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义德的交待至少是不合常理，充满了他完全无法弥补的漏洞。为什么在他带领的车辆和人员中有的并不属于他那个连？他为什么不告诉营长要举行演习，以便采取通常的安全措施呢？他为什么闯过开罗郊区的宪兵检查站，从而违反事先未得到总司令部的书面命令任何军用车辆或武器均不得进入开罗的规定呢？最后，难道他认为乘坐装甲车去清真寺是正常的吗？
相比之下，这位上尉的同伙看起来非常惊慌。埃义德告诉他们进行演习。他们乘坐十二辆装甲输送车出发。当他们到达开罗军事检查站时，前面的七辆开过去了，但宪兵设法截住了后面的五辆。然后，上尉引导他们高速驶过开罗的街道，通过无线电发出一些混乱而含糊的命令。四辆装甲输送车的车长开始产生严重怀疑，于是停了下来。当上尉带领剩下的三辆装甲输送车到达清真寺广场后，他们象上尉所说的那样进去作了祈祷。
随着审问的继续进行，事情变得非常清楚，埃义德上尉是个宗教狂。他不时地突然停止答话，背诵可兰经，然后猛烈抨击埃及的生活方式，说人们忘记了真主，忽视了宗教义务，等等。（埃义德上尉后来被送进了精神病院。）
焦虑的萨迪克将军很快就离开了，说是要去向总统汇报。在目送他走出去的时候，我想总统可能会想起我四月二十三日的警告：如果萨迪克坚持控制那两个重要部门
指国防情报部和军官部。
我无法保证部队的安全。我说对了。
十月十六日至十八日：西德基的莫斯科之行获得巨大成功，人人都松了一口气。苏联人答应提供一个中队的米格-23飞机，但是这些飞机将于一九七三年第四季度到达；一个中队的苏-20飞机，与前者同时到达；最重要的是一个旅的R-17E（西方称为“飞毛腿”式）地对地导弹，其射程几乎可达一百五十英里。地对地导弹的交付日期将在下年初确定。我们已经开始恢复这个十分紧要的联盟。十月二十四日：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召开重要会议。总统已经命令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二十一时在其吉萨官邸开会。于是萨迪克将军说，他要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中午在他的办公室先开一个会。（今天也是我与野战部队指挥官和参谋人员举行每月例会的日子；我们不得不于十一时三十分中止开会。）
萨迪克召集的午间会议持续了一个小时。几乎每一个在座的指挥官都简要地谈了自己对形势的看法和部队的状况，尤其着重谈到了各自的困难和问题。萨迪克在总结时说：“我只要求你们今晚告诉总统实情。总统认为我夸大了你们的困难。他要从你们那里听到真实情况。”每个人都表示要畅所欲言。大约从二十时三十分起，我们陆续在吉萨聚齐。二十一时，总统宣布开会，并作长篇讲话：“我在一九七一年三月、一九七一年十月和一九七二年二月与苏联领导人的会晤是应我的要求进行的。我一九七二年四月的莫斯科之行是应苏联的要求进行的。在我一九七二年四月访问时，我对苏联领导人说：
一、“除非我们在军事上扭转局面，否则永远也不会在政治上解决问题。”
二、“苏联用了六个月的时间来装备印度，使之准备好与巴基斯坦打仗。我请求你们对埃及也这样做。一九七二年是美国的选举年。在选举期间，你们不可能与美国达成任何牢靠的协议。利用一九七二年剩下的几个月时间，向我提供我需要的一切，然后从实力地位出发与美国新政府谈判。”
三、“我赞同你们帮助尼克松再次当选的策略。同他打交道比同某个一心只想在八年内保持权力的新总统打交道会更有成效。”
“一九七二年五月，格列奇科元帅来访。他观看了M-500（米格-25）的飞行表演，并且随身带来已由苏共中央委员会拟好的访问公报。他们希望从实力地位出发与美国谈判，所以我同意了这个公报。但是，我也让格列奇科转交给苏联领导人一封信。我告诉他们，我确实需要M-500飞机。我也需要电子战装备。我还清楚地向他们表明，除非苏联部队完全接受埃及当局的指挥，否则我不会同意任何苏联部队呆在埃及。”
