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惨世界》第９回，《曼殊全集》（２）第１５８页。.15
“五大”作出的《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议决案》，指出五卅运动后，党“只注意于反帝国主义及军阀的斗争，而忽略了与资产阶级争取领导权的斗争”，以致发生了“三二○事变”，“蒋介石推翻了左派政府”。但“党没有正确的政策”，“没有懂得资产阶级已经重新得到民族革命的领导，并想消灭革命”。因而也没有“建立一个左派的革命联盟，包含工、农、小资产阶级，以反对封建分子及资产阶级的领导”。在北伐过程中，“党未能充分注意使革命的社会基础同时深入之必要”，而错误地认为先扩大革命，然后再深入。党对大资产阶级的力量估量过分，对小资产阶级估量过小。“上海暴动的失败，最大原因是无产阶级没有得到小资产阶级群众的赞助”，而是“过于重视资产阶级，拉他进市民政府”。②这些批评虽然没有点陈独秀的名，但无疑主要是针对他的。
据黄文容回忆，在中共“五大”召开的那些日子里，陈独秀是很苦恼的，“晚上在房子里转来转去，直转到深夜一、二点钟，心情的确不安得很”。③这种苦恼的心情该不会是陈独秀一人所独有的吧！①②
③黄然回忆，１９８０年５月２０日。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３）第４０、４１页。
《中共党史资料》，１９８２年第３辑。
因为无论是陈独秀的报告，或是“五大”的决议都不适应当时革命形势的要求，都没有提出无产阶级独立地建立工农武装的任务，也没有提出无产阶级争取革命领导权的切实的步骤，反而误认为在“四·一二政变”之后，“资产阶级之退出，使国民党日益成为工、农、小资产阶级三种被压迫阶级的联盟”，①而忽视了其中握有国民党中央大权的资产阶级及地主的势力，以致对国民党抱有幻想，好似国共两党的合作，真象是国际执委第七次会议决议所说的那样贯串于中国革命的全过程。因此，强调合作，忽视斗争，甚至当国民党中央否决解决土地问题决议草案之后，也没有进行坚决的斗争。至于对两党关系的破裂，更是缺乏思想准备和应变的措施。共产党领导人之间，虽然有这样那样的不同意见，但不足以形成一条正确的路线。
央委员。１０日，大会闭幕，在五届一次全会上选出了中央政治局委员陈独秀、蔡和森、李维汉、瞿秋白、张国焘、谭平山、李立三等７人，和政治局候补委员４人；选出了政治局常委，由陈独秀、蔡和森、张国焘（后补入瞿秋白）组成，由陈独秀任总书记。当革命处于日益紧急的时候仍然选举陈独秀担任总书记，这件事的本身反映了当时党的理论水平和政策水平，而不是象某些回忆录所说是由于陈独秀在大会上接受了批评、承认了错误才选他做总书记的。中国共产党若果真是个成熟的党，而不是幼年的党，就断然不会推举出一位①《中共中央文件选集》（３）第４４页。
不成熟的领袖。陈独秀的苦恼情绪决非是他个人独有的，而是一批年轻的党的领导人在越来越复杂、越激烈的斗争环境中所共有的，它不过集中地由陈独秀表现出来罢了。
对土地问题的意见拒绝国际指示宁汉分裂，既对立又统一。他们双方都在进行北伐，汉方沿着京汉线，宁方沿着津浦线，几乎是齐头并进，攻打奉系军阀。双方在政治上的主要分界限，是宁方边北伐边“清共”；而汉方却依然打着联共的旗号，尽管这面旗帜自从武汉国民党中央否决解决土地问题一案之后，已经无形中失去了它的光彩。
通电，诬蔑工农运动使“商叹于市，农怨于野”，共产党“借口总理容共，而喧宾夺主，以暴君政治扰乱我两湖”，①并率叛军直逼武昌，企图颠覆武汉政府。当叶挺率部狙击叛军的时候，武汉国民党中央发布了一系列的压制工农运动的训令。
２１日，汉口《民国日报》发表了所谓制裁工农越轨行动，保护公正耆绅训令：凡对侵犯“乡里公正富裕之户”的自由，“即无异反革命”。就在这个训令发表的同一天的深夜，驻扎长沙的唐生智部下第三十五军第三十二团团长许克祥率部发动武装叛乱（史称马日事变），以白袖章白符号为标记，以“土豪劣绅”为口令，分头抢掠和封闭了湖南省总工会、省农①《国闻周报》第４卷２２期。
民协会、左派国民党省党部，解除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武装，释放了所有被监禁的土豪劣绅，在长沙等地屠杀革命志士和工农连续七天之久。
急剧恶化的革命形势，迫切要求共产党制定决策。据蔡和森回忆：当时他和李立三“提议叶挺及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全部武力立即占领粤汉路，兜剿夏斗寅”，同时发动工农群众起来“作殊死战，乘机扩大工农纠察队武装，并开赴前敌助战；同时提议积极准备武力对付，以暴动对付暴动”。这是个以工农为主力的进攻方略。但正如蔡本人所说，这些主张在当时不过是“本能的偶然的提议”，并非如“事后追论”的那样“真知著见”。因此，不可能征得多数人的同意。罗易和瞿秋白都“以为现在中心问题还不是军事问题，乃是与左派关系的问题，只有与左派弄好关系，一切政策才有中心”。鲍罗廷和陈独秀都同意这个意见。
