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惨世界》第９回，《曼殊全集》（２）第１５８页。.20
所以他说过“立宪会议不一定能召集成功”的话，也说过“这绝不是说：资产阶级民主政制在两个革命的过渡期，是没有可能的”①。
在１月８日这封信中，托洛茨基重复了上述观点，仍然强调“没有任何可能，来预先猜测事变在实际上究竟怎样进行。所以，不管托洛茨基在这个问题上写了多少文字进行解释或批评，始终未解决中国托派内部的这个争论。
（四）关于红军问题：陈独秀的观点，出自前注《关于所谓“红军”问题》的文章。据郑超麟说，当时“无产者社”是“全体同意的”。该文基本观点也是来自托洛茨基。托洛茨基①托洛茨基：《论国民会议口号——致中国反对派》，《中国革命问题》，第说过：“贺龙叶挺的起事，即令他们放弃了机会主义政策，也不能不是一次孤立的冒险及假共产主义的、马黑诺①式的行动；除了因孤立而被打散以外，别的没有其他道路。”他甚至攻击中共在大革命失败后发动的农民起义是一种“罪恶”，“缺乏集中指导的农民，这里一堆那里一堆的骚动起来，但没有胜利的真实机运”②。直到１９３０年９月，托洛茨基起草、托派临时国际通过的纲领性文件——《国际共产主义左派反对派告中国及全世界共产党员书——关于中国革命的前途及其任务》中还宣称：“必须等到无产阶级统治了国内诸重要的工业和政治中心，然后才有必要的前提以组织红军以及建立苏维埃制度于乡村里面。谁不明白这点，谁就是不懂得革命。”
但是，由于陈的这篇文章太露骨，中共中央进行了有力的批判，再加上红军运动的胜利发展，尤其是蒋介石对苏区进行反革命围剿时，还将陈独秀的这篇文章“大量印出来，在江西散发”③。于是，青年托派就抓住这一点，打击陈独秀。托洛茨基在１月８日回信中，不得不表示：“……将‘红军’同土匪混为一谈。如果真有这件事，那是应该纠正的。”接着，①②③王学文：《三十年代上海文化战线的一些斗争情况》，《党史资料》（丛刊），１９８０年第３辑。
参见托洛茨基：《中国革命的总结和前瞻》、《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后的中国问题》。
马黑诺是１９１８年乌克兰游击队领袖，反对乌克兰反动派和德国占领军受无政府派、富农及反动分子影响，拒绝参加集中化的红军，妨碍了对反革命的斗争，且成为乡村反动分子集团的中心，最后为苏维埃军队所消灭。
他修正了自己完全排斥“红军”的观点，说：“革命的农民武装，自然有游民无产阶级分子和职业的土匪加入，但整个运动则有深厚的根基在中国农村条件里头，将来无产阶级专政也是应当依靠在这个根基上面的。”实际上，托洛茨基和陈独秀一直没有改变对红军的教条式的攻击，陈独秀在１９３２年被捕后的审讯中，还宣称共产党在掌握政权之前不应组织红军。
（五）关于中东路事件：陈独秀的立场无疑是正确的，他的民族感情更应得到尊重。作为苏联人托洛茨基，即使不同意陈的观点，也不好意思让陈放弃原来的立场，来保卫他的祖国——苏联。所以，托洛茨基对这个问题明智地未置一词。
托洛茨基的“一·八”来信，再次断定：“现在进行统一的诸派别间果然是完全没有原则分歧的。”最后，他恳切地呼吁：“亲爱的朋友，你们的组织和报纸，今天就确定地合并起来吧！”托洛茨基的态度，依然是支持同情陈独秀派，而批评其他三派，于是，各派代表又重新坐到谈判桌上来，协商统一。
然而，这样一来，“无产者社”却翘尾巴了。主要是彭述之，因有感于那些青年托派对他没有好感，怕在未来统一的组织中不会奉他为领袖。他是矮个子，操一口很重的湖南口音，戴一副深度近视眼镜，道貌岸然。青年托派称他为“孔夫子”，认为他低能，又高傲自大。在莫斯科留学时，看了一本布哈林的《共产主义ＡＢＣ》，就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自居，唠叨个没完，摆老资格，拿臭架子，认为“搞革命还得靠我们这些老干部，这些小孩子只有让他们自生自灭”①。这种观点，与陈独秀完全相反。大革命时期，他是陈独秀指挥下的第一把小提琴，忠实推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并处处挟陈独秀自重。
