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惨世界》第９回，《曼殊全集》（２）第１５８页。.12
③《中共中央文件选集》（１）第４０３—４０５、４１７页。
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１册第２５４、２５５页。
中共领导的，如果没有国共两党的合作，就不会有那么大的声势。省港罢工如果没有广州政府的支持，也不会坚持那么长久。
但大会的决议也并非是完满无缺的。决议规定“非必要时，我们的新同志不再加入国民党，不担任国民党的工作，尤其是高级党部（完全在我们势力支配之下的党部不在此限）”，这个规定不利于争夺国民党的领导权。决议还试图另“找一个与国民党联盟的好方式”，既不受束缚，又“能扩大这一联盟”。①其实，就两党合作的基本形式而言，除了党内合作，就只有党外合作了，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好方式”呢？决议里的这些条文反映了幼年他党面对国共两党党内合作的这一特殊的联盟形式，以及联盟内部左右派的分化和一再受到攻击与排斥之后，还不能得心应手地处理这种极为复杂而又奥秘的关系，大会否决了陈独秀的意见，但也不免有些瞻前顾后、游移不决的情绪。
月２３日，一批老右派林森、邹鲁、张继等十余人在北京西山非法召开国民党中央全会，通电广州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即日停止职权，开除任国民党中央委员的共产党员的党籍，开除汪精卫党籍六个月，西山会议派公开地从国民党分裂出去。
同时，国民党内又出现了以戴季陶主义为思想基础的新右派。
因此，怎样划分国民党的左右派，怎样对待新右派，便成了能否正确执行十月扩大会议所制定的团结左派打击右派政策①《中共中央文件选集》（１）第４１７、４０５页。
的首要问题。陈独秀在这年年底撰写的《什么是国民党左、右派？》和《国民党新右派之反动倾向》两篇文章，就是试图回答这个问题的。
陈独秀认为西山会议派“这班代表官僚买办阶级的右派，已公然反动，他们虽然还以国民党自居，并且以纯正的国民党自居，可是我们只能当他们是社会上的一种反动派，不能当他们是国民党右派了”。而新右派“只要他们不右倾而至于反动，还算是右派而非反动派，我们对于这种右派，并不特别反对”，可是现在“新右派，一开始即带有反动的倾向”，他们“在理论上并且在组织上（孙文主义学会）形成起来，一天比一天明显；……并且在事实上他们既反对阶级争斗，反对苏俄，反对共产党，反对国民党左派，并且反对国民政府，客观上便实实在在的帮助了反革命和帝国主义者”。这个分析是正确的。但是，陈独秀过分地强调了新老右派组织上之分界限（老右派已分裂出去，新右派留在国民党里），因此，认为“即右派，亦应与之在每个行动上联合作战”，如果新右派的反动倾向“继续发展下去”，便和西山会议派一样成为反动派了，那时“‘新右派’这一名词便应该取消了”。至于戴季陶，陈独秀说他“未曾出席西山会议，正因为发见了他们这种反革命的阴谋”，那当然属“不必特别反对”之列了①。
陈独秀煞费苦心，要在西山会议派与新右派之间在政治上寻找一条分界限，却完全忽视了西山会议派之所以分裂出去，主要是反对国民党的三大政策，而在这一根本点上，新①《国民新右派之反动倾向》，《向导周报》第１３９期，１９２５年１２月２０日。
右派与西山会议派并没有实质性的差异。新右派比那些分裂出去的老右派要聪明机灵得多，他们对革命有更大的危害性。
他们是决不会从国民党分裂出去的，他们认为国民党是他们的发祥与发迹之地，有朝一日必将下令驱逐“客卿”。
陈独秀把新右派作为共产党的联合对象的另一个原因，是他对革命形势的消极的估计。
当时，北方政局发生了很大的动荡。１１月２２日，奉军第三军团第十军军长郭松龄倒戈，进军山海关，以武力逼迫张作霖下野；国民军总司令冯玉祥响应郭松龄，率部进军天津；２８日，北京市民五万余人举行集会、游行，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拥护广州政府，段祺瑞下野等口号。但不久，郭松龄被捕杀；冯玉祥通电下野，国民军四面受敌；北京市民反段运动失败。奉军气焰复张，并与直系吴佩孚相勾结。陈独秀认为“革命低潮到来了”，要实行让步的策略，“主张尽可能地把各方面的‘人物’都包括进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中去”。①避免西山会议派的活动，造成国民党的全面分裂。
