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惨世界》第９回，《曼殊全集》（２）第１５８页。.21
一直到第二年的“一二八”上海抗战，达到了高潮。①②③④《火花》第２期，１９３１年１０月出版。
当时托派北方区委的负责人，在与我党进行的“中国社会史论战”中，著有《中国经济研究》一书。
《火花》第１期。
《火花》，第１期，１９３１年９月５日出版。
这期间，由日本侵华引起的中国内外各种政治势力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十分尖锐复杂。日本妄想独霸中国与欧美帝国主义瓜分中国政策之间的矛盾；英美等国为了怂恿日本侵苏而牺牲中国东北的阴谋；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的军事和对日妥协出卖中国民族利益的外交，及其对抗日民众的高压政策；东北抗日人民义勇军及马占山等一部分官兵的自发抗战；以爱国学生为先锋的全国人民要求抗日、反对国民党不抵抗政策及其独裁统治的抗日民主运动汹涌澎湃，国民党反蒋派、地方实力派乘机进行的倒蒋运动，以及蒋介石在此浪潮冲击下被迫下野，等等，这一切，都引起了陈独秀的极大兴趣。他奔走呐喊，奋笔疾书，写下了大量的文字。根据现在收集到的不完全的统计，从１９３１年９月到１９３２年７月，他在《火花》、《校内生活》、《热潮》杂志及传单上，以个人名义或以托派组织名义发表的文章、宣言、决议和书信等达３８篇之多。
在这些文章、文件中，陈独秀愤怒声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揭露英美等国操纵国联袒护日本欺压中国的阴谋，谴责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表示了明确的立场。他抨击蒋介石在出卖民族利益上，与接受日本二十一条时的袁世凯一样，而在压迫人民反帝运动方面，却比袁世凯走得更远①。
在这场运动中，北平、天津、上海、南京等地青年学生，发扬“五四”爱国运动的光荣传统，从请愿游行，到捣毁上①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执行委员会：《为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满洲告民众书》，《火花》第２期。
海、北平、浙江、山西等地的国民党党部和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给了卖国投降的国民党政府以沉重的打击，也因此遭到血腥的镇压。曾经领导过“五四”、“五卅”运动的陈独秀，根据自身的经验，为了给运动以更大更直接的影响，在１９３１年１２月５日，创办了一个类似《每周评论》和《热血日报》的刊物——《热潮》周刊，并自任主编。这是他一生中最后的一次自办刊物。他在《发刊词》中宣称：“二十世纪是两种热潮的世纪，一种是广大的劳苦饥寒奴隶向一班寄生虫算账的热潮，一种是几十种被压迫民族向帝国主义算账的热潮；这两种热潮，虽是时有起伏而不是一直高腾，其结局将无物能与之抵抗，特别是两种热潮之合流，终要把全世界洗刷一新。”
“今日正是中国民族的热潮和帝国主义的凶焰开始决斗时期，在这一次决斗中，将是他们的凶焰薰涸我们的热潮，还是我们的热潮淹灭他们的凶焰，这就要看我们的努力了！”最后表示：“本刊之发行，便是要为热潮做一小小记录，也要供给热潮一点小小动力。”
现在见到的《热潮》，截止１９３２年１月２３日共出了７期①，共载评论文章４８篇，其中陈独秀以“顽石”、“三户”笔名发表的文章有１２篇，而每期首篇都是“顽石”的文章。据当时应陈之邀常为《热潮》写稿的刘仁静说，陈独秀所以取“三户”这个笔名，用的是“楚虽三户，亡秦必楚”这个典故，以示自己当时力量虽小，将来定能推翻国民党庞大的统治机①据刘仁静说，就出了这几期，“一二八”抗战后，就停刊了。
器①。此外，《热潮》每期都有一组似匕首投枪之类的“时事短评”，共１０２篇，据刘仁静说也都出自陈的手笔，别人写不出来。
