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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惨世界》第9回,《曼殊全集》(2)第158页。.23

作者:任建树 当前章节:15382 字 更新时间:2026-6-13 18:59

《惨世界》第9回,《曼殊全集》(2)第158页。.23

其内容汇毕生文字音韵学研究之成果,致力于寻找汉字的规律,以解决汉字难认、难记、难写的问题,是陈独秀竭力鼓吹汉字拼音的运动一时不能实现的情况下,另觅蹊径之为。此稿分上下两编,上编解字根及半字根共544个字,共分十类:象数、象天、象地、象草木、象鸟兽鱼虫、象人身体、象人动作,象宫室城郭、象服饰、象器用;下编是字根孳乳之字,目录上列了两章:(一)字根并合者共366字。(二)字根或①②梅:《实庵字说》,《新民报》(晚刊)1942年6月9日。

陈独秀:《干支为字母说》,手稿。

字根并合字之附加偏旁者。第一章又分甲、复体字;乙、合体字;丙、象声字。其中甲、丙两种在书稿中已完成,乙合体字写到“抛”字,未作注释,乃成绝笔。因为1942年5月日就谢世了。因此,下编第二章只留下了目录。

即使如此,陈独秀临终前说过:“本书之体系业已完成,即上编亦可单独问世。”①当时有人提议请他人代写,以完成书稿。陈独秀说:“学力太差者,不能写;学有深造者,皆有自己的见解,又不愿写也。”②于是,该书稿就这样残留人间。

稿中对每一字的解析十分精详,造诣颇深,例如:上下甲文、金文上、下均作B、B,毛公鼎上下二字合作B。

《说文》帝篆下亦云:“B,古文上字。”B门篆下云:“B,古文下字。”古文恒以—*蟮兀舷挛蘅上螅思右欢袒诘刂舷乱韵笾W纳献鰾,下作B,或作B,隶小变之作上下。

陈独秀认为汉字的确存在着难认、难记、难写的问题,但只要找到汉字的规律,也就不那么难了。因此,他一生探索汉字规律,每有政治活动的余暇,就孜孜以求。《字义类例》着重以“分析字义的渊源”,探寻字义产生、发展的规律,但未能探寻到整个汉字的发展规律。《实庵字说》进一步解剖麻①②陈独秀致魏建功、台静农的信(1942年5月1日)。

转自何之瑜:《独秀丛著总目》附注。

雀,从每个字的具体分析上,寻找一般的规律。最后在《小学识字教本》中,找到了汉字的整个发展规律,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

文字学是一门古老的学问,历代学者甚多,归纳起来可分为三派:一是以字形为主,如许慎的《说文》;二是以字音为主,如王念孙的《广雅疏证》;三是音形结合起来,如近代有些文字学家。陈独秀对这三派,各取所长,形音义均作全面的研究,融以己意,独成一家。他的文字学著作最大的特色就是独创性。即使是初期的《字义类例》,不少地方也是见人所未见,发人所未发。尤其是《小学识字教本》中提出的“字根说”,虽然古已有之,但最终使之组成一个相当完整的科学系统的,“他却是第一人,这也是他最大的创见”①。无疑的,陈独秀是吸取了前人的成果的。他在《教本》自序中说:“本书解字颇采黄生、顾炎武以来诸人之说。”但他却不是亦步亦趋,随声附和,更不是拾人牙慧,而是经过长期系统深入地研究后,大胆地突破了传统,建立了一套科学的体系。

了一篇“自序”,寄给陈钟凡,征求意见。他在附信中说:“此书出,非难者必多,书中解说亦难免无错误,而方法余以为无以易也。形、声、义合一,此中国文字之特征也。各大学文字学科,往往形、声、义三人分教,是为大谬。欲通中国文字,必去六书之说,所谓指事,会意,形声,皆合体象①文天谷:《汉字并不难认、难记——陈独秀文字学研究评介》,《广西师范学院学报》1987年第2期。

形,声皆有义,又托于形;形、声、义不可分也。……吾书三千字,字字形义并释,不取某声以了之,明知此事至难,然非此无由通识中国之文字也。”①陈钟凡评论这部书稿时说:“其以形声义一贯解释文字的方法可谓缜密,是为文字学上有价值之著作。”②魏建功在读到《小学识字教本》稿时,“赞叹欢喜以为自古文字资料以来,文字学家趋末弃本,抱残守阙,两无裨补之失,俄然扫空”③。

书稿表明,陈独秀的独创性,绝非故逞臆说,以示特异,而是始终坚持以历史的观点、辩证的观点来从事文字的研究。

不是一把眼光盯在一文一字上,而是在广阔的历史背景中,展开视野,从古代的生活,典章制度,文物习俗,自然科学成果等等方面的联系上来进行深入地探讨,博大乃至精深,从而得出不一般的结论。为了求得一字的真义,陈独秀不仅广征博引,从大量的古籍中,从地下发掘出的实物中寻找根据,而且作了精确的考证。如对鬲、鼎、曾、复、持(另)、*J等字的分析,不仅引用了《周礼》、《左传》、《诗经》等十三四种古籍,而且考查了地下发掘出的螺、蚌、陶器、青铜器、铁器等实物,至于甲文、金文、篆、隶等更不用说是一一经过研究的了。可见,这部书稿中凝聚着作者多么巨大的劳动。