“老先生的意见同我一般”，是他的口头禅。而且，在中央常委会议上，几乎每次陈独秀发表意见后，他都要替陈独秀做注解，长篇大论地为陈的意见找根据，话说得既长，又空洞，使与会者十分不耐烦，而他却还洋洋自得，很不自觉。一度，他还狂妄地认为，中国共产党领袖除了陈独秀以外就是他，宣称中央常委会４人（本是５人，蔡和森在１９２５年１０月去莫斯科当中共驻国际代表）中，“瞿秋白是高等技术人才，张国焘是高等事务人才”。言下之意，唯有他彭述之是“高等政治人才”。大革命失败后，他也下了台，随即参加所谓“陈独秀派”的宗派活动，为恢复陈独秀在党内的领袖地位以恢复自己昔日的地位而奋斗，结果失败。与陈独秀一起转向托派并另立组织以后，又重燃他的领袖欲之火。他一面愈加抓紧陈独秀，利用当时地下工作纪律，借口保护陈独秀（当时国民党政府悬赏万金缉拿共党首领陈独秀），控制陈独秀的行踪和住址（与共产党决裂后，陈独秀从原址老靶子路搬到提篮桥居住，但不把新址告诉中共中央和其他任何人，只有彭述之一人知道他的家在那里）。尹宽得到托派文件以后，要同陈独秀谈话并提供托派文件时，必须通过彭述之，而且每次都有他在旁。大家都把他视为陈独秀的“总理”。现在他依然认为，必须依靠陈独秀才能恢复他的领袖地位。另一面，他又竭力①访问宋逢春谈话记录（１９８５年１０月１２日，唐宝林整理）。
利用往日与党内下层组织一些干部的关系，把一些支部和党员拉入托派，以扩大他在托派内部的组织基础。例如马玉夫和蔡振德就是他的得力助手。他先把他俩拉入托派，接着又通过他俩把几个支部和一些人如罗世和薛农山等拉到托派中来。外地来上海与中共中央联系工作的干部，也有一些通过彭述之见到陈独秀，随后转向托派。这样，彭述之很快掌握了托陈派中的多数。在常委中，除了陈独秀、尹宽和何资深外马玉夫、杜培之、罗世、吴季严等，都是他的人。因此，他就对陈独秀和其他人搞封锁，按照他的意愿，操纵托陈派的某些活动。
在统一问题上，彭述之主张以“无产者社”为中心，这是违反托洛茨基来信指示的平等协议、平等统一的原则的，其他三派当然不能接受。于是他就背着陈独秀指挥“无产者社”参加协议委员会的两位代表马玉夫和吴季严，千方百计地延宕和破坏统一，提出要对过去政治原则和策略上一切分歧“分清谁是谁非”，其他三派要检讨和放弃过去攻击陈独秀“机会主义”的错误成见之后，才能谈组织上的统一，①致使协议工作又受到阻碍。而他们在“无产者社”内部，却口口声声说其他三派没有统一的诚意，使陈独秀等关心统一的人感到心灰意冷。
①“无产者社”：《给“协议委员会”转“我们的话派”、“十月社”和“战斗社”的一封公开信》，载《无产者》第６期，１９３０年１１月２５日出版。
促使托派组织统一任托派中央总书记尹宽从青年托派那儿了解到彭述之操纵马玉夫、吴季严阻挠托派统一协商的真相之后，报告了陈独秀。于是，陈独秀的态度便成了中国托派能否尽快实现统一的关键。
陈独秀是真诚希望统一的，更鄙视在组织内部搞阴谋诡计。对于过去的争论，他认为是“咬文嚼字”，“不十分重要”，“我始终取了沉默的态度”①。现在，他见到托洛茨基和托派国际急切呼吁统一的信后，十分感动，说“使我们惭愧无地”，“我们听了若仍旧毫不动心，便是庄周之所谓‘心死’！”他谴责那些还热衷于分裂的人是“罪恶”，甚至说：“我个人是彻头彻尾赞成国际意见的。……我从来不愿意把真理摔在一边，企图从阴谋诡计小把戏的基础上团结同志，做自己个人的群众，这是……我所深恶痛绝的，我毫不顾虑我的意见会在‘无产者社’中是最少数，少数未必即与真理绝缘，即使是人们所预祝的什么‘光杆’和‘孤家寡人’，于我个人是毫无所损，更无所惭愧！”他提议：“应该从大处着眼，从政治出发来快刀斩乱麻的解决过去及现在的纠纷。”②于是，他亲自出马，找“我们的话派”、“十月社”和“战斗社”的领导谈话，做工作，宣讲托派统一的重要性和迫切性。①②独秀：《对于统一运动的意见》，《无产者》第１１期，１９３１年２月３０日出版。
独秀：《答列尔士同志》，载《无产者》第９期，１９３１年１月２０日出版。
他对王文元说：“统一是中国反对派当时的绝对必要。如果不统一，则不但其他三派没有前途，‘无产者社’也必然死亡，因为，反对派今后的艰巨工作，主要得靠年轻的革命者来负担，而‘无产者’中则‘老人’太多了。……”①另一方面，陈独秀召集“无产者社”全体会议，通过《接受国际委员会来信之共同意见——“无产者社”的提案》②，谴责彭述之等人的行为，指出，“我们各派或各个人过去对于左派反对派根本原则的解释和目前政治问题的观察确有一些不正确的意见”，但这些意见，无论如何不能“做为分裂的理由，……因此我们应取消‘算旧账’的精神及要求他派承认错误的办法”。
陈独秀还不顾彭述之的反对，以“常委”名义发出《反对派统一的问题》的通告，向各支部揭露“我们无产者社当中，也有人在国际所指示的办法以外，提出了枝节问题，即是认为……统一须以无产者社为中心”；“这分明和别派的正统观念，同样的不正确，同样的要阻碍统一”。③同时，陈独秀又采取断然措施，召回了参加协议委员会的马玉夫和吴季严，由自己和尹宽二人出任“无产者社”的代表。于是，“无产者社”分裂成两派：陈独秀和尹宽为代表，主张以平等协议进行统一；彭述之和马玉夫为代表，主张以“无产者社”为①②③《无产者》第１１期。
《无产者》第９期。设在巴黎的托派临时国际在１９３０年９月１２日，由托洛茨基及各国托派首领签屠，给中国各个托派小组织写了一封信，内容与托８、９月份的信相同，但到年底才传到中国。
