国焘回忆，５月３０日晚上的会议，中央领导进行了分工，由陈独秀“居中指挥”。①又据郑超麟回忆，在五卅运动期间，自始至终在上海参加领导工作的中共中央委员只有陈独秀、瞿秋白、张国焘三人。彭述之因患伤寒病于２月间住进医院，到中秋节才出院。蔡和森于“五卅”后不久便去北京疗养气喘病，１０月间返上海，旋即赴莫斯科。三位中央委员的分工：陈独秀照顾各方面，瞿秋白主编《热血日报》，……上海总工会对外是李立三做事，对内是刘少奇做事。刘少奇把整个总工会工作做得井井有条。学生运动和国民党方面由恽代英负责，教职员工作由沈雁冰、杨贤江负责。陈独秀既然是总书记，他在总的方面自然要多负点责任的。
陈独秀密切注视着“五卅”期间上海阶级关系的变动。从１９２５年６月初至９月间运动基本结束，他在《向导周报》先后发表了１１篇有关五卅运动的文章（不含《寸铁栏》里的杂文）。当上海人民掀起的三罢斗争高潮，迅速向全国范围推进时，他在６月６日发表《上海大屠杀与中国民族自由运动》，指出这次斗争的性质和任务。帝国主义者的屠杀，使我们的暴行“都一一活现于商人，学生、工人及一般市民的眼前”，人民奋起，“立脚在中国民族自由的意义上，反抗剥削践踏我们的外国帝国主义者”。斗争的最终目的是“推翻全世界一切帝国主义，目前在此次运动中最低限度的要求应该是：（一）
惩办凶手赔偿损失；（二）撤换驻上海英、美、日领事；①张国焘：《我的回忆》第２册第３０页。
（三）取消各国领事裁判权；（四）收回全国租界；（五）撤退驻在中国境内的外国陆海军，禁止外国陆海军在中国境内自由登岸”。指出上海是这次运动的中心，但“民族自由运动是一个全国运动，全国的学生、工人、商人，都应该同时起来向一切帝国主义者进攻”。斗争是长期的，“我们须有普遍的持续力，不可得了一部分胜利便停止前进，即此次完全失败，亦不可因此沮丧”！①
当反帝斗争中出现了一些和帝国主义者妥协的言论时，陈独秀及时地进行了揭露与批评。他在《此次争斗的性质和我们应取的方法》一文里，列举出当时相当流行的五种言论，即：以惩凶赔偿了事；缩小战线专门对英；法律解决；五卅惨案是地方事件和依靠政府交涉解决，指出这五种主张都是错误的。因为“杀人之罪不仅在英捕，而在帝国主义的国家之高压政策，……是国家行为而非私人行为”；英国固然是罪魁祸首，而“日、美、法、意也和英国一样”地欺压中国；“法律只能制裁私人的犯罪行为而不能制裁国家的横暴与民族间的冲突”；“帝国主义者是根据一切不平等条约向中国全民族加以剥削与凌辱”，因此这次屠杀不仅发生在上海，“青岛、汉口都同时流血”，这“不但不是一个地方的问题，并且不是一个国家的问题，是要唤起国际的同情才能够解决的”；至于依靠政府交涉解决，陈独秀说：卖国政府“专知保护外人，反以严加峻法压抑本国人民的爱国运动，他们向来是代表外国向本国人民交涉，不曾代表人民向外国交涉”。这些揭①《向导周报》第１１７期，１９２５年６月６日。
露与批判提高了群众的政治觉悟，使他们朴素的仇恨心理，上升到对帝国主义侵略本性的认识。陈独秀还进而指明这次斗争“乃是全中国人民为民族的生存与自由反抗一切帝国主义之争斗”，争斗的方法“只有依赖国民自己的团结力”。①为此，中共中央决定香港和广州工人总罢工，以支援上海工人的斗争。闻名中外的省港大罢工直接促进了广东地区的革命化，７月１日广州政府改组，国民政府正式成立。广东革命根据地是在共产党人领导的工农群众运动的支持之下建立起来的。
当上海总商会于６月２６日宣布开市，退出三罢斗争之后，陈独秀指出开市并不是总商会的罪恶，因为“民族自由是要经过长期的争斗，决非罢市可以达到目的”，总商会的罪恶”在始而离开民众团结”，拒不加入工商学联合会，“继而背叛民众利益（删改工商学联合会所提条件），完全表现出在民族争斗中妥协的大资产阶级之阶级性”。这时中小商人虽然“并未随着大资产阶级妥协”，②但反帝联合战线出现了第一次的阶级分化，斗争形势在上海地区开始趋向低落。
电，断绝了上海民族工业（主要是棉纺织业）的能源，一面向民族资产阶级施加压力，一面人为地制造了大批的失业工人，与此同时，奉系军阀在上海加紧镇压反帝斗争，于是中小商人也畏缩不前，以致工商学联合会瘫痪，反帝联合战线①
②《我们如何应付此次运动的新局面》，《向导周报》第１２０期，１９２５年７月《向导周报》第１１８期，１９２５年６月２０日。
再次发生分化。