“六月六日，我收到勃列日涅夫先生的一封信，他在信中说，苏美之间的情况依然如故。我告诉苏联大使，我要求得到对我通过格列奇科元帅转递的那封信的答复，并且重申了我在那封信中所说的一切。”
“七月六日，我获悉苏联大使得到了答复，要求会见我。七月八日，我会见了他。但是，苏联大使宣读的答复含糊其词，甚至只字未提我给苏联领导人的信。他念完后，我对他说：‘我断然拒绝你们的信件。我决定，从七月十七日起，结束所有苏联顾问和苏联部队在埃及承担的任务。’”
“在公布这项决定之前，我派（总理）阿齐兹·西德基前往莫斯科解释这一情况，并提议发表一个联合声明，说明正在发生的情况。莫斯科不同意。他们说这是单方面的决定，因此应当由单方面宣布。他们仍然认为我是在吓唬人，尽管阿齐兹·西德基向他们保证我并非如此。从七月十七日起，象你们大家所知道的那样，我的决定付诸实施了。”
“七月三十一日，我收到勃列日涅夫先生的一封信。我有意不急于回信。但到八月三十一日，我终于作出了答复，一共有十点。”
“苏联人请求（叙利亚）哈菲兹·阿萨德总统协助改善我们之间的关系。在阿萨德的撮合下，我同意再次派阿齐兹·西德基博士前往莫斯科。我认为他的访问取得了两项积极成果。第一，我们在新的基础上同俄国人建立了关系：象朋友一样进行合作，双方绝对平等和完全享有行动自由。第二，苏联同意向我们提供更多的武器。（总统宣读了我已经列举的清单。）”
“通过确定交付日期，苏联仍然掌握着控制权。但是，有了这个协议，他们至少已经表示愿意继续提供正常的补给。这是非常重要的。在我八月三十一日的最后一封信中，我告诉他们我将把十月三十一日作为决定我们今后关系的日期。所以，西德基在莫斯科时，苏联人知道除非他们改变态度，否则我将取消我们之间的友好条约和收回他们使用的港口设施，而这一切都意味着我们之间的关系将进一步恶化。”
关于苏联的一般立场，在我看来，总统的讲话是自相矛盾的：
“俄国人和美国人五月二十日在莫斯科最高级会议上提出的缓和，现已成为苏联占支配地位的战略。集团之间的冷战已告结束，缓和将至少行时二十至二十五年。但是，缓和意味着象我们这样的小国将被压垮。——苏联并不希望我们打仗，而希望我们和平解决，因为他们知道战争可能把他们拖入与美国人的对抗。”
但他又说：“苏联人不能肯定我们会开战。这就是他们不愿意给我们武器的原因。在我与苏联领导人的历次会晤中，他们进行的大量旁敲侧击就是明证：‘你们何时开战？你们何时才会象男子汉那样敢作敢为，解放你们的领土？’他们最后公开对阿齐兹·西德基博士这样说：假如他们处于我们的地位，即使他们除了步枪之外一无所有，也将用战斗来解放他们的国家。我可以肯定，他们私下里甚至更加直言不讳。”
然而，总统还说，俄国人告诉西德基，缓和决不会影响他们与埃及的关系，苏联的政策是继续支持埃及，并且向它提供武器。
然后，总统话锋一转，谈到代替战争的方案：“至于和平解决我们面临的冲突，我最后的建议非常清楚：”
一、“我们将宣布停火，在此期间，以色列军队从苏伊士运河附近地区撤出；我们的部队开到东岸，运河重新开放。”
二、“停火将持续六个月。届时，如果还未达成最后解决问题的协议，我们将享有结束停火的自由，并且重新负起解放被占领的领土的责任。”
“但是美国人想窜改我的建议。他们同意以色列撤军，我们开到东岸，以及重新开放运河。他们虽然说，这样一来，所有的问题都可以通过谈判解决，但是他们不希望规定时间限制。西欧则怯懦地附和他们的意见。这根本不是我的想法。如果没有某种制裁措施，以色列满可以把谈判拖延十年、十五年、二十年。这样，我们就会失去一切。美国和西欧主要关心的运河，将已经开放。全世界将忘记我们的问题。我们将不仅失去自己的领土，而且永远丢掉巴勒斯坦的事业。”
最后，总统试图吸取教训，以便今后引以为鉴：“我们必须停止依靠外界提供武器。我们必须自己制造战斗轰炸机和直升机，自己制造小型快艇，并用最强大的导弹装备这些快艇。我们必须生产坦克和履带式车辆，生产最先进的电子设备——在这个领域内，英国和法国准备与我们合作。”然后，他让大家提问。
