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惨世界》第９回，《曼殊全集》（２）第１５８页。.17
①李立三：《编完以后》（即《党的生活》第５期“江苏问题专号”编后语）。
二与托洛茨基主义相结合与托洛茨基不谋而合全面否定共产国际中国托洛茨基反对派（简称中国托派）起源于莫斯科的中国留学生中间，开始是苏联托派的一部分，后来成立了独立的秘密组织，苏联托派还派专人与他们联系①。他们始终没有独立的政治纲领，一切都来自托洛茨基的说教。
托洛茨基的理论就是所谓“不断革命论”。这个理论的基本论点，在他自撰的《不断革命论》一书中，归纳为１４条，或“互相联系的三个思想”：（一）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不断性——所谓“无产阶级专政”论。即以“无产阶级专政”的纲领，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这样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革命，混在一起进行，毕其功于一役。他以“小资产阶级在①王文元：《双山回忆录》，第６４、８３、８４页，香港周记行，１９７７年出版。
经济上和政治上缺乏独立性及其深刻的内部分化”为理由，轻视甚至否认农民的革命性，并认为帝国主义时代的资产阶级没有任何革命性，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也不例外，甚至认为“越到东方的资产阶级越反动”。为此，他提出，无产阶级在民族民主革命中，不能与资产阶级建立任何形式的联合战线。
（二）社会主义革命的不断性。他主张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应进行愈来愈激烈的阶级斗争，向一切敌视社会主义的势力进攻，包括贫农及一切小私有者。“这种斗争必然要引起爆炸，即在国内引起内战，在国外引起战争”，从而推动世界革命；否则，无产阶级政权不能维持长久，将在外部帝国主义国家的包围、进攻，内部阶级敌人的不断叛乱中灭亡。为此，他反对把主要精力放在经济建设上，而应放在国内国际的阶级斗争上。
（三）一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不断性——“国际革命”论。
他认为社会主义革命是“国际革命”，它“在民族舞台上开始，然后发展到几个国家的舞台上，最后在世界舞台上完成”。所以“在一定条件下，落后国家能比先进国家早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但要比它们晚进入社会主义”。他认为俄国落后的经济基础和技术条件，在十月革命后，不可能凭自己的力量来建设真正的社会主义；唯一出路是把苏联作为基地，用输出革命的办法，使西方几个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取得政权，然后互相支援，共同进行社会主义的建设。
以上这些问题，起先是托洛茨基与列宁之间争论，１９２３年以后，是托洛茨基为首的苏联托派与斯大林为首的联共中央争论，在具体事件上，中国革命是这场争论的焦点之一。
托洛茨基根据自己的理论，竭力反对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在中国革命中执行的路线，尤其反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国共合作政策。其实，据当时访问苏联的蒋介石说，在国共合作初期，托洛茨基是苏共领导人中最支持这种合作的，对国民党人非常热情。与斯大林等人比较起来，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拉狄克、越飞等人，“更加关心国民党和俄国共产党之间的合作”；“我同托洛茨基谈话比同其他苏联领导人多。
我发现，在他们所有的人当中，数他最开门见山。他郑重其事地对我说：‘除了苏军不直接参加之外，苏俄将竭尽全力帮助中国进行国民革命，积极提供武器和经济援助’。”①但在“三二○”事件以后，托洛茨基一再宣称，从１９２３年一开始，他就坚决反对这种合作，后来又几次提出退出国民党。在联共中央和共产国际执委会多次讨论陈独秀提出的这个主张时，托洛茨基都予支持，但又都被否决。在武汉政府时期，托洛茨基又提出了建立苏维埃的主张，如俄国二月革命后的策略那样，逐步由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过渡到一个政权，亦被斯大林所否定。大革命失败之后，托洛茨基乘机发起猛烈进攻，攻击斯大林共产国际在中国推行的是彻头彻尾的孟什维克机会主义路线，导致了中国革命的惨败。
这些争论，在苏共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会议、共产国际执委会会议，一直到联共（布）莫斯科活动分子会议、中山大学的群众集会上，在党内党外，上层下层，大大小小的会议上公开进行。有①蒋中正：《苏俄在中国》第２２页，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１９５７年版。
