念头。十多年之后，由他首先发难，掀起新文化运动并非是偶然的，而是其思想发展的必然。至于他真正赞同财产公有制学说，那就需要一个较长的思想发展过程了。
主办《安徽俗话报》开发民智反帝爱国二十世纪初，知识分子闹革命，大体上采用以下一些方法，办报纸，作鼓吹；设学校，培养干部；进行暗杀活动，或武装起义。这些活动，除了武装起义外，陈独秀都亲身参加过。
几乎每天都到桐城学堂①，同该校学长房秩五、吴守一“纵谈时事，极嘻笑怒骂之雄”。陈独秀在去年发表爱国演说时，即痛切地感到中国被瓜分的危险。可是“我中国人如在梦中，尚不知有灭国为奴之惨，即知解而亦淡然视之，不思起而救之。”
因此，他曾两次计划创办《爱国新报》，“运广长舌，将众人脑筋中爱国机关拨动”，奋起反抗帝国主义。但是，每次都受到清政府的压迫，他不得不离开安庆，远走他乡。现在他又回到了安庆，决心要实现他久已怀抱的愿望，于是约房秩五、吴守一两人共办《安徽俗话报》，由房任教育、吴任小说，其余稿子都由陈独秀“自任之”②。
《安徽俗话报》１９０４年３月３１日创刊，创办的经费大多①
②房秩五：《追悼三爱诗·序》，《浮渡山房》诗存。
桐城学堂，１９０２年吴挚甫创设于安庆。
是安徽爱国志士捐助的。先在安庆编辑，而社址则设在芜湖长街徽州码头科学图书社①（现为中长街二十号），并由科学图书社承担发行业务。因为芜湖没有印刷厂，稿件由陈独秀编好以后，寄往上海，由与他熟识的东大陆书局印刷，印好以后再寄回。同年暑假，桐城学堂改名为桐城中学，由安庆迁回桐城县城，吴守一随校到桐城，房秩五也东渡日本留学。
这时陈独秀写信给汪孟邹，要求到芜湖来办《安徽俗话报》，并寄宿在科学图书社，贴给汪伙食费。据汪原放回忆：不久，一位剪掉辫子披着头发的二十五岁的青年，背着包袱，拿着把雨伞，来到了科学图书社。汪孟邹跟他说：“我这里每天吃两顿稀粥，清苦得很。”陈独秀听后很平淡地回答说：“就吃两顿稀粥好。”②从此，陈独秀住在图书社的楼上办起报来。这是一座二层楼房，砖木结构，楼上光线暗，屋顶有一片亮瓦，临街有一扇小窗。每当《安徽俗话报》由上海寄来时，陈独秀最忙了。他“亲自动手分发、卷封、付邮”，默默地做着那些琐碎而又不可缺少的工作。楼下的客厅里挂着他写的大字对联：“推倒一时豪杰，扩拓万古心胸。”③豪放的气概与平凡的工作相辅相成，相映成趣。事隔十八年，陈独秀在回想起这段经历时，说“我那时也是二十几岁的少年，为革新感情所趋势，……日夜梦想革新大业。何物臭虫，虽布满我衣被，①②
③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第１２、４页；又见《陈独秀与亚东图书馆》（手稿）。
高语罕：《入蜀前后》，《民主与统一》第８期，１９４６年７月２０日。
芜湖科学图书社，１９０３年汪孟邹创办，经营新书报和文化用品。皖南革命志士常聚会于此。亦不自觉。”①
陈独秀说他办《安徽俗话报》有两个主义：“第一是把各处的事体说给我们安徽人听听，免得大家躲在鼓里，外边事体一件都不知道。”“第二是要把各项浅近的学问，用通行的俗话演出来，好教我们安徽人无钱多读书的，看了这‘俗话报’，也可以长点见识。”还说“这两种主义，想来大家都是喜欢的。”因为“俗话报”“价钱便宜，穷人也可以买得起”，每册大钱五十文。“读书的人看了，可以长多少见识，………
教书的人看了，也可以学些教书的巧妙法子。种田的看了，也可以知道各处年成好歹。
做手艺的看了，也可以学些新鲜手艺。做生意的看了，也可以晓得各处的行情。做官的看了，也可以明白各地的利弊。当兵的看了，也可以知道各处的虚实。
女人孩子们看了，也可多识些字，学点文法，还看些有趣的小说，学些好听的歌儿。”总之，办这个报的主义是“教大家通达学问，明白时事”。这就是陈独秀开办《安徽俗话报》的动机和目的。他的服务对象是相当广泛的，主要是城镇的小资产阶级，是那些家境贫寒，没钱多读书的平民。为这些人办报当然不能用“之乎者也矣焉哉”的字眼，而必须用“最浅近最好懂的俗话”②编写出来。
《安徽俗话报》既要“穷人买得起”，又要教他们“通达学问，明白时事”，因此，每期的篇幅不能太多；多了，成本①
②任建树等编：《陈独秀著作选》第１卷第２２—２４页，上海人民出版社，《科学图书社二十周年纪念册》。
贵，穷人买不起。而内容又要丰富多样，否则达不到“通达学问，明白时事”的目的。
