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惨世界》第９回，《曼殊全集》（２）第１５８页。.28
月余，因江津中学教员杨宾淑要求陈独秀帮助整理其祖父杨鲁承的遗著，陈才最后定居到距城约２０里的鹤山坪石墙院的杨鲁承旧居“杨氏山庄”，直到去世。
尽管陈独秀离开了“延年医院”后院，但他与邓仲纯一直保持着深厚的情谊，陈还两次去邓寓住过一个短时期：一次是１９４０年２月，从重庆治病回来，住了约３个月②；一次是这年１２月，因“乡下天寒，盗风又大炽”③。这是指他是年之物篆刻阳文“独秀山民”四字章及尚未出版的一部分文字学著作的草稿失窃，使他十分痛心④。后来，失窃衣物虽大半追回，唯这两件心爱文物“去如黄鹤”。另外，在鹤山坪居住期间，由于病痛不断，邓仲纯每隔二三天从城里到乡下来，为他免费诊疗一次；加上乡下通讯不便，所以，他的通讯地址一直是邓寓。这就是我们发现一九三九年以后，大多数陈独秀的书信都发自黄荆街八十三号的原因。至友邓仲纯似乎成①②③④陈独秀致杨鹏升的信（１９４０年８月３日）。
陈独秀致杨鹏升的信（１９４０年１２月１３日）。
陈独秀致杨鹏升的信（１９４０年２月２１日）。
陈独秀致杨鹏升的信（１９３９年５月５日）。
了他的保健医生和义务通讯员。
世，又使他怀念伤感不已。他在《蔡孑民先生逝世后感言》一文中称：“五四运动，是中国现代社会发展之必然的产物，无论是功是罪，都不应该专归到那几个人；可是蔡先生、适之和我，乃是当时在思想言论上负主要责任的人。”①在给友人信中，他又说：“弟前在金陵狱中，多承蔡先生照拂，今乃先我而死，弟之心情上天数伤痕中又增一伤痕矣！”②大姐死在江津上游４０里的油溪镇，享年６９岁。陈在《挽大姐》一诗中说他们兄弟姐妹四人，自己最小。长兄、二姐早逝，“大姐今又亡，微身且苟延”。今年春天，大姐病倒，陈去看望过她，分别时，“姐意愿谐往，临行复迟疑。送我西廓外，木立无言辞。依依不忍去，怅怅若有思。骨肉生死别，即此俄顷时。当时未警觉，至今苦追忆”。缠绵悱恻，感人至深。
重感情，重友谊，这是陈独秀品性中的一个显著特点。一般人往往只看到他固执己见，疾恶如仇，“性狷急不能容人，亦辄不见容于人”③，然而却忽略他重感情，重友谊的一面。这一点，晚年表现得尤为突出。其实他早年与苏曼殊等人的友情，也是十分深沉的。但晚年他对于亲友的感情，往往带有伤感和消极的因素。“穷而益坚，不坠青云之志”。一生清贫，没有压倒陈独秀，但对母亲，对大姐，对蔡元培等亲友去世①②③王森然：《近代二十家评传》，第２２１页。
陈独秀致杨鹏升的信（１９４０年４月７日）。
重庆《中央日报》（１９４０年３月２４日）。
的悲痛情绪，却使他受到极大的刺激。早在１９３７年听到被称为“中国托派中最杰出的女革命者——黎彩莲”逝世消息时，他就开始承认自己“老”了。他在给赵济的信中说：“彩莲的死使我很悲伤。一生中我遭遇到这样的事已不算少；可是我从来不曾如此难受过，也许是我老了……。”①现在，更亲爱的亲友迭亡，更使他沉缅于无限的悲痛和一个又一个沉重的精神打击之中，不能自拔。俗话说：“儿女情长，英雄气短。”
一种万念俱灰的因素悄悄进入他的头脑中，过去常挂在嘴上勉励别人和自勉的一句口头禅——“不进则退”的话，不讲了；事业上，一往无前的奋斗精神也消失了。这从他晚年所写的诗中也有表现：１９４１年７月，他在听说友人周光午、何之瑜、台静农、魏建功等于屈原祭日聚饮大醉之事后，作一诗赠魏建功曰：诗人枉向汨罗去，不及刘伶老醉乡。②诗中悲愤自己像屈原那样，纵然有忧国忧民之心和美好远大的政治抱负，亦为此而奋斗了一辈子，却不断地受挫，失败，甚至多次被捕坐牢，放逐天涯；若是如此屈死异乡，倒不如像西晋皖人“竹林七贤”之一刘伶那样，醉生梦死在故乡。
所有这些，给他晚年思想的急剧滑坡和对中国世界前途的悲观预测，打上了深深的烙印。①②手稿影印件。
《双山回忆录》，第２７７页。
最后论文书信抛弃一切主义陈独秀入川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形势又发生了一系列重大的变化：在国内，武汉、广州相继失守，国民党军队大溃败。蒋介石也逃到四川，把重庆定为“陪都”，凭借巴蜀天险，守着一点残山贝卷水，执行起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路线，不断制造反共摩擦，加剧了民族危机。国际上，苏联为粉碎帝国主义制造的东、西方“慕尼黑阴谋”，在１９３９年８月和加强边防，又爆发了苏芬战争；１９４０年９月，德日意结成军事同盟；１９４１年６月，希特勒发动侵苏战争；１２月，日本偷袭美国珍珠港海军基地，发动了太平洋战争……。
