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惨世界》第９回，《曼殊全集》（２）第１５８页。.29
文章还攻击苏联的内外政策，给正在艰苦进行的国内外反法西斯战争大泼冷水，因此，该文一发表立即引起强烈反响。国民党认为其有碍对苏外交，在得知成都《新新新闻》也想刊登此文时，由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战时新闻检查局主任委员潘①②《传记文学》编者：《关于“陈独秀先生座谈会”的几句话》，该杂志第３０卷第５期。
广州自由中国出版社１９４９年６月出版。
某署名拟文，指责陈文“内容乖谬，违反抗建国策”，指令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查处检扣”①。《大公报》本来还要登陈文的续篇《再论世界大势》，即被禁止，开了天窗。于是陈文被禁的消息不胫而走，流传开来。江津县国民党县党部立即对陈独秀组织围攻，并特地召开一个大会，请来外省的一位老牌国民党员上台讲话，“大骂仲甫是反革命”。对此，陈独秀十分气恼。
中国共产党对陈独秀的政治见解也持否定态度。早在德国希特勒发动侵苏战争的第二天，即１９４１年６月２３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中就指出：侵苏战争“不仅是反对苏联的，而且是反对一切民族的自由和独立的”。所以，“目前共产党人在全世界的任务是动员各国人民组织国际统一战线，为着反对法西斯而斗争，为着·保·卫·苏·联、·保·卫·中·国、（一）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国共合作，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即用此以援助苏联。
（二）对于大资产阶级中的反动分子的任何反苏反共的活动，必须坚决反抗。
（三）在外交上，同英美及其他国家一切反对德意日法西斯统治者的人们联合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②①②《关于反法西斯的国际统一战线》，《毛泽东选集》第７６４页。
军事委员会战时新闻检查局公函第８４３２号。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公函第１１６３号。
陈独秀这时的思想是违背这些方针的。虽然他站在“英美”一边与第三条似乎相似，但陈的目标是打倒“德苏”，实质也是不同的。至于中国抗战前途，毛泽东指出是“建设新民主主义的中国，也就是革命的三民主义的中国”。这个前景，在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已经实现，而且在全中国也必将实现。“我们应发扬八路军新四军的战绩，反对一切失败主义者和投降主义者。”①这又是与陈独秀认为中国前途不是殖民地便是半殖民地的观点相对立的。但是，鉴于陈独秀不是一般人物，他在抗战初期表示的瑕多瑜少的政治主张已经对时局发生过不良的影响，再加上“日特汉奸”事件促使他产生了对中国共产党更加对立的情绪等原因，中共领导，特别是周恩来，在执行上述方针时，曾通过周钦岳、朱蕴山、邓仲纯等友好人士，对陈独秀做工作，希望他入川后“不要活动，不要发表演说，不要发表文章”②。可是，这位“老先生”真是本性难移，总要顽强地表现自己；尽管他自己也明白，他的意见不要说“曲高和寡”，简直没有一个人赞同他，他还是那样“孤芳自赏”，不顾后果地发表自己的政治见解。
为了消除陈独秀在《大公报》上那篇文章的不良影响，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发表了一篇署名文章③，指出陈文的“主旨是在否认苏联社会主义，否认中国三民主义，否认①②③李心清：《斥陈独秀的投降主义理论》，《解放日报》１９４２年５月８日。
朱蕴山：《关于陈独秀的几点回忆》；《周钦岳谈陈独秀》。
