④《随感录》，《每周评论》，１９１９年４月２７日。
《为什么要南北分立》，《每周评论》，１９１９年３月２３日。
《国防军问题》，《每周评论》，１９１９年２月２３日。
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日本怂恿北洋政府和它一起出兵干涉俄国革命，并以“共同防敌”为借口，于１９１８年５月１６、１９日，和日本先后签订了中日陆军、中日海军共同防敌协定。规定在战争期间日军可以进驻中国境内；中国应派军声援；两国互相供给军器及军需品。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参战军改名为国防军，段祺瑞任国防军督办。
“五四”时陈独秀“一再强调，要采取‘直接行动’对中国进行‘根本改造’。他的这些言论非常符合当时激进青年的心意。
青年们对他十分敬佩，亦步亦趋团结在他的周围。正是在他这些号召的鼓动下，易克嶷、匡互生、吴坚民、宋天放、李梅羹，王复生、刘克俊、夏秀峰、张树荣、吴慎恭、吴学裴、王有德和我等各院校的青年学生，在‘五四’前夕，秘密组织了一个行动小组”。①这个小组对五四运动的发动起了积极的作用。
巴黎和会，完全是帝国主义各国分赃的会议，英、法等国代表不顾中国代表一再的要求，悍然决定将德国在山东的一切特权全部转让与日本，这使中国人民的感情受到了极大的刺激与挫伤，青年知识分子尤其义愤填膺，怒火中烧。１９１９年５月２日，北大学生二千余人举行集会抗议。３日，北京各界纷纷集会，讨论山东问题的对策。４日，陈独秀在《每周评论》第二十号上发表《两个和会都无用》，指出国内的南北和会，“两方都重在党派的权利”。“巴黎的和会，各国都重在本国的权利，什么公理，什么永久和平，什么威尔逊总统十四条宣言，都成了一文不值的空话。……我看这两个分赃会议，与世界永久和平，人类真正幸福，隔得不止十万八千里，非全世界的人民都站起来直接解决不可”，若是靠“那几个政治家、外交家，在那里关门弄鬼，定然没有好结果”。这篇短文充分证明了陈独秀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结局的幻想，即所谓公理战胜强权，完全破灭了。而幻想产生于对西方资产阶级民①罗章龙：《椿园载记》第２６、２７页。
主制的迷信，因此幻想的破灭必将促使他对资产阶级民主制进行再认识，迫使他回答为什么他所崇拜的资产阶级民主制的国家一味地侵略中国。也就在这个时候五四运动爆发了。
陈独秀以全副精力投入反帝爱国运动。
问题，举行示威。他们高举大旗从四面八方向天安门广场汇合，旗上大书“外抗强权，内除国贼！”“还我青岛！”“取消二十一条！”“拒绝在巴黎和会上签字！”青年学生一马当先，爱国运动风起云涌，迅速波及到全国２０多个省市的大小城市，单是山东一省，先后便有３０多座城市的学生和市民投入斗争。６月３、４两日，北洋政府滥捕学生多达八百余人。５日起，上海实现了罢工、罢市、罢课的三罢斗争，参加罢工斗争的工人约六、七万人。中国工人阶级开始以独立的姿态登上政治舞台，成为反帝爱国运动的主力军。运动的中心从此由北京移到了上海。
从５月４日到６月上旬，《每周评论》用全部版面报道运动发展的情况，并连续出版了第二十一号（５月１１日）、二十二号（１８日）、二十三号（２６日）三期“山东问题”特号，详细报道５月４日学生游行时悲愤激昂的情绪——“不复青岛宁死”，“头可断，青岛不可失”。全文刊登《北京学界全体宣言》：“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国亡了！同胞起来呀！”系统地介绍了青岛问题的来龙去脉，揭露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北洋政府的卖国罪行。报道巴黎和会上青岛问题交涉失败的经过，揭发日本代表在和会上飞扬跋扈的嚣张气焰，及时向全国人民指出现在和约已成，惟一希望是我国代表拒绝签字，从而掀起拒签和约的斗争。报道北京学生被捕及遭受迫害的情况，和北京各界对学生的支援。
《每周评论》第二十二号还增刊四版，刊出《特别附录——对于北京学生运动的舆论》，指出公众的示威运动是国民“应有的权利”，“是合乎正义的”，不受“反乎人道正义”的法律制裁。难道“只许州官放火，不准百姓点灯。彼卖国之贼、残民之官、及奸淫焚掠暴戾恣睢之武人，皆享有自由违法之权”，为何独对学生执法如山！“五四”期间的《每周评论》的确起了煽革命之风点革命之火的鼓动作用。
从５另４日至６月８日，陈独秀在《每周评论》发表了７篇文章和３３篇《随感录》。
在《对日外交的根本罪恶——造成这根本罪恶的人是谁？》一文中，说曹、陆、章①固然有罪恶，但“根本罪恶还不在曹、陆、章诸人”。“拿军事协定和济（南）顺（德）、高（密）徐（州）的合同，去换军械军费杀南方的百姓”，并不是日本用兵力胁迫的，“参战借款和济顺、高徐的垫款，都不过因为区区日金２０００万，便把重要兵权和山东权利轻轻送与日本，这是什么勾当”？“我们中国现在有什么力量抵抗外人，全靠国民团结一致的爱国心，……