这次会议，蔡和森在１９２７年９月写的《党的机会主义史》一文里，有较详细的记载，会上首先有鲍罗廷和罗易各自发表长篇演说。鲍罗廷说：现在国民党左派还是好的，一切错误都是工农运动过火；我们必须向国民党让步，继续与他们合作，现在与他们决裂，中国革命便会完全失败；因此中共中央及一切工会农会团体应发表宣言，拥护国民党中央最近公布的取缔农民运动过火的命令。
罗易一反上次的意见，他说：蒋介石脱离革命以后，封建资产阶级的代理人仍然留在武汉国民党里，并继续担任中央领导职务，他们否定土地改革的措施，导致国共两党关系的危机。共产党应动员广大的国民党党员推翻现在的中央，这并不等于两党关系决裂或政变，而是使国民党民主化。中共中央应发表宣言反对国民党所公布的一切反动法令。
鲍罗廷和罗易演说完毕之后，蔡和森说老鲍“把一切罪过通归于工农运动过火，……教我们去拥护他们咒骂民众运动，……这样，还有什么原则。”罗易“所说的一些原则都是很对的，很可宝贵的，只可惜没有说出办法，每次开会都像上课一般，只是空空洞洞的教我们一些原则，这是不够的”。
推翻国民党中央，“在原则上是对的，但我们对左派群众的工作还是一点没有准备。现在要一声呼喊与国民中央决裂，事实上不是政变也要发生政变的。”
瞿秋白接着发言说：“和森同志的批评是很可笑的，……
其实老鲍与鲁（罗）易在根本原则上并无不同。”①两位外国人滔滔不绝地演说，蔡和森发现了他们之间意见的根本分歧，并提出了批评，但他也没有提出什么积极的意见。瞿秋白则从中调和，并讥笑蔡和森。这就是“马日事变”后中央政治局一次会议的基本情况。
陈独秀在这次会议上发表了些什么意见，蔡和森没说。但在两年之后，陈独秀在《告全党同志书》里写道：他在政治局会议报告两党联席会议时说：“我们和国民党所争的，……
实际他们所要的是整个的领导权，现在只有两条路摆在我们①以上引文均见蔡和森：《党的机会主义史》。罗易的发言，参见《罗易赴华使命》一书《文件》第三十三。５月２４日，即根据这篇文件的日期确定的。
的面前：放弃领导权、或是和他们决裂。会议上以沉默的态度答复了我的报告。‘马日事变’后，我两次在政治局会上提议退出国民党”，会上多数人“仍是以沉默的态度答复了我的提议”。这两次政治局会议是否包括５月２４日这次会议，这无关紧要。因为陈独秀过去已经两次提出过退出国民党的主张，现处在斗争如此激烈的情况下，他再次主张退出国民党，这是符合他的思想的。但正如鲍罗廷所回答陈独秀的，“莫斯科必不容许”这样做。这就是会上多数人之所以持沉默态度的主要缘故。这时国共两党合作确实难以按现状继续下去，这一点陈独秀看到了，但退出国民党以后，又该怎么办？陈独秀也没有提出什么主张，这也是会上多数人之所以沉默的原因吧！由于上述的原因，陈独秀对“马日事变”所采取的方针，就只能根据当时中共中央所实际执行的政策去判断了。
陪同赴湖南，一边查办许克祥，一边查办农民运动的过火。当代表团行至岳州时，许克祥来一个逮捕与就地枪决的电文，６人即逃回武汉。其实查办许克祥不过是国民党玩弄的官样文章，而鲍罗廷却把假戏真做，自然是要碰钉子的。
中共中央对许克祥的武装叛乱，曾经决定征调农民自卫军攻打长沙，平定叛乱。但不久又下令停止了。２６日，中共中央议决：“现在既不是推翻他们（仇敌），也不是我们完全投降，还有中间的道路，票找这中间的路。现在不宜于直接和他们武装冲突，我们的职任是等候时机，深厚自己的力量，以准备不可免之进攻。”我们在湖南虽然“已经决定领导农民自动的没收土地，武装起来，家是独立的政策。但这种政策太危险了，假使我们完全独立的干起来，那末我们和国民党的关系将要破裂。固然这是光荣的失败，但是破裂对于我们是不利的。”①于是中共又转而依靠国民党平定叛乱。
６月４日，陈独秀以总书记的名义签发了《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关于政局的公开信》，指出如果对许克祥的反革命的活动实行妥协的话，将“非常严重的影响”国民党的政治生命。因此，中共向国民党提出了六条建议。第一条“明令宣布长沙叛徒许克祥等所组织之委员会系反革命，并令军队联合革命的民众共同推翻之”。②于是国民党中央是否肯承认许克祥的叛乱是反革命便成了问题的关键。
其实，国民党中央的态度是早已有了的。他如果不否决解决土地问题案，不发布那些压制工农运动的训令，一个小小的团长未必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发动武装叛乱。即使胆大妄为，在叛乱之后也必定逃脱不了应得的惩处。然而，事变发生之后，孙科说：“湖南的事（指许克祥叛乱——引者）难道真是许克祥一个人的意思？成天的讲无产阶级在领导革命！”“湖南农民协会也要全体停止活动，不然不得了。”汪精卫说：“本席可以大胆说一句：农民协会是一个空前的错误，国共两党同志都应该明明白白承认的。……也难怪许克祥他们要起来反抗。”③可见在国民党领导人看来，许克祥不过是用刺刀、枪弹去执行他们的制裁农民运动过火的命令罢了，又①②
