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基于这一正确的认识，将同有鬼论者的争论，进一步发展为反宗教的斗争。他在《新青年》的《通信》和《随感录》栏里，发表了许多精辟的非宗教的言论。
陈独秀指出“宇宙间物质的生存与活动以外，世人多信有神灵为之主宰”，他们认为宇宙人生的秘密，非科学所能解释，“决疑释忧，厥惟宗教”，因而把神的意旨奉为不可抗拒的最高意旨。
甘愿作他的奴隶。其实凡信仰宗教的人，“必先自欺，始克自解”，而“自欺”与“自解”正是愚昧的表现，迷信的结果。陈独秀认为“真能决疑，厥惟科学”。“盖宇宙间之法则有二：一曰自然法；二曰人为法”。自然法是普遍的、永久的；①
②陈独秀答俞颂华，３卷１号，１９１７年３月１日。
唐俟（即鲁迅）：《随感录》（三十三），５卷４号，１９１８年１０月１５日。
人为法是部分的、一时的。礼拜耶和华、臣殉君、妻殉夫，诸如此类的宗教道德法律，都是“人为之法，皆只行之一国土一时期，决非普遍永久必然者”。人类社会的发展必将随着科学的日新月异而不断前进，“改正一切人为法则，使与自然法则有同等之效力，然后宇宙人生，真正契合”，这才是人类“最大最终之目的”。①
一切宗教，都是骗人的一种偶像。世上“凡是无用而受人尊重的，都是废物，都算是偶像”。陈独秀在《偶像破坏论》一文中，维妙维肖的描绘了偶像的丑态：“一声不做，二目无光，三餐不吃，四肢无力，五官不全，六亲不靠，七窍不通，八面威风，九（音同久）坐不动，十（音同实）是无用”。这明明是个废物，却受人尊重。阿弥陀佛、耶和华上帝、玉皇大帝及其他一切神仙鬼怪，都是无用的废物，骗人的偶像。陈独秀“主张以科学代宗教”，破除迷信，推倒一切偶像，“开拓吾人真实之信仰”。
宗教，是自然力量和社会力量在人们意识中的歪曲的虚幻的反映。神，是人创造的。上天的偶像是现实世界里的偶像的影子。因此，破坏偶像，必须从破坏人世间的偶像着手。
陈独秀首先指明“君主也是一种偶像”，人们迷信他“是天的儿子，是神的替身，尊重他，崇拜他，以为他的本领与众不同”，其实“他本身并没有什么神圣出奇的作用；全靠众人迷信他，尊崇他，才能够号令全国”，一旦亡了国，象清朝皇帝溥仪、象俄罗斯皇帝尼古拉二世，现在“好象一座泥塑木雕①《再论孔教问题》，２卷５号，１９１７年１月１日。
的偶像抛在粪缸里”。但是这等偶像一天不破坏，就作恶一天。
陈独秀从君主论述到中国“男子所受的一切勋位荣典”，和“女子的节孝牌坊”等等也都是偶像，他把破除迷信，推倒偶像与反对儒家的三纲教义结合起来，大声疾呼“破坏！破坏偶像！破坏虚伪的偶像！吾人信仰，当以真实的合理的为标准；宗教上、政治上、道德上自古相传的虚荣，欺人不合理的信仰，都算是偶像，都应该破坏！”①通常一般人所说的偶像，无非指神仙鬼怪、帝王君权，现在陈独秀认为凡是“欺人不合理的信仰，都算是偶像”。这显然是把偶像的范围延伸扩大了。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陈独秀是一个站在唯物主义立场上的坚定的民主主义者，并具有英勇过人的胆识。
改革北大文科开辟自由园地北京大学的前身是京师大学堂，创立于１８９８年（光绪二十四年）。辛亥革命后，模仿西洋教育制度，于１９１２年３月改名为北京大学，但换汤不换药，依然是个旧式学校。学校行政由封建官吏所把持，教师大半是出身于举人或进士的老学究，满脑子的封建思想。英文教授辜鸿铭拖着辫子上课，乱发议论，说什么“现在社会大乱，主要原因是没有君主”，人们不怕法律，怕“王法”。②学生多数是仕宦子弟，有的带着①
②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一卷第２９４页。
听差上学，到上课时听差进房屈膝打扦，说“请大人上课”。
这些学生吃喝玩乐，上学不过是想混个资格。北京妓院最集中的地方是八大胡同，而逛八大胡同最多的是两院（参议院和众议院）一堂（京师大学堂）的人，可见校风是非常腐败的。
１９１６年１２月２６日，蔡元培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
１９１７年１月４日到校视事。蔡校长求才若渴，到校后做的第一件大事是聘请有真才实学的人协助他一同治理北大。
这时，陈独秀恰在北京。他是为了募集资金，使群益书社与亚东图书馆合并为公司（后未实现），共同发展文化出版事业，于１９１６年１１月２６日与汪孟邹同车赴京的，２８日到达，下榻西河沿中西旅馆六十四号房间。①蔡元培和陈独秀都曾在１９０５年在上海加入爱国协社，从事反清革命活动。此后虽“多年不相闻问”，但蔡元培“很佩服他的毅力与责任心”，对陈“有一种不忘的印象”，当蔡元培与汤尔和“商及文科学长人选”事，汤“推荐陈独秀”，并将十余本《新青年》交与蔡。蔡校长“翻阅了《新青年》，决意聘陈”任文科学长（月薪３００元），并立即去旅馆拜访陈独秀。②