贾马斯（作战部长）：“叙利亚和利比亚对开战的前景看法如何？”
萨达特：“哈菲兹·阿萨德深信，不管牺牲有多大，我们所做的任何事情都将改善我们目前的地位。叙利亚将在战斗中发挥他们的作用；而且他们同意应当由开罗协调两条战线上的行动。萨迪克将军不久将去叙利亚商量细节。
“至于利比亚，他们拥有的一切部队都在作好战斗准备。他们拨给我们支配的有：一个‘幻影’式飞机中队，二十四门155毫米自行火炮，十二门装在履带式车辆上的120毫米迫击炮，以及一百辆装甲输送车。”
瓦西勒（第3军团司令）：“部队的训练水平和战备状态很高。但是，如果我们在目前条件下发动进攻，我们势必要忍受极大的伤亡。我们不要忘记，敌人筑有一道连绵不断、高达六十英尺的沙堤，堤顶设有隐蔽的射击阵地。他们可以消灭任何进攻的部队。我们至少必须加高我岸的沙堤，直至赶上或超过以色列的沙堤。然后，我们才能提供掩护火力。”
沙兹利：（除总统、萨迪克和我之外，别人都不知道其他阿拉伯国家答应提供增援部队。我决定婉转地提醒总统，现在或许是召来援兵的时候了。）“总统先生，您是打算动员整个阿拉伯世界的力量呢，还是认为开战仅是阿拉伯共和国联邦——埃及、叙利亚、利比亚——的责任？”
总统：“战斗主要由埃及进行。起初，其他阿拉伯国家会袖手旁观。尔后，它们将发现自己受到本国公众舆论的指责，从而改变态度。”（我决定不再深究，留待以后私下里提出。）
萨迪克：“我们必须记住，敌人可以打击我们的腹地。我们还必须牢记，在美国以及也许还有其他国家——我不想点名——的同意下，以色列可能随时向我们发动进攻。它们都主张摧毁现在对以色列构成极大威胁的埃及及其武装部队。”
总统：“我完全同意。以色列发动进攻的最合适时机将是今年十一月七日〔美国的总统选举日〕前夕。然后，由于选出了新政府，全世界将忘掉侵略，而开始谈论新的停火。”
哈比尔（中央军区司令）：“就我所知，武装部队从俄国人那里没有得到任何增加战斗力的装备。恰恰相反，如果我们考虑到正常消耗和磨损，不妨说，我们的能力实际上正在下降，而不是增长。特别是我们的空军没有发生变化，保留着多年来的一切缺陷。在我们决定开战，特别是打一场我们预期会遭到重大伤亡的战争之前，这不是需要加以权衡的重要因素吗？”
总统：“你显然没有领会我早先的分析。假如我接受了上述任何一点意见；我决不可能作出七月八日（驱逐俄国人）的决定。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是‘打还是不打’。我们不能简单地归咎于俄国人。他们已经武装了我们整整两个野战军团。诚然，武器装备是他们自己选择的，但是毕竟装备了。”
哈比尔（回到进攻问题上）：“如果我们解决‘打还是不打’，那么为了‘打’，我们肯定不得不动员一切力量。如果我们要打仗，就要象其他国家要打仗时那样，动员全国的一切力量进行战争。”
总统：“全国动员是我的职责，而不是你的职责。国内许多人仍然对将要打仗表示怀疑。如果我们止步不前，国内情况将会恶化。我们必须冒适当的风险。”
哈比尔：“适当的风险？为什么？——为什么不完全避免风险呢？”
纳瓦勒·赛义德（军需部长）：“目标是解放被占领的领土呢，还是仅仅恢复军事活动，以便使您得到更好的和平解决的机会？”
总统：“我八月份告诉过国防部长：打破停火局面。”
哈桑（国防部副部长）：“我们也许可以发动有限的攻势。但是，打仗如此变幻莫测，以致不管我们的主观愿望如何，它都可能发展成为全面的总体战争。即使不是这样，我们也可能只在进攻的初期阶段取胜，尔后无疑将迫于敌方压力而转入防御。结局可能是，以色列将处于比现在更强大的地位，他们可能依然控制着沙姆沙伊赫和西奈大部。那时，他们还可能对这些地区提出领土要求。而我们呢？我们不得不考虑，我们内地的大部分地区没有对付空袭的适当防御。敌人的空军可以打击我们的内地，给我们造成严重的损失。叙利亚的防空力量甚至更弱。叙利亚在完善其防空配系之前打仗，将是极端危险的。我们并不希望再次向苏联呼救——比如，倘若我们发现我们的内地遭到严重破坏，就很可能这样做。”