时，斯大林与托洛茨基甚至面对面争吵。因此在群众中，尤其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和列宁学院等校学习的中国留学生中，引起强烈反响，并使他们分裂。一部人拥护托洛茨基的观点，逐渐形成一个派别。他们的主要活动是从苏联托派那儿接受托洛茨基的文件，然后互相传阅。
中国留学生区芳、陈亦谋、梁干乔、陆一渊、史唐等人也参加了红场上的游行。他们在经过主席台时，与苏联托派一起，当着斯大林的面，突然打开写有“执行列宁遗嘱，罢免斯大林，拥护托洛茨基”字样的旗子，并高呼口号①。苏联两派群众也发生了火并事件。联共党内斗争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１１日，联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举行会议，讨论了红场上发生的严重事件，要求托洛茨基立即停止反党活动，被托和季（诺维也夫）拒绝。１４日，联共中央开除了这两个人的党籍。
翌年１月，托被流放到苏联东南的边疆城市阿拉木图。与此同时，苏联国内开展了大规模的肃托运动。托派的活动转入地下。史唐、梁干乔等人，也在１９２７年底被遣送回国。
经过约一年的酝酿和筹备，他们于１９２８年１２月，在上海陆一渊家中召开了所谓第一次代表大会，建立了中国第一个托派小组织，自称为“中国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反对派”，选举了中央机构——“全国总干事会”（简称“总干”），其成员及分工是：史唐任干事长，陆一渊任宣传部长，张特任组织部长；梁干乔、区芳、陈亦谋负责华南区；宋逢春、肖冰①《访问宋逢春谈话记录》（１９８５年１月１８日，唐宝林整理）。
洋、李梅五负责华北区；徐正庵负责江浙区。①他们还在武汉、香港、苏州、广州、北平和哈尔滨等地建立了支部。但是，由于这些人中不少人是团员，党员则企求继续混在党内，还由于这时忙于建立组织，未及在党内大肆活动，所以他们对党还没有什么影响。
“六大”以后，共产国际也在莫斯科召开了第六次代表大会，讨论通过了斯大林和布哈林起草的《共产国际纲领》。会前，流放在阿拉木图的托洛茨基写了《共产国际纲领草案批评》的文件，要求在大会上讨论，并恢复其党籍。文件第三部分的标题是《中国革命的总结与前瞻》②，抨击“草案”在中国革命问题上“只是拥护已经破产的机会主义”，在基本原则上，仍继续共产国际的“错误路线”。文章系统论述了中国大革命失败的原因、未来中国革命的性质、中国资产阶级的反动本质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共产国际“六大”，只译了这个文件的第一、第三部分，发给中国及其他少数几个代表团阅读，规定阅后收回，不准带回国。但是，参加大会工作的中国共产党员王文元、刘仁静、赵济等人，是中国留学生中隐蔽下来的托派分子，他们看到此文件后被深深地打动了。于是，他们就在１９２８年９月，在留学生中正式建立托派秘密组织，选①②托洛茨基著、王凡西校译：《中国革命问题》第１７１一２０３页，１９４７年春苑出版社印行。以下所引《中国革命问题》中的文章，皆出自该版本。
盛岳：《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第１８６页，现代史料编刊社１９８０年出版。
出安福（书记）、王文元（宣传）、范金标（组织）、李平、曾猛组成“干事会”，与俄国托派组织建立联系，为国内托派组织翻译投寄托洛茨基的文章和托派文件等。到１９２８年冬天，莫斯科及列宁格勒中国留学生中的托派分子，据说发展到了一百四五十人左右①。
中国问题》②，详细论述了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的形势和策略。此件和上述《中国革命的总结和前瞻》，被中国托派视为托洛茨基论中国革命的两个纲领性文件，它与中共“六大”制订的纲领、路线针锋相对，为中国托派规定了系统的理论、纲领、路线和策略。
为了传播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革命的文件，宣传托派主张，“总干事会”在１９２９年４月，仿效托洛茨基在俄国十月革命前创办的刊物《我们的话》，也创办了一个同名油印刊物，作为它的机关报。从此，他们被简称为“我们的话派”。他们不断地、连篇累牍地把托洛茨基的文章翻译介绍到中国来，造成了中国共产党的一次大分裂。
１９２９年四、五月间，彭述之、尹宽、郑超麟等人，从归国留学生托派分子王平一手中，首先见到了一系列托派文件和几期《我们的话》，主要是翻译过来的托洛茨基论中国革命的文章和文件。王平一回国后被分配在中共中央直属支部工作，同时又与“我们的话派”关系密切，把托派文件传入党①②托洛茨基：《中国革命问题，第２０３—２３３页。
《双山回忆录》第８３．９２．１０２页。
内。彭述之等人先接触到的是１９２８年共产国际“六大”前，托洛茨基批判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在中国大革命中推行国共合作是孟什维克路线、大革命失败后，又推行“左”倾冒险主义政策的材料；后来，又看到了上述托洛茨基的《中国革命的总结和前瞻》、《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后的中国问题》两篇纲领性文件。他们很快就完全接受托洛茨基的观点。郑超麟说，他第一次看托的文章的印象，“仿佛有甚么电光闪过我的头脑”。