陈独秀在《热潮》上的文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内容：谴责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罪行和英、美帝国主义袒护日本、欺压中国的行径，主张“对日绝交”，“对日宣战”，指出“帝国主义强盗们所组织的国际联盟和美国，都是被压迫民族的敌人，不是我们的朋友”，要人们放弃“美国是中国之友”的幻想。②抨击蒋介石、汪精卫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和出卖民族利益的罪恶勾当。在日本侵略面前，蒋介石不仅令数十万东北军“严禁抵抗”，致使东北三省很快沦陷，还进一步指使中国驻国联代表顾维钧提出了中国军队从锦州撤兵，设立中立区，国际共管天津等卖国方案。消息传出后，国民党政府怕激起民愤，放出空气说是“日方向国联要求”的。陈独秀立即在《热潮》上发表文章，揭露了国民党政府主动提出此案的真相，并在第二期封面上，以大标题的形式提出《警告》：“大家还不醒觉吗？！政府为避免和日军冲突，不惜提出中立区和锦州撤兵这种卖国政策。”后来，在美国谕旨下，中国政府与日本就“满洲中立区问题”直接谈判时，陈独秀又①②顽石：《国联第三次决议后的局势》，《热潮》第１期，１９３１年１２月５日出版。
访问刘仁静谈话记录（１９８０年７月１２日，唐宝林整理）。
撰文抨击：“牺牲东北的政策实现了！”“城下之盟实现了！”①被迫下野；汪精卫上台后打出“民主政治”的招牌，高唱“一面抵抗一面交涉”，以欺骗民众。陈独秀即指出，在对日避战求和的偷安政策和对民众反日运动的高压手段上，“汪精卫政府和蒋介石政府将没有什么不同”②。果真，汪精卫上台后第三天就制造了屠杀爱国学生的“珍珠桥惨案”。
陈独秀立即把《热潮》第四期作为《“一二一七”血案专号》推出，从各方面报道评论这个事件，猛烈抨击汪精卫国民党政府。头两篇重头文章由陈独秀所写，揭露汪精卫标榜的“民主政治”，“只是以一部分人独裁代替个人独裁之装饰品、假面具而已”；他只是替蒋介石做两件事：“屠杀爱国民众”，“签订卖国条约”。他指出爱国学生的血将宣告“政府死刑”③！
除此以外，陈独秀的主要精力放在对学生抗日民主运动的评论上，企图影响学生运动按他们的路线进行。
《热潮》每期都有文章报道和评论学生运动，对初期学生的和平请愿，基本上持否定态度，批评他们“愚蠢无知”，“随在他们的上层领袖和一般高等华人的尾巴后”，任人“玩弄和欺骗”，对统治者抱有幻想。当学生斗争发展到捣毁国民①②③顽石：《“一二一七”与“三一八”》和三户：《“一二一七”与改组派及国家主义派》，均载《热潮》第４期，１９３１年１２月２９日出版。
顽石：《真正的危机》，《热潮》第３期，１９３１年１２月２２日出版。
三户：《直接谈判之途径》，《热潮》第１期。
党党部的暴力斗争后，陈独秀就热情地称赞“学生运动走出了‘只问外交不问内政’的迷魂阵，由反日运动走到反国民党，这本是运动发展之极自然的逻辑”①。
当运动汹涌发展，冲破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上层分子及黄色工会头目们的束缚时，他发出了“挤他们到后台去”的号召，指出这些动摇和妥协的分子“必然会被前进分子挤到斗争的后台去；同时也必须把他们挤到后台去，反日斗争才能向前发展”②！
当学生运动在自身的圈子中徘徊，尤其在遭到镇压而停滞不前时，陈独秀明确地指出，只是“向政府示威，捣毁阻害反日运动的（国民党）党部，殴打妥协卖国的官僚……，还不能够真正解决问题”；“要自觉的转换其方向，即是集中其时间、精力和热忱于工人、农民和兵士方面来，……才能使反日运动进到更高的阶段”③。
还须特别提出的是，陈独秀还努力捍卫学生运动的正义性，沉重地回击反动派对它的种种攻击和诬蔑。他在多篇文章中批驳当时国民党反动派加在爱国学生头上的“越轨行动”罪名。指出：站在爱国民众反日救国的立场而言，学生捣毁国民党党部，喊出“打倒国民党卖国政府”，因封存和没收奸商的日货而“侵犯私有财产和干犯法律”等等“越轨行动”，都是“必要的”，“必需的”，应该“大干其‘越轨行①②③顽石：《真正的危机》、《“一二一七”与改组派及国家主义派》。
顽石：《挤他们到后台去》，《热潮》第７期。
顽石：《由反日到反国民党》，载《热潮》第７期，１９３２年１月２３日出版。
动’”；“‘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人类史上一切革命都是‘越轨行动’。可以说，没有‘越轨行动’，便没有人类进化”。
“我们应该高声大喊‘越轨行动神圣’！”①他还在提出学生运动与工农兵结合时，批驳了国家主义派所谓“反动为静”和“跃出漩涡”的主张，并指出这种主张是“埋葬学生运动”和“埋葬反日运动”的主张。
这些表明，在民族危机面前，陈独秀还保持着他在１９０３年“拒俄运动”及以后“五四”、“五卅”运动中反帝爱国的传统。所以，１９３２年１０月，他被捕后，国民党政府就以他写的文章为据，判他为鼓吹抗日反对政府的“危害民国”罪。
