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惨世界》第９回，《曼殊全集》（２）第１５８页。.25
陈独秀：《抗日战争之意义》，《我的抗战意见》第５页，华中图书公司出版，１９３８年３月。
独秀：《言和即为汉奸！》，《抗战文选》第８辑，向愚编，战时出版社发行，１９３７年１２月２０日。
陈独秀：《抗战中的党派问题》，《陈独秀先生抗战文集》第五集，亚东图书馆发行，１９３８年４月。
机会”①。并且，他在自己的“抗战纲领”中写道：“以推翻帝国主义者所加于中国民族工业发展的障碍为此次抗日战争之最终目的。”②陈独秀以这样的观点，批判了托派中有人认为中日战争“是蒋介石对日本天皇的战争”③，“南京政府和东京政府的战争”④“两个帝国主义之间争夺殖民地的战争”⑤的观点，并且愤怒痛斥日本自称为“社会主义者”的山川均、佐野学和铃木茂三郎等宣扬的“爱国主义”论调，指出：“被压迫民族的爱国运动是进步的，因为这一运动是给帝国主义者以打击；压迫国的民族主义和爱国运动是反动的，因为它是帮助自己的帝国主义政府，压迫侵略被压迫被侵略的民族。”⑥而山川均等“厚颜的先生们，居然狡猾的借口无产阶级利益来说谎话，以欺骗大众，他们认为资源贫乏的日本，从中国夺取得资源，于日本无产阶级现在的生活和将来社会主义的建设，都是有益的，所以日本的无产阶级应该赞助对华战争”。
抗战之初，全国人民同仇敌忾，抗战空气热烈，国民党①②③④⑤⑥陈独秀：《告日本社会主义者》，《政论》第２２期，１９３８年８月５日。
独秀：《从第一个双十节到第二十六个双十节》。
陈独秀：《抗日战争之意义》第７页。
陈独秀：《给托洛茨基的信》，《陈独秀的最后论文和书信》第２６页。该书无出版单位及日期，编者（未署名）按语日期是１９４８年１１月２８日。
据王文元称：该书系陈独秀遗嘱执行人何之瑜将陈的遗稿带到上海，“由朋友们集资自印”。
独秀：《抗战中应有的纲领》，《我的抗战意见》第２８页。
陈独秀：《抗日战争之意义》，《我的抗战意见》第５页，华中图书公司出版，１９３８年３月。
也较积极，国共合作较为融洽，打了一些如“平型关”、“台儿庄”那样的胜仗，败退时也给敌人以重创，挫败了日本“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狂妄计划。陈独秀很受鼓舞，说“这一次的抗战，军人确是尽了他们最大的力量，勇敢牺牲的精神，是可钦佩的”①。从陈独秀对抗战性质和意义的论述中，可以看到那时他对抗战的前途是相当乐观的，而且感染了一些失败主义情绪严重的人。在南京时，他曾与傅斯年、胡适之谈形势。傅很颓丧地说：“我对于人类前途很悲观，十月革命本是人类运命一大转机，可是现在法西斯的黑暗势力将要布满全世界……我们人类恐怕到了最后的运命！”陈独秀说：“不然，从历史上看来，人类究竟是有理性的高等动物，到了绝望时，每每自己会找到自救的道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此时各色黑暗的现象，只是人类进化大流中一个短时间的逆流，光明就在我们的前面，丝毫用不着悲观。”
他甚至自负地说：“即使全世界都陷入了黑暗，只要我们几个人不向黑暗附和、屈服、投降，便能够自信有拨云雾而见青天的力量。”当时傅斯年被他深深打动说，“我真佩服仲甫先生，我们比他年纪轻，还没他精神旺，他现在还是乐观”②。
陈独秀还自称并不是“速胜论”者，而主张“持久战”：“日本对中国作战，利在用飞机大炮，速战速决，尽可能的不使战争范围扩大；中国对日战争，利在发动全国民众蜂起参①②陈独秀：《我们断然有救》，《政论》第１卷第１３期，１９３８年６月５日。
陈独秀：《抗战期中的种种问题》，《抗战》周刊第１卷第６期，１９３７年１０月１６日。
加，持久抗战，尽可能的使战争范围扩大，以消耗敌人的军力和财力。”①还说：“这种最后的胜利，是不容易得到的，我们要达到这个目的，必需能够支持长时期的抗战……至少是二年。甚至是十年，二十年，三十年都可以。”②他还主张“全民抗战”：“全中国人民‘有钱者出钱，有力者出力’，在坚决抗战到底的政府领导之下，对敌人作战，这是我们胜利之最大的保障。”③“即令我们的正式军队节节失败，即令敌人能够占领中国的几个大城市，只要全国广大民众无束缚的自由组织起来，活跃起来，武装起来，敌人便无法摧毁这到处蜂起的几千万武装民众，这几千万武装民众之游击战的洪流，不但能够使政府的正式军队有反攻之可能，并且使敌人已经占领的地方，一夕数惊，不能统治。”④陈独秀这些观点，与当时毛泽东在延安发表的论持久战和游击战的观点是一致的。可是，他后来自己很快背弃了这些观点。