那时，陈独秀白天四出活动，晚间看戏，睡得晚，起得迟。“蔡先生差不多天天要来看仲甫，有时来得很早，……他①
②蔡元培：《独秀文存·序》，１９３３年４月；又见《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东方杂志》第３１卷１期，１９３４年１月１日。
汪孟邹日记。
招呼茶房，不要叫醒，只要拿个凳子给他坐在房门口等候”。①如果论资排辈的话，一位是二甲进士出身的翰林，曾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教育总长；另一位是个秀才。蔡校长礼贤下士之风度诚然令人敬佩，但无疑是独具慧眼，相中了这位《新青年》的主编。陈独秀起初不想受聘，说“要回上海办《新青年》”。蔡说：就“把《新青年》杂志搬到北京来办吧”。②陈才答应回沪稍稍整理即来京。
陈独秀离沪上任时，邻人岳相如（曾是岳王会会员）“为其钱行”。席间陈说：“我从没在大学教过书，又没有什么学位头衔，能否胜任，不得而知，我试干三个月，如胜任即继续干下去，如不胜任即返沪。”③已辞职，兹奉令派陈独秀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陈独秀于当月进京就职，三个月后高君曼等也来到了北京。
陈独秀任文科学长的“消息传出后，全校震动。青年学生无不热烈欢迎，奔走相告，而教师中的遗老遗少则窃窃私议，啧有烦言”，说“陈先生只会写几篇策论式的时文，并无真才实学；到北大任教尚嫌不够，更不要说出任文科学长了。
蔡先生对于这些攻击，态度是鲜明的，驳斥是有力的。他说仲甫先生精通训诂音韵学，学有专长，过去连太炎先生也把①②
③石元皋：《陈独秀生平点滴》，《安徽文史资料选辑》，１９３０年第１辑。
沈尹默：《我和北大》，《五四运动回忆录》（续）第１６６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第３６页。
他视为畏友。熟习陈先生的人也出来讲话，说他在文字学考据方面有素养，有研究有著作。高一涵先生甚至说仲甫先生讲文字学，不在太炎先生之下。这样众口一辞，才慢慢堵住了攻击者的嘴”。①
“蔡元培先生萃集的各路人才中，陈独秀先生是姣姣者。
当时他是一员闯将，是影响最大，也是最能打开局面的人。但是，陈这个人平时细行不检，说话不讲方式，直来直去，很不客气，经常得罪人，因而不少人怕他，乃至讨厌他，校内外都有反对他的人。只有真正了解他的人才喜欢他，爱护他，蔡先生是最重要的一个。……如果得不到蔡先生的器重、维护和支持，以陈之所短，他很可能在北大站不住脚，而无用武之地。”②
蔡元培的办学方针是“‘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无论各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运命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③所谓“兼容并包”，固然也为那些学有专长的旧派人物，如辜鸿铭等保留了他们在北大既有的地盘，但主要是为新派人物开辟阵地，提供讲坛，传布他们的新学说的。这个方针对新派人物显然是很有利的。蔡元培的治校方针是“教授治校”，有关校务大事，由校评议会讨论决定。评议会相当于后来的①②
③蔡元培：《致〈公言报〉函并答林琴南函》，《北京大学日刊》，１９１９年３月２１日。
汪东林：《访粱漱溟答录》（一），《人物》，１９８６年第１期。
罗章龙：《陈独秀先生在红楼的日子》，《新华文摘》，１９８３年８月。
校务委员会，由校长、学长、主任教员等自行互选组成，任期一年。１９１７年１２月１６日，陈独秀被选为评议员，此外他还曾担任北大入学试验委员会副会长（会长是蔡元培）、北大附设国史馆编辑处纂辑股主任和《北大日刊》编辑等职。蔡元培维护新派人物，新派人物施展他们的才干，支持蔡元培改革北京大学。
陈独秀上任以后，有职有权，他不开课，专心致力于北大文科的改革。蔡元培对有关文科的“人事、行政，一切由陈独秀先生主持，不稍加干涉”。①陈独秀所做的第一件大事是为文科延聘名教授。当他一旦决定任文科学长，就写信给胡适，劝他“早日回国”，来北大讲授哲学或文学。②于是一时提倡新文化运动的知名人士，大多荟萃于北大文科。