于是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前，由陈独秀“主动，并获得维经斯基的协助”，同和西山会议派有或多或少联系的孙科、叶楚伧、邵元冲在上海“苏俄领事馆内，商谈国共关系问题”。中共方面参加这次会谈的除陈独秀外，还有蔡和森和张国焘。会上陈独秀首先发言，“表示中共并没有包办国民党事务的企图，而且反对这种企图。中共中央已通知各地党部，多推选国民党人士出席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①《吴玉章回忆录》第１３２页。
中共亦不希望在大会的中央委员改选中，增加中共方面的国民党中央委员人数”。孙科等表示“只要情况许可，他们都愿意去广东参加大会”。这些意见始终是得到维经斯基“支持”
的。会后中央派张国焘到广州去，代表中央指导在国民党“二大”中的中共党团活动。
中共广东区委反对中央的意见，“认为是对右派退让的明证”。①他们原“计划在大会上公开开除戴季陶、孙科等人的党籍”，在中央执委中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少选中派，多选左派，使左派占绝对的优势”。由于张国焘推行中央的意见，“在选举上，向右派作了极大的让步”，孙科、戴季陶等右派分子都当选了。在选出的６０个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中，共产党员只占１４人。在中央监察委员中，右派势力更大。这正如周恩来说，这次选举“结果成了右派势力大，中派壮胆，左派孤立的形势。这是陈独秀右倾错误对国民党右派、中派的第一次大让步”。②“失踪”期间的二月会议
三二○事件后的争论与退让以后不久他便隐蔽起来了。大约是１９２４年，他和高君曼的感情破裂，经汪孟邹多次调解，无效。身患咯血病的妻子高君曼带着两个孩子去南京，陈独秀却另有新欢。高君曼说：“我①
②《周恩来选集》（上）第１１９页。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２册第６６－６８、８０页。
到南京去，为的要省一点。……南京生活程度低，……那里知道他每月只寄五十元给我了。这不是明明逼我上死路吗？
……〔他〕倒拿经济接济心爱的人，过天上的好日子。”①高君曼对陈独秀是很不满意的。
陈独秀这时“心爱的人”是谁②，谁也不知道。所谓“过天上的好日子”更是无从查考。因为没人知道他住在上海的什么地方。同志们都猜想他一定有个女伴，因此每当他来中央看文件时，同志们“用话引他泄露秘密，但每次都失败了。
话一说到边缘，他便闭口不谈”。身负重任的陈独秀，他的住址只有他自己知道，这种现象是极不正常的。一位熟识而崇敬陈独秀的八旬高龄的老人也说在男女关系的问题上，陈独秀不能做青年的表率。①
②时隔６０年，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有在新疆工作的两女一男的年轻人，向有关方面写信，说他们的母亲叫陈虹（解放后在上海电影制片厂工作，１９６９年病故），外祖母叫施芝英（１９７３年病故），外祖父是陈独秀，三人自称是陈独秀的外孙。这才知道陈独秀与高君曼分居以后，是和一位女医生施芝英同居的。他们大约在一起生活到１９２７年８月才分手。施与他人结婚，陈独秀无家可归，住到中共中央宣传部机关——北四川路横浜桥南路安慎坊，白天在这里办公，夜晚睡在郑超麟的房间，郑在办公室临时搭一个铺。至于陈虹，经有关方面调查了解，她并非是陈独秀的生女，而是施芝英的养女，实际上是个丫头。１９３７年８月２３日，陈独秀从南京老虎桥监狱里放了出来，到了武汉，陈虹与陈独秀见面，自称是他的女儿。陈独秀当面告诉她：你不是我的女儿，你是你母亲的养女。当时武汉的反动报刊还登载此事，并借机渲染，说陈独秀拉了屎不揩屁股。（上海电影制片厂有关陈虹的调查材料及郑超麟的手稿《陈独秀在上海住过的地方及其另一个爱人——施芝英》。）
汪孟邹日记，１９２５年１０月１３日。
从１９２６年１月上旬起，陈独秀便不来中央机关看文件了，因为没人知道他的住址，也没有办法找他。秘书处秘书“任作民首先恐慌起来”，他报告了瞿秋白、彭述之、张国焘，“他们也恐慌起来”，一天天过去，都没有消息，大家近于绝望了，猜想陈独秀被“秘密处死了”。张国焘还说：“老头子（指陈独秀）如果要做官，可以做很大的官，想不到今天落了这个下场。”他差不多要哭出来了。①在陈独秀“失踪”的时候，或者说由陈独秀的“失踪”而引起，中共中央于１９２６年２月２１日至２４日在北京召开特别会议，到会的有中央委员７人，社会主义青年团代表１人，北方区和粤区代表各２人，共计１２人。这次会议是由于发生了“两个顶重要的问题”才召开的，一是陈独秀“已经月余与中央隔绝消息，……国际来电主张中央迁移”；二是关于北伐问题。但当会议“初开”之时，“即接仲甫同志由沪来电，谓已经能扶病视事，此消息传来，对于这次会议之第一项问题已减轻其严重分量”。②
