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惨世界》第９回，《曼殊全集》（２）第１５８页。.13
陈独秀的文章在国民党里引起了更大的反响。“中派及右倾的左派领袖，均表示不满”，顾孟余斥责陈独秀“有意挑拨人民与政府之感情”，张静江请鲍罗廷“劝仲甫勿再作这类文章；黄埔特区党部则提出中央党部控告，并禁止同学购阅向报，左倾分子不赞成，竟至用武”。在中央党部开会讨论控告问题时，“李济琛第一个起来说这篇文章并不错，孙科亦然，左派诸人亦借此机会向中派发牢骚，最后勉强敷衍的由主席张静江写一信给仲甫”，④指责陈独秀对北伐“糊涂闪烁，加以投机权位之恶名”，并说“因北伐而筹款，为此间不得已之办法”，你却“据远道传闻，遽施攻击，……”①②③
④《中共中央文件选集》（２）第２４７页。
郑超麟：《我对瞿秋白的一些回忆》，《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４２期。
《瞿秋白选集》编辑组：《瞿秋白选集》第２９１—２９３页，１９８５年版。
《人民周刊》第１８期，１９２６年８月１２日。
陈独秀对张静江这样一个头面人物的来信，把它刊登在《向导周报》第１７１期的读者来信栏里，并作答复，这自然是要存心贬低他。陈独秀在答书中说：北伐军“是否含有投机权位分子，即训练最好之党军现在是怎样，你们倘不需求我详细指陈，我姑且不必多说”。
至于筹款，既然出兵，那当然是“不得已”的，“然不筹之于殷商，不第之于官吏中饱，而摊派公债预征钱粮及于小商贫农，且有恢复赌捐之议，好一个不得已之办法，这都是远道传闻吗？”你说我“对于国民政府的政治实力及国民革命军革命一概加以否认，……尤近于臆断”。我认为“凡是尊重国民政府的人，应该要求他有高度的革命性，事实是怎样呢？中山先生拥护农工利益联俄联共，此革命政策，都几乎推翻了，现时还在推翻的运动中，北伐总司令部成立后，国民政府几乎无形取消了”。广东、广西许多县的农民“被驻军县官蹂躏的事，你们不知道吗？中央党部中，国民政府中，都有大喊农民协会是土匪，你们不听见吗？这样怎令农民不怀疑！……”①陈独秀的答书痛快淋漓，好似把“三二○事件”以后憋着一肚皮的晦气一股脑儿地发泄了出来。
但是，陈独秀对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批评，并不能对北伐战争的进行产生多大的影响。
７月１１日，北伐军占领长沙，然后挥师北上。９月７日攻克汉口，而后东进江西，与东南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部展开激战，并于１０月９日第三次攻克南昌。１０日占领武昌，击败了直系军阀吴佩孚的主力。北伐①《向导周报》第１７１期，１９２６年９月２０日。
军进军之迅速，出乎交战双方的意料。在北伐军节节胜利的形势下，７月３１日中共中央及时发出《通告第一号》，说“在一月前还是为防御吴之南侵必须北伐”，现在“乃由防御而转为进攻形势”，北伐“是为民众争自由而战，应该由民众积极的起来推动这个北伐，响应这个一北伐，才能使北伐更具有革命意义”。①这时，陈独秀纠正了他对北伐的消极态度。但是北伐战争的胜利推进所造成的革命形势又远远地向前发展了。
北伐战争首先使两湖地区出现了革命高涨的形势。人民支援了北伐战争，战争的胜利为群众运动的迅速开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两湖地区的国民党组织基本上是由共产党人建立起来的，现在得到了发展壮大的机会；地方旧政权有的崩溃，有的瘫痪，新政权的建立刻不容缓。另一方面，那些怀有二心的北伐将领，虽然扩充了地盘和实力，但他们正忙于同直系军阀厮杀，他们还没有站稳脚跟，稳住自己的阵脚。蒋介石由于在“三二○事件”赶走了第一军中的共产党员，战斗力衰退。同时由于北伐军第八军军长唐生智部扩充至六师之众，占据了两湖，蒋唐之间开始发生了矛盾，但无论是蒋，或是唐，他们这时都还需要共产党的支持。北伐战争的进展，确为中国共产党争取革命领导权提供了一个极为有利的时机，问题是中共中央和陈独秀能不能把握住这个时机，和用什么政策去争取领导权。
面临着北伐战争引起的新形势，中共中央与远东局于①《中共中央文件选集》（２）第２０４、２０５页。
东中派政权之下，“亦可发展农民运动，这个见解完全不合实际。因为我们要不反对中派政权，只有停止发展农民运动；愈发展农民运动，则民众愈不满足，愈反对中派政权。”这个见解是非常正确的。问题是用什么政策和策略去对付中派政权呢？
会议认为“不维持中派政权有三条路可走：一，迎汪倒蒋；二，汪蒋合作；三，使蒋成一个左派，执行左派政策”。