蔡元培说：“北大的整顿，自文科起”，是陈独秀任文科学长以后，“文学革命，思想自由的风气，遂大流行”。③文科的改革和整顿首先表现在教育思想、教育方针的变化。在《新青年》创刊以后不久，陈独秀曾发表过专门论述教育方针的文章，指责中国教育的弊端，阐明他的教育主张是自动的，启发的，实用的，全身的；而不是他动的，灌输的，虚文的，单独的脑部教育。④他认为高等教育的宗旨不同于一般教育，应当以“研究学理”为主。１９１８年９月２０日，他在北大开学①②③
④《答胡子承》，３卷３号，１９１７年５月１日。
蔡元培：《我在教育界的经验》，《宇宙风》第５５、５６期，１９３７年１２月、《胡适来往书信选》（上）第６页。
罗章龙：《椿园载记》第２４页。
式上演说，指出现在大学生的求学目的“可以分为三类：
（一）研究学理；（二）备毕业后用；（三）得毕业证书”。抱第三种目的人“必不多”；第二种目的，“虽不得谓之大谬，而仅能适合于专门学校；惟第一目的，始与大学适合”。为了研究学理，他提出了三项办法：（一）注重外国语。因为“最新的学理，均非中国古书所有”，而译成中文的名著又很少；（二）废讲义，因讲义“不足以尽学理”，教员抱着讲义上课是一种懒惰的表现。（三）多采购参考书。由教员指定参考书之册数、页数，“使学生自阅，而作报告”。①这三项具体办法，都贯穿着他的基本教育思想，即自动的，启发的，反对被动的，灌输式的教育。
陈独秀除了抓教育方针以外，他对北大文科教学的改革主要做了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一）扩充文科，增设新系。北大文科原来只有四门（系），即中国文学、中国哲学、中国史学和英语。现增设德语、法语、俄语三门。并在哲学门、中文门和英文门分别设立研究所。根据学生的外语程度，调整班次，并开设新班。期末考试后，根据学生的考试成绩再作调整。
（二）允许学生自由选修各课，废除一切课程全部必修的规定。北大各学门的课程表本来都订得很死，自选修课增多后，课程表活了。学生各有各的功课表，对教学与科研相结合有利。教师怎么讲，可以唱对台戏。学生可以上本系的课，也可以上他系的课。学校四门大开，谁愿意来听课都可以，所①《北京大学日刊》第２０９号，１９１８年９月２１日。
以当时北大有三种学生，一是经过入学考试的正式生；二是未经入学考试的旁听生；三是不要许可自由来校听讲的“偷听生”。
（三）整顿课堂纪律，制定考试制度。陈独秀在《北京大学日刊》先后发布了数十份《文科学长白》，针对学生纪律松弛的现象，明确规定学生因病、因事不到校者，须有证明，否则按旷课论。本科、预科各班学生上课均不得迟到。选修课一经选定之后，不得任意更改及旷课。已选定的第二外国语，亦不得中途改易。旁听他门他年级功课的，事先务须审慎，倘报名之后，听讲中辍者一经查出，除追回听课证外，并剥夺其以后请求旁所之权利。
规定学生升级、留级、毕业，都以学习成绩为准，经学长亲自审阅，上报学校，而后发给文凭。
陈独秀为执行课堂纪律，曾将经常缺课的黎元洪的侄子误认为许德珩，给予记大过一次，后一经发现错误，即“收回成命”，并对许“进行劝慰”。①这说明规定的那些纪律并非一纸空文，是严格执行的。
（四）采购图书，广设阅览室，为学生提供学习条件。陈独秀以学长名义通知文科各教员：“文科各门拟各设阅览室”，要教员“将所授课至不可少之参考书（汉文或译文）约需若干部开单赐下，以备采要购置”。②陈独秀在改革文科的同时，也注意到自身的改造。１９１８年１月１９日，蔡元培在北大发起组织进德会，会员分为三种：①
②《北京大学日刊》，１９１９年１０月２５日。
许德珩：《我和陈独秀》，《党史研究》，１９８０年第４期。
“甲种会员——不嫖不赌，不娶妾；乙种会员——于前三戒外，加不作官吏，不作议员二戒；丙种会员——于前五戒外，加不吸烟，不饮酒，不食肉三戒。”①这些戒律无疑是为了增进个人的道德修养，改变腐败不堪的校风。陈独秀性格豪放，私生后也比较放荡，有时涉足于花柳场中。这种事在当时不足为奇，但与新派人物的操行是不相容的。陈独秀为约束自己，加入了进德会，作甲种会员。并被选为进德会评议员。
蔡元培、陈独秀等对北大的改革，自始贯彻思想自由的原则，这就冲破了封建顽固派所设置的种种的思想文化的禁区，向青年学生展现了广阔的学术自由的新天地。他们在推行改革的同时又十分强调纪律。民主主义者并非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不要任何纪律约束的无政府主义者。北大的改革，提高了教学质量，开阔了学生的眼界，扩大了他们的知识领域，这对他们接受新事物新思想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死气沉沉，腐朽不堪的北京大学，一变而为新鲜活泼、民主自由的园地。园丁辛勤耕耘，幼苗茁壮成长。