要实行这样的抗战，必须在军事、政治、经济等各方面，有一系列的纲领和政策，以及组织实施的力量，自然需要统一的“领导”；而陈独秀的考虑是：谁能领导这样的战争，他就拥护谁。他声称：“此次抗日战争，无论是何人何党所领导，①②③④陈独秀：《准备战败后的对日抗战》。《我的抗战意见》，第３２—３３页。
陈独秀：《怎样使有钱者出钱有力者出力》，《宇宙风》第５２期，１９３７年陈独秀：《我们要得到怎样的胜利及怎样得到胜利》，《我的抗战意见》第陈独秀：《准备战败后的对日抗战》，《我的抗战意见》第３４页。
任何人任何党派都应该一致赞助。”①他还提出：“谁能够有实力有决心来领导这一战争，完成国家独立（即收回以前所有丧失的主权）与统一，并且能够解决农民问题，谁便能够安然掌握政权，建设他所主张的政治形态和工业制度：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②在陈独秀看来，当时除了国民党之外，共产党和其他党派都没有这个力量。这就是他拥护国民党领导抗战的基本出发点。
这里有一个他对国民党的认识问题，即他承认这时的国民党已经与“九一八”、“一二八”时的国民党不一样了。他说：“因‘九一八’的刺激，反日空气弥漫了全中国，政府也有了二三年军事上的努力，于是乃有今日的抗日战争。”③他甚至称国民党政府是“坚决抗战到底的政府”，“我们应该相信政府确有抗战到底的决心，是不会中途妥协的了。政府曾昭告全中国人全世界上的人，‘中途妥协即千古罪人’言犹在耳，忠岂忘心。人民不应该再怀疑政府了”。为此，他说：“政府要抗战到底，人民要援助政府使政府能够抗战到底，……人民要政府抗战到底，必须赶快有钱者出钱，有力者出力，使政府能够抗战到底。”④可以看出，陈独秀当时对国民党的抗战积极性和持久性是估计过高的。他甚至责问，“有人怀疑政府不许民众自动的①②③④独秀：《言和即为汉奸》。
陈独秀：《抗日战争之意义》。
陈独秀：《抗战与建国》，《政论》第１卷第９期，１９３８年４月２５日。
独秀：《从第一个双十节到第二十六个双十节》。
组织起来，武装起来，我以为这是过虑，难道政府不许人民抗敌救国吗？”更为荒唐的是，他还本末倒置地认为政府能否抗战到底，取决于人民的支持，说什么“人民如果真能做到‘有钱者出钱，有力者出力’这两句话，我相信政府更能够抗战到底，不会中途妥协而言和”①。所有这些，与他“一二八”前后及１９３３年法庭上抨击国民党政府的话对比，是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应该指出，陈独秀拥护国民党政府仅仅是在抗日问题上，对于其他问题，他仍然保持着界限。当时，国民党千方百计拉拢他。出狱时，国民党中统局处长丁默邨也去迎接，要把他安排在国民党中央党部招待所，他拒绝了。胡适、周佛海等人请他参加“国防参议会”；蒋介石的亲信朱家骅（时任国民党中央秘书长、教育部长、国立中央研究院总干事），甚至答应供给“十万元”经费和“国民参政会”的“五个名额”，要他“组织一个新共党”，他都一一拒绝。他说：“蒋介石杀了我许多同志，还杀了我两个儿子，我和他不共戴天。现在大敌当前，国共二次合作，既然国家需要他合作抗日，我不反对他就是了。”②对于亲日派周佛海等人，他更有警惕。在南京时，周佛海等人举行所谓“低调谈话会”，散布抗战悲观妥协言论，并多次请陈独秀参加，交换政治意见，陈始终一言不发。①②《黄理文谈陈独秀》（吴信忠整理），未刊稿。包惠僧：《我所知道的陈独秀》（二），《党史研究资料》１９７９年第５期。
独秀：《言和即为汉奸》。
陈钟凡见陈独秀上述表现，赠诗云：频。
人方厌狂士，世岂识清尘？且任鸾凤逝，高翔不可驯”。
陈独秀率笔和曰：“莫气薄大地，憔悴苦斯民，豺狼聘郊邑，兼之惩尘频。
悠悠道途上，白发污红尘。沧海何辽阔，龙性岂能驯。”①为了合作抗日，陈独秀强烈要求国民党改变一党独裁的统治，实行民主政治，减轻人民负担。他批评国民党，“提出思想信仰之统一为党派合作抗战的条件问题：这未免太过幻想了，而且对于各党派合作抗日是一种有毒害的幻想！”②在国共摩擦问题上，他批评国民党“未能抛弃招降的态度”，主张“国民党承认共产党及其他在野党派，都公开合法存在，要求他们合力抗日，而不采取招降的态度，并且不妨碍在野党对政府党政治的批评”。③自然，他希望国民党采用英美式的资本主义的经济形态和多党制④。为了“全民抗战”，他要求“在野各党派及一般人民都应有政治的自由，集会结社言论出版之自由”；“解除人民痛苦，如：减少工人工作时间，解决贫农耕地问题，限制高租高利，废除苛捐杂税和保甲制度，停①②③④陈独秀：《国民党究竟决心采用那一种政治经济制度》，《政论》第１４期，陈独秀：《抗战中的党派问题》。