陈独秀在“失踪”一个多月以后露面了。“他裹着一件厚大衣，缠着围巾。原来他生了伤寒病，住进了医院，他的女伴服侍他。他说已经告诉任作民要好多天不来办公的。他以为不久就可以出院的。同志们受了场虚惊，少不了要数落他，他答应以后任作民一人可以去他“家”。③①②
③郑超麟：《陈独秀在上海住过的地方及其另一爱人》。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２）第４６、４７页。
以上据郑超麟《陈独秀在上海住过的地方及其另一爱人——施芝英》（手稿）。
陈独秀没有参加二月特别会议。这次会议着重讨论了北伐问题，作出《关于现时政局与共产党的主要职任议决案》，认为现时局的“根本解决，始终在于广州国民政府北伐的胜利，……本党现时最主要的职任，实在是各方面的准备广州国民革命势力的往北发展，亦就是加紧在农民之中工作，尤其是在北伐的过程上，以建筑工农革命联合的基础，而达到国民革命的全国范围内的胜和”。会议对中央地址的问题也作出决定，认为“中央应在何地须视什么是目前党最主要的责任；何处是革命中心”而定，“党在最近及将来政治上的第一职任，是从各方面准备广东政府的北伐”。因此，中央已不适宜在上海，……现时可作中央地址的地方，只有北京和广州。
唯广州是革命的唯一根据〔地〕，在顾及全国各方面的工作上，较不方便。如果国民军能守住北方现有的局面，中央决在北京；否则决移广州”。但“此项意见须征独秀最后意见方始确定”。①
在二月特别会议召开之前夕，联共（布）派遣的布勃诺夫使团于２月上旬来华。布勃诺夫原名依文诺夫斯基，是联共（布）中央委员、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团员有联共（布）中央委员、远东边疆区党委书记库皮亚克，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列布什等１０余人。从他们的职务可以看出这个使团所拥有的权力超过了在华的任何一位俄国人。布勃诺夫于２月国形势的汇报，然后与加拉罕一起去包头、张家口会见冯玉①《中共中央文件选集》（２）第３１、３２、３３页。
祥。布勃诺夫在听取汇报和会见冯玉祥之后，他认为“革命阵线争取冯玉祥的工作是很值得做的”，苏联应“以更大规模继续向冯玉祥提供援助”。①地址问题时，陈独秀认为在上海“多数工人和学生是在我们一边的”，“我个人是主张把中央委员会留在上海的。第一，上海是无产阶级的地区，这里毕竟集中了中国无产阶级的多数；第二，上海有着很好的通信联络设备”，不同意中央委员会迁出上海。②陈独秀行使了特别会议授与他的最后“确定”权，中央地址不变。
这里需要补充介绍的是在二月特别会议召开之时，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六次扩大全会于２月１７日至３月１５日在莫斯科举行。国际执委会主席季诺维也夫在工作报告中说：
“有４０万党员的国民党，历史的‘明天’将使它在全中国掌权，而它却在思想上表示赞同我们，这已经是巨大的成就了。”③全会作出的《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指出：“国民党在广州建立的革命政府，已经同最广大的工农群众和城市民主派建立了联系，……因此，广州政府乃是中国人民争取独立的斗争中的先锋队，成了未来的国内革命民主建设的典范。”④国际执委会根据联共（布）的建议，批准国民党以①②③
④《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１９１９—１９２８）第１３６页。
《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１９１９—１９２８）第１１７页。
亚·伊·切列潘诺夫：《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第３８３页。
安徽大学苏联问题研究所：《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第１２３、１２４页。
“同情党”的名义参加国际，且更有甚者是推选蒋介石为共产国际主席团的名誉委员。
然而，谁曾料到就在全会闭幕后的第５天，即３月２０日这位“名誉委员”在被誉为“典范”的广州政府所在地，制造了中山舰事件（又称三二○事件），这对中共和陈独秀都发生了很大的影响。