会议经过讨论之后，感到“第一个办法太危险”。现时正在北伐，一旦去蒋，影响不好，而且继蒋而起的唐生智等“亦不可靠”。他们现在虽然反蒋，“恐怕去蒋后，行动比现在之蒋还右”。“第三办法进行亦多困难。……比较最好的是取第二办法”，即迎汪复职，汪蒋合作。陈独秀和国际代表过分地重视上层人物的力量，他们的眼睛紧紧地盯住了蒋介石、唐生智、汪精卫等，完全忽视了在北伐的新形势下，发动群众，联合国民党左派，壮大两党的组织，建立地方革命政权这一重要任务，更不要说乘机建立工农武装力量了。
迎汪复职的主张提出以后，蒋介石即派胡公冕来上海见陈独秀，“请Ｃ．Ｐ．勿赞成汪回，……汪回后将为小军阀所利用和他（蒋）捣乱”。陈独秀回答说：是在下列三个条件之下赞成汪精卫回来的，“一、是汪蒋合作，不是迎汪倒蒋；二、是仍维持蒋之军事首领地位，愈加充实，扩大蒋之实力作更远大之发展，决不主张别的军人拥汪以倒蒋；三、不主张推翻党务整理案”。①总之，在陈独秀看来，“现在已非汪回不可①《中共中央文件选集》（２）第２２４、２２５、２６１页。
了”，①“汪回左派将有中心，左派政权在广东将能建立”。②９月２０日，中共中央局作《关于最近全国政治情形与党的发展的报告》，系统地提出了迎汪复职，汪蒋合作的方针。《报告》认为“革命势力分散了是不好的；但现时的军队，若果权力集中在一人之手，反而更有右倾的危险。因此我们现时对于蒋唐的冲突不去助长，也不去消灭，只维持其平衡，在这个平衡的维持中，还可以逼他们多做点革命工作。”为了保持权力的平衡，蒋介石“只能做国民政府军事首领，党及政府首领仍请汪回任，否则无法减少”唐生智等人对蒋的“反感”。③
军权归蒋，党政大权归汪，那末什么权力归共产党呢？陈独秀说：“我们的人力务全用在民众方面，万勿参加政府工作”，④共产党“必须立脚于在野党地位”，⑤党权、政权、军权都一概不要，这正是制定迎汪复职、汪蒋合作这一右倾错误政策的基本出发点。
这个政策不仅在共产党里得到了贯彻，例如，１０月２２日湘区书记的报告里就明确地向中央表示要“彻底的取在野党的态度”，⑥中央要求江西一些担任地方行政职务的共产党①②③④⑤
⑥《中央政治通信》第１０号，１９２６年１１月３日。
《中央复湘区的信》，《中央政治通信》第６号，１９２６年１０月７日。
《中央给鄂区的信》，《中央政治通信》第５号，１９２６年９月２７日。
陈独秀在“五大”上的报告，《中共党史资料》，１９８２年第３辑第２４０、２３９页。
《中共中央政治报告选辑》（１９２２—１９２６）第１１３页。
《中央政治通信》第３号，１９２６年９月１５日。
员，“必须辞职，或者退党”，①也推行到国民党和群众团体。
因为迎汪复职的目的是削弱蒋介石的专权，这在当时不仅为国民党左派所拥护，也是那些出于个人权力欲的右派分子所乐于接受的。１０月中旬，国民党在广州召开中央委员和各省市代表联席会议，通过了迎汪复职案。
当两种势力因利害关系而发生矛盾的时候，第三种势力若企图使这两种力量保持均势，而不致发生尖锐的冲突，那就必须具有较强大的实力，因为只有用实力才能维持两种势力的平衡，并使其向有利于第三者方面发展。可是当时中共除了掌握群众运动的领导权，并没有掌握军权、政权和国民党的党权，这是迎汪复职、汪蒋分权合作，纯属为他人作嫁的政策产生的客观原因。因此当均势一旦破裂之后，为他人作嫁者往往会成为两方的牺牲品。
以陈独秀为代表的迎汪复职、汪蒋合作政策的产生，若就陈独秀本人的思想而言，主要有以下两方面的原因：一、对资产阶级力量的错误估量，陈独秀认为现时中国
社会“民族资产阶级还未完全形成，故进步的资产阶级也只有走向Ｋ．Ｍ．Ｔ．来”。
在民族革命的时代，和中共合作的“Ｋ．Ｍ．Ｔ．乃是现时中国的惟一民族党”。国民党里代表小资产阶级的“左派已走上了民族革命的道路”；代表买办、地主、军阀的老右派已被开除出党；代表资产阶级的新右派与左派“均尚在形成的过程中”；新右派的力量虽“不及老右派①《罗易赴华使命》第３３页。
大”，但“确是反对老右派的”。①陈独秀就是这样分析资产阶级和新右派势力的，在他看来民族资产阶级既然“还未完全形成”，新右派和左派也不过是“在形成的过程中”，而且又“确是反对老右派的”，因此争夺领导权的问题似乎是压根不存在的。
二、不理解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内在联系。他认
为现在既然“是国民革命时代，而不是无产阶级革命和专政时代，现在不但资产阶级需要民主政治，即无产阶级亦需要民主政治，或者比资产阶级需要民主政治更为迫切；因此，……即在国民革命成功后之建设时期，也必然是革命的民主的民众政权，而不是无产阶级专政，并且还不是工农政府；在那时革命的民主的民众政权之下，中国的资本主义当然要发展起来，也只有到那时，真正的中国资本主义才能够自由发展。我们不是乌托邦的社会主义者，决不幻想不经过资本主义，而可以由半封建的社会一跳便到社会主义社会”。②革命成功之后，既然政权落在“现在这样的左派领袖之手”，③因此也就用不着去争夺革命的领导权了。陈独秀还惟恐资产阶级不放心，说“至于国民革命成功，共产党便要与国民党左派争政权，这也是不会有的事。共产党取得政权，乃是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事，在国民革命时代，不会发生这类问题”。④①②③