陈独秀：《各党派应如何巩固团结》，《陈独秀先生抗战文集》第５集。
陈钟凡：《陈仲甫先生印象记》。
止征工，拉夫等”①。
但是，这些要求对于国民党来说，完全是缘木求鱼。而且由于他对国民党抗战积极性和持久性估计过高，对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抗日游击战争又看不起，发动全民抗战又强调“党政当局”去发动——“募集公债和训练壮丁”②，对国民党消极抗战及其反人民性的本质没有认识，也没有考虑到在国民党消极抗战和压制破坏人民抗战时应该怎么办，所以，他说的“全民抗战”，实际上是依靠国民党政府的“片面抗战”；所谓“持久战”，也是一句空话。随着国民党本性的暴露和军事上的节节败退，陈独秀又很快由盲目乐观变成“悲观”，变成失败主义者，“亡国论者”。他说“政府军一败涂地，日本军占领了全中国的大城市，即亡了国”③。对游击队的评价，也与开初翻了一个过，说“即使游击队布满了全国的农村和小城市，甚至避开敌人的势力在偏僻的地方建立一些可怜的边区政府，仍然算是亡了国”④。于是，他为抗战描绘的美好的蓝图，都一一撕碎了。他提出的在野党一致承认国民党最高统率权的主张，变成了国民党“溶共”和统制各党派的最好借口；他提出的“有钱者出钱，有力者出力”的良好愿望，也为他所担心的“无钱者出钱”和“抓壮丁”的残酷现实所代替。他抱怨政府“把救国公债的负担，加在仅能养①②③④陈独秀：《论游击队》，《陈独秀先生抗战文集》第６集，亚东版，１９３８年陈独秀：《准备战败后的对日抗战》。
陈独秀：《抗战中的种种问题》。
独秀：《抗战中应有的纲领》。
家活口的小职员小商人身上，甚至加在身负各种捐税已经困苦不堪的农民身上”；对于城乡壮丁，“依靠拉夫形式，拿绳子牵着来强迫服役”①等等。
第二，由反对国共合作，转变为拥护国共合作。
要观点，是反对共产国际在大革命中执行以国共合作为中心的“四个阶级联盟”的政策，并且由此出发，他承认还“向左走到根本反对和资产阶级有任何形式的联盟”②。１９３２年“一二八”事件中，他稍微修正了自己的观点，提出在首先推翻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政府的问题上，可以和小资产阶级党派甚至向左盘旋的自由资产阶级的党派“共同行动”的策略。
为此，他遭到了其他托派的反对和辱骂。为了洗刷这种不白之冤，他写了许多文章为自己辩护。其中一篇最著名的是１９３２年８月１５日写的长达１．２万多字的文章——《反极左倾的错误》。文章重申他提倡的“所谓‘共同行动’是指一定时间一定事件之推翻蒋介石政府，而不是一般的说在整个民主民族革命中和资产阶级长期的政治联盟”。接着他大量引证马克思、列宁、托洛茨基的论述，说明“自马克思到托洛茨基，从来不曾有过笼统的反对任何阶级联盟，也不曾有过笼统的反对和资产阶级任何形式的联盟或共同行动的说法”。
同时，他从托洛茨基的论述中，归纳出来托氏反对的“四个阶级联盟”政策，有以下三个特点：①②独秀：《反极左倾的错误》，《校内生活》第５期，１９３２年９月１日。
独秀：《怎样使有钱者出钱有力者出力》。
“（一）各阶级一致，特别是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一致，以阶级妥协代替阶级斗争；（二）联盟的形式是站在共产党服从国民党的原则上，共产党取消自己的旗帜，牺牲批评同盟者的自由，使党的政策与组织和国民党混合；（三）牺牲工农利益以保存四个阶级联合的政党及政府。”①另一方面，为了向其他托派表明他仍然忠于托洛茨基反对“四个阶级联盟”的观点，１９３６年，他曾经在狱中写的两篇文章中，把共产党刚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当作大革命时期的阶级联盟政策，进行了猛烈的攻击。一篇是这年５月２１日写的《中国的一日》，宣称“在阶级的社会里，一个国际主义者的头脑中，所谓世界，只有两个横断的世界，没有整个的世界……若有人企图把所谓整个的世界这一抽象观念，来掩盖两个横断世界之存在，而和缓其斗争，这是反动的观点”。“如果有人相信这利害不同的横断世界及横断社会，可以合作，可以一致，这不是痴子，便是骗子”。呼吁人们“不要做痴子，而受骗子的骗”。这篇文章，因为是左派的“生活书店”委托茅盾编的一本同名书②的征文，所以用了比较隐晦的语言，影射共产国际和中共提出的反法西斯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文中讲的“横断世界”是指阶级和阶级对立，“整个世界”是指民族统一战线。①②生活书店１９３６年９月出版。
独秀：《反极左倾的错误》。