在这个园地里兼容并包着多种思想派别，就其政治思想的分野而言，有反对新文化运动的封建复古派；有貌似更为激进的无政府主义者；有１９１８年冬由李大钊组织的秘密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但科学与民主的思潮毕竟是当时这个园地里的主流。它激荡着青年知识分子的心扉，一旦冲开了长期被封建主义封锁着的思想闸门，他们便迅速地行动起来，结社团，举行集会，积极干预国家大事。
①蔡元培：《北京大学进德会旨趣书》，《北京大学日刊》，１９１８年１月１９日。
为反对中日协定，破天荒地举行游行请愿。在反对帝国主义的目标下，北大学生邓康（中夏）、黄日葵、许德珩、高尚德、张国焘、段锡朋、易光嶷等，于这年十月十三日成立《国民》杂志社，并聘请李大钊为顾问。同时，当文科学生傅斯年、罗家伦等发起组织“新潮社”，遇到经济困难时，陈独秀跟他们说：“只要你们有创办的决心和长久支持的志愿，经济方面可以由学校负担。”于是“新潮社”也于１２月３日宣告成立。
陈独秀出任北大文科学长、北大的改革、《新青年》改为同人刊物、文化统一战线的建立以及北大学生社团的创立都为新文化运动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１９１９年《新潮》月刊和《国民》杂志的创刊，更使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
《国民》反帝旗帜鲜明。《新潮》的宗旨“是想把中学生在封建主义顽固分子的毒害下拯救出来”，“对象是小青年”，而《新青年》的对象则“偏重于大青年，高级知识分子”。①《新潮》发行数量大，影响广，时人美誉它是《新青年》的卫星。
１９１９年３月，邓康在北大发起组织平民教育讲演团，一时加入的有３９人，宗旨是“增进平民知识，唤起平民之自觉心”。②他们在北京的大街小巷作讲演，向平民进行启蒙教育。伟大的五四运动之所以由北京大学学生首先发难，正因为北大是当时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地。①
②《五四时期的社团》（二）第１３６页。
李小峰：《新潮社的始末》，《五四运动回忆录》（续）第２０１、２０２、２０４页。
创办《每周评论》奋战顽固派《新青年》的宗旨重在输入学理，不在批评时政。但自创刊以来，国内政治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洪宪帝制覆灭，皖系军阀上台，１９１６年７月张勋复辟失败，广东护法军政府的建立，１９１７年１１月７日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爆发，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的订立，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等等的大事件，无不从正面或反面促使先进分子关注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前途。
表《今日中国之政治问题》，说“本志同人及读者，往往不以我谈政治为然。有人说：我辈青年重在修养学识，从根本上改造社会，何必谈什么政治呢？……何必谈什么政治惹出事来呢？”其实“这些话却都说错了”。国民对政治问题“怎么该装聋作哑”？国人应当“速醒”，对“关系国家民族根本存亡的政治根本问题”，要有“彻底的觉悟，急谋改革”，否则“必至永远纷扰，国亡种灭而后已”！陈独秀从提倡科学民主，发展到直接干预时政，这是一大进步。可是《新青年》是个月刊，出版周期长，且有时不能按期出版，内容多是学术性的大块文章，很难对现实的政治斗争发挥及时的指导作用。
因此，为了创办比《新青年》“更迅速、刊期短，与现实更直接”的刊物，陈独秀、李大钊等于１９１８年１１月２７日在“文科学长室议创刊《每周评论》”。①参加这次会议的除陈独秀、李大钊二人外，还有张申府、高一涵、高承元等，会上“公推陈独秀负书记及编辑之责，余人俱任撰述”。编辑所设在沙滩北大新楼文科学长办公室内，发行所在北京骡马市大街米市胡同七十九号。②
１９１８年１２月２２日，《每周评论》创刊。它的内容有国外大事述评，国内大事述评，社论，文艺时评，随感录，新文艺，国内劳动状况，通信，评论之评论，读者言论，新刊批评和选论等十二个专栏。陈独秀在这个刊物上发表文章时，常署名“只眼”，李大钊署名“常”、“守常”、“明明”、“冥冥”
等，胡适、高一涵（涵庐）、王光祈（若愚）等也常为《每周评论》撰稿。《每周评论》完全是个针砭时政的战斗性的刊物，它与《新青年》相互配合、相互补充，协同作战。
