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惨世界》第９回，《曼殊全集》（２）第１５８页。.27
在当时“托派即汉奸”的气氛中，这“三个条件”应该说并不过份；从陈独秀今后活动方便考虑，也是必要的。但罗汉认为是“招降”，表示不能代陈独秀接受，可代为转达。
陈独秀是拥护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但对于与党“合作”或“回到党内”，并没有考虑。他对于罗汉的活动，初不知晓；知晓后，既不“予以鼓励”，也不表示反对④，以待尘埃落定后表示进退，掌握主动。博古恐怕“三条件”会①②③④《双山回忆录》，第２３０页。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１３３１页。
叶剑英、博古、董必武给《新华日报》的信，《新华日报》，１９３８年３月张国焘：《我的回忆》第１３３１页。张回忆说罗汉到了延安，与史实不符；但他所述延安研究陈独秀问题的情况，与其他史料对照，有参考价值。
引起独秀反感，嘱罗汉“不妨口头传达”。果不出所料，一向刚愎自用不知“认错”为何物的陈独秀，在武汉得知中央条件后，十分不满，说：“我不知过从何来，奚有悔。”①“现在乱哄哄的时代，谁有过无过还在未定之天，不写，有什么过可悔。”②对于公开声明脱离托派，更认为是“画蛇添足”。于是他写了一封回信和七条“抗战纲领”交罗汉回南京给叶剑英和博古，作为他的答复。博古认为陈的抗战纲领与中共中央所决定的路线，“并无不合”，待周恩来、董必武到武汉再与陈独秀“交换意见”③。
罗汉的活动，也触动了彭述之为首的托派临委的神经。他们郑重其事地在罗汉由西安返回上海时，于１９３７年１０月１日，发表了一个“紧要声明”，先对中共进行了一番攻击：“现在中国史大林党所执行的‘联合路线’政策，其本质就是阶级合作，其作用是民族解放斗争的制动机。因此史大林党本身已成了中国革命的巨大障碍物。”扬言“今后匪特无与史大林党政治妥协之可能，相反，不根本粉碎它的革命制动机作用，则中国无产阶级与民族彻底解放斗争，绝不会胜利。”
明明自己是中国革命的“制动机”和“障碍物”，却要加诸于他人，这种贼喊捉贼的嘴脸，实在令人作呕。声明接着说：“近有罗汉其人，以含糊的‘托派’名义，在南京，在西安，向史大林党上层分子接洽所谓抗日合作。按罗汉从前虽曾与①②③罗汉：《致周恩来等一封公开信》。
包惠僧：《我所知道的陈独秀》（三）。
高语罕：《陈独秀入川后》，南京《新民报》晚刊，１９４７年１１月１３日。
左派反对派（本同盟的前身）有组织关系，但五年以前早已脱离；既非本同盟的一员，自无代表之向史大林党接洽合作的资格，其行动亦与本同盟毫无关系。至于其接洽内容之违背本同盟上述一贯主张，当然无加驳斥之必要。恐外界误会，特此声明。”不仅如此，声明也向陈独秀暗示：“以前或今后，如有与此类似的任何个人行动，皆与本同盟全体无关，合并声明。”①罗汉当天就给彭述之一个绝妙的回答：“弟自仲甫同志与兄（指彭述之——引者）等被叛徒背卖，遭受缧绁之厄后，对于一些言论似左行为可疑的同伴就存戒心，一直警戒到他们陆续叛变出去，还未完全弛懈，因此五年以来自己事实上与组织脱离关系，且亦不悉组织之如何组织也。此次赴京，纯本朋友之谊面图援助几位贞坚卓绝的革命老战士出狱，而西安之行亦为此而抗辩一串无稽之谣诬，并申述吾侪老友，最早即主张发动全国武装抗日之事实，尚有‘一二八’一役时三人签名所提出之合作纲领可为考证。日昨在兄寓所，晤赵济、独清二位，说彭兄代表现在组织，因洛甫、泽东为商讨联合抗日问题致弟私电开列三条事件，决定弟写一申明文献刊布，以免世人误会上述弟一己经历之事件，与现在中国共产主义同盟有缠夹不清之观测。弟亦因与此一崭新组织陌生到不曾知悉其何时成立。以故如此一节申明，亦惟有烦兄设①《中国共产主义同盟紧要声明》，《斗争》第２卷第９期，１９３７年１０月２日出版。
法转达也。”①罗汉的信不仅说明了他的活动与托派组织无关，而且表示了对其的蔑视，不知其为“何物”。
陈独秀也对托派的声明嗤之以鼻。他在１１月２１日给陈其昌等的信中说：“罗汉为人固然有点糊涂，你们对他大肆攻击，便比他更糊涂万倍。你们乱骂史（指中共——引者）国（指国民党——引者），尤其是骂史，虽然不是原则上的错误，政策上则是非常的错误。如此错误下去，不知将来会走向何处去！”接着，他表明了与党“合作”问题的态度：“我对于史合作，在原则上是可以的，可是现在谈不上；合作必须双方都有点东西，而且是在同工作的对象不得不互相接触时，此时并没有这样的条件。‘合作’自然是胡说，罗兄向我也未言及此，你们又何必神经过敏呢？至于互相造谣臭骂，自然都是混蛋，都为教派所限，不曾看见共同的敌人。”