《双山回忆录》第１６０页。
中心进行统一。两派一直争斗，结果前者获得胜利。不仅撤换了代表，陈独秀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削弱彭述之的势力，任命完全拥护他的何资深为中央常委秘书，代替吴季严；郑超麟为沪东区委书记，代替拥护彭述之的刘伯庄，马玉夫被迫退出了中央领导机构。①必须指出，陈独秀在大刀阔斧地采取这些措施，宣讲托派统一重要性和迫切性时，特别强调了当时党的状况。因为当时党正处在第二次“左”倾路线统治到垮台，以及王明接着上台的时期，革命受到了不小的损失，党内出现了混乱。陈独秀颇有使托派早日统一，取而代之的野心。他说：“现在正是正式党的领导陷于完全破产，党内同志及一切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都感觉无出路的时候，……绝对需要我们各派摒除不必要的纷争，迅速统一起来，以集中力量并建立反对派在群众中的信仰”②；“……在正式的党陷于空前混乱，停止工作的今天，我们反对派各派小组织还未能迅速的统一起来，集中全部力量来对付摆在面前的斗争，这已经是罪恶了！”③陈独秀的这些言论和行动，深深地打动了各派代表，终于使协商一帆风顺。
可以说，中国托派组织统一的实现，得之于陈独秀最后的推动。
这时，又发生了刘仁静要求参加协议委员会的事件。托①②③独秀：《对于统一运动的意见》。
《接受国际委员会来信之共同意见——“无产者社”的提案》，《无产者》第９期。
郑超麟：《陈独秀与托派》，手稿，１９８０年８月。
洛茨基来信批评刘仁静之后，刘觉得形势不妙，就马上写信给陈独秀，承认错误，并要求加入“无产者社”。他说：过去反对陈独秀《论中国革命性质》那篇文章，“完全是基于误会”；“关于过去我们间的争论，已由老托来信解决，我完全承认老托之正确，尤其对于统一运动之态度（基本说来）及对于革命性质之估量，我与你完全同意。……我以为我们中间已没有重要争论，使我不能和你们共同工作。关于过去教训的估量，以及关于国民会议及工农运动策略之解释，我们有些说法不同，但是现在没有一点政治上的意义。……因此，我向你要求加入你们的组织，请你们提出讨论。”①但是，“无产者社”讨论的结果，拒绝了他。陈独秀回信说：“你的要求，我们已经提出讨论过，一致以为现时已距统一不远，希望你不必加入‘无产者社’，以免别派误会，使统一运动发生小小的阻碍。”同时指出，虽然已经没有“争论的必要”，但“我们之间”并不是“没有一点不同的意见”。陈在信中指出了两点，一是不同意刘的“国民会议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通俗形式”的观点。刘的这个观点，导致他进一步认为通过“国民会议”和平过渡到“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由此，刘一直被托派骂为“议会迷”。这表明在“国民会议”问题上，陈与刘有相同点，即都认为国民会议可以实现，又有相异点即陈认为国民会议即使能实现，也要经过武装暴动夺取政权。有些史学工作者，认为陈刘在这个问题上是一派的，不确。陈不同意刘的另一个观点是，蒋介石政权与无产阶级①刘仁静给陈独秀的信（１９３０年１１月２０日），《无产者》第９期。
政权之间，将有一个“中国式的克伦斯基政权”的过渡。陈认为中国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假如出现，“即不能根本排除‘工农民主专政’短期实现的可能性之存在”。所以陈认为中国革命将来不必经过俄国的“二月”，而直接象“十月革命”那样，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初期去彻底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他以此既与刘划清界线，又与王文元等人“一开始就是社会主义性质”的观点划清界线。①刘仁静见拒于“无产者社”，恼羞成怒，一个人出版《明天》杂志（油印、６４开本），自称“中国共产主义左派反对派（明天社）”，以此要求作为独立的一派，参加托派小组织协商统一的会议，又遭到鄙视和拒绝。他在给“协委”的信中遗憾地表示：“独秀同志已向我转达了协委对我们（包括他的妻子——引者）的请求之答复，意思是不承认‘明天社’为左派反对派的小组织，只许列尔士个人随时贡献意见。这即是说，不许我们与闻参加和影响协委的种种决定（制定政纲在内），只许我们在决定既成为事实后，发表一些无补于事实的意见。我们在接得这种答复，并读了协委最后通过的政纲草案以后，实觉有无上之惋惜！”最后，他“要求准许我们列席”托派统一大会，②也被拒绝。就这样，这位有点象中国托派运动鼻祖式的人物，一直被托派领导集团排斥和冷落，他于是进行各种捣乱活动，被称为“反对派中的反对派”。①②《中国共产主义左派反对派（明天社）给协委的一封信》（１９３１年３月２日），《明天》第４期，１９３１年３月２５日出版。