③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速记录，１９２７年５月３０日、６月１日。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３）第１４１页。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３）第２５０、２４３页。
何罪之有呢！中共对国民党的依靠注定要完全落空的。
于是土地问题留下的就仅有一项工作了，这就是中共中央不厌其烦地连续下达文件，纠正农民运动过火行为，以便维持那已经无法维持的国共两党合作。
无庸讳言，当时农民运动中确有一些过火的行动，是应该加以纠正的。但是，对于任何群众运动中的缺点，只有在率领他们前进的斗争中，积极地加强领导，才能克服并使群众得到锻炼和提高。领导者要做到这一点，首先要对解决土地问题在革命全局中所占的重要地位有透彻的认识，有无畏的胆略，能和农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一道前进。为了解决土地问题，固然不必主动地去撕裂国共两党的关系，但也决不能受这种关系的束缚而牺牲自己的独立性。共产党应当勇敢地高举起土地革命的大旗，为此，就必须对两党关系破裂有思想准备和应变措施，只有这样才能积极地创造解决土地问题的条件。
而中共中央为了维持两党的关系不致破裂，瞻前顾后，犹豫不决，结果完全脱离了农民群众，站在旁观者的地位品头评足，甚至认为“中国土地问题尚须经过相当宣传时期，并且先行解决”乡村政权之后才可解决。①如此地将建立乡村政权或建立武装与解决之地问题的关系截然分开，而忽视了二者之间的联系（当时湖南有些乡村政权已在左派手里），结果是无形中把具有革命战略意义的土地问题搁置起来，到头来连过火行动也未能得到纠正，而徒然为反动派提供口实，增①《中共中央文件选集》（３）第１０５页。
长他们的气焰。马日事变后，以陈独秀为首的机会主义在中共中央占了统治地位。
革命形势急剧的恶化，引起了共产国际的关切。国际执委会于６月１８日至３０日举行第八次全会，作出了《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在会议还没有结束的时候，便于五月底向中共发出紧急指示（史称五月紧急指示）。６月１日，罗易收到了指示，其要点为：（１）“没有土地革命，就不能胜利”，“必须反对过火行动，但不能用军队，而要通过农民协会”，并强调指出“从下面实际夺取土地”。（２）国民党中央的某些老领袖“正在动摇和妥协，必须从下面吸收更多的新的工农领袖”到国民党中央，“革新”它的上层。（３）“必须根除对不可靠的将军们的依赖性，动员两万左右的共产党员，加上湖南、湖北约五万的革命工农，编成几个新军，……否则就不能保证不失败”。（４）“组织以有声望的，不是共产党的国民党人为首的革命军事法庭”，惩办反动军官。①《指示》强调了从下面自动地没收土地，并首次提出了中共建立军队的任务，这较国际执委第七次会议关于中国问题①《斯大林全集》第１０卷第３１、３２页。迄今不见这个《指示》的全文，现收录《斯大林全集》第１０卷的，是经过删节的。当国民党发表了《容共政策之最近经过》，中共中央秘书厅于１９２７年７月２２日发表《国民党分共政策之真相》一文。文中逐条引用《指示》的部分原文，对国民党进行揭露。引文的第一条里有这样一段内容：“对于手工业者商人小地主之让步并与之结合联盟诚为必要。故只须没收大中地主的土地，不要动小地主及军人的土地。如果必要情形则不没收中等地主也可。”就是《斯大林全集》中所没有的。
的决议，确有很大的发展和进步。可惜的是这个《指示》来得太晚了，丧失了建立军队的大好时机。王若飞说，关于建立军队，“三月不搞四月还可，即使五月再搞亦还有可能”。①而现在许克祥部在湖南、夏斗寅部在鄂东疯狂屠杀工农，朱培德在江西“礼送”共产党员出境，“已到火烧眉毛的时候，来不及了”。②而且《指示》本身也包含有明显的矛盾，既要坚持与武汉国民党合作，又要改造他的中央领导机关，使其执行《指示》中的规定，这显然是行不通的。
但中共也并非是无可作为的。如果它敢于揭露武汉国民党中央领导集团的反动性，同它进行坚决的斗争，并深入两湖，依靠农民大众，发动土地革命，就能够团结国民党领导层里的极少数左派，和由中共建立的两湖国民党省、市党部中的多数的左派。这虽然不能扭转革命的败局，但可开创革命斗争的新局面。可是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竟然被工农运动的过火行动吓坏了，事事迷恋于两党合作、合法的道路。
