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惨世界》第９回，《曼殊全集》（２）第１５８页。.18
１９２６年３月，苏联曾组织了一个特别委员会，托洛茨基是主席，成员有伏罗希洛夫、捷尔任斯基和齐采林。据托洛荻基说，该会在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代表的同意下，作出了一次决议：“为了保障在‘第二时期’（所谓第二时期，即指中国革命还未胜利的一段时期——托洛茨基注）中东路不至为帝国主义者所夺取，必须将该路的管理权保留于苏维埃政权之手”，同时“必须采用广大的政治教育方法使铁路趋于中国化”②。
１９２７年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政府出于内压共产党外亲帝国主义的需要，制造了一系列反苏事件，致使苏联政府被迫撤回了驻广州、上海、武汉、长沙等地领事馆及商业机构。
１９２９年５月，蒋介石出于上述需要，同时为了借他人之手削弱张学良东北军的势力，以便进一步控制东北，又不顾苏联政府的抗议，指使张学良派军警包围哈尔滨苏联领事馆，进①②转引自托洛茨基：《中俄冲突与反对派》，载《中国革命问题》第３１６页。
苏俄政府《第一次对华宣言》（１９１９年７月２５日），载《新青年》第７卷第６号。后来苏联出版《苏联对外政策文件汇编》时，将“归还中东铁路……”这一段文字删去了。
行非法搜查和劫掠；接着，又调东北军沿苏联国境布防，作出武装进攻苏联的姿态，并用武力接管了中东路，逮捕、驱逐苏方人员，致使苏联政府被迫于７月１７日宣布对国民党政府绝交，撤回苏联政府任命的一切驻华外交、商务及在铁路等方面供职的人员，并保留１９２４年《中苏协定》中的一切权利。
美、英、法、日等帝国主义国家对蒋介石制造的这个事件，表示喝采和鼓励。他们并且乘机干涉，企图趁火打劫，染指东北，提出所谓国际共管中东路的方案。国内各党派、各阶层也对这个事件作出了各种各样的反应。
共产国际作出决议，指示各国共产党组织人民群众，发动一个“保卫苏联”的运动。中共中央对这个涉及到中国民族利益和民族感情的复杂事件，采取了简单化的策略，在机关报上发表了一系列宣言、决议和文章，如《反对国民党帝国主义进攻苏联宣言》、《进攻苏联与瓜分中国》（李立三）、《反对国民党向苏联挑战》（恽代英）、《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瓜分中国要开始了》（罗绮园）、《中央通告第４１号——中东路事件与帝国主义国民党进攻苏联》、《中央通告第４２号——动员广大群众反对进攻苏联》、《中央通告第４９号——目前政治形势中的两大任务——拥护苏联与反对军阀战争》等①。这些文件和文章，揭露了国民党政府在帝国主义支持下制造中东路事件的阴谋，但却提出了过“左”的宣传口号，如“拥护苏联”、“武装保卫苏联”、“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进攻苏联，成①分别载《红旗》第３１、３３、３４、４９号。
为中国革命最迫切的主要任务”等。在行动上，还强行组织群众游行罢工，甚至号召“以广大群众的革命暴动，来消灭帝国主义国民党强盗进攻苏联的战争”。
当时中共中央所以如此，除了在组织上作为中国支部必须执行共产国际的决议之外，还由于对形势有一种“左”的估计，认为中东路事件是整个帝国主义向苏联的进攻，会引起第二次世界大战，从而促使世界和中国革命高潮的到来，早日结束大革命失败后的革命低潮形势。
这种情况，引起了陈独秀的注意，他改变了对政治问题长期沉默的态度，在７月２８日，致函中共中央，指出在中东路问题的宣传上，要考虑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应该把斗争矛头紧紧对准国民党政府的误国政策。他认为中东路问题，不单是中俄两国间的纠纷，而是国际纠纷的导火线，由这导火线而至爆发战争“是慢性的”。这种战争，无论是帝国主义各国在援助中国名义下，共同向苏联进攻，或是苏俄退让后，帝国主义之间因争夺中东路而导致第二次大战，都要在中国做战场，“在战争中最受直接蹂躏的自然是中国人民。”他尖锐地指出：“帝国主义的走狗国民党政府，对于收回中东路的宣传，是戴着拥护民族利益的假面具来欺骗民众，并且收了效果，不但小资产阶级的群众，甚至有许多劳动群众也受了欺骗，……这种情形不用说是于我们不利的。”