《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演说》、《揭破远东幕尼黑的阴谋》，同上书，第全世界的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否认反法西斯阵线的存在和力量，否认战后世界的任何光明前途。”这确是点出了陈文的要害。尤其是陈认为战争是两个帝国主义集团争夺霸权，其他任何国家不是依附于这个集团，便是依附于那个集团的观点，中国抗战的前途是殖民地，或半殖民地，以及否认苏联是反法西斯战争的中坚，否认苏联已经开始扭转苏德战场局势的观点，正是当时德日反动派和汪精卫汉奸们所需要的“理论”。文章还指出：“这样的‘理论’的出现和传播，决不能是偶然的。今天正是全世界战局相持不决。正是德国宣传着要发动春季攻势，日寇也要卖力气以相配合，正是反法西斯战局紧急关头，而一部分民族立场不坚定的人，为法西斯的宣传所吓倒，因而悲观动摇的情绪和倒行逆施的行为逐渐增强起来”。正是这些人需要陈独秀的“理论”。
实际上，陈独秀在中国抗战前途问题上的悲观论调——做日本或英美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是他过去“二次革命论”的回潮。他过去曾严厉批判过刘仁静说的在国民党统治下，国家统一、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对工人阶级重新集结、发展、壮大，组织政党，发动革命有好处的观点，可是现在，他却一再宣传这种观点。他认为真正的无产阶级政党只有“在工业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才能够生长起来”。①因此，他不承认中共是无产阶级的政党，主张“须等待一个时期”，到那时，即“战后工业开始恢复（无论在外国或本国的统治之下），才①陈独秀：《资本主义在中国》，《陈独秀先生抗战文集》第６集，亚东１９３８年版。
是我们工作较顺利之时。我们的工作较顺利之时，号称马克思主义的秘密或半公开的小团体，必然在好些地方发生。没有大运动，没有中心势力，这些小团体是很难统一的。只有组织上获得相当数量的工人群众，………才能够得上做重新创造无产阶级政党的中心势力”①。
按照这种说法，中国无产阶级政党不知何年才能产生，中国革命的胜利更是遥遥无期。
因为在国民党统治下，中国要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完全是一种幻想。
陈独秀的这些政见与他批判的托派“失败主义”论调有异曲同工之妙。二者都认为第二次大战是两个帝国主义集团争夺殖民地的战争，无论哪个集团胜利，中国得到的都是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地位。为此郑超麟主张以革命来干涉战争，不惜使抗战失败以引发革命；陈独秀则只希望“恢复以前半殖民地的地位”，同样瓦解抗日阵营的意志。
陈独秀的思想如此悲观，却还要为别人指出前途。他在临终前１４天（１９４２年５月１３日）写的最后一篇文章——《被压迫民族之前途》中这样说：“我认为在资本帝国主义的现世界，任何弱小的民族，若企图关起门来，靠自己一个民族的力量，排除一切帝国主义之侵入，以实现这种孤立的民族政策，是没有前途的，它的唯一前途，只有和全世界被压迫的劳动者，被压迫的落后民族结合在一起，推翻一切帝国主义，以分工互助的国际社会主义新世界，代替商品买卖的国际资本主义旧世界，民族问题便自然解决了。”陈独秀的这①陈独秀：《给托洛斯基的信》（１９３９年１月）。