一一作了说明，表示他的意见：农民运动如果不过火，反动派的统一战线就不能形成，因此现在不能着手解决土地问题；国民党通常是在代表大会上确立领导成员，现在国民党没有召开代表大会，怎么能增加它的领导成员呢？如果我们要建立一支独立的军队，问题是如何维持呢？怎样获得武器？在我们建立军队以前，我们得进行谈判，同反动军阀打交道，我①
②李维汉：《回忆与研究》第１３５页。
王若飞《关于大革命时期的中国共产党》。
们不得不支持现在当政的这些将军，否则就不可能有建立我们自己军队的机会；至于组织军事法庭惩办反动军官，这是行不通的，如果我们能够成立这种东西，领导人就只能都是共产党员。陈独秀认为国际的这个指示不是言过其实，就是一种幻想。①
会议经过了讨论，政治局作出对国际指示的答复，说：
“依照训令方针进行，唯声明不能即时都能实现，因为中央全体同志都认为国际这些训令都是一时没有办法的办法。”当时列席会议的俄国人樊克也认为“只好这样回答”了。②可是，国际的首席代表罗易却想入非非，他一向认为“汪精卫是国民党主要领导人中唯一努力同共产党保持友好关系的人”是国民党领导机关中“唯一的小资产阶级的代表”。③他背着中共中央和其他国际代表，在汪精卫赴郑州的头一天，即６月５日，以“开诚”相见的态度，把《指示》交给了汪精卫。后来又劝告汪：“最好是接受这个电报，不然国民党左派同Ｃ．Ｐ．都完了。”汪毫不含糊地回答说：这几条“一条也不行！我们不能牺牲国民党”。
④能说会道的罗易所干的这件蠢事，说的这些蠢话，为汪精卫实行“分共”提供了口实。但那时汪还不便立即下手，因为武汉的主力部队唐生智部还在北伐的前线豫南。①②③
④国民党中央第二届常委会议速记录，１９２７年７月１５日。
《罗易赴华使命》第２８５页。
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
转引史略：《陈独秀是怎样拒绝共产国际“五月紧急指示”的？》，《中央档案丛刊》，１９８７年第２期。
放弃领导权右倾错误的恶果团，冯玉祥部占领了郑州。１０日，武汉国民党领导人汪精卫等一行移樽就教来到了郑州，同冯玉祥举行会谈。当初，之所以要举行第二期北伐，由武汉出师北征，冯部末出潼关，两面夹击奉系军阀，对武汉国民党中央来说是为了同蒋介石抢夺北伐的旗帜；对中共中央来说，是为了先扩大革命而后深入；对鲍罗廷来说还有更深一层的目的，即避开帝国主义在东南的强大势力，打通与苏俄直接相连的国际路线。因此，无论是武汉国民党或是中共中央和国际代表都十分重视郑州会议。同日，罗易发表给冯玉祥公开信，说：“共产国际授命我对你的辉煌胜利致以热烈祝贺”，现在“消灭南京反革命中心……是国民革命军面临的迫切任务。我希望在前线聚会的革命领导人妥善办法，全面协调上述任务和攻占北京的任务”。①罗易对冯玉祥抱有极大的希望。而郑州会议的结果，却是唐生智部撤回武汉，把河南的地盘全部留给了冯玉祥。
在郑州会议之前夕，传出冯玉祥的“共同北伐”，即宁汉双方“共同北伐”的主张。这时陈独秀“已悟前此北伐政策错误，……他知道共同北伐成功之日，便是共同解决Ｃ．Ｐ．之日”。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独秀、立三、秋白是主张东征的；鲁（罗）易、平山则仍主张南取广东；和森则主张解①《罗易赴华使命》第３２９页。
决两湖问题”。并提出湖南、湖北议案：围攻长沙，自动的没收土地，发展农军，扩大工人纠察队，推翻国民党中央，进行改组。①“此日（即６月８日②——引者）恰好国际来一电报，责斥中央对于土地革命的态度不坚决，……警告中央改变态度，否则将在国际机关报上公开批评”。罗易看完国际电报表示同意两湖决议案。中央与国际代表为组织湖南暴动成立了湖南特别委员会，并派出大批军事同志前往。后来一位外国同志听说中共在湖南的势力已完全瓦解，暴动已不可能，鲍罗廷拒绝支付已经决定的款项，结果取消了湖南特别委员会。此后中央政治局虽还曾设想进攻，但“由多数的反对否决了”。③
回电的答复。中共中央对这个第二次的紧急指示必须做出回答。１５日，陈独秀根据政治局的意见致共产国际电，说：“大多数的军官来自中小地主阶级”，他们以农民运动的过火行动为借口，“反对土地革命”。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必须采取让步政策，必须纠正过火行为，节制没收土地的行动”。然后“加速建立”，农村自治和农民武装，为没收土地作准备。①②
③《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第８０—８２页。
《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第８０页有一段话：“此日恰好国际来了一个电报，……翌日鲁（罗）易提议……派五十名军事同志赴江西，……”。６月９日鲁（罗）易在《反革命活动和共产党人的策略：防御还是进攻？》一文中说：“应立即派遣５０名同志到江西……”（《罗易赴华使命》第３２０页）由此可知蔡文中所说的“翌日”即６月９日，而“此日”即６月８日。
