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惨世界》第９回，《曼殊全集》（２）第１５８页。.14
②《申报》，１９２７年３月２２日。
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３１９、３２２、３２３页。
开了，到会的有千余团体，４０００名代表，大会产生了上海特别市临时市政府执行委员１９名，其中共产党员９名。当日下午６时，上海工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经过２８小时的巷战，占领了上海全部华界地区，赢得了武装起义的胜利。
３月２５日，区委召开扩大活动分子会议。罗亦农首先讲话，说我们今天得到了自由，是我们忠实勇敢的同志和几十万工人奋斗出来的。现在全体起立静默３分钟，追悼在武装起义中死难的同志。默哀毕，由陈独秀作报告，他说：今天我们能在这里公开的开会，这不是官府或哪个阶级给的，是我们工人“用热血换来的”。上海这个最难打下的城市，“实在是革命的（群）众与勇敢的工人打下来的”。这次斗争的胜利，证明我们党“已经能开始武装暴动了，这使我（们）的同（志）有了自信”，使我们“看清楚了无（产）阶级的力量。
大资产阶级是不革命的，小资产阶级革命是赞成的，但自己是不干的”，所以中国革命只有无产阶级“出来担任”。小资产阶级虽赞成革命，“但没有工人来领导，也就没有意义了”。
我们“现在是胜利了，但还是争斗的开始，因（为）资产阶级帝国主义者已经由恐慌而向我们进攻了。所以（我）们要准备继续的争斗，我们要看清这个开（始）的序幕”。“在全国我们争斗的目标，（一）帝国主义，（二）军阀、右派”。
“我们是革命的政党，所以每个党员要懂政治，懂得谁是敌人，谁是朋友”。①
陈独秀发言完了以后，由罗亦农代表区委做报告，其中谈到“独秀同志已告诉我们重要话，我们要特别注意”。他的讲话和区委的报告“以后要尽量宣传，……使所有一切……
群众明白”。最后由帅朝伶（吟）发言：“陈同志是我们中国革命领袖，我们应一致表示，坚决的表示拥护陈同志的报告。”
尹宽“提议大家坚决表示拥护领袖”。大会在众人的掌声②中结束。
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胜利后的陈独秀恐不免仰首伸眉，踌躇满志，但为时不久他就变得忧郁、恼怒而踌伫不前了。
困惑中的思索起草《汪陈宣言》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消灭了盘踞上海的反动军警，推翻了军阀的反动统治，使北伐军不费一枪一弹，垂手进驻上海。
在第三次起义之前夕，陈独秀曾说：“将来上海武力是蒋①
②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流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３９４、３９６、４０３页。
据《扩大活动分子大会记录》，但该《记录》缺会议召开的日期。据《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档案史料一书第３９４—４０３页载有１９２７年３月２５日《中共上海区委召开扩大活动分子会议记录》，该书编者注“原文无第一页”，该《记录》缺第一部分。据笔者查阅三次起义档案史料，并核对两份《记录》的原文，可确定所谓“原文无第一页”缺的第一部分，就是罗亦农和陈独秀讲话的内容。
介石，民众是Ｃ．Ｐ．，革命武力与民众分离，结果，两家不利。现在我们要有很大的群众来威胁武力，使他让步。”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一、“扩充市民代表会议”，团结小资产阶级，拉住资产阶级；二、迅速地发展国民党党员，“将来对付右倾军阀，可用党员大会来解决最后难解决的问题”；三、“尽量扩充Ｃ．Ｐ．，以后北伐军来后，就整个的加入国民党”。①这三条措施中最重要的是着眼于阶级力量对比的第一条。现在起义胜利了，新的市政府诞生了，北伐军也来了，可上海阶级关系的变动却朝着与陈独秀预期的相反的方向发展。
共产党人早已怀着戒备心和警惕的眼光注视着统率北伐军的蒋介石，而资产阶级却把蒋介石当作能给他们带来福音的天使。因此，在第三次起义和市民代表大会的准备过程中，他们原有的一点革命热情也丧失了。当北伐军逼近上海的时候，钮永健说暴动已“无对象，……不要徒然牺牲”。民族资本家也认为北伐军就要占领上海了，犯不着再去冒偌大的风险，搞什么起义。他们左顾右盼，离他们不远的是一支实力强大的正规军；站在他们身边的是已经动员起来的不怕任何牺牲的工人队伍。于是，资本家不得不敷衍应酬工人，“承认工人开办工会，并拨房子给工会”，甚至“自动”地给工人增加工资。②实际上他们并不赞成工人起义。