谋长，此时他在党和政府里都没有重要的地位，既不是国民党中央委员，也不是政府部长。但自１９２５年下半年起，他的地位和权力迅速地膨胀起来。８月２０日，廖仲恺被刺杀后，根据鲍罗廷的建议，成立了由身兼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和国民政府主席三要职的汪精卫、粤军总司令许崇智和蒋介石三人组成的特别委员会，掌握了政治、军事和警察全权，从此蒋介石跻身显要。８月２６日，粤军改称国民革命军，蒋任第一军军长。第一军主要是以黄埔军校学生为骨干建立起来的，其中有许多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这支部队政治素质高，战斗力强。许崇智和胡汉民因涉嫌廖案，蒋介石以卫戍司令的职权监视许崇智。不久许、胡二人相继离开广州。９月２５日，国民政府任命蒋为东征军总司令，再次讨伐陈炯明，到年底东征胜利结束。第一军为统一广东立下了汗马功劳，蒋的威望和权势也随之猛增。蒋介石在进一步夺取权力的斗争中，首先得排除两个障碍，一个是代表工农势力的共产党；另一个是在党政军里坐第一把交椅的汪精卫。
蒋介石经过一番秘密的精心策划之后，大胆地行动起来了。１９２６年３月１９日夜１２时，他调动武装部队，宣布广州紧急戒严，包围苏联顾问住宅、苏联领事馆和省港罢工委员会，收缴工人纠察队枪械，逮捕海军代理局长李之龙（中共党员），扣押第一军和黄埔军校中的共产党员，同时也包围了汪精卫的住宅。事后，蒋介石诬控中山舰“露械升火，经一昼夜”，“中正防其扰乱政府之举，为党国计，不得不施行迅速之处置”。①
蒋介石老谋深算，诡计多端，当他对准共产党猛然一击之后，就立即收缩回来。他感到现在羽毛尚未丰满，同共产党彻底决裂还为时尚早，还需要共产党的支持和苏联的军火援助。于是在当天（３月２０日）的下午，许多被扣押的共产党员都恢复了自由。
事件发生时，鲍罗廷不在广州，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在事变之前一天刚回来，远在上海的中共中央领导人见到沪上大报所披露的事变消息都感到莫名其妙。那时中共中央还没有自己的电台，无法同广州联系，了解事件的真相。因此也不可能对事变提出任何的处理意见。
而正在广州进行考察、并一时受到软禁的布勃诺夫使团却不能不表态。２２日，苏联领事馆代表与蒋介石会晤，问蒋：
“这是对人问题，还是对俄问题？”蒋回答说：“对人不对俄，并表示希望鲍罗廷速回之意。”领事馆的代表随即表示“如此即可安心，乃令季山嘉回俄。”②不用说，当时只有布勃诺夫有权决定苏联顾问组组长季山嘉等十余名顾问立即遣返回①
②广东省档案馆：《中山舰事件》第２４６页。
广东省档案馆：《中山舰事件》第２１８页，１９８１年６月版。
国。
仓卒，处置非常，事先未及报告，……应自请从严处分”。同日，汪精卫托词“因患晕眩，请予给假治疗”。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议决“对于蒋同志表示信任”，“毋庸议处”。①对于汪精卫准予给假（汪于５月９日离粤赴法国）。
２４日，蒋介石在黄埔军校演说，极力把自己装扮成为三民主义的忠实信徒，说如果李之龙有罪，“也只是他一个人的问题，不能牵涉到团体的身上”，②但实际上已暴露的共产党员被迫退出国民党的有２５０多名。蒋介石利用右派打击了左派，现在他回过头来“惩办”右派，迷惑左派，他免去了王柏龄的第一军第一师师长职务、陈肇英虎门司令的职务，“软禁”广州公安局长吴铁城等等。蒋介石居心叵测，行动敏捷，纵横捭阖，左右逢源，只因为他当时的实力不足，才自动地制止了事态的恶化，但通过中山舰事件，他打开了夺取权力的大门。
２４日，当蒋介石在黄埔大唱革命赞歌，以骗取学生的信任时，布勃诺夫也在给苏联顾问作报告。他说这次事件“是由于军事工作和总的政治领导方面的严重错误而引起的”。
“中国将军脖子上戴着五个套，这就是参谋部、军需部、政治部、党代表和顾问。这种情况与中国军队历来的习惯是毫无共同处的”。他要“顾问们特别注意到中国军阀们的过敏的民①
②广东省档案馆：《中山舰事件》第２２５页。
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速记录，１９２６年５月１７日。
族主义，外国军事专家的任何一个压力都会引起他们的强烈的不满”。因此，“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越权，不应承担任何直接领导军队的职责”，以免“使破坏国民革命的危险更趋严重”。①布勃诺夫还写信给即将回广东的鲍罗廷，说：“中国共产党必须十分审慎行事……决不能突出自己作为助手和领导者的地位。”正由于广东共产党的领导人听从了这一“结论性意见，统一战线终于得到保持”。②总之，中出舰事件是由于蒋介石的权力受到了约束而爆发的，为了保持统一战线，中共不能突出自己的领导地位，这就是布勃诺夫的观点。