④《我们现在为什么争斗？》，《向导周报》第１７２期，１９２６年９月２５日。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２）第２８３页。
《我们现在为什么争斗？》，《向导周报》第１７２期，１９２６年９月２５日。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２）第２７９、２８０页。
那末未来的新政权给工农什么利益呢？陈独秀回答说：在工人方面如减少工作时间，增加工资，工会自由，改良待遇等等。“至于农民政纲如武装、土地及农村政权等要求，左派未必充分容许。我们和左派的联盟，将来会因此分裂，……
这时候世界革命的状况或已有新的变化，中国的国民革命也许转入一个新时期”，但这是“较远将来的事”了。①可见陈独秀对于中国民主革命的领导权的见解，又回到了他在１９２３年４月发表的《资产阶级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一文中所表述的观点：既然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那就由资产阶级去领导罢。至于无产阶级领导革命，那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胜利之后，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事。这次他所表述的二次革命论的观点较过去更明确了，而且出现在北伐战争的高潮期，因此它的危害性也就特别明显和严重。
陈独秀在１９２５年９月曾说过这样一段话：我们固然需要民主政治，“然而民主革命这个口号，未免偏于纯资产阶级的，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经济地位，决没有欧洲十八世纪资产阶级的革命之可能”。②他朦朦胧胧地观察到十八世纪欧洲资产阶级革命与中国民主革命之间的差异，但是他没有深入地研究它们之间的质的区别，他不了解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中国，只有无产阶级才能真正担负起领导民主革命的使命，将革命进行到底；不了解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与联系。陈独秀的认识水平在当时共产党里具有相当代表性，它①
②《本报三年来革命政策之概观》，《向导周报》第１２８期，１９２５年９月７日。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２）第２８３、２８４页。
是党的幼年性在革命理论上的一个主要表现。共产党必须经过长期的革命实践，无数的革命志士在斗争、失败、再斗争的过程中，付出血的代价之后，党才能成熟起来。
立于主体地位决策武装起义上海，推翻反动军阀的统治，建立市民政权，领导上海工人举行了三次武装起义。这期间陈独秀除到汉口出席十二月特别会议外，他一直坐镇上海。共产党在工人武装起义中所执行的重大政策，都是经陈独秀认可，或是由他亲自制定的。这时期上海工人斗争的得失成败、功过是非，都同他的活动密切相关，都反映了他的思想。
１９２６年７月１１日，北伐军占领长沙以后，挥师湘北。这时苏、浙、皖、赣、闽五省联防军总司令孙传芳以“保境安民”为借口，迅即调兵遣将分三路援赣，并伺机进攻湖南，切断北伐军的后路。这使东南五省资产阶级、士绅以及一些社会名流顿感不安，他们惟恐战火蔓延到东南，危及他们的利益和安全。苏州、无锡等六县商会会长联合通电，要求孙传芳“休养生息”。①全苏公会赞同孙传芳“消极增防”，警告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不得越闽赣边境一步”。②苏浙公团、全浙公会要求孙传芳“保持五省安全”。③上海总商会通电，要求孙、蒋双方“解除误会，划守疆界”，如战端一开则“商家命①②③《申报》，１９２６年８月９、１２、１５日。