各马路商联会董“表示不需要”夺取政权。③南市总商会①②
③各党团会议记录，１９２７年２月２５日。
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２７９、３２５、３２９页。
特委会议记录，１９２７年３月１７日。
作出决议，告诫“商家应守镇静态度，处此时局，任何政治行动，概不加入”。①有些商人“不敢（做）市代表”，②如果要做，也“俟党军来后做，否则恐引起误会”，③因为市民代表会议，是Ｃ．Ｐ．的”，“北伐军来时要解散的”。④有的当上了代表，觉着是共产党把他“抬举出来的”，心里既“快活”
又害怕，⑤不晓得将来究竟是祸还是福。因此，总罢工以后，商界宣布“休业”，而不说是罢市。罢市，是政治行动；而休业呢？巷战打起来，商店老板只好打烊，免得财产受损失。罢市和休业，这两个不同的词语反映了资产阶级对第三次起义的微妙态度。资产阶级是最讲究实惠的，你没有足够的实力，又没有具体的工商政策，他们是不会跟你走的。陈独秀想通过市民代表大会拉住资产阶级，这个办法一开始便碰壁了。
武装起义胜利之后，有一支２０００名武装的工人纠察队站在资产阶级身边，这使他们胆战心惊。起义胜利后的第二天，总商会、南市商会、闸北商会及银钱两业公会举行联席会议，棉纺业巨子荣宗敬在会上说：“工人手中一有枪械，闻者寒心，务须收回枪械以维治安”，与会者一致赞成。⑥显然，在推翻军阀政权之后，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固有的矛盾突出了，且不说还威胁到帝国主义者的利益。于是资产阶级人士对刚①②③④⑤
⑥《荣家企业史料》（上册）第１９２、１９３页。
特委会议记录，１９２７年３月１５日。
特委会议记录，１９２７年３月１６日。
各党团会议记录，１９２７年３月３日。
各部产总联席会议记录，１９２７年３月２日。
《申报》，１９２７年３月６日。
刚诞生的市政府采取了拆台的手法。２３日，第一次市政府委员会议竟然召开不成，后经总工会代表以“不上工为威胁，终算开一谈话会”。①到３月底，先后有钮永健及资产阶级代表六人声明辞去市政府委员职务，其中有杨杏佛这样的进步人士。他们如此迫不及待地退出市政府，无非是向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公开表白自己是“清白”人家，与共产党决无瓜葛，请“党军”切勿误会。种种迹象证明，赢得了武装起义胜利的上海工人阶级犹如在五卅运动的后期那样，又一次陷入了孤立的境地。此时，市面流言蜂起，真真假假，不胫而走，什么市政府是Ｃ．Ｐ．的，蒋介石反对；上总被白崇禧缴械了；工人要冲入租界。上海滩阴风飕飕，寒气袭人。共产党人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除工人纠察队武装等问题。陈独秀提出整顿和健全工人纠察队和工会，加强对国民党党部工作，还主张通过军民联欢、输送在起义时缴获的枪械、补充士兵的办法，使当时比较左倾的薛岳部队（时驻扎闸北）能常驻上海。②但机灵的蒋介石很快就把薛部调开了。
２５日晚８时，陈独秀在特委会上慷慨陈词：
中国革命如果不把代表资产阶级的武装打倒，中国
就不想要革命，同时只要把此武装打倒，资产阶级就可以服从革命的力量。上海现在资产阶级与右派勾结党军①
②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３７６页。
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３７２页。
也很右倾。我们如果情愿抛弃上海，就很容易。如果争斗，就要马上动作。
因为将来的纠纷问题，为纠察队的武装解除问题，如果我们不马上动作，将来就将纯全为国共争斗，完全失掉联合战线。所以我意我们现在要准备一个抵抗，如果右派军队来缴械，我们就与之决斗，此决斗或许胜利，即失败则蒋介石的政治生命完全断绝，因此北决斗，实比对直鲁军斗争还有更重要的意义。①这是一段耐人寻味的讲话，它既有高昂激越的气氛，又有隐忍的苦楚。陈独秀察觉到斗争形势的险恶，准确地指出了斗争的焦点“为纠察队的武装解除问题”，并决心“要马上动作”，进行“决斗”。决斗的对手也是明确的，即蒋介石。但这是个特别难对付的对手，他不是北伐军所要打倒的对象——旧军阀吴佩孚、孙传芳等，而是一个要打倒旧军阀的北伐军总司令；他是国民革命联合战线中的一位重要成员。自从“三二○事件”以后，他既限制、排斥，又联络、利用共产党，他们攻击的主要对象是旧军阀，同时又压迫工农群众运动；他在群众中有相当的威望，但人们并不了解他的底细。
就是陈独秀对他也了解不深，“始终牵就他向他让步想拉他向革命路上走”，②惟恐“失掉联合战线”。陈独秀同这样一位对手进行决斗，首先在精神上就处于被动状态了。