民革命军及广东人民的一封公开的信》里，重申联合战线的可能与必要，共产党员之所以加入国民党，其“目的就是要使国民党能够成为一个真正能担负领导国民革命的党”，信里一再指斥破坏联合战线的是帝国主义者和那些已被开除出国民党的右派。好象中山舰事件是这些人直接挑动的。这封公开信的内容与布勃诺夫的意见是同一个调门，也很可能是听从了那个“结论性意见”而写成的。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对于这样的一封公开信，根本不予讨论，他们将原信附于４月２日会议记录之后，存档了事。
３月底，依文诺夫斯基（即布勃诺夫）使团回国路过上海时，中共中央“才从他们得悉一些较为可靠的消息，但还不知道详情，……所以中共中央派张国焘赴广州，查明事实真①
②安徽大学苏联问题研究所：《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第１２８页。
切列潘诺夫：《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第３７３、３７４页。
相”。①依文诺夫斯基向中共中央提供了些什么情况呢？他说：
事变发生时，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俄人住宅等“都是事实，但也只有这些事实。周恩来、邓中夏并未被捕，均尚在广州，更无杀人事。蒋介石表示他此次举动只是防止有叛乱之事发生，他本人并不反俄反共，……此时蒋氏似已了解共产派确未有谋危政府及蒋氏个人之计划，风波已归平静；惟孙文主义学会一派挑拨离间之举动仍未停止，随时会有事故发生，……”②
根据这个“第一手”的资料，陈独秀对事件开始表态了。
他在４月３日出版的《向导周报》第１４８期上发表《中国革命势力统一政策与广州事变》一文，揭露国民党右派所散布的这次事件是共产党倒蒋和改建工农政府的阴谋。陈独秀说共产党不是“疯子的党，当然不会就要在广州建设工农政府”。“蒋介石是中国民族革命运动中的一个柱石，共产党若不是帝国主义者的工具，决不会采用这种破坏中国革命势力统一的政策”。③挑超这次事变的“是在广州以孙文主义学会为中心的国民党右派”。④陈独秀把“中山舰事件”的元凶尊为革命的“柱石”，而把事变的喽*獱们指控为罪魁祸首。“*弊匀皇遣豢扇鄙俚模缘苯槭傩市实胤⒊龃侨ヒ磺芯暗挠荩ǎ啡眨┑缫院螅露佬闳八到槭愕脑鹑*①②
③《中国革命势力统一政策与广州事变》，《向导周报》第１４８期，１９２６年４月３日。
④致中（即陈独秀）：《广州事变之研究》，《向导周报》第１４８期，１９２６年４月３日。
彭述之：《评张国焘的〈我的回忆〉》。
“是不在自己变成军阀，并努力使国民党及国民政府没有军阀发生，自己个人消极的辞去军职，这是不对的”。①陈独秀紧步依文诺夫斯基的后尘，除说了一句幽默讽刺的话你的责任“是不在自己变成军阀”外，并没有提出处理事件的意见。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现象？据彭述之说当中共中央与依文诺夫斯基会谈时，“陈独秀问他经过这次事变，莫斯科对蒋的态度有无改变？我党对国民党的政策是否照旧？”他“避而不答，只说：‘不久的将来，莫斯科会作出决策的’”②。彭述之还说陈独秀的那些意见“正是表明在‘没有得到国际的指示时，还得继续执行过去的既定政策”。彭述之的说法即使符合事实，也不足以把陈独秀的责任推卸得一干二净。
得到莫斯科的一些指导”却“渺无音讯”。因此中共中央“必须自己制定对蒋介石的政策”。③这项政策的要点是对抗蒋介石，扩大工农武装。于是派彭述之赴广州，并组织特别委员会以执行这一政策。④
在彭述之到达广州的前两天，４月２９日鲍罗廷从苏联回到了广州，并带来了联共（布）政治局的政策，斯大林主张共产党人继续留在国民党内（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主张退出国民党）。鲍罗廷抵达广州后，他所面临的问题，已不是如①②③
④彭述之：《评张国焘的〈我的回忆〉》。
莱斯·埃文斯、拉赛尔·布洛克：《托洛斯基论中国》一书《引言》。
彭述之：《评张国焘的〈我的回忆〉》。
《什么是帝国主义？什么是军阀？》，《向导周报》第１４９期，１９２６年４月何处理所谓“风波已归平静”的中山舰事件，而是这次事变的继续与发展——国民党党务整理案。这个提案共八点，由蒋介石提出。它的主要内容是：共产党应训令其党员对于三民主义不得加以怀疑或批评；应将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名册交国民党中央保存；共产党员在国民党中央和省市党部任执行委员不得超过三分之一，且不能充任国民党中央部长等等。党务整理案显然是限制和防范共产党的。