接着，他们又介绍给陈独秀看。陈首先被托洛茨基关于大革命问题的论述深深打动。他惊喜地发现，大革命时期，自己多次提出的先是反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后来要求退出国民党的主张，原来与远在莫斯科的素不相识的托洛茨基主张不谋而合；而正是因为这种主张被共产国际一再否定，才导致了大革命的失败。陈独秀感到他原来的主张非但没有错，而且是真正的“正确路线”的代表。他特别注意托洛茨基把大革命失败完全归咎于共产国际的那些论断：“过去五年中，没有一个共产党，受共产国际机会主义领导之害有如中国共产党那样酷烈的”①；“苏联布尔什维克党和共产国际的权威，始而完全帮助蒋介石，反对中国共产党之独立政策，继而又去援助汪精卫为土地革命的领袖”；“当反对派宣布中国共产党的中央（陈独秀）在共产国际错误指导下进行一种机会主义的政策时，就说我们是‘诬蔑’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他们（指共产国际——引者）在当时是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是无疵①托洛茨基：《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后的中国问题》。
的。”①陈独秀见此恍然大悟道：“当你们（指共产国际——引者）将革命失败单独归咎于中共中央或‘陈独秀的机会主义’时，而托洛茨基同志却早已在你们背后指出真正的机会主义和盲动主义。”他极口称赞“托洛茨基同志所指出过去大革命失败的教训是百分之百的正确”。后来他回顾说，只是由于得到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问题的文件，“从此以后，我们才彻底的系统的了解在中国革命中所犯的机会主义之真实根源之所在”②。
陈独秀认为，以“阶级联盟”政策代替了“无产阶级独立的领导革命”政策，“是国际对于中国革命根本政策之错误”③。“使中共加入国民党，根本已毁坏其独立性便不能执行其独立政策。中共要执行国际这机会主义政策，则步步投降资产阶级，毁灭中共组织上政治上的独立，乃必然的逻辑。”④他以此攻击“六大”对机会主义的纠正“未曾把这些错误之根由系统的彻底的指摘出来，遂至留下现在的祸胎”⑤。这时，当初使他勉强接受的“六大”对于大革命失败责任问题上做的结论，已经远远不能使他满意了。
按照陈独秀的错误逻辑，党的阶级联盟政策是一错百错，党的机会主义路线贯彻于大革命始终，这是完全不符合大革命的历史事实的。众所周知，正是由于共产国际的创议和支①②③④⑤陈独秀：《关于中国革命问题致中共中央的信》（１９２９年８月５日）。
陈独秀等：《我们的政治意见书》（１９２９年１２月１５日）。
陈独秀给中共中央的信（１９２９年１０月１０日）。
陈独秀：《答国际的信》（１９３０年２月２７日）。
托洛茨基：《中国革命的总结与前瞻》。
持，中共决定党员加入国民党，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建立了各革命阶级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从而推动了１９２５—是历史上空前的。”①党本身的组织力量，也由“三大”时的只有４３２个党员的小党，迅速发展到“五大”时拥有５．７９万多党员的大党。
这次大革命，在终于失败之前，“曾经在共产国际的正确指导之下，在中国党的正确领导的影响、推动和组织之下，得到迅速的发展和伟大的胜利。”“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极光荣的一章。”②而陈独秀攻击“党整个的根本政策是机会主义”，全盘否定国共合作这一统一战线政策曾经取得的伟大成就，不管他的主观意图如何，不能不使他把大革命的历史看作漆黑一团，一无是处。他的这个结论，只能给党和人民的光荣历史抹黑，同时也是给他自己过去的革命历史抹黑。
其次，陈独秀的这一“逻辑”也是不能成立的。关于第一次国共合作，是否一定要采取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党内合作”的形式，这是一个形式问题，不是不可以探讨的。但采取“党内合作”这一形式与不能保持党的独立性及领导权，没有必然的联系。大革命失败的原因是后者，而不是前者。
陈独秀大革命时期多次提出的反对加入国民党的主张，是同他的“二次革命论”思想相联系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①②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毛泽东选集》第３卷第９５６页，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９年版。
《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周恩来选集》，上卷，第１６９页。