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是酸的。陈独秀这里透露了他当初对罗汉的活动不表示可否的原因。与中共合作，“在原则上是可以的”，不妨试一试；结果，条件太高，所以“现在谈不上”。他有点自知之明，觉得托派的力量太小，没有什么“东西”。其实，他一不愿承认加入托派的错误，二不愿发表公开脱离托派的声明，而所以这样，根本的原因是，他仍坚持托派的基本立场——城市国民会议运动为中心的路线，反对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路线。具体说，在中国社会性质、共产党性质和革命道路上，与中共中央存在着原则的分歧：①罗汉给述之的信（１９３７年１０月１日），手稿。
（一）他仍然反对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国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论断，认为中国“当然是资本主义经济居领导地位”，“没有什么一半一半”①。他的逻辑是：只有说中国是“初期资本主义的国家”，或“中国已经不是一个封建残余的旧国家，而企图建立一个资本主义的新兴国”，才能解说中日战争的起因及抗战的胜利；“如果中国的社会真如共产党所说，还是封建或半封建，则对于日本资本主义之发展，还没有势不两立的致命冲突，对日抗战匪独不必要，而且不可能。
以封建半封建的农业国之生产力与武力，绝对没有能力对工业国战争，尤其不堪比较长期的战争。”②按照这个逻辑，世界上一切反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解放战争都是不该进行的，更谈不上胜利了。
（二）他仍然不承认中国共产党的无产阶级性质，说“中共人数远远超过我们，然亦只是些知识分子和没有一点工人基础的武装队”。所以，他主张让托派来做“重新创造无产阶级政党的中心势力”③。
（三）他反对中国革命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他说：“有些人们虽然口中也曾说说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性的民主革命，实际上并没有认真的了解和正确的把握住这一历史条件所决定的时代性，……所以才有拿农村苏维埃抵制国民会①②③陈独秀《给托洛茨基的信》（１９３９年１月）。
陈独秀《我们为什么而战》，《告日本社会主义者》（单行本），亚东图书馆行，１９３８年版。
《资本主义在中国》，载《陈独秀先生抗战文集》，第１集，亚东图书馆发行。
议运动的荒谬政策，所以才有超资本主义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幻想，所以才闹出‘山上的马克思主义’的笑话，所以才有依靠农村攻取城市的错误路线，……这一大串头脚颠倒乱杂无章的政策，都由于未能了解并把握这一时代性，遂至忽左忽右的乱跳，而进退失据。”并扬言：“必须把所谓‘山上的马克思主义’的昏乱思想从根铲除，因为近代的一切大运动都必然是城市领导农村。”①（四）他反对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抗日游击战争的方针。
他说：“抗战一年了，农民仍旧是隔岸观火”；如果“跟着以最前进政党自命的蠢材，大反其‘唯武器论’，和大唱其‘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的歌，大吹其‘大刀旋舞起来，“皇军”便要发抖的法螺’；……中国永远还是农民无知、商人无耻、士大夫无知而又无耻的中国。”②他甚至说：“我们不能相信在新式兵器的现代，在今日的中国，现政府如果失败，别的党能够支持一省或数省政权继续抗战。”③这种“唯武器论”与他的“城市中心”观点相结合，使他得出一种荒谬的结论：“幻想专靠游击队来保护国家，便是天大的错误。就是正规军的游击战术即运动战，亦不可滥用。……过去的所谓‘红军’及山上的‘苏维埃政府’为什么到处失败，也正因为在军器上，在经济上，在文化上，农村和小城市都不能够独立存在。在此次抗战中，如果我们执迷不悟，过份的估计游①②③《抗战一年》，《陈独秀先生抗战文集》第６集。
《民族野心》，《陈独秀先生抗战文集》第６集。
《“五四”运动时代过去了吗？》，《政论》第１卷第１１期。
击队和游击战术，无意识的帮助敌人更容易的占据了我们全国的大城市和交通要道，即使游击队布满了全国的农村和小城市，甚至避开敌人的势力在偏僻的地方建立一些可怜的边区政府，仍然算是亡了国！”①在这里，可以看到，在“红军”问题上，比他当年的托派观点走得更远了。