当这个提案在提交国民党中央之前，蒋介石与鲍罗廷“会商”时，鲍对蒋的“态度极为温和”，凡蒋“所提主张，都作合理解决，……达到这八点的协定”。①而当彭述之在特别委员会上报告中央对蒋的政策时，鲍“极力强调广东局势异常危险”，很可能发生右派的反革命政变，他反对执行中央的政策，并质问彭述之“假使依照中央的决议去做，势必退出国民党，你是否主张我们立即退出国民党”？彭回答说：“我们应当立刻准备退出国民党；实行党外合作。”鲍借口“征询国民党左派领袖的意见”，反对这一主张。他认为“在当前局势异常危险的威胁下，只有成立一个革命独裁”。“在现时的国民党里没有人象他（指蒋介石）有力量有决心，足以打击右派的反革命阴谋”。因此，“我们不得不对蒋介石作最大限度的让步，承认他从三月二十日以来所取得的权力，不要反对他的‘党务整理案’，并支持他尽快进行北伐，将来北伐的进展，形势会对我们有利的”。②①
②《评张国焘的〈我的回忆〉》。
《中山舰事件》第２４７页。
彭述之虽然认为“不能接受”党务整理案，但当同志们“问他不接受又怎么办？他一点办法也没有，只说大家讨论好了。……后来张国焘用了非常不正派的办法要大家签字接受”。①
案。２５日，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部长林祖涵、组织部部长谭平山、宣传部代理部长毛泽东均辞去了他们的职务。与此同时，蒋介石的地位扶摇直上，他身兼数要职，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主席（４月１６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６月４日）、国民党常务委员会主席（７月６日），独揽党政军大权，形成了国民党就是蒋介石，蒋介石就是国民党的独裁局面。
１９２６年６月９日，陈独秀发表《给蒋介石的一封信》。这封信的大部分内容是针对蒋介石在５月间所作的《关于中山舰案对全体党员代表演辞》而写作的。蒋介石在演说时故弄玄虚，制造疑团，再三说关于这次事件的经过“我要讲也不能讲”，“太离奇太复杂了”，“决不能统统讲出来，且不忍讲的”。陈独秀说你这些“不忍讲的”，“如果是关于中国共产党的事，请尽管痛痛快快的说出，丝毫也不必掩藏”。若是党员个人的错误，“这个人便应该受到两党的惩戒。在革命的责任上是应该如此的”。你有什么“不能讲”、“不忍讲的”呢？
你说中山舰事件“不过是局部的一、二个人的阴谋，……
有一种倒蒋运动”。但你没有指明这一、二个人是谁，“我们当然不能冒认”。可是你的讲话“从头到尾，都充满了指责共①《周恩来选集》（上）第１２３页。
产党同志的字句”，使人以为共产党是此次事变的阴谋者。然而，“倒蒋必以蒋确有不可挽回的不断的反革命行动为前提，而事实上从黄埔军校一直到三月二十日，都找不出蒋有一件反革命的行动。如此而欲倒蒋，……这是何等反革命”！“我们知道我们的党并相信我们党中个人，并没有这样反革命阴谋”。我们“凭空受这反革命的栽诬，这是我们不能够再守沉默的了”！
你说“共产分子在第一军内虽然不多，但是这些分子，一个可以当十个用的，并且有团结的，可以随时制服其他一切的”。然而这“不能证明共产党有倒蒋阴谋，而是证明孙文主义学会的军官有排除共产分子之意志”。
你又说“凡是一个团体里面有两个主义，这个团体一定不会成功的”。”这完全是戴季陶先生的理论，我实在不敢苟同”。至于说拿三民主义做招牌，暗地里做共产主义的工作，“这是右派历来攻击国民党中共产分子的话，我们听得十分耳熟了”。在国民党“二大”会议上，你“曾说共产分子都为三民主义工作，为什么现在又这样说？……”①陈独秀的文风原是非常泼辣而富有战斗性的，而这封信却写得软弱无力。他好似面对着一个贼喊捉贼的人，他没有握着贼人的赃物勇敢地进行揭发和控告，而是极力地辩解自己不是贼，在辩解中又有美化贼的言论。蒋介石的两面手法确实迷惑了一些共产党人。
蒋介石见到了陈独秀写给他的信，说“不要噜噜苏苏，长①《向导周报》第１５７期。
篇大论的打起笔墨官司来”，“我讲的话，并不是对共产党而讲的，故无答复之必要。……我可以再声明白：三月二十日的事件，完全与共产党团体是没有关系的”！①蒋介石在大整共产党之后，反而说与共产党没关系了。其实哪里是没关系，不过是不便公开他的反共面目罢了。
陈独秀、蒋介石这两个人，一个是不善于进行政治斗争的书生；一个是把政治生活看作“全系权谋，至于道义，则不可复问矣”。②历史把这样两个品格极不相同的人同时推进了斗争的旋涡中心，一个在节节进攻；另一个在步步退让。