《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第７９、８０页。
“否则，将立即引起大部分反动军队的冲突，与国民党发生分裂，而我们将变成一个反对党。”
“你们的指示是正确的而重要的，我们表示完全同意；中国共产党要建立民主专政，但在短时期内不可能实现。用改组的办法驱逐汪精卫尤其困难。当我们还不能实现这些任务的时候，必须与国民党和国民革命军将领保持良好关系。……
如果我们同他们分裂，要建立我们自己的军事力量将是很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但是，又说：“在最近的将来，继续留在国民党内在客观上大概是不可能的。”可见，中共中央陷入了无法解脱的思想矛盾，他既害怕冲突、分裂，想保持两党合作的良好关系；同时又意识到“在最近的将来，继续留在国民党内客观上大概是不可能的。”但害怕冲突和分裂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因此解决矛盾的唯一方法是“我们的迫切任务是要纠正‘过火’行为，然后没收土地”。①然而，越是纠正过火行动，反动军官的气焰就越是嚣张。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和国际代表经过了几度的争论，多次的犹豫动摇，终于一起陷入了右倾机会主义的深渊。
冯部占领郑州的第二天，６月２日宁方北伐军占领了徐州。郑州会议结束之后，冯玉祥于１９日到达徐州，同蒋介石连续举行三天会议。２１日，蒋、冯联衔发出通电：“中正、玉祥与数十万将士，为三民主义信徒，……必期尽扫帝国主义之工具，以完成国民革命之使命而后已”。这里“帝国主义之工具”一语的含义，如果说还不十分明确的话，那末在自称①《罗易赴华使命》第３２４、３２５页。
工农合种出来的冯玉祥个人通电里就说的非常清楚了。“近日武汉情形，店员胁迫店主，职工胁迫厂主，佃户胁迫地主，甚至利用‘打倒土豪劣绅’之标语，压迫出征军人之家庭，……
阴布全国恐怖之毒。他如别有用心之不良分子，掺入地方党部，擅行权威，杀人越货……”“鲍顾问已经解职，亟宜设法使鲍回国”。至于宁汉两方，虽“异地而同心，应通力合作等等。这两则通电为反动军官火上加油。２９日，何键发出反共宣言，“呈请我中央政府，我唐总司令，明令与共产党分离，庶民众痛苦可望减除”。①不久，冯玉祥也发了点路费把曾为他整军经武的共产党员“送”走了。
徐州会议，使“四·一二政变”以来，扑朔迷离，令人眼花缭乱的政局明朗化了。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先扩大而后深入革命的意图化为泡影；鲍罗廷的西北学说流为笑料；武汉国民党根本无力消除蒋介石所造成的分裂局面，因此他必须摔掉那面已经黯然失色的联共旗帜，步宁方后尘而“清共”；罗易干的蠢事为汪精卫“分共”提供了话柄。６月１３日，汪从郑州回到武汉，即节节进行“分共”，“集合非共产党的武装同志，将那决议案（指《五月紧急指示》——引者）宣布，请他们在军队中留心防范”共产党的活动。②这时中共中央和国际代表还幻想拉住唐生智和汪精卫，进行东征讨蒋，为此不惜作出了最大最后的让步。①
②汪精卫：《武汉分共之经过》。
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第一编第４５６、４５７、４５９页。
问陈独秀：报纸上已经登了，把枪都交给国民党了，这件事你晓得不晓得？陈独秀听了大发脾气，说你们小孩子晓得什么呵！现在的形势多严重呵！国共两党关系快要破裂，交枪是表示合作的诚意。话虽这么说，可他心里“更不舒服”，常说“究竟叫我怎么领导？我这个领导怎么领导法？”①此时的陈独秀，象一个迷途的羔羊，陷入了无限的怅惘与苦闷之中。
时提出书面决议，“批评党的中央回避土地革命，独秀大发脾气，碎之于地”。瞿秋白向会议提出“甚长之书面提议，……
中心问题，仍然贯彻对国民党左派之让步政策”。“独秀看完秋白书面提议，深以为然，决定请秋白本此提议起草一正式决议案”。②３０日，中共中央为了“推迟”③武汉国民党的叛变，通过了秋白起草的国共两党关系十一条决议案：承认国民党处于国民革命的“当然”领导地位；参加政府的共产党员，“为图减少政局之纠纷，可以请假”；“工农民众团体均受国民党党部之领导与监督”等等④。这个右倾机会主义的纲领，把一向掌握在共产党手中的工农团体的领导权也拱手让给了国民党。
７月４日，中共中央常务委员会议。陈独秀强调利用各军招兵之机会，将农民输送进去，因各军政治部都有共产党员，①②③
④《中共中央文件选集》（３）第２５５、２５６页。
王若飞：《关于大革命时期的中国共产党》。