更可贵的是,陈独秀并非为学术而学术,而是着眼于实①②③魏建功为陈独秀《古音阴阳入互用例表》作的序,《古音阴阳入互用例表及其他》清样稿。

转引自陈钟凡:《陈仲甫先生印象记》,1942年夏7月手稿。

转引自陈钟凡:《陈仲甫先生印象记》,1942年夏7月手稿。

用。因此,他的著作,不仅对古文字学研究,而且对文字改革、识字教育以至整个文化教育,都有颇高的学术价值。自然,他的研究,也不无瑕疵之处。陈独秀研究文字学,都是在十分恶劣的环境中进行的,参考资料绝不能搜集得那么充分,尤其是狱中数年,自己上街买书、进图书馆查索的自由也没有,精神上又受着各种折磨,特别是晚年从事《小学识字教本》的撰述,一直是在贫病交加中进行,以至没有写完就去世,还来不及从头到尾的修改,哪能没有不足之处呢!但是,直到1987年,文天谷教授还认为:“仅就他三部著作(即《字义类例》、《实庵字说》、《小学识字教本》——引者)达到总的水平来说,恐怕目前还没有能超过的。”①最为可惜的是,陈独秀这部文字学巨著《小学识字教本》的命运与他本人一样坎坷。1939年,国民党教育部所属国立编译馆得知陈独秀在从事文字学研究工作后,就约请他编一部教师用的《中国文字说明》,并预支给他5000元稿费。

陈独秀后来就先把能自成体系、单独问世的《小学识字教本》上编交给编译馆,嘱先行出版。但是,为了书名问题,陈独秀与国民党教育部长陈立夫发生了争执。“小学”是“文字学”的古称,后来又广义为“语言文字学”。陈独秀的这部著作,特点就是形、声、义合一,集一生音韵学、文字学研究之大成,因此无论从狭义或广义上说,称此稿为《小学识字教本》是最确切不过的。但是,陈立夫显然怕引起读者误会是“小学生”用的识字课本,主张把“小学”二字改掉。陈①文天谷:《汉字并不难认、难记——陈独秀文字学研究评介》。

独秀坚决不肯,并表示“若教(育)部有意不令吾书出版,只有设法退还稿费,别谋印行”①。结果,直到陈逝世,该书还未出版,预支的稿费,也按陈嘱,未动一分。后来为了缓和矛盾,编译馆将此稿油印了50册,分赠学术界人士,从而使此稿流传各方,并在台湾出版。②此外,陈独秀在狱中还研究并准备撰写《古代的中国》(未成书)、《现代中国》(未成书)、《耶稣与基督教》(未成书)和《道家概论》等。《道家概论》,只写了《老子考略》一文,此文对老子与道家、老子略历与著书以及历代学者对老子研究中的流误,进行了辨伪和考证。他对《古代的中国》的研究,是为了研究古代思想、古代语言、古代文字服务的。据他的朋友回忆,陈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十分深入,很有见地。

可惜没有留下文字。

身陷囹圄气若虹满纸悲愤《金粉泪》陈独秀在狱中还写了不少诗词,有的是应邀为他人题画写字,有的是自吟自赋。陈对我国古代诗词有很深的研究,他本人喜欢写五言诗、七言诗和对联,不喜欢规矩严格的词;就是写五言、七言格律诗,有时对仗也不工整,“七绝”中还会①②1971年,台北语文研究中心将此书正式出版,赵友培题签,梁实秋作序,形式堂皇,却不记作者是谁,也不登陈独秀写的序。近知湖南岳麓书社已将该书列入出版计划。

陈独秀致魏建功信(1941年9月19日)。

突然冒出一个八字句来。只要能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他是不受任何限制的。诗如其人,这与他本人放荡不羁的性格相符。诗言志,就其狱中所写而言,不管是送人的,还是自存的,所写内容都不是风花雪月,卖弄文采,也不是无病呻吟,顾影自怜,而是鲜明地表示他积极向上、坚持革命的志向,刚直不阿、威武不屈的风骨,同时也表现了他泼辣尖锐、生动幽默的文笔。

当时,绘画艺术大师刘海粟第一次旅欧回来,听说陈独秀入狱,就赶到南京探望。他与陈相识于“五四”运动中,对陈独秀高擎“打倒孔家店”的旗帜,刘海粟十分敬佩,相见恨晚。陈对他在上海艺校不顾社会封建守旧势力的攻击,大胆指导学生画模特儿,搞画展,也给予高度的评价。1922年等人营救的结果,实际上是刘海粟起了关键的作用。刘找到了当时上海滩上很有影响的头面人物李征五。李原系国民党的左派人物,性豪爽,重然诺,思想开明。刘要他营救陈独秀,他当即一口答应,随后到法捕房,保释了陈。①这一段“刘海粟营救陈独秀”的历史,知者不多,刘过去也不愿多说。

这次,刘海粟到南京探监,见到阔别多年的陈独秀,又听到他法庭斗争的事迹,十分激动,快步上前,紧握陈的手,大声说:“你伟大……”。陈也很兴奋,抢着说:“你伟大,敢于画模特儿,和封建势力斗争……”,接着又大声抗议说:“蒋介石要我反省,我反省什么!”就这样,虽在狱中,二人①谷苇:《刘海粟谈陈独秀》,《团结报》1983年11月5日。