另一篇是这年７月１日以其怪僻的笔名“儿”，在托派内部发表的文章《我们在时局中的任务》①。文章一开头引申《中国的一日》一文的中心思想说：“谁要幻想中国无论是中央或地方有权力的军阀能够进行解放民族的抗日战争，他不是骗子，便是痴子。”接着在分析了帝国主义各国对中国抗战态度后指出：“无产阶级所以应该左袒民族解放运动，只是因为这一运动有打击帝国主义的作用，没有这一作用的民族运动，根本是反动的。日本是全世界帝国主义的远东看门狗，英国是全世界帝国主义的首领，亲英反日和亲日反英的观念，都同样不应该一秒钟在无产阶级战士的头脑中存留。”如果“利用帝国主义之间的冲突”，用“取甲制乙的策略”，“便是可耻的选择主人的态度”。文章然后指名攻击中国共产党在１９３５年８月１日所发表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不曾有任何解释，忽然由山上建立中国苏维埃政府和国民党政府对抗，一跳跳到愿意立刻参加各党派（不用说国民党也在内）……进行谈判共同成立国防政府问题”。“这样的全国‘各界同胞’大合作，比之前此四个阶级联盟还要扩大些”。他以此①《火花》第３卷第３期，１９３６年９月２５日出版。“”即燕子（《诗·邶风·燕》毛传：“燕燕，也”。相传“陈”姓家族起源于殷商胡公，后被封为“陈”国（今河南淮阳县），而商国王祖先是“契”，“契母简狄吞燕生契”，所以《诗经》“商颂·玄鸟篇”上，有“夭命玄鸟，降而生商”的记载。在陈独秀的家谱《江州义门陈氏家谱》上也是这样记载陈姓家族的起源的。所以一些陈姓知识分子，都把自己说成是燕子的子孙。
陈独秀起此笔名，大概亦然。据郑超麟和濮清来说，他们在托派内部刊物上读到过不少陈用“儿”笔名写的文章。何之瑜也把“儿”的文章列入“陈独秀著作年表”。
攻击“八一宣言”是个“丢丑的文件”，攻击此后发表的“朱德领衔的中国红军致全国各省军事长官，要求团结一致的快邮代电”，“丢丑”更“彻底”。
这时，还发生了一件陈独秀批评托派拉拢鲁迅的事。早在这年春天，中共上海地下党根据党的新方针，解散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文艺家协会，并在文艺界提出“国防文学”的口号。鲁迅拥护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也基本同意“国防文学”的口号，但认为此口号在文学思想的意义上有“不明了性”的缺陷。为此他提出用“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来进行“补救”和“纠正”。他强调统一战线“新政策”的提出，“决非革命文学要放弃它的阶级的领导责任，而是将它的责任更加重，更放大，重大到要使全民族，不分阶级和党派，一致去对外。这个民族的立场才是阶级的立场”①。鲁迅对统一战线和无产阶级领导权的认识是辩证的，正确的；他批评中国托派“胡涂”到连现在反侵略斗争中“民族的立场才是阶级的立场”都不懂，而上海地下党内一些“我的战友竟也在作相反的‘美梦’……也是极胡涂的昏虫”。但是当时上海地下党这些领导人听不得不同意见，认为鲁迅“对抗”国防文学的口号，“破坏统一战线”，以“托派”、“内奸”等各种大帽子来排斥打击鲁迅及其意见相同的人。鲁迅非常气愤，批评“文艺家协会”的“宗派主义和行帮情形”，反对“轻易诬别人为‘内奸’，为‘反①《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病中答访问者》（Ｏ．Ｖ．笔录），《鲁迅全集》第６卷第５９０页。
革命’，为‘托派’，以至为‘汉奸’”的作风。
托派临委书记陈其昌误会了鲁迅的意见，似乎认为鲁迅是同情他们的。于是他就在６月３日以陈仲山名义给鲁迅写了一封信，并赠送近期出版的几份托派机关报《斗争》和《火花》（内容都是攻击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信中首先攻击中共在１９２７年革命失败，“不采取退兵政策”而转向“军事投机”；“放弃了城市工作”，“想在农民基础上制造ＲｅｄCｄｓ以打平天下”；现在“失败了”，又转向“新政策”：“放弃阶级的立场，……*笥牍倭拧⒄汀⒕В醵朊裰诘墓糇邮帧险较摺保欢涎云浣峁厝皇垢锩裰凇霸僭庖淮瓮郎薄薄Ｐ胖谐腥舷衷谏虾５囊话阕杂勺什准队胄∽什准渡喜惴肿游薏换队膊车摹靶抡摺保趾敌抡摺霸绞芑队泄锩阍皆舛竞Α薄＝幼判胖杏肿源担骸拔颐钦飧鐾盘澹砸痪湃鹉旰螅诎侔憷Э嗟幕肪持校颐堑闹髡挪恍傅亩氛！改昀吹母髦质卤渲っ魑颐堑恼温废哂牍ぷ鞣椒ㄊ钦返摹Ｎ颐欠炊允反罅值车幕嶂饕澹ざ饕宓恼哂牍倭诺持疲衷谖颐怯旨峋龃蚧髡庵峙驯车摹抡摺！