《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第９６页。
黄然回忆，１９３０年５月２０日。
这样可使农民武装化。可见这时陈独秀对迫在眉睫的“公共”，依然没有切实的应变措施。毛泽东提出农民自卫军上山的主张，认办上山可以造成军事势力之基础，不保存武力，一旦发生事变，我们就没办法。陈独秀认为枪藏不了的可以上山，但招兵工作应大力去做，他的基本态度是不主张上山的，即使上山也是为了消极的躲藏。会上有人明确反对上山的；有不置可否，难以表明态度的。会议虽然未能深入地讨论上山问题，但它表明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批共产党员开始在探索中国革命的必由之路。
在这次会议后不几天，鲍罗廷提议要陈独秀“去莫斯科与国际讨论中国革命问题，……指定国焘、太雷、维汉、立三、恩来五人组织政治局兼常委。自此独秀即不视事”。①两
年以后，陈独秀说他“消极的向中央提出辞职书，其主要的理由是说：‘国际一面要我们执行自己的政策，一面又不许我们退出国民党，实在没有出路，我实在不能继续工作”。
②央“继续限制群众运动的政策，任令一切反革命行为不受惩罚，……与以合法的根据”。
并“已在公开准备政变，以反对中国人民极大多数的利益及孙中山先生之根本主义与政策”。
因此，中共中央“决定撤回参加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员”。但“共产党员决无理由可以退出国民党，或者甚至于抛弃与国民①
②《告全党同志书》。
《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第９８页。党合作的政策”。①
上，手持《五月紧急指示》，逐条地宣读，并大肆渲染、歪曲、蛊惑，说“综合这五条而论，随便实行那一条，国民党就完了”。会议通过了所谓“分共”决议案：在第四次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召开之前，中央党部应制裁一切违反本党主义政策之言论行动；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各级党部、各级政府及军队中有职务者，“自即日起声明脱离共产党，否则一律停止职务”；国民党党员未经许可，加入他党者，“以叛党论”等等②。
绝大多数的共产党员对武汉国民党的叛变，莫不义愤填膺，他们当然不会“声明脱离共产党”的。汪精卫却杀气腾腾地说，共产党“既然宣布退出国民政府，则在国民革命军中，各级政府机关中，亦无须存在”。③到７月下旬，反动的武汉政府便以血腥的屠杀对付继续留在国民党里的共产党员。仅国民党武汉市党部就有１００余名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被杀害。刹时间，大江南北一片白色恐怖。鲍罗廷、罗易、维经斯基等百余名顾问或工作人员纷纷离开中国返回苏联。英勇坚贞的中国共产党人在自己赖以生存的大地上，“爬起来，揩干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
（毛泽东语）！
８月７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确定土地革命①②
③汪精卫：《容共政策之最近经过》。
该日会议速记录。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３）第１７０、１８２页。
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不指名地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从此中国革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在十分艰难困苦的历程中，逐步开辟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
“八七会议”，在中国二十年代的革命史上是一次伟大的转折，但“在党内斗争上造成了不良的倾向，没有让陈独秀参加会议，而把反对机会主义看成是对机会主义错误的负责者的人身攻击”。①机会主义错误的负责者是谁呢？毫无疑问，陈独秀是一个，而且他作为总书记是主要的一个，那末中共中央其他的领导者和国际的代表又怎样呢？对于这个问题，最好是引用当事人自己的话来回答。