因此《安徽俗话报》须兼有报纸和杂志的特点。它是个三十二开本的半月刊，每逢初一、十五出版。每期四十页，共约一万五千字。每期篇幅不多，文章短小精悍，生动活泼，并且门类齐全，有论说、要紧的新闻、本省的新闻、历史、地理、教育、实业、小说、诗词、闲话、行情、要件（如条约、奏折等）和来文等十三门。从第八期又增加了兵事、卫生、格致（本门所刊文章主要是介绍太阳系的知识）三门。在这十六门中，除了论说一门是政论文章以外，其他大多数是文艺和科普方面的文章，通过文艺作品和科学知识，向读者宣传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专制及其所造成的愚昧、迷信等等的恶俗。蔡元培在二十八年后谈起《安徽俗话报》时，曾说：“我在上海《警钟日报》社服务的时候，知道陈仲甫君。那时候，我们所做的都是表面普及常识，暗中鼓吹革命的工作。”①《安徽俗话报》从创刊到翌年９月１４日（阴历八月十五）共出了二十二期。陈独秀用“三爱”笔名在《安徽俗话报》的第一期至第十九期发表了约以流利酣畅的白话文议古论今，以古喻今，谈天说地，如天马行空，纵横驰骋。在这许多不同形式的作品中，最突出的主题思想是反帝爱国，其次是反对封建专制及其恶俗。为了①
②长篇连载文章，按连载次数计。未署名文章，而显系出自陈独秀之手笔，未统计在内。
《独秀文存》再版《前言》，１９３３年４月。
反帝反封建，陈独秀此时已经开始宣传科学与民主了。
陈独秀在第一期发表的《瓜分中国》一文中，把俄、英、德、法、日、美等帝国主义国家在华势力范围的分布及进一步瓜分中国的阴谋，一五一十地告诉给读者，说列强“打算把我们几千年祖宗相倚的好中国，当作切瓜一般，你一块，我一块，大家分分”。现在“大祸临门”，而我们官府害怕外国，“活像老鼠见了猫一般，眼看着他（俄国）占了奉天，那敢道半个不字”。怎么办呢？大家“仔细想想看，还是大家振作起来，做强国的百姓好，还是做各保身家不问国事，终究是身家难保，做亡国奴的百姓好？！”①强大昌盛的古代中国为什么到近代衰亡了？这是当时先进人物共同关心的一个问题，陈独秀也不例外。他认为“凡是一国的兴亡，都是随着国民性质的好歹转移”。中国人“只知道有家，不知道有国。………个个人一生的希望，不外成家立业，讨老婆，生儿子，发财，做官这几件事”；“只知道听天命，不知道尽人力”，“国度衰亡到这步田地，还是蒙蒙懂懂的说梦话；说什么天命如此，气数当然，人力不能挽回。”
这“便是亡国的原因了”。②针对这些错误思想，陈独秀反复说明“全树将枯，岂可一枝独活？全巢将覆，焉能一卵独完，自古道国亡家破四字相连。”③他极力呼唤人民振作自强，挣脱天命观的思想枷锁。①②
③第５５页。
第８０—８３页。
第２７、２９页。
他说：“天地间无论什么事，能尽人力振作自强的，就要兴旺；不尽人力振作自强的，就要衰亡。大而一国，小而一家，都逃不过这个道理。”“天是一股气，并没有什么私心作主，专要洋人兴旺中国衰败的道理。”那些宣扬天命观的人不过是叫人民“服从他做他的顺民”罢了。①陈独秀所揭示的亡国原因，是当时思想界颇为流行的一种看法，邹容也认为“革命必先去奴隶之根性”。这个见解虽然并不深刻，但在当时却达到了应有的认识高度。
他们忧国忧民，心急如焚。他们虽然抱怨人民落后，但并不鄙弃他们，而是声嘶力竭地向人民呼唤，通过具体事例，讲清道理，启发他们的爱国心，扫除他们的愚昧和自私心理。
陈独秀论矿务，说铁路，指出矿藏是“中国人民的命脉”，“现在大都落在洋人的手里。我看不到十年，中国的金银财宝都要让他们搬空了。”指出外国人在中国建造铁路，“铁路所到的地方，就是他们势力所到的地方”，这样下去结果是“鸡犬不惊，山河变色”。他积极主张由民间集资开办矿务，修筑铁路，大力发展民族工业。一不要政府的扶持，二不要依赖洋人。安徽省除去老幼贫苦妇人，“其余的壮丁每人出五角钱，也有三百万元，还说无钱吗？”②由民间集资开矿筑路的主张，显然是表达了甲午战争以后民族资产阶级抵制帝国主义资本输出的愿望。陈独秀还列举国家的主权，如司法审判权、内河航行权、国防权等等都一一被外国剥夺了。他①
②第３１、７１、７２、３４页。
第８３、８４页。
如实地向人民描绘出一幅触目惊心的亡国惨象，号召人民起来，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捍卫国家主权的完整。