个意见，有正确的成份，也有片面性。正确者，在现世界，无论争取民族独立或建设社会主义，都不应采取闭关政策，单靠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力量，应该争取国际援助。片面性之一，只强调国际援助的重要性，忽略了仍应以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为主的方针；片面性之二，只强调“全世界被压迫的劳动者、被压迫的落后民族结合在一起，推翻一切帝国主义”，没有看到在帝国主义与殖民地、半殖民地、落后国家及社会主义国家长期共存的历史时期内，无论革命和建设，都应利用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争取外援，并吸收资本主义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长处，为我所用。陈独秀这里表现的片面性，显然来自托洛茨基“世界革命论”的影响。所以，他到死也并未完全抛弃“托洛茨基主义”。由于他高估了帝国主义的力量，看不起各国人民的力量，因此就看不到在第二次大战中有些国家民族解放战争有取得胜利的前途，更看不到胜利了的国家有建设社会主义的可能，从而只能像托洛茨基那样，寄希望于将来各国人民一起来进行世界革命。所以，郑超麟认为，陈独秀一直到死还是一个“世界革命的老战将”。郑说他们虽和陈之间“有意见分歧”，但仍“视他为领袖”，“最有经验的、最忠诚于革命的、最富刚强性格的领袖”①。王文元更进一步说：“假使‘天假以年’，陈独秀获见中国第三次革命的来临，那末，不管他今天怀着的思想是多么错误，在大事变的刺激之下，他仍能显出一个正①意因：《悼陈独秀同志》，载《国际主义者》第３期。
确而光辉的革命家来的。”①他甚至认为，那时的陈独秀“仍将是托派的同志”②。而彭述之则认为陈独秀“有始无终”，“以一个光耀的民主主义者踏上中国的政治舞台，而以一个最不名誉的民主主义者钻进他的坟墓里去。”“从革命的无产阶级阵营退到反动的资产阶级阵营。”“我们确是无情地批评他，攻击他，因而在情感上厌恶他，乃至仇视他……为了挽救他免于悲惨的堕落。关于最后一点，我们失败了。”③陈独秀宣称要跳出一切“理论及主义的圈子”，做推翻以前一切见解的“终身反对派”。他的愿望很好。实际上他没有也不可能完全摆脱某些传统理论和主义的影响，虽然他有些思想有创新的意义。
贫病交加风骨健叶落归根回故里陈独秀的晚年生活贫病交加，十分凄凉。
据现有资料记载，他入川后，生活没有正常的经济来源，除了一点微不足道的很不固定的稿费收入外，主要靠亲友的接济，具体是：通过原“无产者社”成员薛农山的关系，任《时事新报》名誉主笔，每月只领一点少得可怜的津贴；偶尔为《东方杂志》和编译局写稿的稿费；“北大同学会”经常捐赠给他一些生活费；大姐家在陈困难时也给一点帮助，因为①②③犀照：《悼陈独秀》，载《斗争报》第６卷第１期。
《双山回忆录》第２６７页。
连根：《托洛茨基与陈独秀》，载同上。
姐丈父子是经商的，侄女是个中学校长，侄女婿又是一个珠宝商，经济较宽裕；友好蔡元培、邓蟾秋叔侄、杨鹏升等人的私人资助，连印有“独秀用笺”和“仲甫手缄”的信纸信封，也全由杨鹏升包赠。陈独秀对人家的赠款并非都接受的：第一，“素无知交者，更不愿无缘受赐”①。第二，国民党著名的官僚（以“北大同学会”的名义除外）或共产党的叛徒赠送的，即使出于同情而并非政治拉拢，他也坚决拒绝。如罗家伦、傅斯年等曾亲自送钱给他，他不要，弄得二人很尴尬。
临走时，陈对他们说：“你们做你们的大官，发你们的大财，我不要你们的救济。”朱家骅曾赠他五千元支票一张，他拒之；朱又托张国焘转赠，又遭拒之；张再托郑学稼寄赠，还是不收②。叛徒任卓宣汇给他２００元，汇去不久，就退回了。③第三，“无功不受禄”。他的《小学识字教本》原定由国民党教育部出版，还前后两次预支给他共一万元稿费，这在当时是一笔相当可观的款子。但是由于与陈立夫发生了改书名的争执，书未出成，一万元钱到他去世前也未动用。④他临终时，还嘱其妻，不得死后将其卖钱（即利用其声望乞求救济）。陈独秀以此留下了一世清白，如他晚年赠友人题写的于谦幼年时写的一首诗云：①②③④访问陈松年记录，（１９７９年８月１６日，张永通、刘传学整理）。１９４０年千元，与陈松年说的两万元有出入。
任卓宣：《我与陈独秀先生》，《传记文学》第３０卷，第５期。
郑学稼：《陈独秀先生晚年的一些事》，《传记文学》第３０卷第５期。
陈独秀致杨鹏升的信（１９４０年１月３１日）。
