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惨世界》第９回，《曼殊全集》（２）第１５８页。.26
上书托洛茨基又受托派抨击托派领导集团这种思想僵化，抱残守缺，不可理喻的状态，陈独秀并不感到奇怪。他毫不妥协，立即反击。但是，他反击所采取的办法是写信向托派总头目托洛茨基告状①。该信件在回击临委的指责时，完全是站在“我们”——整个托派（包括临委）立场上，以向托洛茨基汇报和检查自己工作的口吻说的。
信一开头就叙述中国抗战的溃败局势，及中国托派由于“极左派”路线的错误，造成组织衰萎，因而对这种失败局势处于恼人的无能为力的地位。他哀叹：“我们当然未曾幻想在此次战争中有很大的发展。然如果政策比较的正确些，也不致象现在这样衰萎。我们的集团，自始即有极左派的倾向……。”
同时，他也是代表整个中国托派，提出今后他认为正确的工作方针：“我们不应该幻想着把工作等待收复失地以后，应该立即准备在日本继续占领的环境中，开始在当地狭小范围内从头做起……。只有组织上获得相当数量的工人群众，政治宣传行动上无保留的以百分之百的力量用之于民主民族斗争的小集团，才能够得上做重新创造无产阶级政党的中心势力。”
最后，为了打动托洛茨基的心，他把他与“极左派”集团的斗争与“第四国际的威望”联系起来，说：“现时远离群众远离现实斗争的极左派，如果不能深刻的觉悟过去轻视民族民主斗争的错误，大大地改变态度，如果不是每个人都低下头来在上述工作方针之下刻苦工作，如果仍旧说大话，摆领导者的大架子，组织空洞的领导机关，妄想依靠第四国际①陈独秀：《给托洛茨基的信》，《陈独秀最后论文和书信》，第２４页。
支部的名义，闭起门来自立为王，除了使第四国际的威望在中国丧失外，别的将无所成就。”
这封写于１９３９年１月的信，充满着对托派在中国命运前途的关注和忧虑，这与他１９３８年３月发表的那个被人称为“脱离托派”的声明，情调显然是不同的。为什么一年之间，他的思想有如此大的变化呢？我们应当怎样看待那个声明与这封信的关系呢？我认为：第一，他只反对托派领导集团，并不反对托派组织。
他把“我们的组织”与“极左派的小集团”是分开的，谴责后者，而对前者抱有希望。
从私人关系上说，这个“小集团”，那时实际控制在他长期厌恶的彭述之和刘家良以及尹宽手中，这无疑更增加他与“小集团”的对立情绪。如他所说：“关于老彭和长子（即尹宽），即使意见相同，我也誓不与之共事，况且根本意见相差很远。”①因此，他可以实际上脱离托派组织生活，却不愿“公开声明脱离”托派，更不能去反对它。
第二，他只反对托派的“板左”路线和政策策略，不反对托派的理论基础和基本原则。
在抗战问题上，陈独秀与托派领导集团的分歧，是托派内部的分歧，实质上是他们在“革命性质”、“国民会议”、“共同行动”等问题上传统分歧的继续和深入。在给托洛茨基信中，陈在分析极左派抗战问题上的错误根源时指出：“我们的集团，自始即有极左派的倾向。例如：有些人认为民主革①《给陈其昌等的信》，《陈独秀的最后论文和书信》第２４页。
命在中国已经完结；有些人认为下一次革命性质是单纯的社会主义的，没有民主成份；有些人认为中国下一次革命一开始便是社会主义的；有些人怀疑国民会议的口号，认为它没有阶级的意义；……有些人认为民族民主斗争是资产阶级的任务，无产阶级虽然可以参加运动，而不是自己的任务，攻击同志中主张中国无产阶级应该把解决民族民主任务放在自己双肩上的人是左派资产阶级的意识；有些人认为任何时期任何事件任何条件下，和其他阶级的党派协议反对外国帝国主义或国内独裁者的共同行动，都是机会主义。这些极左派的倾向，在组织内部的宣传教育起了很大的作用，遂决定了对中日战争的整个态度，没有人能够纠正，谁出来纠正，谁就是机会主义者。”
在１９３８年３月声明前４个月，他最早向托派临委宣布“我已不隶属任何党派”的信中，曾批评他们“乱骂”中共和国民党，尤其是骂中共执行的“联合战线”政策是“阶级合作”，是中国革命的“制动机”和“障碍物”时，认为“不是原则上的错误，政策上则是非常的错误”，因为“不曾看见共同的敌人”。他尤其坚持托派传统的城市工人运动为中心的观念，不承认中共无产阶级的性质和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坚决反对共产党实行的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革命道路。
因此，陈独秀在３月声明中，断然拒绝“公开放弃并坚决反对托派全部理论与行动并公开声明同托派组织脱离关系承认自己过去加入托派之错误”。