在这种形势下，上海托派临委于１９３８年１０月２８日发表了《为武汉广州失陷告全国民众书》，批判国民党１９２７年背叛革命后的种种罪恶，现在又“借‘应战’以达到它与帝国主义妥协的目的”；攻击中共葬送了大革命，随即又以盲动主义在乡村建立“苏维埃”，组织“红军”进行夺取政权的斗争，失败后又“奴颜婢膝地向国民党投降”，放弃阶级斗争，加深民众对英美法等帝国主义的幻想，“帮助了国民党政府欺骗政策的顺利进行”；还胡说抗战失败，断送了大半个中国是国共两党的“反动政策之分工合作（所谓国共合作）所造成的后果”；要求民众“重新认识国民党之一贯的妥协反动政策，尤其要立刻脱离史大林党的恶毒欺骗”，“立刻召集普选全权的紧急国民会议，以代替国民党的军事独裁领导抗战”。这种“极左派”的丑恶嘴脸被陈独秀致托洛茨基的信痛斥之后，他们又在１９３９年１月２０日《给中国国民党五中全会的一封公开信》中，企图修补一下自己的形象，建议：“（一）政府立即开放民众运动，给全国各党派各民众组织以完全公开宣传鼓动的自由（无条件的，不以三民主义为规范的）；（二）在上述的条件之下，我们准备和你们，和一切工会、一切抗日团体，及共产党以至其他党派共同合作发动民众，武装民众，组织民众，总而言之，在一切抗日群众活动及军事活动中，我们一致行动。”国民党当然不会采纳他们的这些“建议”。
陈独秀在四川密切注视着国内外政局的发展和上海托派的动向，继续不断地写文章和书信发表自己的政见，批评托派临委的荒谬主张。他的意见，就是后来被何之瑜收集在《陈独秀的最后论文和书信》一书中的“最后见解”，主要集中在民主与专政、战争与革命，以及与此两个问题相关联的中国与世界前途的问题上。
民主问题，一直是陈独秀与其他托派分子争论的中心点。
“革命性质”和“国民会议”问题上的争吵，实际上都是这个问题的反映。所以在狱中，陈对氏族社会以来民主主义的历史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在１９３６年，他终于得出了以下几个结论：一、自有人类以后，“民主主义乃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形成各阶段的内容与形态”；“在社会主义运动未发生以前，完成这些民主任务，乃人类进步之唯一伟大指标。所以民主主义乃是人类社会进步之一种动力”，“最浅薄的见解，莫如把民主主义看做是资产阶级的专利品”；“不要把民主主义的要求当做仅仅是推翻资产阶级军事独裁的手段而不是我们的目的。”
二、“不断革命”之真实意义，是“由无产阶级的政权来完成民主任务。没有无产阶级的政权，落后国的民主任务便无从完成。所以不能把完成民主革命和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分成两个阶段，完成前者再进行后者”。
三、无产阶级民主主义要“彻底铲除官僚主义”。“在这一意义上在现时代，只有无产阶级才是民主主义势力的真正代表；我们共产主义者同时也是真正的民主主义者。“史大林不懂得这一点，抛弃了民主主义，代之以官僚主义”；“蔑视民主主义的人，并不只是史大林，有许多浅薄的老布尔什维克党人，因为形式逻辑头脑的考茨基一班先生们，拿民主主义来对抗无产阶级独裁，他们也就拿无产阶级独裁来和民主主义对抗，两方面都以为民主主义和无产阶级独裁是不能并存的，同样是形式逻辑的头脑。”
这篇用另一个怪僻笔名“孔甲”（至今只发现一篇他用“孔甲”发表的文章）发表的题为《无产阶级与民主主义》的文章①，是陈系统地阐述民主主义的一篇代表作。它给予民主主义以崇高的历史地位，这一点是可取的。但是这里已有把民主“极端化”“超阶级化”的端倪。不过，要注意的是，这时他还只是把民主与“官僚主义”相对立，而还没有与“无产阶级专政（独裁）”相对立。相反，他恰恰批评了斯大林和考茨基从左右两方面将二者对立的“形式逻辑头脑”。但是后①《火花》第三卷第１期，１９３６年３月１０日出版。
来他的这些思想又有发展，民主主义的思想进一步升华，无产阶级专政彻底抛弃，从而在更高的层次上，有所收获，又有所失落。
被陈独秀批评为在莫斯科“蔑视民主主义”的空气中熏陶出来的青年之一王文元，在回忆陈写作和发表此文的背景时说：“在我第三次入狱之前（即１９３５年夏到１９３７年５月——引者），我们新建的理论机关报《火花》，记得只出了两期。……值得特别提出来的是陈独秀的一个提纲，关于民主主义的。它表示出这位中国启蒙运动大师思想上的新转变，他在不断跃进后的倒退。他比较郑重地研究了民主主义的历史发展。结果他达到了这样一个结论：人类的历史主要乃是一部民主的发展史。……民主是社会进步抑或倒退的最可信指标，它本身并不含有阶级性，更不是资产阶级的专利品，社会主义者若在民主头上扣上某某阶级的帽子而加以排拒，则是反动而非进步。他认为一个真正的工人国家绝对应该比任何资产阶级更加民主。”王评论说：“我们看到了独秀的文章，没有一个人同意。他把民主主义看成为一个超历史超阶级的范畴，还原成一个抽象的观念了。”①因为托派口口声声“无产阶级专政”，所以对民主主义嗤之以鼻，坚决反对陈独秀的观点，而使他们最不能容忍的是，陈独秀的思想继续发展下去，连“无产阶级专政”也否定了。