陈独秀上述一系列谬论，恰恰暴露了他自己是一个最没出息的教条主义者。毛泽东的伟大，正是在中国共产党被迫下乡上山的环境中，吸取历史上农民起义军因为没有无产阶级先进思想的指导，及建设不起无产阶级政党而失败的教训，十分注意在农民小资产阶级包围的汪洋大海中，在长期艰苦的农村武装斗争中，建设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的党，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形成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说得好：“把列宁的建党学说发展得最完备的是毛泽东同志。
在井冈山时期，即红军创建时期，毛泽东同志的建党思想就很明确。大家看看红军第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的决议就可以了解。……毛泽东同志对于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党，党的指导思想是什么，党的作风是什么，都有完整的一套。……并且用这个学说来教育我们全党、全军和人民，使我们建立了这么一个好的党，所以才取得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彻底胜利。”②根据毛泽东的建党学说，能不能建设一个真正无产阶级性质的好党，关键不在于是城市或农村的环境，以及党员①②邓小平：《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邓小平文选（１９７５—１９８２）》第４１页。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版。
《论游击队》，《陈独秀先生抗战文集》第６集。
中工人成分有多少（这些无疑是重要条件，但不是决定条件），而在于能否用无产阶级思想经常不断地克服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
另外，毛泽东在抗日战争中把游击战提到战略高度，广泛开辟敌后农村根据地，包围占据城市的敌人，以最后夺取城市，夺取抗战的胜利，是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中国革命道路的具体运用。这在世界军事史上也是一个伟大的创举。中国是一个大而弱的国家，但它处在一个进步的时代，却被另一个小而强的国家所攻击，这样，战争的长期性和残酷性发生了，于是根据地的问题、向运动战发展的问题等等也发生了。这就必然要求把游击战争的问题放在战略的观点上加以考察。这个颇为新鲜的游击战争，当然陈独秀是不懂得的。毛泽东在论述游击战在整个抗日战争中的战略地位时说，游击战仅仅次于运动战，因为没有游击战的辅助，也就不能战胜敌人。并说它的战略作用有两方面：“一是辅助正规战，一是把自己也变成正规战。至于就游击战在中国抗日战争中的空前广大和空前持久的意义说来，它的战略地位是更加不能轻视的了。”从抗日战争三个战略阶段中游击战的作用来看，“中国抗日战争中的游击战，决不是可有可无的。它将在人类战争史上演出空前伟大的一幕。”所以，“八路军的方针是：‘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这个方针是完全正确的，反对这个方针的人们的观点是不正确的。”①①《论持久战》，《毛泽东选集》第４６６、４６７页。
至于在，“敌据城市我据乡村”的条件下，“乡村能够最后战胜城市”的问题，毛泽东在１９３８年１０月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上作的《论新阶段》报告中，有精辟的论述。他在分析了我国三个特殊条件——半殖民地的条件、大国的条件、今日的条件（“今天主要的是中国进步了，有了新的政党、军队与人民，这是胜敌的基本力量”）之后指出：“在今天的半殖民地大国如中国，存在着许多优良条件，利于我们组织坚持的长期的广大的战争，去反对占领城市的敌人，用犬牙交错的战争，将城市包围起来，孤立城市，从长期战争中逐渐生长自己力量，变化敌我形势，再配合之以世界的变动，就能把敌人驱逐出去而恢复城市。毫无疑义，乡村反对城市就在今天的中国也是困难的，因为城市总是集中的，乡村总是分散的，敌人占领我主要的大城市与交通线之后，我之行政区与作战阵地就在地域上被分割，给了我们以很多困难，这就规定了抗日战争的长期性与残酷性。然而我们必须说，乡村能够战胜城市，因为有上述三位一体的条件。”①陈独秀因为立足于城市为中心，所以城市一丢，即为“亡国”；毛泽东立足于农村为中心，所以，即使有困难，我们必胜。这就是二者的根本区别。
坚持城市中心，瞧不起游击队，把毛泽东思想讥为“山上马克思主义”，这也是当时王明的观点，在这些基本点上，陈独秀与王明是一门之徒。
凡此种种，表明了陈独秀当时与中共中央的分歧，是十①《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８集，第１７８页。