碎骨粉身都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①陈独秀这种威武不屈，富贵不淫，贫贱不移的崇高品格，赢得了人们普遍的崇敬。因此朋友们都主动热情地来帮助他，其中最突出的是当年北京大学毕业的社会名流和国民党官僚组成的联谊会组织“北大同学会”。该会不仅定期资助陈独秀生活费，还具体委托罗汉照顾陈独秀入川后的生活。１９３９年５月重庆大轰炸，罗汉遇难，又继托何之瑜（即何资深）照顾陈。罗、何二人是忠厚之人，一贯对陈独秀尊如父师。“北大同学会”及罗汉、何之瑜的照顾和帮助，是陈独秀晚年生活安定度过的重要保证。为此，陈独秀十分感激。他把书稿《古音阴阳入互用例表》和《连语类编》赠给北大，以资报答。
对其他亲友的资助，他也以字条、字联、碑文或金石篆刻相赠，虽然这种报答是象征性的。而有些亲友因知其这种“无功不受禄”的脾气，在接济他时，故意请他写字破石。他自然也心中有数。１９４２年４月５日，在又一次收到友人杨鹏升的赠款时，他回信说：“前两承厚赐，于心已感不安，今又寄千元，且出于吾兄之请求，复觉惭恧无状，以后务乞勿再如此也。前敬题大联，恐未曾寄到，来函云收到者，欲伪造此言以慰我耳。”这种迫于生活、却之不恭而受之有愧、近乎靠别人施舍度日的生活，极大地伤害了他一贯自持清高、洁身自爱的自尊心。在他不得不接受赠款后的一些复信中，充满①转自秦园：《陈独秀江津题诗》，南京《新民报》（晚刊）１９４７年８月３日。
第二句陈独秀有改变，原诗是“烈火光中走一番”。
着这样的字句：“既感且惭”，“且感且愧”，“不胜惶恐之至”；“寄回恐拂盛意，受之实惭感无既，辱在知己，并感谢字亦不敢出口也”；“屡承厚赐何以报之”等等。
但是，即使这样，由于物价猛涨，他的生活还是十分窘困。在１９４１年１１月２２日致杨鹏升信中，他说他家每月生活费达６００元，“比上半年加一倍”。因此，有时不得不靠典当度日。柏文蔚送给他的灰鼠皮袍就进过当铺，还卖给房东杨鲁承家一些衣物。最后他与潘兰珍在石墙院的住房是两间厢房，一为卧室，一为书房。二房上无天花板，下是潮湿的泥地；若遇大雨，满屋漏水。室内家具十分简陋，仅有两架木床，一张书桌，几条凳子和几个装满书籍的箱子，满地堆积着书。唯一的装饰是书房墙上挂着一张岳飞写的“还我河山”四个大字的拓片，令人见了肃然起敬，１９４１年冬天，他在向著名佛学大师欧阳竞无借《武荣碑》字帖时，写了一首诗，透露了他那十分清苦的生活：岁暮家家足豚鸭，老馋独羡武荣碑。①朱蕴山后来见此诗后，买了几只鸭子去探望他，见他胃病发作，痛得在床上滚动。朱曾劝他不要搞托派，后来又劝他去延安。他都未听从。所以陈死后，朱写诗曰：掀起红楼百丈潮，当年意气怒冲霄；暮年萧瑟殊难解，夜雨江津憾未消。
①《欧阳竞无大师纪念刊》，１９４３年５月。“贯休”是我国五代时期名僧，能诗善画，擅长书法。陈在诗中自比贯休。
一瓶一钵蜀西行，久病山中眼塞明；僵死到头终不变，盖棺论定老书生。
高”对他病体不利的影响，打算移居贵阳：“川中生活，日益不支，弟病虽未全好，或可冒险乘车往贵阳，以彼处生活比川中便宜一半。”但“终以病体不胜此跋涉”而作罢。①陈独秀从１９１３年反袁的“二次革命”失败离开家乡后，一直未回。几十年来，除了在北大过了两年多比较安定的教授生活外，大部分时间，过着亡命的地下生活，颠沛流离，一直是反动政府通缉的对象，还几次被捕入狱，严重损害了他的身心健康。由于常年没有正常的饮食，他早就患有肠胃病；狱中五年生活的折磨，出狱后又得了高血压，久治不愈，时有发作。入川后，又由于穷困潦倒、寄人篱下而近乎靠人施舍的屈辱生活；加上政治上遭到不断打击（自认“奔走社会运动，奔走革命运动，三十余年”，大部分政治生涯归于“失败”②）；思想上找不到一个知音者（自称“不怕孤立”，却包含着多么苦涩的自我折磨）；精神上，眼见敬爱的亲人一个个“先我而死”受到的刺激，在心上刻上“无数伤痕”。这些因素，终于使他的病情急剧恶化了。
１９４２年春天，他觅得一个治疗高血压病的土方：蚕豆花①②参见《实庵自传》、《敬告侨胞》，《告日本社会主义者》，亚东图书馆１９３８年版。
陈独秀致杨鹏升的信（１９４２年１月９日、２月１２日）。