鉴于此，他认为“我们如何宣传才能获得广大的民众同情”，要特别慎重。他批评中央拿“反对进攻苏联”、“拥护苏联”做动员群众的中心口号，“太说教式了，太超群众了，也太单调了”；“离开具体问题说教式的单调宣传，只有最觉悟的无产阶级分子能够接受，而不能够动员广大的群众，反而使群众误会我们只是卢布作用，而不顾及民族利益”。为此，他提议中央赶快补发一个通告，以取消中央第四十二号通告中说的这样几句话：“并且帝国主义对苏联战争开始的时候，毫无疑问的要引起本国工人阶级的革命，造成世界革命的高潮，这便是中国革命更有利的条件，而更可促成全国革命高潮更快的到来。”他认为这种宣传，使同志们会很自然的做出奇怪的结论：“原来帝国主义进攻苏联还有这些好处，我们让他赶快向苏联进攻吧！”①应该说，陈独秀的这个意见是可取的，而且是很宝贵的，在当时全党及全国纷纭复杂的政治氛围中，吹进了一股清风。
但是，中共中央在８月３日复信时，却认为，陈独秀与中央的分歧，“不只是部分的策略问题的讨论，而且包含了很严重的原则的问题”；指责陈提出的“反对国民党政府对于中东路的误国政策”的口号，是资产阶级左派（如改组派、第三党）的口号，“走上了资产阶级观点，忘记了世界无产阶级的利益”②。
当时在中央宣传部工作的王明，对陈独秀在中东路问题上的意见的批判，上纲最高，说陈独秀是“反共产国际”，“反苏”，“机会主义”等等。他发表一篇又臭又长的文章，列数陈独秀的意见有七大错误，“从共产主义者的观点堕落到社会民主主义者的观点”：（一）不了解战争问题的本质；（二）①②《红旗》１９２９年８月７日。
《红旗》１９２９年８月７日。
不懂得以列宁主义方法（即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去研究战争问题；（三）不了解反苏战争的意义，不从无产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上去了解这一战争的意义；（四）“把帝国主义列强反苏联的战争看成帝国主义列强间的相互战争，看成有同时爆发的可能，而且以为这些战争的是否爆发都由苏联的政策来决定其命运”；（五）把帝国主义间的相互战争与帝国主义反苏联的战争，看成同样的“直接蹂躏中国人民”和“加于中国民族灾难”的战争；（六）以和平主义的宣传来代替武装拥护苏联的口号；（七）把“中国具体的民族利益”与“世界革命的利益”对立起来。他说综合这七种错误，就是陈独秀“不相信进攻苏联的战争会引起世界革命高潮的到来，事实上就是不相信在进攻苏联的战争中，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会有‘拥护苏联’的直接行动”。
这种既高喊“拥护苏联”，又欢呼进攻苏联的战争会“引起世界革命高潮到来”的混乱思想，正是陈独秀７月２８日给中央信中揶揄的对象。
王明的文章又指出，陈独秀错误的思想根源是“中国共产党内机会主义的历史继续”：（一）在国共合作中躲在为“民族利益”的旗帜之下，牺牲工农群众的“阶级利益”；（二）把“民族利益”与“世界革命利益”对立起来，躲在“毛子不懂中国实际”的宣传之下，使共产国际的正确意见不能成为全党领导的中心；对于共产国际的正确指示，表示怀疑、消极、怠工以至于公然反抗；（三）放弃和不争取“革命的领导权”，变成资产阶级的附属和小资产阶级的尾巴主义；（四）不懂和不愿以群众的革命武装力量去战胜反动的武装力量；（五）不认识和不了解革命高潮。①王明的文章，是一个媚上（苏联和共产国际）欺下、打棍子多于说理的代表作，充分暴露了说教者不学无术的政客嘴脸。可惜在那个对于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尊重淹没了理智的年代，这种丑恶的东西竟能在党内横行。
陈独秀自然不能接受党中央以及王明之类的批判。他于８月１１日，再函中央，重申自己在中东路问题上的意见，认为中央对中东路问题的宣传方法，在战略上有两个缺点：“（一）未曾用群众所能了解的事实而不仅是我们主观上的理论，对于中东路问题之本身，加以正确的详细的解析及打碎国民党的假面具，能够使群众减少民族偏见，不至为国民党所欺骗而接受我们的宣传的领导。
（二）‘只是’拥护苏联这一口号与宣传，在事实上只能动员无产阶级最觉悟分子，而未能在实际利害上激动无产阶级以外广大的群众，尤其是比较意识落后的群众，把这些广大群众放在斗争战线之外了。”
他辩驳说：７月２８日我那封信，不是讨论党的一般宣传问题，而是专指对于中东路这一特殊问题的宣传方法，特别指出其中关于宣传方法的缺点。“我的意见也并不是主张跟着群众的落后意识跑，去跟着他们说要收回中东路，而正是要打破群众的幻想，打破国民党的假面具，把群众拉到我们这边来，在我们口号之下，向反革命的势力进攻”。而中央“缺①韶玉（即王明）：《论撒翁同志对中东路问题的意见》，载《布尔塞维克》第２卷第１０期。
少戒心与注意的宣传策略，固然不是跟着群众跑，却也不能争取群众”。