痹谡庋拭鞯乇硎玖怂峭信傻恼沃髡乓院螅啪投月逞附写蹬鹾屠＃骸跋壬难段恼掠肫犯瘢俏沂嗄昀此把龅模谛矶嘤兴枷氲娜硕汲聊绲礁鋈酥饕宓目又惺保壬滥鼙咀约旱募夥芏凡幌ⅲ∥颐堑恼我饧缒艿玫较壬呐溃叫慕馊佟！雹俾逞冈拇诵藕螅酝信傻淖钥涓械蕉裥模酝信捎枳约孩佟洞鹜新逅够傻男拧罚堵逞溉返冢毒淼冢担福浮ⅲ担福挂场*的吹捧视为一种侮辱，所以他虽在病中，立即口述回信，讽刺说：“你们的‘理论’确比毛泽东先生们高超得多，岂但得多，简直一是在天上，一是在地下。高超固然是可敬佩的，无奈这高超又恰恰为日本侵略者所欢迎，则这高超仍不免要从天上掉下来，掉到地上最不干净的地方去。因为你们高超的理论为日本所欢迎。……我只要敬告你们一声，你们的高超的理论，将不受中国大众所欢迎，你们的所为有背于中国人现在为人的道德。”鲁迅看出托派想利用鲁迅反对上海地下党某些领导人的错误行为，挑拨其与中共的关系，明确回答说：“但我，即使怎样不行，自觉和你们总是相离很远的罢。那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我得引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①托派临委拉拢鲁迅碰了一鼻子灰。陈独秀在狱中知道后大发脾气，问临委为什么会对鲁迅发生幻想，并以宗派主义的眼光，对鲁迅进行人生攻击，说“鲁迅之于共产党，无异吴稚晖之于国民党，受捧之余，感恩图报，决不能再有什么不计利害的是非心了”②。托派临委也抓住鲁迅回信中怀疑他们“拿日本人钱来出报攻击毛泽东先生们的一致抗日论”的说法，攻击鲁迅“牵涉进党派政治之后，甚至一个最有骨气的人，也不得不人云亦云”③。陈独秀和托派临委的攻击，只暴露了他们自己的丑陋。他们闭眼不看，鲁迅一贯是一个伟①②③《双山回忆录》第２０６页。
《双山回忆录》第２０６页。
《答托洛斯基派的信》，《鲁迅全集》第６卷第５８８、５８９页。
大的爱国者和革命者，他曾多次明确表示坚决拥护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他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中说：“中国目前的革命的政党向全国人民所提出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我是看见的，我是拥护的，我无条件地加入这战线，那理由就因为我不但是一个作家，而且是一个中国人，所以这政策在我是认为非常正确的。”①（重点系鲁迅所加）这个立场与托派的主张本来就是根本对立的。鲁迅不怕压，不受捧，一贯坚持原则，是非分明，决不同错误、腐朽和庸俗的倾向妥协，即使与中共的关系也是如此，他一方面坚决反对上海地下党某些领导人的宗派主义作风，一方面又明确表示拥护“毛泽东先生们的‘各派联合一致抗日’的主张”。所以，陈独秀对鲁迅的攻击，完全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不过由此也表明，陈独秀当初对中共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立场，是多么的错误。
可是，１９３７年８月出狱后，他两次积极主动地找到当时在南京筹备八路军办事处的叶剑英、博古等，“表示赞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这无疑又是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
自然，他对党在抗战中的基本路线，并非完全拥护，他看不起甚至反对我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就是一例。
陈独秀的这两大转变，尽管有许多局限性，但其主流毕竟是顺乎历史发展的进步的表现，表明他在中华民族危亡的历史关头，接受了“民族利益高于党派利益”的原则，认为①鲁迅：《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载《鲁迅全集》第６卷第各党派应“以全力在民族解放战争上面”①。这里，再现了陈独秀“爱国者”的形象，为了“抗日救国”，他可以捐弃前嫌，放弃一些原来十分坚持的立场和观点。他自认为这是符合列宁精神的，说“列宁最了不起的地方就是不被马克思主义的现成公式所束缚，在不同的时间和环境，大胆地决定不同的政治口号和斗争的方法”②。应该说，与其他托派相比，他的这种表现是鹤立鸡群的。
与托派领导集团“决裂”在武汉独立开创局面陈独秀上述抗战主张，是背离托派的传统立场的。