托洛茨基分子联盟”的莫斯科审判，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①《双山回忆录》第２０９—２１０页。
加米涅夫、布啥林、李可夫等一大批老布尔什维克都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对此，陈独秀在与濮德志等人争论时认为：“现在苏联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专政到反动派，我举双手赞成，但专政到人民，甚至专政到党内，难道是马克思列宁始料所及的吗？此无他，贱视民主之过也。”①但是，在“史大林的官僚主义集团”，并不反对苏联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相反，当蒋介石、日本、希特勒等反苏时，他们还一直站在保卫苏联这个“工人国家”的立场上，就是说，他们还是把斯大林的个人问题和苏联的政治制度分开的——反对斯大林，拥护苏联。陈独秀直到１９３８年３月发表的《抗战中应有的纲领》，还有“联合苏联及全世界的工农民众（日本的工农民众也在内）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内容。但是，长达三年之久的莫斯科审判，终于在１９３８年３月结束，主要被告全被枪决（托洛茨基也在１９４０年８月在墨西哥被暗杀）。而所有托派一开始就认为这并不是因为被告真犯有苏联宣布的什么“暗杀叛国罪”，而是斯大林消灭异己的结果；再加上，１９３９年的苏德协定和苏军进入芬兰境内这两件事的刺激，陈独秀的思想受到极大震动，于是，他重新审视了过去自己信仰的革命理论和观念，得出了一系列新的“意见”。其中有些问题早在狱中时就开始考虑了，如他在１９４０年９月给西流（即濮德志——引者）信中所说：“我根据苏俄二十年来①濮清泉：《我所知道的陈独秀》。
的经验，沉思熟虑了六七年，始决定了今天的意见。”①这些“意见”是：第一，认为民主主义是“超时代”、“超阶级”的：“民主是自从古代希腊罗马以至今天明天后天，每个时代被压迫的大众反抗少数特权阶层的旗帜，并非仅仅是某一特殊时代历史现象”；如果说无产阶级民主与资产阶级民主不同，那便是完全不了解民主之基本内容（法院外无捕人杀人权，政府反对党派公开存在，思想、出版、罢工、选举之自由权利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是一样的”；“资产阶级的民主和无产阶级的民主，其内容大致相同，只是实施的范围有广狭而已。”②第二，认为斯大林肃反扩大化的错误，是由苏联无产阶级专政的制度决定的：“史大林的一切罪恶，乃是无级（即无产阶级——引者）独裁制之逻辑的发展”；“在十月（即十月革命——引者）后的苏俄，明明是独裁制产生了史大林，而不是有了史大林才产生独裁制”；“十月以来，轻率的把民主制和资产阶级统治一同推翻。”③第三，把纳粹主义与布尔什维克等量齐观，彻底否定“无产阶级专政”制度：“现在德俄两国国社主义及格柏乌政治，意大利和日本是附从地位，是现代宗教法庭，此时人类若要前进，必须首先打倒这个比中世纪的宗教法庭还要黑暗①②③《给西流的信》（１９４０年９月），《陈独秀最后论文和书信》第３６、３７页。
《给西流的信》（１９４０年９月），《陈独秀最后论文和书信》第３６、３７页。
《陈独秀的最后论文和书信》第３５页。
的国社主义和格柏乌政治。”①“像俄国的苏维埃，比资产阶级的形式民主议会还不如。”②“所谓‘无产阶级独裁’根本没有这样东西，即党的独裁，结果也只能是领袖独裁，任何独裁制都和残暴、蒙蔽、欺骗、贪污、腐化的官僚政治是不能分离的。”③所以他称莫斯科、柏林、罗马为“三大反动堡垒”（东京倒不是），呼吁世界人民首先推翻这“三大反动堡垒”；“目前全世界的一切斗争，必须与推翻这三大反动堡垒连系起来，才有意义”④。他坚信，未来世界，民主主义最终将战胜各种专制独裁制度，实现“无产阶级民主制以至全民民主制”。
第四，认为反对斯大林政权不是反对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专政与社会主义是对立的：“政治上民主主义和经济上社会主义，是相成而非相反的东西”；“斯大林式的官僚政权……决不能创造甚么社会主义。”⑤“至于现在的苏俄，不但它的生产力不能胜任领导国，它自身早已离开社会主义了。”⑥对于苏联，“若要硬说它是社会主义，便未免糟蹋了社会主义”。⑦①②③④⑤⑥⑦《被压迫民族之前途》，同上书第２１页。