却似旁若无人,该笑风生起来。狱卒和同狱者见之,无不惊讶!相谈中,陈的气概和风度,给刘海粟留下深刻印象。临别时,刘从皮包里取出事先准备好的纸、笔和一瓶墨汁,请陈独秀即席挥毫,题字留念。陈独秀不假思索,一挥而就,写下一副珍贵对联:身处艰难气若虹刘海粟至今还珍藏着这副对联,他认为:“这副对联,倒是真实地记录了陈独秀当时的坦荡的胸怀和昂扬的情绪。”

1935年,刘海粟上黄山,画了一幅《古松图》。关于此画的创作过程,刘在画的题记中写道:“乙亥十一月游黄山,在文殊院遇雨。寒甚,披裘拥火犹不暖,夜深更冷,至不能寐。

院前有松十余株,皆奇古。刘海粟以不堪书画之纸笔,写其一。”可见,刘画此孤松时孤苦伶仃的心境。

陈独秀见此图,触景生情,不觉也大发感慨,题诗曰:黄山孤山,不孤无孤,孤而不孤;孤与不孤,各有其境,各有其图。

此非调和折衷于孤与不孤之间也,题奉海粟先生独秀此诗幽默易懂,雅俗共赏,富于哲理,隽永有味,突破了刘海粟所画所题的意境,表示了他虽身陷囹圄,并不感到孤独的心情。

陈独秀在狱中,很多人向他求字,他写了不少。可惜,现在所见不多。汪原放一次去探望他,也求他有空时写一张小屏,不久,他送汪两张条屏。一张是《古诗十九首》中的《冉冉孤生竹》;一张是:“天才贡献于社会者甚大,而社会每迫害天才。成功愈缓愈少者,天才愈大;此人类进步之所以为蚁行而非龙飞。”①显然,这条屏之意,也包含着他对自己所受迫害的抗议,并对自己奋斗屡遭失败,毫不介意;“成功愈缓愈少者,天才愈大”,丝毫没有消极悲观的情绪。

条屏末署:“独秀书于金陵”,与给《古松图》题诗一样,未署年月。他1934年写的脍炙人口的《金粉泪》五十六首,却署为“所谓民国二十三年”。

这组诗因其矛头猛烈攻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所以既不发表(不可能发表),也不示人;直到1936或1937年,汪孟邹到狱中探望时,陈独秀才拿给他看。汪要求拿回去给侄辈和同事们看看。汪孟邹本是个胆子极小的人,虽与陈独秀私交很好,在白色恐怖下,他不敢参加共产党及托陈派,有一段时间与陈来往都很害怕。可是,这次他却胆子大了起来,竟把这组“反诗”携出监狱,之后又转辗秘藏,保存了下来。

《金粉泪》是一组七言绝句,全诗感时伤事,倾吐了陈独秀胸中的感愤,抒发了陈独秀抗日反蒋、忧国忧民的情思。

《金粉泪》命题的意旨,是因南京旧时为“六朝金粉”的繁华古都,而今成为国民党政府的首都。国民党的达官贵人们不顾国家民族的存亡,在六朝金粉之中,歌舞升平,纸醉金迷,在他们暴虐统治下的全国人民,却水深火热,血泪和流。此①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第189页。

时,蒙冤服刑于南京监狱的陈独秀,对此感慨万千,愤然将这组诗命笔为《金粉泪》。

诗的内容都是根据作者读报和接待来访人员中所见所闻的事实,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等广阔的范围内,针对国民党的政策,淋漓尽致地揭露、讽刺、痛斥、控诉了国民党的罪恶统治,指出了他们必然灭亡的前途,无限同情中国人民的苦难。

《金粉泪》中谴责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和国民党屈服退让、卖国求荣的诗有:虏马临江却沉寂,天朝不战示怀柔。”

(“飞机轰炸名城”指日机轰炸锦州。“天朝”指蒋家王朝)。

“长城以外非吾土,万里黄河惨澹流;还有长江天堑在,贵人高枕永无忧。”

“苏马幽居蒋蔡逃,胡儿拍手汉号啕;儿皇忠悃应无失,毋事皇军汗马劳。”

(“苏马幽居”指东北抗日义勇军的将领苏炳文和马占山,被投闲置散。“蒋蔡逃”指主张反蒋抗日的“福建人民政府”将领蒋光鼐、蔡廷楷被赶跑了。)“人心不古民德薄,中夏亡君世道忧;幸有安排谢邻国,首宜统一庆车邮。”

(“庆车邮”,讽刺国民党政府表面上不承认“伪满洲国”,实际上又指使北平当局派代表和“伪满洲国”签订与关内通车通邮。)“两载匆匆忘四省,三民赫赫壮千秋;中华终有新生命,海底弘开纪念周。”

(“三民”指三民主义。“海底”指1933年国民党代理行政院长宋子文告热河将士书中说:“诸君打到哪里,子文跟到那里,……诸君打到海里,子文跟到海里。)“关东少帅如兄弟,淮上勋臣师道尊;钦慕抒诚承雅教,何郎软语最温存何应钦在天津宴客语。”