陈独秀认为捍卫国家主权，就必须提倡民权，反对君权，决不能依赖皇帝和政府的官吏。现在的国家大事，正是“靠着皇帝一人胡为，……所以才弄到灭亡的地步”。那些官吏是“家鬼害家神，安排着洋兵到，干爹奉承，奴才本性”。“一国非民智大开，国权牢固，国基总不能相安。徒只望君明臣良，那明君良臣活在世的时候，国家还可以勉强相安宁，明君良臣一去，便人亡政熄，国家仍旧要衰败下来。”①国，“是一国人所公有的国，并不是皇帝一人所私有的国，皇帝也是这国里的一个人。”国家的主权“原来是全国国民所共有，但是行这主权的，乃归代表全国国民的政府。……上自君主，下至走卒，有一个侵犯这主权的都算是大逆不道。”②陈独秀反对君权、提倡民权的思想的渊源，显然是来自于欧美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的天赋人权说。
陈独秀提倡婚姻自由，反对封建专制及其所造成的种种恶俗。他攻击封建包办婚姻“不合乎情理”，夫妻配合不当，成了仇人，“家都不安宁，那一国如何安宁呢！”提倡自由恋爱，婚姻大事“自己作主”。他讽刺敬菩萨如同“肉包子打狗，有去无来”，③白费钱财。
他十分重视影响广大人民的思想和风俗教化的戏曲，积①②
③第４５、４７页。
第５７页。
第５６、３０、６０页。
极主张改革戏曲，“要多多的新排有益风化的戏”，以中国历史上的民族英雄和不畏强暴的仁人志士的事迹作题材，“排新戏”，“唱得激越慷慨。”“不唱神仙鬼怪的戏”和“淫戏”，“除去富贵功名的俗套。”“多唱些暗对时事开通风气的新戏。”①
他提倡国语教育，主张改革课程内容。小学堂里“顶要紧的功课，就是‘国语教育’一科。”“小孩子不懂得深文奥意，只有把古今事体和些人情事理，用本国通用的俗语，编成课本给他们读。”新开的学堂，也要教学“官话”（即推广普通话），反对强制学生“抱着几本古书，闭了眼睛瞎念”，去“混那功名富贵”。他认为“天地间无论何事，都是自由才能发达，勉强压制，才是有害无益。”②《安徽俗话报》办得非常出色。无论是政治观点的鲜明，内容的丰富，或装帧的美观，都堪与当时驰名全国的杭州白话报相比，是安徽最早的负有革命使命的刊物。初刊时销售位。代派处也发展到５８家，除安徽本省外，在上海、北京、河北、辽宁、山东、江苏、湖北、江西等省市都有代派处。陈独秀通过办《安徽俗话报》还团结了一批进步人士，先后有３０余人为该报撰稿。新中国诞生以后，安徽的一些革命老人，如潘赞化、房秩五、朱蕴山等，当他们回忆往事时，都对《安徽俗话报》津津乐道，赞不绝口，说“最开风气”。①
②第９１、９３页。
第８８、８９页。
据孟邹说《安徽俗话报》办了２３期（现仅见到１—２２期），“再出１期，就是２４期，就是一足年，无论怎么和他（陈独秀）商量，说好说歹，他始终不答应，一定要……到李光炯先生办的学堂里去教书，其实是干革命工作去了。”①二十世纪的头五年，中国先进人物的思想发展，一般都经历过这样一个阶段：“欲思排外，不得不先排满，欲先排满则不得不出以革命。”③陈独秀的思想也是从排外，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开始，而后走上革命道路的。综观《安徽俗话报》２２期的内容，可证明陈独秀在青年时期不仅思想敏锐，而且视野广阔，他触及到一些其他先进人物所没有注意到的问题，尽管他对一些问题的认识还有待深化，他所批判的也未必击中了要害，因为他还需要继续从欧美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一些著名思想家那里吸取养料，但他毕竟已崭露头角，初试锋芒。①②
③吴樾遗书，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第５册第１２５５页。
另一说，因《安徽俗话报》载文触犯芜湖英领事馆，被迫停刊。笔者未查到有关此事之第一手资料。
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第１７页。三辛亥革命时期参加暗杀团创立岳王会
京留日学生军国民教育会暗杀团的主持人杨笃生和团员何海樵等六人潜回北京，伺机行刺顽固派的首领慈禧太后，但始终没有找到下手的机会，后因经费用完，不得已南下。何海樵到上海后介绍蔡元培加入暗杀团。蔡云培又介绍爱国女校懂化学的教师钟宪鬯、俞子夷二人入团，制造炸药。不久，章士钊、刘光汉等人也加入了暗杀团。