《再论世界大势》，同上书第１５页。
《我的根本意见》，《陈独秀的最后论文和书信》，第３页。
《给西流的信》（１９４０年９月），《陈独秀的最后论文和书信》第３６、３７页。
陈独秀：《我的根本意见》，同上第３页。
《给西流的信》（１９４０年９月），《陈独秀的最后论文和书信》第３６、３７页。
陈独秀：《给西流的信》（１９４０年４月２４日），《陈独秀的最后论文和书信》第３０页。
第五，大战中不能引发革命，殖民地不能获得独立，最好的前途是做英美帝国主义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在此次大战结果之前，甚至战后短时期中，大众的民主革命无实现之可能。”①“若希望在此次大战中，转帝国主义战争为推翻一切帝国主义的战争，那便是全然不靠近事实的幻想了。”“有人甚至梦想战争会引起社会主义革命就快到来，不幸事实幻灭了他们的美梦。”②他甚至认为战争中的“印度独立运动也是反动的”③。“美国胜利了，我们如果能努力自新，不再包庇贪污，有可能恢复以前半殖民地的地位。”④第六，对于世界前途悲观。他同意王文元的“战争变质论”，认为“中日战争已因帝国主义大战而变质”；整个大战是“英美和德国两大帝国主义互争世界奴隶统治权”的战争⑤。因此，“此次若是德俄胜利了，人类将更加黑暗至少半个世纪，若胜利属于英法美，保持了资产阶级民主，然后才有道路走向大众的民主。”他甚至设想，“大战如果胜利属于希特勒……则将来法西斯蒂专政会和以前一样，普遍的发展，而且形成历史上一整个时期”⑥。
特别要指出的是，陈独秀在理论上的变化。起先，他在把托洛茨基理论视为马克思主义的托派分子面前还羞羞答①②③④⑤⑥陈独秀：《再论世界大势》。
陈独秀：《我的根本意见》。
陈独秀：《战后世界大势之轮廓》。
陈独秀：《给西流等的信》。
《战后世界大势之轮廓》，《陈独秀最后论文和书信》第４２页。
《给西流等的信》，同上书第３０页。
答，欲抱琵琶半遮面，反对斯大林，反对布尔什维克主义，并不明确反对马克思主义。
譬如他说：“近作根本意见，亦未涉及何种主义，第七条主张重新估计布尔什维克的理论及其领袖（列宁托洛茨基包括在内）之价值，乃根据苏俄二十年的教训，非拟照马克思主义为尺度也。”①但是，在要他“跳出马克思主义圈子”的反共政客孙洪伊、胡秋原、郑学稼面前，他一点遮羞布也不用了。郑学稼当时是复旦大学教授，被何之瑜称为专门用托派理论进行反共的“国民党蓝衣社理论家”。在陈独秀出狱到武汉时二人才认识，后来彼此书信往来密切。１９４１年１２月１４日，郑学稼在致陈独秀的信中，认为马克思主义只适用于俄国，而不适用于中国，并说“布尔什维克与法西斯为孪生儿”。陈独秀在１２月２３日回信说：“列（宁）托（洛茨基）·之·见·解，·在·中·国·不·合，·在·俄·国·及·西·欧·又·何而发。在我自己则已估定他们的价值，我认为纳粹是普鲁士与布尔什维克之混合物。弟评论他们乃用科学的态度，并非依任何教派的观点，更不屑以布尔什维克正统自居也。鄙见很难得人赞同。读来书‘布尔什维克与法西斯为孪生儿’之说，不禁拍掌大悦！弟久拟写一册《俄国革命的教训》，·将·我①②《陈独秀先生晚年致郑学稼教授原函墨迹》，台湾《传记文学》第３０卷第陈独秀：《给Ｓ和Ｈ的信》。耳！”②从陈独秀的这些言论里，我们可以看到他最后的思想走得有多远了。如果那本《俄国革命的教训》写成的话，那些宣称“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的任何反共理论家，都只能望其项背而自叹不如了。因为他不仅抛弃了托洛茨基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而且把马克思主义也彻底地抛弃了，“十月革命”也否定了。用他自己的话说，完全以个人口味为中心，跳出一切圈子，“见得第三国际道理不对处，便反对它，对第四国际第五国际，第……国际亦然。”他高兴地戴上了胡适赠送给他的“终身的反对派”的桂冠①。他不仅在思想上，而且，在政治上也是如此。当时他曾对邓仲纯说：“冯玉祥倒过袁世凯，杀过吴佩孚的回马枪，囚禁过曹锟，驱逐过傅作义，反过蒋介石，人称倒戈将军。我和这位将军有些类似，一生就会作反对派，从反满清一直到反薄介石。”②陈独秀以“反对派”为荣，但他却不会总结哪些反对了，哪些反错了。
“最后见解”是非多悲观论调指前途陈独秀逐渐形成的“最后见解”，首先遭到上海托派临委的强烈反对。１９４０年６月和１９４１年１月，托派临委对陈独秀问题先后作出了两个决议：《临委对Ｄ．Ｓ．来信的决议》和①②黄永盛、王亚非：《陈独秀在江津的最后岁月》，《革命史资料》第６期。
陈独秀：《给Ｓ和Ｈ的信》。
《关于Ｄ．Ｓ．对民主和独裁等问题的意见的决议》①。