泡水喝。每天服用，仍未见多大效果，亦无损害。但至５月发现，“此次所服之豆花，采摘时遇雨，经数日始干，中有发酵者，泡服时水呈黑色，味亦不正，或系酸酵后含有毒汁，一时失机，因此中毒也”①。次日（１３日）上午，老友包惠僧过访，欣喜中，又在午餐时食四季豆烧肉过量，晚餐时还食，食不消化，夜不成寐，午夜呕吐大作，吐后稍适，仍难入梦，自后精神疲乏，夜眠不安，继之头晕目眩，时而周身发寒，冷汗如浴，旋又发烧，一连几日，多次昏厥，从此一病不起。虽经邓仲纯及重庆、江津名医多方医治和抢救，均无效验。５月２５日上午，陈独秀把夫人潘兰珍、儿子陈松年及何之瑜叫到床前，对身后之事，略有所嘱：嘱何之瑜负责其遗著出版之事；嘱夫人潘兰珍，在他死后，不要把他“卖钱”，今后一切自主，生活务求自立，并将狱中时友人赠送的五只古碗连同一部分稿费留给了她②；嘱早已分居自立的儿子陈松年（时在江津九中搞总务），日后将其棺木，返乡安葬，叶落归根。２７日午刻开始，陈独秀陷入昏睡状态，一直延至９时４０分与世长辞，享年６４岁。①②陈逝世后，潘遵嘱除用北大同学会转来的钱给陈办葬仪外，凡各方赠赐，概行谢绝。然后，她进入陈的友人朱蕴山、光明甫等在重庆附近办的农场工作，自食其力。不久，她与国民党一个下级军官结婚，但没多时，男人又病故。抗战胜利后，她回上海，接回养女潘凤仙，并在浦东一所小学校找到一份烷饭的工作。母女相依为命，苦度光阴。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３０日，潘兰珍患子宫癌逝世，享年４２岁。
何之瑜：《独秀先生病逝始末记》（油印件），北京大学图书馆藏。
意味深长的是，５月１３日，他卧病前正好写到他一生握笔最后一个字《小学识字教本》中的“抛”字。由于他“抛”弃了正在前进中的世界，世界也过早地“抛”弃了他。
此乃邓蟾秋家之茔地，陈独秀生前为躲日机轰炸，曾到此住过。这儿背依青山，面临大江。江流湍急，日夜奔腾澎湃作雷鸣。四周万树桃花，遍地桔林，风景十分幽美。陈独秀每年春秋必偕友人来登山，凭眺观赏，成了他晚年最大的乐趣。
这年春天，陈独秀夫妇还偕江津白沙镇聚奎中学校长周光午夫妇到此观赏桃花，俯瞰大江风骚上下，流连不忍离去。如今出于邓家的慷慨情谊，陈得以遂愿，长眠于此；此地也因此名气更大，真所谓：“足下奔雷地底传，江山风月此长眠！”陈入殓时的衣衾棺木也由邓家所赐①。参加葬仪者，有朝野名流三、四十人；“左右乡邻壮丁不期而会者一、二百人，沿途护卫，且放鞭炮以示景仰惜别之意”②。在那样的时局下，那样偏僻的山村，如此葬仪，该是颇为隆重的了。他“最后见解”中鼓吹的欧美议会民主的主张，对于独裁的国民党政权来说，自然不会接受，再加上《大公报》上那篇文章的纠纷，对于他的逝世，报纸上当然不好大做文章，“陈独秀的死讯，只占报纸上不重要的几行地位；除掉几个亲近的人送他入土，没有什么‘哀荣’。”③①②③一丁（即楼子春）：《陈独秀先生百年祭》，《观察家》第２６、２７期。
高语罕：《入蜀前后·独秀之死》。
何之瑜：《陈独秀先生病逝始末记》（油印件），北京大学图书馆藏。
乡。但是迁墓情景已非昔日葬仪所比，真是大有“世界仿佛早已忘记了这个人”的情景了。当时有人在陈独秀的灵柩即将入皖时得知，故旧及文化界“并无发动往接的意思”，十分感慨，谓：陈独秀“江津寂寞，安庆亦寂寞矣”①。就在这寂寞中，墓迁安庆市郊北关入土，碑刻“先考陈公仲甫之墓”。
文化大革命中，陈独秀被作为中共历史上“十次路线斗争”中“第一次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受到猛烈冲击，但其墓因墓碑早毁，荒草丛生莫辨，而免受如瞿秋白墓那样掘骨扬灰之灾。
１９７９年，开始重新评价陈独秀，经中央批准，安庆市政府拨款重修陈独秀墓地，立碑：陈公仲甫字独秀母高太夫人之合葬墓子延、乔、松、鹤年泣立以后，随着国内外重评陈独秀工作的进展，陈的历史功绩和高风亮节，受到人们越来越深的尊敬，为了适应国内外游客的仰慕之情，陈独秀之慕又两次扩建，并立“无字碑”，以待后人评说。
同时，在四川江津鼎山的陈独秀原基基，为了顺应追忆陈独秀的民心，江津县政府也拨专款，进行修复。修复后的墓高一点一米，由八十五块青石组成，立有著名书法家台静农题写的“独秀先生之墓”的墓碑。
①史述隐致何之瑜的信（１９４７年６月８日），未刊稿。