最严重的是，陈独秀也反过来猛烈抨击中央的错误“不是偶然的”，是原则的错误，“正是你们简单化和纯凭主观不看事实的盲动主义精神之表现。”①这样，双方就把中东路问题上宣传方法和策略的争论，大大地升级和激化了。
为什么本来简单的问题会如此复杂化，一个具体问题的宣传方法和策略之争，会发展成原则路线之争呢？这是因为与这个争论绞缠在一起的，存在着一个陈独秀转向托派、反对党的“六大”路线的问题，即在７月２８日与８月１１日之间，他给党中央系统阐述托派理论路线、并要中央接受的那封８月５日长信，甚至在８月１１日信的末尾，他要求此信与“八·五”信、都能早日在党报上登出。
从１９２９年７月到１１月陈独秀与党中央争论并被开除的全过程看，中东路问题上的争论完全是一个偶然的事件，是一支与主旋律不太协调的插曲；而陈独秀接受托派观点，欲以托派面目改造党，则是酝酿已久的必然的事件，是他与党中央争论的主旋律。正是在后面这个问题上，导致了他与党的决裂。在这个过程中，即使不发生“中东路事件”，他也是要与党决裂的。所以，有人说陈独秀是由于中东路问题上发表了与党中央不同而正确的，意见被开除的，是不符合事实的。至少是只观其表，未察其实；一叶蔽目，不见全局。而①《红旗》１９２９年８月２０日。
蔡和森把陈独秀８月５日致中央的信与７月２８日、８月１１日致中央的信，统称为“陈独秀关于中东路问题给中央的三封信”，也是不确切的。因为“八·五”信，只字未提中东路问题，而其性质与其他两封信根本不同，虽然二者同是反对共产国际的决议。当时中央的缺点，就在于没有采取分析的态度，而认为凡是反对共产国际的都是反党行为，必须坚决打击。
真理犹如金子。不管被埋没多长时间，也不管被蒙上多少尘埃，它总会发光。当初，在中国共产党党内，没有一个人能够、也不敢对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提出的“保卫苏联”的口号，提出异议。只有陈独秀有这个眼力和勇气。为此，他受到了巨大的压力，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是，在５８年之后，斯科举行共产国际历史研讨会。研讨会一致认为，过去对共产国际历史研究，由于信奉“历史就是面向过去的政治”的公式，虚伪地理解党性原则和见风使舵，严重地影响了客观的研究工作，出现了种种不正常的现象，导致在许多问题上，歪曲事实，混淆是非，掩盖真相等等。研讨会在肯定共产国际历史作用的同时，提出了一系列需要拨乱反正、重新评价的历史问题，其中之一是：“需要论证共产国际东方政策的成就与失误，填补这一政策个别方面现有的‘空白点’”。
研讨会在论证这个问题时，特别强调中国学者近来对共产国际活动的评价变得更客观。
中国学者指出：“把‘保卫苏联’的口号当作共产国际的头等任务，不符合当时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利益。”①然而，这个研讨会忽视了这样一个历史事实，即最早提出这种见解的，不是今天的“中国学者”，而是半个多世纪前，当“保卫苏联”这个口号一提出就进行批评的陈独秀。
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举行的这个研讨会，实际上是以最权威的资格，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范围内，为陈独秀在中东路问题上长期蒙受的冤屈平了反。
还须指出，在中东路问题上，当时托洛茨基和中国托派的立场也是“保卫苏联”。事件刚发生时，托洛茨基就指示苏联、中国及各国托派，“要完全牺牲自己来保护十月的胜利”②；并在１９２９年８月４日的文章中，引证他在１９２７年８月１日苏共中央与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上的讲演说：“我们反对派对保护社会主义的祖国……一点也不怀疑。我们不特自己要保护它，而且教人如何去保护它。”“我可以总结一句话：我们拥护社会主义的祖国，但不是拥护斯大林的路线。”③他还批判了德、法等国托派中认为中东路事件是“苏联侵犯了中国自决权”的观点④。所以，陈独秀后来与中国托派组织谈判统一时，他在中东路问题上的正确主张，还被视为他仍坚持机会主义的“五大错误”之一。
这也说明陈独秀在转向托洛茨基主义时，在这一问题上，①②③④托洛茨基：《保卫苏联与反对派——“列宁团”走的是什么道路——极左派与马克思主义》，《中国革命问题》，第３１９页。
托洛茨基：《中俄冲突与反对派》，《中国革命问题》，第３１８页。
托洛茨基：《中俄冲突与反对派》，《中国革命问题》，第３１３页。
《苏共历史问题》（俄文版）１９８７年第１０期。
还保持着独立的立场。