蔡和森在《党的机会主义史》一文里写道：大约是６月底，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鲍罗廷发表长篇演说，“斯大林主张土地革命的政策是对的”，可是他所接受的前共产国际主席——季诺维也夫的遗产太坏了。“以季诺维也夫及其在中国的代表（当然包括鲍本人在内——引者）只教我们帮助中国资产阶级，武装中国资产阶级，未教我们武装工农，准备与资产阶级决裂。所以现在斯大林的政策难于执行。”陈独秀接着说：“以前季诺维也夫一向教我们帮助资产阶级，现在斯大林教我们二十四点钟内实行土地革命！”但鲍陈二人都闭口不谈自己应负的责任，把机会主义的错误，统归于一位在共产国际第八次执委会上受到严厉斥责的联共（布）反对派的首领之一——季诺维也夫。
蔡和森还指出，国共关系十一条标志着机会主义的破产，①《周恩来选集》（上）第１７２页。
“但这·不·是秋白同志和独秀同志·个·人的责任；秋白主持的决议和说明中，不过是两个月来（五次大会后）动摇、犹疑、回避土地革命，向所谓左派让步政策之总结罢了”。又说那时“中央政治局的精神愈益混乱不振，·大·家·都沉闷得很，又象迷失路途似的。对于每一个问题都是动摇的，犹疑的”。①瞿秋白在《中国革命与共产党》一书里写道：蒋介石叛变后，“党内没有一致的意见”。“当时·政·治·局·委·员之中，·个·个（以上着重点都是引者打的）
关于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及其责任问题，在莫斯科举行的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上引起了讨论。瞿秋白在作关于政治报告讨论的结论时，说：大革命失败的责任问题，中共中央应负责，而不能诿过于共产国际，还是要怪我们自己。
中共中央本身，作为总书记的陈独秀的责任，以及他在中国革命历史上的地位，应该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力求公允。他说：是否由陈独秀一人负责呢？大家说不应该，又说他应多负一点。瞿秋白的这段话确是公允的。至于“诿过”一语是在特定的条件下所说的，可以谅解，今天却不必再做谦谦君子了。
以上引文中所说的“不是……独秀同志个人的责任”，而是“大家都……”，“政治局委员之中，个个都是……”，以及①
②《中国革命与共产党》第１０６、１０７页。
《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第９７、９８、９１页。
陈独秀“应多负一点”等等的论断，是符合历史实际的。机会主义既然作为一条路线，那末它的形成、贯彻直至破产，不可能是个人的行为。把路线错误的过失，归咎于一个人，是英雄史观的另一种反映，同样是违反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刚刚创立七年的党，要领导一个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社会关系极其复杂的大国的革命，而且又是加入进另一个党里以实现革命统一战线，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一次革命就能出现成功的奇迹，在世界革命史上也是罕见的。因此，以上引文中所说的“大家”、“个个”，并非是偶然的现象，而是与党的幼年性有着内在的联系。
一个幼年党可能犯右的，也可能犯“左”的错误。在二十年代的国民革命中，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之所以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确与共产国际指导之失误分不开的。陈独秀在《告全党同志书》里说：“认识不彻底、主张不坚决、动摇不定的我，当时沉溺在机会主义的大气中”，这是符合实际的。但把犯过错的原因说成是“忠实的执行国际机会主义的政策”，却失之偏颇。至于斯大林所说的，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政策，无论是在广州时期或武汉时期，都“是完全正确的”，①则是文过饰非了。其实，“忠实”之谈，并不忠实；“完全”之说，也更不完全。陈独秀和共产国际及其代表，在许多观点上是息息相通，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只是在某些问题上表现的形式不同罢了。对他们都应当采取实事求是的分析态度。
①《斯大林全集》第９卷第３０６页。
毛泽东说得好，“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反对陈独秀错误路线和李立三错误路线的大斗争，这些斗争是完全应该的。但其方法有缺点：一方面，没有使干部在思想上彻底了解当时犯错误的原因、环境和改正此种错误的详细办法，……另一方面，太着重了个人的责任，未能团结更多的人共同工作。”①这就是在分析、批判陈独秀的错误时，应有的正确态度。岔路口的沉思与抉择
七·一五“分共”的前夕，陈独秀便隐蔽起来了，地点在武昌一个偏僻的工人住宅区，和他住在一起的只有黄文容。