１９１９年１月１５日，陈独秀在《新青年》第六卷一号发表《本志罪案之答辩书》，对该刊创办三年以来所进行的宣传作了总结，并从根本上反击顽固派的进攻。陈独秀说：
“他们所非难本志的，无非是破坏孔教，破坏礼法，破坏国粹，破坏贞节，破坏旧伦理（忠孝节），破坏旧艺术（中国戏），破坏旧宗教（鬼神），破坏旧文学，破坏旧政治（特权人治），这几条罪案”。
“这几条罪案，本社同人当然直认不讳。但是追本溯源，①
②高承元遗稿：《一九一三年——一九二五年宣传民主革命之报刊》，《广东文史资料》第２４辑。
周作人：《知堂回想录》第３５５页。
本志同人本来无罪，只因为拥护那德莫克拉西（Ｄｅｍｏｅｒａｃｙ）
和赛因斯（Ｓｃｉｅｎｃｅ）两位先生，才犯下了这几条滔天大罪。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
“西洋人因为拥护德、赛两先生，闹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赛两先生才渐渐从黑暗中把他们救出，引到光明世界。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
陈独秀大义凛然，表现了他反对封建主义的大无畏气概和坚贞不渝的决心。
《每周评论》的创刊和《本志罪案之答辩书》的发表，震动了整个思想界，引起了封建主义的卫道者极大的恐慌。古文学家林纾终于按捺不住，跳了出来，进行疯狂的反扑，于是同顽固派短兵相接便成了《每周评论》创刊以后的第一个战役。
生》，小说中的人物荆生来京游玩，下榻陶然亭之西厢，有铜简一具，重十八斤；另有人物皖人田其美（影射陈独秀）、浙人金心异（影射钱玄同）和狄莫（影射胡适）三人也来陶然亭游览聚会。田其美抨击孔子；狄莫主张白话；……忽然跳出来一个“伟丈夫”荆生，痛骂三人“以禽兽之言，乱吾清听。田生尚欲抗辩，伟丈夫骈二指按其首，脑痛如被锥刺。
更以足践狄莫，狄腰痛欲断。金生短视，丈夫取其眼镜掷之，则怕死如猬，泥首不已”。伟丈夫笑骂一番之后，说我今天所以不杀你们，是“留尔以俟鬼诛”。在小说的结尾处，林纾不禁感叹，“如此混浊世界，亦但有田生狄生足以自豪耳！安有荆生？”这种哀叹反映了守旧派的虚弱本质，他们除了漫骂外，拿不出任何像样的论据，因而一开始就力图依靠恶势力压迫新派人物。那位伟丈夫荆生是谁，时人大都认为是指皖系军阀的干将徐树铮。与此同时，京中盛传陈独秀等被驱逐出北大。陈独秀立即揭露：“若利用政府权势，来压迫异己的新思潮，这乃是古今中外旧思想家的罪恶，这也就是他们历来失败的根源。”至于“造谣吓人，那更是卑劣无耻了”！①３月４日，上海《申报》报道：北大教员陈独秀、胡适等四人被驱逐出校，闻与出版物有关。６日又报道：北大自蔡元培任校长后，“气象为之一新，尤以文科为最有声色”。文科学长陈独秀由其同派之学生组织《新潮》杂志，更有《每周评论》之印刷物发行，“其思想议论之所及，不仅反对旧派文学，即于社会所传留之思想，亦直接间接……而加以攻击”，被旧派人物视“若蛇蝎”。传教育部训令北大将陈、胡、钱三氏辞退。这两条消息除“驱逐”和“辞退”是一时的谣言外，都是事实。但一经《申报》登载，“大家都信以为真”，于是，舆论哗然，北京上海各报纷纷发表评论，立即爆发了一场新旧思潮的激战。
３月９日出版的《每周评论》全文转载《荆生》，同时转载了李大钊发表于《晨报》的《新旧思想之激战》一文。文①《旧党的罪恶》，《每周评论》，１９１９年３月２日。
中严正指出，那些顽旧鬼祟抱着腐败思想的人，不敢光明磊落的站出来，同新派思想家辩驳讨论，“总是隐在人家的背后，想抱着那位伟丈夫的大腿，拿强暴的势力压倒你们所反对的人”。陈独秀发表《关于北京大学的谣言》，汇集了京沪五家大报的评论。上海《时事新报》：“今以出版物之关系，而国立之大学教员被驱逐，则思想自由何在？学说自由何在？……
愿全国学界对于此事速加确实调查，而谋取以对付之方法。毋使庄严神圣之教育机关，永被此暗无天日之虐待也。”《中华新报》：“陈独秀等创文学革命论，那般老腐败怕威信扫地，饭碗打破，遂拚为轨道外之反对。”《民国日报》：“自蔡孑民君长北京大学而后，……其出版品如《新青年》、《新潮》等，尤于简陋自封之中，独开中国学术思想之新纪元。举国学者，方奔赴弗遑，作同声之应，以相发辉光大。……不图发轫方始，主其事者之数人，竟为恶政治势力所摈。”北京《晨报》虽然知道所谓“驱逐”是谣言，但仍然指出顽旧者“疾视新派，又不能光明磊落在学理上相为辩争，故造此流言”。《国民公报》：“今日之新思想，实有一种不可过抑之潜势力，……孔孟之言，何以不许人有是否其间？昔日帝王实以是术愚民，今而后非其时矣。”更有趣的是一位中学教师以批改中学生作文的笔法，逐段指出古文大家的大作《荆生》，其“文法之舛谬，字句之欠妥”，实在是“批不胜批，改不胜改。设吾校学生作文尽属如此，则吾虽日食补脑汁一瓶，亦不足济吾脑力，以供改文之用”。①可见在这场思想激战中，林纾一出场犹如过①陈独秀：《关于北京大学的谣言》，《每周评论》，１９１９年３月１６日。