仅此一线生机，政府还要将他们斩尽杀绝，说他们不应该干①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在袁世凯或段祺瑞的授意下，多次参与同日本订立秘密协定，向日本借款，出卖国家主权。
在五四运动时，三人同被斥为卖国贼。
涉政治，把他们送交法庭讯办”。①造成对日外交失败的根本罪恶的人到底是谁？不言而喻，陈独秀把群众对曹、陆、章的痛恨情绪引向了掌握中央大权的北洋军阀政府，以提高人民的政治觉悟。
在《为山东问题敬告各方面》一文中，开篇第一句话：
“呵！现在还是强盗世界！现在还是公理不敌强权时代！”因此，我们要实行民族自卫主义。“若因民族自卫，就是起了黑暗的无人道的战争，我们都不反对。”日本侵害了东三省，又侵害山东，“这是我们国民全体的存亡问题，……无论是学界、政客、商人、劳工、农夫、警察、当兵的、做官的、议员、乞丐、新闻记者，都出来反对日本及亲日派才是。万万不能……
袖手旁观”。若还“帮着日本人说学生不该干涉政治，不该暴动”，这种人简直“是下等无血动物”。②这篇文章不仅有很大的鼓动性，而且主张用暴力实行民族自卫。
陈独秀以暴力进行民族自卫的思想，在《山东问题与国民觉悟——对外对内两种彻底的觉悟》一文里更明确了。他指明所谓彻底的觉悟，“（一）不能单纯依赖公理的觉悟；（二）不能让少数人垄断政权的觉悟”。“公理是不能够自己发挥，是要靠强力拥护的”。
俄、德两国的皇帝都是用强力把他们打倒的。中日两国的军阀都是两国平民的敌人。“我们不主张用强力压人，却不可不主张用强力抵抗被人所压”。中国政治问题“根本救济的方法，只有‘平民征服政府’。由多数的①
②《每周评论》，１９１９年５月１８日。
《每周评论》，１９１９年５月１１日。
平民——学界、商会、农民团体、劳工团体——用强力发挥民主政治的精神，……叫那少数的政府当局和国会议员，都低下头来听多数平民的命令。无论内政、外交，政府、国会，都不能违背平民团体的多数意思”。“由这彻底的觉悟，应该抱定两大宗旨，就是：强力拥护公理，平民征服政府”。①陈独秀从误认为协约国的胜利是“公理战胜强权”，觉悟到“现在还是强盗世界”，并主张用“强力拥护公理”，甚而不惜兴起民族自卫战；从幻想用和平调解的方法进行废督裁兵，进而向全国人民呼吁“平民征服政府”，可见在“五四”
前后短短的几个月里，他的政治思想较创办《新青年》时，有了明显的发展与进步。对外，以“强力拥护公理”，反对帝国主义；对内，“平民征服政府”，反对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
“强力拥护公理，平民征服政府”显然是后来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纲领的雏形。
这时，陈独秀的思想发展呈现出这样的特点，即当他对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制开始怀疑和不满的时候，他对解决国内问题的政治主张，却更加坚定地站在民主主义的立场上，他所反对的目标从批判儒家学说上升到封建的中央政权机关，并力图依靠平民去推翻北洋军阀的统治。这个奇特而又似乎矛盾的现象，正是二十世纪一十年代末，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的激进民主主义者的思想特点。他愈是真诚地追求民主自由，就愈是怀疑西方的民主制度。怀疑，将促使他们去寻找救国救民的新道路，而在人类政治思想发展的阶梯上，与激进民主主义最接近的是社会主义。关于这个问题，本书将另①《每周评论》，１９１９年５月２６日。
列专节论述，这里且按下不表，继续介绍五四运动的情况。
上海实现三罢斗争以后，有许多城市的工人、市民积极响应，这使北洋政府受到了很大的压力。６月１０日，北洋政府总统徐世昌被迫下令，准曹、陆、章三人“辞职”。２８日，协约国对德和约签字，和约中规定德国在山东的权利一概让与日本，中国代表拒绝签字。五四运动，就其狭义的政治斗争而言，至此即告一段落。
而新文化运动却借政治斗争的浩大声势，更加广泛地开展起来，从北到南，从东到西，席卷全国大中城市，甚至波及到一些城镇，无数的知识青年通过政治斗争的实践，进一步解放了思想。就以白话报刊来说罢，陈独秀、李大钊主办的《每周评论》是青年“欢喜无量”的“明灯”。①仅在北京一地就发行５万多份，其“议论之精辟，叙事之简洁为全国新闻之冠”。②它对五四运动的发动和发展起了巨大的促进和指导作用。因此，北洋政府对它恨之入骨，终于在１９１９年８月３０日，《每周评论》出版第三十七号时，把它查封了。
但是一场伟大的政治运动，它在文化思想上所产生的影响，是无论怎样也封锁不住的。