七余论——关于对陈独秀的评价陈独秀逝世以后，国内外对他的一生作出了各种各样的评价。
毛泽东在１９４５年中国共产党“七大”预备会议上，在指出陈独秀在大革命后期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以及后来搞托陈取消派“反对我们”之后说：“关于陈独秀这个人，我们今天可以讲一讲，他是有过功劳的。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他与周围的一群人，如李大钊同志等，是起了大作用的。……我们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学生。五四运动，替中国共产党准备了干部。那个时候有《新青年》杂志，是陈独秀主编的。被这个杂志和五四运动警醒起来的人，后头有一部份进了共产党。这些人受陈独秀和他周围一群人的影响很大，可以说是由他集合起来，这才成立了党。我说陈独秀在某几点上，好像俄国的普列汉诺夫，做了启蒙运动的工作，创造了党，但他在思想上不如普列汉诺夫。
普列汉诺夫在俄国做过很好的马克思主义的宣传。陈独秀则不然，甚至有些很不正确的言论，但是他创造了党，有功劳。普列汉诺夫以后变成了孟什维克，陈独秀是中国的孟什维克。……关于陈独秀，将来修党史的时候，还是要讲到他。”①这个评价应该说是比较客观的，公道的。
在其他许多人的评价中，多数的舆论都认为陈独秀是中国近代历史上伟大的革命家和思想家。在这些评价中，值得提出来的是他最亲近的三位托派理论家的说法：郑超麟在《悼陈独秀同志》一文中说：“陈独秀同志能够从卢骚主义，进于雅各宾主义，进于马克思主义，进于列宁主义托洛茨基主义。这个繁复而急剧的过程，完成于一个人的一生中，而且每个阶段的转变时候，这个人又居于主动的领导地位”。又说“从卢骚到罗伯斯庇尔和巴贝夫相隔半个世纪；从罗、巴诸人经过傅立叶到马克思也相隔半个世纪；从马克思、恩格斯到列宁、托洛茨基又相隔半个世纪。但欧洲这个漫长的过程，中国于半个世纪之间就可以过尽了……但中国这个发展缩在一个人之身，而且相隔不到几年……。”因此，陈独秀“不愧为法兰西十八世纪末叶的伟大思想家和伟大人物的同志”，“不愧为俄罗斯二十世纪初叶的伟大思想家和伟大人物的同志，不愧为列宁托洛茨基的同志，不愧为中国布尔什维克——列宁托洛茨基党的领袖……第四国际中国支部曾以中国这样一个伟大思想家和伟大人物为领袖，是足①《人民日报》１９８１年７月１６日。
可自豪的！”①３３年以后，即１９７５年１２月，王文元在英国某大学历史系演讲时，重复并进一步发挥了这些观点。他说：“先进国从启蒙运动的年代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年代，一般要经过几百年（如英法）。不够先进的国家（如俄国）也经过了八、九十年。但是在落后的中国却仅是二十年，而且是反映在、甚至实现在一个人的身上”；“现代中国思想的跃进清晰地反映在陈独秀的身上。陈独秀一身结合了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普列汉诺夫和列宁”；“给陈独秀做一个总的评价。照我看来，陈独秀这个人，虽然政治上是失败的，理论上有局限，但是他不仅是现代中国最勇敢的思想家，而且是历史上伟大的革命家之一。”②１９７９年陈独秀百岁诞辰时，另一个原托派“少数派”四大金刚之一、被海外誉为“研究陈独秀问题专家”的楼子春说，在中国近代史上要找到一个人，“以其一生遍历从卢骚到马克思的全部思想的变迁，那只有陈独秀。
我们可以说，他是这个过程的一个最完整的代表人物。”③如何来看托派的这种评价呢？陈独秀有敏锐的政治观察力，一种思想形成后，好走极端，而且固执己见，不为人所动。他甚至故意放纵自己这种思想方法，说：“我不懂得什么理论，我决计不顾忌偏左偏右，绝对力求偏颇，绝对厌弃中庸之道，绝对不说人云亦云豆腐白菜不痛不痒的话，我愿意说极正确的话，也愿意说极错误①②③一丁（即楼子春）：《陈独秀先生百年祭》，香港《观察家》第２６、２７期。
双山讲述，方丈译：《陈独秀的生平和思想》，香港《新观察》第６期。
《国际主义者》第３期。