街老鼠，人人喊打。
而林纾于３月１８日致蔡元培公开信，说：“大学为全国师表，五常之所系属”。而北大则“必覆孔孟、铲伦常为快”。
又说：“若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则都下引车买浆之徒，所操之语，按之皆有文法，……凡京津之稗贩，均可用为教授矣。”还说他虽年垂七十，“尚抱残守缺，至死不易甚操”。
林纾的顽固不化，于此可见一斑。
蔡元培回信说北大教员并没有以“覆孔孟、铲伦常”教授学生，至于教员在校外“自由发表意见，与学校无涉”，《新青年》也不过“偶有对孔子学说之批评，然亦对于孔教会等托孔子学说以攻击新学说者而发，初非直接与孔子为敌也。”北大也没有尽废古文而专用白话。蔡元培在回信里反唇相讥，你林纾“曾译有《茶花女》、《迦茵传》、《红礁浆录》等小说，而亦曾在各学校讲授古文及伦理学，使有人诋公为以此等小说体裁讲文学，以狎妓、奸通争有妇之夫讲伦理者，宁值一笑欤？然则革新一派，即偶有过激之论，苟于学校无涉，亦何必强以责任归之于学校耶”？①蔡元培既不愿放弃思想自由之原则，也不愿使北大卷入这场斗争，他希望划一条校内校外的界限，区别学校当局与教员在校外言论的责任，因此一再为学校辩解开脱，试图将大事化小。对于这种温和的态度，有人批评说蔡先生“智勇足为大多数人的景仰，而观其此信，尚不敢为真理大义创释放思想之论”，因而感到遗①
②志拯：《思想革命中之北京大学》，《每周评论》，１９１９年４月２７日。
《致〈公言报〉函并附答林琴南君函》，《公言报》，１９１９年４月１日。憾。②
林纾却不管你什么校外校内，将“覆孔孟、铲伦常”之罪责，首先归咎于蔡元培。他在３月１９日至２３日在上海《新申报》发表小说《妖梦》。小说里的第一位人物元绪公是白话学堂的校长（影射蔡元培，元绪即乌龟，是骂人的话），另有田恒为教务长（影射陈独秀）、秦二世（即胡亥，影射胡适）。田、秦二位提倡白话，元绪赞同，最后来了一位奴怪把三人统统吞噬了。林纾对新派人物真可谓恨之入骨。
新旧斗争愈演愈烈，封建官吏出场了。参议员张元奇赴教育部要取缔《新青年》、《新潮》等刊物，否则“将由新国会提出弹劾教育总长案”，弹劾蔡元培，“而尤集矢于”陈独秀①。
陈独秀面对守旧派的诬蔑和军阀政府的威胁，毫不畏惧，他于４月１３日、２７日出版的两期《每周评论》上编辑、刊登了《特别附录：对于新旧思潮之舆论》，其中汇集了京、沪、浙、川四个省市１４家大报发表的有关这场斗争的２７篇文章，共约２．６万余字，其内容：
（一）“学问独立，思想自由”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谁反对这四大信条，谁就是“学术界之大敌，思想界之蟊贼”，我们必须尽力“与之奋战苦斗”。“新旧两派不能相容，不妨以笔舌相战，以待识者之为公判，今乃欲借政治势力，以压服反对之学派”，其“荒谬绝伦，莫此为甚”。
（二）旧伦理和文言文不适应时势的需要。“所谓固有文①《申报》，１９１９年４月１日。
化，无非是孔孟的伦理学说”，而伦理学“随着人生的观念，变动不居。……今日何日，岂容闭门独尊，故步自封乎”？有文章向青年指出“这是新旧思想开始的决斗，以后的事还多着呢。……青年的脑筋要冷静，要明晰，要远大，要新鲜，不要被那般守旧派的人迷惑住”。
（三）林纾学风恶劣，“为感情所驱，自陷而为学术界之大敌，思想界之蟊贼”，“鬼鬼祟祟，狐假虎威”，“于自身人格上，贻世人莫大之羞”。北京《国民公报》上一文的作者虽然不承认学说、思潮有新旧之别，但也认为林纾的“信中绝无一句讨论学问的话，都是成见，都是意气”，应该“好好的开导他”。
（四）赞扬和砥砺以陈独秀为首的新派人物，再接再厉，继续奋斗。“凡欲革新一代之思想学术，终不免有忤逆世俗之虞”，“今幸有陈先生辈宁牺牲权利不肯牺牲主义之主张，新学界之士风，当为一振。尤望陈先生……始终勿为威武所屈，而为吾国一洗此虚伪欺诈之积习也”。若先生不幸而被辞退，为主义而牺牲的“真诚纯洁的精神，已彰然流露”。“新学派之声势，必由此而益张然”。驱逐先生，犹如犹太人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从此以后之《新青年》杂志发行额必加起几倍或几十倍”。“愿提倡革新诸君，自觉其责任之重，知旧势力之大，力与奋斗，百折不挠……真理所在，生死以之。……
最后之胜利，必属于革新之诸君矣！”①①以上引文，均见１９１９年４月１３、２７日《每周评论》的《特别附录：对于新旧思潮之舆论》。