总统恼怒地直呼其名：“阿卜杜勒·卡德尔，用不着你告诉我做什么和不做什么。我对国家的独立负责，我明白我的职责。你不要干涉不属于你职权范围内的事。我不想出于无奈而再次告诉你恪守本份。你是一个军人，不是政治家。”
法赫米（海军司令）试图平息争吵：“大家都认为问题不能和平解决，打仗是唯一的解决办法。如果就打什么样的仗、何时打仗或其他分歧意见进行争论，那也完全是为了维护国家的利益。”
总统攻击他说：“你还为阿卜杜勒·卡德尔辩解吗？每个人只能讲他份内的事。每个人只有一定的职权，不能越权。我不想看见任何人告诉我什么是我的职责，或者怎样做。”
气氛紧张起来，出现了长时间的沉默。然后，总统比较心平气和地对会议作了总结：“我们面临着一个挑战：‘打还是不打。’我这里已经有了一个部分地解决问题的方案（美国的和平建议），尚待我同意。但是我不准备接受。别人也许会接受部分地解决问题的方案，但是我决不接受。我们将不得不只靠我们的才干和计划来弥补某些装备的不足。真主保佑你们！”
总统离开会议室。我们收拾好公事包，走向等在那里的汽车。这时已过午夜了。
十月二十六日中午：总统的秘书打来电话。总统要我十五时三十分到吉萨去见他。我到达后，萨达特直截了当地告诉我，他已经决定解除萨迪克将军的职务。我将从那一刻——总统看了一下手表——起全面负责武装部队及其安全。我问萨迪克是否知道了。萨达特说尚未告诉他。我问是由他告诉萨迪克，还是要我告诉。总统说他将在两个小时后派他的秘书告诉萨迪克，以便我有时间采取必要的预防性安全措施。
萨达特说，他还决定解除哈桑将军和阿卜杜勒·哈比尔将军的职务。在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发生过争吵之后，我对此毫不吃惊，我也不可能据理力争。意见分歧如此根深蒂固，以致总统有理由认为已经影响到了他本身的安全。但是，当他继续讲到还要解除海军司令马哈茂德·法赫米将军和第3军团司令阿卜杜勒·穆奈姆·瓦西勒将军的职务时，我提出了异议。我说，他们两位都是出色的将领。
萨达特反驳我说：“你怎么能这样说呢？难道你没听见他们在会议上的发言吗？我也曾经认为瓦西勒将军是一位出色的军人，一个忠实可靠的人。但是，看看他说了些什么！”
我回答道：“总统先生，作为一名战地指挥官，瓦西勒将军只不过对预期的伤亡程度表示担心。这是他的权利。而且他所说的关于敌军沙堤的一番话是对的。我们的确不得不把它考虑在内。他仍然是一个好人和一位出色的军人，我请求阁下给他一个机会来证明这一点。至于法赫米将军，他是我们最能干的海军军官之一。解除他的职务将是一个极大的损失。”
总统说：“作为一名陆军军人，你也许了解瓦西勒将军。但是我了解法赫米。他过于喜欢受人吹捧，和萨迪克一模一样。萨迪克发现法赫米渴望受人吹捧，而法赫米也在萨迪克身上发现了同样的欲望。他们彼此大肆恭维，最后竟信以为真。我比你更了解他们。”
稍停片刻，总统兴冲冲地说：“现在，让我们考虑一下由谁出任新的国防部长。”我没有说话。几秒钟后，萨达特又开口说：“我企在考虑艾哈迈德·伊斯梅尔。”
我大吃一惊，打断他的话说：“总统先生，自从我和艾哈迈德·伊斯梅尔在刚果（现在的扎伊尔共和国）相识以来，我们的不和已达十二年之久。从那时起，我们之间的关系一直很糟。要我们和谐一致地工作是不可能的。”
萨达特拍了一下手说：“这些我都知道。但是我可以向你保证，他将比萨迪克更乐意与你改善关系。”我坚持自己的立场，并说，在我们准备打一场将决定我国今后若干年内命运的战争时，我对任何可能扰乱军事形势的事态均表示关注。萨达特再三向我保证不会发生这种事情。
我很快得出结论：他的决心已下。我或者接受，或者辞职。在谈话过程中——我们的会见持续了一个小时——我不得不下定决心。我决定留下来。我们正在准备一场决定命运之战。近十八个月来，我作为参谋长一直辛勤工作，而现在，最困难的工作至少已经结束。对我说来，把武装部队和我的工作成果让给其他人，未免难以忍受。此外，我对自己说，萨达特的保证也许会实现。（关于伊斯梅尔，纳赛尔总统也曾对我作过类似的保证。）如果他的保证不兑现，而且事情变得不可挽回，我仍然可以辞职。但最有说服力的理由是：如果我现在辞职，可能被看作是支持萨迪克将军。人们可能认为我支持萨迪克的下述观点：我们在目前或不久的将来无力开战。