在英、美帝国主义炮轰南京之后，陈独秀指出“帝国主①
②《蒋介石反动与中国革命》，《向导周报》第１９８期，１９２７年６月１１日。
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３８９页。
义与新军阀已经进攻了，……中央与区委已决定准备防御战争”。可见所谓决斗，其实质不过是防御而已。以一支纠察队去防御一支正规军的进攻，且不说停泊在黄浦江的军舰里还有数万名帝国主义的海军陆战队员，谁胜谁负，未卜先知，陈独秀不会不明白的。于是他在３月２６日上午的区委会议上，一会儿提出“包围白崇禧，号召反英，要蒋反英，民众愿作后持（援）”，这样“可逼蒋对民众的进攻减少”，企图以发动反帝运动，突出民族斗争，冲淡国内阶级矛盾。一会儿又说“最好要将反英反蒋联合一起”。①可见在决斗之前，已经是主意不定，步伐乱套了。
以几分疑虑的眼光审视着他的态度。蒋介石明确表示：“本人对沪租界绝无用武力收回之意。”②沪上商界希望他“对于商业有维护方法，而商界当与合作到底”。他回答说有关护商的“各种条例，不日当可颁布，决不使上海方面有武汉态度”。③“所有上海地方秩序与中外人民财产，自由鄙人完全负责。”蒋介石确给帝国主义者、买办和资产阶级带来了福音。至于工人纠察队，蒋说“在此军事期间，应该受军事当轴的节制”，④所谓“军事当轴”舍蒋氏之外，还能是谁呢！
蒋介石来到上海以后，陈独秀写信给区委，说：“目前我①②③
④《申报》，１９２７年３月３０、２７日。
上海市档案馆：《一九二七年的上海商业联合会》第４８页。
《申报》，１９２７年３月２８日。
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３９２页。
们表面上要缓和反蒋、反张（静江），实际准备武装组织，上总除力争保持纠察队外，要少说政治。对蒋要求我们的问题，差不多都可答应，但要他积极反英”，发动罢工反英的“第一先决条件要得到国民党及老蒋同意”。①可结果呢？反英罢工发动不成，而且老蒋也决不会同意反英的。
“在此军事期内，一切行政处处与军事政治统系攸关，若不审慎于先，难免纠纷于后，中正为完成政治统系及确定市政制度计，……务望暂缓办公。”②这当然是封恐吓信，但是出自于手握重兵的总司令之手的恐吓信。蒋介石早已看中了东南这块宝地，他要在这里安营扎寨，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鼾睡。他一定要把市政府这个新生的婴儿扼杀于摇篮里。而市政府的惟一的武装支柱是工人纠察队，因此必须从这里开刀。
３０日，陈独秀“决定以市政府与老蒋冲突，免工人纠察队直接与他们冲突”。③而这个时候的市政府委员们已是“中夜徨徨，莫知所适”，还怎能“与老蒋冲突”呢！
从工人武装起义的准备开始，蒋介石就像个鬼魂似的一直纠缠着共产党人，陈独秀和特委会的委员们曾设想过各种方案，以对付这个魔鬼，但觉着既不能战胜他，又不能摆脱他。
陈独秀提出过反蒋问题，却没有公开地揭露蒋摧残工农运动的罪行，发动群众向他作坚决的斗争。蒋介石还拥有相①②
③区委主席团会议记录，１９２７年４月１日。
《申报》，１９２７年３月３０日。
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４２８页。
当雄厚的政治资本，他还没有完全撕开他的假面具。陈独秀害怕因公开的反蒋而导致联合战线的破裂，他面对着一个阴险狡黠、令人捉摸不定的对手，苦思焦虑的结果，除了工人纠察队固守自己的阵地，再也想不出良计妙策了。陈独秀智穷力竭，陷入了无法摆脱的困境。
就在这个时候，共产国际于３月３１日发来了电报，指示中国共产党“开展一次反右派运动。鉴于力量对比上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我们不要仓卒进行公开斗争。武器不要交出，必要时须隐藏起来”。①罗亦农“看了这个电报，很愤怒地把他摔在地下”。②罗的“愤怒”表达了上海共产党人的义愤心情。
在第三次起义前后，共产党处于公开的或半公开的地位，工人纠察队更是完全公开的。
工人用鲜血和生命夺来的数千支枪也许是可以藏起来的，可数千名纠察队员藏到哪儿呢？！
藏起来就能避免斗争和屠杀吗？４个月之后，武汉工人纠察队不是主动地交了枪的吗，结果又如何呢？秘密的零星的持续不断的搜捕与屠杀，未见得比公开的大规模的屠杀要仁慈宽厚些。罗亦农把收藏武器斥之为“自杀的政策”，是符合当时共产党人的认识逻辑的。
无巧不成书。也就在这个时候，一位为各派政治势力所瞩目的人物汪精卫从法国途经苏联，于４月１日回到了上海。
陈独秀是主张迎汪复职，削弱蒋介石的权力的，并已得①
②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
《罗易赴华使命》第５８页。