在五四运动中，白话文为传播新思想，进行群众性的政治宣传，大显神效。白话小报、白话传单风行各地，有人估计１９１９年“至少出了四百种白话报”，内中上海的《星期评论》、《建设》、《解放与改造》、《少年中国》“都有很好的贡献”。③“全国各埠，大约有五种报纸，①②
③胡适：《五十年来的中国文学》。
吴虞日记，１９１９年７月１１日。
郑遂平致记者信，《每周评论》，１９１９年３月３０日。
仿《每周》的体裁”。①长沙的《湘江评论》、成都的《星期日》，“这两个周刊形式上、精神上，都是同《每周评论》和上海的《星期评论》最接近的”。②一年之后，北京《晨报》副刊、上海《民国日报》的《觉悟》、《时事新报》的《学灯》，“可算是三个最重要的白话文机关”。“国内几个持重的大杂志，如《东方杂志》、《小说月报》，也都渐渐的白话化了”。③大势所趋，不可阻挡，到１９２０年北洋政府教育部规定，中小学开始使用白话的语文教材。新文化的传播促进了五四运动的发生和发展，而五四运动把新文化普及到全国城市里的中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与此同时，新文化运动也朝着一个更高的崭新阶段节节向前发展。
散发《北京市民宣言》被捕与营救五四运动爆发后不久，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被迫于５月险，函电促其南下”，他气愤地回答说：“我脑筋惨痛已极，极盼政府早日捉我下监处死，不欲生存于此恶浊之社会也。”④６月３日，北京学生团又上街演说，军警狂捕学生１７０余人，监禁在北大法科的讲堂里，其中大部分是北大学生。４日，又有７００多学生被捕，关押在北大理科校舍，全国最高学府①②③
④《陈独秀案之大疑团》，《民国日报》，１９１９年６月２３日。
胡适：《五十年来的中国文学》。
胡适：《介绍新出版物》，《每周评论》，１９１９年８月２４日。
季陶：《可怜的“他”》，《星期评论》第１４号，１９１９年９月。
一时变成了拘留所。
这么多的学生被捕，自然会引起陈独秀的关切。６月８日，他在《每周评论》第二十五号上发表了《研究室与监狱》一文，全文如下：
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
这篇文章虽不满１００字，但富有哲理，字里行间洋溢着战斗的激情和革命乐观主义的精神。
陈独秀敢说敢做，他领导了五四运动，而群众运动也推动着他奋勇前进。他认识到五四运动与过去的爱国运动不同，它“特有的精神”是直接行动与牺牲精神。所谓“直接行动就是人民对于社会国家的黑暗，由人民直接行动，加以制裁，不诉诸法律，不利用特殊势力，不依赖代表。因为法律是强权的护符，特殊势力是民权的仇敌，代议员是欺骗者，决不能代表公众的意见”。①在群众运动的鼓舞之下，这位五四运动的总司令象一位普通的战士一样，他“直接行动”起来了。
他起草了《北京市民宣言》，“交由胡适，把它译成英文”。在夜里同高一涵一起到嵩祝寺旁边一个为北大印讲义的小印刷所去印刷。印完时，已深夜一点多钟。两位印刷工人“警惕性很高，把《宣言》印成后，又将底稿和废纸一概烧得干干①《五四运动的精神是什么？》，《时事新报》，１９２０年４月２１日。净净”。①
《北京市民宣言》（１９１９年６月９日）只有一页的篇幅，上半部为汉文，下半部为英文，全文如下：
受之压迫，仍本斯旨，对于政府提出最后最低之要求如下：
（１）对日外交，不抛弃山东省经济上之权利，并取消民国四年、七年两次密约。
（２）免除徐树铮、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段芝贵、王怀庆六人官职，并驱逐出京。
（３）取消步军统领及警备司令两机关。
（４）北京保安队改由市民组织。
（５）市民须有绝对集会言论自由权。
我市民仍希望和平方法达此目的。倘政府不顾和平，不完全听从市民之希望，我等学生、商人、劳工、军人等，惟有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特此宣言，敬求内外士女谅解斯旨。
（各处接到此宣言，希即复印传布）②《北京市民宣言》可以看作是陈独秀的“平民征服政府”
的纲领。它的第一条和第二条里的免除曹、陆、章三人的职①
②《宣言》原件藏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又见《民国日报》，１９１９年６月１４日。
高一涵：《李大钊同志护送陈独秀脱险》，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务，以及第五条，都是当时舆论界的普遍要求，引人注目的是第三、四两条。这两条是专门针对皖系军阀的暴力机关的。
徐树铮是段祺瑞的心腹，这时任西北筹边使，兼西北边防司令。段芝贵任京畿警备司令、陆军总长。王怀庆任步军统领。
这三个人都操有重兵，是皖系军阀的重要成员。《宣言》要求罢他们的官，驱逐他们出京，取消反动的暴力机关，将京师警察厅直辖的保安队（有步队六、马队一）“改由市民组织”，以维持北京的治安，这对皖系军阀等于釜底抽薪，推倒他所执掌的中央政权。这些要求在当时虽然是不可能实现的，但它反映了陈独秀的高昂的战斗激情。