脉不通”。总之，他们既不同意孙传芳援赣，也不主张北伐军东进，一味地要求所谓东南五省的和平。这时只有上海总工会发表通电，反对孙传芳“援赣之军事行动”，①但孤掌难鸣，应者寥寥。中共四届三中扩大执委会虽然通过了《军事运动决议案》，指出“本党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党，随时都须准备武装暴动的党，……助长进步的军事势力，摧毁反动的军阀势力”，②但这时上海还不具备武装暴动的条件。
然而，战争的形势却发展得非常迅速。９月１日，北伐军攻克汉口以后，即挥师东进，攻入江西。在福建战场上，北伐军攻克永定，孙传芳军两面受敌，他把主力部队投入了江西战场，上海的防务一时空虚。
北伐战争的胜利开展，诱发了上海资产阶级的头面人物和上海国民党负责人士推翻孙传芳的统治、获取政权的欲望。
虞洽卿由于孙传芳取消了他的上海商埠帮办，推倒了他的上海总商会会长的地位（改由亲孙的傅筱庵任会长），又解散了他所依恃的南、北市保卫团，“所以虞极反孙”，“极力联络”
共产党，希望帮助他“取得上海政权”。③国民党上海军事特派员钮永健也“要工人帮助他，听他的号令起来动作”，答应在暴动成功后“保护工人”。④①②③
④《上海自治市的运动计划》（十月十七日），《教育杂志》（区委油印刊物）。
中共《中央政治通信》，１９２６年９月１５日。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２）第１５页。
《申报》，１９２６年８月１５日。
起义和市民自治问题。区委书记罗亦农认为”应提出‘人民自治’的口号”，建立“从虞洽卿起一直到工人”的联合战线，反对孙传芳的统治，“上海地方非有一次民众暴动不可”。①关于第一次武装起义的指导思想，根据罗亦农的讲话可概括为如下两点，一，起义“以商界为主体”，②“无产阶级避免领袖地位”。如果无产阶级“急于来领导，必引起帝（国）
主（义）害怕，而大进攻，而大屠杀”，“资产阶级必害怕不来合作”。所以“要把这个领导权给虞洽卿”。罗亦农说，这个政策区委“及中央都已赞同”。③这当然包括陈独秀在内也是赞同的。二，起义成功之后，“政权给谁，……工人可不参加，我们完全让他们组织商人政府”，“我们只求得民众自由，不要奢望”。④
这个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上海阶级状况，北伐军攻入江西以后，上海资产阶级对反对孙传芳表现了一定的积极性，上海工人没有武装起义的准备和经验，区委不能不采取慎审的态度，但是过分地重视了资产阶级的力量及其革命性的一面。工人阶级不拿政权，或者如陈独秀所主张的共产党处在野党地位，就能“求得民众自由”，这在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不能不说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奢望”。
资产阶级对这样的政策自然是乐意接受的，虞洽卿认为①②③
④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２０页，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市运会议记录，１９２６年９月２０日。
中共上海区委主席团会议记录，１９２６年１０月９日。
中共上海区委主席团会议记录，１９２６年９月３日。
既有工人参加起义，又“以商界为主体的办法是对的”，①并表示“设法捐钱”援助工人。②但当北伐军攻打南昌受挫之后，资产阶级害怕了。这时区委又以“国民党的钮永健和吴稚晖二人为主力”策划起义。１０月１６日，孙传芳的部下浙江省长夏超宣布独立，并率部由杭州向上海进发。区委确定起义的目的是要求和平！撤退孙传芳在上海的驻兵！上海市民武装自卫！上海市政归上海市民！等等。２４日，夏超部已被孙军击败，区委误信北伐军攻克九江的传闻，乃仓卒发动上海工人第一次武装起义。这时资产阶级“不干了”，号称拥有１０００人实力的钮永健，实际上不过百把人，工人纠察队也只有２００余人③，且大多赤手空拳，因此，起义在当天就失败了。
第一次起义的失败，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２５日，罗亦农在区委临时主席团会议上指出：“过去我们只是要资产阶级起来，而我们只是后面跟着进行”，以后“要以自己为主体”，去“推动”资产阶级，过去当配角，今后争主角，“惟此问题须到中（央）局讨论”。１１月２日，他在全体区委会议上又指明这次起义中的“一大差误”，是对共产党的领导力量“没有信心，……而依赖钮、虞”。罗亦农首先提出了武装起义以上海工人为主体的基本方针。
陈独秀没有接受罗亦农的意见，到１１月上旬，他仍然认为“我们现在可以要两个领袖，钮永健（是）军事的，虞洽①②
③活动分子会议记录，１９２６年１０月２６日。