资产阶级在五卅运动中充分地表现了它的两面性，即既有一定的反帝斗争的积极性，又有妥协性。陈独秀曾经是很看重资产阶级的力量的，但忽视了它的后一种特性，现在他对资产阶级在五卅运动中的实际表现感到失望了，他在五卅运动初起之时，“颇幻想在此次全国民族运动奋起大潮中，中国资产阶级或不能不相当的与一切革命的民众合作了。可是事实上，中国资产阶级对于此次民族运动的态度，使我们的幻想终于是一个幻想，而‘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资产阶级不革命’这一公例，居然又在中国民族运动中证实了”。甚至还说中国资产阶级“在实际上，他是全世界反动的资产阶级之一部分，……”①对于陈独秀的这一观点，如果要戴什么政治帽子的话，那么戴“左倾”的帽子要比右倾合适得多。
反帝联合战线的两次分化，使上海工人面临着孤军奋斗的困境，部分工人产生了一种冒险情绪，“想以武装暴动来救此危机”。陈独秀认为这种“浪漫的‘拚命’办法”是不对的，他主张为了避免孤立，保存工人阶级的组织，应该“改变”罢工的策略，“以经济的要求及地方性质的政治要求为最低条件”收缩罢工。②８月１０日，中共中央、共青团中央拟定《告工人士兵学生》书，指出反帝斗争的长期性，号召工人有①
②《我们如何继续反对帝国主义的争斗？》，《向导周报》第１２６期，１９２５年《中国民族运动中之资产阶级》，《向导周报》第１３６期，１９２５年１１月２１日。
条件地有组织地复工。①１２日，日商纱厂工人首先复工，其他各业也相继复工。
以上介绍了陈独秀在五卅期间的言论和主张，如果把他的一些重要文章，如《上海大屠杀与中国民族自由运动》、《此次争斗的性质和我们应取的方法》与同时期中共中央发布的《为反抗帝国主义野蛮残暴的大屠杀告全国民众》书等，对照起来阅读，便不难发现它们的观点和主张是一致的，甚至有些词句也是相同的。陈独秀是五卅运动中中共中央政策的制定者与推行者。经过五卅运动，共产党的队伍扩大了，威望提高了，成为真正的群众革命的党。同时，各地国民党的组织也迅速地扩大了。五卅运动是一次极为广泛的反帝宣传运动，它为迎接北伐战争进行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直接把二十年代中国革命引向了武装斗争的高潮。
思想斗争的妥协组织领导上的让步在五卅运动中，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用和无产阶级的坚决不妥协的革命精神，惊醒了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戴季陶他在１９２５年７月出版了一本小册子《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从思想上反对马克思主义，组织上排斥共产党。
戴季陶在辛亥革命时，曾用“天仇”笔名，发表了不少反满文章，并加入了同盟会。后来与孙中山、朱执信等一起组织中华革命党，任该党杂志《民国》的编辑。１９１７年９月，①《向导周报》第１２５期，１９２５年８月１８日。
孙中山在广州成立护法军政府，戴任法制委员会委员长。五四时期，戴与沈玄庐等一起办《星期评论》，又与胡汉民、廖仲恺等办《建设》杂志。这两个刊物在当时都以介绍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学说和研究劳工运动而闻名于舆论界。戴季陶研究劳工运动的目的并不是为了争取劳工的解放，他认为“许多无组织无教育无训练又没有准备的罢工，……是一个极大的危险”，应当“用温和的社会思想，来指导社会上的多数人”。①他反对军阀专制，提倡民主，也另有怀抱，认为资产阶级民主制是“对付布尔什维克的方法”，“除此而外，再也没有”其他的方法了。②戴季陶是一个政治嗅觉相当灵敏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他研究马克思主义和劳工运动的目的，是为了预防社会革命的发生。
起经营证券物品交易所，干买空卖空的投机勾当。国民党改组时，他主张单纯的党籍，反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后仍保留共产党籍，当时由于孙中山坚持国共合作，他才不敢公开反对。１９２４年１月，他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任中央宣传部部长。后以孙中山的秘书和翻译的身份，陪同孙中山北上，自广东取道日本到达天津和北京，同段祺瑞谈判。１９２５年３月１２日，孙中山与世长辞。
此后，戴季陶以三民主义的忠实信徒自居，写文章，发表演说，恣意阉割新三民主义的革命精神，发挥旧三民主义的消①