《宣言》印好以后，陈独秀亲自去散发了。据高一涵回忆：
他和陈独秀一起到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乘吃茶的人离开茶座时，把《宣言》“放在没有人的桌子上，用茶杯压好，等到吃茶的人回到原桌子来，看到传单，读后大声叫好，拍手欢呼”。６月１１日下午，陈独秀约高一涵、王星拱（北大理科教员）、程演生（北大预科教授）、邓初（内务部佥事）４人，到香厂新世界附近一个四川菜馆子浣花春去晚餐。
餐后，陈独秀、邓初和高一涵三人上新世界去散发传单，王星拱和程演生往城南游艺园去散发传单。陈独秀等到新世界后，“见戏场、书场、台球场内，皆有电灯照耀，如同白日，不好散发传单”。陈独秀和高一涵“两人只得上新世界屋顶花园，那里没有游人，也无电灯。
这时刚看到下一层露台上正放映露天电影，就趁此机会，把传单从上面撒下去”。①①高一涵：《李大钊护送陈独秀脱险》。
不料，身着白帽西服的陈独秀，一来到新世界因“上下楼甚频，且其衣服兜中膨满”，就引起了暗探的注意和跟踪。
当晚１０时，当陈独秀散发传单时，立即被拘捕。①夜十二时，军警百余人荷枪实弹包围陈的住宅，破门而入，陈的眷属从梦中惊起，当即被搜检拿去信札多件。②校时，我请假回安庆，于前几日来京。“路过上海时，经上海学生联合会友人徐姓交给我这传单一千四、五百张，叫我到北京散布。本月十一日上午十〔点〕钟，我将这传单送到北京学生联合会四、五百张，交给不知姓名高等师范学生收讫”。晚九、十点钟，“我到新世界散布传单，已散去数十张，……”③如此这般地编造了一套供词。除了不得不示承认散发《宣言》外，其他如请假回安庆、上海友人徐姓及不知姓名的高师学生等，全是欺骗警署的无头案。
陈独秀被捕队后，李大钊“非常着急”，立即找学生罗章龙等设法营救。“大家想出来的办法，首先是将陈独秀被捕消息告诉全国人民，造成强大的社会舆论，使北洋政府有所顾忌，不敢胡作非为”。④
１３日，北京《晨报》首先披露陈独秀被捕消息，各地大报也相继报道。１５日，上海《民国日报》指出：当此“人心①②③
④罗章龙：《红楼感旧录》，《团结报》，１９８３年６月２５日。
《五四时期陈独秀被捕档案汇编》，《北京档案史料》，１９８６年第１期。
《陈独秀被捕》，《晨报》，１９１９年６月１３日。
《五四时期陈独秀被捕档案汇编》，《北京档案史料》，１９８６年第１期。
浮动之时，政府苟有悔祸之诚心，不应对国内最负盛名之新派学者，加以摧残，而惹起不幸之纠葛也”。１７日，《申报》登载《北京之文字狱》一文，指出这次学潮的原因之一，是政府“利用黑暗势力，以摧毁学术思想之自由”，而今逮捕陈独秀，“乃又扬煽其波，激之使动，树欲静而风又来，是诚何心耶”？陈独秀被捕的消息使舆论界大为震惊，各省各界函电交驰，纷纷为陈辩白，吁请政府当局立予开释。综合当时报刊及档案的有关资料，可分作以下几个方面介绍。
一、学界：有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北大全国
校友会和全国学生联合会等团体积极进行营救活动。北京学联于１５日致函京师警察厅总监吴炳湘，说：“陈先生夙负学界重望，其言论思想皆见称于国内外，倘此次以嫌疑遂加之罪，恐激动全国举界再起波澜。当此学潮紧急之时，殊非息事宁人之计。……现今各种问题已极复杂，岂可再生枝节，以滋纷纷。”①函中措词以鼓动性的口气，对当局施加压力，并致上海通电：“除设法援救，并希国人注意”。②二、教育界：有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医
学专门学校等９个单位４０人，和民国大学、新华商业专门学校、私立毓英中学等７个学校２９人，分别于１６日、２０日联名呈警察总监，准予保释陈独秀。这６９人中有名教授、中学教员；有许多新派人物，但也有旧派人物，如刘师培等。呈文中说：陈独秀“诚不免有越轨之嫌，然原其用心无非激于①
②《晨报》，１９１９年６月１７日。
《北京档案史料》，１９８６年第１期第７页。
书生爱国之愚悃……可否于陈独秀宽其既往”，交保省释。其措词和语气都较学界缓和许多。
三、安徽各界：陈独秀是安徽人，京师警察厅总监吴炳
湘也是安徽人。于是旅京皖人（安徽同乡会）和旅沪皖人（安徽协会）通过同乡关系，纷纷为营救陈独秀奔走说项。其中有陈独秀的好友，有与陈素不相识的人，也有桐城派古文家马通伯、姚永概等。他们认为陈独秀“所著言论或不无迂直之处。然其学问人品亦尚为士林所推许”，吾等“与陈君咸系同乡，知之最稔”，恳请准予保释。安徽省长吕调元也致电吴炳湘：“怀宁陈独秀好发狂言，书生结习。然其人好学深思，务乞俯念乡里后进，保全省释”。①总之一面贬责陈独秀，一面说情，要吴炳湘看在同乡的情分上，给予开释。