独秀：《答列尔士同志》（１９３０年１２月１５日）《无产者》第９期。
各派协议委员会的工作，在陈独秀的推动下，顺利进行。
协议内容主要有两项：一、起草统一大会文件。二、筹备统一大会具体工作。大会的主要文件——《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纲领》和《中国土地问题决议案》（草案），协商结果，改由陈独秀起草。
《纲领》是在１９２９年夏天托洛茨基为中国托派起草的“政纲”基础上修改而成的，分“过渡时期中反对派之总任务”，“中国革命失败的教训”，“过渡时期与我们的策略”，“中国革命的前途”，“共产主义运动的分派及反对派目前的任务”五个部分。
《纲领》竟然攻击“中国共产党差不多一走上斗争的舞台就在机会主义领导之下”。这种文字出自曾主持创建中共、并担任了第一至第五届党中央总书记的陈独秀之手，殊属惊人。
《纲领》规定托派对党的策略是：“它绝不与共产党的活动隔绝，它在每个问题中采取它的态度，它在示威罢工等斗争中无情的批评正式党领导之政策的错误，并以它自己的信仰，不对正式领导作任何让步。”这就规定了托派始终反共的一面。
关于“红军”，《纲领》说“是中国革命具有内心势力和广大可能性之证明”，但又断定，“在工业中心城市消沉之下，没有胜利的机运”，攻击中国共产党“企图依靠乡材散乱的游击队来组织红军并创立苏维埃政府，以对抗国民党的统治，这是官僚主义冒险政策”。
《纲领》为中国托派规定的“总任务”和“目前的任务”，都强调“准备”——“准备工人阶级走向第三次中国革命”。那么这个“革命”何时到来呢？《纲领》说：“我们不能预言”。可见，这是一个“取消主义”的纲领。说是“准备”，实际是“等待”。事实上，在中国若不象中共那样领导人民进行农村武装斗争，点燃星星之火，革命是永远也等不来的。
《纲领》宣称：“中国反对派是一个小组织，其目的就是……复兴共产国际。”并胡说“只有此种小组织在自己的旗帜之下，在共产党内党外，公开而勇敢地前进，才可挽救共产国际于变节及灭亡”。
为了避免争论，《纲领》对革命性质、国民会议等问题，都抄用托洛茨基的话。所以，这个纲领是四派在托洛茨基的压力下，互相妥协的产物，它在１９３１年５月１日统一大会上被顺利地通过。有人回忆说，在大会上，以陈独秀、彭述之、郑超麟等人为一方，其他三派的代表为另一方，就“国民会议”、“无产阶级专政”等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这是不真实的，显然是把“协议委员会”期间的争论，记到统一大会上了。
与此同时，陈独秀还从他们托派的立场出发，积极参加反对李立三“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
立三路线在革命性质问题上，不承认民主革命的长期性，认为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开始即是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开始；在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的关系上，不承认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不平衡性，认为革命形势在全国各地和全世界各国都有同样的生长，全国各地都要马上起义，以中国革命的胜利，推动世界革命的爆发；在革命道路问题上，主张中心城市要首先发动起义，以形成全国革命高潮的中心，反对毛泽东的以农村包围城市，以根据地来推动全国革命高潮的思想。
所有这些特点，都与托洛茨基主义的观点相接近，而且，李立三在他的全国武装起义计划遭到党内一些同志及共产国际反对时，公然“说共产国际不了解中国”，“又说在占领武汉之后，就可以用另外的方式去和共产国际说话”①。所以，共产国际在领导中共进行批判立三路线时，明确指出它是“半托洛茨基主义”。
陈独秀强烈谴责共产国际及中共中央反对上述立三路线的指导思想，他认为立三路线就是共产国际的路线。１９３１年１月２１日，他撰写了《国际路线与中国党》一文，认为“国际现在的路线和所谓‘李立三路线’并没有甚么原则上的不同，和它自己以前的路线也根本没有两样”；“站在言动的国际路线上反对盲动的立三路线和三中全会的‘调和主义’”“只有使党比立三时代更加混乱无出路”②。