(“关东少帅”指张学良,是蒋介石的把兄弟。“淮上勋臣”指段祺瑞,曾任保定军官学校校长,蒋为学生。)“虏民夺地数千里,使节依然笑语迎;无力复仇应抱恨,如何握手进香苹。”

“健儿委弃在疆场,万姓流离半死伤;未战先逃恬不耻,回銮盛典大铺张。”

(“回銮”指蒋介石于“一·二八”战起第三天宣布迁都洛阳,《淞沪协定》签字以后回到南京。)《金粉泪》大多数诗是揭露和讽刺国民党腐败统治的。作者站在革命和进步的立场上,对曾经与自己一起进行过革命活动的国民党要人复古、倒退的行为,竭尽嬉弄,泼墨最多,如:“清党倒党一手来,万般复古太平哉;当年北伐诚多事,笑倒蓝衫吴秀才杨永泰以拥蒋倒党取悦于蒋。”

(“吴秀才”即吴佩孚。杨永泰时任蒋介石南昌行营秘书长。)“经正民兴礼教尊,救亡端赖旧文明;投壶雅集孙联帅,不愧先知先觉人。”

(“经正”、“礼教尊”、“旧文明”皆指当时“尊孔读经”的复古活动。“孙联帅投壶”指孙传芳在当年北伐军挺进韶关时还在南京邀集社会名流搞投箭入壶的古礼,不知灭亡将至。)“抽水马桶少不了,洋房汽车没有不行;此外摩登齐破坏,长袍骑射庆升平。”

(“骑射”,1934年9月11日报载,张学良、何成捌,张群等发起“武汉骑射会”。)“木鞋踏破黄河北,救国三民有万能;革命维新皆反动,祭陵保墓建中兴。”

(“木鞋”指日本。“三民”即三民主义。“祭陵保墓”指国民党官僚戴传贤等到陕西谒周陵(周文王陵)、茂陵(汉武帝墓),指责考古学家发掘古墓,他们以为祭陵保墓可以使中国中兴。)“四方烽火入边城,修庙扶乩更念经,国削民奴皆细事,首宜复古正人心。”

“人以一正般般古,四裔夷酋自罢兵,中国圣人长训政,紫金山色万年青。”

“德赛自来同命运,圣功王道怎分开;忏除犯上无君罪,齐到金刚法会来。”

(“金刚法会”,当时报载戴传贤在北京雍和宫举行“时轮金刚法会”,邀请班禅主坛念经。一些国民党要人和社会人士还在报上刊出大幅《启建时轮金刚法会启事》,宣称定期在杭州灵隐寺举行法会,“切望十方善信如期到会恭候大法”。)“保墓贤人别有思,痛心考古播邪辞;三皇五帝推翻后,稻桶(道统)灰飞大圣悲。”

(“稻桶(道统)”,“道统”即“稻桶”——饭碗。“保墓”,维护道统的戴传贤之类“大圣”,是为了保自己的饭碗。)作者毕生追求民主政治,对蒋介石集中外独裁者之大成,推行特务统治,深恶痛绝,如:“世事由来似奕棋,黄龙青白耍斯梯(Swastiksa);红袍不及蓝袍好,行酒青衣古有之。”

(“黄龙青白耍斯梯”指清朝黄龙旗,国民党青天白日旗,德国纳粹标徽。“红袍”指古时高官礼服。“蓝袍”指学纳粹组织的国民党特务组织蓝衣社。“青衣”指贱服。晋愍帝被匈奴军掳去,曾着青衣行酒。1933年中日签订“塘沽协定”谈判时,日方曾要求制裁蓝衣社。随即,蓝衣社与中国军队及国民党组织一起,遵照“塘沽协定”,退出绥东、察北、冀东地区。)“庶人议政干刑典,民气消沉受品弹;莫道官家难说话,本来百姓做人难。”

“民智民权是祸胎,防微只有倒车开;嬴家万世为皇帝,全仗愚民二字来。”

(“嬴家”指秦始皇。)“严刑重典事唐皇,炮烙凌迟亦大方;暴虐秦皇绝千古,未闻博浪狙张良。”

(“博浪狙张良”指张良曾遣人用铁锥狙击秦皇于博浪沙。

现代秦皇蒋介石的暴虐千古少有,却没有听到象张良这样的人去刺杀他。可见陈独秀对蒋介石这个独夫民贼之恨。)后来,在狱中听到“西安事变”张学良、杨虎城扣留蒋的消息时,陈独秀象儿童过年那样高兴,托人打了一点酒,买了一点菜,对人说,我生平滴酒不喝,今天为了国仇家恨,我要痛饮一杯。他先斟满一杯酒,高举齐眉说,大革命以来,为共产主义而牺牲的烈士,请受奠一杯,你们深仇大恨有人给报了。于是他把酒奠酹地上。他斟了第二杯,呜咽起来说,延年啦乔年,为父的为你俩酹此一杯!接着他老泪纵横,痛哭失声①。

“关门闭户两争持,佝偻主人佯不知;幸有雄兵过百万,威加百姓不迟疑开门闭户谓英美与日本之争持也。”

(“关门”显系“开门”之误。帝国主义对华政策,英美主张门户开放,日本主张闭门独占。佝偻主人国民党雄兵百万,不去抵抗日本侵略,只知残害百姓。)“感恩党国诚宽大,并未焚书只禁书;民国也兴文字狱,共和一命早呜呼。”