此外，还有国民大会上海干事部、中华工业协会、江苏省教育会、社会名流章士钊、对五四运动持反对态度的田桐、广东军政府主席总裁岑西林也都致电政府当局，要求释放陈独秀。
孙中山对陈独秀被捕非常关心。他在上海一见到徐世昌、段祺瑞的代表许世英，就说：你们逮捕了陈独秀，“做了好事，很足以使国人相信，我反对你们是不错的。你们也不敢把他杀死，死了一个，就会增加五十、一百个，你们尽管做吧”！
许世英连忙说“不该，不该，我就打电报回去”。②北洋政府逮捕陈独秀，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参与营救①
②罗章龙：《陈独秀先生在红楼的日子》，《新华文摘》，１９８３年第８期。
《北京档案史料》，１９８６年第１期第８、９、１３页。
活动的有各阶层的人士，他们有不同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学术观点，但绝大多数人是支持新文化运动的。逮捕陈独秀不仅未能阻止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反而通过营救活动宣传了他对新文化运动的功绩。李达说：“陈先生是一个极端反对顽固守旧思想的急先锋，……他的文字，很有价值，很能够把一般青年由朦胧里提醒觉悟起来”。“我们对他应该要表两种敬意。一敬他是一个拚命‘鼓吹新思想’的人。二敬他是一个很‘为了主义吃苦’的人。”①依政府的主张，“我们小百姓痛苦。依你的主张，他们痛苦。他们不愿意痛苦，所以你痛苦。
你痛苦，是替我们痛苦”。②毛泽东在《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一文中，全文转载了《北京市民宣言》，报道了京沪等地的营救活动，并恰如其分地对当时的陈独秀作出了评价：陈君“为思想界的明星。陈君所说的话，头脑稍为清楚的听得，莫不人人各如其意中所欲出”。“陈君之被逮，决不能损及陈君的毫末，并且留着大大的一个纪念于新思潮，使他越发光辉远大。……我祝陈君至坚至高的精神万岁！”③的确，逮捕与营救，迫害与反迫害的斗争，使陈独秀的革命形象更加高大光辉了。
陈具结：“前因为人散发传单，破坏社会道德，实属不知检束。①②
③《湘江评论》创刊号，１９１９年７月１４日。
辛白：《怀念陈独秀》，《每周评论》，１９１９年７月１３日。
鹤（即李达）：《陈独秀与新思想》，《民国日报》副刊《觉悟》，１９１９年６月２４日。
自被查拘，颇为觉悟，以后安心问学，并在北京就正当职业，以谋生计，不再作越出法律范围举动”。①这段文字，除了最后一句话“不再作越出法律范围举动”，有特定的含义外，其余一概是文字游戏。政府当局迫于舆论的压办，“照豫戒法办理”，只得于当日下午４时将陈独秀释放。
陈独秀被关押了９８天，在押期间，“因粗食，故胃肠受病”。②获释也未得到完全的自由，每月都有警官来“视察”，并填写《受豫戒令者月记表》，说什么“行为安详，闭户读书”，“拜客数次，行动尚知检束”，③等因奉此，上报了事。其实，陈独秀在获释后的两周，便出席了北大学生的慰问、欢迎会，表示对北大师生的谢意。１０月１２日，参加《国民杂志》社周年纪念会，并发表演说，称赞该社同学为五四运动“出力独多”，指出“此番运动，实为国民运动之嚆矢，匪可为与党派同日而语”。④可见陈独秀并没有完全受豫戒令的约束。
为欢迎陈独秀出狱，《新青年》六卷六号发表了刘半农、胡适、李大钊和沈尹默写作的白话诗。李大钊的《欢迎独秀出狱》三首诗中写道：“你今出狱了，我们很欢喜！……什么监狱什么死，都不能屈服了你。……你今出狱了，我们很欢喜！有许多的好青年，已经实行了你那句言语：‘出了研究室①②③
④《国民》第２卷１期。
《北京档案史料》，１９８６年第１期第１３页。
周作人：《知堂回想录》第３５６页。
《北京档案史料》，１９８６年第１期第１２页。
便入监狱，出了监狱便入研究室。’”九十八天的铁窗生活，使陈独秀磨炼得更加刚健了。五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期
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飞跃起步１９１９年和１９２１年，中国历史前进的步伐特别急速，科学民主的启蒙任务还远没有完成，便开始了科学社会主义的传播。在欧洲，从文艺复兴提倡人文主义开始，到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诞生，经过了整整四百年的漫长岁月，而在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这一缓慢的思想演变过程，却缩短为一代人的思想历程，陈独秀由改良派、民主派，发展为共产派。