下，党把国民党作为统一战线的组织，“在国民党、政府、军队中争取领导权”①，更有利于发展工农运动，壮大以共产党为领导核心的人民力量。这是一条争取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问题的关键是要去争取领导权。陈独秀则认为国民党目前的使命是：“统率革命的资产阶级，联合革命的无产阶级，实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②；“国民革命的胜利，自然是资产阶级的胜利”，“自然是资产阶级握得政权”③；“共产党取得政权乃是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事，在国民革命时代，不会发生这类问题。”④显然，在这种“二次革命论”的思想指导下，根本就没有在民主革命中夺取政权的打算，即使当时国共合作采取“党外联合”的形式，陈独秀同样是会放弃革命领导权的，大革命又怎能不失败呢？说到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影响和作用，应该进行具体分析，既要肯定它的历史功绩，也要研究它的缺点错误。但是，阶级联盟即统一战线政策的制定，并不是错误，而是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贡献和功绩。至于它在国共合作领导权问题上的右倾错误，是大革命失败的原因和条件之一，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陈独秀。过去检讨大革命失败的原因，完全归咎于“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太着重了个人责任”，是不足取的，而且“六大”也有所纠正。但身为党的总书记，反①②③④独秀：《我们现在为什么争斗》，《向导》，第１７２期。
陈独秀：《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前锋》，第２号。
陈独秀：《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向导》第２２期。
《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周恩来选集》，上卷，第１６９页。
过来把责任完全推给共产国际，说他本人原来是完全正确的，错误都“来自国际”，是“遵守国际纪律”、“服从国际命令”的结果，这也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从大革命时期中国党与共产国际的关系看，从陈独秀与国际派驻中共党内的代表的关系看，陈独秀的右倾错误与国际及其代表执行国共合作政策中的错误有关，甚至可以说后者是起决定性作用的。但是也要看到，陈独秀又有自己的“二次革命论”的思想，再加上他那倔强的个性和他在中国党内崇高的地位和影响，他在执行国际路线时，不是始终处于违心地绝对服从的境地，往往是认为其正确而自觉地执行。关于这一点，大革命时期与他关系较深的郑超麟说得比较客观：“在武汉，他执行的是新路线，是国际路线，是秋白代表的路线，但他并不以为是屈服于别人的主张，而是认为应当这样做去的，因为北伐毕竟胜利了，革命毕竟因为北伐而更加深入了，虽然产生了反动的蒋介石力量，但也把我们拥上了政权。”①不仅如此，在执行国际指示时，无论错误还是正确，陈独秀还往往加以主观的发挥和创造，因此，成绩，故然打上了他的烙印；错误，他往往走得更远。所以，大革命失败，他的确负有较其他中国同志更大的责任。对这一点，陈独秀本人没有足够的认识。
①郑超麟：《回忆录》１９４５年手稿。
接受托派观点视歧路为正途然而，在大革命失败根源问题上，陈独秀倒向托洛茨基，只是他转向托派的第一步，更严重的是，他在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理论路线上的全面转向。
从原来基本拥护“六大”路线，到彻底否定“六大”路线，对于陈独秀这样的人来说，自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当时，陈独秀常到昆明路提篮桥监狱对面一幢房子里去，那儿住着彭述之和汪泽楷两家人，“陈独秀派”那帮人都聚集在那儿阅读讨论托派文件。陈独秀就与他们一起学习，但他每次都提出不同的意见，然后就同尹宽、彭述之、汪泽楷等人辩论。问题如此之多，如此之复杂，陈独秀很难一下子接受托洛茨基的全部论断，尽管经过尹宽等种种解说，每次辩论完，他还是不能接受。但是下次来时，他不再提上次的不同意见，反而以尹宽的意见（即托洛茨基的意见）为基础，提出新的不同意见。如此一层一层讨论下去，到其余人都百分之百地赞成托洛茨基观点时，他还有不同意见。最后卡在革命政权性质及下一次革命性质问题上，他不能接受“无产阶级专政”和下一次革命“一开始就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提法。
在这个学习和辩论的过程中，陈独秀不仅口头说，而且有时还写书面意见和文章给尹宽他们看，大概有七八篇。最后一篇对革命政权和革命性质问题有保留意见的文章叫《论中国革命性质》。