与此同时，陈独秀还反复宣传了他的独特的政治主张——“反日反国民党”的纲领。在上海“一二八”抗战以前，其基本内容有两点：第一，抗日救国只能依靠中国人民尤其是“下层的劳苦民众”“奋起自救”，“千万不要依赖现在的统治者”，并且强调：“我们三四万万有历史，而且有文化历史、革命历史的中国人，能说没有力量吗？除开少数卖国的军阀、官僚、奸商和豪绅等寄生虫，还有多数爱国的民众，……我们相信，民众热潮具有大炮飞机以上的力量；被压迫民族能够而且也只有拿这一力量来淹灭帝国主义的凶焰，淹灭它一切的敌人。”②由此，陈独秀说：“中国人民之不能及时奋起自救！我以为这才是此次反日运动中之真正危机！也就是中国民族之①②《发刊词》，《热潮》第１期。
顽石：《谈谈“越轨行动”》，《热潮》第５期１９３２年１月７日出版。真正危机！”①第二，召开国民会议，领导一切国是。在“反日反国民党的高潮中涌现出一个和卖国的国民党政府对抗的国民会议”，作为全国反日民众代表自动集合的总机关，组织武装，组织国家，以彻底反抗帝国主义，彻底肃清帝国主义的一切走狗的总机关。②这个国民会议的纲领是：宣告对日绝交；宣告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及由此所得的权益一切永远无效；武装全国反日民众参加战争；解散一切不受国民会议命令者的武装；没收所有奸商亲日派的财产充作军费；全国工厂由各厂工人设立工厂委员会监督生产；宣布实行８小时工作制；宣布土地归农民和召集全国农民大会议决土地制度的日期。③陈独秀在这里，似乎找到了他转向托派以来梦寐以求的“议会斗争”。①②③三户：《论国民救国会议》，《热潮》第３期。
顽石：《中国民众应该怎样救国即自救》，《热潮》第６期，１９３２年１月１３日出版。
顽石：《真正的危机》。
令，奋起抗战。陈独秀极为振奋。他在事变第二、第三天，接连以“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名义，起草发表了《为“上海事变”第一次告民众书》和《第二次告民众书》①，称“现在的事实已显然证明，中国的士兵及一部分下级军官，在民众反日的激烈空气下，在违反国民党政府的命令之下，是可以抵抗帝国主义强盗军队的。”文件揭露蒋介石南京政府破坏十九路军抗日的种种活动，号召“上海一切被压迫民众立刻武装起来到前线去！一切巡捕义勇军及各地的士兵自动起来参战！十九路军的士兵及下级军官们坚决反对南京政府的无抵抗主义，防止上级军官的妥协，作战到底”！“立开上海市民众代表会议，组织紧急行动委员会，集中一切物质力量，帮助抗日的武装队伍！”后来淞沪抗战被蒋介石破坏，陈独秀起草发表了《为日军占领淞沪告全国民众》的传单，列数蒋介石国民党“纵敌卖国”六大罪状，疾呼“全中国的革命民众们！要抗日救国首先要推翻纵敌卖国的国民党政府”，“自动的召集全权的国民会议”。
这时，陈独秀对“九一八”以后的形势，进行了新的更加激进的估计。他认为“九一八”后的形势同１９２９年他与党决裂到１９３１年５月刚任托派总书记时的形势完全不一样。那时，他认为革命处于低潮，国民党统治日趋稳定，经济也会随之而有相当的恢复和发展，所以他反对党采取的武装斗争的策略，主张开展以召开“国民会议”为中心的合法运动。现在，他认为“正是中国民族的热潮和帝国主义的凶焰开始决①油印传单。
斗时期”。尤其是反日运动发展到反国民党，蒋介石下野，国民党政府发生统治危机时，他更进一步认为：“革命的民众都早已认识国民党政府根本是卖国政府，根本非推翻它便不能反日，不能救国”①；“目前是国民党资产阶级的统治已由动摇而走向崩溃，民众已经开始抬头的新时期，形成了无产阶级进攻的客观环境，反日的民族斗争已造成了武装民众的特殊机会……，我们一秒钟也不能放松抓住目前这一阶段的实际环境与机会，鼓动工人群众起来为这些口号（指“武装群众打倒帝国主义的代理人”等——引者）而斗争，以造成革命的高潮，以造成直接革命的形势。”②在另一篇文章中，他则更明确地指出，目前形势与列宁描绘的俄国１９０５年时的革命形势相似，是“政治已开始恐慌和革命已开始发展的新时期；这一新时期就是大多数民众表示不能与国民党政府相容，……且觉悟到有建设新政治制度之必要”；“因此，我们左派反对派应当觉悟到不仅限于‘国民会议’之形式的口号，……（而且）要从速推翻国民党政府全部政权交国民会议，实现‘革命的民众政权’。”③陈独秀从这样的估计出发，于１９３２年２月１０日起草了常委《政治决议案——目前的形势与我们的任务》，并在上海各区委书记联席会议上表决通过：多数同意，少数反对。①②③独秀：《一个紧急的政治问题》（１９３２年１月２０日），《火花》第７期，１９３２年１月２８日出版。
《常委对于北方问题的决议》（１９３２年１月７日），《校内生活》第２期。
顽石：《由反日到反国民党》。