区委主席团会议记录，１９２６年９月７日。
区委主席团会议记录，１９２６年９月１０日。
卿（是）民众领袖”。
追击，孙传芳军也无力反攻，交战双方一时处于体战期。陈独秀指示区委“可以停止暴动宣传，要注意工会及党的内部工作”。①同时，由于奉鲁军阀张宗昌部南下援孙，使东南五省人民受到极大的震惊，于是区委积极开展市民自治运动，不仅国民党市党部、江苏省党部主张市民自治，各马路商界总联合会也发表宣言，谓“当此危急存亡之际，各界人民应起自卫，图谋永久和平。（一）划上海为特别市，永不驻兵，并本主权在民之义，以上海市民组织市民会议，管理上海市政；（二）召集国民会议，解决国是；（三）拒绝奉鲁军南下”。②这个宣言得到了许多团体的响应，即使迷恋东南和平的三省联合会③，其中也有不少人士转向公开地反对孙传芳。中共中央及时指示区委“要尽力拉出（三省联合会）各派分子”，与我们合作发动自治运动。④
２８日，上海４００余团体５万余人在公共体育场召开“反对奉鲁南下上海市民大会”，三省联合会的主要成员都到会讲话。大会决议：要求奉鲁军撤回南下军队：一致拒绝（奉鲁的）军用票：上海划为特别市，由工商学各界组织自治政府。①②③
④区委临时主席团会议记录，１９２６年１０月１７日。
三省联合会，由全浙公会（代表人为蔡元培、褚辅成等）、新苏公会（代表人为杨千里、张君劢、黄炎培等）和全皖公会（代表人为李次山、许世英等）三团体组成。
《申报》，１９２６年１１月１７日。
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７９、９７页。
会后，总工会纠察队作先导，举行示威游行。当晚，被查封的上海总工会自动启封。
会是领导自治运动的统一战线组织，它由闸北商会、商总联会、上海学联、全国学联、上海总工会和三省联合会六团体组成，“以实现上海特别市市民自治，谋市民利益为宗旨”。①区委在市民公会和国民党省、市党部都建立了党团组织，以加强对自治运动的领导。群众性的自治运动为第二次起义作了广泛的舆论准备。
正当北伐战争节节胜利之时，国民革命统一战线内部发生了深深的裂痕。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策动了一连串的破坏三大政策的活动。１９２７年１月３日，他在南昌非法召开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议将广州国民政府迁至南昌，公然反对国民政府已通告全国迁都至武昌的决定，企图挟天子令诸侯，使国民政府成为他的囊中之物。２月２１日，他在南昌行营总理纪念周发表演说，口口声声叫嚷要“制裁”共产党；驱逐鲍罗廷。并唆使他的党羽杀害江西省总工会副委员长陈赞贤，强行解散执行三大政策的南昌市党部和学联。此后在九江、安庆也发生了同类性质的事件。蒋介石还派戴季陶到日本与外务省次官密谈，日本帝国主义者奔走于南北之间，撮合蒋介石与张作霖相妥协，以致报界一时盛传“南北妥协共同反赤”之说。这位权势炙手可热的人物，他的一系列的反动言行不能不引起共产党人的戒备与批驳。
①《申报》，１９２６年１２月７日。
演说，所谓共产党员排挤国民党员纯属诬陷不实之词，“事实恰正相反”，蒋介石“对于腐败官僚投机分子方尽量容纳”，而对“共产党员却防闲、排挤，且一再声言制裁之，这究竟出于何项动机”？①陈独秀连续发表文章，不指名地批判蒋介石“和军阀妥协便是间接和帝国主义妥协”，提醒人们“留心着！
果有谁敢经过日本帝国主义之拉拢，而与北方军阀妥协，以葬送革命”！②蒋介石演说开口“我主张如何如何，反对如何如何，时常‘我’呀和‘我’的大喊，这在党便是表示‘我即党’，在政府便是表示‘朕即国家’，这些口气乃是个人独裁性之自然流露”。③指责蒋介石对盛传两个月之久的南北妥协共同讨赤的言论，“无一字声辩”。但是，这些揭露和批判虽然是较委婉和含蓄的，但关心时事的人一眼便可看出指的蒋介石。
在中共上海区委内部讨论时，却无所顾忌的表明了他们对蒋介石的愤恨和戒备心。１９２７年１月２５日，区委即明确指出中外反赤联合战线的危险性。罗亦农说：“上海为财源之地，北伐军如果一来，必将勾结资产阶级，也许蒋介石到上海后，就正式攻击Ｃ．Ｐ．，而爆发直接冲突。”④区委决定发动以“工人为主的武装暴动，……现在局面很紧，我们要赶快准备，①②③
④区委会议记录，１９２７年１月２５日。
实：《我即党与朕即国家》，《向导周报》第１９１期，１９２７年３月１２日。
实（即陈独秀）：《是谁愿与北方军阀妥协？》，《向导周报》第１８８期，１９２７年２月１６日。
《向导周报》第１９２期，１９２７年３月１８日。
表示民众的力量”。蒋介石来到上海，“我们如无运动，他必与帝（国）主（义）妥协”。现在就要让民众知道，“蒋实为反革命”，但在“宣传时，只用口头不用文字”。①这是区委第一次讨论反蒋问题，也是第一次把工人武装起义的作用与防止蒋介石和帝国主义妥协联系起来。