我回到办公室，开始采取通常的预防措施。二十二时三十分，艾哈迈德·伊斯梅尔将军打来电话。总统刚刚接见了他，并任命他为国防部长。伊斯梅尔说，总统已经决定解除法赫米将军海军司令的职务，由齐克里将军接任。
伊斯梅尔的灾难
艾哈迈德·伊斯梅尔·阿里和我格格不入。我曾经为此辞过一回职。一九六○年，我们在刚果相识。我当时是联合国部队埃及支队的指挥官。伊斯梅尔准将率领一个埃及军事代表团抵达刚果，以了解埃及可以向刚果军队提供哪些东西。然而，当军事代表团抵达利奥波德维尔（现称金沙萨）时，得到埃及支持的卢蒙巴垮台了。蒙博托掌了权，开始奉行截然相反的政策。伊斯梅尔的代表团遭到冷遇。他们不是返回开罗，而是在那里泡了两个月。由于无事可做，伊斯梅尔开始干预我的工作。于是，我们争吵起来，最后我给了他一拳。这件事传到开罗，他的代表团被召回国。
当然，作为职业军官，我们后来也见过面。但是我们都试图避开对方，我们之间的关系依然非常冷淡。后来发生了一九六七年的战争，人人都以为伊斯梅尔的仕途到此结束了。他当时是驻西奈部队的参谋长。纳赛尔作出了正确的判断，认为伊斯梅尔是要为这次大失败负责的几个人之一，于是在战争结束后不几天立即解除了他的职务。但是，伊斯梅尔有许多朋友，其中有些人非常接近纳赛尔。几天之后，他回到了部队。一九六九年三月，使人们普遍大吃一惊的是，纳赛尔任命他为武装部队参谋长。
我在他获得任命的同一时刻提出了辞职。我给国防部长穆罕默德·法齐将军的信是直言不讳的。由于伊斯梅尔是参谋长，而我是特种部队司令，我们回避对方的老办法行不通了；而我们决不可能共事。尔后我就回家了。第三天，在一连串的来访者徒劳地试图说服我改变主意之后，纳赛尔总统派他的女婿阿什拉夫·马尔旺向我传话：“纳赛尔总统认为您的辞职是对他个人的批评。是他任命了伊斯梅尔。”我把对伊斯梅尔的看法告诉了马尔旺，重申我不可能与他共事，但是我保证绝无批评总统之意。马尔旺走了。几小时后，他又回来了。他说：“总统非常理解您的看法。他请您回来继续工作，他个人向您保证伊斯梅尔将军决不会给您穿小鞋。”我回来工作了，而且我不得不说，纳赛尔总统履行了他的保证。伊斯梅尔甚至从未视察过因沙斯的特种部队基地。毫无疑问，我们到时候是会发生冲突的。但是伊斯梅尔的任期仅仅持续了六个月。一九六九年九月九日，一支敌军从海上袭击了红海军区北部地段，他们几乎在岸上滞留了一天，而伊斯梅尔对此却一无所知。纳赛尔第二次解除了他的职务。
对于一九七一年五月夺权后在军队中搜罗支持者的萨达特说来，伊斯梅尔显然是一个可以选中的人物，因为他仇恨纳赛尔。已经退役的伊斯梅尔在一九七一年五月十五日被萨达特起用为国家情报局的新局长后，他就完全投入了萨达特的怀抱。现在，作为萨迪克的后任，伊斯梅尔甚至具有更大的吸引力。这只能增加萨达特的安全。
如前所述，萨迪克曾经是支持萨达特发动政变的三个关键人物之一。他始终认为，他应当因此而分享实权。例如，他总是直率地和公开地发表自己的观点，即使这些观点与萨达特的观点互相矛盾也毫不顾忌。而且，萨迪克在部队中深孚众望，因为他采用了通常的收买人心的手法——提高薪饷和退休金，授勋，批准出国旅行，以及给随从们以金钱和特权。作为报答，他要求人们完全效忠于他。他的要求得到了满足。因此，对于尚在确立自身的绝对统治地位的萨达特说来，萨迪克必然是一大威胁。艾哈迈德·伊斯梅尔·阿里将军则没有这么大的能量。他是一个色厉内荏的人，时而谦卑恭顺，时而盛气凌人。一九六九年九月的第二次被解职对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比以前更加优柔寡断了。他回避作出决定的责任，宁可听命于人，而不愿发号施令。毫不奇怪，由于他的作风一贯粗暴，因此在部队中非常不得人心。此外，虽然对部属的个人问题毫不关心，但若涉及到他自己的家族或者可能对他有用的那些人的家族，他却相当热衷于搞裙带关系。在萨达特眼里，这种不得人心则是一个优点。他与参谋长不和当然也是优点。（萨达特是分而治之的坚定信徒。）