托派临委摘引了托洛茨基生前为第四国际起草的文件，指出不应把即将到来的世界大战“描写成为民主主义与法西斯主义之闻的战争”；因为战争的双方都有“反动的性质，无论那一方阵营胜利，人类都会被抛到老远的后面去。”因此，他们宣称应贯彻列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制作出来的关于战争的原则”。由此出发，批判陈独秀主张站在民主阵营一边反对法西斯阵营的立场，“在本质上是英法帝国主义的狭隘爱国主义的思想，是普列汉诺夫、格德和亨得曼在第一次大战中所表现的极端可耻的机会主义之再版”。托派临委认为在战争中应无条件地“保卫苏联的社会主义（当然是病态的）”，保卫它的“社会主义财产制度”，批判陈独秀拥护英美而把苏联与法西斯德国“放在同一平面上加以攻击和诅咒，……其昏乱和反动与第二国际的最庸俗的机会主义者是毫无二致的”。
他们还批判陈独秀反对在战争中引发革命的主张，是“企图以此来阻止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来维持资本主义（特别是英法的资本主义）的现存制度”。
托派临委严厉警告说：“Ｄ．Ｓ．对于战争与革命的意见，对于民主与专政及苏联等问题的意见，现在已经发展到了顶点，发展到了完全离开第四国际的立场，完全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离开了无产阶级立场而站到最庸俗的最反动的小资产阶级的机会主义者的立场上去了。现在的问题是：不是Ｄ．Ｓ．完全放弃他的荒谬的意见，就是他离开第四国际，离开革命，①《保卫马克思主义》卷一，第２９—３５页。
中间的道路是没有的。”但同时又要求“Ｄ．Ｓ．同志不要将自己的意见公开向外发表，以免引起我们中间的严重纠纷。”可见，直到这时，托派临委还把陈独秀视为他们组织的一员。这种情况一直维持到陈独秀逝世。
陈独秀自然不接受临委的批判，而且他不怕孤立，决不沉默，或直接给临委写信，或请人代转，讥讽他们把列宁在第一次大战中的原则搬到今天，在战争中引发革命是“做梦”，是“抄袭陈文的八股家”，是“对实际的历史事实发展闭起眼睛，一味玩弄抽象公式”，“只能有助于日本”，“只能有助于希特勒”云云。就这样，双方又进行了一场大混战。不过在这场论战中，陈独秀始终处于一个人的少数。正如李福仁后来在《第四国际》杂志上所提供的“证言”：“一方面在四川乡村中的陈独秀，另方面在上海的中央委员会，用书面进行争论，结果陈独秀居于单独一人的少数，”“陈独秀的政治思想，在中国组织内找不到一个拥护者。”①连与他私人友谊很深的郑超麟、王文元、陈其昌等人，也不得不承认：“我们，非但不曾拥护陈独秀的主张，而且与他进行了最不含糊的争辩，以致最后，这位‘老人’发了脾气，与我们绝交了。”②陈独秀早年曾写过一首《感遇诗》，赞颂“夸父追日”和①②中国共产主义同盟（国际主义派）：《致美国（第四国际）杂志编辑部的信》（１９４７年１０月２０日）《第四国际》（美）１９４２年七、八月合刊，第２４１页。
“精卫填海”的精神。①他的一生也有这种显著的“孤军奋战”的精神，为了他认定的“真理”，即使剩下一个人，也要奋斗到底。这种精神，确曾使他取得辉煌的业绩，而显赫一时；但另一方面，当他认定的“真理”并非真理时，这种精神就使他在错误的泥沼中越陷越深，而难以自拔了。这里并不是说他应该接受托派的荒谬主张，而是应该虚心地考虑当时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新民主主义的革命理论。这样，也许他的晚年思想不至于走得那样远。
在对待陈独秀和抗战的新形势、新策略的问题上，托派中央也逐渐发生分裂。１９４０年，郑超麟在安徽养病结束后来到上海，参加了相当于托派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斗争》报编委会。郑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如《在革命的失败主义大旗之下》和《论中国对日战争有无客观的进步意义》等，提出了系统的“失败主义”的思想和主张。郑超麟认为“中国没有民族的革命”。因为中国革命不是资产阶级民主性的革命，将来的政权不是工农民主专政，不是建立独立自由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民族国家。托洛茨基也从来不称中国革命为“民族的革命”，而称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革命。郑说：“说中国没有民族革命，这并不是等于说未来中国革命中没有民族解放运动”，但是，“在未来中国革命之中，民族解放运动是没有力量的，而且在某种限度之下带着反动的性质”。因为“有些力量表面上似乎是‘民族的’，而其实不过是掩饰着十足的阶级斗争”；“所谓‘国民’，所谓‘人民’，所谓①《民立报》１９１１年１月５日。