《政治决议案》提出“我们的任务”是：“组织及参加各地工人、农民、城市贫民的义勇军运动，使之坚决的举起反日反国民党的旗帜”；“用全力推动城市工人自己的以至进攻的斗争。罢工运动一广泛起来，便应组织工人苏维埃，如果当地已有义勇军或我们能够影响的军队，更进而建立工农兵苏维埃”；“在适当地点召集全体人民代表的国民会议，领导全国范围的反日反国民党的斗争”①。不仅如此，陈独秀在这个“决议案”中，还提出了一条实际上偏离托派传统观念——不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其政党作任何联合——的策略：“如果小资产阶级的党派，甚至向左盘旋的自由资产阶级党派还未放弃对日战争的旗帜而企图推翻国民党政权，我们和他们可以在共同行动上，首先推翻革命的民众之最凶恶的敌人——蒋介石所领导的国民党政府。”陈独秀在后来解释为什么有这个策略转变时，强调正是由于“九一八”后的形势，所以１９３１年５月托派统一大会上通过的政纲“已经不适用至少是不够了，当然只有重新决定目前的任务”②。
这期间，陈独秀还主动缓和与党的对立情绪，呼吁与党合作领导运动。他在“决议案”中说，“我们的党——中国共产党，虽然做过不少的错误，毕竟还是在群众中有权威的党。
它不但是无产阶级的党，并且应该站在民族领袖地位；它此时即应号召民众自动的建立全权人民代表的国民会议，来代①②“常委”为公布《法南旧区委同志答复常委的信》加的按语，《校内生活》第４期，１９３２年１０月１日出版。
《校内生活》第３期，１９３２年５月２０日出版。
替国民党政府领导全国的反日斗争。……红军一与某一工业政治中心城市（如武汉）民众运动汇合起来，即应在那里召集国民会议，做反日反国民党斗争之总机关。”在“我们的任务”中，还说：“在已有农民苏维埃的省份，城市苏维埃或义勇军一经成立，应即汇合苏维埃区域的红军占领城市”。“为执行以上的任务，我们……积极要求我党的领导机关改变策略，召集紧急会议，以谋整个党策略上组织上的统一，在未统一前，力求在一切行动上的合作。”
在１９３２年１月１日发表的《告全党同志书》①中，他更明确地表示：在所有工会运动中，罢工斗争中，学生运动中，反日运动中，国民会议斗争中，反国民党斗争中，以至苏维埃运动中，一切共产主义者联合行动，“我们左派反对派在一切行动中都准备和全党同志携手前进！”不仅如此，他还与彭述之、罗汉三人署名，直接写信给中共中央，提出“合作抗日”的建议。②这种立场和态度，与他当年开始转向托派，与党决裂，直到“九一八”前的情景，形成显明的对比。但是，这种变化仅仅是在抗日问题上，他反对党的基本纲领的立场，一点也没有改变。就在１９３１年１２月２６日，他在上述发表《告全党同志书》的同一期《火花》上，为托洛茨基的文章写了按语，在按语中竟还在批判党在苏区成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批判张闻天做的《庆祝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①②罗汉致周恩来等一封公开信，汉口《正报》，１９３８年４月２４、２５日。
《火花》第７期。
会》报告①和《中国共产党为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告全国工农劳苦民众书》②，批评党始终不肯抛弃“工农民主专政”口号，“是为‘反地主’的资产阶级在将来的新政权中留一席地”。对红军的态度也如此。他需要的红军，是当“配角”的红军，配合他的“国民会议”。甚至在他起草这个２月及其前途》一文，又老调重弹，胡说“红军”是土匪“为生活而奋斗的方式”；“现在的‘红军’运动，不但还没有城市工人革命运动的领导，即党（国际与中国党）的领导亦不充分，领导的政策更不正确。……而且党有农民意识化的危险。”③由于陈独秀对党的基本纲领的态度未变，又由于这时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开始统治全党，１９３２年１月９日作出的《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把托陈派说成与国民党改组派、江苏耆老和第三党一样，“是最危险的敌人，应该以主要的力量来打击这些妥协的反革命派”。所以，陈独秀、彭述之、罗汉三人签名要求与党“合作抗日”的呼吁信，非但没有得到响应，还受到斥责。中共中央在向共产国际报告这件事时说：“取消派为要维持其在工人中的欺骗，在‘一二八’后向党提出来要求联合，共同的开联席会议。党向被取消派欺骗的少数工厂中的群众的回答是：号召他们了①②③《火花》第９期，１９３２年４月１６日出版。
《红旗》周报第２３期。
《红旗》周报第２２期。
解取消派破坏反帝运动的罪恶（破坏沪西大罢工），党愿意与他们在全上海工人阶级一致的联合战线上共同的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但是党不能与陈独秀派开联席会议，革命的共产党与反革命的陈独秀是不能联合在一起的。”①“我自将心向明月，那知明月照沟渠”。陈独秀等人对此颇为遗憾。不过，陈独秀等提出与党合作抗日的思想，没有维持多久，随着上海“一二八”抗战被蒋介石反动集团所破坏，形势急转直下；他因进行反蒋抗日活动，不久被逮捕入狱，他的思想也就随着消沉下去。