当时及以后的事实，即在反对立三路线和调和主义时，更加“左”倾的王明机会主义路线上台，不幸而被陈独秀言中，但并不能因此证明陈独秀的批判是正确的。这年３月，陈独秀撰写的《告全党同志书——立三路线与国际领导的破产》长篇宣言，证明了这一点。这篇宣言，经各派代表讨论通过后，以“中国左派反对派统一协议委员会”的名义散发。宣言彻底否定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对立三路线的批判和纠正，强烈谴责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王明小组织在米夫的帮助下，把①②《无产者》第１０期，１９３１年２月１日出版。
《共产国际执委给中共中央关于立三路线问题的信》（１９３０年１０月），《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三）。
“立三派”和“秋白派”打下了台，把罗章龙开除了党籍，“这是共产国际分裂中国共产党的阴谋”。
陈独秀认为李立三这条“反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的制作人，是共产国际自己”。这次与已往反对陈独秀、瞿秋白的路线一样，为了保住共产国际的“面子”，立三路线“只是作了国际路线的替身，与一九二七年在二十四小时内宣布中共中央的模范领袖为孟什维克，作了斯大林、布哈林的替身，并无二致”。“我们有权利向全体党员同志宣布：共产国际宣布‘立三路线’，完全是为了掩饰自己的破产；‘立三路线’的错误，根本就是共产国际的错误”。
接着，陈独秀把立三路线的三个主要错误，与共产国际的路线逐条进行了对照：一、关于形势：陈独秀认为，立三路线说“中国已有了全国范围的成熟的革命高潮”，与共产国际说的“在两个浪潮之间”一样，“在政策上说，完全是一种没有结果的极左倾”。
二、关于革命道路特点之一：陈独秀说，李立三不承认国内革命运动发展的“不平衡”，认为一省或几省的胜利，直接就是全国暴动的形势；而斯大林承认“不平衡”，却又把中国南方的苏维埃视为“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已经胜利的标志”，“显然是极无根据的一种官僚的观点”。陈独秀认为苏维埃红军，根本“没有胜利之前途”。
三、关于革命性质：李立三的观点是：“革命胜利的开始，革命政权的建立的开始，一定就是资产阶级民权革命没有间隔的转变到无产阶级革命之开始。”共产国际认为这是“立三路线”之“托洛茨基主义”的特点。陈独秀认为，“其实与托洛茨基对于不断革命的观点，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干的”，说这种说法是共产国际路线受到打击之后，又不敢公开接受“托洛茨基主义”的不断革命的“一种诡辩的辞令”。
陈独秀接着以托派的城市中心和国民会议路线，对“六大”以来党注重农村革命的路线，进行了全面的抨击：“六大”以后，党的领导无出路的“基本原因”，在于“党的领导政策几乎完全依重农民”；“斯大林派企图在农民身上打开一条出路，由农村转向城市发展，甚至根本企图在农村中建立政权的意识，完全是离开了无产阶级的一种标志”。他断言：“在工业城市中，工人尚未起来的条件下，希望在农村中揭起革命的企图而思有所成就，这简直是幻想。”他认为这就是共产国际“陷中国党于冒险盲动主义错误的真正根源”；其结果，“我们很早就预言并警告过：单纯的军事投机，只有更加损害党的基础，使工人运动更加难于恢复”。陈独秀甚至胡说：“一贯的重视农民作用的路线，在理论上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没有丝毫共同之点，这是国际机会主义（俄国孟什维克主义在内）的典型思想。”
陈独秀在这里，没有也不会把农村武装斗争问题上“左”倾错误与正在形成的中国特色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区别开来。在这一点上，他的洞察力很不敏锐，几乎等于零。
不过，在这篇宣言中，陈独秀接受托洛茨基“一·八”来信的批评，对自己过去完全否定红军，称红军是“土匪”的观点，稍稍进行了一点修正。他说：“虽然我们仍是要说明中国南部存在着的农民游击战争，不问是否有流氓无产阶级分子、职业的土匪及从国民党的反动军队中叛变出来的官兵参加在内，但它确是被欺骗的、被打溃的及流尽了血的中国革命依然存在的具体表现，其内部力量有伟大的可能及深厚的根基”，因此，在毫不留情地攻击斯大林派的“官僚冒险主义的领导”同时，“对于农民游击队本身，是持绝对友谊的态度，旁观与仇视都不是共产主义者的立场”。