‘ＰＥＯＰＬＥ’，是不存在的，存在的是无产阶级、农民、城乡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地主，他们重视各自阶级的利益过于中华民族的利益，……殖民地的阶级分化和斗争如此之深刻和激烈，使得殖民地中不能存在一个人群为了共同的民族利益而暂时忘记其阶级利益”。因此，他认为群众的“爱国主义”只是一种“幻想和成见”，势必被“反革命所利用”①。他甚至说“中国对日战争自始即没有客观的进步意义”②；“无论在殖民地和非殖民地，爱国主义都是反动的”。为了打破这种“反动”，“惟有赤裸裸的阶级斗争！”他宣称：“我们第一步应当破坏资产阶级政府机构和军队系统，即是应当实行失败主义。‘转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列宁这个旧口号恰合新中国的需要”；“‘先安内而后攘外’，蒋介石这话说得比中国一切马克思主义者都高明。……我们只有彻底解决中国的国内问题，才能排除外国的侵略。”最后他说：“我们把堂堂正正的革命的失败主义大旗树起来！这个大旗将为中国的革命者和非革命者的分界点。”③恐怕在历史上很难找到这样一个把“极左”和极右触目惊心地结合在一起的样极了：把列宁在第一次大战中的政策，原封不动地搬到中国抗战中来，为虎作伥，替日本侵略者效劳。不管他们主观愿望如何，也不管他们口头上说得如何好①②③意因：《在革命的失败主义大旗之下》。
意因：《论中国对日战争有无客观的进步意义》，《校内生活》《火花》第意因：《在革命的失败主义大旗之下》，《校内生活》《火花》第３卷第５期，听，问题的实质和结果，只能是这样。
但是，这种谬论在１９４０年上半年到１９４１年年初，在托派临委中竟得到了多数的拥护。王文元发明了“战争变质论”，认为由于日美冲突加剧，世界大战即将爆发，中国抗战已成为帝国主义争夺殖民地战争的一部分，失去了原有的进步性，所以他和陈其昌、楼国华等人转而支持郑超麟的“失败主义”主张，刘家良亦然①。
彭述之坚持原来的立场，拥护第四国际关于“以国内战争转变帝国主义战争”及在战争中引发革命的原则，但反对郑超麟的“失败主义”主张，而提出“保卫主义”的主张，即支持中国抗战，在战争胜利中夺取政权，为此，他们把主要精力，还是放在攻击导致抗战失败的国民党的“腐败”和共产党的“背叛”上。于是，“失败主义”与“保卫主义”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开始彭述之处于少数。后来，李福仁介入，情况发生变化②。
托洛茨基及其操纵下的第四国际，也坚持抗战初期的立场，即彭述之等人的立场：支持中国抗战，反对国共合作。托在他被刺死前一个月（１９４０年７月）给中国托派写的《俄国革命史》中文版（托洛茨基著，郑超麟、王文元译）自序中，还在攻击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说：“在中国革命中，①②李福仁：《中国抗战与保卫苏联》，《保卫马克思主义》，卷二；《双山回忆录》，第２６３页。
李福仁：《中国抗战与保卫苏联》，《保卫马克思主义》，卷二；《双山回忆录》，第２６３页。
斯大林居然将孟什维克派……的政策，实行到底了。……以至反战争的阶级斗争成为不可能的。”①１９４１年初，李福仁根据托洛茨基生前指示精神，起草了一个决议，由“第四国际太平洋书记处”名义通过后，带到中国，支持彭述之的立场。②于是刘家良等人就倒向彭述之一边，使彭述之一方成了“多数派”，控制了托派中央临委。１９４１年２月２３日彭控制的“中央临委会”发出《通告》③，这个《通告》还附上陈独秀的书信和郑、彭两派的争论文章，要求在４月底以前，在托派内部，就抗战性质和是否应该取“失败主义”等问题进行正式讨论。结果，７月１３日，彭述之、刘家良等人，在排除郑超麟等４人的情况下，召开了“中国共产主义同盟——第四国际支部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发表了大会宣言，自吹自擂地宣称：“中国四年来抗战所以遭逢失败，其主要的原因就是中国没有一个能真正代表中国广大工农群众利益的革命党！
……今后只有集中力量创造一个新的无产阶级革命党才能够保证抗战的胜利和工农的解放”；而中国共产主义同盟，“始终坚守无产阶级革命的政纲，……没有向资产阶级作过任何妥协，我们没有在反动的‘阶级合作’舆论之下低头”，因此“只有它最有资格担当新党的组织任务”④。大会选出了由彭、刘、李（福仁）、蒋（振东）、毛（鸿钅监）等人组成的新中委。①②③④《斗争》，第５卷第５期。
《校内生活》、《火花》，第３卷第５期合刊。
《双山回忆录》，第２６３页。
托洛茨基：《中国革命问题》，第３６８页。