局面的策略。抗战初期，由于蒋介石被迫抗战了，共产党也以民族利益为重，改变了“推翻国民党”的政策，实行国共合作抗日，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但是，托派却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内，依然坚持“打倒国民党”的口号，反对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实际上起着破坏抗战、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作用；再加上日本特务机关公开宣称要利用这种作用，帮助托派发展，于是“托派”就成了“汉奸”的同义词，成了人人恶而远之的臭招牌。正如陈独秀在信中所述：“在战争中，这般极左派的人们，口里也说参加抗战，而同时却反对把抗日战争的意义解析得过高。他们的意思或者认为只有反抗国民党统治的战争才是革命的，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不能算是革命的；又有人讥笑‘爱国’这一名词；甚至有人认为此次战争是蒋介石对日本天皇的战争；有人认为工人参加战争是替资产阶级当炮灰；他们认为谁要企图向共产党、国民党谈判共同抗日的工作，谁便是堕落投降。”据此，陈独秀痛心地指出：“群众眼中所看见的‘托派’不是抗日行动，而是在每期机关报上满纸攻击痛骂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文章，因此使斯大林派‘托派汉奸’的宣传，在各阶层中都得到了回声，即同情于我们的人，也不明白‘托派’目前所反对者主要的究竟是谁。从开战一直到今天，这种状况仍旧继续着，不但无法获得群众，简直无法和群众见面。”所以，陈独秀想利用他原来的声望，利用他五年坐牢表面上与托派断了联系的条件，在国民党统治区独立开创一个局面，去团结广泛的民主势力和插手军队，因而必须声明他与托派无关。
但是，这个开创新局面的努力，他并不否认依然是托派的事业；看来，他是想待局面打开、有了基础之后，再来纠正和说服托派临委。这个秘密是当时与陈独秀一起尝试开创新局面的王文元透露的。他说：“依照我的想法，这工作（指到何基沣部队工作——引者）如想顺利开展，必须通知上海的临委，让他们核准，并通盘决定工作步骤及调派工作人员；而独秀则讨厌上海的人，反对这样干，他认为让我们几个人干好了，待有成绩与需要时，再向上海要工作人员。”王文元还说，陈独秀在与“民主党派”接触，企图组成一个联合战线时，也是以“我们”的姿态出现的。而这个“我们”，与他后来给托氏信中的“我们”是一致的，即“表面上否认托派，而言谈中却仍以托派自居”①。
１９３９年１月所写的信是他独自开创局面受挫后思归情绪的反映。
以上所述，说明陈独秀还没有与托派决裂，但并不是说他对这个问题，一点思想考虑也没有。说得正确些，他在武汉的努力，虽然仍然站在托派的立场上，眼睛却在观望，揣摩风向。如他对王文元说的，陈独秀只代表陈独秀个人，至于谁是朋友，谁是敌人，得在新斗争的分分合合中决定了②。
他在给陈其昌等人的信中也说：“你们都是史大林主义者，都是老彭的朋友，和我非永久的伴侣。……将来谁是朋友，现在完全不知道。”③那么，他在武汉的努力，得到了什么结果①②③《陈独秀的最后论文和书信》，第２３、２４页。
《双山回忆录》，第２３３页。
《双山回忆录》，第２４０、２４１页。
呢？他的观望，又望到了什么呢？他插手军队，派王文元等三人去何部工作，可是平汉路的车票买到，临动身的前夜，突然得到了通知，何基沣被免除师长职，“着毋庸回任”①。这就使他的军事图谋落空了。因为陈独秀虽然被释放，仍受着国民党特务的监视。而且这个监视的任务是军统特务头子戴笠亲自布置给当时武汉警察局长蔡孟坚的。②因此陈独秀的一举一动都逃不过国民党的眼睛。这样，蒋介石十分严密地掌握着陈独秀与何基沣的联络，终于在关键时刻掐断了这种联系。不仅如此，雪上加霜的打击接踵而来。约高语罕来，高迟迟不来；邀罗章龙，罗表示婉绝。特别是王明、康生制造了一个陈独秀是每月拿日本侦探机关３００元津贴的“日寇侦探”事件，使他伤透脑筋。虽然人人明白这是赤裸裸的“诬陷”，那些民主人士碍于政治斗争之微妙，还是纷纷离开了陈独秀。跟随他走了一段“新途径”的王文元、濮德志、罗汉等人，也先后离去。无可奈何花落去，面对着这种风流云散的悲凉处境，他自己也于１９３８年７月，在日本帝国主义的炮火底下，被迫溯江而上，进入了四川。
这时的陈独秀，真是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无限怅惘：一是对国民党的希望完全破灭，哀叹“开战前国民党政府没有作战的意志，仓卒应战，最不可少的准备太不够，甚至某些部分简直没有。开战后，复以反革命的方法，来执行民族革①②蔡孟坚：《悼念反共强人张国焘》，《传记文学》第３６卷第１期１９３０年１月。
《双山回忆录》，第２３９页。
命的任务，所以军事失败”①。二是对共产党满肚子的怨恨。他把王明、康生的错误行为，看成是党的旨意。三是认为民主党派太经不起风浪。在这又一次严重失败和从未有过的孤独之中，上海临委派了与他有深厚友谊的陈其昌，来到了他的身边，与他交换意见。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他给托洛茨基写这封信的。所以，信上所流露的那种感情，所反映的那种立场，是很自然的了。他的“从头做起”，既是武汉受挫后的呻吟，又是不甘失败的挣扎。同时，他也不得不承认，他的基础还是托派，也只能是托派。所以，他在给托洛茨基的信中，如数家珍似地谈到托派的组织力量：“我们在上海、香港二处有组织的人共计不满五十，其余全国各地游离分子大约在百人以上。”