的话，绝对不愿说不错又不对的话。”①结果，他有时确能发现常人不能发现的新问题，发表惊世骇俗的见解，如“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那样。但不少情况下，他荒谬绝伦，迷途而不知返，造成可悲的后果。正确与错误，伟大与渺小，喜剧与悲剧这样奇特地结合在一个人身上，是罕见的。这是造成人们对他的评价众说纷纭、争论不休的重要原因之一。
郑超麟等人对陈独秀一生的评价，明显反映出托派的偏见，如此拔高陈独秀，目的在于抬高他们托派自己。挟独秀以自重，历来如此。
细察陈独秀的一生，从６岁跟祖父读四书五经开始，他经历了封建主义的儒说和“选学妖孽”——改良主义的“康梁派”——，反清辛亥革命的“乱党”——资产阶级革命的民主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与共产党领袖——托洛茨基主义反对派——超阶级民主主义者的道路。他的思想，的确充满着一个又一个的转折，一个又一个的否定。但是具体分析起来，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前的转折，是飞跃，是进步；之后的转折则相当复杂，前进中有倒退，倒退中又有新的飞跃。
然而，他的每次转变都是不彻底的。一个时期中，一种思想占主导地位，又有旧思想的残余和“新思想”的萌芽。往往是：继承，未吸取精髓；创造，没建立独立体系；抛弃，还藕断丝连。这就使他的思想呈现出一种特殊的复杂性，任何简单笼统的评论都是不确切的。
陈独秀把法兰西民主主义思想引进中国，掀起了反孔教①《给陈其昌等的信》，《独独秀的最后论文和书信》，第２３页。
为中心的“新文化运动”——近代中国的思想启蒙运动，确有不朽的历史功勋，不愧为中国近代史上杰出的革命民主主义者。但是从理论上说，他只是借用了西欧文明中的“科学”和“民主”两件武器，既未发展这个理论，也未在中国实践中建立自己独立的完整的民主主义的思想理论体系。后来，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与李大钊等一批革命知识分子一起，共同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创建中国共产党，并作为中共领袖，推动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实现，参与领导伟大的“五卅”反帝运动和第一次大革命。他直接参与组织指导的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暴动的胜利，使他的革命历史达到了光辉的顶点。这是应该肯定的。但是，他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修养与普列汉诺夫是不能比拟的，更不要说列宁了。他是一个“不好的马克思主义者”。大革命时期，就有人称他是“中国的列宁”，后来托派又沿用了这个说法，显然是不妥当的。
在革命实践和理论探索中，陈独秀都有成败两个方面。从革命实践来考察陈独秀的历史功绩，主要表现在大革命失败以前的历史时期，包括辛亥革命前后、“五四”时期、大革命的前期和中期。如果把一个人与时代联系起来的话，从１８９４年兴中会成立起，到１９１５年袁世凯复辟帝制，可称为“辛亥革命时期”，代表人物是孙中山。从１９１５年《青年杂志》创刊起，到１９２７年大革命失败，可称为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变时期，代表人物是陈独秀。从１９２７年井冈山斗争到１９４９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发展时期，代表人物是毛泽东。虽然辛亥革命和第一次大革命都失败了，但历史是不能割裂的，没有辛亥革命和大革命，就没有１９４９年的胜利。同时，历史也是不以成败论英雄的，主要看其对历史是否起到了推动作用。这三个时期，还有不少英雄人物，但谁也没有比这三个人的历史功绩大。就陈独秀本人说，１９２７年以后的错误，与此前他的历史功绩比较起来，是次要的。因为那已经是“毛泽东时代”了，陈独秀已经失去了对历史的影响力。所以，从他那个时代对中国革命的贡献来讲，说陈独秀是中国近代史上伟大的政治家和革命家是可以的。然而，他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基本上是失败的。