楼国华、陈其昌被排挤出来，郑超麟、王文元被排挤出《斗争》报编委会。郑超麟等人提出继续讨论政治问题的要求，也被托派“新中央”拒绝。于是郑超鳞等便另出一个托派机关报《国际主义者》。从此，中国托派再次正式分裂成两派：彭述之为首的“多数派”，又称“斗争报派”；郑超麟为首的“少数派”，又称“国际主义派”。
两派分裂后，互相攻讦更烈。“少数派”骂对方是“顽固的机会主义”、“愚蠢的机会主义”①；“多数派”骂陈独秀是“机会主义的民主白痴”，骂“少数派”是“极左派”、“教派主义”、“长了胡子的幼稚病”、“反陈独秀机会主义上的中派主义、调和主义和折衷主义”、“最无骨头的机会主义”等等②。
郑超麟、王文元、陈其昌等人不同意陈独秀的政见，但出于对陈独秀的私人友谊，不愿直接批判陈独秀，更反对制裁陈独秀。他们认为陈与“多数派”的立场同样是“保卫主义”，批判了“多数派”，等于是批判了陈独秀的错误，此其一。其二，陈与“多数派”的不同在于陈独秀“不借用托洛茨基主义辞藻来修饰他的意见，那些保卫主义者则开口‘第四国际纲领’，闭口‘第四国际纲领’”③。所以他们敬佩陈独秀的诚实，而鄙夷彭述之等人的虚伪。其三，少数派认为陈①②③意因：发表《意因写给陈独秀的信》的按语，《国际主义者》第３期，１９４２年６月２５日出版。
犀照：《对两条路线的斗争》，《保卫马克思主义》卷２。耀如（刘家良）：《保卫马克思主义》序文。
中国共产主义同盟（国际主义派）：《致美国（第四国际）杂志编辑部的信》。
独秀的一切错误结论是在假设战争中不能引发革命的前提下产生的，如果局势有变，出现他们期望的“第三次革命”，陈还会回到他们的立场上来的。所以，他们宁愿与陈互相保留观点，让事实来证明谁是谁非。为此，郑超麟给陈独秀写了一封长信①，对陈独秀的政治见解，提出了针锋相对的看法：（一）对于战争中爆发革命问题，郑对陈的《我的根本意见》表示：“有许多条，在文字上说，我都可以完全同意的，尤其最初五条和最后四条。但有一个根本点，我和你不相同，就是：有无革命起来干涉战争。不错，现在是最反动的局面，现在全凭事实看不出丝毫革命的影子，但革命究竟是客观历史过程，即使没有一个党，即使没有人自觉地去准备革命，革命仍旧是要来的，而且就在这个战争之中到来。”认为“现在我们正处在（俄国）一九一五——一九一六年那样的时代”。
（二）关于民主与独裁制度的选择问题，郑说：“我也不否认现在英美政制优于德意政制，但……我们现在的问题并非是在资产阶级这两个统治形式之中选择一个较好的，而是根本不要这两个形式，因为战争向我们提出了根本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任务了”；“我们革命党只能从革命前途出发，如果拿去这个前途，我们在中国只好选择做菲律宾人或高丽人两条道路了。做菲律宾人自然比做高丽人好些，但不值得去牺牲性命求做菲律宾人的。”（三）对于无产阶级专政，郑说：“我们有权利希望未来的无产阶级专政不会产生‘史大林’，因为①《国际主义者》第３期。据郑超麟在发表此信时写的按语说，此信在陈独秀去世前未及发出。
第二次革命潮将成功于好几个先进国家，……苏联的试验还不够给我们证明这个理论是行不通的。再来一个试验，如果再产生一个‘史大林’的话，我们才肯怀疑这个理论。”
“少数派”与陈独秀观点对立严重，但论战态度比较温和；“多数派”与陈观点距离较小，但论战态度比较粗野，主要是谩骂，用语也相当刻薄。由于两派都站在更加错误甚至反动的立场上来批判陈的“政治见解”，自然不能说服和压倒陈独秀，反而更加把他推向极端。陈在１９４１年１２月７日给某某的一封信①中谈到托派分裂时说：“文元等几个人在上海开什么全国大会，已够令人发笑了；他们（指彭述之等人——引者）以全国代表大会的名义，排斥别人是少数派，这是史大林派的态度活现，这更加令人发笑。他们自以为是多数派即布尔什维克，其实布尔什维克并非马克思主义，乃是俄国急进的小资产阶级亦即法国的布朗基主义、德国此时的纳粹主义即旧的普鲁士与新的布尔什维克之混合物。……弟将继续为文说明布尔什维克的横暴，欺诈等罪恶，有机会即公开发表。”
“多数派”和“少数派”的争吵愈演愈烈，虽经后来第四国际多方调解，要他们建立统一的“中国无产阶级政党”，以与中国共产党分庭抗礼，但是始终也没有统一起来。直到全国解放前夕，他们为了与中共争夺天下，两派分别匆匆“建党”。“多数派”建立了彭述之为首的“中国革命共产党”，“少数派”建立了王文元为书记（实际灵魂是郑超麟）的“中①《保卫马克思主义》卷一，附录《Ｄ．Ｓ．来信》第２０页。
国国际主义工人党”，二者都被接纳为“第四国际的中国支部”。至今这两派还有在香港和海外的组织，它们在“第四国际”的指挥下，进行反共反华的活动。