但是，中东路问题上的争论，确是加剧了陈独秀自以为是及其与党中央共产国际的对立情绪，党也因此把他转向托派的问题，看得更加严重。誓做反对派被开除出党陈独秀接受托派观点以后，不用别人劝说，就自然而然地与周围意气相投的人融为一体，名副其实的“陈独秀派”于是应运而生，并在党内加紧进行分裂活动。
陈独秀亲自出马，在１９２９年８月５日给党中央写了一封长信，贡献“我一年来慎重考察的结论”。他以托洛茨基主义的立场，全面系统地阐述了对于中国革命的观点，猛烈地抨击“八七”会议和“六大”以来的路线是“机会主义”——“盲动主义和命令主义”、“官僚集权制”等等，要求“把这封信在党报上全部发表出来，以便公诸全党讨论”，妄图挑起全党性的大争论，以托派路线“改正”“六大”的路线。
在陈独秀的指挥下，他们分头活动，在党内争取同情者，拿托洛茨基文章给他们看，宣传托派主张，发展成员，扩大组织。他们不放弃任何一个关系，拉共产党员转向托派。这方面最突出的是马玉夫。他是江苏省委中负责工人运动的干部，认识许多工人同志和工人支部的负责人，此时他虽已退出省委，党内关系仍旧存在。他争取了《时事新报》社工人支部和一个绸厂工人支部；又争取了许多个别工人同志，有铁路工人、电车工人、纱厂工人、印刷工人、建筑工人等等；还争取了外地驻上海长期工作的几个干部。
《时事新报》社原共产党工人支部书记是屠仰之，浙江海宁人，大革命时在杭州活动，失败后来到上海，进《时事新报》社当排字工人。受马玉夫影响转向托派后，他还想把整个支部都拉过去，郑超麟就被派去做工作。屠仰之在报社大厅里召集了几次报馆支部全体党员会议，２０多人参加，郑超麟在会上讲话，宣传托派立场，反对中央的路线，多数人表示附和。中共中央知道后，解放了这个支部，开除了屠仰之，于是这个支部就被托陈派“接管”。为了巩固托派的影响，马玉夫和郑超麟商量后，带着屠仰之和两个支部干部去同陈独秀谈了一次话。１９３０年，托陈派骨干薛农山又进这个《时事新报》社任总编辑，该社更成为托派的一个据点①。薛任托陈派法南区委负责人。
当时有许多人，特别是那些怀着朴素革命热情的工人转向托派，并非真懂得托洛茨基主义如何如何，而是陈独秀这个昔日领袖留在他们心目中的威望；是陈独秀的影响起了作用。
绸厂工人支部书记是杜培之，江苏盐城人，也受马玉夫拉拢后转向托派并把支部全体成员拉了过来。接着，托陈派也学共产党那样，把杜培之作为工人代表，吸收为托陈派的中央领导成员。
彭述之和汪泽楷被分配在外地来上海的党团员中间活①黄理文：《一九三○年江苏省委和闸北区委的一些情况》，《党史资料》（丛刊）１９８１年第３期。
动，也拉过去几个人，甚至通过马任之把沪滨书店争取过去，为他们服务。马任之原名马轼材，湖南宝庆人，彭述之的小同乡，大革命中加入共产党，随北伐军到福州，领导那里的国民党左派工作。“四一二”事件后到武汉，“七一五”分共时被捕。１９２８年出狱后到上海，受党委托办了沪滨书店，任经理，杨献珍当编辑。彭述之利用小同乡的关系，首先把马任之拉进托陈派，运动杨献珍时遭到了拒绝。不久，杨献珍去北方工作，沪滨书店就全由马任之控制，成为托陈派的一个支部。①此外，其他托陈派成员也都利用各自的关系，千方百计地争取人。如郑超麟利用其爱人刘静贞是云南人的关系，在驻上海的云南同志中进行活动。郑超麟还与在印刷工人和铁路工人中活动的干部建立联系，等等。
这样，他们一面发展，一面把原来的陈独秀派和新影响来的人编成小组，学习和讨论托洛茨基对于中国革命问题的主张，并在支部会议上，就中国革命根本问题，同其他人及江苏省委（当时上海党组织属于江苏省委）和中央组织部派来的代表进行辩论。
由于他们获得了系统的托洛茨基文件，又经过深思熟虑的思考和准备，而我们党方面，虽然“六大”制定了基本路线，但“党的正确路线还未得到有些支部全体热烈的讨论，因①参见郑超麟：《回忆录》及《陈独秀与托派》。后来沪滨书店被国民党封闭，马任之脱离托派，参加国民党部队。湖南解放时，他随李觉起义，立了功。
之，党的政治路线在组织上遂尚未得到完全巩固。有些支部对某一问题，常不能在正确路线下予以回答，常因某一问题不能回答而表现动摇。”①再加上当时李立三为首的党中央领导，的确有“左”的倾向，后来又发展成“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所以陈独秀等人的挑战，立即在党内引起混乱，“引起了中上干部内一次轩然大波”。到１９２９年１１月陈独秀被开除时，受其影响而加入托派的，竟达到五、六十人（在《我们的政治意见书》上签名的八十一人，据郑超麟说，其中三分之一是为壮大声势而虚构的）。
与此同时，托陈派还派出代表陈独秀和尹宽，与“我们的话派”谈判，要求对方提供托派文件，共同学习讨论；在组织上两派联合或加入“我们的话派”。由于对方条件苛刻，没有结果。