同时，陈独秀在这里乘机推销他们托派的路线，他说我们不得不再公开宣布：“现在还没有革命高潮，是两个革命中间的过渡时期，苏维埃与武装暴动的口号是高调与冒险，党的任务当是确定下这一过渡时期民主口号，提出普遍平等不记名投票直接选举的国民会议为中心口号，动员全体同志坚决的勇敢的为真正的国民会议的实现而斗争。”
陈独秀最后强调：“现在改造党的政策及党制已成了刻不容缓的任务了。”为此，他提出四条建议：１、规定日期召集全党的代表大会，对于政策及党制加以根本改变——必须完全采取左派反对派的路线。
２、在大会之前，把一切重要问题在一切会议上及机关报纸上发动党员群众之讨论，不能拿任何罪状作开除的理由，以保护讨论正确地进行。
３、一切事实及经验证明左派反对派路线的完全正确，没有理由把我们排斥于党外，我们应当选举代表参加大会，并且在会上讨论左派反对派恢复党籍问题，使我们得立刻回到党内来。
４、公布历来为领导机关隐藏的左派反对派文件，及对于大会的提案。①这篇“告全党同志书”，是陈独秀以托派观点批判“立三路线”（包括以前的瞿秋白盲动主义路线）的代表作，也是陈独秀要求以托派面目改造党的又一篇代表作。它与以后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批判并纠正王明路线、清算历史上一、二、三次“左”倾路线错误，总结历史经验（《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完全不一样的。
王明小集团在米夫支持下，对立三路线和所谓调和主义的瞿秋白的斗争，在做法上应当受到谴责；王明上台后，的确给中国党和中国革命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但是，陈独秀的行为无补于问题的正确解决，他提的四条建议，近乎天真、浪漫和荒唐。
四个托派小组织的统一大会，在１９３１年５月１日至３日秘密举行了三天。会场由“无产者社”负责布置，何资深具体执行，李仲山拿出了一件猞猁皮大衣，典当得二百多元，解决了大会经费问题。他们在上海大连湾路租了一幢房子，让王茨槐带着妻子、女儿住进，掩护开会。王茨槐原是党员，铁路工人，转向托陈派后，任“无产者社”法南区委委员。为了保密和安全，在这三天中，除了陈独秀一人外，所有代表都要住在会场内，开完会之后才能出去。
根据各派协议的人数，２０人出一代表，“我们的话派”出①中国左派反对派统一协议委员会：《告全党同书——立三路线与国际领导的破产》，油印小册子。
选出陈独秀（总书记）、郑超麟（宣传）、陈亦谋（组织）、王文元（中央机关报主编）、宋逢春（秘书长）、罗汉、张九、彭述之、濮德志等人，组成托派中央，前五人组成常委。②在大会上，除通过了纲领外，还通过了尹宽起草的《职工运动问题提纲》、梁干乔起草的《组织问题决议案》、王文元起草的《国民会议问题提纲》。陈独秀起草的另一个文件、《土地问题决议草案》未被通过，决定交特别委员会继续讨论。③据宋逢春说，由于该草案中仍有称红军为“土匪”的意思，所以青年托派三派代表串连后，决定搞一下“老先生”，不予通过④。
大会决定中国托派的正式名称，仍沿用托陈派小组织的名称，即“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又叫“中国共产党布尔塞维克列宁派”，以示他们仍是共产国际及中共内部的一派，而不是有人说的“中国共产主义同盟”。这个名称到１９３５年才起用。①②③④访问宋逢春谈话记录（１９８５年１０月１２日，唐宝林整理）。
《统一大会文件汇编》（１９３１年５月１日通过），油印小册子。《双山回忆录》第１５９页。
托派中央的这个名单系根据王文元、郑超麟、濮清泉的回忆综合而成，三者互有出入。
郑说中委中没有罗汉，候补中委是彭述之和宋敬修；还有一个中委区芳正在狱中。
各派代表是：“我们的话派”：梁干乔、陈亦谋、宋敬修、张九等香港４工人；“无产者社”：陈独秀、郑超麟、江常师、蒋振东、王茨槐；“十月社”：王文元、罗汉、宋逢春、濮德志；“战斗社”：赵济、来燕堂。据郑超麟回忆，彭述之起先不是代表，临开会时补选上，第二天参加大会。
编《热潮》呼喊民主抗日致中共为求救国联合陈独秀从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变成中国共产党反对派的总书记，这不能不说是一次历史的嘲弄。然而，他在托派统一大会的闭幕词中，却激情满怀地说：“中国人民正在水深火热之中，我们一天也不能忘记，他们在期待我们，我们应担当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①他们还给托洛茨基拍了一个电报，“喜气洋洋地告诉他：他的中国同志正完成了一个有意义的开端，布尔什维克——列宁派的旗帜不久就将飘扬在全国”②。