这１４家大报的言论，不仅是对林纾进行了有力的斥责，更重要的是对《新青年》自创刊以来，提倡科学民主、文学革命所取得的成绩作了一次大检阅。林纾的本意是以古文大家的架势，用诬蔑诋毁的手段，破坏和遏止新文化运动的发展，而结果却适得其反。舆论界透过这位昏庸老朽王婆骂街蛮不讲理的恶劣手法，愈来愈支持以陈独秀为代表的革新派。
但不可忽视的是站在林纾背后的北洋军阀政府的势力。
陈独秀为了减轻北洋政府对蔡元培的压力，特于《新青年》第六卷二号发表《编辑部启事》，正式声明：“《新青年》编辑部和做文章的人，虽然有几个在学校做教员，但是这个杂志完全是私人的组织。我们的议论完全归我们自己负责，和北京大学毫不相干。”编辑部同人这种文责自负的精神并不足以减轻北大所受到的压力，以及北大教职员的忧虑，何况北大里的顽固派，他们早就想把陈独秀驱逐出去了。
北大学长、教授会、主任会原拟定这年暑期后实行文理科合并，不设学长，设一教务长统辖教务，现在迫不及待地提前于４月８日实施了，推举马寅初任教务长。①为封建恶势力的最痛恨的文科学长陈独秀就这样下台了。蔡元培解释说，陈独秀虽不当文科学长，但还是北大的人员，这是属于北大内部机构的变动。这样解释无论是对蔡元培或陈独秀都要体面些。
①《北京大学日刊》，１９１９年４月１０日。
强力拥护公理平民征服政府新文化运动的开展，解放了一代知识青年的思想，使他们冲出了封建主义的牢笼，获得了独立的人格。只有这样的新青年才能勇敢地走向街头、广场，举行游行示威，火烧卖国贼的住宅赵家楼，点燃起五四运动的革命烈火。如果没有新文化运动，那些满脑子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的男女知识青年，不过是摇头晃脑地哼哼几句古文，写些佶屈聱牙的之乎者也罢了。新文化运动直接为五四运动奠定了思想基础，准备了一批反帝爱国运动的中坚分子，伦理的觉悟转化为进行政治斗争的动力，白话文成为爱国运动广泛开展的宣传工具。
四十年代时，毛泽东赞誉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就主要是指的陈独秀对青年群众的政治思想的领导作用。
五四运动爆发的导火线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巴黎和会强行把战败国德国原在山东的特权全部转交与日本，拒不归还中国。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于１９１４年６月２８日，战争的一方是协约国（英、法、俄）；另一方是同盟国（德、奥、意）。大战发生不久，日本即于同年８月１５日对德宣战，乘机占领胶济全线，夺取了德国在山东的特权。１９１５年５月２５日，日本与袁世凯政府签订了“二十一条”。１９１７年二、三月间，日本与英、法、意、俄四国取得了秘密的谅解，四国承认日本在山东的特权。同年８月１４日，段祺瑞政府对德宣战，并借参战之名向日本借款，成立了参战军，扩充一己之实力。参战军虽然没有参加对德战争，但有１０万华工被派赴欧洲战场，为协约国军队运输弹药给养和修筑工事。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帝国主义各国为重新分割殖民地的一场恶战，双方都是非正义的。
陈独秀当时并不认识这场战争的性质，他认为资产阶级民主制的英、法等国，反抗君主制的德国是正义的，他站在英、法一边极力主张中国参战，说“国际今日之抗德，犹如吾国前日之讨袁”，正义在英、法一方，中国加入对德战团后，将来“有列席和议之权，其时发言效力，固必极微，但也较由他国代吾人发言有利”。①陈独秀崇拜资产阶级民主制，但他不认识资产阶级民主的本质，不了解自由资本主义在所谓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之下，早已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英、法的民主制与德国的君主制，不过是政体形式的不同，其阶级实质都是对内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压迫和剥削无产阶级；对外实行帝国主义的扩张政策，抢占和掠夺殖民地。当时，陈独秀还不明白这些道理，他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性质作出了错误的判断和错误的推理，因而产生了不切实际的美妙幻想。
