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衍庶在辽宁省彰武县置地２００余亩，在安徽贵池县置地８００亩。在北京开设崇古斋古玩铺，投资银１万两，在奉天还设有分店。在安庆有市房（铺面）近１０家②，在城里南水关（今革新街）自建住房一座，主建筑有五进三个天井，一个前院二个中院和一个后院（现为安庆市土产公司仓库），宅前宅后都有花园，是当时安庆有名的陈家大洋房子。大门楼有一丈多宽，高悬魏体字“窦宅”木牌，俨然是一派官僚地主的气势。衍庶晚年习汉隶、攻书画，收藏名家真迹和古玩，且对绘画有一定的造诣。陈独秀说原出生在一个小户人家，是绅士们向来瞧不起的，但为时不久，这个小户人家就一跃而为安庆的名门望族，为邻里所另眼看待了。
陈衍庶虽然把陈家发起来了，可他有一件不顺心的事。妻子早亡未生育；续娶谢氏（１８６２—１９３９年）及侧室邵氏，都没有给他生一个儿子，因此在陈独秀５岁时，便过继给叔父做嗣子。叔父衍庶便成了陈独秀的继父，谢氏成了他的继母。①
②张湘炳：《关于家业兴败的回忆——访问陈松年》，《安徽革命史研究资料》第４辑，１９８０年１０月。
张湘炳：《陈独秀家庭情况简述》，《党史资料丛刊》，１９８２年第３辑。
陈衍庶发财以后，还想发更大的财。１９０９年，他通过浙江巡抚增子固（衍庶在东北为官时的换帖弟兄）的关系，创办浙江省华商大益公司，与上海怡德英行订立购大豆３万吨的合同，在黑龙江对青山俄国车站交货；英商预付豆金沪银英商违约，私自在该处收购大豆，“致将豆价挤抬数倍”①。陈衍庶提出诉讼，经判决损失由英商赔偿，合同中止。但在办理这些手续时，买办姚某与英商串通，设下骗局，衍庶一不识外文文件，二无经商经验，以致受人愚弄。辛亥革命后，浙江巡抚倒台，英商通过外交部要求索还定洋，或交付大豆。
这时陈衍庶有口难辩，只得变卖财产，这使陈家家产受到很大损失，对陈衍庶也是一次沉重的打击。他忧愤成疾，于１９１３年去世，从此陈家家业衰落。同年１０月间，二次革命失败后，由于陈独秀曾经极力主张兴兵讨伐袁世凯，袁氏爪牙倪嗣冲派兵抄了陈的家，抢走了陈衍庶多年收藏的书画珍品，从此陈家就越发衰败了。
陈独秀既然是陈衍庶的嗣子，他的胞兄健生也于１９０８年逝世了，那么陈家的全部家产只有陈独秀一人可以继承。可是他“向来不问家事”，视家产如敝屣，像受洋人愚弄，发生了如此大的财产事件，他“还是不问不管”②，对家业的兴旺或衰落全不关心。后来，“有一次他到北京，他家开的一所大①
②沈寂：《再访陈松年谈话记录》，《安徽革命史研究资料》第１辑，１９８０年《公牍》，《安徽公报》第６期，１９１２年９月１８日。
铺子的掌柜听说小东人来了，请他到铺子去一趟，赏个面子，他说‘铺子不是我开的’”①，始终不肯去。他担任中共中央书记以后，社会上传说他家拥万贯。１９２５年秋，英国劳动运动的左翼领袖勃劳顿到上海，由第三国际驻华代表团的介绍，与陈独秀会晤。勃劳顿问他国内外报纸常说你“家拥巨资，确有是事乎”？陈独秀边笑边指着隔壁房间所藏党内外文件，说：
“吾之财产，全在乎此！”②陈独秀走南闯北，从不依赖父辈留下的私产，贪图安逸的生活。他一生中很少有固定的职业和固定的收入，常靠稿费和版税维持生活，有时穷得只有一件汗衫，一天喝两顿稀粥，是个穷知识分子，时人都称他为“寒士”。
陈独秀在他的《自传》里，对严厉的祖父、能干而慈爱的母亲和阿弥陀佛的大哥，都刻画得惟妙惟肖，入木三分，惟独对发家致富的继父却只字不提。这是由于下列原因造成的。
一、陈独秀长大以后，因参加革命活动，多次殃及家庭。二、
陈独秀的第二个夫人是原配夫人的同父异母的妹妹。这两件事在陈衍庶看来，都是大逆不道，无法容忍的，以致大嚷着要“退继”。而这两件事恰恰又是陈独秀执意要做的。于是继父与继子之间的矛盾始终是无法调和的。继父既然不愿认这位“败家”的继子，而继子又何尝愿意承认这位封建卫道士的继父呢？但陈独秀对继母谢氏却是很有感情的。１９３９年３①
②翠芳：《陈独秀与中共文件》，《社会新闻》第１卷１８期，１９３２年１１月２４日。
胡适：《陈独秀与文学革命》（在北大讲演）。
月２２日谢氏在四川江津去世，陈独秀披麻带孝，还说：“先母之恩等于生母，心丧何止三年，……酒食酬应以及为人作文作书，必待百日以后。”①陈独秀是个很重感情的人，他讨厌那种虚与委蛇，拉拉扯扯的待人接物的态度。凶狠的板子刚烈的性格