方针。区委依据中央的通告于１７日发出《秘书处通讯（第十一号）——应付目前国民党内右派进攻及我们对蒋的态度》，这个文件的主要内容：分析了１９２７年２月间的国内斗争形势，指出“北伐军的胜利，革命势力之伸长”，迫使帝国主义及国内反动势力变换压迫民众的手法，“不由外面进攻，而从内部破坏”。因此，国民党内部的斗争“已成为目前革命中最严重问题”，政府迁移南昌之说，工农运动受摧残，“皆是右派进攻的具体事实”。我们对于右倾势力的进攻，“无论在任何方面，皆准备与之冲突，不能让步，因为让步就是革命的损失”。中央决定斗争的方针及对目前工作的意见是：“１．不可使这个争斗简单成为Ｃ．Ｐ．与Ｋ．Ｍ．Ｔ．的争斗，无论在任何斗争中都要拉出左派，与左派联合进行：２．不过所谓与左派合作，是要我们能勇敢的立在主体地位，使左派来帮助我们，而不是要左派为主体，我们去助他。……总之，我们以后在一切斗争中一定要自己肩起责任去冲锋，但同时又不要丢掉了左派，要领导着左派联合进行，要使这个争斗在①
②《“六大”以前》第７２１页。
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１１５、１１８页。
形式上是左派与右派的冲突，而不是简单的Ｃ．Ｐ．与Ｋ．Ｍ．反对蒋之个人独裁”，“现时蒋介石已成为反动势力之中心”，但“只能在口头上宣传，文字上不能明提蒋介石的名字”，要依据事实“用很巧妙的词句暗射蒋介石”。
中共中央的指示中最重要的是第（２）点，它鲜明地指出共产党在同国民党左派联合时，要“勇敢的立在主体地位，使左派来帮助”共产党，也就是自觉地主动地肩负起领导革命的职责，改变“以往在Ｋ．Ｍ．Ｔ．中斗争，均是要左派顶头去干”，共产党“只在后面出主义（意），不肯直接上前”，以致“左派一退”，共产党“也跟着退”的状况。①这个指示反映了中共中央对革命领导权和同左派关系的认识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陈独秀是中共中央总书记，这个指示如果不是他首先提出的，也必定是经过他同意的。而且在第三次起义时，他所提出的许多主张，都是和这个指示的精神相吻合的。因此，有理由作出这样的判断：这个指示也反映了陈独秀对革命领导权（至少表现在上海工人斗争中）问题认识的转变，并自我批判了他过去的一些观点。例如，他在１９２６年１２月特别会议上所陈述的一些观点：共产党员包办国民党，“包办的结果，国民党没有群众，左派的群众和左留领袖隔离，于是左派未能有力的形成”。②现在他主张共产党应当立在主体地位，使左派来帮助共产党。也纠正①
②《中共中央文件选集》（２）第３８４页。
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１１９—１２２页。
了他在第一次起义时以商人为主体的思想，和起义后的幻想——钮永健做军事领袖，虞洽卿做民众领袖，而主张中共“在一切斗争中一定要自己肩起责任去冲锋”。１９２７年的二、三月间，陈独秀的思想处于明显地向上发展期，在上海工人运动中抛弃了二次革命论的观点，这同即将爆发第二、三次起义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在区委下达第十一号通讯的同一天（２月１７日），北伐军攻打杭州，守敌望风披靡，弃城而逃。捷报传来，上海人民精神振奋，工人斗志昂扬。上海工人武装起义自始同北伐战争的形势发展密切相关。北伐军的东进，为起义提供了条件，起义的口号之一是响应北伐军。１８日，上海总工会发布总同盟罢工通告，号召全市工人“援助北伐军，打倒孙传芳”，并郑重声明这次罢工“全系政治性质，而非经济斗争，……目标是对付军阀，而非对付资本家”。①次日，又发布罢工宣言，提出建立真正保护人民利益的政府，承认工会有代表工人权力等１７项要求，到２２日罢工人数增至３６万余人。
但是，在罢工之前没有向工人广泛地宣传“夺取政权”，“工人群众都不知道这次罢工是什么意义”。罢工以后，也没有迅速地转入武装起义，直到２１日区委才下达起义的命令，宣布成立由１１人（其中共产党员４名）组成的市民临时革命委员会，以及由于准备不周等等的原因，这次起义除了闸北和南市工人纠察队同军警发生零星的战斗外，其他地区大多没有发动起来。因此中共中央和区委在２３日晚便立即决定停①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１２３页。
止起义。
第二次起义虽然又失败了，却充分地体现出工人阶级的主力军作用。而资产阶级在罢工和起义时畏首畏尾，拒绝宣布罢市；大资本家虞洽卿甚至“不满意”把他的名字列入革命委员会公布于报端。①国民党钮永健的命令“毫无效力”：②三省联合的一些知名人士由于受到通缉早已逃之夭夭，事实证明他们根本没有资格充当起义的主角。第二次起义虽然又失败了，但１９２７年初的上海滩越来越显得骚动不安，山雨欲来风满楼，更大规模的斗争即将呼啸而起。