不可原谅的是，伊斯梅尔·阿里还是一个患有绝症的人。萨达特总统知道这一点。伊斯梅尔患有癌症。在他一九七四年九月死于癌症之后，曾经对他进行过治疗的英国医生在尸体解剖报告中说，癌症至少已经存在三年了。（我当时是埃及驻英国大使，因此看到了这份报告。）所以，至少在萨达特任命他为国防部长和总司令之前一年，癌症就已经在致他于死命了。而且萨达特也承认过他知道此事。萨达特在一九七七年的一次讲话中说，他在十月战争之前和十月战争期间都知道伊斯梅尔有病，医生已经告诉他伊斯梅尔是一个重病人，不能作出决定。这就提出了使人毛骨悚然的问题。为什么萨达特在那个最关紧要的时刻任命了一个病人？难道他竟然把个人的目的置于国家的切身利益之上吗？我对这样写他表示遗憾。但是事实必须讲出来。伊斯梅尔不能胜任其职；他的软弱给国家带来了可怕的后果。这应归咎于明知伊斯梅尔不久于人世而又任命他、接着又操纵他的那个人。
碰巧，在开战前共事的十一个月中，伊斯梅尔和我很少发生意见分歧。我们双方都作出了极大的努力。此外，也没有多少可以争论的问题。我们的各种计划都已制订完毕。当然，随着新的敌情报告之到来，或者我方新部队之可供作战使用，我们不断地修改计划。但是核心内容未变。在所属各部的部务方面，伊斯梅尔继续掌管国防情报部和军官部；但他确实允许我分管财务部。他私下里从未隐瞒过他对我的厌恶，但他从未公开地攻击我。我们相处得还算融洽。
如下所述，战争期间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了。但这也是萨达特的过错。当然，伊斯梅尔后来在萨达特诋毁我的运动中也起了作用。一位曾经在战后与伊斯梅尔进行过长时间谈话的英国历史学家，后来到驻伦敦大使馆来看我，讲到他如何被忠告不要在伊斯梅尔面前提及我的名字。但是，实事求是地谈论这次战争而不提到我，这是不可能的。伊斯梅尔显然心烦意乱，他突如其来地倾诉出对我的厌恶，近乎达到憎恨的程度。
然而，他终于对此感到内疚。在最后一次试图治疗他的癌症时，伊斯梅尔于一九七四年来到伦敦威灵顿私人医院。我去医院看望了他。他自知即将与世长辞。他突然说道：“我知道你一直是受到野蛮的和不公正的攻击的目标。始终是总统要这样做的。甚至当我们制作有关战争的纪录影片时，总统还下令去掉你的名字和形象。我希望你知道我对他说的话：‘沙兹利将军是历史的一部分。我们不能无视他……’”我让他平静下来。我说，真主了解事实真相，真主了解我们的心意。我还说了些人们通常对临死的人所说的那些话。然后，我离开了，思索着人们为了哪怕是瞬间的权力而会干出何种勾当来，并且默默地祈祷着：愿我不被这种诱惑所动。
阴谋
伊斯梅尔上任的头几天，就开始了由他监督实施的唯一的一项准备工作：在运河西岸构筑沙垒。我们从西岸提供掩护火力的决定，意味着——正如瓦西勒在那次造成创伤的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会议上提醒总统的那样——我们需要构筑比以色列的沙垒更高的沙垒，以便用作射击阵地。（我们实际上在一九六九年下半年就开始构筑沙堤了，以对抗以色列八至十个月之前开始构筑的沙堤。他们加高沙堤，我们也就加高，虽然他们的沙堤总是比我们的更高、更完善。）在萨迪克被解职之前的一段时间里，他一直要求从应急资金中拨出二千三百万埃镑来完成这项工作，但是没有成功。