同时，黄兴等人领导的华兴会（成立于１９０４年２月１５日）也在积极准备，想趁慈禧太后万寿节之日（１９０４年１１月１６日，光绪三十年十月十日）在长沙发动起义，并派主要会员宋教仁等到武昌，陈天华等到江西等地，联络当地革命志士，以作响应，共谋大举。
杨笃生、章士钊为了配合长沙起义，集合在沪主要同志，组成爱国协会，由杨、章分别担任正、副会长，主要会员有蔡元培、蔡锷等人。爱国协会的“所有革命计划，当然以暴力为主，而暗杀也在讨论之列”①。从此东南志士走上了暴力革命的道路。就在这种形势下，章士钊“写信招”陈独秀来上海。
陈独秀大约在十一月②间来到上海，他一到上海便由“杨笃生监誓”加入了爱国协会，“天天从杨笃生、钟宪鬯试验炸药。”蔡元培“也常常在试验室练习，聚谈”。陈蔡二人也就在这时相识共事。
１０月下旬，华兴会预谋的起义因泄密，未及发动，即告流产。黄兴等逃到上海，同杨笃生、陈天华、张继等人再次策划起义。１１月１９日，万福华在沪行刺前广西巡抚王之春不中，当即被捕入狱。次日，章士钊到狱中探望，暴露了目标，革命机关所在地余庆里被查抄，黄兴、张继等十余人被捕（后经蔡锷营救，获释），于是在上海的一些革命志士，一时星散逃匿，上海的暗杀活动只得暂时停止。陈独秀在上海逗①
②１９０５年６月出版的《安徽俗话报》第１９期末页刊有《本报告白》，说：
“本报自去年二月出版以来，很蒙诸位读者的赏识，销得不少，只恨去年十月因为出了一件古怪事，耽搁了三个多月，没有出版，一直到今年二月间，才把去年十月十五的十六期印出来。……”停刊三个多月，如是官府压迫或是报社本身的原因，如经费短缺等类事情所造成，陈独秀决不会含糊其词地说是“出了一件古怪事”。笔者认为，这件“古怪事”就是陈独秀应章士钊之邀请，去上海参加暗杀团。因此，将陈抵沪时间估计为１０月。
章士钊：《与黄克强相交始末》，《辛亥革命回忆录》（二）第１４０页。
留了一个多月①，于１９０５年１月又返回芜湖。
万福华行刺失败以后，暗杀活动在北方仍在继续进行。其中最使清廷要员闻之丧魂落魄的，是由陈独秀参与密谋的吴樾狙击出洋五大臣事件。
吴樾（１８７８—１９０５年）字梦霞，后改为孟侠，安徽桐城高店人。１９０３年下半年，吴樾在河北保定两江公学时，“常与各方先进人士通讯，尤得力于陈仲甫（独秀）、汪康年、潘赞化诸先生的指导。革命的知识愈丰，革命的志趣益坚。”１９０４年夏，潘进化（赞化的兄长）转达陈独秀对革命的意见：“要努力唤醒广大民众，起而救亡，救亡就必须推翻清室的腐败统治。同人等进行革命，要能谨慎而不懦怯，要有勇气而不急躁。”同时还介绍革命志士赵伯先的情况，告知大家赵不久要到保定洽谈。②二十世纪初，安徽地区的革命青年几乎都和陈独秀有联系。
清政府为缓和舆论，消除革命势力，于１９０５年７月令载泽、戴鸿慈、徐世昌、端方、绍英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以为立宪准备。吴樾为揭穿伪立宪的骗局，在赴京行刺五大臣之前，曾“与赵声（伯先）、陈乾生（独秀）密计于芜湖科学图书社小楼上”。③赵“与吴互争北上任务。吴问：‘舍一生拚与艰难缔造，孰为易？’伯先曰：‘自然是前者易，而后者难。’①②
③孙传瑗：《安徽革命纪略补遗》文末《编者白》，《学风月刊》第４卷６期，张啸岑：《吴樾烈士事迹》，《史学工作通讯》，１９５７年第２期。
陈独秀：《蔡孑民先生逝世后感言》，《中央日报》（重庆），１９４０年３月２４日。
吴曰：‘然则，我为易，留其难以待君。’议遂定，临歧置酒，相与慷慨悲歌”，以壮其行。①吴樾草拟了万言《意见书》“誊清后交张啸岑一份郑重嘱咐”张，他若离开人世，“万一无法发表，便交湖南杨笃生先生，或者安庆陈仲甫先生”。
车，因人多拥挤，车身震动，怀中弹发，吴樾壮烈牺牲，载泽、绍英二人受伤，出洋考察不得不暂缓启程。
陈独秀从报上得知狙击五大臣消息后，急忙写信给在保定的张啸岑，问：“北京店事，想是吴兄主持开张，关于吴兄一切，务速详告。”张啸岑遵烈士生前所托，将孟侠“交存意见书原稿，回寄与陈”。②１９１１年春，陈独秀作《存殁六绝句》，内有诗句：“孟侠龙眠有老亲……碎身直蹈虎狼秦”，③就是深切悼念吴樾烈士的。