到国民党左派的支持。３月１０日至１７日，国民党举行了二届三次全会，通过了若干限制蒋介石权力的决议案，并推举汪精卫任国民党中央常委和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原是极力反对汪精卫复职的，反对不成功，便接过迎汪的口号，欢迎他回国。
汪精卫一到上海便被蒋介石、吴稚晖、李石曾、蔡元培等人包围，并连日举行会谈。他们说：“共产党已提出打倒国民党、打倒三民主义的口号，并要使工人冲入租界，引起冲突”，造成不可解的纠纷。蒋介石提出两件事要汪赞成，“一是赶走鲍罗廷，一是分共”。
汪精卫是在“三二○事件”被蒋介石排挤出洋的，现孤身一人在沪，不免心有余悸，而且他也不愿在蒋的麾下进行“分共”，他的目的地是武汉，他需要了解那里的情况，因此对蒋表示等将来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迁至南京以后，“召开第四次中央全体会议，以讨论决定”这两件事。①
所有军政、民政、财政、外交诸端，皆须在汪主席指挥之下，完全统一于中央”。②这个通电在字面上完全符合陈独秀过去的主张，党权、政权交与汪，军权交与蒋。处于困境中的陈独秀本来是希望缓和与蒋的矛盾的，现在他认为缓和的时机随着汪精卫的回国而到来了。因此，当汪精卫与陈独秀会晤时，汪将中共要打倒国民党、冲入租界一类的话，向陈提出①
②《申报》，１９２７年４月４日。
汪精卫：《武汉分共之经过》，１９２７年１１月５日。
质问。“陈独秀力称决无此事”，并“亲笔”起草了国共两党联合宣言，“以解释谣传表明态度”。①据郑超麟回忆，宣言草成之后，陈独秀把自己的名字签在稍后面一点，前面留给汪精卫签名，还说在大报上很久不见我的名字了。可见他这时的心情是兴奋和舒畅的，是很相信宣言能起作用的。《汪陈联合宣言》于５日见报。它的主要内容有以下四个方面：一、郑重声明“中国共产党坚决的承认中国国民党及国
民党的主义，……中国共产党无论如何错误，也不至于主张打倒自己的友党，主张打倒我们的敌人（帝国主义与军阀）素所反对之三民主义的国民党，使敌人称快”。这段声明表示中共是坚持国共两党合作的，在政治上是有利的。
二、严正指出现在“国内外一切反革命者，造谣中伤离
间，无所不用其极”！所谓“共产党组织工人政府，将冲入租界，贻害北伐军，将打倒国民党”等等，纯属谣言，是反革命分子破坏两党合作的阴谋。
三、但是，把“国民党领袖将驱逐共产党，将压迫工会
与工人纠察队”，一律看作是谣言，甚至说“上海军事当局，表示服从中央（指蒋的通电——引者）即或有些意见与误会，亦未必终不可解释”。这段言论是典型的右倾麻痹思想的表现，如果主观上不是自我欺骗的话，客观上也是欺人之谈。
四、因此，整个《宣言》只讲合作，不讲斗争，说什么
两党同志“立即抛弃相互间的怀疑，不听信谣言，相互尊敬，①汪精卫：《武汉分共之经过》。
事事协商，开诚进行”，①纯粹是一厢情愿的痴想。
陈独秀对《宣言》里的每一句话，未必都信以为真，但这也不能减轻他对《宣言》所产生的影响应负的责任。
《宣言》发表的第二天，罗亦农在活动分子会议上仍然指出每当革命力量胜利的时候，“反革命的势力也愈益团结反攻”。现在上海工人或者是“更进一步求得胜利，或者不能保持他已有的胜利”。这关系到革命的全局。蒋介石在江西烧工会、捣党部的事，现在上海“正酝酿中”，我们“严取防守态度，……决不投降与退却”。可见在《宣言》发表之后区委领导并没有丧失警惕。但另一方面却把《宣言》的积极作用夸大了，认为它“打破”了许多造谣中伤的伎俩②。在区委、沪东各工会联合会、南市各工会联合会发表的拥护《联合宣言》的宣言里，一面指出革命危机，一面也夸大了《宣言》对揭露谣言的作用。③其实，综观《宣言》全文，在说到谣言时，主要是共产党作了自我的表白和解释，并没有指明谣言的背后所隐藏着的阴谋诡计。《宣言》没有起到动员人民群众的作用。
陈独秀是真心诚意地搞缓和，而蒋介石则一面搞假缓和，一面策划于密室，暗布杀机。
于是《宣言》原有的一点积极作用也消失了，而完全成了一个可耻的历史记录。①②
③《新闻报》，１９２７年４月６日。
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４４４、４４５、４４９页。
《民国日报》（上海），１９２７年４月５日。
与纠察队。五天之后便指使他的党徒、走卒，用最卑劣的手段，剿杀工人纠察队，发动了四·一二政变。当上海工人和市民举行示威游行，要夺回他们的胜利果实时，反动派不惜血洗宝山路，疯狂地屠杀上海民众。
莫测。陈独秀在工人武装起义中扮演了一个很不和谐的角色。
他在第一、二次起义时还保留有忽视革命领导权的二次革命论的观点；在第三次起义时，他却积极地去争取革命领导权，成为起义的主要决策者；而在起义胜利之后，他又成了一个不光彩的《宣言》的起草人了。