高擎爱国大旗制裁极“左”派中国托派本来就是理论上极“左”、行动上极右，战略上极“左”、策略上极右的怪胎组织；可是在其内部还有更加荒唐的极“左”派。他们激烈反对陈独秀反日反蒋的立场和他对形势的估计、对任务和策略的决定。
一些人以“工人无祖国”等漂亮的词藻，反对提“对日宣战”的口号，为侵略者效劳。
为此，陈独秀撰文予以严厉的谴责，揭露他们拿什么“大同主义”、“打破国界”、“不要祖国”、“不爱资产阶级豪绅地主的国家”、“反对狭义的爱国和虚伪的民族主义”等等“高尚的理想”，来根本反对对日宣战，“则只表示他们的高尚理想，高尚到和从耶稣、托尔斯泰①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政治报告选辑》（１９２７－１９３３）第２０８—２０９页。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版。
到张学良的不抵抗主义一样，……实际是反动的。”①在托派内部刊物上，陈独秀还详细分析严厉批判了这种反动的极“左”思潮，指出这种人在宣传鼓动中反对使用“救国”、“爱国”这类名词，发出鄙弃“民族主义”、“爱国运动”和“抗日救国”、“对日宣战”等口号的论调，主张什么“工人无祖国”，“笼统的反日和对日宣战、救国、爱国，都是救资产阶级的国”，“不是我们的阶级立场”等等，在我们被压迫国的无产阶级看来，都是绝顶荒谬的“理论”，所以他认为：“我们应该积极的领导中国的爱国运动，应该用我们的纲领领导爱国运动而充实其内容，一直到夺取政权。”②反对陈独秀主张最厉害的是陈岱青（书记）、陈其昌、赵济、王平一、李特五人组成的上海最有影响的托派区委——法南区委以及以托派理论权威自居的刘仁静。他们认为陈独秀对形势“陷入了幼稚的过分的估计”，“不能说已经走上群众运动直接上升、开始革命高潮的时期”③；还说：”十九路军的抵抗是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表现，它对工人阶级影响只是一种欺骗的作用”，“没有丝毫抵抗主义或半抵抗主义的气息”。批评陈独秀对十九路军的“歌颂”和“原谅”，“必然增加工人阶级对十九路军乃至其他左派资产阶级的幻想，充分①②③《法区扩大会议的意见》，《校内生活》第３期。
独秀：《被压迫国的无产阶级应不应该领导爱国运动》（１９３１年１１月２８日），《校内生活》第１期，１９３１年１２月出版。
顽石：《论对日宣战与排货》，《热潮》第１期。
表现尾巴主义的精神，必须严厉加以纠正”①。他们特别猛烈地抨击所谓“共同行动”的策略和对苏维埃红军态度的转变，说与小资产阶级及向左盘旋的自由资产阶级在反蒋斗争中“共同行动”的策略，“彻头彻尾是机会主义”，是“引导无产阶级和广大群众服从自由资产阶级当苦力”的“尾巴主义机会主义的道路”；“汇合苏维埃区域的红军占领城市”是“投降了史大林派的主张”②。刘仁静还认为中国现在还没有人数众多的无产阶级，必须经过经济复兴才能谈得上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等，所以他批判陈独秀提出“组织苏维埃”是“空谈”。刘认为国民会议与苏维埃政权是一回事，批评陈独秀的“先国民会议后苏维埃政权”的观点是违背“不断革命论”的机会主义，“我们应当与这些意见坚决无情的斗争”③。
对于这些批判，陈独秀都立即一一给以回击。他以“常委”的名义，“警告法区扩大会议及一切同志：我们万分不应该因反对史大林派全然不顾客观环境的盲动主义，遂走到客观主义取消主义之另一极端；我们万分不应该因为反对史大林派依靠农民来代替无产阶级执行革命任务的错误，遂走到对农民在革命中的作用估量过轻之另一极端”④。他解释说：所谓“‘共同行动’，是指特定事件之一时的协作，而不是长①②③④《常委对法区扩大会意见书的批评》，《校内生活》，第３期。
列尔士《中国的前途》、《对于政治决议的意见》，均载《校内生活》第３期。
《法区扩大会议的意见》。
《法南区委陈岱青等人致常委的信》（１９３２年３月１４日），《校内生活》第期的政治联盟；所共同行动者，主要是小资产阶级的党派，其次才是资产阶级的自由派，而不是整个资产阶级”。他认为马克思、列宁、托洛茨基主张的无产阶级政党的独立，是反对与资产阶级政党“混合”，“并不反对两党利害一时一致时，有一时的联合”；“我们是否做资产阶级的苦力，要看我们是否有独立的组织和政策，不在于拒绝任何共同行动”①。最后，他一针见血地指出，陈岱青、刘仁静等人曲解和反对常委决议案，反对“共同行动”的策略，是为了“辩护他们认为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已经是我们主要敌人这一错误的观察”②，而反对与苏维埃红军“汇合”，则是“走到等待主义的道路”。陈独秀的结论是，他们“在理论上是根本反对不断革命论的机会主义；在现时局势的估量上，是彻头彻尾的取消主义”③。可见，双方都拿着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攻击对方的“机会主义”。