“嫌疑反动日惊心,拱默公卿致太平,干事委员资笑谑,女权不重重花瓶男干事女干事干事干干事,大委员小委员委员委委员,彼中自嘲之词也。”

(“嫌疑反动”指国民党诬革命为反动,略涉嫌疑,即遭迫害。“拱默”即两手拱着默不吱声。)“法外有法党中党,继美沙俄黑白人;①濮清泉:《我所知道的陈独秀》。

囚捕无须烦警吏,杀人如草不闻声。”

(“法外有法”指南京政府的法律外还有《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党中党”指国民党中还有CC和蓝衣社这种特务组织。“黑白人”指沙皇时代的反动帮派组织“黑白党”。)闭户闭心兼闭口,莫伤亡国且偷生。”

(“党先生”指国民党特务。)《金粉泪》几乎把国民党反动统治集团中所有重要军政要员都揪出来示众,揭露他们高唱礼义廉耻、仁义道德,实际男盗女娼、寡廉鲜耻的丑恶嘴脸。诗中公开点名讽刺的有蒋介石、汪精卫、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何应钦、胡汉民、戴传贤、吴敬恒、孙科、陈公博、张人杰、陈济棠、李石曾、邵元冲、杨永泰等。

蒋介石集卖国、独裁、复古、腐败于一身,是全诗集中攻击的目标。

汪精卫(兆铭)一身媚态,毫无骨气,诗云:“珊珊媚骨吴兴体,书法由来见性真;不识恩仇识权位,古今如此读书人谓汪兆铭也。”

(“吴兴体”,浙江吴兴赵孟顮,宋朝翰林学士,封魏公。

他的书法妩媚,称“吴兴体”。)汪为了权位什么都可出卖,献媚于敌人。后来他投降日本,当伪南京政府的傀儡主席,不是偶然的。陈独秀在辛亥革命时期及1920年共同筹备西南大学时,就与汪精卫有所接触。在1921年任广东政府教育长、1927年4月5日共同签发《汪陈宣言》及武汉国民政府时期,陈与汪的关系更密,了解愈深。写这首诗时1934年,对汪精卫的观察真是入“骨”三分。当时国民党中与汪的关系比陈深的不乏其人,可是有几人有此观察。否则以后汪及其主子日本不会如此得逞于一时。

宋子文、孔祥熙、蒋介石裙带相连,授受权位,垄断了中国的政治:“一门亲贵人称羡,宋玉高唐结主欢;几见司农轻授受,乃知裙带胜衣冠谓宋孔相继为财长。”

(“宋玉高唐”,战国楚人宋玉,善词赋,有《高唐赋》等名篇。“一门亲贵”应指宋家,以女结欢蒋家和孔家。)陈立夫恬不知耻说国民党是伊尹、周公,殊不知伊、周乃中国古代伟大贤明的政治家,分别使商及西周盛极一时,所以陈说:“专制难期政令宽,每因功业震人寰;未闻辱国儿皇帝,亦欲伊周一例看陈立夫谓国民党为伊尹周公。”

陈独秀认为国民党内没有伊、周那样的人物,有的是残害人民的“妖孽”:“自来亡国多妖孽,一世兴衰过眼明。”多行不义必自毙,由于妖孽作恶,国民党的统治将“一世兴衰”,决不会长久。

而“功业震人寰”的英雄豪杰,必将在扫荡这些妖孽中产生。

陈独秀的这个预言又是很伟大的,实际上国民党在大陆上的统治不到“一世”就垮台了。

何应钦如前所述,“钦慕抒诚承雅教,何郎软语最温存”。

在与日本的交涉中,他最忠实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屈服妥协,丢尽了中国人的脸。

胡汉民身为国民党政府立法院长,只因陈树人之子与自己的眷属有暧昧关系,竟嗾陈济棠杀之:“萧何立法身难免,嗾杀陈郎道路哀司马家儿同眷属,祝君终老妙高台胡汉民嗾陈济棠杀陈树人之子。”

(萧何是西汉制订法制的大臣,曾被刘邦猜疑,遭囚禁;国民党立法院胡汉民也曾与蒋介石争权,一度被囚禁于南京汤山。“司马家儿”指晋永嘉五年,匈奴军刘曜攻洛阳,掳晋惠帝司马衷之羊皇后;不久,刘曜僭位又立羊氏为皇后。两帝共一后。)戴传贤,这位当年曾在陈独秀等创建共产党时险些加入共产党的“左”倾分子,后又自称孙中山的忠实信徒、国民党内最大的三民主义理论家,原来如前诗所述是一个复古狂之外,还是一个晦淫晦盗的伪君子、假道士:“宝华山上暗生春,春满书斋不二门;妒病难医今有药,老僧同榻尔何能戴传贤有惧内癖,营金屋于宝华山僧舍,颜曰不二书斋,以与僧同宿诳其妻。”

关于吴敬恒(稚晖),诗云:只怜虎子风流甚,斩祀汪汪长叹声吴敬恒以子有恶疾绕室长叹,曰吴氏之祀斩矣!”(“艮兑”是八卦中的两个卦名,这里指宦侍妇妾之行。)本世纪初,在拒俄运动中,吴敬恒在上海,陈独秀在安徽,奔走呼号,同为反帝战友。可是,曾几何时,吴参与策划“四一二”政变,力主清共,屠杀成千上万革命志士,后又嗾杀作者的两个儿子陈延年和陈乔年。但是,革命者是杀不绝的,而你这条“汪汪”叫的老狗,虽然早年运气好,没有溺死,晚年又钻营成名,官运亨通,现在你的不肖子染上了花柳病,吴家烟火将断啊!