陈独秀一生中，的确吸收过不少外来的主义和理论，从民主主义、马克思主义到托洛茨基主义。他也不像懒惰的教条主义者那样，只知照搬别人的理论，有时还努力根据自己的理解和中国的情况。对这些外来的理论和主义进行筛选和改造。但是悲剧在于他的小资产阶级的世界观的局限性，他的筛选和改造，有的成功了，如对西欧民主主义；有的把正确的理论用歪了，如对马克思主义；有的本来是错误的东西，不可能改造成正确的东西，如托洛茨基主义等。因此他虽有把外来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愿望，可结果却是成少败多。
所以，他曾哀叹道“我半生所做的事业，似乎大半失败了”；“我奔走社会运动，奔走革命运动，三十余年，竟未能给贪官污吏的政治以致命的打击，说起来实在惭愧而又忿怒。”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理论对于革命的重要。列宁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行动”。而没有正确的与本国实际相结合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胜利，就没有真正的革命家。
有人说，陈独秀也有始终坚持如一的信仰，即科学——民主——社会主义；他也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他的思想，也是一种社会主义。这倒不假，即使他说“法西斯蒂的帝国主义专政会普遍发展而形成历史上一整个时期”时，也认为未来世界是“无产阶级民主制以至全民民主制”的“社会主义”。可是，现在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陈独秀的社会主义是一种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呢？是“民主社会主义”。而他的民主是超阶级的绝对民主；他的社会主义是抛弃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即通过民主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
实践已经证明，在中国如果抛弃了“无产阶级专政”，在国内外敌视社会主义的势力面前，这样的社会主义连一天也存在不了。陈独秀的“民主社会主义”，在中国只不过是一种“乌托邦”式的社会主义。
在客观考察陈独秀“民主观”、总结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时，有一点积极因素须给予应有的评价，即他是最早从苏联肃反扩大化的错误中，提出分清敌我界线，防止专政到人民头上，以避免发生大量冤假错案的问题。根据中国的经验，这是一个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极端重要的问题。
总之，我们从宏观上全面客观地来评价陈独秀一生功过，不能不承认他曾是中国近代史上的杰出人物，他在推动中国历史前进上作出了重大的贡献。然而，他的错误及其给中国革命所造成的损失，也是极为严重的。这里，我们试图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评说这个复杂的历史人物。但限于水平，舛误难免，敬请读者批评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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