陈独秀之所以采取如此软弱态度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他再次主张退出国民党。《向导周报》在发表陈独秀《给蒋介石的一封信》的同时，还发表了《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为时局及与国民党联合战线问题》。这份致国民党书，如果不是出于陈独秀的手笔，至少也是经过他的同意，表达了他的观点。《书》中指出国共两党建立联合战线的重要性，至于两党“合作之方式：或为党内合作或为党外合作，……原不拘于形式”。当初“孙先生以为党内合作，则两党之关系更为密切，……故毅然决定，令本党党员得加入贵党”。现在贵党的党务整理案，“或者认为与本党合作之方式，历年以来，迭次引起党内一部分人之疑虑猜忌，……故必须先在合作方式上有几种之改变，……果若此，则与本党合作政策并无所谓根本冲突”。“贵党‘党务整理案’原本关及贵党内部问题，无①
②《民国十五年前的蒋介石先生》第６３２页，１９３６年版。
《中山舰事件》第２３８页。
论如何决定，他党均无权赞否。凡为贵党党员者，当然有遵守之义务，而于贵党党外之团体，则殊无所关涉”。至于今后两党合作之方式，“可各自根据其党之议决以相协商，文函会议皆可”。①总之，在陈独秀看来国共两党党内合作，本是孙先生所主张的。现在你们既然整理党务，那未可以改变党内合作为党外合作，这是国民党的事，与共产党无关，因此没有必要反对党务整理案，但党务整理案又确实是排斥共产党的，于是陈独秀又一次地提出了退出国民党的主张。
员会会议，陈独秀和彭述之在会上联合提案：中共党员退出国民党，改为党外合作，“只有摆脱国民党对中国共产党的控制，我们才能执行一项真正独立的领导工农的政策”。
②这个提案把加入国民党同党的独立性完全对立起来。到会的国际代表维经斯基（６月初再度来华）和多数人否决了这个提案，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关系问题议决案》，对陈彭二人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指出现在退出国民党，“消灭这一各阶级联盟的政党，以为共产党已经就能独立领着无产阶级，使其他被压迫民众跟着它，来完成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
这种观点是完全不对的”。（换句话说，现在共产党还不能独立领导民主革命）所谓退出国民党的理由，“其实和国民党右派及新右派（中派）要求共产派退出国民党的理由是一样的。
这种倾向是表现最近一年来日益形成的资产阶级，要想夺取①
②莱斯·埃文斯、拉赛尔·布洛克：《托洛斯基论中国》一书《引言》。
《向导周报》第１５７期，１９２６年６月９日。
国民运动的指导”。①大会虽然否决了陈彭两人的联合提案，但同意将此案“送请共产国际考虑”。共产国际“不仅拒绝考虑”，而且还由布哈林在《真理报》发表文章，指责主张退出国民党的人“恰和苏联反对派……犯了同样大的错误”。②陈彭二人的提案与戴季陶主张的“单纯的国民党员”确有相近之处，但并非“是一样的”。戴季陶是为了争夺资产阶级的领导权，主动地排除共产党；而陈彭二人的提案，其主观动机是为了摆脱国民党的束缚，争取无产阶级的独立性。双方的出发点不同，但结果却都是使国民党由一个多阶级的政治联盟变成为一个清一色的资产阶级政党，而这正是戴季陶当初所想做而没有做到的，是蒋介石通过中山舰事件和党务整理案已经做，一时又不能全部做完的事。
关于国共两党党内合作的问题，自始就有争论，且一直使陈独秀感到困惑。现在党务整理案明文规定了限制共产党的条款，共产党照理应当进行既坚决而又有节制的反限制斗争，然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有丰富的斗争经验和斗争艺术，才能制定出正确的斗争策略，而且述得有相当的实力做后盾，但在当时并不具备这些条件。因此，会议决定中共现时在国民党内的政策，是扩大和联合左派，“共同的应付中派，而公开的反攻右派”。这里所说的右派是指老右派，如西山会议派；中派，即新右派，指戴李陶、蒋介石等人，对他们也不过是“应付”而已，而且还指出现在国民政府与国民党中央虽然①
②《托洛斯基论中国》一书《引言》。又见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２）第１２０、１２１页。
“在中派指导之下”，中共“还要竭力赞助他们”，但以拥护劳动民众利益“做赞助他们的根本条件”。决议还指出中共党员“包办国民党机关，自己占领发展国民党组织及党部的工作，……亦是错误的”。①总之是一不能退出，二不能包办，三要联合左派赞助中派，四要拥护工农利益，这就是第三次全会所制定的政策。陈独秀尊重了多数的意见，一场关于国共两党联合方式的争论，暂时告一段落，党务整理案得以顺利地推行，但斗争在继续深化、发展。
①《中共中央文件选集》（２）第１２０、１１６、１２２、１２１页。七北伐战争时期
论国民政府北伐主张汪蒋合作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