１９１８年１１月，世界大战结束，北京各校于１４日至１６日放假三天，庆祝协约国的胜利。中国是协约国的一员，现在协约国战胜了，那末德国在战前占据的青岛及其他特权，自然应归还中国，人们正是怀着这样的喜悦心情庆祝胜利的。陈独秀也不例外，他认为这次大战是“公理战胜强权”。什么是公理，什么是强权？“凡合乎平等自由的就是公理；倚仗自家①《俄罗斯革命与我国民之觉悟》，３卷２号，１９１７年４月１日。
强力，侵害他人平等自由的，就是强权。”①根据这样的认识和推理，他主张“我们东洋各国列席〔巴黎和会〕的委员，应该联合一气，首先提出‘人类平等一概不得歧视’的意见，当作东洋各国第一重大的要求。此案倘能通过，他种欧美各国对亚洲人不平等的待遇，和各种不平等的条约，便自然从根消灭了”。②
陈独秀对外存在严重的幻想；而对内，他站在民主主义的立场上，勇敢地提出了“除三害”（军人害、官僚害、政客害）的主张。“中国若不除去这三害”，政治永无清宁之日，“若想除这三害，第一，一般国民要有参预政治的觉悟，对于这三害，要有相当的示威运动。第二，社会中坚分子，应该挺身出头，组织有政见的有良心的依赖国民为后援的政党，来扫荡无政见的无良心的依赖特殊势力为后援的狗党”。③陈独秀一旦涉足于政治斗争，便把斗争的矛头直指封建军阀，把希望寄托于人民的觉悟和群众的政治运动。
２月２０日，国内南北和平会议在上海召开。④巴黎和会自始为英、法、美、意、日五强所把持，这引①②③
④国内南北和平会议上，南方总代表唐绍仪提出废止中日军事协定，解散参战军，取消参战借款等项要求。北方将参战军改名为国防军，且大肆扩充。五四运动爆发后，唐趁反段祺瑞空气正浓，于和会上提出绝对不承认日本有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利等要求。至此，和会破裂。
《除三害》，《每周评论》，１９１９年１月１９日。
《战后东洋民族之觉悟及要求》，《每周评论》，１９１８年１２月２０日。
《〈每周评论》发刊词》，１９１８年１２月２２日。
起了陈独秀的怀疑与不满，说：“难道公理战胜强权的解说，就是按照国力强弱分配权力吗？”“过激派（指俄国布尔什维克和德国工人、军队的起义——引者）的行为，纵或有不是的地方，但是协约国把他们破坏俄、德两大专制的功劳，一笔抹杀，又试问公理何在？德皇未败以前，反对战争始终不屈的，只有李普克尼希一派，从前附和德皇的人，如今却逼迫李普克尼希，而且加害他的生命，又试问公理何在？”①陈独秀对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制的信仰，开始发生了动摇。一个多月前，他称赞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的十四条和平意见，说他“是世界上第一个大好人”。②现在认识到十四条“多半是不可实行的理想”，嘲笑威尔逊是威大炮。③至于他本人所设想的什么“人类平等一概不得歧视”案，自然是丢进了废纸篓里。
对外的幻想破灭了。国内的问题怎样解决。陈独秀在《我的国内和平意见》一文中指出：国内的政治问题，或者是“根本解决”，或者是用“和平方法，调解目前的政局”，但不论用哪种方法，“督军制若不废除，无论中央或地方，无论南北都是武人世界，一切政治法律，无非是些空谈”。④他揭露皖系军阀控制的国防军，“就是参战军的改名，参战军想受日①②③
④《每周评论》，１９１９年２月９日。
《隧感录》，《每周评论》，１９１９年２月９日。
《〈每周评论〉发刊词》，１９１８年１２月２２日。
《隧感录》，《每周评论》，１９１９年２月９日。
本兵器兵费的接济，便不得不受中日军事协定的约束”。①日本是假对德宣战之名，“打算握大陆的兵权”；皖系首领段祺瑞是借中日军事协定，“打算做国中的霸主，……所苦的就是我们四万万被卖的人民”。②此后不久，陈独秀尖锐地揭露，所谓解决中国政治问题的“南北分立”说，其实质是“分裂”、“割据”，他断然指出解决的根本途径，在“铲除南北军阀”。③中国要求得真正的和平，“非多数国民出来，用那最不和平的手段，将那顾全饭碗、阻碍和平的武人、议员、政客扫荡一空不可”。④陈独秀的这些意见都发表在“五四”前夕的《每周评论》上，而新旧思潮之激战也正是发生在这个时候。这证明陈独秀从１９１８年底至１９１９年４月，他一方面批判封建顽固派，继续传布民主与科学的思想；同时也积极地提出了他的政治主张，即依靠人民的力量，铲除军阀势力，根本解决国内问题。民主与科学的传播通过《每周评论》与现实的政治斗争结合起来。这使陈独秀愈来愈赢得青年的信仰和爱戴。他的言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据当年北大预科学生罗章龙回忆：①②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