当时，全国托派人数约有５００人，其组织有沪东、闸北兼沪中、沪西与法南四个区委。另有以北平为中心的华北区委和以香港为中心的华南区委。华南区委的特点，主要在工人中活动；华北区委则在一些大学中活动。这就是陈独秀托派总书记领导下的全部组织人马。
但是，由于他们的统一是在外部压力下暂时的妥协和凑合；组织上主张党内派别活动的合法存在和自由活动；加上路线上又是根本错误的，所以，这样的组织是经不起任何考验的。统一后的托派，并不如他们想象的那样兴旺起来，而是迅速地重新陷入不断的背叛、瓦解和破败的泥坑中，原来隐藏着的那些矛盾，又以更加激烈的形式迸发出来了。①②《双山回忆录》第１６４页。
濮清泉：《我所知道的陈独秀》。
首先是在中央委员会中，那些青年托派对陈独秀还是不买账，开会时争吵很厉害。由于陈独秀写了攻击红军是“土匪”的文章，统一大会上又未通过他起草的土地问题决议草案，所以大家对他写的文章不放心。认为他已是大家的“总书记”了，外面会把他的观点视为整个托派的观点，因此要求他写的文章发表前，最好让大家看看，同意后再发表。陈对此大发脾气，说：“文章象人一样，要有个性，大家同意，就没有个性了，还写什么文章！”①在组织上，先是尹宽，由于受到彭述之等人的排斥，连大会代表都未当上，于是就首先纠集几个人，控制了几个支部，进行反对“中央”的活动。而马玉夫却因未当上“中委”，竟去国民党龙华警备司令部告密，致使统一大会后不到一个月——１９３１年５月２３日，托派中央机关即遭破坏，除陈独秀、彭述之、罗汉外，其他中委全被逮捕。五个常委，捕去四个，整个托派中央陷于瘫痪。与此同时，梁干乔、陆一渊等四人，也跑到南京，投靠国民党特务机关，并公开发表声明，声称共产主义不符合中国国情。梁干乔说他参加托派统一大会后，“没有看见一种鲜明的足为建立健全无产阶级政党的要素”，因此他感到“怀疑”和“失望”，并说这“并不是偶然的现象，而正是现存的无产阶级力量的反映，是抱了纯粹共产主义理论的人们，落到中国现实环境上必然发生的①访问宋逢春谈话记录（１９８５年１０月１２日，唐宝林整理）。
心理现象”①。陆一渊则诬蔑“中国工人群众在资本主义下尚未孕育成无产阶级的意识，社会主义的政治要求绝对引不起他们的兴趣”②。托派一直把自身视为“真正的无产阶级政党”，把托洛茨基主义视为“真正的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理论”；梁、陆的背叛和声明，从反面宣告了他们对托派事业的幻灭。
马玉夫原是陈独秀派的骨干，长期在上海从事工人运动，与陈独秀一起转为托派时，把好几个工人支部拉到托派中来。
他的叛变引起陈独秀的极大震动和痛苦；陈颇有寇准错用丁渭之悔，哀叹说：“我不识人！”马玉夫在被陈独秀撤回协议委员会代表时，就耿耿于怀，退出了“无产者社”的中央。他平时作风流里流气，还自称是“工人代表”。所以陈独秀说：“搞革命，当领导人，还是知识分子，工人不懂！”③其实马玉夫恰恰是知识分子，根本不是工人。当时托派和共产党内都①②③访问宋逢春谈话记录（１９８５年１０月１２日）。
陆一渊：《以前种种》，《苏俄评论》第１卷第３号。
梁干乔：《回忆与展望》，《苏俄评论》第１卷第３号。梁干乔“背叛”后，首先以曾是广州黄埔军校同学的身份，投靠戴笠。那时蒋介石正在筹组法西斯组织“复兴社”，戴笠正在为蒋筹建军统特务机构的前身“复兴社特务处”。于是，梁干乔就与戴笠等人结成“十人团”，成为军统特务组织最早的骨干；他还是筹组“复兴社”的“十三太保”之一。他在特务组织中，以研究反共政策著称，由于反共有功，受到戴笠的器重，一度任特务处南京总处的书记长，主持特务组织内部的工作。抗战爆发后，他任特务处郑州办事处主任时，因企图发展个人势力，受到戴笠的忌恨和箝制，遂跑到西安，投靠胡宗南，任该部政治部主任，专门从事破坏革命圣地延安的反革命活动。
有唯成份论的倾向。中共“六大”受了布哈林的影响，选了一个工人出身的向忠发当总书记。实际效果并不好。托派在理论上似乎更强调这一点，他们不明白，革命成败关键在于路线是否正确，不在于领导者的出身。
陈独秀着手重整托派中央，吸收尹宽、宋敬修、蒋振东等人加入，但到８月又受打击。
一天，尹宽受陈独秀之托召集会议于上海英租界振华旅馆，中央组织部长宋敬修代陈主持会议，是夜，与会者全体被捕。①就这样，“陈独秀想收拾残局，重振旗鼓，但很长时间也收不拢来”②。所谓“中央常委”，一直只有他和彭述之二、三个人。即使弄到这种地步，陈独秀与彭述之也团结不了。
托派小组织协议统一期间，由于陈独秀果断地采取坚决措施，粉碎了彭述之破坏统一的阴谋，两人关系发生破裂，连私人间的友谊也不再存在了。与陈独秀关系极深的郑超麟说：“陈独秀是富于意气的人，他容易信任人，容易过份估量所信任的人的价值，可是对这人失望之后又容易走到另一极端去。”从此，他对于彭述之的厌恶恰好同过去的信任一般，流于过火。当时何资深议论彭述之，说他是个“纸老虎”，表面张牙舞爪，在“无产者社”中权势很大，戳穿之后，空无所有。陈独秀则说：“不是纸老虎，是烂西瓜。纸老虎里面不过①②濮清泉：《我所知道的陈独秀》。