早年跛足的张人杰(静江),在蒋介石发动“中山舰事件”挤走汪精卫后,一度任国民党主席。但不久也被挤下台,北伐时为浙江省主席,未到任。在南京政府分赃中,争监察院长而不可得,为此发怒。国民党中充斥着这种老气横秋的腐败分子。陈独秀诗云:“分肥不及暗生填,蹩脚先生老气横;唯一辉煌新建设,前朝灯火万家明张人杰长建设委员会,所建设者,李纯遗留之电灯公司而已。”

当年迫害赴法勤工俭学革命青年的李石曾,更是一个大贪官:要人垄断伶人喜,一掷缠头十万金李石曾垄断庚款及故宫财物,以十万元赠程艳秋出洋。”

以上吴敬恒、张人杰、李石曾三人还是故宫国宝的窃贼:南下明珠三百箧,满朝元老面团团故宫盗宝案乃李石曾、吴敬恒、张人杰合伙为之。”

吴敬恒对陈独秀则怕得要死,恨得要命。1942年陈独秀逝世时,他做悼诗还骂陈是“阿Q”、“跳梁”小丑。说他“思想极高明,政治大失败;对社会有功,于祖宗负罪”①云云。这首诗却清楚地反衬出作者自己复古反动的嘴脸。

国民党官员监守自盗,大官大盗者,还有行政院长汪精卫、铁道部长孙科、实业部长陈公博:“十三万万债台高,破产惊呼路政糟;太子叼光三百万,宗臣外府大荷包孙科长铁道部时侵吞三百万元,汪兆铭任行政院长以铁道部为外府。”

机器农场偷卖尽,增加生产厚民生谓陈公博长实业部长事。”

真是“贪夫济济盈朝右”!此外,《金粉泪》还讽刺国民党官员抽大烟,“为免欠呻濒掩袖,好将烟泡暗中吞”;“凛凛威风”的监察委员们只会拍苍蝇;“皇皇大典”举行高等文官考试,不过是虚张声势,欺骗民众,“官运高低靠后台”。

可见,这样一个贪官污吏充斥朝廷的国民党政府会有什么样的前途呢!“民国”,“民国”,何民之国?所以作者称其“所谓民国”,实为“亡国”,真是“自来亡国多妖孽,一世兴衰过眼明”。由此亦可知,它的“统一”、“升平”、“新生活运①吴敬恒,《挽陈仲甫先生》,载重庆《新民报》晚刊,1942年6月8日。

动”、“储蓄致富”种种,不过都是假象:党中无派缘清党,阿斗先生双眼明。”

(“赣港宁”指南昌行营的蒋介石、香港的胡汉民、南京行政院长汪精卫。全诗大意是:国民党政府表面上是统一了中国,实际上仍是三分天下。当年为统一三国操劳一生的诸葛亮若再世,又要分身了。其实所谓“统一”——“党中无派”乃是法西斯“清党”高压的结果,这一点,“阿斗先生”蒋介石自然心中明白。)“要人玩耍新生活,贪吏难招死国魂;家国兴亡都不管,满城争看放风筝!”(“新生活”指1934年2月国民党在全国发起的“新生活运动”,提倡“国民军事化”,以“礼义廉耻”为生活准则。

“放风筝”,国民党中央委员褚民谊等曾在南京组织大放风筝。)“麻雀乌鸦总祸胎,投机彩票禁难开;检查毒品富家利,奖券航空大发财。”

(“麻雀”即麻将等赌具;乌鸦即鸦片等毒品。“奖券航空大发财”指当时报上宣传的“航空奖券”,宣称“航空救国,储蓄致富”。)陈独秀自小就深切同情中国人民的苦难。

如今,看到在国民党这帮贪官污吏残酷压榨下,民族经济凋敝,人民家破人亡,更是满纸悲愤:“虎狼百万昼横行,兴复农村气象新;吸尽苛捐三百种,贫民血肉有黄金。”

(“兴复农村”指国民党设置的“农村复兴委员会”。)“鸦片专营陆海军,明严烟禁暗销行;州官放火寻常事,巢县新焚八大村。”

(“巢县新焚”指1934年4月皖北强行铲毁烟苗,巢县农民不服,群起反抗,官兵竟纵火焚烧。)“观瞻对外苦周旋,索命难延建设捐;白发媪翁双跪泣,乞留敞絮过冬天。”

“委员提款联翩至,心软州官挂印逃;入室无人拘妇去,婴儿索乳苦哀号。”

“兵车方过忍朝饥,租吏追呼乌夜啼,壮者逃亡老者泣,将军救国要飞机广东湖南皆以飞机捐榨取民间巨款。”

不只是劳动人民断绝了生机,在苛捐杂税下,民族工商业也濒临破产危机:“苛捐榨尽民间血,百业凋残袖手看;商贾不知遗教美,但愁歇业忍饥寒。”