形成这一奇特的历史现象的原因，就其思想方面来说，一是科学与民主的传播虽然没能普及到广大的农村，但使城市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冲破了三纲五常的束缚，为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扫除了思想上的障碍；二是巴黎和会以及战后协约国的全部政策，都清楚地揭露了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局限性和虚伪性，打破了落后国家的民主主义者在资本主义制度之下，实现各民族一律平等的幻想，因此，一些原来崇拜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先进分子不得不重新寻找救国救民的良策；三是恰恰在这个时候，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一声炮响，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①从物质基础和阶级基础而言，形成这一奇特的历史现象的原因，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民族工业以及日本、美国在华投资的企业，都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伴随着工业的发展，中国工人阶级的队伍也壮大了。１９１３年，全国产业工人有五六十万人，到１９１９年前后增至１４８．９万人。②而且经过“六三”罢工登上了历史舞台。他们代表了新的生产力和历史前进的方向。
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地，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③而把精神武器与物质武器结合起来的这一伟大的任务，便历史地落到一批初步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的肩上，他们在完成这一历史使命的同时，迅速地从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并创立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从此，陈独秀不再关心民主问题，他以主要精力从事于现实的政治斗争，在全国范围内不久革命战争就压倒了科学民主的①②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１卷第４６７页。
刘明逵：《中国工人阶级历史状况》第１卷第１册第８８、１１２页。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
启蒙。
然而，历史老人是决不会忘记它那未完成的民主启蒙任务的。新文化运动的前期如果说是对辛亥革命的补课，那么有朝一日还必将对新文化运动作补课的补课，不过那时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之下，在更高级的阶段上进行补课，民主的广泛性必将大大超过资产阶级民主。有趣的是在四十年代初，陈独秀临终之前鉴于苏联肃反扩大化，他再次提出民主问题，并痛斥苏联社会制度严重缺乏民主的弊病。他的某些论点是否确切，这里不作评论，但不妨把他的呼声看作为对民主补课的信号，尽管对当时正处于艰难抗战中的中国是一个过早发出的信号。
历史对二十年代中国社会阶级关系和政治思想的发展，作了独特的创造性的不依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安排，因此，本章将着重介绍和论述陈独秀在“五四”后期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创立中国共产党以及与此有关的一些重大问题。
在中国，第一个宣传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是李大钊。他在１９１８年的下半年，即十月革命还不到一周年、距五四运动爆发还有半年的时间，就连续发表了《论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Ｂｏｌｓｈｅｖｉｓｍ的胜利》等论文，满腔热忱地讴歌社会主义革命。
李大钊认识到造成世界大战的根源是资本主义生产制度。国家的界限“不能涵容”这种生产力的发展，“所以资本家政府想靠着大战”向外扩张、侵略，“拿自己的国家做中心，建立一世界大帝国，成一个经济组织，为自己国内资本家一阶级谋利益。俄、德等国的劳工社会，首先看破他们的野心，不惜在大战的时候，起了社会革命，防遏这次资本家政府的战争”。①半个多世纪来，中国的先进人物不间断地向西方学习，但不懂得为什么“先生”老是欺侮“学生”。现在李大钊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的根源，认识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看清了“先生”的真面目。