但是，要他放弃自己的原则，与上海的托派临委和解，也同样办不到。他认为：“这样一个关门主义的极左派小集团（其中不同意的分子很少例外）当然没有发展的希望；假使能够发展，反而是中国革命运动的障碍”。在这种矛盾和痛苦的心情支配下，他对极左派的批判，自然就夹杂着犹如一个慈母对犯有错误的儿子那样的痛惜和自责，说出“我们的集团，自始即有极左派的倾向”的话来。
有人拿刘仁静提供的一个情况，证明陈独秀已与托派脱离关系。刘说他在１９３８年到武昌，找到了陈独秀，“陈独秀开始对我很客气。第二天我去见他，他就不见我了，还给我①陈独秀：《给托洛茨基的信》。
留下一封信，那封信表示和我绝交，划清界限”①。其实刘仁静后来自己出来纠正说：“有人说陈独秀那次不见我，是表明他与托派划清界限。实际相反，因为我当时已是被托派开除的人，所以他不与我交往。”②原来，１９３５年３月刘仁静在北平被捕后，就押往南京被判徒刑两年半，进入了苏州反省院，并担任这个反省院犯人“自治会”的主席。他在反省院办的感化犯人的半月刊上，发表了好几篇文章，继续宣传被陈独秀批判过的先“经济复兴”后搞革命的理论，宣称：“现在民族复兴的途径只有靠阶级调和，一致对外”；“就中国现状看来，在中国想实现社会主义或非资本主义，乃是一种人道主义者的幻想”；主张中国应该“节制私人资本，即是创造国家资本，……实现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③。陈独秀在狱中见到这些文章后“很恼火”，并建议托派临委把刘仁静开除了。
内，发现了一份以“中国共产主义同盟临时委员会”名义写的手稿——《开除刘仁静党籍启事》。《启事》说：“刘仁静于一九三五年春在北平被捕之后，未能保持革命者坚决的态度，后入苏州反省院，更显出动摇的倾向。最近我们在苏州反省院半月刊上，读到了他所投登的几篇论文如《节制资本刍①②③《读〈资本论〉刍议》，《半月刊》，第３卷第１１期；《读〈西洋史论〉》，《半月刊》，第８卷第２１期。
访问刘仁静谈话记录（１９８０年７月１２日，唐宝林整理）。
《访问刘仁静先生谈话记录》（１９７９年３—４月，史斌、苏晏整理），《党史资料》丛刊（上海），１９８１年第４期。
议》①等，竟公然站在三民主义的旗帜下，宣传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他整个思想，无疑已投降于反动的孙中山主义之前。为此，我们郑重声明：中国共产主义同盟（布尔什维克——列宁派）决不容许抱有这样思想的分子，继续容留在他的队伍中。”
这个《启事》写于１９３５年１１月１７日，经过“临委”核实修改补充后，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同盟为开除刘仁静党籍通告》，发表在１９３６年１２月１５日出版的托派机关报《斗争》第１４期上。《通告》一开头与上述“启事”开头一样，说他被捕后动摇，接着说：“惟当时仅凭同志口传，本同盟不能率尔置信。”——这说明刘仁静问题的发现及处理意见，确是陈独秀首先提出。“通告”然后说：“近闻江苏反省院出版之半月刊，见有刘仁静投登的长文《读〈资本论〉刍议》、《读〈西洋史论〉》等篇，完全证实其思想的反动与叛变。……为此，本同盟正式宣布刘仁静为共产主义的叛徒，开除其党籍。”
后来，刘仁静向李福仁问起过这件事，李对他说：“当时开除你，是狱中的陈独秀支持的。”②所以，他出狱后先到上海，要求恢复与托派的组织关系，未成；他又在１９３７年１０月洛茨基，请求帮助解决其恢复组织关系，同时报告陈独秀在武汉的言论，挑拨说：“全体同志对他表示失望了。”③但是，①②③《托洛茨基档案中致中国同志的信》第７４页，注④。
访问刘仁静谈话记录（１９８０年７月１２日，唐宝林整理）。
可能为《读〈资本论〉刍议》之误。
托洛茨基在１９３８年２月２３日致李福仁的回信中，对陈独秀却仍然表示关怀和尊敬，而对刘仁静却明确表示：“至于刘仁静，我不愿给他回信。他太不可靠，局势太紧张，我无法确定他是否在玩两面手法。”①托洛茨基对二人的态度，真是泾渭分明，使刘仁静出乎意料。刘在上海碰了一鼻子灰，就到武汉求救于“老冤家”陈独秀，但又遭陈独秀的冷遇。
陈独秀冷遇刘仁静的事实，非但不能说明陈与托派脱离关系，反而说明他为了维护托派的“纯洁性”，拒绝被他和托洛茨基鄙视的刘仁静再回到托派队伍中来。刘回到托派中来的努力失败后，就公开投入了国民党的怀抱。１９３９年，刘仁静去西安，投到军统头目国民党第十战区政治部主任梁干乔的麾下，任战区政治部宣传科长，专门对延安进行反共宣传。
陈独秀给托洛茨基的信由陈其昌带到上海，让李福仁转交托洛茨基，于是引起了托派临委们的愤怒。他们也立即写了《临委给国际的政治工作报告》②，以驳斥陈独秀加给他们的“极左派”罪名。报告承认：“我们的政治路线并没有能给予这次战争以多大的影响。……但这不是我们主观的过失，更不能以此证明我们的政治路线是错误的（象Ｄ．Ｓ．同志归咎于我们的）。这是一大串的客观原因形成起来的，……至于要说到我们的错误，也不是没有，如不能将我们的政治路线根据随时发生的事变和民众的实际要求配合起来，向各种民众随时进行鼓动和宣传，并进而实行组织广大民众，……但同①②《保卫马克思主义》卷一，第１０页。