党中央一开始就对陈独秀等人这种非组织的派别活动提出了警告。早在６月份，即陈独秀与托派接触之初，党的六届二中全会就专门讨论了这个问题，指出：“托洛茨基反对派的活动，近已侵入中国党内，它在目前中国党内理论水平低微与党历史纠纷尚有残余的条件下，很有可能与党内一般落后的、消极的、离开工作、不满意指导机关的党员相结合，以助长党内小组织倾向与派别观念的暂时发展，而形成中国的反对派。”②会议分析了这种倾向的危害性，号召全党与其坚决斗争：国际托洛茨基反对派“现在已成为帝国主义破坏苏①②《组织问题决议案》（１９２９年６月），《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６册。
周恩来：《托洛茨基反对派在中国发生的原因及其前途》。
联反对世界革命的工具，无疑义的在中国的反对派要同样的成为中国统治阶级反对革命、破坏党的工具，所以党必须坚决的予以制裁，以巩固党的组织”；“党必须站在正确的路线上，坚决地斗争，以克服目前党内正在发展的这一特别危险的倾向。”①中国党内反对派问题》，指出中央发现反对派“在党内与党外有他的秘密组织，有他的秘密出版物”；“现在中国机会主义思想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见解，正凭藉着托洛茨基的理论……反对现实党的路线，企图掩盖过去的机会主义错误”；“我们与托洛茨基反对派的斗争，主要是思想上理论上的斗争。”同时提出“要从组织上……坚决地消灭反对派在党内的任何活动以巩固党的一致”，“须将其活动的领袖毫无留恋地开除出去。”②对于陈独秀“八·五”信中的错误意见和无理要求，党中央理所当然地加以拒绝。８月２８日，共产国际和党中央的代表约陈独秀谈话，指出陈不应该发表和中央不同的意见，因“中央政治路线没有原则错误，加之时局紧张”，中央不能在党报上公布他８月５日的信件。陈指责这是“用专横态度来掩护错误”，“真如反对派（托洛茨基派）所指摘国际领导机①②《红旗》，１９２９年９月２日。
《中共二中全会政治决议案》（１９２９年６月），《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６册。
关在政治上组织上官僚化之一证”①。于是他宣称，“我不应再为寻常组织纪律所拘囚，更不必阻止同志们传观我的信稿”，进一步将他们的小组织活动升级。
陈独秀在８月５日信中，就向党要求民主自由，由于党不接受他的错误主张和在党报上公布他信件的无理要求，他就竭力攻击党内没有民主，“官僚集权制”。这里，陈独秀所要求民主自由，是宣传他错误主张的“民主”，反对“六大”路线的“自由”。一句话，是以托派面目改造党的“民主自由”。这样的“民主自由”，自然是不能给予的。任何一个党都不会给一个党员这样的“民主自由”。
一个被中国托派称为“文魁”的人，１９８０年在香港评述陈独秀上述的民主观点时，说：“不幸，陈独秀一九二九年提出的忠告，不仅不为李立三所接纳，也不为此后的毛泽东所接纳，……继‘四人帮’而起的华、邓体制，正拟取消宪法规定的‘四大自由’，从新巩固官僚集权制度。现在重行提出陈独秀当年的忠告，对于争取党内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可说有促进作用，不仅证明陈独秀意见之正确而已。”②可是，此人对陈独秀“民主自由”幽灵的呼唤，是为了推翻共产党政①②一丁：《陈独秀历史地位的平反过程》，《观察家》（香港）第３１期，１９８０年５月。一丁即楼子春，原是托派小组织“我们的话派”成员。抗战时期，中国托派分裂成彭述之、刘家良为首的“多数派”和王文元、郑超麟为首的“少数派”。他属于后者，并与王、郑、陈（其昌）一起，被称为少数派的“四大金钢”。
解放时去香港，继续进行托派活动，写了不少论著，被海外称为“研究陈独秀的专家”。
陈独秀给中共中央的信（１９２９年１０月１０日）。
权，这是令人值得深思的。
陈独秀等一伙人，在大会小会上，展开攻势，一面为自己的错误辩解，一面向党中央发动进攻，越来越加剧在党内的分裂活动。９月２０日，在中共江苏省委召开的支部干事会及中央、省委、区委各代表联席会议上，彭述之与中央宣传部秘书长恽代英面对面辩论。彭三次发言，认为陈独秀“已不是机会主义者”，而“中央一年来的政治路线，就是机会主义与盲动主义之继续”；声称“我们提出来的政治意见与中央的机会主义的整个政治路线不同，……此种‘对立’是没有不可以的”，“还是应该的”；攻击党的“铁的纪律”是“废话”和“官僚们压迫群众”的工具。关于托派问题，早在春天他就完全赞成托派主张并与陈独秀等进行小组织活动，但他为了达到继续留在党内活动的目的，在会上竟诡称自己对托派问题还正在收集材料，进行研究和考虑，“达到一定结果以后，……如果我是赞成反对派的主张，我便要公开地站在反对派的政治路线上奋斗”。