应该说，陈独秀是读了一些马克思、列宁的著作，对列宁主义的策略思想有所领会，但这些话对极左的托派分子讲，犹如对牛弹琴。
法南区委不仅一般地反对陈独秀托派常委的意见和政策，还拒绝散发常委的宣传文件，如《为日军占领淞沪告全国民众书》等。所以，在他们坚持自己的立场观点，屡次不接受常委的“警告”的情况下，陈独秀最后不得不采取组织①②③《常委对仁静同志论“中国前途”的批评》，《校内生活》，第３期。
同②。
《常委批评列尔士同志对于政治决议案的意见》，《校内生活》，第３期。
手段，先是撤销陈岱青区委书记的职务，后又解散了法南区委①。
在上述事件发生的同时，北方最大的托派组织“北方区委”，也因不同意陈独秀“常委”的意见和政策，而分裂成两派——以汪泽楷为首的“旧临委”和以任曙为首的“临时工作委员会”。陈独秀“常委”曾三次作出决议，批评前者右的“取消主义等待主义的路线”，批评后者“极左”及分裂组织的错误，要二者在纠正错误的基础上立即合并统一，但遭到双方抵制。为此，陈独秀以“常委”名义派刘伯庄为特派员到北京，取消“北方区委”，成立“北方特委”；还是受到抵制，又两度改组“北方特委”；最后提出，对于常委的决议“必须绝对执行，谁在组织上行动上不服从该决定，常委就认为谁是不想留在反对派组织之内，有意破坏反对派的组织，必须予以最后制裁……谁不愿意参加新特委，必须书面声明理由，以凭常委审查处置，否则即以违反纪律论”②，甚至说：“谁表示不干，就让谁滚出去。”③陈独秀所以如此“十二道金牌”迅速坚决地处理这个纠纷，压平不同意见，是因为他估计北方的政治形势“在最近将来很有剧变之可能，就是日人很有攫取热河，甚至进攻平津之可能”。他要求北方组织迅速①②③《常委给北方特委的信》（１９３２年７月２５日），《校内生活》，第４期。
《常委对于北方问题的第三次决议》（１９３２年６月２７日）；《伯庄对北方问题的报告》（１９３２年６月３日），《校内生活》，第４期。
《常委通告第６号——为小陈及法南区委破坏组织原则》，《校内生活》第活》。第３期。
健全起来开展工作，特别是在学生和工人中的工作。他具体指示：“……尤其是北平的现状下，在学生群众中，关于民族民主的运动，特别值得注意。”①“在北方真正的基础，当然是铁路工人、天津的产业工人及唐山等地的矿工……特委无论如何，必须设法在铁路（平汉、平奉、津浦、平绥等）上，在天津和唐山去找工人群众联系，派能吃苦耐劳而又勇敢坚定的同志到上述的群众中去工作，建立我们的组织！这是我们整个北方工作的基础之所在。”②此外，对于陈独秀提出的在推翻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后建立“民众政权”的主张，连“常委”的唯一伙伴彭述之也反对。彭声称陈在机关报上发表这种主张时，他因生病，“事前并未予闻”。他认为“民众政权”的提法，“不能表现政权的阶级性”，而目前又还未到发出“无产阶级专政”这一口号的时期，因此，“目前在宣传鼓动上不应该涉及政权问题”；又“因为目前没有代替国民党政权的适当口号”，因此，“不应该喊出‘打倒国民党政府’的口号”，只提“反蒋”就可以了③。
所有这些都说明，当时以托派组织名义发表的一系列文①②③参见法南区委陈岱青等５人１９３２年６月２２日致常委的信。雪衣：《一个紧急的政治问题》和《几个争论问题》，均载《政治问题讨论集之二——国民会议与苏维埃》，“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中央宣传部”１９３４年５月《常委给北方特委的信》（１９３２年７月２５日）。
在这里，陈独秀再次显示了对政治形势观察敏锐的卓越才能，因为此后不久，１９３３年初，日本就侵入热河，冯玉祥即组织察北同盟军进行长城抗战国民党政府屈辱订立塘沽协定。１９３５年，日本又制造华北事变，想夺取平津，学生奋起救亡，发动了“一二九”运动。