同上第７３页。
时也必得知道这是由于我们的组织太弱小太孤立了。”报告表示今后仍坚持他们自抗战以来的基本路线：“我们认为这一路线，是完全正确的，……而且与托同志最近关于中日战争所发表的许多文件的意见相符。”
两方面的意见，同时寄到了在美国的托洛茨基手里。
中国抗战爆发以后，托洛茨基一直密切地注视着陈独秀的命运和动向。他在与托派临委成员李福仁的谈话和通信中，陈独秀问题，是一个重要话题。
仁，他要李在中国发起一个“护陈运动”。因为那时第二次国共合作实现，托洛茨基出于偏见，担心斯大林与蒋介石“盟约一签定，他们将杀死陈独秀：我们一定要为他发起一个运动，你（指李福仁——引者）可以发起这个护陈运动。”①１２月，当李福仁把陈独秀的抗战主张告诉托洛茨基，并表示支持彭述之和刘家良等人与陈决裂时，他回信要李“避免作出鲁莽的判断”，指出：“战争初期，特别是民族战争的初期，总是给革命党造成最大的困难。即使是布尔什维克党——不是在一场民族战争而是在沙皇帝国主义战争的头几个月中，也完全瘫痪了。它的有资格的代表们发表了一些十分可疑的与模棱两可的宣言。后来逐渐地，在群众变动的情绪压力下，他们才回返到革命路线上来。……我们不应该通过非常鲁莽与非常严厉的手段来和中国朋友们决裂，因为他们①托洛茨基：《与李福仁的谈话》（１９３７年８月１１日），《中国革命问题》第对自己的态度愈无自信，他们也就会愈加敏感。
如果他们现在跨错了一步，同时却不曾跟第四国际破裂，我们一定要友好的与耐性的态度来批评他们。”同时，托也不同意李作的陈独秀是“投降”后才获释的猜测，认为只能作一种假设，即在抗日问题上，“可能在一方面的蒋介石和另一方面的我们的同志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可是托却“完全同意李说的“斯大林派（指中共——引者）现在可能要暗杀陈独秀的想法”，并说：“正为了这个缘故，我相信他最好能到美国或墨西哥来。”他要李以他的名义立即给陈去信谈谈这个问题。”这对陈独秀来说是一个生死问题，对第四国际说则是一个巨大政治意义的问题，至于他能参加大会所能带来的好处，那就更不必说了。”①１９３８年２月５日，托又致函李福仁，催促他设法把陈独秀“弄到美国来”，并教他“可以以出国宣传、使外国工人运动赞助中国为理由，要求当局授权放洋”。他还是认为：“如果苏联参战，……到那时我们的所有同志会被消灭。
我们必须在这个意义上对他们提出毫不含糊的警告。让陈独秀出来，无论对于他或对于我们，同样是很重要的。他在第四国际中可以起片山潜②在莫斯科给第三国际所曾起过的作用——而且，我希望陈独秀还能比片山潜给革命事业带来更多好处。”③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托洛茨基对陈独秀寄予了多①②③《托洛茨基档案中致中国同志的信》第７１页。
片山潜（１８６０—１９３３）日本社会民主党的主要创始人，同情苏联十月革命，曾协助美国共产党的建立，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
《托洛茨基档案中致中国同志的信》第６８、６９页。
么大的期望。
过了４个月，当他得知王明、康生诬陷陈独秀是“日本间谍”及陈独秀一方面反对托派临委，一方面又拒绝发表“脱离托派”声明的消息后，他又写信给李福仁，表示：“我非常关怀的问题是陈独秀的人身安全。这是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我毫不怀疑斯大林派会在战争期间暗杀他。……他应该到美国去，如有可能，应取得中国政府的同意。……陈独秀如到美国，能为中国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展开很有效的宣传。他以一个真正的中国人、一个老革命家、且以一个独立的政治家资格来进行这种宣传，对于美国工人所能发生的影响会比莫斯科的代理人们所能发生的要大到一千倍”。“陈独秀对我们中国支部保持很谨慎的态度，我绝对能够理解。他在中国太出名，他的每一步行动都受着当局的管制。……在这样的情形下，陈独秀很易被牵连到某种臭名洋溢的司法罗网中去，如果发生这种事情，对他将是致命的打击，对第四国际也极为有害。他的处境如果尚非绝难忍受，却已是极端困难的了。他无论如何得跑到外国来。这是我最深的信心。”①这封信后，大约有半年多得不到陈独秀的消息，托洛茨基很着急，１９３９年２月２３日，他在给李福仁的一封短信中问：“陈独秀的近况如何？他在干什么？他的思想如何？”②陈独秀的信和托派临委的报告，托洛茨基都看到了，他当然明白临委在抗日问题上的意见更符合他的思想。可是，出①②同上第７５页。
《托洛茨基档案中致中国同志的信》第７３页。