中国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编：《中国共产党之透视》，台湾文海出版社。
空无所有而已，烂西瓜表面很好看，剖开之后喷出一阵恶臭。”①此后，“无产者社”常委每次开会必定吵架，而且吵得很激烈。这种情形一直继续到统一实现，“无产者社”自然消亡时为止。可是，二人之间的争斗，却并未因此结束，而是带进到新的领域里，继续发展。
在陈独秀的有决定意义的推动下，协议委员会终于达成协议，决定各派组织实行统一后，彭述之还在反对，扬言“代表下层反对上层勾结”。陈独秀说：“别人代表下层还可以说，你彭述之代表下层就有点不象了。”统一大会前夕，彭述之因未当上代表，给陈独秀写了一封长信，斥责这次“统一”是“虚伪的”，“无聊的”，他“誓死不承认”。陈读信后十分气愤。后来，临开会时，彭述之又被补选上代表，参加了大会，并在选举时当上“候补中委”。所以５月５日举行托派中央第一次会议时，陈独秀当场拿出彭的信给大家看，并当面责问他：“今天还认为此次统一是虚伪的、无聊的等等吗！”问得彭述之“满脸通红，一句话也说不出来”。②在新成立的托派中央委员会中，陈独秀常常与彭述之发生争吵，往往吵得陈独秀拂袖而去，不欢而散。有一次，陈独秀又发火了，他穿起长衫，高声大叫：我不愿和你们这些资产阶级在一起争论，我不要什么群众，不要你们；我干我的，你们干你们的好了。说着就走了，大家跑去拉他，他也不管。彭述之就说：“他就是这种脾气，过去开共产党中央委①②郑超麟：《回忆录》，１９４５年手稿。
郑超麟：《回忆录》，１９４５年手稿。
员会，也是如此。他这种家长式的作风，是永远也改不了的。”①这样，两人矛盾愈演愈烈，直至决裂。陈独秀去世时，彭述之还写文章骂他“晚节不保”。
在这样困难的条件下，陈独秀仍努力维持托派中央的工作。１９３１年９月５日，他创办了托派中央机关报《火花》；１２月，又创办了托派内部理论机关报《校内生活》。这两个刊物都是油印的。据当时担任《火花》刻印工作的曾猛说，他的住房（又是工作间）房租、伙食费，以及腊纸、油墨和纸张等等的费用，“都是由陈独秀一人负担”②。在这两个刊物上，每期都有陈独秀的重要文章，还有他以“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执行委员会”或“常委”名义起草发表的宣言、决议、通告之类的托派文件；它们还以传单的形式，广为散发，引起国民党和社会各界的注意。
这时的陈独秀，主要精力放在揭露国民党的腐败统治上。
历数国民党统治四年来穷兵黩武，横征暴敛，白色恐怖，向帝国主义摇尾乞'z等种种罪恶，宣言：“中国人民不能再在国民党资产阶级统治下，受尽帝国主义军阀的蹂躏了！”号召“一切被压迫民众起来奋斗”，“召集群众的国民会议预备公”；“各业工人否认国民党的工会法，自由的组织自己的工会”；“农民自动平均分土地”；“反对国民党屠杀农民及共产党”等①②曾猛：《〈火花〉的情况》，未刊稿。
濮清泉：《我所知道的陈独秀》。
等①。在他以“独秀”署名写的《国民党与统一——统一是中国进步的必要条件》一文中，指出国民党二十年来不断的内战和不能统一中国的原因是“帝国主义势力”和“军阀制度”，只有工农“革命政权”是中国统一的唯一前途②。“九一八”以后，由于蒋介石国民党政府推行“不抵抗”政策，他的攻击力也就越来越猛烈。９月１３日，陈独秀又写了一篇署名文章——《中国往何处去》，批判戴季陶从所谓的分析中国社会经济出发，以“三民主义”代替或冒充“社会主义”的观点，认为“三民主义根本是反动的”；同时也批判托派中任曙③说的“中国经济已发展到可以实行社会主义的革命”的见解；指出：“二者根本错误的共同点，都是从纯经济观出发，而不是从政治斗争出发，都是从一个国家社会主义出发，而不是从不断革命论出发。”文章认为中国的出路是“无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运动。”④在这里，陈独秀力图使托洛茨基主义这种荒谬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殊不知，其结果与他批判的对象一样，也是驴唇不对马嘴，枉费心机；并且，因此使他与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托派中的极“左”派，发生了无穷的矛盾和冲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