陈独秀等如此我行我素，目无组织纪律，党还是努力挽救他们。１０月６日，中央致函陈独秀，向他发出“书面警告”，指出：“在党的组织原则上不容许有两个路线同时存在，尤其不容许有少数同志与党对立，破坏党的组织系统。”“你以及和你意见相同的人，在上海党的下层组织中有超越组织的活动”，“必须站在党的利益上立即停止这种活动”。中央重申公布陈独秀的信“有妨害于对敌人的斗争”，决定陈“在党的政治路线之下，在中央担任编辑工作”，要他作篇反对反对派的文章，并编入中央直属支部参加党的生活。
可是，陈独秀在１０月１０日复信中央时，却反过来狂妄地向中央作“最后的警告”，表示决心“结合下层的革命群众和上层领导机关奋斗，而不计其他！”宣称：“党内的重大政治问题即领导机关政治路线根本错误问题”，用组织纪律不能解决问题；“在你们绝对没有理由可以开除发表政治意见的任何同志，……如因此造成党的分裂，是应该由你们负责的。”
一个共产党员如此把自己凌驾于组织之上，凌驾于党中央之上，这是罕见的。
中共中央注意到了问题的严重性，立即在１０月１５日召开政治局会议，并通过了《关于党内机会主义与托洛茨基主义反对派的决议》。《决议》指出陈独秀的信，“完全推翻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一贯的列宁主义的路线！完全推翻六次大会与中央对于目前的根本策略而走到了可耻的取消主义！”决议逐条批判了托陈派的取消主义观点。但是，党把托陈派在组织上的分裂活动看得更为严重，因此，中央最后决定：“（一）各级党部如果发现了这样的小组织必须马上解散，对于参加的同志须予以组织上的制裁；（二）经过讨论以后，仍然固执他的取消主义的思想，不执行党的策略，不服从决议的，应毫不犹疑的开除出党；（三）陈独秀必须立即服从中央的决议，接受中央的警告，在党的路线下工作，停止一切反党的宣传与活动。”
接着，１０月２５日，中共江苏省委与上海各区党团书记联席会议通过《江苏省委为开除彭述之、汪泽楷、马玉夫、蔡振德及反对党内机会主义与托洛茨基反对派的决议》，指出江苏省委完全接受中央反对党内机会主义与托洛茨基反对派的决议及闸北区、沪中区关于开除彭述之、汪泽楷、马玉夫、蔡振德的报告。决议列举了彭述之等人的错误：他们一贯的认为共产国际的指示、六次大会的决议、中央对于目前革命的根本策略，完全是出卖阶级的。
他们完全推翻了列宁主义的路线而走到取消主义的泥坑。中央所指出陈独秀致中央信中的一切错误，就是他们的共同的观点，他们并且拿陈独秀的信来向党内作过宣传与活动的。汪泽楷认为列宁主义对于半殖民地的中国民族革命开始的阶段可以与资产阶级暂时联合加入国民党的路线，“完全是机会主义”。彭述之认为开始了中国革命新阶段的广州暴动等武装起义，“完全是盲动主义，因此使中国革命失败了”，而且统治阶级稳定了，现在的斗争是失败的余波！说革命斗争开始复兴，“是中央的欺骗”。马玉夫甚至认为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权革命在辛亥革命时就“已经完成”，现在的中国经济“完全是资本主义的剥削关系”等等。决议强调：党的全国大会的决议，同志必须服从，这是布尔什维克党组织的基本原则……在目前党的任务加紧的时候，他们提出反对大会的决议的意见，且煽起同志对党的怀疑，经过党几次的解释，不仅不能接受，并且连省委限期要他们把意见写出交来，不能在下边自由的宣传的决议，他们都认为是“命令主义”，并且马玉夫说这是“蒋介石的办法”。他们完全违反了列宁党根本的原则，取消了党的纪律。他们并且积极的进行小组织的活动，企图使党分裂。决议最后批准区委的要求，开除彭述之等四人的党籍，并请求中央开除陈独秀。
很显然，这是对陈独秀等人的最后警告了。他们理应悬崖勒马。但是，他们觉得自己有了国内外托派势力的背景而有恃无恐。陈独秀与彭述之竟然在１０月２６日，联名致中央的信中，又对中央进行了一系列的攻击，宣称：“托洛茨基同志在一年以前，已经预见到你们不正确的政治路线之发展和你们真正的政治面目。”最后，他们公开打出“反对派”的旗帜，向党示威，狂妄地宣布：“你们说我们是反对派，不错，我们是反对派；我们的党此时正需要反对派，……坚决的不和机会主义冒险主义威吓手段腐败官僚的领导机关同流合污。”
这种情况表明，陈独秀等人与党的关系已经发展到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对抗，矛盾不可调和了。