于他一贯对陈独秀的尊敬和利用的立场，他显然不能站在临委一边批评已经孤立到只有一个人的陈独秀，否则，势必加速双方的破裂，而把陈独秀完全推出中国托派运动。所以，他十分审慎地表示：“我很困难形成一种确定的见解来判断我们的同志们的政治意见，或判断他们极左主义的程度，因之也不能判断我们老朋友方面对于他们的严斥是否正确。”对于陈独秀仍忠于托派事业的思想感情及其提出的工作方针，托洛茨基显然深受感动，因为陈提出的当前只能进行民族民主斗争的主张，与他提出的中国在“过渡时期”以国民会议为中心口号所要解决的任务，并无不合。而陈独秀看不起中共组织，提出使中国托派成为“创造无产阶级政党的中心势力”的意见，更是他一贯的愿望。在１９３２年九、十月间他给陈独秀的信和１９３７年８月与李福仁的谈话中，他都强调了这个愿望。所以他又对陈独秀表示了较多的谅解和支持。他说：“我非常欢喜，我们的老朋友在政治上仍旧是我们的朋友，虽然含有若干可能的分歧”，“然而他表示的意见，我以为在本质上是正确的，我希望在这基础上能够同他经常合作。”①托洛茨基知道，双方矛盾已不可调和，如何解决，他还是坚持：把陈独秀调离，到美国参加第四国际工作。这样既解决了陈与临委的矛盾，又解除了他对陈留在中国危险的担心，同时，也遂了他多年来要陈独秀这个知名人物参加第四国际领导机构以提高第四国际威望的心愿。这对托洛茨基来说，是一举三得的好办法。
①《陈独秀的最后论文和书信》第２８页。
王文元在陈独秀逝世时写过一篇题为《托洛茨基与陈独秀》的文章①，对托洛茨基为什么几次三番在陈独秀与其他托派斗争中袒护陈独秀，有这样的评述：“将近十年来，如果没有托洛茨基的‘保护’，陈独秀大约已不止一次地被托派中的某些‘英雄’开除，宣布‘自动脱离’或宣布‘变节’了！”王文元说托洛茨基在１９２７年５月７日第一次提到陈独秀时说过一句名言：“陈独秀同志根据他自己观察来估计局势，与我们根据理论思考而估计局势，恰恰说着同样的话。”②又说“这个评价决定了托洛茨基对陈独秀的态度，直到最后。
他自始至终十分珍视那有经验的革命的陈独秀，而不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陈独秀。所以每当中国的年青托派或因意气、或因理论上的吹求、即或因正确的批评而攻击陈独秀时，托洛茨基所采取的态度总是袒护的甚至‘曲宥的’”。王还说托洛茨基所以特别看重陈独秀，是要陈参加第四国际，“正因为如此，他不断地要获知陈独秀的思想发展。自从一九二九年以来，陈独秀思想上的一切错误——无论真实的或虚幻的——托洛茨基没有一件不知道”；“托洛茨基比任何人更明白陈独秀的错误，但他也比任何人更明白他的长处与价值，因而他比任何人更不愿做出陈独秀‘变节’的结论。为什么呢？理由就是我们在上面所指出的：他重视实际革命者的陈独秀，远过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陈独秀。倘然陈独秀是考茨基与普①②托洛茨基：《中国革命与史大林同志的提纲》，载《中国革命问题》，第４０页。
《国际主义者》第３期，１９４２年６月２５日出版。署名：连根，即王文元。
列汉诺夫型的人物，是成熟的与有机的理论家，是不知真实革命为何物的书斋学究，那末托洛茨基也许早已和他决裂了，不再寄以希望了；但陈独秀显然不是这样的人，他是李卜克内西与贝贝尔型的真诚革命者，有经验的，具有敏锐而正确的观察力的，但没有彻底系统化的意见的。”王文元认定托洛茨基相信当革命局势来临时，陈独秀还会与他们“说着同样的话”的；“真实的革命将使我们之间的不同意见消灭于无形，陈独秀还会回到革命的第四国际的立场来，他仍旧要在中国革命中起着巨大作用。”
王文元在这里指出了陈独秀与李卜克内西及贝贝尔的相同点，与普列汉诺夫及考茨基的相异点。但是，除此以外，他还有与前者的相异点，恰恰是与后者的相同点，即李卜克内西与贝贝尔的错误是“左倾幼稚病”，而陈独秀却是“右倾”，这一点与普列汉诺夫相类似，而后来陈独秀的民主观，又被王文元说成接近于考茨基。所以说，把陈独秀与任何一个人简单的类比，是很难贴切的。陈独秀就是陈独秀。他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个独特的人物。
托派临委见到托洛茨基的信，感到委曲和难堪。他们又专门写了一个《临委给国际的报告——关于Ｄ．Ｓ．同志问题》①。这份“报告”对托洛茨基回信的最大挑战是：“Ｄ．Ｓ．同志自出狱后便一贯在政治上采取机会主义立场，在组织上采取取消主义的观点”；“我们不可否认的声明：Ｄ．Ｓ．同志与我们之间在抗战过程中有根本不同的两条路线：一条是向①《保卫马克思主义》卷一，第２１页。
孟什维克机会主义乖离的路线，一条是不可调和的布尔什维克——列宁派路线。”
“报告”强调他们是“站在不可调和的阶级斗争观点上，……监视着战争的每一步发展”，而说陈“一贯便采取政府与人民的中间的立场，一面向政府以超然的‘公正人’的资格，哀求和说服政府对民众采取宽容和改良政策，一面则以空洞和含糊的话叫民众‘相信’政府，叫民众‘自动’起来帮助政府。这种游离的超阶级的态度与布尔什维克——列宁派的基本明确的阶级立场不能调和。”