陈独秀的祖父陈章旭，有个绰号，叫“白胡爹爹”。当“孩子们哭时，一说白胡爹爹来了，便停声不敢再哭，这位白胡爹爹的严厉可怕便可想见了”。
陈独秀说：“我从六岁到八、九岁，都是这位祖父教我读书。我从小有点小聪明，可是这点小聪明却害苦了我。我大哥的读书，他从来不大注意，独独看中了我，恨不得我一年之中把四书五经都读完，他才称意。四书五经还罢了，我最怕的是《左传》，幸亏这位祖父或者还不知道三礼的重要，否则会送掉我的小性命。我背书背不出，使他生气动手打，还是小事；使他最生气，气得怒目切齿几乎发狂，令人可怕的是我无论挨了如何毒打，总一声不哭。他不只一次愤怒而伤感的骂道：‘这个小东西，将来长大成人，必定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凶恶强盗，真是家门不幸！’我的母亲为此不知流了多少眼泪，可是母亲对我并不像祖父那样悲观，总是用好言劝我，说道：‘小儿，你务必好好用心读书，将来书读好了，中个举人替父亲争气。你的父亲读书一生，未曾考中举人，是①陈独秀给杨鹏升信，１９３９年５月５日。
他生前一桩恨事！’我见了母亲流泪倒哭出来了。母亲一面替我揩眼泪，一面责备我道：‘你这个孩子真淘气，爹爹那样打你，你不哭，现在倒无端的哭了！’母亲的眼泪，比祖父的板子着实有权威，直到现在我还是不怕打，不怕杀，只怕人对我哭，尤其妇人哭，母亲的眼泪，是叫我用功读书之强有力的命令。”①
一次白胡爹爹又毒打小孙子，孙子仍旧不哭。于是形成了这样一种奇特的阵势，一边是越打越有劲，一边是咬紧牙关，以沉默相对抗，就是不哭。最后，也许是祖父没有力气打下去了，才算结束了这场“战斗”。祖父气得没法，好似从小孙子的沉默中悟出了什么道理，后来他对乡人说：这孩子长大后不成龙便成蛇。
打在儿身上，痛在娘心里。母亲的眼泪倒使儿子哭起来了。
只有硬汉子在受到毒打时才会不哭，不讨饶，不求情，不屈服。但是陈独秀并非铁石心肠，他有丰富的感情，有丰富的爱，当他“见了母亲流泪倒哭出来了”。“母亲的眼泪，比祖父的板子着实有权威”。可见陈独秀的刚烈而又温情的个性在幼年就形成了。
陈独秀有一对尖锐的眼睛，炯炯有光。凡是他认准了的目标，就执着不放，奋不顾身地去追求。他的老朋友章士钊说他像是“一匹不羁之马，奋力驰去”，任何艰难险阻都阻挡①《实庵自传》。
不住他，“不峻之坂弗上”，①越是艰险越向前。他一生坐过四次牢，从不怕打，怕杀。在新文化运动的前期，他为宣传科学与民主，反对愚昧和专制，不怕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和笑骂，不怕断头流血。为了提倡文学革命“愿拖四十二生的大炮，为之前驱”。②他号召“青年要立志走出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最高尚而优美的生活”③。陈独秀的性格刚强坚毅，具有开创革命大业的英勇气概。
然而，当他一旦把谬误当作真理，走入歧途以后，他也像一头犟牛，是很难回头的。１９２９年他被开除出党。１９３１年分子还瞧不起他，认为他是老机会主义者，不够托派的资格。
他却说：“我毫不顾虑我的意见会在‘无产者社’中是最少数，少数未必即与真理绝缘，即使是人们所预祝的什么‘光杆’和‘孤家寡人’，于我个人是毫无所损，更无所惭愧。”④抗日战争初期，他同托派脱离了组织关系，他对抗战的主张与中共的主张有若干共同之点，为此，一些托派成员骂他是“叛徒”。中共中央向他提出三项条件，第一条要他“公开放弃并坚决反对托派全部理论与行动，并公开声明同托派组织脱离关系。承认自己过去加入托派的错误”，在“三项条件实现后，①②③
④《无产者》第１１期，１９３１年２月。
陈独秀：《研究室与监狱》，《每周评论》，１９１９年６月８日。
陈独秀：《文学革命论》，《新青年》第２卷６号，１９１７年２月１日。
孤桐（即章士钊）：《吴敬恒——梁启超——陈独秀》，《甲寅周刊》第１卷方能考虑其他关系问题”。①（指联合抗日或回到共产党里来——引者）陈独秀却始终不肯登报声明，还说：“我决计不顾忌偏左偏右，绝对力求偏颇，绝对厌弃中庸之道，绝对不说人云亦云豆腐白菜不痛不痒的话，我愿意说极正确的话，也愿意说极错误的话，绝对不愿说不错又不对的话”。“我不迁就任何人的意见”，“不受任何人的命令指使，自作主张自负责任。……我绝对不怕孤立。”②倔强执拗，我行我素，是他后来之所以脱离抗日战争的革命洪流愈来愈远的一个原因。
章士钊说这匹不羁之马“回头之草不啮”③是不无道理的。