陈独秀在１２年以后，对暗杀活动作了如下的批评。他说从事暗杀活动的人，“只看见个人，不看见社会与阶级；暗杀所得之结果，不但不能建设社会的善阶级的善，去掉社会的恶阶级的恶，而且引导群众心理，以为个人的力量可以造成社会的善阶级的善，可以造成社会的恶阶级的恶，可以去掉社会的恶阶级的恶，此种个人的倾向，足以使群众的社会观念、阶级觉悟日就湮灭。因此，……我敢说暗杀只是一种个人浪漫的奇迹，不是科学的革命运动，科学的革命运动，必①②
③《曼殊全集》（５）。
张啸岑：《吴樾烈士事迹》，《史学工作通讯》，１９５７年第２期。
赵启录：《赵声革命事迹》，《辛亥革命回忆录》（四）第２９８页。
须是民众的阶级的社会的。”①然而在二十世纪初，陈独秀虽不曾胸怀炸弹或腰藏手枪去做那英勇悲壮的行刺活动，也毕竟积极地参加了暗杀团体，和暗杀活动的谋划，那时，他也免不了“个人浪漫”的色彩。
陈独秀回到芜湖以后，他的主要活动，一面继续办《安徽俗话报》，一面在学校教书、培养革命干部，联络革命志士，并进而创立了反清秘密军事团体岳王会。
安徽名士李光炯、卢仲农为了旅湘子弟求学的便利，１９０４年春在长沙开办安徽旅湘公学。赵声、张继、黄兴都先后在这个学校任教。同年冬，该校迁回芜湖，并改名为安徽公学。
“而迁校运动的中心人物就是陈独秀氏”。②这个学校，对安徽的革命活动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翌年春，安徽公学在芜湖招生，不久又附设速成师范学堂。安徽公学“系清末民初安徽中等学校之最著者”③。它“以培养革命干部，散布革命种子为教育宗旨。在学校内部，除由教师经常进说革命道理外，并指导学生传阅革命书籍刊物。”在这个学校担任教授职责的，皆为当时革命思想及行动的领袖人物，除陈独秀外，有刘申叔（化名金少甫）、陶成章（光复会的主要领导人）、周震鳞（华兴会的主要成员）以及柏烈武（文蔚）、张伯纯、苏曼殊、谢无量、冷啭、江彤侯等。
“一时各地方的革命领袖人物荟萃于芜湖，吸引着不少青年，①②
③朱光潜：《李光炯先生传》，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７８辑１４３页。
高语罕：《百花亭畔》第３５页。
《论暗杀、暴动及不合作》，《向导》周报第１８期，１９２３年１月３１日。
轰动了芜湖社会。安徽公学成了当时中江流域革命运动的中心，也成了中江流域文化运动的总汇”，①大江南北志士几无不与芜湖互通声息。本省各地的学堂，如芜湖的皖江，安庆的尚志，桐城的崇实，寿州的蒙养，怀远的养心，合肥的城西等学校，都莫不以安徽公学的马首是瞻。安徽革命形势蓬勃向前，一日千里。
同年暑假，陈独秀为了联络皖省革命志士。与柏文蔚、宋少侠、王静山、方健飞等游历皖北各地，他们先后到达怀远、蚌埠、蒙城、涡阳、亳州、太和、阜阳、正阳关和寿州等地，”遍访江湖侠为之士。”②
为了促进安徽革命形势的发展，用暴力推翻清王朝，陈独秀与柏文蔚和安徽公学师范班的学生常恒芳（藩侯）于思是崇拜岳王精忠报国的精神。”当时参加这个组织的，除安徽公学中的优秀学生，“还有武备学堂的部分军人，整个组织大概共有３０多人，所订章则，主要内容不外为反清，……第一次开会在芜湖，用烧香宣读誓约的形式，并在芜湖租了两间房子，作为联络点。”同年冬，常恒芳到安庆尚志学堂当训导主任，在安庆成立岳王会分部，并任分部长。同年十月柏文蔚到南京任南洋第九镇三十三标第二营前队队官，次年，成立了岳王会南京分部，由柏任分部长。岳王会总会设在芜湖，①
②柏文蔚：《五十年经历》，《近代史资料》，１９７９年第３期。
《辛亥革命前安徽文教界的革命活动》，《辛亥革命回忆录》（四）第３７９页。
由陈独秀任会长。常恒芳鉴于安庆分部“仅有二三十人”，“人数太少，力量不够，因此又成立了一个外围组织维新会，老三营（即新军第二标第三营）的人大概都参加了。”①后来常恒芳进新军干部训练班学习，又在新军中发展会员。总之，参加岳王会的“大多数是中下级军官和士兵”②。它的成员“在新军士兵和各种军事学堂中散发《猛回头》、《警世钟》等革命读物，并利用各种机会，不断鼓吹兴汉排满，新军中多数下级军佐和士兵都受了他们的影响，倾向革命”。③岳王会，虽然没有华兴会、光复会那样出名，但它有鲜明的特点。它摒弃了单枪匹马，舍命一拚的个人英雄行为，而注重了集体的力量，它所联络的对象，不是秘密会党，而是侧重在新军中发展会员，扩大自己的力量，以待时机，发动武装起义，推翻清王朝。岳王会可称得上是军界革命运动的先锋。由岳王会领导的熊成基武装起义，唤起了其他地区的革命志士，注意做新军的工作，辛亥革命时的武装起义，就是新军首先发难的。