②《对付“布尔什维克”的方法》，《星期评论》第３号，１９１９年６月２２日。
《访孙先生的谈话》，《星期评论》第３号，１９１９年６月２２日。
极因素，鼓吹中国的封建道统，并启用原名戴传贤，以示旧道统由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传之孔孟，孔孟传之孙总理，总理传与他。
在五卅运动中，戴季陶看到了共产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望日益增强，他忧心忡忡，觉着再也不能“沉默敷衍含混”了，他站了出来，明确地表述他的观点：“真正的国民革命，是要真实的国民革命主义者，才可指导得来，才可以得到民众真实的信任。”因此，就非“脱离一切党派，做单纯的国民党员不可”。戴季陶就是抱着这样的目的写作《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一书的。他在这本书里一方面斥责国民党右派“腐败卑劣”，不干实事，“到了无可如何，顺便用‘反共产’的口号来掩护自己不能信仰三民主义，不能革命的罪恶”。
另一方面着重攻击共产党。他口口声声地说，他的心目中“只有一个中国国家和民族的需要”，“我们非得到国家的自由民族平等，便什么问题都无从谈起”。就在他高谈“国家的自由民族平等”的同时，诋毁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反对共产党。他说国民党的“最高原则”只能是三民主义，“绝对不须用唯物史观做最高原则，争得一个唯物史观，打破了一个国民革命”。主义是一个政党的基础，是它的“共信”。
“共信不立，互信不生，互信不生，团结不固。”诬蔑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是采用的“寄生政策”，极力主张将共产党员从国民党里驱逐出去。①
戴季陶左右开弓，既反右又反左的言论，深刻地反映了①以上引文均见《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一书。
五卅时期资产阶级的矛盾心理，他们虽然有反帝反军阀的要求，但更害怕由共产党代表的猛烈增长的工农群众势力。那么出路何在呢？在戴季陶看来只有“单纯的国民党党员”才能够领导国民革命。
《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一书比较系统的提出了资产阶级的理论，它的根本目的是巩固资产阶级对革命的领导地位，遏止和控制无产阶级的势力。因此，这本小册子一经出版便受到了陈独秀、瞿秋白等人的批判。
了《给戴季陶的一封信》。这封信一开头便指出“自国民党改组以后，排除共产派的运动，不曾一日停止过”。你现在对于共产派的态度与右派谢持、马素等人“无甚出入”。你的《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一书中，“错误的见解非常之多”，我现在“只就你所持排除共产派的根本理论及批评共产派的态度”做一简单的答复。
共产党为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平等的“异常迫切”的心情，胜过你所说的那些“单纯的国民党党员”。你的根本错误是借口“完成国家和民族的需要，便抹杀阶级争斗的需要”，这“不但抹杀阶级利益，并且使民族争斗之进行要受到极大损失”。因为，“国民革命之成功，当以工农群众的力量之发展与集中为正比例；而工农群众的力量，又只有由其切身利害而从事阶级的组织与争斗，才能够发展与集中。因此，在殖民地半殖民地主张停止阶级争斗，便是破坏民族争斗之主要的力量”。“你们若当真在行动上拥护工农群众的利益，便自然要形成阶级争斗”。否则，你们党纲上所写的拥护工农利益的话，便是“一种不兑现的支票”。
你认为“如果阶级争斗学说在国民党中盛行起来”，将会影响国民党组织的巩固，破坏国民党的“共信”。其实“国民党的共信，只有对外谋求民族解放，对内谋求政治自由，换句话说，就是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此外，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学说、资产阶级欺骗工人的劳资调协说和仁爱说，都“不能做国民党的共信，因为国民党不是一阶级的党”，“于共信（即共同利害所产生的政治理想共同点）之外，便应该有别信（即各别阶级利害所产生的政治理想各别点）存在”。至于你对唯物史观的“信口批评，乃是政客攻击敌党的态度，而为真实的学术界所不许”的。