当时托洛茨基和第四国际，对托派在中国抗战中的政策，都有明确的指示。托洛茨基认为，中国抗日战争是正义战争，但蒋介石的抗战，是违反自己的意志进行的，是“被人推向前”的，“明天，他又要背叛”。所以，托洛茨基指示中国托派：“对于蒋介石和他的党，以及整个中国统治阶级，我们无需要存丝毫的幻想”；对于抗战，一面要“积极参加”，“一面政治上准备推翻蒋介石。”③１９３７年８月，第四国际通过的中日战争决议案，还提出了两个“打倒”的口号——“打倒国民党！”“打倒日本帝国主义！”④对于“国共合作”，托洛茨基①②③④《第四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局关于中日战争决议案》，《中国革命问题》，第３７２页。
托洛茨基：《论中日战争致里维拉的信》，《中国革命问题》，第３５１页。
《双山回忆录》第２３３页。
陈独秀：《抗战中的党派问题》。
更是竭尽污蔑之能事。他说，过去“共产国际的中国支部遵照着莫斯科命令，抛弃了马克思主义，接受了反动的与学究气的‘孙文主义’，加入了国民党，服从它的纪律。……在目前的对日战争中，又在重复着这个同样致命的政策了。”
派临委，根据托洛茨基筹备第四国际的精神，也开始筹备正规的中国托派政党，但是不久，尹宽和王文元又先后被捕。抗战爆发，继陈独秀出狱后，狱中托派分子纷纷被释，彭述之、刘家良等人到上海加入了临委。临委书记仍是陈其昌（不久由彭述之接任），其他委员还有李福仁、寒君。他们根据上面托洛茨基和托派国际指示精神，在１９３７年１１月上海沦陷后，召开了一次“中国共产主义同盟上海党员代表大会”，通过了《目前抗战中我们的任务与策略的决议》，提出了他们的“抗战”纲领。决议认为国民党抗战，一是“不能不以‘应战’来维护其统治权”，一是“以‘应战’作为达到它妥协投降目的的手段”。因此，他们的政策是，“全体民众立刻自动组织和武装起来参加抗战，……立刻召集紧急的普选全权国民会议以领导彻底的抗日战争”；对于国民党各派，“号召群众监视他们的行动，并准备力量推翻他们”。对我党执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托派更是杯弓蛇影，歇斯底里大发作，攻击我党是“彻底投降”，“今天的‘国共合作’，不仅是１９２５—１９２７年国共合作的重演，而且是自觉的叛变。斯大林党（指中共——引者）已经完全堕落为小资产阶级的改良派，它今后只有依附于一派资产阶级以反对另一派资产阶级。……成为资产阶级欺骗和压迫民众之天然工具。”扬言：“必须无情地打击这种小资产阶级的改良派，以独立的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斗争政纲，去抵抗以斯大林党为首的欺骗虚伪的机会主义（放弃阶级斗争）的潮流。”①很显然，托派的“抗战”路线，依然是“极左”加反动。口头上参加抗战，实际上是破坏抗战。
陈独秀斥责上述托派临委的主张是“极左派”，不屑一顾。
王文元说：“上海方面的意见，他说寄来过，可没有保存。大概一怒之下，扔进字纸篓了。”陈独秀认为“宗派的做法没有出路”，讥讽他们“只会背老托的文章，于实际的政治斗争一无所知”；“坐在租界的亭子间里喊抗战，没有在实际行动上跨前一步，没有郑重地投身于政治的乃至军事的斗争。不论任何时候，任何条件，总是将革命之所有能事归结于办一张可怜的报纸”②。
陈独秀坚持自己的主张，不为任何人所动摇。被称为是他的“忠实学生和同志”的郑超麟，１９３７年８月２９日出狱后，曾到陈处（陈当时住在南京陈钟凡家里）住了一宿，郑反对陈的几条抗战提纲，特别反对暂时对国民党政府“休战”，并从所谓理论到实践各方面，攻击共产党会解散组织加入国民党。陈不同意郑的观点，明确表示不反对共产党联合国民党一同抗日的主张。话不投机半句多，郑第二天就离开了陈独秀，③从此二人再没有见面。陈却在文章和书信中经常批评郑超麟把中日战争看作是蒋介石对日本天皇之战，应当采取①②③郑超麟：《陈独秀与托派》。
《双山回忆录》，第２３３页。
《“托派”对于抗战的主张》，第１３页。
“失败主义政策”等荒唐的观点。
志”王文元出狱后来到武汉他的住处住下。王也不同意陈的抗战主张，“觉得除了一般的拥护抗日之外，我们特殊的立场完全不曾提到”。王试图要陈考虑在武汉创办一种刊物，但当即遭到他的反对。陈认为：办刊物“不但无可能，而且无必要”。他表示“旧的一套工作方法得抛弃，今后如果还想在中国的政治斗争中起若干作用，必须采取新方法，走新的途径”。①这个“新方法，新途径”是什么呢？陈独秀认为在国民党由于军事上失败和政治上腐败失去其在群众中的影响以后，只有那些主张民主和自由，同时又拥有武装实力的党派，才能领导抗战和民众不满国民党统治的“骚动”。因此，托派“旧的一套靠文字在工人中宣传，借此组织起来，实行革命的老想法，必须抛弃。唯一可行的办法是一方面以自由及民主的宽广政纲去团结反国而又不阿共的政治流派，另一方面则积极跑进抗日的武装队伍中去，为未来任何变化预先取得有利于革命的可靠保证。”