这样，大约经过三、四个月的思考，到这年秋天，除了在革命性质上有一点保留外，陈独秀基本上接受了托洛茨基主义。在８月到１０月，他给中央写的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几封信，其观点都来自托洛茨基的文章，特别是那两个纲领性文件，甚至有些话也是一样的，比如：（一）关于中国社会性质：托洛荻基认为，“中国没有与资产阶级对立的封建地主阶级”；“中国……是在奴隶的资本主义的形式中”；“资本主义关系在中国无条件地占优势和直接的统治地位”①。陈独秀说：“封建残余在这一大转变时期中，受了最后打击，失了统治全中国的中央政权形式，失了和资产阶级对立地位……变成了残余势力之残余。”②陈独秀就由此出发得出了一系列错误的结论，他轻视反封建的任务，从而轻视农民在革命中的作用，反对党的工作重心逐渐由城市转向农村。当时，以毛泽东、朱德、方志敏、贺龙等代表的共产党人，利用新军阀的混战形势，开展农村武装斗争取得了很大的胜利；而城市斗争由于敌强我弱及“左”倾的干扰，不断遭到失败，迫使党的工作重心逐渐转向农村，而且由被迫变为自觉，终于摸索出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中国革命的特殊道路。陈独秀一开始就反对这种转变。
他在与中共中央领导人向忠发和周恩来辩论关于资产阶级与封建势力比重的问题时，反对“此时中国的经济还是农村支①②陈独秀：《关于中国革命问题致中共中央的信》（１９２９年８月５日）。
托洛茨基：《中国革命的总结与前瞻》、《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后的中国问题》。以下托的观点，均引自此二文。配城市”的说法。①陈独秀这里的错误是十分明显的。
首先，中国的封建社会有几千年的历史，１８４０年鸦片战争以后又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封建经济与殖民地经济相结合，一直占据着统治地位。辛亥革命，只推翻了一个皇帝，丝毫未触动这个经济基础。１９２５至１９２７年的大革命，随着北伐的胜利，广大农民刚刚起来向封建势力进攻，就被国民党右派的背叛镇压了下去。这两次革命，陈独秀都是参加的，尤其是大革命，他是主要领导人，在国共两党联席会议和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亲自参与制订了反对农民土地革命的纲领，以制裁“过火”行为为名，做了镇压农民运动的帮凶。怎么因此而失败的大革命，竟成了“资产阶级得了胜利，在政治上对各阶级取得了优越地位”“封建残余……变成残余势力之残余”呢？这无论在事实或逻辑上，都是说不过去的。
陈独秀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在中国占统治地位的主要根据是：“自国际资本主义侵入中国以后，资本主义的矛盾形态伸入了农村，整个的农民社会之经济构造，都为商品经济所支配。”②这是缺乏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起码常识，不知资本主义为何物，竟把商品经济和殖民地经济视为“资本主义”。
是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资本主义社会时，是①②陈独秀：《关于中国革命问题致中共中央的信》（１９２９年８月５日）。
陈独秀：《关于中国革命致中共中央的信》（１９２９年８月５日）。
从商品分析起的，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剥削，离不开商品经济的发展，在这个意义上讲，凡是资本主义社会，都是商品经济的社会。但是反过来却决不能说，凡是商品经济的社会都是资本主义社会。当时的中国就是这样。帝国主义对中国实行经济侵略，大量倾销工农业产品，而把发展中国民族工业所必需的原料源源不断地掠夺走。这是釜底抽薪，从根本上破坏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帝国主义也在中国搞一点投资，办一些企业，但多是为他们掠夺中国同时也排挤中国民族工业服务的殖民地经济，如加工工业、交通运输业等。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使中国农村破产，加速了小农经济的瓦解，使广大农民赤贫化。这似乎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大量工人后备军的条件。但是，由于中国民族工业的不发达，只有一小部分破产的农民流落到城市成为工人，而且其中多数进的是帝国主义办的企业；大部分破产农民都变成贫雇农，承受官僚、军阀、地主、富农、高利贷者越来越重的剥削。据统计，国民党统治时期，光田赋附加税一项，就超过正税数倍，甚至数十倍。至于苛捐杂税，更是层出不穷，川各县的田赋，有的竟预征到３０年以上。再加上连年灾荒，广大农民就大批大批地冻死饿死，有的就沦为乞丐，或逼上梁山，成为所谓“土匪”。地主、官僚乘机兼并土地，但他们并不因此在农村实行资本主义生产，反而认为把土地出租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把资金放高利贷更有利，这就更强化了农村的封建剥削制度。南京政府建立，表面上结束了十几年来军阀混战封建割据的局面，造成了一个“和平统一”的国内市场，这对本国民族工业的发展是有利的。但是，在帝国主义及其附庸国民党官僚买办资本的排挤压迫下，它没有也不可能大发展，实际上是相对下降不断破产的趋势。比如据国民党政府实业部发表的材料，１９２８年，向政府注册的新设工厂为２５０座，资本额为１１７８４万元，１９３１年就下降到１１３座，２７６９万元。