“你说我们：‘只借国民的躯壳，发展自己的组织’……
‘尽量在中国国民党当中扩张Ｃ．Ｐ．或Ｃ．Ｙ．的组织’”，这纯属颠倒是非。事实是“年来由国民党员加入Ｃ．Ｐ．的很少很少，比较Ｃ．Ｐ．加入国民党的大约不及百分之二，比较由Ｃ．Ｐ．介绍加入国民党的大约不及千分之五”。试问：“究竟是国民党帮助Ｃ．Ｐ．发展，还是Ｃ．Ｐ．帮助国民党发展呢？”
为什么“你闭着眼睛硬否认事实”！
陈独秀在信的末尾指出，你这部书必有许多人利用它“做反动宣传，……对于这一点你须深加省惕”。①陈独秀对戴季陶的批判是及时的，某些立论也是正确的，但没有击中要害。这主要表现在对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问题缺乏认识，因而批判不力，斗争不坚决。戴季陶主张只许①③以上引文均见《给戴季陶的一封信》。
有共信，不许有别信，否则就把坚持别信的共产党员驱逐出去，使国民党单纯化，使资产阶级掌握整个的革命领导权。那时，国共两党的关系可以“联合组织一个共同的最高干部，处理关于国际的问题，和对付共同敌人的问题”。①陈独秀对于戴的这种破坏国共合作的言论，虽然也指出“这分明是想把全党各阶级的分子成为某一阶级化，可是这个野心的企图，在现时的中国国民党中，颇难实现”。又说“你如果真有这个企图，在理论上我当然不必反对，因为政党随着阶级分化而演进，本应该是这样；……然而在事实上，我以为你这个企图，现在或者失之稍早”。③
什么“颇难实现”，什么“失之稍早”，纯属是书生的迂腐之见。陈独秀把戴季陶排除共产党，夺取领导权的斗争，皮相地看作为政党的阶级属性问题，他们的争论点似乎是共产党员退出国民党的时间早晚的问题。因此陈独秀在批判戴季陶的同时便准备退出国民党，退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最重要的阵地。
议。这次会议除总结五卅运动的经验外，主要的任务是制定党的方针政策，特别是制定对国民党的政策。就在这次会议上陈独秀提出共产党员“应该及时准备退出国民党而独立，始能保持自己的政治面目，领导群众而不为国民党政策所牵制”。②于是戴季陶与陈独秀两人从不同的观点出发：戴季陶①
②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
戴季陶：《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
是站在国民党右派立场上要把共产党员撵出去，陈独秀主观上是为维护党的独立性，摆脱国民党“牵制”；戴季陶是自觉地争夺国民党的领导权，陈独秀是自愿退出和放弃领导权的争夺。戴陈二人的出发点尽管不同，但殊途同归，结果都是使四个阶级的联盟——国民党，变成清一色的资产阶级政党。
陈独秀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一事，自始就缺乏信心”，“他一直以客卿自居”，①国民党里一有风吹草动，他总不免有悔不当初之感，嚷嚷着要退出国民党。
陈独秀的意见受到了“当时的国际代表和中央负责同志一致严厉的反对”，使他“未能坚持”自己的主张。②会议通过了《中国现时的政局与共产党的职任议决案》，重申“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指导者，是民族解放运动的领袖的指导者”。指出戴季陶的小册子代表了右派国民党的思想，“假使认为这种现象，已经是中国共产党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国民党脱离关系之时，那就是一种很大的错误。”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关系议决案》还进一步指出“共产党现在的职任，便是更加应当继续与国民党合作的政策而与大多数群众接近”，并“与左派结合密切的联盟，竭力赞助左派与右派斗争”。③大会决议的精神是积极的，也是符合国共两党合作以后的实际状况的。国民党这一组织形式确实为共产党联系广大群众提供了许多的便利条件。五卅运动固然是①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