“报告”虽然再次否认陈独秀的批判，郑重地发表“最后负责的声明”：“Ｄ．Ｓ．攻击我们为极左派所列举的罪名没有一条是真实的！”但又不得不承认：“我们这个团体一贯处境孤立，……一贯与群众没有保持密切的联系，因此不能及时反映出广大群众心理的转变。”
“报告”集中火力攻击陈独秀已经离开了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的理论。因为陈独秀在《告反对资本主义的人们》、《资本主义在中国》、《我们不要害怕资本主义》等文章和演说中，在坚持托派传统的“中国此时还是一个‘初期资本主义的国家’”观点的同时，强调“资本主义在中国，还有大发展之余地。”所以他叫人们“不要害怕资本主义”；还说：“社会主义在中国经济的成熟，自然是无稽之谈；有相当力量的工业及其政党，只有在工业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才能够生长起来……。”“因此，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结论：中国目前的问题，不是什么‘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而是‘本国的资本主义，或外国资本主义的殖民地’。”这本是原来被他批判过的刘仁静的观点，而现在，论到托派临委来批判他了。据此，临委“报告”认为：“他对中国无产阶级力量及社会主义的信心已根本动摇，他之屡屡郑重‘无保留的以百分之百的力量用之于民族民主斗争’，并不是表明他站在不断革命论的观点上来提出这个问题。恰恰相反，他最近思想的发展已接近了‘阶段论’的学说。”
托派反对的所谓“阶段论”，一般指两种情况，一是中国共产党坚持的、与马克思主义“不断革命论”结合的“革命发展阶段论”。这种理论认为在民主革命基本完成以后，才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但不允许在这两种革命之间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和发展资本主义的历史时期。这种理论不否认在经济落后的国家，无产阶级取得民主革命胜利掌握政权以后的初期，还允许在利用限制改造的条件下，资本主义经济有相当的发展。如中国解放初期那样。
一是机会主义的“二次革命论”。这种理论与上述理论相反，主张在民主革命后建立资产阶级专政，发展资本主义，在这个发展中，重新集结无产阶级力量再进行下一次的社会主义革命。临委“报告”批判的陈独秀的“阶级论”显然是指后者。但是机会主义的“二次革命论”与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之间，本来就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陈独秀与托派的结合，本来就是这两种机会主义理论结合的产物。因为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是指在革命高潮中应该以“无产阶级专政”为纲领，同时完成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而在革命高潮到来以前，即在两次革命高潮之间的过渡时期——“国民会议”斗争时期，这种理论认为，在资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经济必然复兴，资本主义必然有所发展；这种发展对无产阶级的发展壮大，组织起来，准备下次革命是有利的。所以，“二次革命论”与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有两个基本点是相通的：都认为下一次夺取政权的革命高潮是社会主义革命；都拥护在目前“过渡时期”，在资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发展资本主义，以准备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这个思想，托洛茨基在《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后的中国问题》一文中，结合中国问题，有详细的论述。可以说，陈独秀现在主张发展资本主义的思想，正是来自托洛茨基；而对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的核心——“无产阶级专政”问题，陈独秀此时还未论及。所以，批判陈独秀上述主张离开了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恰恰暴露了批判者自己对这种“理论”的无知。在中国托派中，这种自称是托洛茨基的忠实信徒，而对托氏理论不甚了了的人，是屡见不鲜的。梁干乔、彭述之、刘家良等就是这种典型。被认为对托氏理论有点研究的“托派理论家”郑超麟、王文元曾多次讥讽彭述之这类半吊子“托洛茨基主义者”①。所以，王文元、陈其昌（郑超麟这时还在乡下养病，１９４０年才到上海参加托派领导工作）等人，是反对对陈独秀作出违背“不断革命论”的结论的，他们也“完全同意”托洛茨基对陈独秀的“宽容”态度②。为此，这个又是“多数通过”的“报告”①②连根（王文元）：《托洛茨基与陈独秀》，《国际主义者》第３期。