分深刻，十分尖锐的。因此，有人把陈独秀向南京“八办”表示赞成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罗汉接洽陈独秀与共产党合作抗日之事，视为陈独秀“要求回到党内”，不能不说是一种误解。
但是，这丝毫也没有低估陈在抗战问题上“转变”的进步意义，以及中共中央把他当作抗战合作对象方针的正确性。
因此，当时的确出现了自１９２９年决裂以来的和解气氛。可惜，这种气氛，很快被王明、康生的错误行为一扫而空。
蒙受“汉奸”冤屈与党彻底破裂副团长康生，拿着尚方宝剑，从莫斯科飞到延安。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他们的第一个行动，就是乘当时苏联审判布哈林、托洛茨基等“右派与托派同盟”的狂风，坚决反对中央在“三条件”下团结陈独秀等人抗日的方针。王明在政治局会议上声色俱厉地表示，我们和什么人都可以合作，只有托派是例外。在国际上我们可以和资产阶级的政客军阀甚至反共刽子手合作，但不能与托洛茨基的信徒们合作。在中国我们可以与蒋介石及其下属的反共特务等人合作，但不能与陈独秀合作，并诬指“陈独秀是每月拿三百元津贴的日本间谍”。有人当场指出：“陈独秀与托洛茨基究竟有所不同；说陈独秀是日本间谍，究非事实。”王明却坚持说斯大林正在雷厉风行的反托派，而我们却要联络托派，那还了得；“陈独秀即使不是日本间谍也应该说成是日本间谍”①。在这里，他进一步发挥了１９３２年１月《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这个“左倾”路线代表作中说的，与反动派比较，托陈派是“最危险的敌人”的观点，并且为了“以主要的力量来打击”这个敌人，可以不择手段。康生立即紧跟，发表了一篇长文——《铲除日寇暗探民族公敌的托洛茨基匪徒》，信口雌黄地说：“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了我们的东三省，同时，上海的日本侦探机关，经过亲日派唐有壬的介绍，与由陈独秀、彭述之、罗汉等所组织的托匪‘中央’进行了共同合作的谈判。当时唐有壬代表日本侦探机关，陈独秀、罗汉代表托匪的组织。谈判的结果是：托洛茨，基匪徒‘不阻碍日本侵略中国’，而日本给陈独秀的‘托匪中央’每月三百元的津贴，待有成效后再增加之。这一卖国的谈判确定了，日本津贴由陈独秀托匪中央的组织部长罗汉领取了，于是中国的托匪和托洛茨基匪首，在日寇的指示下在各方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就大唱其帮助日本侵略中国的双簧戏。”
王明、康生对陈独秀的这种诬陷是耸人听闻的。当时舆论大哗，要求康生拿出证据来，但他始终拿不出来。几十年来，中外许多史学工作者进行了种种考证和猜测，有的说因为陈独秀参加了亲日派周佛海组织的“低调俱乐部，的活动；有的说是因为陈独秀出狱后接受周佛海、陶希圣主持的“艺①《解放》周刊第２９、３０期，１９３８年２月。
文研究会”的生活费“补助”①。其实，这两件事都发生在１９３７年陈独秀出狱以后，当时周佛海来拉拢他参加“低调俱乐部”，陈独秀始终“毫无表示”；至于陈独秀从陶希圣手中要的钱，是他向陶主编的《政论》杂志写稿支取的稿费。
康生说陈独秀与唐有壬谈判结果是陈执行托洛茨基的指示：“不阻碍日本侵略中国”。
可是，托洛茨基的这个指示，康生在文章中说是１９３５年１２月，托洛茨基给他的“平行总部”的一封信中说的。从时间上来说，托洛茨基１９３５年１２月给他的俄国信徒的指示，怎么能在１９３１年，就被陈独秀们执行了呢！？真是荒唐到了极点。再说，如果陈独秀确如康生所说那样的“日特汉奸”，不用说在１９３８年要逮捕处决，就是在“九一八”时，也难逃法网。可是有讽刺意味的是，１９３２年陈被捕却不是“日特汉奸”罪，而是“抗日罪”，“妄诋政府不抵抗”。
关于陈独秀每月接受日本“三百元的津贴”的说法，也是天方夜谈，不可置信。在康生发表这篇文章前不久，王明也在《解放》（第２６期）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日寇侵略的新阶段与中国人民斗争的新时期》的文章，其中说到：“托洛茨基匪徒分子——最无耻的民族叛徒黄平、张慕陶、徐维烈（实际上黄平、张慕陶①、徐维烈既不是托派，也不是汉奸——引者）等，每月从日寇的华北特务机关部，领取五万元的津贴。”收买一般分子每月花５万元，而收买他们的“匪首”却只要３００元，这也是十分荒唐的事，它不过是康生、王明的①吴相湘：《陶希圣岁寒松柏》，《民国百人传》第２８４页。