革命目标是一致的，但组织是分散的，因而不可能进行大规模的统一的革命活动。客观形势的发展，需要把许多小团体联合起来，组成一个全国性的革命大团体。这年８月２０日，中国同盟会的成立正是适应了这一历史要求。同盟会有公认①②
③杨士道：《熊成基安庆起义的回忆》，《辛亥革命回忆录》（四）第３９９页。
朱蕴山：《记事诗词选》第６页。
常恒芳：《记安庆岳王会》，《辛亥革命回忆录》（四）第４３８页。
的领袖孙中山先生，并首次明确地提出了民族民主革命的政治纲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同盟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高涨时期。
同盟会成立以后，立即派遣干部到各地发展盟员，建立组织。同年秋，孙中山派吴春阳（炀谷，合肥人）到南京，建立长江流域同盟会。这时柏文蔚“首先率岳王会（南京分部）全体同志加入”①。但安庆岳王会分部仍然独立地活动了一个时期。１９０７年７月６日，光复会员徐锡麟率巡警学堂学生数十人在安庆起义，失败。这次起义并没有与岳王会取得联系，岳王会的重要成员仍然潜伏在新军中，仅常恒芳因避株连离开了安庆。
第三十一混成协新军，在安徽太湖县会操。１４日光绪帝载○去世，次日，慈禧太后也病故，消息传到安徽以后，岳王会认为起义时机成熟，并推熊成基为起义总指挥。１９日，熊成基率新军马、炮两营士兵１０００余人起义，与官兵激战三昼夜，最后也失败了。熊成基逃往日本（后潜回东北谋刺清廷亲贵载洵，被捕杀），岳王会的主要骨干范传甲、薛哲、张劲夫、葛兰瑞等英勇就义，全省牵连被害者达３００余人，岳王会的势力受到了极大的削弱，一些幸存者大多加入了同盟会。
在岳王会的全部活动中，有关陈独秀和芜湖岳王会总会的资料，现在见到的实在是太少了。这大概是由于陈独秀行踪不定，四方漂泊（参见下节），致使总会的活动无形中处于①柏文蔚：《五十年经历》。
停顿状态，而且，陈独秀的德才和气质，也不善于在军界中进行活动。持枪率队，冲锋陷阵，尤非他之所长。因此根据笔者见到的有关资料，只能论定陈独秀是岳王会的产婆，但没有亲自哺育它发育成长。
然而综观１９０１年陈独秀在安庆藏书楼发起爱国演说会，到１９０５年建立岳王会为止，他的革命活动是以安庆和芜湖为主要基地而展开的。他发起的拒俄演说会，被誉为“安徽革命的第一声”，他创办的《安徽俗话报》最开风气，此后又联络革命志士，组织岳王会，因此无论在政治思想或组织领导，把陈独秀评定为二十世纪初安徽地区的主要革命领袖，该不会是溢美之词吧！
就是这样一位在一个省区享有革命盛名的人物，却始终不参加全国性的革命大团体——同盟会，这是什么原因？笔者认为有以下几点：
同盟会员有“十六字”的纲领，但当时所宣传和实行的都是以“排满”、“驱除鞑虏”相号召，而且也的确产生了很大的鼓动作用，但满族毕竟是中华民族大家庭里的一员，对于这一点，陈独秀有较明确的认识。１９０４年９月２４日《安徽俗话报》载有他的《本国大略》一文，说“全国人种分为四族，一曰汉族，……一曰通古斯族，人数有五百万，从前住在满洲地方，现在的朝廷，就是此族。……”同年７月２７日在《亡国篇》一文中说：“历代换了一姓做皇帝，就称作亡国，殊不知一国里，换了一姓做皇帝，这国还是国，并未亡了，这只可称做‘换朝’，不可称做‘亡国’。必定是这国让外国人做了皇帝，或土地主权被外国占去，这才算是‘亡国’。”换朝不等于亡国，“而且亡国还不必换朝。”这一认识确比那些站在大汉族的立场上，开口称满族为“异族”，闭口说“易姓改号谓之亡国”（章太炎语），大肆宣扬《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兄弟民族之间的仇恨，高明一筹。陈独秀着眼于帝国主义、封建专制（包括文化思想的专制）与各族人民之间的矛盾，而不强调满汉两民族之间的矛盾。这是陈独秀不加入同盟会的原因之一。