共产党在中国产业工人最多最集中的城市，也只有在这样的城市才能成功地演奏一篇武装起义胜利的乐章，把从大城市广州出发的国民革命在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推向高峰。
但产业工人在全国人口总数中，毕竟只占极小的比例，因此，工人武装起义的凯歌不能不以英勇壮烈、哀号感人的悲调而告终。从此，二十年代的中国革命开始走入低谷。上海工人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所进行的这场艰苦卓绝、激烈复杂的斗争，其悲壮的结局暗示着中国革命的主要基地并不在灯红酒绿、花花世界的十里洋场，而在最广阔的穷乡僻野，这就是形成陈独秀所扮演角色之前后的种种不和谐的根本原因。
“五大”时的争论先扩大后深入当国民政府迁到武汉以后，中共四届中央委员也陆陆续续来到了武汉，约在１９２６年底前后，中共在武汉成立了临时中央局。１９２７年３月底前后，临时中央局连电陈独秀，催他来武汉。陈独秀在《汪陈宣言》发表后不久，便离沪去汉，于４月１５日左右到达汉口（陈独秀在《告全党同志书》里说是４月初到达的，恐记忆有误），是中共中央五个常委中最后一个到达汉口的。他住在中共中央机关所在地——四民街６１号。这是临街的三层楼洋房，三棱中间住着陈独秀，左右房间分别住着彭述之夫妇和蔡和森夫妇，二楼大房间布置成会场。①协助陈独秀处理日常工作的有任作民、任秀兰和黄文容。他们三人组成了陈独秀办公室，任作民（任弼时的弟弟）任办公室主任，任秀兰（任弼时的妹妹）管事务，黄文容（现名黄然）任陈独秀的秘书。
据黄文容回忆：陈独秀给他的第一个印象是严肃，不好接近，中等身材，身条魁武，胡子刮得光光的，黄褐色的眼珠，炯炯有神。他生活简朴，室内整洁，喜爱抽雪茄烟和在屋内踱来踱去。他记忆力特别强，他摆的东西谁也不能动，一动他就知道，问谁来过？谁动过？黄文容说跟他时间久了，还是相处得亲密的。
当陈独秀外出参加重要会议时，由黄文容陪同，共乘一部旧汽车，负责警卫。但黄不参加会议，等会议结束后，再陪陈一道回来。晚上，陈独秀口述一天的主要活动，由黄作记录。至于群众大会，则大多由黄去参加，了解情况，回来①《郑超麟回忆录》（１９１９—１９３１）第１２４页，现代史料编刊社１９８６年版。
向陈汇报。当有重要情况时，叫任作民去通知有关方面办理。①
陈独秀到达武汉以后，他和一批年轻的中共领导人所面临的革命形势愈来愈险恶了。如果说他在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之后，曾经陷入困境的话，那么现在他将遇到更大更多的困难。４月１８日，蒋介石悍然成立南京国民政府，与武汉国民政府相对抗，并下令“清党”，通缉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人士达１９０余人，将陈独秀和鲍罗廷列为“首犯”。武汉方面宣布开除蒋介石的党籍，免去他本兼各职，从此宁汉分裂，中国一时出现了北京、武汉、南京三个政权鼎足而立的局面。而武汉政府却陷入四面受敌的险境，北有奉系军阀；东有蒋介石；南有受南京政府节制的两广；西有与蒋介石勾结的四川军阀杨森。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对武汉实行经济封锁，武汉地区金融阻滞，汇兑不通，工商业衰落，物价上涨，日用品缺乏，全市失业工人到五月间增至十二万人。②与此同时，两湖地区工农运动持续高涨，特别是湖南省的一些地区，农民已开始自动地插标分田，猛烈地冲击着封建土地制度。土地问题牵动着千家万户，影响到社会的各个阶层。在工农运动高涨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在当时难以避免的过火行动和过高要求。年幼的中国共产党面临着一场冷酷而严峻的挑战。
它的领导者苦心焦思，议论纷纷，为制定革命决策一再地发①
②汉口《民国日报》，１９２７年５月１８日。
黄然的四次回忆，１９７８年３月１７日；１９７９年９月１０日；１９８０年５月生争论。
当时，对中共制定决策有重大影响的是三个人，即苏俄政府代表、国民党顾问鲍罗廷，共产国际首席代表罗易和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
罗易是１９２７年２月１６日到达广州的，他来中国的主要使命是贯彻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１９２６年１１月２２日至１２月１６日）所作出的《关于中国形势问题的决议》。
这个《决议》为即将召开的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所“完全接受”，对当时如何解决土地问题及如何处理国共两党关系的问题有着重大的影响。