蓄意捏造。事实上，陈独秀在狱中和出狱后，虽然贫病交加，但有好几个在国民党内做官的学生送钱物给他，他一般都是不收的；就是收下一些，也都拿来接济别人。所以，陈独秀一直以清高廉洁著称，在社会上享有很高的声望，是不可能以每月３００元的“津贴”就出卖自己的灵魂的。可见，王明、康生诬陷陈独秀是“汉奸”的根据，完全是用捕风捉影、移花接木、无中生有的手法捏造出来的。①王明、康生如此明目张胆的捏造罪名，造成极为严重的后果。当时的形势是日寇疯狂进攻，北平、天津、上海、南京相继陷落，矛头直指武汉。全国人民在民族危亡面前，正同仇敌忾，团结自救。同时，国民党的腐败日益暴露，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深得人心。但是，由于王明、康生在共产党的刊物上肆意造谣，硬要把陈独秀这个刚从国民①张慕陶在１９３３年参加冯玉祥、吉鸿昌察北抗日同盟军的领导，并主持该军中共地下党的工作，因执行“左”倾中共中央要其把同盟军变成公开的“红军”，拉到山东打游击的指示未成，在同盟军失败后，被开除出党。
然后，他与托派分子杜畏之一起，在天津、北平、太原一带，联络地方上的上层实力派进行反蒋抗日活动，但从未在组织上加入托派。托派中央曾严厉批评杜畏之联络军阀上层的活动；并声明杜的活动与托派无关；张慕陶更不屑他们一顾。后来张得到阎锡山的重用，成为阎的高级慕僚。薄一波等到阎部进行统战工作时，曾争取张慕陶回到党内，他拒绝，并帮助阎进行反蒋反共工作。西安事变时，他主张杀蒋。所以，在抗战初期，王明、康生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和宣传工具，掀起巨大的宣传批判运动，并促使南京政府以“托派汉奸”罪，逮捕枪毙了张慕陶。实际上张慕陶不是死于托派，而是死于“反蒋”，成为蒋阎矛盾的牺牲品。
陈独秀因在出狱后未继续，进行反蒋活动，所以王明、康生之谋未遂。
党监狱中出来并积极主张抗日、具有重大影响的人物，打成“日特汉奸”，使广大有正义感的人们十分费解和不满，从而对中国共产党及其执行的统一战线政策产生了怀疑和动摇，并为那些热心反共的人们提供了口实，致使共产党的威信蒙受严重的损失。康生的文章更成为众矢之的。从１９３８年３月星拱（武汉大学校长）、周佛海（国防参议会参议员，江苏省教育厅长）、傅汝霖、梁寒操（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高一涵（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张西曼（国民党中央立法委员）、陶希圣（国防参议会议员）、林庚白（国民党中央立法委员）九人联名发表的公开信，指责说：“近来迭见共产党出版之《群众》、《解放》等刊物及《新华日报》，竟以全国一致抗日立场诬及陈独秀先生为汉奸匪徒，曾经接受日本津贴而执行间谍工作，此事殊出乎情理之外。独秀先生平生事业，早为国人所共见，在此次抗战中之言论行动，亦国人所周知。汉奸匪徒之头衔可加于独秀先生，则人人亦可任意加诸异已，此风断不可长。鄙人等现居武汉，与独秀先生时有往还，见闻亲切，对于彼蒙此莫须有之诬蔑，为正义，为友谊，均难缄默，为此代为表白。凡独秀先生海内外之知友及全国公正人士，谅有同感也。”
时值王明任中共长江局书记，中国共产党在武汉出版的《新华日报》，也在王明的领导之下①，写了几篇“短评”。但①潘梓年：《新华日报回忆片断》，《新华日报的回忆》，第３页，重庆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９年版。
这些“短评”非但没有提供“证据”来证明王明、康生的论断是站得住脚的，反而说什么“陈独秀是否汉奸问题，首先应该看陈独秀是否公开宣言脱离托派汉奸组织和反对托派汉奸行动以为断”①。后来又说：“陈独秀虽然声明了他与托派汉奸没有组织关系，可是直到今天还是托派思想的俘虏，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中国人民把陈独秀和托派汉奸联结在一起，不是没有理由的。”②“短评”硬把思想认识问题变成政治上的敌我问题，这种强词夺理的蛮横行为，更加引起公愤。此时，性格倔强的陈独秀，看了这些“短评”，也越发恼怒了。
他在３月１７日给《新华日报》写了一封公开信。信一开头叙述了他出狱初期在南京、武昌与叶剑英、博古、董必武友好的接触，以及“还有希望我回党的意思”（说明要陈独秀回党，并非号陈本人的要求，而是叶等人的提议），而现在，“忽然说我接受日本津贴充当间谍的事，我百思不得其故”。接着就驳斥了“陈独秀是否汉奸，要由陈独秀是否公开声明脱离托派汉奸组织和反对托派汉奸行动为断”的说法。信发泄了积郁在他心头多年的对党的怨恨，用了一些十分激烈的言词。当时，他是把王明、康生的错误行为完全看成是中共中央的旨意。
项庄舞剑，意在沛公。陈独秀哪里知道，王明、康生制造这个事件，打击陈独秀还在其次，主要矛头却是指向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①②《关于陈独秀来信》，《新华日报》１９３８年３月２０日。
《陈独秀是否托派汉奸问题》，《新华日报》，１９３８年３月１７日。