一个人的个性不是孤立存在的，同他的社会活动如水乳交融般地密切相连，且相互影响。当陈独秀站在革命运动前列的时候，他以全力推动历史车轮滚滚向前，不愧是一代风流人物；当他一旦被前进的历史车轮摔在后面时，便成了一个孤傲的老人。他说“绝对不怕孤立”，这正说明他已经预感到他将一步步地走向孤立的境地，令人惊异的是他在孤立的困境中依然关心政治问题。
陈独秀待人接物，坦诚爽直，但脾气暴躁，素行不检。他“言语峻利，好为断制，性狷急不能容人，亦辄不见容于人”。④他固执己见，“每当辩论的时候，他会声色俱厉地坚持他个人①②③
④孤桐：《吴敬恒——梁启超——陈独秀》，《甲寅周刊》第１卷３０号，１９２６年１月３０日。
章士钊评陈独秀的原文为“不羁之马，奋力驰去，不峻之坂弗上，回头之草不啮，气尽途绝，行同凡马踣”。
给陈其昌等的信，１９３７年１１月２１日。
叶剑英、博古致《新华日报公开信》，《新华日报》，１９３８年３月２１日。
的主张，倘然有人坚决反对他，他竟会站起身来拂袖而去”。①但他从不玩手段耍诡计。他认为“企图从阴谋诡计小把戏的基础上团结同志做自己个人的群众”，这是张国焘“做过的大买卖，而是我所深恶痛绝的”②。鲁迅曾说“假如将韬略比做一间仓库罢，独秀先生的是外面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开着的，里面有几枝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③鲁迅先生的话，一语破的，陈独秀待人处事是光明磊落的。
陈独秀的个性是刚烈与温情的矛盾统一。刚烈，使他见义勇为，疾恶如仇；温情，使他优柔寡断，以致姑息养奸。他在《自传》中说：“有人称赞我疾恶如仇，有人批评我性情暴躁，其实我性情暴躁则有之，疾恶如仇则不尽然，在这方面，我和我的母亲同样缺乏严肃坚决的态度，有时简直是优容奸恶，因此误过多少大事，上过多少恶当，至今虽深知之，还未必痛改之。其主要原因固然由于政治上之不严肃、不坚决，而母亲性格的遗传，也有影响罢。”这一段自我剖析的话，“其中疾恶如仇则不尽然”一句是很中肯的，既没有全部肯定，也没有全盘否定，肯定与否定二者兼而有之。
陈独秀这匹“不羁之马”到了晚年，“气尽途绝，行同凡马踣”，他挣扎于贫病交迫之中，贫穷和疾病也没有压服这位倔强的老人，他把大部分时间用于研究文字学，著书立说。
①②
③《鲁迅全集》第６卷５６页。
《无产者》第１１期，１９３１年２月。
静尘：《我所知道的陈独秀》，《古今月刊》第５期，１９４７年７月。
在当时是一笔相当可观的款子。陈独秀却托人退还给张国焘，说“却之不恭，受之有愧，以后万为我辞”。①陈钟凡曾赠诗与陈独秀，曰：“人方厌狂士，世岂识清尘？且任鸾凤逝，高翔不可驯！”陈独秀和诗：“悠悠道途上，白发污红尘。沧溟何辽阔，龙性岂易驯。”②杨鲁承的孙女杨树君请陈独秀题字留念。陈独秀赋诗一首，开头两句是“相逢须发垂垂老，且喜疏狂性未移”。这一切都说明陈独秀的倔强性格与他的一生相始终，并渗透在他一生的功过是非里。①
②雪云：《陈独秀诗录略注》，《革命史资料》第５期，１９８７年２月。
郑学稼：《陈独秀先生的晚年》，《掌故月刊》，１９７２年４月。二青年时期院试夺魁婚姻子女
几个塾师”，他“都不大满意”。到十二三岁时，便由大哥教他读书了。
大哥孟吉（府学廪贡生）的脾气与祖父恰好相反，是个老好人，他了解弟弟的脾气和爱好。陈独秀说：“大哥知道我不喜欢八股文，除习经书外，就教我读《昭明文选》。”《昭明文选》是南朝梁代文学家萧统（梁武帝萧衍的长子，死后谥“昭明”）编选的一部大型诗文总集，录选先秦至梁八百年间各体文章的代表作，其中主要是诗文、辞赋和杂文。陈独秀初读《昭明文选》时，“也有点头痛”，但没多久就“读出味道来了，从此更加看不起八股文”。①而且在《自传》里还自①《实庵自传》。本节下文凡不注明出处的，均引自此书。
称是“选学妖孽”，①可见他对这部书是很下过一番学习功夫的。
一个十二、三岁的孩子，生长在书香世家，却“看不起八股文”，这不是祖父的板子所造成的逆反心理，也不是他这时已经受到了什么新思想的影响，而是他自小就讨厌刻板的束缚个性的东西。然而，那个时代读书人的唯一“正道”是走科举的道路，考秀才，中举人，会进士，点状元；然后做官当老爷，发家致富，光宗耀祖。但凡走这条路的人，必须把四书五经读得滚瓜烂熟，和学会做八股文，因为科举制度的第一级秀才和第二级举人的试题，都以四书为限，答卷必须用八股文的格式撰写。