现在，伊斯海尔上任几天之后，这笔款子就拨下来了。到一九七二年底，我们的工兵没有修好一条连绵不断的沙堤，而是在五个地段上修筑了三十个沙垒，每个沙垒高约七十英尺，使用沙土约二十三万立方码。这些庞大的工程建筑在突击的开始阶段成了我方坦克和反坦克导弹的良好射击阵地。一九七二年十月二十九日十七时：在这之前，人们对萨迪克被解职一事开始议论纷纷，普遍表示不满。没过多久，我们就获得了证据，证明他的观点得到了广泛的支持。炮兵部长赛义德·马希将军打电话说，炮兵学校的一名青年军官公开批评了总统。当时，炮兵学校的校长正向集合起来的青年军官们解释萨迪克为什么被解职。（他的讲稿是萨迪克的继任者仓卒下发的情况简介。）一位青年军官说道：“总统对军事一窍不通。”多可怕呀！但是，当仓卒组织调查时，这位青年军官否认——我相信是根据精明的忠告——他说过这句话。他的否认被接受了；这次事件可喜地结束了。但随后又出现了严重得多的不满。
十一月十一日十七时四十五分：总统把我召到吉萨，接踵而至的有内政部长马姆杜·萨利姆和国家情报局副局长伊扎特·苏莱曼。一个阴谋被发现了。
事发于几天以前。当时，国防情报部的一名上尉偶然有所发现，从而对一伙军官产生怀疑。他没有告诉他的上级，而是直接报告了总统。萨达特听了他的报告后，开始怀疑国防情报部的某些参谋人员卷入了这个正在进行中的阴谋，因而求助于国家情报局来粉碎这一阴谋。国家情报局的监视活动证实，某些军官（其中一些以亲萨迪克而闻名）正在开会，而且他们采取了如此严密的保密措施，以致国家情报局无法了解会议的内容。这时，萨达特疑心大发，决定甚至在拿到确凿证据之前就打击这伙军官。所以，我们现在坐在这里，听取伊扎特·苏莱曼介绍国家情报局掌握的与阴谋组织有关的一切情况。
该组织的名称——“挽救埃及”——就表现出它的天真无知。明显的事实是，这伙军官接受了萨迪克的观点。他们还相信，某种力量正试图在我们尚未作好准备的情况下把我们推入战争，这将导致我们武装部队的毁灭，政权的垮台，从而导致政治混乱以及在埃及出现共产主义并扩大到整个阿拉伯世界。
我不同意这种分析。这正是我和萨迪克将军产生意见分歧的一个原因。但是，萨迪克和我是二十年的朋友，从我们还是下级军官的时候就在一起了。我从未怀疑过他的勇气或爱国热忱，而且现在我也毫不怀疑。我不赞成他的追随者们目前的所作所为；但我完全可以肯定，萨迪克不是任何人的代理人。所以，当萨达特总统谴责萨迪克是沙特阿拉伯的傀儡时，我一边听着，一边感到伤心。萨达特说，萨迪克是费萨尔国王的代理人，接收了钞票、金条和贵重的礼物，并以执行费萨尔的命令作为报答。马姆杜·萨利姆赶紧证实总统所说的一切。我一言不发地坐着，无法反驳这些细节，但默默地回想起仅仅一年前萨达特给费萨尔的那封信，要求费萨尔招待萨迪克就好象他是萨达特本人一样。费萨尔不正是这样做的吗？
当我们三人于二十二时离开总统时，我们已经奉命逮捕和审问所有的嫌疑分子。我们来到国家情报局总部。我在那里呆到第二天早晨五时。我签署了逮捕有关军事人员的逮捕证之后，便回办公室睡了两个小时，然后开始一天的正常工作。审问将由我们的军事检察长负责，但在国家情报局总部进行。十一月十二日：总统解除了国防情报部部长米赫里兹将军的职务。随着国家情报局审讯工作的进行，更多的名字被提及，从而要求逮捕更多的军事人员。在这期间，我不得不前往科威特，出席两天的阿拉伯联合防御理事会会议。（我将在后面详细叙述这次会议的情况。）
十一月十五日下午：我从科威特回来后，对“挽救埃及”案犯的审问仍在进行。（随着米赫里兹将军的去职，此案现已交给国防情报部总部经办。）后来事情更糟、当晚，一军事检察长要求我下令逮捕前中央军区司令阿卜杜勒·哈比尔将军、师长奥姆兰上校，师参谋长艾哈迈德·阿卜杜勒·瓦哈布上校以及别动队指挥官马哈茂德·伊萨姆中校。军事检察长说，别人供出了他们的名字，几乎可以肯定他们卷入了阴谋。我同意了。一时三十分后不久，他们就被捕了。这时，我开始着慌了。局势看来比我最初想象的更严重。我采取了严格的安全措施，包括立即禁止一切军事调动。
十一月十六日下午：前往国防情报部总部。他们给我看了阿卜杜勒·哈比尔将军和阿杜勒中校的全部供词，使我大吃一惊。