义在中共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之后，王明一直心中不满①，坐在莫斯科以太上皇自居。这次回来，他企图再次篡夺中央大权，在准备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他抛出了一个“七大”“准备委员会”的名单②。这个名单，把中共中央书记张闻天列在第六位，而他自己却列在第二位，只在毛泽东之下；但这他还不甘心，于是就寻找“石子”打人，在毛泽东、张闻天与罗汉、陈独秀联系合作抗日问题上大做文章。康生甚至用十分明白的语言旁敲侧击地说：“虽然陈匪独秀从九一八以来就与日寇勾结，然而，他还可以在武汉演讲，使用其老奸巨滑的侦探技术……让这些日寇汉奸在全国抗战之后方还能继续活动，这不能不是全中国人民的耻辱，全国抗战的损失。为了抗战的胜利，中国人民再不能容忍下去。”且听，让陈独秀“继续活动”，已属“不能容忍”，那么，主张与他“合作”，甚至要吸收其“回到党内”的中共中央，又当何罪？王明一方面在陈独秀问题上表现为极“左”，另一方面在抗战问题上表现为极右，主张“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反对独立自主；“保卫大武汉”，以城市为中心进行速决战、运动战，反对持久战，游击战③，所以他的倒行逆施很快破产。一九三①②③《中共中央关于传达王明主要错误深入进行整风的指示》（１９４４年１２月《解放》第２８期。
的正确路线。这次会议的政治、军事和组织路线是完全错误的”（《中共五十年》第７１页）。
八年九月二十九日至十一月六日，党中央召开了六届六中全会，批判了他的错误，撤销了长江局，建立了周恩来为书记的南方局和刘少奇为书记的中原局。王明终于垮台了。但是，他和康生在武汉的恶劣影响，却不是一下子就能消除的。在陈独秀的公开信之后，罗汉又发表了一封很长的公开信，还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都参加进来，对共产党发起围攻。周恩来为了捍卫党的利益，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对各方面人士做了许多工作，尤其几次托人去看望陈独秀，并嘱陈在当时“不要活动，不要发表文章”①，以免事态的继续扩大。任长沙八路军办事处主任的徐特立老人，也在何之瑜的陪同下，特意到武汉慰劝陈独秀，才使这场风波较快地平息了下来。
但是，陈独秀却不肯罢休，只答应暂时休战，准备将来“算总账”。他在当时给何之瑜的信中说：“徐老先生（指徐特立——引者）所说：‘事情是解决了的。’真使我莫明其妙！罗汉的事，有他自己与你们的信，我不愿多说。关于我，恐怕永无解决之一日。他们自己虽然没有继续说到我，而他们正在指使他们汉口及香港的外围，在刊物上，在口头上仍然大肆其造谣污蔑。我在社会上不是一个初出茅庐的人，社会自有公评。他们无情理的造谣中伤，于我无损，只他们自暴其丑陋而已。我拿定主意，暂时置之不理，惟随时收集材料，将①《黄理文谈陈独秀》（吴信忠整理）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资料。《周钦岳谈陈独秀》（周祖羲访问整理，１９８２年１２月）。周钦岳抗战期间任重庆《新蜀报》主编，与陈独秀和周恩来都有接触，曾帮助安排《新华日报》在重庆的出版。
来到法庭算总账，此无他也。……”①就这样，他与党的关系再一次，也是永远地破裂了。
王明垮台以后，周恩来曾多次托人请陈独秀到延安去。当时，中共中央的意思是把他弄到延安养起来，不让他在外面胡闹，因为他毕竟担任过中共中央的几届总书记。但是，都被陈独秀拒绝了②。他对劝他赴延安的好友朱蕴山说，中共中央里没有他可靠的人了，大钊死了，延年死了，他也“落后”了，“他们开会，我怎么办呢？我不能被人牵着鼻子走，弄得无结果而散”③。直到１９４０年６月１２日，他给友人的信中，还余怒未消地说：“彼等（指中共中央——引者）对弟造谣诬蔑无所不至，真是无理取闹。”④这说明他始终不能对所谓“日特汉奸”事件采取分析的态度，始终因王明、康生的错误行为而迁怒于中共中央；同时，“家长主义”的恶习也束缚了他的手脚，领袖做惯了，不能甘居于别人的领导之下。
如果他不感情用事，并且有点自知之明，到延安去看一看，面对抗日根据地军民生气勃勃的革命景象，看到他所梦寐以求的中国革命复兴希望之所在，那么，他那对政治形势一贯具有敏锐观察力的头脑，就会得出相应的结论；他晚年的思想，也许不会那样糟糕。
不过，说句公道话，从１９２９年被开除出党到１９４２年逝①②③④致杨鹏升的信（１９４０年６月１２日）。
朱蕴山：《关于陈独秀的几点回忆》（朱世同整理）未刊稿。
访问吴亮平谈话记录（１９８３年６月２１日，唐宝林整理）。
陈独秀致贺松生的信（１９３８年４月８日）。贺松生即何资深、何之瑜。