《决议》指出“目前，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重点是土地革命”，并规定了解决土地问题的纲领，即在国民政府的辖区内应最大限度的减少地租；取消加在农民身上的各种捐税；把属于反动军阀、属于同国民政府进行内战的买办、地主和土豪的寺庙与教堂的土地收归国有；解散地主武装，武装贫农和中农，农村一切武装力量归革命政权机关管辖等等。
目前“运动的基本力量将是革命性更强的联盟——工人阶级、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联盟”。“无产阶级越来越明显地成为运动的领导者”。共产党应法“利用政权机关没收土地，减少捐税并给农会以实权”。但是共产党员在政府里只许“组织左派与之密切合作，不要企图以共产党员代替他们做领导工作”。换句话说，解决土地问题不需要共产党独自出面，打出自己的旗号，只要同左派合作，也不需要自下而上地发动农民群众，只要通过国民政府由上而下地进行就可以了。
《决议》在谈到国共两党关系时，不仅批评了共产党退出国民党的主张“是错误的”，而且进一步指出“中国革命发展的全过程，其性质和前途都要求共产党人留在国民党内，并在其中加强自己的工作”。①罗易就是根据这个决议来指导中国革命的。
４月２日，罗易来到了武汉。４日至２０日，他和鲍罗廷及晚到汉口的维经斯基与中共中央局就当前革命形势举行会谈。会议原是瞿秋白主持的，待陈独秀到达汉口以后，他主持了１８日至２０日的会议。会议期间传来了“四·一二政变”的消息，形势剧变。面对新的形势，共产党对制定革命策略发生了争论。当时会上有四种意见：一、是东征讨蒋；二、南下重建广州政府（“四·一二”之后的第三天，李济深在广东进行“清党”）；三、是与国民党一起举行第二期北伐；四、在两湖地区开展土地革命。鲍罗廷认为东南帝国主义势力强大，无产阶级力量薄弱，蒋介石可能联合张作霖，如果帝国主义再干涉，则革命无法坚持。
他竭力主张同国民党一起北伐，与冯玉祥部会合，打通苏俄通道。但既然要北伐，就不可能进行土地革命。罗易认为当前主要任务是通过土地革命和巩固两湖根据地。鲍罗廷说国民党已决定北伐，我已表示同意，如果你们决定反对北伐，我就马上辞去国民党顾问职务，并电告国际这种意见是错误的。②鲍氏的态度如此之决①
②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代表会谈纪要，１９２７年４月。
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１９１９—绝，不惜以掼乌纱帽坚持自己的主张。会议经过争论，中共中央（自然包括陈独秀在内）同意了北伐的意见。
对北伐的意见基本上取得一致之后，在北伐的同时要不要解决土地问题，怎样解决土地问题，又发生了争论。
关于土地问题，国民党中央于４月２日成立了土地委员会，由邓演达任主任，毛泽东、谭平山、徐谦、顾孟余为委员。土地委员会为了制定解决土地问题草案，曾经连续举行会议，４月１９日至５月６日又召开了六次扩大会议。参加扩大会议的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共中央领导人，国民党各省区农民运动的负责人以及一些军事将领。会上就解决土地问题是政治没收，还是经济没收，没收后的土地给谁和关于保护小地主及革命军人的土地等问题展开了争论。
陈独秀出席了４月２６日举行的扩大会议，他在会上提出了解决土地问题的原则及进行的方法，即：“（一）国民革命过程中必须解决土地问题，即是没收小地主及革命军人以外之出租的土地分给农民；（二）公布佃农保护法；（三）无土地之革命士兵退伍时必须给以土地；（四）解决土地之先决问题必须给农民以武装及政权。以上是原则。（五）（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必须命令农政部迅速执行国民党第三次全体中执会议关于农民运动议决案，尤其是督促农村自治机关之实现；（六）中央农政部即须根据上列原则订定土地改良法案；（七）各省党部会同省农协依据中央农政部土地改良法案按照当地实际情形，议定解决土地问题之实施条例，呈请中央党部批准，交政府土地主管机关执行之。……以上为进行方法”。陈独秀之所以明确地提出小地主及革命军人的土地不在没收之列，是为了“使他们安心，若不提及，他们不安也”。
陈独秀发言之后，鲍罗廷接着发言，他认为解决土地问题的方案，由农政部协同湖南省党部制定以后，还应“提出省民会议”通过，才可施行。陈独秀不同意这个意见，他“主张在党部、省农协讨论通过便可实行，不必等省民会议便可解决”。①
陈、鲍二人的意见，并无实质性的差异，可略而不论。但不能不将陈独秀的意见与国际执委第七次会议决议中有关土地问题的意见作一比较。对没收土地的对象的广度，陈独秀的方案超过了国际决议中所规定的。至于解决土地问题的方法，陈独秀所说的由国民党中央“命令农政部……”，“呈请中央党部批准”等等，不仅没有违反国际决议的“利用政权机关”的指示，而是使其具体化了。