中国的出路何在?革命,唯有革命!为此,作者不仅捍卫历史上的一切革命运动,还呼唤新的革命的到来:“五四五卅亡国祸,造反武昌更不该;微笑"訝须张大辫,石头城畔日徘徊蒋介石谓五四运动为亡国祸。”

(“张大辫”指张勋,一个疯狂的保皇复辟派,当年曾在长江流域顽抗辛亥革命。本诗以反话斥蒋介石,捍卫了辛亥革命和五四、五卅运动。)“士气嚣张应付难,读书救国最平安;埋头学得胡儿语,好待荣膺甲必丹。”

(“胡儿语”指外国语。“甲必丹”即Captain,船长、海陆军尉校级军衔,这里指做官,充当买办。本诗是反话斥胡适的“读书救国论”,维护当时学生的抗日救国运动。)“暴虐秦皇绝千古,未闻博浪狙张良。”当然不能理解为作者主张对蒋介石采取个人恐怖手段,而是呼喊人民起来,推翻整个国民党的暴虐统治。

在国民党暴虐统治下进行革命,自然不会轻而易举,必然饱经摧残和牺牲:“贪夫济济盈朝右,英俊凋残国脉衰;孕妇婴儿甘拚命,血腥吹满雨花台。”

前述作者给汪原放所写论天才常受社会迫害之条屏,也是这个意思。作者在这里也表现了对自己所受迫害的抗议,但他坚信这一切终会过去,正如他当时写的一副对联中所说的:“海底乱尘终有日,山头化石岂无时。”①所以,陈独秀写《金粉泪》这组诗并不是为了暴露而暴露,而是为了表示自己对国民党已经看透了,自己经过这次磨难,非但没有消极悲观,反而革命意志更加坚定,对革命前途更有信心。虽然自己年纪老了,又有病,但颇有“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雄心壮志,因此,他颇具匠心地安排第一首诗是:“放弃燕云战马豪,胡儿醉梦倚天骄;此身犹未成衰骨,梦里寒霜夜渡辽。”

①转自濮清泉:《我所知道的陈独秀》。

(“燕云”即河北、大同。五代时石敬瑭割燕、云十六州给契丹,成为历史上卖国求荣当儿皇帝的典例。)最末一首是:幸有艰难能炼骨,依然白发老书生。”

这样,首尾相顾,互相呼应,把显然平时陆续写成的五十六首诗,组成一个整体,一气呵成,在“胡儿”(日本)深入国土,民族危亡,国民党“妖孽”横行,“一世兴衰”的背景下,突出了一个“骨”字——自己特殊的风骨。虽然在整组诗中,这样的自我表白只有两句两“骨”,却起了画龙点睛的作用。其他五十四首诗,都为这两首两句两字铺垫的。

《金粉泪》不仅在内容上表现了陈独秀的特殊风骨,在形式上,也表现了他的特殊风格。从《新青年》、《每周评论》的“随感录”,到《向导》、《布尔塞维克》的“寸铁”,都是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的短文。《金粉泪》则嬉笑怒骂皆成诗。这种风格的诗文,是陈独秀所开创,后来由鲁迅继承发展,成为我国文学史上的瑰宝。患难得情侣晚年有慰藉陈独秀在狱中(包括出狱后)能进行以上如此艰巨的研究和著述工作,除了靠他本人的天才和勤奋、朋友的帮助外,还赖他第三个妻子潘兰珍生活上的精心照料。

陈独秀与潘兰珍相识于他领导“无产者社”时期。1930年下半年,陈独秀搬到熙华德路(今长治路)上一座石库门房子的前楼。潘兰珍则住在后楼。俩人一楼相处,隔窗相望,渐渐产生感情,接着就同居,成为夫妻。当时潘兰珍才23岁,陈已有52岁了。

潘兰珍籍贯江苏南通,出身于贫苦农民之家。1911年4岁时随父母逃荒来到上海。

父亲为了一家人活命,在外滩码头上给上下轮船的旅客搬拿东西,后来进入英美烟草公司当工人。母亲拾煤渣,用以烧饭防寒。潘兰珍豆蔻年华时,家里又添了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她为了减轻父亲负担,去纺织厂当童工,饱尝人间之苦。后来,她长大了,却受了一个流氓的欺骗,同居后生了一个孩子。孩子死后,她又被抛弃,精神上受到刺激,孤苦伶仃独居在这幢楼房里。陈独秀到这里住,用的是化名,与潘兰珍同居后,也未对潘说出自己的真名实姓和身份,只说自己姓李,南京人。南京与安徽的口音差不多。陈独秀有空便教潘读书识字,进行启蒙教育。潘较聪明,不久就能粗读书报。

正好在陈独秀认识潘兰珍前不久,1930年7月17日,陈独秀的第一个妻子高大众在安庆去世,享年53岁。在南京困境中挣扎的高君曼曾带着儿女到安庆奔丧。这是她婚后第一次到陈家,住了约一年,1931年下半年,她从安庆返回南京后不久,患了子宫癌,病故,终年46岁。就这样,两个妻子先后去世,陈独秀都未在场,也未提供任何帮助,而且正在这样的情景中,他又与潘兰珍同居,不禁引起不少人的议论。