世，陈独秀与中共中央的矛盾虽然错综复杂，其性质是清楚的：即始终没有超出理论与路线的范畴，是革命阵营内部的矛盾。
另外，对于国民党明显地挑拨他与共产党的关系，他也是有所警惕的。１９３９年，叛徒张国焘曾向蒋介石提议：派国民党知名人士公开访问陈独秀，将陈的抗战言论编辑成册，来对付共产党在抗日宣传上的影响。于是，蒋介石便派胡宗南、戴笠带上礼物到江津白沙镇，微服私访陈独秀。他们还特意带了去年三月由傅汝霖、段锡朋等人在《大公报》上为陈的所谓“汉奸”事件辩护启事的剪报，认为这是提供陈大骂中共的最好材料。但陈独秀对胡、戴这两位不速之客，是有警惕的。他们见面时陈的第一句话，就捅到胡、戴的背后，问是不是蒋介石关照要来的。胡、戴答是。陈原以为他们是来审查他的行动的，就立即表示，自己是逃难入川，虽以国事萦怀，却并不与闻政治，更不曾有任何政治活动。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然后，陈就询问他们的来意。胡宗南一面让陈阅看带去的“启事”剪报，一面说：“受到人身攻击一事，大家不平则鸣。傅汝霖、段锡朋诸先生是陈老的学生，忘年之交的朋友，诸先生为陈老恢复名誉的辩护启事，乃国人之公论，民心之所向。今天特来求教，请陈老谈谈对国事的看法。值兹二次大战爆发，德军席卷欧陆，波罗的海四国乃苏俄前卫边沿，被德军闪电一击，不一周而尽失，眼看苏俄处于极不利之局。国内国共问题，由分而合，由合而斗，大战当前，如国策不能贯彻，前途实堪隐忧。为今之计，陈老意下如何？”胡宗南此话意思很清楚，国际形势对苏联不利，国内形势由于国共由合而斗，国策不能贯彻，前途实堪隐忧，你陈独秀个人又受到中共的诬陷，你还不起来大骂一通共产党？！
殊不知，陈不是三岁孩子，他听了胡、戴的话，看透了他们的来意，虽然他对共产党有一肚子怨气，但他坚守国共之间“中立”的立场，决不为国民党提供反共的弹药；自然，在这种场合，他也必须说些应酬的话，但更重要的是，他仍坚持自己独特的见解，于是，他沉默良久后慢吞吞地说出了这样一番话：“蒋先生的抗战决策，是符合国人愿望的。弱国强敌，速胜困难，只要举国上下，团结一致，则任何难关都可渡过。延安坐井观天，谬论横生。我本人多遭诬蔑，幸公道在人心，先生等所示剪报启事一则，足可证明。列名为我辩者，乃国内知名人士，有国民党的，有非国民党的，有以教育家闻名的。我原打算向法院起诉，因见代鸣不平的公启，乃作罢。先生等对我关注，深致谢意。本人孤陋寡闻，雅不愿公开发表言论，致引起喋喋不休之争。务请两君对今日晤谈，切勿见之报刊，此乃唯一的要求。言及世界局势，大不利于苏，殊出意料。斯大林之强权政治，初败于希、墨的极权政治，苏联好比烂冬瓜，前途将不可收拾。苏败，则延安决无前途。此大势所趋，非人力所能改变。请转告蒋先生好自为之。”①事后，戴笠将陈的谈话记录呈报蒋介石，蒋阅后说：“陈的见解深湛，眼光远大。”在蒋介石口中说出这样的话来，当然不足为怪。但从蒋派胡、戴访陈目的而论，陈无①沈醉、文强：《戴笠其人》第２０７—２１０页，文史资料出版社１９８０年版。
疑在这场斗争中巧妙地取得了胜利。因为不仅陈要他们把晤谈情况“切勿见之报刊”，而且从陈的谈话中，他们也的确捞不到他们想要的东西。同时也表明，陈独秀基本上听取了周恩来要他不要扩大事态的关照。还有力地说明，陈独秀转向托派以后，虽然反对中共中央的基本路线，但始终未象有些材料和章士钊提议的那样，与国民党反动派成为“犄角之势”，“合作反共”。相反，由于当时周恩来派董必武、朱蕴山、周钦岳等人对陈做了许多争取工作，国民党倒是时时害怕他再回到中共那边去，所以对他的监视工作始终不放松。而陈独秀则始终不为双方所动。１９４１年３月５日，陈独秀在给江津第九中学任教的何之瑜写的信中，谈到国民党派密探到该校侦探陈独秀的情况时，嘱咐何“不必谨慎过度”，“他们愿探的三件事（一）我们与干部派（指中共——引者）有无关系；（二）我们自己有无小组织；（三）有无反对政府的秘密行动。我们一件也没有。言行再加慎重些，他能探听什么呢？”陈独秀一生坎坷，但也一生光明磊落，无论兴衰成败，沉浮荣辱，始终不变其节，真是“依然白发老书生”。
六“终身反对派”颠沛流离入川痛悼亲友逝世早在１９３８年２月，陈独秀即有离汉之意。当时，陈钟凡曾推荐他到武汉大学教书，他拒绝，说“抚五（即王星拱——引者）与我至好，武大不便聘我教书，我所学亦无以教人”①。
他也拒绝托洛茨基及中国托派要他去美国的建议，一因他当时的身体已很不好，二来想国民党正式准他出国赴美，成功机会可说绝对没有。陈其昌等人曾请亚东图书馆老板汪孟邹致书中国驻美大使胡适，请他为他的老友陈独秀在美国大学里谋得一个客座教授的职位，让他赴美讲学。信发后，未见回音。②王文元等人还劝他去香港，以便脱出国民党对他的严①②抗战初期胡适曾为陈独秀去美国而奔走，胡适联系了一家图书公司，这家公司请陈去美国写自传，陈表示不去。
陈独秀致陈钟凡的信，转自陈钟凡：《陈仲甫先生印象记》。