４月２９日，陈独秀在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４月２７日至５月１０日）做政治报告和党组织状况报告，当谈到土地问题时，他把小地主划入了小资产阶级范畴，说不没收他们的土地，“向他们让步”是为了与小资产阶级建立联盟，这个意见为“五大”所接受，并在大会《宣言》里提出“农民必与小地主建立同盟以消灭封建的专制和绅士政权”。但陈独秀并没有把解决土地问题当作革命的紧急任务，他在报告中说：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目前是加深农民运动呢，还是等待北伐继续向前推进，等待农民运动扩大以后，再来加深农民运动呢？我们以为后一种做法更可靠得多。因为旧军阀依然存在，①该次会议记录。
还有所谓新军阀，如蒋介石。只有扩大以后再来加深，才能巩固基础。”①也就是说先扩大后深入，等到打倒新、旧军阀以后，再进行土地革命吧！
这个意见同斯大林的观点不谋而合。期大林在５月１３日和中出大学学生谈话时，也是主张先北伐的，至于土地革命等“和冯军会师，在军事方面充分地巩固起来”以后，再“以全力开展”。②
“五大”剧主张扩大与深入同时进行，对土地问题的态度比陈独秀积极得多。大会作出的《武治形势与党的任务议决案》指出：现在革命既“需要很快的扩张”，同时“应当竭力执行深入革命的职任，以巩固革命的根据地。如果认为要先完成北伐而后始执行急进的土地改良与民主政权之创造，那末，这正可以使资产阶级在他所占领的沿海诸省，戴着民族主义者的假面具而在极短时期内巩固他们的势力”。“第五次大会丝毫不减少扩大革命地盘与打倒张作霖的需要”，但“反对以扩大革命地域为借口，而实际上抛弃或削弱现时革命根据地的倾向”。这显然是批评陈独秀的，当然也不只是批评他一个人的。
《议决案》还明白指出现在“革命的主要任务，是土地问题的急进的解决”，这“是巩固工农小资产阶级革命联盟所必需的”。③①②
③《中共中央文件选集》（３）第４２—４５页。
《斯大林全集》第９卷。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党史资料》，１９８２年第３辑。
“五大”还专门作出了《土地问题议决案》，规定“没收一切所谓公有的田地以及祠堂、学校、寺庙、外国教堂及农业公司的土地，交诸耕种的农民”；“无代价的没收地主租与农民的土地”，但属于小地主和革命军人的土地“可不没收”①等等。但是，大会没有提出解决土地问题的具体办法。想必也是遵照共产国际的决议，由国民政府由上而下地去执行这个议决案的。这时广州政府虽已不复存在，可大会认为“四切，资产阶级之退出，使国民党日益成为工、农、小资产阶级三种被压迫阶级的联盟，无产阶级是这个联盟的原动力。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不仅与国民党共同担负责任，而且共同担负政权”。②由此就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过去共产党不参加广州政府还要通过它执行；现在由国共两党“共同担负”的政权，更应当解决土地问题了。
以上介绍了三个解决土地的方案，一个是国际执委七次会议提出的；一个是陈独秀的；一个是中共“五大”的。这三个方案除了实行的缓、急有所不同外，很难说还有什么重大的差别，即使缓或急，也都是通过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去实行的，主动权并不在共产党的手里，因此土地问题能否解决，关键要看国民党了。
５月９日、１２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接连举行了两次会议，讨论土地委员会提交的《解决土地问题决议草案》。①
②《中共中央文件选集》（３），第４４页。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３），第５５页。
《草案》的主要内容是：没收肥田５０亩或瘠田１００亩以上的大地主土地，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使农民在农村取得政权；由省党部、省政府和农民协会等团体组织人民裁判委员会，严厉惩处土豪劣绅；保护革命军人的土地等等。从这些内容可以看出《草案》不过是一个初步的土地改革方案，它完全符合一个多月前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所通过的《对农民宣言》的精神。