李大钊认为这次战争的胜利，“是社会主义的胜利，是Ｂｏｌｓｈｅｖｉｓｍ的胜利，是赤旗的胜利”，这是“列宁、马客士的功业”。布尔什维克是奉“马客士为宗主的。他们的目的，在把……资本家独占利益的生产制度打破”。他们所主张的战争，“是阶级战争，是全世界庶民对于世界资本家的战争”。
“他们主张一切男女都应该工作”，并组织劳工联合会议，“什么事都归他们决定。一切产业都归在那产业里作工的人所有”。俄国的革命“是使天下惊秋的一片桐叶”，“由今以后，到处所见的，都是Ｂｏｌｓｈｅｖｉｓｍ战胜的旗。到处所闻的，都是Ｂｏｌｓｈｅｖｉｓｍ的凯歌声。……试看将来的全球，必是赤旗的世界”！②
当人们在庆祝协约国胜利的时候，当人们对资产阶级民主顶礼膜拜，幻想经过巴黎和会实现人类平等主义的时候，李大钊对社会主义革命的欢呼声，真可谓空谷足音，惊世骇俗。
此后，紧接着宣传科学社会主义的是陈独秀、李大钊等主办的《每周评论》。自１９１９年１月至“五四”，这个刊物发①
②《Ｂｏｌｓｈｅｖｉｓｍ的胜利》，《新青年》第５卷５号，１９１８年１１月１５日。
《庶民的胜利》，《新青年》第５卷５号，１９１８年１１月１５日（实际出版时间为１９１９年１月）。
表了大量的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报道。
一、宣传十月革命的伟大意义，报道战后德国、匈牙利
等国无产阶级革命及东方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形势。李大钊在《新纪元》一文中说：这次世界大战，好比是一场洪水，“洗来洗去，洗出一个新纪元来”，“从今以后，生产制度起一绝大的变动，劳工阶级要联合他们全世界的同胞，……打倒全世界资本的阶级”。①《国际的革命》一文简要地介绍了社会党几次重要的国际会议。《各国劳农界的势力》一文报道了俄国劳农政府的组织、匈牙利政府中的劳农势力、巴伐利亚劳动政府的宣言等等②。
二、摘译发表《共产党宣言》，介绍科学社会主义。１９１９
年４月６日出版的《每周评论》第十六号，在“名著”一栏里刊登了《共产党宣言》第二章《无产者和共产党人》中关于纲领中的一段。“劳工革命的第一步，我们最希望的，就是把无产阶级高举起来，放他们在统治地位，……打破一切的阶级，没收中产阶级的资本，把一切的生产机关，都收归政府掌管，……”。编者在这篇译文的前面加了一段按语，说“这个宣言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最先最重大的意见。……其要旨在主张阶级战争，要求各地劳工的联合，是表示新代的文书”。《每周评论》第十五号上摘译登载了倍倍尔的著作《近代社会主义与乌托邦社会主义的区别》，十八号上发表了《无政府共产主义与国家社会主义》一文。这些译文和论述，文①
②《每周评论》，１９１９年４月２０日。
《每周评论》，１９１９年１月５日。
笔虽欠流畅，但表述了原著的精髓——无产阶级专政的光辉思想。并初步揭示了科学社会主义与其他流派的假社会主义的区别。
三、报道劳农生活状况。《每周评论》特辟《国内劳动状
况》专栏。先后报道了北京男女佣工、河南修武煤矿、北京理发店、人力车夫、唐山煤厂、山东东平县佃户等地劳动者的生活状况。
《每周评论》是中国最早宣传科学社会主义的刊物，这固然同陈独秀和李大钊的努力有关，但这时李大钊所起的作用，无疑大于陈独秀。到五四运动爆发后不久，李大钊在《新青年》第六卷第五、六号上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这篇论文标志着李大钊成长为中国的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陈独秀开始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时，较李大钊晚了半年多，但他紧紧地跟上来了，而且当他一旦转向马克思主义以后，由于他在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地位和显赫的声望，他所发挥的作用和影响又超过了李大钊。
“五四”前夕，陈独秀在《每周评论》上发表《二十世纪俄罗斯的革命》一文，指出了十月革命的伟大的历史意义，说：
“十八世纪法兰西的政治革命，二十世纪俄罗斯的社会革命，当时的人都对着他们极口痛骂，但是后来的历史家，都要把他们当作人类社会变动和进步的大关键。”①的确，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能与划时代的无产阶级十月革命相提并论的，只有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陈独秀曾经崇拜的法兰西文明，及①《每周评论》，１９１９年４月２０日。