陈独秀看不起八股文，这“使阿弥陀佛的大哥夹在中间很为难”。他一面受了母亲的严命教弟弟“习八股文”，一面他知道弟弟“不喜欢这一套”。一直到光绪二十二年（公元在挨不过去了，才硬着头皮对弟弟说：‘考期已近了，你也得看看八股文章罢！’”可弟弟心里想的还是他的《昭明文选》。
大哥“对这位难说话的弟弟，实在无法可想，只好听其自然了”。县考府考②陈独秀都通过了，但“名次都考得很低”，剩下最后一关是院考，院考及格以后才是秀才。①
②从士子到秀才，先参加祖籍所在县的县考，及格以后，参加府考，再及格，再参加以府为单位的院考。院考及格，政府才正式承认为“生员”，即通称秀才。
选学，指《昭明文选》。“选学妖孽”是钱玄同在１９１７年８月提出的批判旧文学，响应文学革命的口号。
陈独秀为了“敷衍母亲”，要去应考同他“格格不入”的四书，还要做一篇“他看不起的”八股文，想必将是名落孙山之外，然而结果却完全相反。
到院试时，发下了卷子，陈独秀一看试题是什么“鱼鳖不可胜食也材木”的截搭题①，便马上决定“对这样不通的题目，也就用不通的文章来对付”。这种毫不考虑后果的玩世不恭的态度，简直是跟科举开玩笑。他“把《文选》上鸟兽草木的难字，和《康熙字典》上荒谬的古文，不管三七二十一，牛头不对马嘴，上文不接下文的填满了一篇皇皇大文……”。
陈独秀回到家里，“把文章稿子交给大哥看，大哥看完文稿，皱着眉头足足有个把钟头一声不响”。这时候只因为他看见“大哥那种失望的情形”，才觉着有点“难受”了。可是谁也没有想到，连陈独秀自己也没有料到他“那篇不通的文章，竟蒙住了不通的大师”。院试结果，中了第一名秀才。
陈家本来有一名举人，一名秀才，现在又增加了一名年轻的秀才，于是地方绅士们不但另眼相看，而且造出了许多神话，说陈家“祖坟是如何如何好风水，说城外迎江寺的宝塔是陈家祖坟前一管笔，……”于是，富户人家争先恐后地托人来说媒。陈独秀的母亲对这些当然是“大乐而特乐的”。
他也因母亲的“快乐”而感到“高兴”。至于对科举，他虽然中了秀才，从此却更加鄙薄它了。
①把四书中的某一文句的下半句，与下一文句的上半句拼凑而成，谓截搭题。本题所引原文：“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老丧死无憾也。”（《孟子·梁惠王》）
在许多富户人家托人来说媒的，有安庆统领高登科。高登科，字敬亭，安徽霍丘县城东十里高家话人。高出身于农家，母早丧，受继母虐待。幼年牧鹅，散失两只，不敢回家，路宿麦田，恰遇清官兵路过，被收留作勤务。后步步高升，以安徽统领虚衔副将，清廷赏穿黄马褂，置田４０００余亩。高登科原配夫人早丧，继弦詹氏，生一女名晓岚，乳名大众。詹氏亡后，续弦阜阳元家女儿为妻。元氏生女名君曼，乳名小众。当高登科得知晓岚在家受后母元氏虐待当丫头使唤时，不禁想起自己的童年遭遇，乃将晓岚带到安庆。①高登科在与陈家联姻的竞争中得胜，将长女晓岚许配给陈独秀。１８９７年冬，陈独秀１８岁与高晓岚结婚。②按照封建婚姻的观点，这对夫妻可谓是门当户对，文武相亲。结婚大典时，想必众亲友祝愿他俩白头偕老，说了许多的吉利话。至于当事人男女双方对结婚有什么意见，这勿关重要。因为包办式的婚姻根本不需要征求他们的意见，也不允许他们发表什么不同的意见。
高晓岚长陈独秀３岁，因自幼受继母虐待，虽是出身将门之女却目不识丁。她身材修长，面目清秀，一双小脚，总是穿着老蓝布做成的长长的大褂子，宽大的裤脚管，用细绳子扎得紧紧的，很少穿颜色鲜艳的衣服。她自从嫁到陈家，就再也没有回过娘家。她除了１９２７年去武汉探望患重病的儿子①
②陈独秀哪年结婚，无文字记载，也无确凿之回忆。陈松年说只能按长兄延年的生年（１８９８年）向前推算一年。
马启荣、蔡亚樵：《关于陈独秀姻亲高家的情况调查》（未刊稿）。
乔年，从没有出过陈家的大门。她是一位普通的旧式妇女，虽没有文化，但很有教养，善良温和，孝敬公婆。
而陈独秀本来就不是安分守己之辈，不久又受到革新思想的影响，转向了康梁派。婚后，他们夫妻关系，如果说原来还有爱情的话，那么到了这时候也发生了动摇。“平时家庭不和，多口舌之争”。陈独秀东渡留学时，“欲借其夫人十两重金镯作为游资，坚决不肯，时常吵口”。①陈独秀经常在外走南闯北，思想日新月异，而高氏则足不出户，墨守成规。