王文元觉得陈关于工作方面的意见“值得注意”，佩服他确象托洛茨基所说的那样：是一个“敏锐的观察家”，具体地懂得政治斗争是怎么回事。他同意陈提出的工作精神：在热烈沸腾的抗日怒潮中，我们绝不该再以背诵“教条”为能事，必须设法实实在在地投身进去，积极地起作用。但是，他绝①《双山回忆录》，第２３３页。
不同意陈把托派的政纲降低到“争自由与民主”，不赞成陈与各个“民主政派”联络的方针，也不同意陈抗战中不能引发革命的悲观估计。不过这不是当时最根本最迫切的问题，因此王文元同意留下来，与他走一段“新途径”的尝试。不久，濮德志也来到武汉，他采取了王文元同样的立场。“三驾马车”开动了起来。
“春雨断桥人不度，小舟撑出柳阴来”。陈独秀筚路蓝缕，谈何容易。说也真巧，当时陈独秀正好遇上了一个国民党的师长何基沣，并与他拉上了关系。此人原属于宋哲元部下的陆军第一二○旅旅长。“卢沟桥事件”爆发时正在该地驻防，打响全国抗战第一枪的吉星文团，便属于该旅所辖。事后，何被擢升为一七九师师长；因作战挂彩，在汉口养伤。这个军人给陈独秀的印象很好。陈说他无任何不良嗜好，无粗犷气，更没有虚矫的架子，夫妇俩住在一个厢房楼里，连个勤务兵都不用。更重要的是陈与何相谈中了解到，何坚决抗日，对国民党的领导感到异常痛心。半年来在华北的实际战斗，使何深深懂得，不将军队的政治认识提高，无法有效地抗日，更无法取得胜利。因此，在养伤期间，何几乎读遍了汉口所能买到的有关于抗日乃至一般社会科学的书籍。学习和思索的结果，使何决心要从汉口邀猜一些革命青年，去到他的部队里，对兵士们进行政治教育工作。这正是陈独秀梦寐以求的好机会。
于是两人很快就商定一个中心思想：以有限度的土地改革来发动群众，借此增强军队力量，谋取抗日的胜利。这就把陈独秀抗战纲领中减轻人民负担，以使人民支持抗战，“有力者出力”的思想具体化了。
但是，王文元、濮德志对这种做法心有余悸，怕重演大革命时期共产党的政治工作人员替军队做“姨太太工作”的悲剧。陈独秀则认为：毫无理由把目前的行动当成“军事投机”。“情形是根本不同的”，他说，“我们是穷光蛋，不是第三国际，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让人家骗取。其次，我们进入他的军队，目的虽然不在‘篡夺’，可也不一味希望他本人变成革命家。……（他）可能会真心转向革命的，倘如此，则不难使这不小数量的武装力量置于我们的政治领导之下；如果不然，那末我们既然一开始就坦白地表明自己的面目与行动方针，自不难进退随意，不可能遭受任何损害。”①最后落实的计划是：陈独秀派王文元、濮德志和另一个河南青年马××，到何基沣的内黄师部去，王任秘书长，濮马为参谋。陈独秀给他们的指示是：到军队中去的首要工作是兵士群众的教育，以及竭力造成群众的革命环境，即在辖区内尽可能发动土地改革运动，以便使军队同时革命化②。
与军事图谋同时并进的，是陈独秀在政治上筹划第三种势力的努力。国民党京沪战线溃败以后，战场西移，武汉成了国民党政府的临时首都，成了政治军事的中心以及群众运动新的策源地。一时冠盖如云，各种政治势力的代表人物为抗战事业所激发，汇集到这里进行紧张的活动。陈独秀利用其个人威望，紧紧抓住身边出现的这个特殊环境，实施他的新方案。
他积极地和章伯钧等第三党、救国会以及其他一些①②《双山回忆录》，第２３８页。
《双山回忆录》，第２３８页。
民主人士相接触，“企图组成一个联合战线，想在抗日阵营中独树一帜，不拥国（民党），不阿共（产党），以争取民主和自由为共同目标”①。
由于国民党丧失民心，以致不但工农和广大的城市小资产阶级，就是原来拥护国民党的一部分资产阶级，也都怨懑已极，日益对国民党采取反对派的态度。他们对共产党产生了愈益增长的期望。我党在周恩来为首的长江局领导下，正利用这种形势，积极开展统一战线的工作。陈独秀也敏感地觉察到了这种形势，企图与共产党争夺群众，扩大自己的影响。但是，王文元和濮德志却反对他的做法，认为要争取群众首先要打破群众“对几个所谓民主党派可能发生的幻想。要打破他们的幻想，我们必不可与他们缔结联盟，必须保持独立。在具体问题上尽管可以和他们采取共同行动，但在思想与政治上，我们却必须对他们进行批评”。陈独秀对此“非常生气”。他觉得王、濮太看重教条，太不懂实际政治，与上海托派是一丘之貉。陈的性格特点是：一旦决心立下，就坚定不移，别人不容置喙。于是，他派王、濮代表他去出席“四派会议”②，先后被二人拒绝。后来罗汉来到武汉，他又派罗汉出席“四派会议”，罗去了两次，也向他“告退”了。接着，他又派濮德志去开封请罗章龙，函招长沙的高语罕，希望这两位被共产党开除又不投靠国民党的老相识，能支持他的①②“四派”即陈独秀派、第三党、全国救国会和桂系反蒋派。