郑超麟曾写过一本《不断革命论ＡＢＣ》的书，１９４７年由春燕出版社出版。
该书对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进行了详尽而通俗的阐述，因而被托派公认为“理论家”。
抱怨说：“有极少数的老同志往往以道德的感情的观点来回避这一斗争，……辩护他（指陈独秀——引者）并未离开我们立场。”这样，托派临委内部又开始酝酿新的分裂。
应该指出，陈独秀在１９３８年４月《抗战与建国》一文中说的“谁能够有实力有决心来领导这一战争，……谁便能够安然掌握政权，建设他素所主张的政治形态和工业制度：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三个月后，他又说“中国目前的问题，不是什么‘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而是‘本国的资本主义，或外国资本主义的殖民地’”。这些都不是什么高见，而是陈腐的观念。因为，当时中国面临的前途，既不是殖民地，也不是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而是“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的准备阶段。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这个革命的第一步，第一阶段，决不是也不能建立中国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的社会，而是要建立以中国无产阶级为首领的中国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的社会，以完成其第一阶段。然后，再使之发展到第二阶段，以建立中国社会主义的社会。”①至于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社会的长期性及应该充分发展资本主义经济认识不足，那是另一回事。
在组织问题上，托派《临委给国际的报告——关于Ｄ．Ｓ．同志问题》中说，“自从他出狱后对我们组织所采取的冷漠、轻蔑甚至敌视的态度，他对某些同志屡屡表示‘各人各干各人的，将来再说’的观念，甚至他在敌人面前公开表示他和‘托派’无关的声明，这些都足以觇知他的取消组织的观点。
①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载《毛泽东选集》第６３２页。
因此，我们应该继续声明，即在组织问题上我们与Ｄ．Ｓ．同志的取消观点也陷于不可调和的地步。”尽管如此，“报告”还是屈服于托洛茨基的压力，被迫同意陈独秀“留在第四国际内，是很有意义的”；“我们现在仍继续诚恳的要求Ｄ．Ｓ．同志和我们，和国际组织恢复正常的关系，进行彻底的讨论”；“我们自得到托同志的意见后，我们更希望他能到美国去。”但又对托洛茨基曲宥陈独秀表示不满，强调说：“我们认为改正一个领袖同志错误的最不可少的办法，还是对他的错误不可调和的斗争”。并对托洛茨基第四国际要挟说：“假如他仍坚执成见，把我们视为‘极左派’以保留他一贯的机会主义路线，则我们始终是无法接近无法合作的。”由此看到，如果不是托洛茨基亲自出来“保驾”，如果不是陈其昌、王文元出于感情的“辩护”，在彭述之、刘家良这两个宿敌控制下的中国托派，这次又要重演“开除”陈独秀的闹剧。
与中共再次和解拒绝回党“三条件”尽管中国托派几年来一直疯狂攻击中国共产党，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在１９３５年１２月瓦窑堡会议后，与全国各党各派联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时，对中国托派还是采取一视同仁的态度。１９３６年４月２５日，中共中央发表《为创立全国各党各派的抗日人民阵线宣言》，在被点名呼吁的“中国国民党”等４０个党派及团体的名单中，就有“中国托洛茨基主义同盟”，并且列在第六位。这充分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大义为重，不计前嫌的高尚风格。①在接着举行的国共谈判中，周恩来要求释放政治犯时，并未对狱中的托派分子落井下石，而是与中共及其他爱国民主人士的政治犯一样看待，主张“释放一切政治犯”。