两人的思想感情，生活情趣越来越合不拢。这对高氏来说也许算不上什么大事，她的婚姻观本来就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而陈独秀却无法忍受得了。
高晓岚有同父异母的妹妹高君曼，略识文学，思想新颖，与陈独秀颇相得，关系渐趋亲密，“进而发生爱情”。１９１１年，陈独秀在杭州与高君曼同居，结为伉俪。这引起了全家的反对。嗣父衍庶认为这种大逆不道的事，比陈独秀干革命还难以容忍，骂他败坏门风，扬言今后不许他俩踏进陈家的大门。
高家也认为两姐妹同嫁一人为礼教所不容。陈独秀与高君曼却不顾家庭的反对和舆论的指谪，决然自行成婚。到民国元年陈独秀任安徽都督府秘书长时，与君曼同居在安庆城宣家花园内，同高晓岚的夫妻关系已名存实亡。在那个时代，男的挣脱了封建婚姻的羁绊，女的却照例要蒙受最大的不幸，她心中虽然不满，但不外露，郁闷于胸，默默地过着没有爱情①潘赞化：《我所知道的安庆两个小英雄故事略述》，《安徽革命史研究资料》第１辑，１９８０年７月。
的生活。
陈独秀同原配夫人生了三个儿子，长子延年，次子乔年，三子松年。他和孩子们很少生活在一起，但关心他们的教育和成长。大约在陈独秀创办《新青年》杂志的时候，他把延年、乔年兄弟俩叫到上海，“寄宿在《新青年》发行所亚东图书馆店堂的地板上，白天在外工作，谋生活自给，食则夸饼，饮则自来水，冬仍衣袷，夏不张盖，与工人同作工，故颜色憔枯，人多惜之，而怪独秀之忍也。”君曼认为自己是他们的姨妈，也是继母，看到孩子这般受苦，曾“流涕不已”，托潘赞化向陈独秀说情，让两个孩子在家里食宿。陈独秀跟潘赞化说：“妇人之仁，徒贼子弟，虽是善意，反生恶果。少年人生，叫他自创前途可也。”①陈独秀本人就是自创前途的，他也按照自己成长的方式，去教育他的下一代。
不久，延年、乔年都进入震旦大学读书，陈独秀也晋京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他托亚东图书馆经理汪孟邹从他的稿费里按月支付给每人每月五元的生活费。延年、乔年都受到过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但很快就转向马克思主义，成长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延年曾任中共广东区委书记，因工作关系，父子常一起出席党的重要会议，但几乎没有一起过家庭生活。延年给父亲写信时称“独秀同志”而不以父子相称。１９２７年６月，１９２８年２月延年、乔年兄弟俩先后被国民党杀害。他们的母亲高晓岚悲痛万分，身体越发虚弱，加①潘赞化：《我所知道的安庆两个小英雄故事略述》，《安徽革命史研究资料》第１辑，１９８０年７月。
上患肺病和妇科病，于１９３０年去世。三子松年在他的记忆里第一次见到父亲是在三十年代初，那时陈独秀被关押在南京老虎桥监狱里。松年在狱中见到父亲不免伤心落泪，而父亲眼睛一瞪，对多年不见的小儿子说的第一句话是：“没出息！”
陈独秀与高君曼生一男一女。女名子美，死于十年动乱中。子名和年，今健在。１９１５年５月，高君曼患病咯血，数年后，陈独秀又另有新欢。大约在１９２５年１０月间，高君曼为了节省生活费用携带两个孩子到南京居住。早在“二次革命”讨伐袁世凯失败以后，陈独秀在南京东厂街（今秀山公园旁）盖了两座草屋，约１０余间，置地数十亩①。君曼和孩子们就住在这里，陈独秀每月给他们５０元生活费②。一对经自由恋爱而结成的夫妻，现在也散伙了。
高晓岚去世时，君曼带着孩子回安庆奔丧，这时陈家的人和亲友对她和独秀的婚事仍然有所非议。独秀姐姐的孩子本应呼君曼为舅妈，却偏叫她小姨。君曼气愤地说：“叫我小姨当然也可以，但他们对舅舅（指独秀）是怎样称呼的？难道也叫姨夫吗？”据和年回忆，他母亲君曼从安庆回到南京以后的第二年，即１９３７年因患癌症也离开人世了。
大约在１９３１年，陈独秀与上海英美烟厂的一位青年女工潘兰珍结为夫妻。潘氏，江苏南通人，１９０８年生于贫苦农家，较陈独秀少二十九岁。两人结合以后，陈教潘读书识字，进①
②汪原放日记。
沈寂：《再访陈松年谈话记录》，《安徽革命史研究资料》第１辑，１９８０年行启蒙教育。潘忠厚善良，待人热情慷慨，有舍己助人的优良品德。陈独秀在南京坐牢时，她也到南京租了间破屋住了下来，就近照料陈独秀。晚年的陈独秀贫病交迫，她不但不嫌弃，而且一直陪伴着他，料理他的生活。这是陈独秀晚年不幸中的惟一的幸事。陈独秀临终时嘱咐潘兰珍：“今后一切自主，生活务求自立。”潘分得了陈独秀的一部分稿费，另嫁他人。１９４９年春，因患子宫癌死于上海。①乡试落第转向康梁派