其次，陈独秀早在《国民日日报》社工作时，就已经对革命阵营里的某些人士表示不满。在他和苏曼殊译、著的《惨社会》里借一位老者的口说：“莫学尚海〔上海〕的那班志士，有口无心……”“尚海那地方，有许多假志士”①。又据濮清泉回忆：“陈独秀对于当时同盟会人士，除孙中山、廖仲恺、朱执信外（他很佩服他们），他认为都是些平庸人才，不足与谋，也不足与言。”②这一说法虽不免偏颇，却反映了他对同盟会中某些人的言行是有意见的。后来，第一次国共两党合作开始之时，陈独秀撰写了《辛亥革命与国民党》一文，专门论述那次革命失败的原因。他指出：“第一是误用了不能贯彻革命宗旨的口号，当时革命之唯一的口号是‘排满’。”
“当时党人信仰三民主义而加入同盟会的几等于零。囿于清虐政之直觉，以清倒则万事自好而加入革命的党人居最大多数，……”“第二是专力军事行动，轻视民众宣传及党的训练。”①
②濮清泉：《我所知道的陈独秀》，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７１辑。
《曼殊全集》（２）第２０１、２０４页。
“第三是左派首领过于和右派妥协了。”①这篇文章虽然是确的认识，但对追述和分析他之所以不加入同盟会的原因，仍然是有参考价值的。
陈独秀待人处事，都有他的独立见解，他个性倔强、执拗，喜走极端。他不加入同盟会，无论有什么样的理由，都是不值得颂扬的。那时，同盟会毕竟是在全国范围内有着广泛影响的一面革命“旗帜”。高傲愤世诗如其人
后便回国，到芜湖皖江中学任教，同事中有章士钊、刘师培等。不久，苏曼殊也来皖江执教。
陈独秀在芜湖图书社联络党人，进行革命活动，被人告发，巡抚恩铭“欲穷治之，羽书连下”，②陈独秀被迫于１９０７年春又到日本东京，入正则英语学校学习英语，四月间，加入亚洲和亲会。
亚洲和亲会是由中、印两国在东京的革命志士联合组织的团体。入会的除陈独秀外，有章太炎、张继、刘师培、何震、苏曼殊、陶冶公等等，印度人有钵罗罕、保什、带君。会长是章太炎。《亚洲和亲会约章》即出自章氏的手笔。它的①
②许承尧：《民元前徽州革命党人之活动》，《五十年文献》（台湾省版）。
《向导周报》第８６期，１９２４年１０月８日。
“宗旨，在反抗帝国主义，期使亚洲已失主权之民族，各得独立。”“凡亚洲人，除主张侵略主义者，无论‘民族主义’，‘共和主义’，‘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皆得入会。”会员义务，“当以互相扶持，使各得独立自由为旨。”①亚洲和亲会的反帝思想是非常明确的，但成员复杂，很少活动，成立了一年多就无形中解散了。
兄孟吉去世。陈独秀得悉后，立即赴沈阳，扶棺回乡，料理兄长的丧事。约在１９１０年２月间又来到了杭州。翌年初，在陆军小学堂任地理历史教员。大约就在这时，陈独秀与妻妹高君曼结婚。他俩在杭州一直居住到武昌起义爆发的时候。
在杭州时，他结识了刘季平（刘三，江南著名文人）和沈士远、沈尹默（沈二）兄弟和马一浮等人。那时，刘三也在陆军小学堂教书，陈独秀认识他自然是很容易的，至于他怎样认识沈二的，那倒是件耐人寻味的趣事。
沈尹默说：一天他和士远到刘三家饮酒。回家以后，“即兴写了一首五言古诗，翌日送请刘三指教。刘三张之于壁间，陈仲甫来访得见，因问沈尹默何许人也。隔日，陈到我寓所来访，一进门，大声说：‘我叫陈仲甫，昨天在刘三家看到你写的诗，诗做得很好，其字俗入骨。’……当时，我听了颇觉刺耳，但转而一想，我的字确实不好，……也许是受了陈独秀当头一棒的刺激吧，从此我就发愤钻研书法了。”两人也从①汤志钧：《关于亚洲和亲会》，《辛亥革命史丛刊》第一辑，１９８０年９月。
此“订交”。①陈独秀第一次到沈二家里，事先又没人介绍，见面后没说上两句话，就给主人“当头一棒”，如此坦率挚诚地交友，实在是不多见的。
陈独秀、沈二、刘三，他们在杭州时“时常做诗，互相观摩”。陈独秀除做诗，“总要每天写几张《说文》上篆字，始终如一”，还研究甲骨文。②１９１０年《国粹学报》第六十八、六十九号发表的《说文引申义考》一文，就是他的初步研究的成果。
从１９０６年到１９１１年９月，这五年间陈独秀很少参加政治活动，也没有发表政论性的文章。他的故乡安庆地区的革命运动，自熊成基起义失败后，政府当局大肆屠杀革命志士，并广为株连，致使运动趋于低落。这期间，他把大部分时间用于研究学问，也写了许多篇古体诗。他在写给苏曼殊的信里说：“胸中感愤极多，作诗亦不少。”③他常以“香草美人”