恰在陈、彭致中央信的同日，共产国际指示中共中央：“在一切斗争中，首先要反对取消主义陈独秀派及托洛茨基派，他们现在已经成为一个反革命的联盟向党进攻了，尤其重要的是肃清自己队伍里暗藏的陈独秀托洛茨基派。”①于是，１１月１５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终于通过了《关于开除陈独秀党籍并批准江苏省委开除彭述之、汪泽楷、马玉夫、蔡振德四人决议案》，指出陈独秀屡次拒绝共产国际及中央决定，拒绝中央指派他的工作，且在其最后两封信中，“公开揭出他及彭述之等反国际，反六次大会，反中央，反整个的党之一贯路线的旗帜，公开地承认已为共产国际及联共党所开除的托洛茨基为同志；这充分证明陈独秀彭述之等已①《共产国际执委给中共中央关于国民党改组派和中共任务问题的信》。
《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一）。
经决心离开革命，离开无产阶级，客观上就是已经开始转变他们的历史行程走向反革命方面去了。”
但是，这个决议并不是最后的，由于陈独秀的特殊地位，尚需要共产国际审批。１９３０年２月，共产国际在审批时，还出面对陈独秀作最后一次挽救，在给“中国共产党转陈独秀”的电报中说：国际“决定予你以机会来参加本政治书记局审查中国共产党中央开除你的党籍的决定的会议”；“如果你对此提议置之不理……这一问题将提到共产国际主席团的会议日程中去讨论。”①然而，这时的陈独秀，比起当初拒绝参加“六大”、强调“中国革命应该由中国人来领导”时的陈独秀，走得更远了。
“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他自以为找到了中国革命的出路，更无求于莫斯科；何况在他看来莫斯科已并非他当年想象的帮助中国革命的“美人”了。于是他再次断然拒绝赴苏。
中央的路线后宣称：“关于这些根本问题，我和你们实有不可调和的不同意见。……这些根本问题决不是调我个人到莫斯科便可解决的，而且这是官僚的办法。”
就这样，陈独秀无可挽回地被开除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双方对此都不可能有别的选择：不能企望托陈派不反对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路线，不进行小组织活动；也不能设想党能容忍托陈派在党内进行反党活动，这是一个关系到党的存亡的大问题。
①陈独秀：《答国际的信》附件。
当时对陈独秀和党中央不是没有人出来做工作的，但都未起作用。
朱蕴山是陈独秀的同乡，二人关系一直很深。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建立共产党和国共合作时期，朱蕴山在安徽的革命活动，一直受陈独秀的指导。这次，陈独秀特托高语罕送三本托洛茨基言论集给朱蕴山，望朱加入托派。朱说不参加，让高将书还给陈，并嘱陈不要搞托派这个名堂，指出他是中国共产党的“开山书记”，宜慎重；苏联和国际的事，我们弄不清楚，冒然卷入是非漩涡，很难拔出。陈独秀不听所劝，一意孤行。从此，二人之间，就不谈政治，只有私交了。①争趋向高潮时，党的优秀干部彭湃、杨殷、颜晶颐、邢士贞四人被捕入狱，他们受尽酷刑，英勇不屈。他们自知必死无疑，仍惦念党的工作，尤其关心党与托阵派的斗争，多次设法从狱中传出遗嘱一样的书信，嘱咐党中央不要因他们被捕而伤痛，要继续努力谋得革命的发展，尤“望党内对于反对派的斗争要多从教育上做功夫，以教育全党”②。周恩来见到这些书信很受感动，曾写文章，号召全党学习他们的革命精神。从那时起到陈独秀被开除尚有两个多月，党中央特别是任中央组织部长兼军委主任的周恩来，的确“从教育上做功夫”为挽救陈独秀等人的堕落，做了大量工作，但都没有得①②周恩来：《彭杨颜邢四同志被敌人捕杀经过》（１９２９年９月１４日），《红旗》１９３０年８月３０日。
朱蕴山：《关于陈独秀的几点回忆》，未刊稿。
到丝毫的效果。
对陈独秀被开除出党这件事，几十年来，吸引了国内外许多人进行研究和评论，产生了不少意见。有些人对陈独秀深表惋惜和同情，甚至为他辩护。
从陈独秀转向托派到被开除的全过程来看，应该肯定，当时中共中央开除他党籍的决定是正确的，对于维护“六大”路线，维护党的团结，发展革命（特别是发展农村武装斗争）是十分必要的。