陈独秀考中秀才的第二年，即光绪二十三年（公元１８９７年），紧接着就参加江南乡试②。
陈独秀对院试曾经抱轻蔑的态度，认为“那算不得什么正经事”，而结果却名列榜首。
现在他对参加乡试倒是“着实准备了”的，对讨厌的八股文也“勉强研究了一番”。他所以如此认真的对待，并不是想沿着科举的阶梯一级级地爬上去，而是觉得既然乡试“这场灾难是免不了的，不如积极的用点功，考个举人以了母亲的心愿”，往后好“正经做点学问”。
他“打定主意，只想考个举人了事，决不愿意再上进”。可见他参加乡试的动机，不是为了会进士，点状元，而是“以了母①
②乡试，每逢子、卯、午、酉年八月在各省省城举行，中者为举人。清顺治二年，设江南省。康熙六年将江南省分置江苏、安徽两省。但两省乡试仍合并举行。
张君等：《关于潘兰珍的情况》，《党史资料丛刊》，１９８３年第２辑。
亲的心愿”。他最终是要与科举分手的。这种态度，反映了他的思想开始发生了变化。
这年夏，１８岁的陈独秀，离开母亲，“初次出门到南京乡试”。同行的人，有他的大哥，大哥的先生和同学等。他们乘坐轮船，船头上扯着一面黄旗，上书“奉旨江南乡试”六个大字，一路上威风凛凛向南京驶去。
乡试共３场９天（每场提前一日入场，后一日出场），陈独秀在《自传》里对这９天的考场生活，有极其辛辣的刻画：
“到了八月初七日〔即阳历９月３日〕，我们要进考场了。
我背了考篮、书籍、文具、食粮、烧饭的锅炉和油布，已竭尽了生平的气力，若不是大哥代我领试卷，我便会在人丛中挤死。一进考棚，三魂吓掉了二魂半，每条十多丈长的号筒，都有几十或上百个号舍，号舍的大小仿佛现时警察的岗棚，然而要低得多，个子长站在里面是要低头弯腰的，这就是那时科举出身的大老以尝过‘矮屋’滋味自豪的‘矮屋’。矮屋三面七齐八不齐的砖墙，当然里外都不曾用石灰泥过，里面蜘蛛网和灰尘是满满的，……坐进去拿一块板安放在面前，就算是写字台，睡起觉来不用说就得坐在那里睡。……那一年南京的天气，到了八月中旬还是奇热，大家都把带来的油布挂起来遮住太阳光，号门都紧对着高墙，中间只能容一个半人来往的长巷，上面露着一线天，大家挂上油布之后，连这一线天也一线不露了，空气简直不通，每人都在对面墙上挂点烧饭的锅炉，大家烧起饭来，再加上赤日当空，那条长巷便成了火巷。……有一件事给我的印象最深，考头场时，看见一位徐州大胖子，一条大辫子盘在头顶上，全身一丝不挂，脚踏一双破鞋，手里捧着试卷，在如火的长巷中走来走去，走着走着，上下大小脑袋左右摇晃着，拖长着怪声念他那得意的文章，念得最得意处，用力把大腿一拍，翘起大拇指叫道：
‘好！今科必中。’”
考场中的这种怪现状，始于哪年哪月，未加考证，不得其详，但至少也有１５０年的历史了。因为吴敬梓（公元１７０１—１７５４年）在他的长篇小说《儒林外史》里，就曾经淋漓尽致地揭露过这种怪现象。一百五十年，该有多少个童生亲身经历过这种腐朽愚昧、坑害人的怪事呵！但都见怪不怪，习以为常。尝试过‘矮屋”滋味而中举的，以此引为自豪；而绝大多数的童生却由青年而老年三番五次地尝试这种滋味，因未能中举而引为终生的憾事。不论是成功的或失败的，他们都把“矮屋”看作是他们一生中“上进”的关口。吴敬梓对考场的揭露是难能可贵的，但也仅限于揭发和鞭挞而已，他那时还不可能透过这种怪现象去观察国家大事。现在情况不同了，而且匍伏在“矮屋”里的是一位思想敏捷、眼光锐利的青年。“矮屋”的滋味像是给他增添了思想养料，他不禁浮想联翩，百感交集。
那位摇头晃脑、利欲熏心、丑态百出、“今科必中”的徐州大胖子，使陈独秀“看呆了一两个钟头”，并“联想到所有考生的怪现状；由那些怪现状联想到这班动物得了志，国家和人民要如何遭殃；因此又联想到所谓抡才大典，简直是隔几年把这班猴子、狗熊搬出来开一次动物展览会；因此又联想到国家一切制度，恐怕都有如此这般的毛病；因此最后感觉到梁启超那班人们在《时务报》上说的话是有些道理呀”！
这一连串的联想“便是”陈独秀“由选学妖孽转变到康梁派之最大动机”。
康有为（１８５８—１９２７年），广东南海人，博通经史，后接触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称赞西人治国有法度，并精心研读各种西书译本及报纸，以究其进步之原因。梁启超（１８７３—１９２９年），广东新会人，举人出身，后从学于康有为，并深受其影响。