由此看到，托洛茨基和陈独秀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已经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占优势或占统治地位，是多么站不住脚。
（二）关于国民党政权性质：托洛茨基认为国民党政权是“资产阶级国家机关”，并能取得“更有利的与帝国主义的妥协”；陈独秀说：“中国的一九二五——二七年之革命……确已开始了中国历史上一大转变时期；这一转变时期的特征，便是社会阶级关系之转变，主要的是资产阶级取得了胜利，在政治上对各阶级取得了优越地位，取得了帝国主义的让步与帮助。”“我们应该肯定的告诉党内党外的群众：背叛革命后整个的国民党（从汪精卫到张学良）政权，即资产阶级为中心为领导的政权。”①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述经济分析，足以证明国民党统治“依然是城市买办阶级和乡村豪绅阶级的统治”；资产阶级和工农平民一样，“依然在反革命统治底下，没有得到丝毫政治上经济上的解放”。②大革命失败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一度依附了大资产阶级，但是，他们①②《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毛泽东选集》第４７页。
陈独秀：《关于中国革命问题致中共中央的信》（１９２９年８月５日）。
只得到了南京政府中几个不起决定作用的部长的职位，为点缀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独裁的政权当花瓶。所以，他们如蔡元培、杨杏佛等，很快就醒悟过来，与宋庆龄等一起，参加了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斗争。
有人曾拿“六大”决议案中“现在的政权，是地主军阀买办民族资产阶级的国家政权”的提法，来为陈独秀视国民党政权是资产阶级政权的错误观点辩护。“六大”的提法当然是一个缺点。但是，它是在肯定“中国革命现在的阶段是资产阶级的民权主义革命”，革命的基本任务是反帝反封建的前提之下，为民族资产阶级一度依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动的事实所迷惑，而产生的缺点，白璧微瑕，容易克服，而且很快就克服了。在革命实践中，后来毛泽东又在理论上解决了这个问题；我党与民族资产阶级建立了长期的革命联合战线。而陈独秀在这问题上的错误是根本性质的，是他整个理论路线的一根主要支柱，由此得出了资产阶级是现在革命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对象等一系列结论。并由此出发，中国托派始终疯狂攻击我党与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的策略。所以，他们这个错误是不可克服的。这与党在“六大”决议案上的缺点，不能相提并论。
（三）关于革命形势与策略：托洛茨基认为：“现在全国并无革命局势。”“革命被搁置到不定的未来了。”“报纸上已经有好几十种消息，证明中国相当的和平和相当的统一（？！），已经使各种各色的经济生活开始活跃起来，……明显露出兴盛的征兆。”据此荒诞无稽之谈，这位在中国之外根据主观想象和报纸上的片面宣传来观察中国局势的托洛茨基开出的药方是：“共产党能够而且应该提出以普遍的平等的直接的和无记名的选举权为基础之全权的立宪会议口号”，这个口号“与‘八小时工作制’，‘没收土地’和‘中国民族完全独立’等口号，有密切关系的。”
陈独秀则说：“过去的革命已经过去，将来的革命还未到来”；目前“资产阶级政权相当稳定”，“经济相当恢复”。中国的革命高潮“几时到来，却没有人能够预言”①。在目前没有革命高潮的时期，即反革命的时期，应该“提出总的民主主义的口号，如在‘八小时工作制’，‘没收土地’之外，提出‘废除不平等条约’，‘反对国民党军事专政’，‘召集国民会议’等”②。在１０月２６日，他与彭述之联名致中共中央的信中，进一步明确要求把召集国民会议作为现阶段党的中心任务，“即民众自己起来，为召集代表民众自身利益的国民会议而奋斗，亦即是一个由普遍的平等的直接的不记名投票选举产生出来的国民会议，以民主的组织运动来对抗国民党的军事独载，由全国人民代表自己来解决一切国家问题”。
陈独秀从此出发，为中国革命设计的道路是：“我们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即应该认识并抓住大多数民众尤其是最下层民众对现状不满这一动力，向他们提出他们所了解所感觉到必要与可能的‘为召集国民会议而奋斗’的口号，指示他们一条政治的出路。我们对于国民会议本身当然不能有一点幻想；可是这一口号，对于国民党的军事独裁以及所谓‘党①②陈独秀致中共中央的信（１９２９年１０月有１０日）。