西安事变中，托派又一次猛烈攻击中共关于和平解决事变、促成国共合作抗日的努力，同时，在莫斯科审判中，又传来了所谓托洛茨基要托派“不阻碍日本侵略中国”的“指示”的“证词”。于是，中共中央就把中国托派视为“日本走狗”，确定了“对于托派，应采取坚决打击，使之瓦解与消灭的方针”②。但是，在执行这个方针时，中共中央对托派问题的处理是十分谨慎、区别对待的。如抗战爆发后在营救狱中政治犯的工作中，共产党曾给托派以帮助。当时王文元因被单独关押在“秘密拘留所”里，其他托派分子都已出狱时，他却连踪迹也没有。罗汉到南京为营救狱中托派分子而奔走时，就请中共驻南京八路军办事处主任叶剑英帮忙寻找王文元。
叶对罗汉这个著名的托派分子仍以老友（大革命时期二人同受共产党派遣，在国民革命军第四军中做政治工作）热情相待，而且亲自陪着罗汉到南京各处寻找王文元③。这对托洛茨基和李福仁所说的国共合作后，共产党将要求杀死狱中的陈①②③参见《双山回忆录》第２２７、２２８页；罗汉：《致周恩来等一封公开信》。
《白区党目前的中心任务——洛甫同志在白区党代表会议上报告之一部》（１９３７年６月６日），《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中）第《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中）第１３７页，档案出版社１９３５年版。
独秀等托派分子的胡言妄断，是一个有力的批驳。
对整个托派组织是这样，对托派中的抗日派陈独秀等人，中共中央更寄予希望。抗战爆发后，托派由于坚持打倒国民党政府的策略，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破坏抗日战争，而被全国人民所唾弃，中共中央对陈独秀依然另眼相看。
陈独秀出狱时，与托洛茨基的预见相反，中国共产党表示欢迎。１９３７年１１月２０日出版的党中央理论刊物《解放》，还发表“时评”——《陈独秀先生到何处去》，以尊敬和期待的口吻说：“当陈独秀先生恢复了自由以后，大家都在为陈先生庆幸，希望他在数年的牢狱生活里虚心地检讨自己的政治错误，重振起老战士的精神，再参加到革命的行伍中来。”
“时评”还把他与其他托派加以区别：“陈先生出狱后，在武汉的第一次讲演中说到‘……这次抗战是一个革命的战争，全体民众应当帮助政府，世界也应当帮助中国……。’这与中国的托洛茨基派的主张已大有差别。托派在目前抗战中主张打倒南京政府，狂吠‘左的’民族失败主义，这完全是汉奸理论，完全做着日贼的别动队的作用”。周恩来在进行这种区别的同时，还对罗汉说：“所谓中国托派，事实上亦很复杂，……我可以大约将其分为四派：一派是赞成抗日的，你和独秀属之……。”并表示：“以后对陈独秀这一派的人，可以将‘匪徒’二字停止不用。”①陈独秀出狱后，亲自到南京八路军办事处，向叶剑英、博古表示，赞成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接着，罗汉①罗汉：《致周恩来等一封公开信》，《汉口正报》１９３８年４月２４、２５日。
到商京与八办联络营救狱中托派分子时，未与陈独秀商量（因当时陈已离开南京去武汉），就重提“一二八”时他与陈独秀等人提出的与中共“合作抗日”的建议。叶剑英和博古自然表示欢迎，但事关重大，必须请示中央。叶即一面电告中央，一面嘱罗汉亲自到延安走一趟，并给罗开了介绍信和旅费。罗汉先到西安，由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主任林伯渠接待，并电询延安中央的决定。相谈中，林伯渠和王若飞这两位大革命时期的老同志，对陈独秀十分怀念。林说：“陈在文化史上有不可磨灭的功绩，在党的历史上，有比别人不同的地位，倘能放弃某些成见回到一条战线上来工作，于民族于社会都是极需要的。”王若飞“自信与独秀共事较久，深悉其倔强个性，但中央看重组织问题，亦系党内自来之原则，第三国际的支部，决不容许第四国际或第四国际有关系的份子搀入，这乃是自然的事实，所以他极端希望独秀等几位老朋友，完全以革命家的气魄，站在大时代的前面，过去一切的是是非非都无须再费笔墨唇舌去争辩。”①因山洪毁路，罗汉被阻西安，延安未能去成，但是党中央认真研究了南京和西安发来的讯息。毛泽东同情罗汉的活动，觉得中国的托派不能与苏联的托派相提并论，表示“可以与陈独秀先生等形成某种合作关系，以期一致抗战。……现在我们是团结一切力量抗日，陡独秀托派如果表示改悔，何①罗汉：《致周恩来等一封公开信》。
尝不可一起抗日。”①当时的党中央书记张闻天也是如此主张。于是党中央就向陈独秀提出了合作抗日的三项条件：“（一）公开放弃并坚决反对托派全部理论与行动，并公开声明同托派组织脱离关系承认自己过去加入托派之错误；（二）公开表示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三）在实际行动中表示这种拥护的诚意。”②张国焘在解释这些条件时还说：“托派中愿意恢复中共党籍者，须公开脱离托派并承认已经参加托派的错误；不愿恢复中共党籍者，可以与中共在党外合作，支持中共的抗战政策。中共中央也不再对抗日的托派人物采取敌视态度。”③这个精神与中共中央１９３６年４月２５日的宣言是一致的。党中央的“三条”由毛泽东和张闻天签署，直发罗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