客观地说，陈独秀“最后见解”的是非是复杂的。自“见解”产生以来近半个世纪的历史表明：它既有偏激之词，又有深刻之见；既有主观妄测，又有英明预见。有些意见的价值，还有待后人去评说，有待将来的事实去检验。
首先，陈独秀以虚无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是不科学的。不错，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社会实践，而马克思主义正是在实践中不断总结、丰富和发展的真理。教条主义者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教条，从而使它失去了真理性，那不是它本身的过错；如果有人因为马克思主义被教条主义糟蹋而抛弃它，那么就犯了与教条主义者同样的错误。人类在实践中是不能没有理论指引的。
斯大林晚年的错误，当然不能简单地归罪于他个人，也不能说与制度无关。但是，到底是无产阶级专政制度本身的原因呢？还是制度缺陷造成的后果。如果是前者，就要从根本上否定无产阶级专政，如果是后者，则是加强民主、加强法制，从而改善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制度的问题。陈的错误正是采取了前一种立场。他把当时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在镇压国内外阶级敌人颠覆破坏活动中，由于没有经验、国家制度某些环节上的缺陷所造成的错误，看成是整个无产阶级专政制度的罪恶，把无产阶级专政与资产阶级专政甚至法西斯专政等同起来，把无产阶级专政与无产阶级民主对立起来，从而彻底否定无产阶级专政制度。其实，无产阶级专政与资产阶级专政的性质是完全不同的。前者保护人民利益，后者残害人民利益。无产阶级专政与无产阶级民主本来是并不对立的，而是统一的。只有加强无产阶级专政，才有广泛的人民民主，若削弱无产阶级专政，就会损害人民民主。在阶级消亡和外国帝国主义的侵略威胁消除以前，国家的专政职能是不能取消的。它的存在同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并不矛盾，它们的正确有效的工作不是妨碍而是保证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化。
陈独秀“最后见解”中最有价值的部分，是“无产阶级民主”的思想。这个思想纠正了马克思主义传统理论中强调无产阶级专政、轻视无产阶级民主的倾向，为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发展，指出了一个重要方面。由于马恩列斯毛始终片面强调无产阶级政权对敌人专政的职能，提出承认不承认无产阶级专政是区别真假马克思主义者的“试金石”，因此，马克思主义学说中，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十分丰富，无产阶级民主的理论极端贫乏。这是斯大林和毛泽东等在无产阶级专政制度建设中犯错误的理论根源。
为了克服失误，推进社会主义事业，中国、苏联等一些社会主义国家都开展了改革，而政治民主化是改革最重要的目标。陈独秀关于没有民主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论断是极其深刻的。在建设无产阶级民主制的过程中，他主张借鉴资产阶级民主制，也不是不可取的。
陈独秀主张无产阶级民主制借鉴资产阶级民主制的意见，一直被人们所误解，左右两边的人都认为他“回到资产阶级民主的老路上去了”。胡适曾在１９４９年４月１４日离开大陆时，在太平洋一只船上，为《陈独秀的最后论文和书信》一书写了“序言”，竭力吹捧陈独秀的这些“独立思想”“实在是他大觉大悟的见解”，并将该书书名改为《陈独秀最后对于民主政治的见解（论文和书信）》①。直到１９７７年５月，台湾《传记文学》杂志社召开的“陈独秀先生座谈会”，还吹捧陈独秀的“最后民主见解”，建议“编印更完备的陈氏的‘最后见解’，并译成外文，广为流传（包括空投或邮寄共党统治区），使国人与世人认识这位曾是共产党领袖的中国知识分子怎样经过沉思熟虑的痛苦经验，彻底否定了所谓无产阶级专政的共产制度。”②这自然是痴人说梦，但也说明了陈的“最后见解”的客观效果有不好的一面。
陈独秀的这些最后见解，当时主要表现在他与几个托派头目及郑学稼等人的通信中，没有多少人知晓。只有《战后世界大势之轮廓》一文，登载在１９４２年３月２１日的重庆《大公报》上（距他逝世前才两个月），该文大肆散布悲观论调，认为战争结果德日胜利可能性“最大”，若此，“中国必然沦为殖民地”；若美国胜利，中国也只能恢复半殖民地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