件，主要都是陈独秀个人思想的产物。只是因为，一方面由于当时托派组织不健全，所谓“常委”实际只有他和彭述之两人在活动，再加上他一贯个人说了算的家长制作风，还有他所掌撑的宣传工具，使得他的意见主张，得以迅速而顺利地通过组织或个人的名义传播各方；另一方面，则由于他当时托派总书记的地位和历史上的威望，在必要时，他可以利用会议多数同意，通过他起草的文件。不过，也正因为如此，在这场争论中，那些持反对意见的人，并不因此而被压服。法南区委坚持反对陈独秀“常委”决议的一个重要理由，就是“二三人的常委已不如经常状态的集体领导机关的健全，而且差得很远”；某些重大问题，“常委本身尚未取得一致，而通告却已发出，口号亦在机关报上提出了。而且事后述之同志到处都说明他对独秀的意见不能同意。”①于是，争论一直继续了下去，直到１９３４年下半年至１９３５年初，另一批托派分子，趁陈独秀在狱中的机会，在刘仁静的支持下，又把１９３１年至１９３２年托派中央的文件翻了出来，作为“彻头彻尾的机会主义”进行批判，要陈独秀承认错误，因他拒绝，而演了一场“开除”陈的闹剧。
就这样，“九一八”后的陈独秀，虽然满怀激情，渴望乘抗日民主运动的高潮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再次大干一场，但是由于主观和客观条件的种种限制，他的一切努力都落空了。
他提出的一系列政治主张，其中虽有一些闪光的思想，于实际斗争没有发生什么影响。
眼看着大好的革命形势像洪峰一①法南区委致常委的信（１９３２年６月２２日）。
样迅即远逝，他所起草发表的那些文章、宣言、决议以及主编的刊物，也都被裹挟而去，没有在历史上留下什么痕迹。
四被捕·狱中生活·出狱祸起萧墙处惊若定还在１９３２年春天的时候，原托派“中委”濮德志、宋逢春因狱中时疫流行，保外就医。陈独秀知道后几经催促，又把二人拉回来，才整顿起比较健全的五人“常委会”：陈仍为书记，委员彭述之、罗世藩、濮德志、宋逢春，秘书谢少珊。
６月１５日，陈独秀致函托洛茨基，报告了中国托派重整组织的情况，以及“九一八”后采取的与左倾的小资产阶级、自由资产阶级、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苏维埃红军、义勇军“建立联合战线”（“共同行动”）的策略，请求指示。
９月２２至２６日、１０月３日，托洛茨基两次给陈独秀回信。对于与红军联合抗日的问题，信中说，根据俄国的经验，农民游击队“时常和工人及地方党部发生冲突”，中国“在农民运动本身，是有着很强的私有性与反动倾向的。……它会仇视工人的，因为早已有了武装会更增加这种仇视”。他指示必须首先建立“工会和党的中心”，“并且要预备和获得对农民运动的领导，特别是它的‘红军’”。托洛茨基特别强调“国民会议”的口号，指示在目前反日反国民党的斗争中，“除了国民会议，不能够提出旁的中心政治口号”。“现在革命的煽动，首先应该尽可能地向着反对国民党政府方面进行……无论是关于什么具体问题口头的文字的煽动、罢工、露天大会、示威、抵制，都必须加上‘打倒国民党，国民会议万岁’的口号。”①托洛茨基完全不了解中国的实际，就凭他头脑中想出来的理论，再加上他的所谓“革命经验”，便武断地教导陈独秀如何进行中国革命，其荒谬绝伦（尤其是中国农民问题和红军问题），可想而知。但是，陈独秀的托派中央还未接到托洛茨基的这两封信，就于１９３２年１０月１５日被国民党中统特务机关破坏。那天，彭述之、罗世藩、濮德志、宋逢春到上海虹口区有恒路春阳里二一○号谢少珊家开会，被中统特务全部逮捕。陈独秀因病未出席这次会议，本可幸免，但由于唯一知道他住址的谢少珊的出卖，他终于在晚上被捕，致使托派中央被一网打尽。陈独秀一生奔走革命多次被捕，这是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②过去被捕，每次都经过营救，很快获释，这次却被判刑坐牢了。①②有人说陈独秀五次被捕。其实，１９１３年８月在芜湖被龚振鹏绑缚欲杀，是出于误会，事件也属绑架，与其他四次被反动当局逮捕，性质不同。
托洛茨基：《再给中国左派反对派的信——论无产阶级与农民战争》、《是行动的战略不是揣测——给中国同志的信》，均载《中国革命问题》，第陈独秀被捕后，国民党为了保护叛徒谢少珊，一直未透露谢出卖陈的情况。在审判时，检察官没有对谢提出起诉，在陈的起诉书和判决书中叙述陈独秀被捕经过时，故意称在逮捕彭述之等人时，“当场抄出大批反动文件，并有小条通信处数纸。探捕等即根据此项地点……将陈独秀拘获。”①陈独秀第四次被捕的经过是这样的：濮德志参加“常委”以后，有一天，他的爱人张颖新在路上碰到了过去在莫斯科留学时的同学费克勤。此人与她的小姑费侠，在莫斯科时仅是未入党的团员，回国时即被逮捕，接着如徐恩曾说的“写了一张效忠保证书”——叛变了。因她们不知党内什么机密，无可出卖。费克勤加入中统组织后，与徐乃达、解叔达（均原是托派“战斗社”的成员）等人组织在一起，在徐恩曾的指挥下，专门搜捕共产党的领袖，包括托陈派首领陈独秀。此时，国民党正悬赏万金缉拿陈独秀。