陈独秀：《关于中国革命问题致中共中央的信》（１９２９年８月５日）。
治’‘训政’是一个决定的革命口号；在目前反革命的时期中，只有这一口号、这一运动，才能够调动群众，才能够推动群众向前斗争，才能够动摇统治阶级的威权。并且，即在国民会议召集的阻碍中，假冒中，流产中，及不能实现我们的要求中，便有无穷的斗争；每个斗争前进一步，都是提高工人阶级的政治觉悟和政治地位，都是使我们得着广泛的机会教育本阶级的及其他下层阶级的群众，扩大我们的政治影响；每个斗争前进一步，都是证明统治阶级无希望，打破群众对它当中任何派系的幻想，都是证明非群众的革命暴动，根本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工农苏维埃政权，不能消灭军阀战争，不能解决群众要求的实际问题。”①托洛茨基和陈独秀为中国革命设计的这种通过议会斗争的合法运动，过渡到暴动夺取政权的道路，完全是闭门造车自欺欺人之谈。
毛泽东说得好：“中国的特点是：不是一个独立的民主的国家，而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在内部没有民主制度，而受封建制度压迫；在外部没有民族独立，而受帝国主义压迫。因此，无议会可以利用，无组织工人举行罢工的合法权利。在这里，共产党的任务，基本地不是经过长期合法斗争以进入起义和战争，也不是先占城市后取乡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地位，就不能完成任何的革命任务。”②所以，国①②《毛泽东选集》第５０７、５０９页。
陈独秀、彭述之致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信（１９２９年１０月２６日）。
民会议的主张，实际上是取消革命的主张。郑超麟后来写回忆录为他们辩护，说俄国革命史上的“取消派”是主张“解散”秘密的党，而他们“没有一个人主张解散秘密的党。因此，国际和中共那种所谓‘取消派’的恶谥完全是诬蔑”①。这种玩弄名词概念的“教条主义”，实在不值一驳。
陈独秀和彭述之在当时给中央的信中，把“国民会议”吹得神乎其神，同时讥笑中国共产党“变军阀战争为推翻军阀的革命斗争”等口号，是“无政府主义的空想”，“在实际行动上，等于一根鸡毛抛在空中，落至地下，一声也不响！”②。
然而，当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武装斗争的炮火中诞生的时候，陈独秀及托派奋斗了２０多年的“国民会议”的回响，又在哪里呢！
（四）关于革命性质和任务：托洛茨基声称：“要在中国解决基本的资产阶级的民主任务，完全要归结于无产阶级专政。以工农民主专政来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乃从事一种反动的企图……”。中国“第三次革命③（不管中国经济比俄国落后得多，或者更正确些说，正因为这落后得多），将不会有一个‘民主’时期，甚至像俄国十月革命以后半年的‘民主’时期也不会有（１９１７年１０月——１９１８年７月），而将被逼于一开始时就要最坚决地动摇与取消城市及农村中资产阶级的财①②③托派称中国辛亥革命为第一次革命，１９２５—１９２７年的大革命为第二次革命，未来革命为第三次革命。
陈独秀、彭述之致中共中央的信（１９２９年１０月２６日）。
郑超麟：《陈独秀与托派》，手稿，１９８０年８月。
产。”对此，中国托派认为下次中国革命将“一开始就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在这个问题上，陈独秀转变得比较勉强，并且与中国托派的认识始终有差距，成为双方长期争论的一个焦点。１９２９年９月，陈独秀在别的问题上都接受托派观点的时候，还写了一篇题为《论中国革命性质》的文章，结论说：“将来的中国革命，……不是俄国的十月革命，也不是二月革命，而是二月革命与十月革命之总和。”①刘仁静当时看了这篇稿子后批评他转变不彻底，实际仍坚持“民主革命”和“工农民主专政”。于是陈独秀在１０月１０日给中央的信中提出以“无产阶级贫农专政”来代替“六大”确定的“工农民主专政”。他甚至鹦鹉学舌地说：“民主专政现在已成为一种反动口号，成为将来机会主义者与小资产阶级政党联合，阻碍群众革命运动发展的理论根据。”他在解释自己提出的口号时说：因为“城市小资产阶级及中农，在革命斗争激进时，都必然动摇，只有贫农是无产阶级最可靠的同盟者，而也不是革命的领导阶级。在将来的革命中，只有最革命的无产阶级能够始终坚决的站在领导地位，坚决的领导一般的工农劳动者、中小农民以及城市乡村中的成百万成千万的劳苦饥寒奴隶，以不断的革命斗争，彻底扫荡……一切剥削下层民众的①《刘仁静致陈独秀的信》（１９３０年１１月２２日），《陈独秀复刘仁静的信》（１９３０年１２月１５日），均载《无产者》第９期，１９３１年１月２０日出版。
陈的这篇文章一直未发表，后来在这两封通信中，提到了这篇文章及其内容。陈在写复信时，观点又有发展，认为“不必机械地以十月代表社会主义革命，以二月代表民主革命”，因为民主革命的任务在十月革命的初期才“彻底完成”，将来中国革命初期不必“经过二月”。