康、梁是维新派的领袖，在中国近代史上曾经产生过广泛的进步影响。
近代中国先进人物的思想的发端与发展，往往同列强对华侵略的加剧和国内政治形势危机的加深密切相关的。
早在１８８８年康有为鉴于中法战争后，国事日蹙，便第一次上书清廷，请求变法。１８９４年爆发了中日战争，以清政府战败，订立了《马关条约》而告终。一个泱泱大国，被一个维新不久的小国打败，并割去了台湾宝岛，赔款库平银二亿两，还允许外国人在各通商口岸开设工厂等等，这对中国的影响，对中国人民的刺激，超过了鸦片战争以来的任何一次战争。战争的失败与屈辱，激起了人民的强烈反抗，推动了先进分子谋求富国强兵之道。于是维新变法运动趋向高潮。
１８９５年５月２日，康有为联络在北京的１８省１３００余名应试举人，签名上书，提出拒签和约，迁都抗战，变法图强等三大主张，和设立学堂，开设报馆等改革教育制度的意见，资产阶级改良派登上了政治舞台。六月间，再上书光绪皇帝，主张“设议院以通下情”。１８９６年８月，康氏大弟子梁启超等在上海创刊《时务报》，发表《变法通议》，揭露封建专制的腐朽，抨击封建顽固派因循守旧，以致“万事废弛，卒致疲敝，不可收拾”；历数变法之利与守旧之害；阐明变法是大势所趋，“变亦变，不变亦变。”《时务报》以其鲜明的变法态度，新颖的改革主张和泼辣的文风大受知识界的欢迎，于是行销日广，风靡全国。陈独秀首先接触到的正是康梁派的新思想和新主张，他前往南京参加乡试时，正当维新运动步步高涨的时期。
后来，陈独秀说起他少年“在家里读书的时候，天天只知道吃饭睡觉，就是奋发有为，也不过是念念文章，想骗几层功名，光耀门楣罢了。……到了甲午战争，才听见人说有什么日本国，把我们中国打败了，到了庚子年，又有什么英国、俄国、法国、德国、意国、美国、奥国、日本八国的联军，把中国打败了。……我越思越想，悲从中来。我们中国何以不如外国，要被外国欺负，此中必有缘故”。①又说：那时“读八股讲旧学”，认为“‘习欧文谈新学’的士大夫是‘洋奴’，后来读康先生及其徒梁任公之文章，始恍然于域外之政教学术，粲然可观，茅塞顿开，觉昨非而今是”。②康梁派的思想扣开了陈独秀的心扉，鼓动着他的思想翅羽，灾难般的乡试鞭策着他，他开始起飞了。
陈独秀参加乡试，结果名落孙山外，没有考中举人，但他不仅不感到懊丧，反觉“意外有益”。从此，他与科举彻底决裂，决不再进“矮屋”应试。他回到安庆以后，对“当时反康梁派的言论”的顽固派，“愤不能平，恒于广座为康先生①
②《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新青年》第２卷２期，１９１６年１０月１日。
三爱《说国家》，《安徽俗话报》第５期，１９０４年６月１４日。
辩护，乡里瞀儒”，以此指斥陈独秀等“为康党，为孔教罪人，侧目而远之”。①陈独秀开始涉足于政治活动了。
俄国的怂恿之下，于１１月１４日占领了山东胶州湾，紧接着有俄国、美国、法国、日本等列强在华掀起了划分势力范围的狂潮，扬言要瓜分中国，中华民族面临着生死存亡的严重危机，救亡图存刻不容缓。陈独秀“痛感时势日非，不堪设想”，②他在这一年的岁末，撰写了《扬子江筹防刍议》、《扬子江形势论略》两篇论文，还准备写一篇《湖中水师》。
从这三篇文章的题目看，都是论述加强江防建设的，堪称是姊妹篇，只是侧重点有所不同罢了。《湖中水师》一篇不知是否写成了，就是已经成文脱稿的《扬子江筹防刍议》一篇，现在也难以寻觅。惟独《扬子江形势论略》一篇为安庆市图书馆发掘了出来，这是现在见到的陈独秀最早的一篇著作。
陈独秀身居较闭塞的安庆，但时刻关心着国家大事，密切注视着列强侵华的动向及意图。《扬子江形势论略》一文指出：“近时敌鼾卧榻，谋堕神州，俄经满蒙，法伺黔贵，德人染指青齐，日本觊觎闽越，英据香澳，且急急欲垄断长江，以通川藏印度之道路，管辖东南七省之权力。”他对国家所面临的危局，心急火燎，如“万一不测，则工商裹足，漕运税饷在在艰难，上而天府之运输，下而小民之生计，何以措之。”
于是“爰采旧闻旅话及白人所论，管蠡所及，集成一篇，略①
②以下引文均见《扬子江形势论略》，原件系木刻本，藏安庆市图书馆。
《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新青年》第２卷４期，１９１６年１２月１日。