这年二月间中共举行的特别会议，对北伐采取了积极的态度，认为北伐是中共“现时最主要的职任”。陈独秀因患伤寒病未能出席这次会议。当布勃诺夫到达上海与陈独秀会晤时，陈独秀“还不知道”这次会议的决定，但他“主张支持北伐，因为假如西北军在南口遭到失败，广州政府就不能存在”。可是布勃诺夫“不同意”陈独秀的意见，“他说这是冒险行为，因为广州政府没有强大的军队和精良的装备”。“三二○事件”后，国际代表了解了广州形势以后，也认为必须支持北伐，但是“也害怕蒋介石在北伐期间会更加厉害地剥削和镇压人民”，使广东广西的人民首先遭受灾难。①从这样的指导思想出发，７月７日陈独秀在《向导周报》第１６１期发①陈独秀在“五大”上的报告，《中共党史资料》，１９８２年第３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表《论国民政府之北伐》一文，表述了他对北伐的意见。文章的主要内容如下：
“北伐的意义，是南方的革命势力向北发展”，这“对于推翻军阀确是一种重要方法，然亦仅仅是一种重要方法，而不是惟一无二的方法”。而且，北伐必须“真是革命的势力，……北伐才算是革命的军事行动；若其中夹杂有投机的军人政客个人权位欲的活动，即有相当的成功，也只是军事投机的胜利，而不是革命的胜利”。至于“因北伐增筹战费，而搜刮及于平民，因北伐而剥夺人民之自由，那更是牺牲了革命之目的”。何况“近来国民政府对农民的态度，已经使农民怀疑”了。
陈独秀对某些将领的北伐动机，以及在北伐中可能实施的政策，抱怀疑和批评的态度，因此他“向政府严重劝告，必须北伐与民众利益兼顾，如此才能巩固国民政府”。陈独秀的这些意见无疑是正确的。
那未，在当时应当不应当进行北伐呢？陈独秀“肯定的说，现在国民政府之北伐还不是由革命势力膨胀而向外发展，乃是因为吴佩孚进攻湖南，国民政府不得不出兵援湖南自卫”。“北伐时期尚未成熟。现在的实际问题不是怎样北伐，乃是怎样”防御吴佩孚之南伐。“广东民众的口号不是北伐而是‘防御战争’”，全国民众的口号也“不是响应北伐而是‘拥护革命根据地广东’”！①陈独秀对北伐所持的态度，较１９２６年①《论国民政府之北伐》，《向导周报》。
陈独秀之所以对北伐抱消极态度，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北伐不符合他对中国革命道路的设想，即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暴动。他早在１９２４年１０月曾主张国民党应“毅然决然抛弃以前的旧政策。建立政府，军事行动，北伐，西南团结等等”，到“民众中做广大的政治宣传，组织工人、农民、兵士的大民众”，而后进行“联合的大暴动”，①推翻军阀统治。
后来广州政府经过平定商团叛乱，东征与南伐，统一了广东全境，这时陈独秀虽然承认广州政府是个革命政府，但依然强调“集中民众的组织，民众取得武装”，②经过长期的努力与斗争，解除军阀的武装。因此他认为国民政府北伐“在内须有坚固的民众基础，在外须有和敌人对抗的实力，民众的暴动”已经有了充分的准备以后③，才可举行。这种一宣传，二组织，三暴动的革命模式，是陈独秀对北伐持消极态度的重要原因。另一个原因是他预见到北伐战争中的隐患，那些怀有“个人权位欲”的将领们，将借北伐之名一边扩充实力，一边践踏人民的利益。但是他没有采取正确的政策防患于未然，或减少当隐患一旦成为事实之后对革命可能造成的危害。
陈独秀的《论国民政府之北伐》一文，得到了张太雷的赞赏，受到了瞿秋白的批评。张太雷在《独秀的意见是对的》一文中指出，国民政府“应除去使农民怀疑的原因，政府不可因北伐而忽略人民的利益，……革命同志应当承受这①②
③《答张人杰》，《向导周报》第１７１期，１９２６年９月２０日。
《世界革命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新青年季刊》第５号，１９２６年５月３０日。
《国民党的一个根本问题》，《向导周报》第８５期，１９２４年１０月１日。
样的忠告的”。①瞿秋白写作了《北伐的革命战争之意义》一文，指出北伐战争“是五卅运动之继续发展的中枢”。“三二○事件”后，“民族资产阶级夺到了领袖权”，可是“小资产阶级群众（左派）的革命化，是异常之迅速急剧，现时民族资产阶级的指导权，已经亟亟乎殆哉了”！而且北方的“反动政局决不足以完全镇压农民，正足以使农民革命运动日益迅速的发展”。瞿秋白对北伐的态度是积极的，却对形势作了过分乐观的估计。但他指出的“无产阶级正需要在革命战争的过程中，实行其力争革命领袖权之斗争”，②是非常正确而又十分重要的。这篇文章“《向导周报》编者拒登”，这可能是陈独秀所为。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