国民党的一些主要头领是怎样对待这个《草案》呢？他们有的花言巧语；有的经过刹那间的犹疑，便立即采取否决态度；多数是原形毕露成了叶公式的人物。谭延贻说：“没收的土地，一概归公。现在不能讲分配。要讲分配必惹起极大的纠纷。”孙科和徐谦都反对公布《草案》。陈友仁说：“如果实行土地分配，帝国主义者更要说我们是共产，蒋介石以及他的爪牙更有辞可藉。当此军事外交紧急的时候，于我们很是不利。”汪精卫说，“不公布，只对湖南省党部通知。”孙科马上反驳说：湖南省党部得到通知后，一定要训令下级党部，“那末，不公布也变成了公布”。邓演达极力主张通过《草案》，如不能公开公布，可“秘密公布”，反动派若“一定要说‘耕者有其田’这是共产，那也没办法”。谭延贻说：“要公布就大大方方的公布，不公布就暂时保留。这样偷偷摸摸的办不好。”的确，他是明火执仗地反对解决土地问题的。邓演达又提议“只通过不发表，将意旨告诉湖南省党部”。最后会议进行表决，只有林祖涵、邓演达、吴玉章３人举手赞成通过而不公布，八人主张“暂时保留”。①所谓“暂时保留”者，乃把农民的土地要求打入档案库，束之高阁也。
国民党中央对《解决土地问题决议草案》的否决，堵死了一切企图通过国民政府由上而下地解决土地问题的途径，抛弃了扶助工农的政策，对国共两党的合作不啻是釜底抽薪，同时也证明了武汉国民党中央的大权操纵在地主、资产阶级分子的手里。共产党如果不能打出自己的旗号，独立地执行它的土地政策，就甭想触动千百年来、根深蒂固的封建土地制度。
在中共“五大”前夕共产党内部争论的问题，以及对陈独秀的批评和他的态度，大多包含在陈独秀在“五大”的报告和“五大”的决议里。
陈独秀在“五大”上作的报告，系统地叙述了“四大”以来历次重大的政治运动和党组织、工农运动的发展状况。并检讨了自己的错误。陈独秀说：当孙中山先生提出北上时，“不了解”这次活动的意义，因此中央曾持反对态度，“中央的策略并不完全是正确的”；准备退出国民党这个策略也是“不正确的”，“我本人在这个问题上犯了错误”；关于北伐，我是“支持”的，“可是国际代表（指布勃诺夫——引者）不同意我的意见，他说这是冒险行为”，因此“我们对北伐的态度是消极的，所以取得的成果不大”等等。这是陈独秀自从担任中共中央书记以来，第二次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作公开的检讨，和承认自己的错误。但是没有分析犯错误的原因，特①《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速记录》，１９２７年５月９、１２日。
别是关于退出国民党的问题，他并没有把自己意见亮出来，进行自我的分析与批评，更没有阐明当前国共两党关系的现状，以及可能发生的变化。他对这个问题的检讨，自始至终是缺乏诚意的，或是在一定的压力之下被迫表态的。因为国际执委第七次会议的决议再次指责退出国民党的主张是错误的。
陈独秀的检讨是笼统的，轻描淡写的。
陈独秀在报告里对几个有争议的问题，谈了他的意见。例如对“三二○事件”，他认为当时“党中央坚决主张采取退守——让步的策略”是正确的，因为“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力量，当时的确不能够镇压蒋介石，况且蒋介石也没有公开地暴露自己的反革命面目。……”又如在谈到上海工人武装起义时，他以提问的方式说：“上海是无产阶级的最大的中心，但同时又是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的最大的中心。上海的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是否有力量单独行动呢？还是必须吸收某些资产阶级分子？”“上海的先败是否由于资产阶级的参加？”
言外之意，是上海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没有力量单独行动，上海的失败并不是由于吸收了某些资产阶级分子参加市政府才造成的。
此外，陈独秀的报告里还谈到无产阶级的领导权，“说无产阶级根本没有取得领导权，是不对的。不过，无产阶级还没有取得政权，……还没有可以用来夺取政权的武装力量”。
“目前军事力量不是来自革命群众，而是来自旧军阀的部队”，“大部分军队的将领出身于地主，因此，对他们应进行很好的改造”，应把“大多数左派和共产党员派到军队里去，让他们在军队中做政治工作，……让大多数工农加入军队”，改变它的社会成分。其他，还谈到准备夺取政权，建立革命民主政权的问题，①就更是泛泛而论了。陈独秀作为党的总书记，他的报告反映了他的理论、政策水平，就当时革命形势的要求而论，这样的一位总书记不能说是称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