由于他以前的革命历史和资望，人们对他这一转折表示惋惜，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中国共产党是有严格纪律的无产阶级先锋队。在我们党内没有任何人拥有超乎党章以上的任何特权。不能因为陈独秀曾主持创建中国共产党并连任了五届总书记，党就不应对他执行党纪处分。正如陈云所指出的：“纪律是执行党的路线的保证。在过去，由于正确地开展了党内斗争，执行了党的纪律，我们克服了陈独秀等人的错误路线，制止和战胜了张国焘的反革命破坏阴谋，保证了党在各个时期的革命任务的实现。”①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到，正是陈独秀的身份和影响的“特殊”，党在处理他问题时，还是慎重的。本来，党对于任何一个党员执行最高的党纪处分，应该采取慎重的态度。但在党的历史上，在连续三次“左”倾路线统治全党时期，中央曾经犯过对党员处理不慎重的错误。例如对领导南昌暴动、①陈云：《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陈云文选》（１９２６—１９４９年）第７４页，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版。
秋收暴动的一些高级干部的处理，就是如此。然而，在１９２９年那样异常复杂激烈的阶级斗争的历史条件下，党中央在处理陈独秀党籍问题上，不说是仁至义尽，也是做了努力作了教育和挽救之后，才不得已采取组织措施的。
这里必须指出，慎重并不是软弱无力，宽大无边，慎重并不是不执行党的纪律。三国时期的诸葛亮尚且能做到为了整体和大局的利益，坚决执行纪律，“挥泪斩马谡”；难道无产阶级的政党却不懂得这个道理！
另外，陈独秀在推销他的取消主义主张时，是打着反对中央机会主义和“左”倾盲动主义的旗帜进行的。有些史学工作者在评论他被开除党籍事件时，对此也有不平之鸣。
毋庸讳言，党的“六大”决议，在基本精神正确的同时，确有“左”的缺点。嗣后李立三主持的中央工作，在１９３０年如在１９２９年中东路事件的宣传方法上，在纪念这年“五卅”、“八一”“国际反战赤色日”，号召并组织各大城市罢工、罢课、罢市，到大街上去举行游行集会等活动中，都有所表现。陈独秀在致中央的信中，也批评了一些当时实际存在的“左”倾错误。但是，我们必须分析事物的实质和现象，主流和支流。
陈独秀并不是从正确的立场出发反“左”的，而且他的主要锋芒，不是落在那些真正的“左”倾错误上，而是指向“八七”会议、“六大”决议的基本路线上。如他自己所说：“自八七会议‘定出武装暴动的总方针’，各处实行暴动，我曾写过几封信给当时的中央，指出……没有客观条件的随便暴动，只有更加削弱党的力量，更加使党离开群众。”“我对于六次大会根本路线十分不满。”①实际上，他转向托派后，否认一切暴动，包括“南昌暴动’、“秋收暴动”、以及他原先肯定的“广州暴动”。但在转向托派前，他对“六大”路线却没有不满的表示，甚至在“八·五”信中，还肯定“六大”对盲动主义和命令主义“加以相当的矫正”。现在，他把党认为“六大”后革命形势复兴，攻击为“左”的形势估计；把坚持农村武装斗争，建立革命根据地，攻击为机会主义和“左”倾盲动主义；把利用军阀混战发展革命势力，攻击为“军事投机”；把不接受他的“国民会议”等合法运动主张，攻击为“召回主义者”②，等等。总之，他认为党的错误，已“不是枝节的局部的问题”，而是“整个的机会主义政策”；中共中央“至今还没有一点政治自觉，而且日益倒行逆施，无可救药了”③。所以他一再号召全党同志毫不隐讳地站在托洛茨基所领导的国际反对派旗帜之下，来“拯救党”，“拯救中国革命”。他这种所谓反“左”，与当时毛泽东、周恩来等所进行的抵制和纠正“左”倾错误的做法，是根本不相同的。所以，我们不能因为陈独秀也反“左”，就看不清他犯的取消主义和分裂主义错误的实质，更不能把他与当时党内一些同志站在正确原则立场上反对①②③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１９２９年１２月１０日）。
“召回主义者”即“召回派’，是１９０６年俄国革命低潮时期布尔什维克内部产生的“左”倾冒险主义派别。他们反对合法工作与秘密工作相结合，拒绝在工会和其他合法团体中进行工作，宣称只有走上街垒的人才是革命者，主张召回国家杜马（俄国议会）中的社会民主工党的代表。
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１９２９年１２月１０日）。
“左”倾错误的斗争混淆起来，从而否定中央对他的处理。
总而言之，１９２９年的陈独秀，是被中共中央开除出党的，同时也是他自绝于党，自绝于党领导的中国革命。他分裂党而被党开除，取消革命而被革命取消，离开人民而被人民抛弃，这是合乎逻辑的结果。陈独秀的悲剧是，在他被迫接受这种结果的时候，还以为自己在真诚地寻求救国救民和继续革命的道路，并且自认找到了这条道路。这一点，是值得后人深思的。三领导托派活动拒绝入托“三条件”组织“无产者社”以陈独秀为中心的托派小组织，正式成立于１９２９年９月。
原先，陈独秀等不打算单独成立组织，而准备加入“我们的话派”或者两派合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