此时两人相对无言，一个在深沉的思索，另一个想问又不便开口，沉闷得很。陈独秀的心情坏透了，以致生了一场病。
一天，陈独秀要次子乔年去找汪原放，并陪他到这里来。
乔年领着汪原放来到了一条深巷里的一楼一底的房前，见门口摆着一张竹床，一个人面孔朝屋里，头靠着门躺在床上，赤着膊，肩上披着一条粗夏布的大围巾，手里拿着把芭蕉扇，活象一个拉大车的苦力。等他们两人走进屋里，躺在竹床上的人说：“来了！”这时汪原放才认出这个“苦力”就是他相识多年的前辈陈独秀。
陈独秀先问了问汪原放手上的工作，然后说：我打算到上海去，可是对于那里的情形，一点不知道。我想，你到上海去走一趟，问问孟邹，看我可去不可去。
①《学习和时局》。
汪原放到了上海，第一件事是同他大叔商量陈独秀回上海的事。汪孟邹说不要紧，可以来，要啸青（亚东图书馆的职员）陪你一道去把他接来，免得大家放心不下。
约９月上旬，陈独秀、黄文容、汪原放、啸青四人同乘一艘英国船“公和”回上海。船上贴着英文布告，大意是国民政府如果在船上捉人，本船概不负责。四人包了一个官舱，陈独秀扮作病人，戴上风帽，睡在上铺，连吃饭也在舱里。船靠码头时，他们关起门来，装作睡觉。船过九江时，正值中秋，月色分外明亮。半夜以后，甲板上人少了，陈独秀出来凭栏赏了一会江月。
船过了九江，下一个大码头，就是陈独秀阔别多年的故乡安庆了。此时此景，他心胸郁闷，思绪万千。他是在故乡的土地上开始他的革命生涯的。自从创办《新青年》以来，他一直在急流中劈浪勇进，回顾他青年时代的伙伴，有的为革命献出了生命；有的半途而辍；有的同他分道扬镳，甚至成为他的仇敌。但也是从创办《新青年》开始，他的新战友，新朋友越来越多了，时代赋与他的责任也更重大了，他的才识越来越不适应革命的要求。现当革命的转折时期，他本人也被政治急流的漩涡冲到了岸边，使他那沸腾的政治生活突然之间变得十分宁静，他独自默默地沉思前不久的那些争论不休，“理还乱，斩不断”的问题。
一路上他躺在上铺很少开口，铁板的脸，紧闭着嘴角，有时喃喃自语，但也只有一句话：“中国革命应该由中国人自己来领导。”他这时虽然只有４８岁，可他那副沉闷、执拗的神态，已象是一位垂暮之年的老人了。船到了上海，他们雇了一部汽车，开到彭礼和家。
这时黄文容还和陈独秀在一起住了一段时期。①
陈独秀说：“八七会议以后，中央不许我参加任何会议，未曾派我任何工作。”②可中央要他到苏联去学习，他拒绝了。
黄文容问他为什么不到苏联去学习。他说：“你懂什么？莫斯科让我去学什么呵？学中国革命问题？中国历史是中国人懂得还是外国人懂得？你以为中国问题还要请教外国人，难道外国问题也请教中国人，中国人能懂吗？”③这个说法虽不确切，因为国与国之间是可以互相学习和借鉴的，但他所表述的基本观点“中国革命应该由中国人自己来领导”，是非常浅显而又正确的。陈独秀之所以拒绝到苏联去，一方面是出于这样的认识；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他对共产国际领导中国革命的意见分歧和不满情绪。说到意见分歧，主要是共产国际一直坚持国共两党合作；而陈独秀却多次提出过退出国民党的主张。在中国革命处于十分紧急的时期，联共（布）反对派首领托洛茨基也是坚决主张中共退出国民党的。关于这个问题，陈独秀和托洛茨基在当时并不曾有过任何的协商或讨论，他们思考问题的角度和路子也并不一致，但结果不谋而合，这一点对陈独秀以后的政治生涯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影响。
共产国际召开第八次执委会时，联共（布）内部的派别斗争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而且不久托洛茨基便被开除出党，①②
③黄文容回忆，１９７８年３月１７日。
《告全党同志书》。
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第１２８、１２９页。
接着被驱逐出境。这个时候陈独秀如果去苏联的话，以他那火暴性子，决不会说中国革命的失败“不能诿过于共产国际，还是要怪我们自己”一类的话的。甚至还会说一些早该退出国民党的话。这将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能心平气和地平等地讨论中国革命问题吗？很难想象那时他的结局是凶是吉？去了，什么时候才能回到自己的国家，……因而，他拒绝了，没有去苏联。
“八七会议”以后，共产党发动了许多次暴动。毛泽东在秋收起义之后，带领部队上了井冈山，在十分艰苦的环境中，在复杂激烈的党内斗争中，筚路蓝缕，一步步开辟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革命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