反革命势力，建设无产阶级贫农专政的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统一全国的政权，才能够一面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一面走到社会主义的道路”。因此，在他看来，“无产阶级贫农专政”的口号比托派传统的口号“无产阶级专政”，实质是一致的。所以，他在这年年底修改定稿的《我们的政治意见书》中，明确地赞赏托洛茨基早在１９２７年４月就提出的中国共产党立即退出国民党，建立苏维埃，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一举完成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任务的主张。这样，陈独秀就由昔日的“二次革命论”，一下子跳到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即“一次革命论”上来了。
其实，这种“一次革命论”，是早已被列宁批臭了的机会主义理论。列宁曾在好几篇文章中反复指出：“无视目前的革命是民主主义的，即从根本上来说是资产阶级的革命，那是荒谬的，所以，提出成立革命公社（即无产阶级专政——引者）这样的口号也是荒谬的。贬低无产阶级参加民主革命，并在革命中起领导作用的任务，回避无产阶级和农民革命民主专政的口号，那是荒谬的和反动的。混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和条件也是荒谬的。
因为这两种革命，我们再重复一遍，无论按其性质来说，无论按参加这两种革命的社会力量的成分来说，都是不同的。”①不仅如此，托洛茨基和陈独秀，一方面把民主革命混到社会主义革命中去进行，似乎极“左”；另一方面，又说“现在中国并无革命局势”，“革命被搁置到不定的未来了”，实际上又回到取消当前革命的立①《社会主义与农民》，《列宁全集》第９卷，第２９３—２９４页。
场上来了。这是对他们提出的取消革命的“国民会议”主张的最好的注解。所以，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种观点，混淆革命的步骤，降低对于当前任务的努力，也是很有害的。”
“‘一次革命论’者，不要革命论也，这就是问题的本质。”①综上所述，陈独秀接受托派观点后，把原先一些不失为正确的思想抛弃了，而把那些零碎的取消主义的观点，上升为系统的理论，从而，他们一伙被称为“托陈取消派”。
毛泽东曾经指出：“陈独秀、王明……都不能实事求是，独立思考，都盲目地跟着别人的指挥棒转，所以他们只能把中国革命引向失败。”②从陈独秀这个转变过程，可以看到他理论上的贫乏及由此造成的悲剧：只是由于托洛茨基在大革命失败责任问题上，与自己耿耿于怀的错误情绪心心相印，以及在取消中国革命的立场上气味相投，他就在没有真正了解中国革命实际情况的条件下，拜倒在托洛茨基的麾下。这样，他扔掉了一根“指挥棒”（共产国际），又接受了另一根“指挥棒”（托派国际③）；“中国革命应该由中国人来领导”，言犹在耳，却南辕北辙，还是跟着别人走向歧途。
不过，应当指出，陈独秀这里表现的“教条主义”与王①②③１９２９年初，托洛茨基被苏联政府驱逐出境后，就在土耳其联络俄、美、奥、法、意等国的托派分子，筹备了托派临时国际（即“第四国际”的前身），指挥各国的托派活动。
转自王方名：《实事求是，独立思考——回忆毛主席一九五七年的一次亲切谈话》，《人民日报》１９７９年１月２日。
《毛泽东选集》第６４６页。
明的“教条主义”是不一样的。陈在运用这些教条时，经过了自己的一些思索和“消化”，确认其为“真理”，并根据自己的理解进行了一些筛选和改造；既然这样，为什么还跳不出“教条主义”的圈子呢？根子在于他那个没有改造好的小资产阶级世界观和理论上的贫乏，使他无力鉴别外来理论的是非，也创造不出适合中国国情的理论来。
陈独秀走上托派道路，完成了他历史上又一次重大的转化。对这次转化，托派曾吹嘘“其划时代的意义，当不在创立中共之下，……是他的政治生活还在向上的象征。”①恰恰相反，这个转化，是他参加革命以来，由“选学妖孽”转化为“康党”，由革命的民主主义转化为马克思主义，不断进步之后的一次大倒退，是一个历史的悲剧。
对“中东路事件”的意见性质不同的“三封信”陈独秀在向托洛茨基主义转向的时候，中国发生了“中东路事件”。
中东铁路原是沙俄帝国主义侵略我国东北的产物，是根据１８９６年的《中俄攻守同盟密约》、《中俄合办东清铁路公司合同章程》、１８９７年的《旅大租借条约》、１８９８年的《中俄续订东三省铁路公司合同章程》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由中国清朝政府出股金５００万两，沙俄政府修建经营的。１８９７年７①犀照（即彭述之）：《悼陈独秀》（１９４２年６月６日），《斗争报》（托派中央机关报）第６卷第１期。
月动工，１９０１年１１月竣工，与俄国境内的西伯利亚大铁道相连。
华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和各种特权，还明确表示：中东铁路“归还给中国，不受任何报酬”①。但是，１９２４年５月，双方签订《中苏协定》时，按照苏方旨意，该路暂由中苏“共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