法国的民主制度，正是经过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确立和发展起来的。现在他如此地尊崇社会主义革命，这不能不说他的思想观点开始发生了变化。
中，明确地提出“现在人人都要觉悟起来，立宪政治与政党，马上都要成历史上过去的名词了，我们从此不要迷信他罢。什么是政治？大家吃饭要紧”。所谓“立宪政治与政党”，就是陈独秀曾经迷信过的资产阶级代议制及其政党。现在他不但不再迷信，而且认为都要成为过去的事了。他过去站在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立场，呼吁个性解放，现在却关注劳苦人民的生计问题，并把它看作“二十世纪臂头第一个大问题”，①这反映了陈独秀的立足点在开始转移，他要同资产阶级民主分手了。
６月１１日，陈独秀被捕了。此后，由胡适接办《每周评论》。胡适在１９１７年７月回国时，曾“打定二十年不谈政治的决心”。而《每周评论》“是一个谈政治的报”，因此他在该报上“做的文字总不过小说文艺一类，不曾谈过政治”，当他接办《每周评论》以后，“方才有不能不谈政治的感觉”。他说国内的“新”分子闭口“不谈具体的政治问题，却高谈什么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我看不过了，忍不住了——因为我是一个实验主义的信徒——于是发愤要想谈政治”。②于是，《每周评论》改变了它原有的政治方向。①
②胡适：《我的自述》，《努力周报》，１９２２年６月１８日。
《每周评论》，１９１９年６月８日。
胡适把《每周评论》第二十六、二十七号编辑成《杜威讲演录》专号，大肆散布实验主义。①并在７月２０日出版的第三十一号上发表了他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说：
“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是阿猫阿狗都能做的事”。“不去实地研究我们现在的社会需要，单会高谈某某主义，……是很危险的”。“现在中国应该赶紧解决的问题真多得很！从人力车夫的生计问题到大总统的权限问题，……”，不研究解决这些问题，“却去高谈社会主义！……还得意洋洋的夸口道：‘我们所谈的是根本解决。’老实说罢，这是自欺欺人的梦话”。很明显，胡适是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社会革命，主张一点一滴的改良主义。
《再论问题与主义》，同胡适展开了论战。李大钊首先指出问题与主义“有不能十分分离的关系。因为一个社会问题的解决，必须靠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运动”，因此就需要“先有一个共同趋向的理想、主义”作工具，“所以我们的社会运动，一方面固然要研究实际问题，一方面也要宣传理想的主义，这是交相为用的，这是并行不悖的”。李大钊还说：“我可以自白，我是喜欢谈谈布尔扎维主义的”。李大钊反对胡适的改良主义，主张以马克思主义为指针，经过群众运动，对中国社会进行根本的改造。
①实验主义是二十世纪初在美国流行的一种很有影响的哲学流派。它片面地强调主观的能动作用，否认真理的客观性，反对社会革命，主张点点滴滴的改良。实验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是胡适的老师杜威。
问题与主义之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过程中的第一次与反马克思主义的斗争。由于马克思主义刚刚开始在中国传播，所以参加这次争论的人数很少，也说不上谁胜谁负。
这时陈独秀身陷囹圄，自然是没法参加这场论战的。这次争论说明了《新青年》同人面对五四时期各种外来的新思潮，可谓是见仁见智，各吹各的号，各唱各的调。胡适编的《新青年》第六卷第四号，由他撰写的《实验主义》作为该号的带头文章。而李大钊编的第五号，则大部分内容是介绍马克思学说的。原来团结在《新青年》周围的文化统一战线，开始出现了裂痕。
陈独秀出狱以后，《新青年》开会讨论今后的编辑方针。
据周作人１０月５日日记：“下午二时至适之寓所，议《新青年》事，自七卷始，由仲甫一人编辑”。①这则日记没有写明有哪些人参加，“议”的什么“事”，但无疑和同人之间所抱主义之不同有关，否则为什么由几个人轮流编辑的《新青年》又改为由陈独秀“一人编辑”呢？又为什么陈独秀在七卷一号上发表《本志宣言》呢？而且《宣言》一开头便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