次极为重要的会议。它不仅果断地决定立即停止暴动，由总工会下令复工，同时还决定“扩大武装组织”，“充实市民公会”，积极准备第三次起义；这次会议建立了武装起义的最高领导机关——特别委员会（简称特委会或特务会）。特别委员会以陈独秀为首，由中共中央和上海区委的主要负责人罗亦农、周恩来、赵世炎、汪寿华等８人组成。此外还成立了以周恩来为首的军事委员会，和以尹宽为首的宣传委员会。③特别委员会从１９２７年２月２４日至３月３０日，共召开了３１次会议，及时地汇总和研究上海党务、工运、青运、工人纠察队、国民党党务、资产阶级、帮会、北伐军的进军以及军阀部队在市区的兵力部署和对敌军策反等各方面的情况，①②
③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１３６、１３７页。
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２０５页。
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２１０页。
然后制定出党的政策和方略，再去分头执行。现由上海市档案馆保存的丰富的三次起义档案史料，有力地证明了特别委员会是一个十分精悍的领导班子。他们有坚强不屈的革命意志，继承和发扬了中华民族优秀的道德传统——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他们才华横溢，精力充沛。下午开会，晚上作出决议，第二天就能传达到活动分子中。工作千头万绪，却有条不紊。他们有着令人惊异而敬佩的工作能量和高效率。
特别委员会开了３１次会，陈独秀出席了３０次，他到会必发言。如果把特别委员会的会议记录，与上海区委会议、区委主席团会议、各部产总联席会议、活动分子会议等会议记录，以及区委的《每日通讯》，对照起来阅读，便不难发现陈独秀在特别委员会议上提出的许多意见，是得到了及时贯彻的。３月５日，特别委员会在讨论拟定起义日期时，决定“整个行动，由特务会议指挥，……紧急时亦（农）、恩（来）、松（松林，即汪寿华）、独（秀）”４人负责。①因此，如果说第一、二次起义陈独秀是作为中央总书记间接地对区委进行指
导的话：那末在第三次起义中，他是作为直接领导起义的最高决策机关中的一位为首的成员。陈独秀在特别委员会上的发言，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一、总周盟罢工、武装起义和召开市民代表会议，三者紧密结合进行
陈独秀在２４日的特委会上，提出“要造成工人群众夺取①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２８３页。
武装的野心”。在２６日的会议上又提出“我们要集中口号工作，群众的夺取武装，群众的开代表会议，这二层是武器与政治同有意义的。……无论是警察的兵士的一支二支（枪）都夺取”。“市民代表会议，要在各地方各区域都成立，成功一种权力。上海市政府即建筑在许多小政府上面，非常有力量的”。总同盟罢工“要决定为夺取武装，为开代表大会而罢工。
（罢工后）工人不应回到家去，不要为罢工而罢工”。罢工时，“事先要组织广大的交通队”、侦察队、宣传队，“以便很快的行动”。①３月４日的晚上，陈独秀还关心地询问：“罢工后工人能跑到街市上去”吗？罗亦农回答说：“已宣传为暴动而罢工，不能像上次那样，罢了工都回家去。”②根据陈独秀的这些意见，经过集体讨论，会议做出决议：总同盟罢工以后，工人立即冲上街头，夺取武装，转入起义，与此同时召开市民代表会议，为建立市政权做准备。第三次武装起义正是根据这个纲领性的决策而举行的。
二、争夺市民代表会的领导权
秀说：“北伐军来后，最重要的问题，即为市政府问题。我们要群众的，而他们必是领袖的。我们要选举的，而他们要委任的。此为重要争点，我们应赶快做代表选举的工作，……
在北伐军未来前，造成很浓厚的民选空气，预先选好”，他们①
②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２７６页。
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１９１、１９２页。
来后，再“与他们讨论名单，结果就成为民选的政府”。①市民代表会“代表人数，至少一千，工人占一半。工人名单由上总负责，学生名单学联负责”，“如果商人太多，工人要增加”。②