当年家乡人对他娶高君曼就颇不满意,现在则更不满意了。

早年饱受人生之苦,又在爱情上受过欺骗的潘兰珍,是个忠厚朴实的妇女。她对陈独秀十分信任,到陈被捕前,竟然与这个藏有巨大秘密的人物共同生活了两年时间,却未对他有一点怀疑。1931年,有一天,潘兰珍听楼下一个邻居说,楼上住着一个“老西”(即共产党),潘又把这话传给陈独秀,因为楼上住家不止他们二人,潘不在意,陈听了却有心,立即决定搬家,由郑超麟帮助搬到周家嘴路一条弄堂的底头裁缝铺的前楼。后来又搬到岳州路永兴里十一号楼上。每次觅新居,他都要楼上,以防不测时,有个回旋的余地。但是,这一次,他终于在这个楼上被捕了。

陈独秀与潘兰珍的生活是融洽的,但有时也难免发生口角。正好在陈被捕前一个月,两人为一件小事争执起来,潘兰珍赌气跑回浦东娘家。所以陈被捕时,她得以幸免。她从报纸上看到国民党逮捕陈独秀的消息和照片时,才恍然大悟,惊讶地说:“这不就是我家的老头子吗?”原来这个姓李的老头子还是“老西”的首领。那个时代,老百姓在白色恐怖下,都谈“共”色变,更不用说是“共匪首领”陈独秀了。一般人必唯恐避之不及。潘兰珍本来未与陈一起被捕,又是在两人争吵时相离,完全可以乘机远遁。但她竟毫不犹豫地跳进漩涡,跑来与陈独秀共度患难。

陈独秀被捕后,也处处为潘兰珍着想,委托老友高语罕做善后工作。从1932年11月到第二年3月,陈写了好几封信给高,首先对出于无奈对潘隐瞒身份达两年之久表示歉意,讯问潘“对于我,以前未曾告以真姓名,及她此次失去衣服,有怨言”?他对自己被捕并不紧张,但因此给潘造成损失,却感到难过。被捕后半个月,还要高语罕再到他家寻觅潘的财物,说在其书桌抽屉内藏有一小袋,“系女友潘君之物,她多年积蓄,尽在其中,若失去,我真对她不起”。他还提议潘从此与自己断绝关系,自谋出路,以免受到不必要的牵连。当时托派还想帮助潘,陈则说:“潘女士她浦东有父母,她能在香烟厂做工,不需要我们帮助,并且事已揭开,她必不愿受我们帮助也。”不料潘兰珍不避嫌,不怕险,要来探望陈独秀。

陈立即托高劝阻,说自己“案情无大危险,免她惧虑”;“婉言劝她不必来看我”。

后来,由于潘兰珍的坚持,陈才答应她来。她看到陈在狱中生活清苦,又有病痛折磨,天天到狱中来照顾他的生活。

于是从1934年秋开始,她迁居南京,先住在段锡朋处,后租了一间小屋,每天上午9时到下午5时,到狱中照料陈的生活。陈以病弱之体在狱中顺利地度过三年生活,又进行以上繁重的研究和著述工作,多亏了潘兰珍在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安慰和帮助。

患难识知己,日久见人心。潘兰珍三年如一日精心照料陈独秀的生活,使陈深受感动;而众多亲友宾客,包括国民党达官贵人和社会名流来探望陈独秀,并馈赠各种衣物(光贵重的皮袍子就送来了几件)和钱财,也使潘大开眼界,看到陈的价值和地位。于是两人更加相亲相爱,情深似海。后来出狱,潘又紧紧相随,转辗入川,体贴入微地服侍他晚年的生活和病体,直到他逝世。

遥控托派被开除又得托氏关怀情陈独秀等人被捕以后,对于中国托派真是雪上加霜,本来就衰微破败的托派组织,顿陷群龙无首,一片混乱。先是由上海托派沪东、沪西、法南三个区委书记高恒、寒君和陈岱青举行紧急会议,协商拼凑了几个人——刘仁静、陈岱青、严灵峰、陈其昌、任曙,成立了一个托派“上海临时委员会”,刘仁静任书记。因为委员“力争自己是‘马克思’……相争不休,一事不能做,闹了几个月,于是不得已而改组”;刘仁静、陈岱青退出,任曙接任书记。1933年9月,任曙擅自召来广东、北平代表,举行“全国紧急会议”,补选了几个外省的委员,就把“上海临委”,改名为“全国临委”,并且解散了上海各个区委,成立“上海市委”,遭到陈其昌等人反对,致使托派工作又陷于瘫痪。任曙没法,就撒手而去,到北平当大学教授去了。托派临委再次改组,蒋振东和李平等人加入,刘伯庄任书记。1933年10月,“临委”又因“工作无计划,无办法”而再次改组,从而成立起比较稳定的托派临委三人小组——陈其昌(书记)、蒋振东、赵济。①但是三人未开过一次会,实标上是陈其昌“一个人唱独脚戏”②,因此也开展不了什么活动。

后来,尹宽出狱,参加了临委。

1932年冬,陈独秀利用“优待”条件,通过经常到南京军人监狱探望郑超麟的刘静贞(郑的妻子,当时化名吴静如),与上海托派“临委”建立了联系。陈委派刘为他的交通,①②《双山回忆录》第190页。赵济:《三十年代初托派组织在上海的活动》,《党史资料》丛刊,1981年第2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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