密监视，他也不愿考虑，理由是“我们拥护与参加抗战，就无论如何得留在抗战地区，利用人家不得不给我们的合法身份来作公开批评；一去香港便自动放弃这个身份了”。①何之瑜陪徐特立到武汉调解所谓“日特汉奸”事件以后，他曾答应何的邀请，打算去长沙岳麓山下专心著述文字学，但是后来又改变主意，说“湖南非乐土，城市将难免为战区，乡间亦不无土匪侵害，故决计入川也”②。他所以选择入川，看来是想在抗战中有所作为。他在不得不送王文元回上海时，还与王约定：至多半年后，再到“大后方”相聚，“一起打开更有效的工作出路”③１９３８年２月１１日，陈独秀给何之瑜信中说：“弟一星期后，当可动身入川（罗汉、季严亦劝我往）……”但是由于发生了“日特汉奸”事件，他被迫耽下来打了一场笔墨官司。６月１６日，他准备乘当时在国民党中做事的包惠僧为他安排的差船离汉时，阔别三十年的大姐，携家逃难，突然到了汉口。姐弟患难相逢，悲欢交集。他对包惠僧说：“老姐姐来了，我怎能撇开他们，自己先行！”④这样，一直拖到７月初，才搭上“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个银行包的专轮入川。
离开了组织的陈独秀，许多事情都要靠朋友帮忙。他入川之意决定后，曾在一次宴会上征询民主人士章伯钧的意见，①②③④陈独秀致陈松年的信（１９３８年６月１４日）及陈松年的说明。
《双山回忆录》，第２４６页。。
陈独秀致贺松生（即何之瑜）的信（１９３８年２月１１日；７月８日）。
《托洛茨基致中国同志的信》第７４页的王文元译注。
章当即问在场的重庆《新蜀报》主编周钦岳：“仲甫入川怎么样？”周表示欢迎。不过在背后，他又根据共产党的意见，希望陈入川后，“千万不要活动，更不要发表什么政治性的东西，那么住和其他生活方面的问题，我都可以负责。”①可是，陈独秀总要顽强地表现自己。一到重庆他就又是演说——《资本主义在中国》，又是发表文章——《论游击队》等，常常文中带钩影射中共，使朋友十分为难。
时安排在“上石板街十五号川源公司”楼上②，这里是禁烟委员会主任李仲公的办事处。陈住下后，他在《新民报》、《新蜀报》的朋友张恨水、张慧剑、周钦岳便为他设宴洗尘。可是，由于政治的和物质的条件不容许，加上他的高血压病日益加重，重庆天气太闷，对病不利，又寻找不到合适的地方居住，所以他在重庆只住了一个月，就在江津国立九中校长邓季宣和皖籍名医邓仲纯（二人都是陈早年的同学和朋友）帮助下，于８月３日移居距离重庆上游水程１８０里的江津县城③。高语罕说他本不愿离开重庆，因他关心政局，江津太闭塞。但“政治的和物质的条件不容许，他只好退居人事比较闲适生活比较便宜的江津去做寓公”④。有一次他题李白的诗赠友自嘲曰：问君何事栖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闲；桃花流水①②③④淮南病叟（高语罕）：《陈独秀入川后》，南京《新民报》１９４７年１１月１９日。
陈独秀致陈松年的信（１９３８年８月９日）。
陈独秀致贺松生的信（１９３８年７月８日）。
《周钦岳谈陈独秀》。
杳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①江津当时约有８０万人口，是东川一个大县份，地势比重庆平坦。安徽国立第二中学经教育部批准立案后，改名“江津九中”，迁到此县，收容前方疏散到重庆的安徽教职员学生。当时这样的人员及其家属不下数千人，先后自各方迁来江津。陈独秀也因这种非亲即友的关系，带着潘兰珍和老母亲（继母谢氏）来到江津。初到江津，陈的境遇十分狼狈，如他给陈松年的信中所说：“不但用具全无，屋也没有了。”这是指原来说好，到江津住好友邓仲纯（又名邓初）之宅，但因对邓妻的工作没有做周全，人来了，她竟“闭门谢客”。陈独秀懊丧地说：“倘非携带行李多件，次日即再回重庆矣。”幸蒙同乡旧交方孝远先生的招待，才在小客栈暂栖下来；７日，又得东门郭家公馆房东同情，挪出楼房一间，住了进去，“聊以安身”。陈独秀叹曰：“出门之难如此。”②几个月后，因邓仲纯再次热忱邀请，以及资助邓开设“延年医院”的江津望族邓蟾秋、邓燮康叔侄的照顾，又勉强住进“延年医院”后院——黄荆街八十三号，与邓仲纯夫妇同住一宅。在这里。
陈独秀十分敬爱的母亲谢氏去世，使他十分悲痛。在给友人信中，他说：“弟遭丧以后，心绪不佳，血压高涨，两耳日夜轰鸣，几于半聋，已五十日，未见减轻，倘长久如此，则百事俱废矣。”以反封建著称的他，表示要遵守“丧制”，以尽孝道：“先母抚我之恩等于生母，心丧何止①②陈独秀致陈松年的信（１９３８年８月９日）。
秦园：《陈独秀江津题诗》，南京《新民报》（晚刊），１９４７年８月３日。
三年，形式丧制，弟固主短丧，免废人事，然酒食酬应以及为人作文作书，必待百日以后。”①此后不久，因潘兰珍与邓妻不睦等原因，陈独秀又通过他北大时的学生江津县县长黄鹏基的安排，住到江津大西门外江津一中校长施明璋家“施家大院”——“延陵别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