但张颖新不了解她们已是特务，就约费到家里去玩。那天正好陈独秀借濮家约见友人，叫费克勤见着了。事后濮德志批评张粗心大意，第二天就搬了家；但情报很快由费克勤——费侠传到徐恩曾手中。１０月１５日那天，濮德志去托派中央常务秘书谢少珊家开会，特务即跟踪而至，来了个紧急搜捕②。①②１９８０年６月１８日濮清泉（即濮德志）给作者的信。７月２６日郑超麟给作者的信。曾猛：《关于陈独秀被捕经过情形》（未刊稿）。曾猛是这次事件被捕者之一，也是谢少珊供出的地址。被捕时，曾正在印刷第１３期《火花》。
《检察官起诉书》，《陈案书状汇录》，亚东图书馆出版。《江苏高等法院判决书》，《中央日报》，１９３３年５月２４日、２５日。
至于陈独秀如何被捕，当时任国民党上海市市长吴铁城给南京政府的两个密电说得很清楚：河日（即１７日，陈独秀被捕后第三天）的电报称：“……共党首领陈独秀在沪活动，前经与租界当局特别交涉，协同捕房侦查月余，兹咸日（１５日）在虹口破获共党常委会议机关，捕获共党谢少珊等５人，按谢供地址，将陈独秀捕获。”①并可将共产党首领陈独秀拘捕到案等语，即于当日下午７时，带同该犯至岳州路永兴里十一号楼上将共党首领陈独秀拘获，……”②不仅如此，谢还供出了５名常委（包括陈独秀在内）的真实姓名和身份，以及托派中央的另外几处机关，其中有托派中央与外地组织联络机关，有《火花》的印刷机关等。所以，国民党特务又根据谢少珊口述地点，先后破坏了这些机关，逮捕了另外５名托派骨干分子，致使这次事件，除谢外，最后共捕获并判刑者达１０人之多。谢少珊从此加入“中统”，改名为“谢力功”，意为国民党立了一功。可见，陈独秀这次被捕，为托派内部叛徒谢少珊出卖，由国民党中统特务徐恩曾策划干的，与共产党无涉。
当时，国民党之所以逮捕陈独秀，主要因为它把陈仍看作是“共党首领”。虽然，国民党早已知道陈独秀组织了反党小组织，成为中共的反对派。但是，它把陈的反对派的活动①②国民政府行政院档案，天字第１６０３４号。
国民政府行政院档案，院密第１２７７号。
看成是共产党内部的矛盾，把陈独秀在“九一八”、“一二八”时期进行的“反日反国民党”活动，看成与共产党在农村进行的苏维埃运动一样，都是反对国民党统治，而不能容忍。因此，他们一直把陈独秀当做中共领袖看待，说“该党专事赤化”，“严令警务人员密查拿办”①。所以这次陈被捕，被国民党称作捕到了“久缉未获之共产党领袖”，进行大肆宣传。
国民党南京特别市党部、广东省党部、湖南清乡司令何健、新疆省主席金树仁以及全国许多县党部、军队的师党部等，纷纷致电国民党中央，列数陈独秀从创建共产党到南方“星火燎原”的各种“罪状”，“恳请严办”，“迅予处决”②。直到后来，蒋介石、陈立夫和何应钦之流，通过研究“罪证”，向叛徒调查，审讯陈独秀本人，确证陈独秀等与湘鄂赣各省武装暴动的共产党没有联络关系，并且，“反对斯大林派在中国现况之下采用红军策略”，蒋介石才在舆论的压力下作出将陈独秀案“交法院公开审判”的决定。
陈独秀一直幻想托派能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下进行合法的国民会议运动，在这种情况下，也只得表示：“愿尊重国家法律，望政府秉承大公，不参加个人恩怨，法律判我是罪有应得者，当亦愿受。”③但是，他很快就失望了。
陈独秀被捕后，被押到租界巡捕房看守所，看到先行被捕的彭述之、宋逢春等人，还开玩笑说：“嗨，原以为就我一①②③《大公报》１９３２年１１月１日。
这些电文，都保存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沪上共狱陈独秀被捕记》，《晨报》１９３２年１０月３１日。
个人被捕，没想到你们都来了。这下我可有伴了，可以松快松快了。”谈到谢少珊叛变时，陈独秀表示了与上次马玉夫不同的谅解态度，说：“这孩子胆子小，上一回逮捕，他就表现出来很慌张，很不成熟。”①然后，他们进行了反对“引渡”的斗争，由于国民党早已与租界勾结好，斗争失败。１０月１９日，他们乘夜车，被押往南京。在京沪列车上，陈独秀“酣睡达旦，若平居之无事者然”，到南京时，还未醒来，处危不惊，置生死于度外，一时传为佳话。２５日，国民党军政部长何应钦，在军政部会客室传询陈独秀，以“半谈话、半审问”的方式进行。陈表示他与赣鄂等省暴动行动，“毫无关系”；对抗日问题，“仍须联俄方为有利”②。传询毕，军政部的“许多青年军人纷纷持笔墨和数寸长的小纸条”，四面围着陈独秀，向他“索书纪念”③。陈欣然挥毫，草成数书：一曰：“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也”！二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三曰：“莫等闲白了少年头”……“幸而墨尽，才得解围”④。陈独秀借此抒发了自己的胸怀，表现了威武不能屈的气质，在他的传奇生涯中，又增添了新的一页，在社会各界人士中，获得了广泛同情和尊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