述沿江形势，举办诸端，是引领于我国政府也”。陈独秀撰写此文之目的，是向清政府提出他对加强长江防务的方案，并希望政府采纳他的意见。
《扬子江形势论略》全文７０００余字，广征博引，纵论长江上自荆襄，下至吴淞口的形势。对江水的流向、缓急、深浅和江面的宽狭、江中沙堵的分布、南北两岸各处城镇的战略地位，都作了极为详细的论述，并参照历代战争的得失，提出了对加强长江防务的具体方案。
他在论证武汉三镇的重要战略地位时，认为“武汉沿江均不宜设置炮台，……倚城设立炮台，一朝有战，则城市全冒敌火，今日炮弹之利固非昔比矣！”而应在武汉“东南数十里”的阳逻设置炮台。阳逻，“东西当荆扬之要会，南北为荆豫之通津。……北倚袁家湖，南西皆临江，北道为界埠，中有数小山杂错，三面巩固。……再屯陆军于界埠，以防其由陆绕攻台背，则阳逻无隙可乘矣。”另“宜于退谷基址稍增高于上安置炮台堡，使台顶与山平。炮台倚山为护，炮弹可及敌舰，敌弹难伤炮台。此处若为敌所据，则武昌不击而下矣！”
他特别重视长江口的江防设施。他认为吴淞口处虽然有吴淞、南石塘两炮台，“另有一台在狮子林下，距吴淞十六里，去诸台太远，未能犄角”。且在最紧要之处“崇宝沙无台，则他台皆成虚设”。因此，“当以崇宝沙西北沙尖以为主台，可以兼顾”北航路，再“切力整顿”南石塘、吴淞一带之台，“既扼”南航路，“且能兼顾吴淞口以遇敌船掩入吴淞江，登岸攻我上游台背。崇宝沙为四面受敌之地，非用德国格鲁森厂所制硬铁为台不可。……此防断不可弛，果能如法布置，迨大敌当前，方有把握。”
“总论全江大局，若防内乱必据上游，若遇外侮必备下游，必长江之备已周，再有海军为辅，则欧西之铁申〔甲〕虽强，亦不容其越雷池一步矣。”
使人感到惊异和钦佩的是，这位１８岁的年轻人竟然对长江水文及两岸的地貌了解得如此细致入微，并进而提出了他对建设江防的方案。好像他对长江及其南北两岸做过实地考察似的，其实他这时除了因参加乡试去过一次南京，并没有到过其他什么地方。《扬子江形势论略》一文，不仅说明陈独秀从青年时期起即怀有满腔的爱国热忱，而且学习勤奋，且多思、善思，头脑敏捷。
《扬子江形势论略》一文的主旨，在抵抗列强的侵略，陈独秀站在民族主义的立场，向清政府陈述加强江防建设的意见，而所谓“防内乱”（指类似前不久爆发的太平军起义）虽然在全文里仅是附带一笔，却是明显地站在清政府的一边，是为维护它的安全而说话的。陈独秀认为这时的清政府还是可以代表中华各族人民的利益，能抵抗外国侵略的。这是他写这篇文章的主导思想。
因此，《扬子江形势论略》一文所谈的都是军事问题，不谈国家的政治制度改革问题，这并不是偶然的疏忽，而是由于陈独秀这时还不认识国家政治制度改革的重要意义，他的政治思想的领域及其发展的高度均不及康梁，但主张依靠皇帝自上而下地实行改革，以达到富国强兵、抵御外侮的目的，这一基本点是同他的前辈一致的。
热爱祖国，反对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是近代中国先进人物的共同的思想基础。尽管他们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各个历史时期又有其不同的先进思想主流，然而一般说来，他们的思想发展大体上都是逐级前进的，由改良派、民主革命派，而上升到共产主义派，每前进一步，爱国主义思想便随之得到发扬。但是，由于民族矛盾的激化和阶级矛盾的深化，因此越是后来的先进人物，他们的思想由低级向高级转化所需要的时间就越是短促。
陈独秀在接受康梁派思想的第二年，１８９８年“百日维新”失败，戊戌六君子惨遭杀害的血的事实，充分地证实了清王朝的顽固派反对任何的革新，从而迅速地促进了一些先进人物抛弃改良主义的立场，因此陈独秀不需多少时日，也勿需要他成长为一位典型的康梁派，就已超过了他的前辈。这是今天为什么无法发现陈独秀有较多的康梁派言论资料的根本原因。东渡留学发动拒俄运动
陈独秀与高晓岚结婚后的第二年，１８９８年，就被嗣父衍庶带到东北沈阳，留在身边做些文书工作。１８９９年，独秀得知母亲生病，便同大哥孟吉一起匆匆南下，等他们回到家时，母亲已经离开人世了。哥俩在家住了不久，又一起北上。后来陈独秀在悼亡兄孟吉《述哀》诗里所写的“弱冠弄文史，寸草心拳拳。关东遭丧乱，飞鸿惊寒弦。南奔历艰险，意图骨肉全。辛苦归闾里，母已长弃捐。无言执兄手，泪湿雍门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