自况，有时径自以屈子自喻，如“湘娥鼓瑟灵均泫，才子佳人共一魂。”④“坎轲复踽踽，慷慨怀汨罗。”⑤王无生称赞陈独秀的诗“思想绝高，胎息亦厚”，“气体之称，均有非时人士流所能窥者”。⑥胡适说他“对于旧文学极有根底。……诗①②③④⑤
⑥《民立报》，１９１１年１月２０日。
《述哀》（作于１９１０年），《甲寅杂志》第１卷第５期，１９１５年５月１０日。
《本事诗》，文芷：《曼殊上人诗册》，《艺林丛录》第五编，香港商务印书馆，１９６４年１２月。
《与苏曼殊书》，《曼殊全集》（４）。
何之瑜：《致胡适》，《胡适来往书信选》（下）。
沈尹默：《我和北大》，《五四运动回忆录》（续）。
学宋，有大胆之变化，其哭兄一言（指《述哀》——引者）是一种新的创造”。①陈独秀的诗作，是研究他这一时期思想状况的重要资料。笔者对古诗素无研究，可现在也只得不顾谫陋，仅就见到的一些诗篇，略加介绍，以分析他的思想。
是日本著名的山水风景区）时，作诗十四首。１９１１年２月１９日《民立报》刊载了其中的八首，现将全文抄录如下：
（一）
湖水深且碧，波静敛微白。
东注落为泷，高悬一千尺。
（二）
矫若天龙垂，倒挂玲珑石。
飞沫惊四筵，无语万山碧。
（三）
仰瞻接奔雷，俯视迷霾雾。
回首觅归途，夕阳满树红。
（四）
少女曳朱裙，掩面声凄恻。
自惜倾城姿，不及君颜色。
①王森然：《近代二十家评传》第２５６页。
（五）
列峰颦修眉，湖水漾横波。
时垂百丈泪，敢问意如何？
（六）
死者浴中流，吊者来九州。
可怜千万辈，零落卧荒丘。
（七）
日拥千人观，不解与君语。
空谷秘幽泉，知音复几许。
（八）
我欲图君归，虚室生颜色。
画形难为声，置笔泪沾臆。
这八首中的第一、二两首写景。描绘瀑布的磅礴气势。
第四首，诗人以少女自况，仰观瀑布，深感纵有倾国倾城的姿色，也不及大自然景色的壮丽，心中郁郁寡欢，失意而不得志，暗喻过去从事的斗争都没有成功。
第五首，诗人将自己的感情倾注于大自然，并同它对话。
一座座耸立的山峰皱着眉头，湖水“流涕而横波”，那高悬千尺、“矫若天龙”的瀑布，像是流淌不尽的“百丈泪”。请问：
你这是为什么啊？
第六首，瀑布作了回答：“死者浴中流，吊者来九州。可怜千万辈，零落卧荒丘”。这一回答表达了诗人心灵中的哀伤和怀念故友的深情。
第七首，诗人进一层反映他那众醉独醒的孤寂心情。
第八首，反映了诗人对大自然（喻指所追求的革命目标）的一片痴情。然而画形难，画声更无从着手了，而且一提起笔来，就不禁潸然泪下。
陈独秀借华严瀑布抒发他献身革命、壮志未酬的胸怀。这篇诗作渗透着忧伤郁闷的孤独情绪，但并不悲观绝望。“我欲图君归，虚室生颜色”，在孤寂苦闷之中，还在继续追索。
１９０９年上半年，陈独秀与苏曼殊唱和作《本事诗》，一人十首。陈诗的格调也大致如上所述。如第三首：“湘娥鼓瑟灵均泫，才子佳人共一魂，誓忍悲酸争万劫，青衫不见有啼痕。”
第四首：“丹顿裴伦〔拜伦〕是我师，才如江海命如丝，朱弦休为佳人绝，孤愤酸情欲语谁。”第五首写道：“慷妆高阁鸣筝坐，羞为他人工笑颦。”第十首中的“黄鹤孤飞千里志，不须悲愤托秦筝”①等诗句，都反映了诗人的铮铮铁骨与愤慨不平的情绪，既慷慨激越，又缠绵悱恻。
在游山诗里，所反映的追求革命的坚强意志，压服了寂寞忧伤的情绪。如“本有冲天志，飘摇湖海间。偶然憩城廓，犹自绝追攀。”“冻鸟西北来，下啄枯枝食。感尔饥寒心，四顾天地窄。……饥来啮坚冰，荒岩坐晨夕。不笑复不悲，雪①文芷：《曼殊上人诗册》，见前引书。第四、五两首曾被认作是曼殊的诗，现据《诗册》曼殊手迹。
上数人迹。炎威灭千春，忍令肤寸磔。”①他不甘寂寞，甘冒“炎威”而“追攀”，哪怕是粉身碎骨也在所不辞。
“闭户弄朱弦，江湖万余里。”“瘦马仰天鸣，壮心殊未已。”诗人虽然在杭州闭户读书，但胸怀大志，念念不忘革命大业。他抱怨“旷世无伯乐，骐骝为驽骀”，不禁有“忧伤”、“彷徨”
之感。他回顾当初从日本留学回到故乡的情景：“归来夸邻里，朱楼列倚筵”（那时轰轰烈烈发动拒俄运动，主办《安徽俗话报》，宣传反帝爱国，此后又组织岳王会），而“今日横波目，昔特〔时〕流泪泉”（这些斗争都没有成功）。第十七首全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