当时，上海国民党的一些头面人物，先是说市民代表大会不合法。后又主张以市省党部为市省议会，不必再有市民代表大会。军政时期人民未训练，不能实行代表会议。如果要选举的话，他们主张职业团体与地方团体同样有选举资格。
陈独秀反对这些意见。他明确提出要同国民党“争持三点”：一、立法机关与行政机关合一：二、得经过群众选举：三、选
举人与被选举人要发生联系。“不赞同”地方团体有选举资格，“即照中山国民会议的办法，也只限于职业团体”有选举资格。
如果以训政为借口，“我们因（应）指出中山以训政为手段，民权为目的”。③３月１５日，罗亦农在活动分子大会上传达和解释了上述三点，并着重指出市民代表大会就是民众的直接政权，“是国民革命的苏维埃”，因此“必须以工人阶级为主体”，反对以地方区域为单位的选举，防止无职业的流氓、土豪劣绅当选。代表大会“无立法与行政的划分。革命民众应该是随时自己立法，自己执行”。我们“必须做到”这三点，“不能让步与妥协”④共产党一面与国民党争论这些问题，一①②③
④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３２７页。
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３０２、３０４页。
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２８３页。
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２２７页。
面积极准备选举，国民党想阻止也阻止不住了。
三、掌握火候，确定起义日期
应规定六号（礼拜日）为准备罢工期。实际上的（行）动，要临时决定”。５日晚９时，周恩来在特委会上报告，关于起义“各方面动作已预备好，集中力量在闸北。……”①这时会议集中讨论起义日期问题。第一次起义是在夏超战败、误信九江攻克的传闻时发动的；第二次起义是在总同盟罢工后的第三天才发动的，时间选择都不确当。而起义时间的选择与起义的胜负有着密切的关系。陈独秀说：起义“仍要带点机会色彩，不要太早。有二标准：一、上海已无驻兵，二、北伐军到松江后仍前进，或待至到龙华。”因为“我们武力单薄，鲁军作兴索性蛮动一下”呢。周恩来说北伐军攻下松江或苏州“必可”发动。会议经过讨论以后，陈独秀决定：“一、松江下；二、苏州下；三、麦根路与北站兵向苏州退。三条件有一个就决定发动”起义。②根据以上三方面的作用，将陈独秀评为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决策者，该不会是溢美之词吧！
当蒋介石率领的北伐军愈是逼近上海，共产党人也愈是加紧起义的准备工作，因为他们越来越认识到革命形势的严重性。３月１５日，罗亦农在向活动分子作报告时，说：国民党新右派“领袖蒋介石已被一切反革命势力所包围，根本丢①
②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２８１、２８２页。
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２６５、２８１页。
弃了中山三大重要政策，……且将与一切反革命的势力妥协，将使整个革命运动右倾而倒败”。如果共产党“坚决起来做民众政权的运动，能拉住民众自己的力量，与武汉的民众遥为应援，共同合作，未始不可以抵制右倾力量的发展”，防止蒋介石到来上海出现反动局面。为此，共产党“应完全取得”对罢工、暴动以及市民代表会议的领导地位，“丝毫不能退让，以为革命成功之保障”。①这就是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发动第三次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的指导思想及其根本的目的。如果说在第三次起义时还不得不保留了响应北伐军这个口号，那末隐匿在这个口号之下的更重要的目的，是通过武装起义，建立由共产党领导的市民政权，使蒋介石将来一踏进上海便面临着既成的革命局面，而受到抵制。
亦农下达第三次武装起义预备动员令。起义的总口号是罢工罢市，响应北伐军，建立上海市民革命政权，打倒一切反动派。
２０日晚，北伐军兵临城下，占领上海近郊龙华镇。午夜１２时，上海总工会主席团召集特别紧急会议，会上一致决议于２１日正午１２时开始总同盟罢工。各工会因经过长久的准备和普遍的宣传，在接到命令的三小时内便实现了全市总同盟罢工，参加罢工的工人不下８０万。各商店也同时休业。②伟大的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爆发了！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