《双山回忆录》，第２３９—２４０页。
“复兴事业”①。但是对于真正投靠了国民党的叛徒，他是不屑为伍的。张国焘从延安叛逃到武汉后，想拉陈另组“共产党”，武汉市公安局长为此几次拉他俩在一起吃饭，企图撮合。
陈只应付，决不与谋。他对包惠僧说：“张国焘想拉我，我对他说，我没有这个能耐。”②陈独秀认定自己在武汉的努力，不会得到托派领导集团的同意（后来彭述之果然批判陈独秀的这段努力是“军事投机”和“拉拢投机政客。”③）。为此，他“广泛声明”：“我只注重我自己独立的思想，不迁就任何人的意见，……不代表任何人，我已不隶属任何党派，不受任何人的命令指使，自作主张自负责任。”④“我要为中国大多数人说话，不愿为任何党派所拘束；来武汉后……一直未参加任何党派。”⑤陈独秀还把这种立场亲自写信给上海临委陈其昌等人，并在１９３８年离托派的声明”。其实他只是说“我已不隶属任何党派”，“未参加任何党派”，而不是“脱离托派”，恰恰相反，他在这个声明中，明确拒绝作“脱离托派的声明”，讥其为“画蛇添①②③④⑤陈独秀：《给〈新华日报〉的公开信》，《扫荡报》１９３８年３月２１日。
陈独秀：《给陈其昌等人的信》（１９３７年１０月２１日），《陈独秀最后论文和书信》第２３页。
犀照：《活的少数派在依附死的陈独秀》（１９４２年１１月３０日），《保卫马克思主义》（托派油印小册子）卷三之二，第２０３页。
包惠僧：《我所知道的陈独秀》（三）。蔡孟坚：《悼念反共强人张国焘》，《传记文学》第３６卷第１期。
濮清泉：《我所知道的陈独秀》。《双山回忆录》第２３９—２４１页。
足”。
陈独秀的这个行动，引起了托派临委的惊慌。他们有的主张，“公开向外声明，Ｄ．Ｓ．（陈独秀在托派内部的代号——引者注）同志的意见不是我们共产主义同盟的意见，有些同志甚至主张与他决裂”①。刘家良说：“陈独秀及其附和者对中国资产阶级存在着强烈的幻想。……据我们的观察：这个机会主义者（一个标准的机会主义者）是没有希望的了。与他决裂只是一个时间问题。”②李福仁甚至相信陈独秀是以“某种方式政治上的投降”国民党，才被放出来的③。最后在多数赞成之下，他们通过了一个叫《我们对于独秀同志的意见》的提纲④，指责陈独秀发表的“与任何党派没有关系”的声明，是“完全采取了‘超党’的，即‘超阶级’的立场。他自‘八一三’以来所发表的一切文字，正由这一立场出发，因此一贯地充满了机会主义的精神。”“他放弃了自己多年来所坚决拥护并为之奋斗的革命旗帜，这等于叛变了组织，叛变了自己”。“提纲”接着逐条批驳了陈独秀的抗战主张：“Ｄ．Ｓ．主张‘民族利益高于党派利益’，……实际上即等于否认无产阶级在民族解放斗争①②③④《保卫马克思主义》卷一，第７页。
托洛茨基致李福仁的信（１９３７年１２月１日），《托洛茨基档案中致中国同志的信》第６８页。
刘家良致李福仁的信（１９３７年１１月２１日），《托洛茨基档案中致中国同志的信》第６９页，译注①。
《临委给国际的报告——关于Ｄ．Ｓ．同志问题》，《保卫马克思主义》卷一，第２８页。
中的领导权，这根本是反动的思想”；Ｄ．Ｓ．不仅自己拥护国民党领导抗战，“又公开叫民众‘要相信政府有抗战决心，是不会中途妥协了’，这完全是替国民党政府作宣传筒，结果即是欺骗民众。这与我们的基本政策毫无共同之点”。“提纲”还说陈关于在野党“一致承认国民党一党政权及其对抗日战争之最高统率权”的主张，“十分明显地是主张维持国民党的军事专政，是完全放弃了以普选全权的国民会议来代替国民党的军事专政之原来的政治主张。”“提纲”还认为“Ｄ．Ｓ．所以远离第四国际的基本立场，在最重要问题上走到了如此的机会主义，主要是由他自出狱后希图无条件地保持自己的‘公开地位’，因而不得不向国民党政府妥协，不得不向斯党（指共产党——引者）表示让步，……放弃了自己原来的革命立场，然而这正是社会民主党及一切所谓合法的马克思主义者之所以堕落之根本原因。”“提纲”最后提醒说：“Ｄ．Ｓ．要想重新回到革命的队伍里来，首先必得考虑他所幻想的‘公开地位’，进而考虑他近来全部思想错误的根源，否则他的错误将跟着时间前进至于不可收拾。”但在“附言”中，又以和解的口吻表示：“我们希望Ｄ．Ｓ．同志将站在革命的利益上来互相讨论和批评，以便最后获得共同一致的正确结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