看到阿卜杜勒·哈比尔遭到逮捕和审讯，我很难受。仅仅两个星期以前，他还是我的一位同僚和高级指挥官。他的供词正像我对一位勇敢的人所估计的那样：他自称负有全部责任。这显然是为了保全其他人。我从容地问他：“你签署的证词是真实的吗？是出于自愿吗？”他同样从容地回答道：“是的。”我招了招手，把军事检察长叫到另一个房间。我说：“我可以看出，阿卜杜勒·哈比尔将军仍然很健康。但是你要记住，绝对禁止使用暴力或威胁。除此之外，对他和其他所有的人都要尊重。”军事检察长说，他可以向我保证，他反对任何形式的暴力或威胁，而且丝毫没有使用过这些手段来逼供。
我又看了一遍供词。它们是可以导致定罪的。这个组织计划在一个星期之前，亦即十一月九日采取行动。那天是我女儿结婚的日子，他们知道包括总统在内的所有要人都将参加当晚的结婚典礼。他们计划把我们一网打尽。只是在了解到结婚典礼戒备森严之后，他们才推迟了这次政变。
事有凑巧，我下午离开国防情报部总部后，马上就去参加利比亚革命委员会成员之一阿卜杜勒·穆奈姆·胡尼少校的婚礼——我在会见卡扎菲时曾经见过他。婚礼在离金字塔不远的射击俱乐部举行。萨达特总统已经在场，我把他请到一个角落，告诉他最新的口供。不一会儿，他就离开了我，在夫人的陪伴下向楼下走去。突然，屋子里有人高喊：“总统找您。”当我赶到楼下时，总统已经走了，留下了让我去追他的命令。我甚至没有让我的妻子知道，就动身前往吉萨，在他的官邸门口追上了总统。我们在台阶上徘徊了半个小时，总统一边踱着步子，一边自言自语。
总统真正担心的是萨迪克。阴谋分子们没有提及萨迪克的名字，但显然是他的思想支配了他们的行动。于是提出了三个问题。萨迪克的观点具有多大的颠覆性？有多少军官支持这些观点？这些人都在什么地方？（在批准对高级职务的任命时，总统毕竟曾经倚重萨迪克个人的意见。）
总统一边踱来踱去一边说：“他在用人方面欺骗了我。他安插亲信，排除异己。”他转身对我说：“你对……的看法如何？”他提起一个被萨迪克贬到欧洲充任武官的军官的名字。我回答说，他是一个出色的军人。（实际上，他过去是装甲师师长，萨迪克曾经不想把一百辆T-62型坦克交给他。）总统说：“把他召回来。明天就把他召回来。”
我认为这种冲动是出于感情而不是出于理智。我说：“总统先生，如果您允许的话，我建议您将此事推迟一段时间。”
萨达特问道：“为什么？”
我说；“萨迪克将军指责任何一个与他意见不同的人都是共产党。我自己也曾被他恶语中伤。但是，如果我们现在就把人召回来，那么武装部队内将会产生误解。我们是给他们恢复名誉呢，还是让人怀疑他们是阴谋分子？”
总统点了点头说：“我想你是对的。那就推迟一下吧。”
我们转而谈到将在埃及采取的其他安全措施。当我离开依然在台阶上踱步的总统时，我已经受领了命令。一个小时之后，我才开车从婚礼上把我的妻子接回家。
对未来的希望
十一月十三日：在处理上述事件的过程中，我不得不前往科威特，出席阿拉伯联合防御理事会的又一次会议。由于刚刚目睹了持续备战的负担正在给埃及社会造成的伤害，在我到达时，没有心绪奉迎那些敦促我们打持久战而自己又不作出相应牺牲的人。因此，我作为阿拉伯国家联盟负责防务的副秘书长所作的报告，直截了当地讲出了我一年前想说的话。
我批评非前线国家提供的财政支援不足。自从一九六七年以来，埃及花费了四十一亿二千五百万埃镑。如果加上我们的物质损失，则约达四十五亿埃镑。这些年来，我们有二千八百八十二名军民丧生。埃及的国民生产总值仅占整个阿拉伯世界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二十六，但它付出的防务费用却占整个阿拉伯世界防务费用的百分之五十。然而，一九六七年以来，埃及总共只从沙特阿拉伯、科威特和利比亚收到五亿六千六百二十万埃镑，仅占埃及开支费用的八分之一，这还不包括人的损失。我说，我们需要制订两个阿拉伯防务政策，即一个近期政策和一个长远政策。从近期来讲，某些国家将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二十二点七用于防务，而其他国家（名义上的盟国）则仅为百分之三，这是不公平的和不能容忍的。每个阿拉伯国家至少应当将其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十五用于防务。如果它用不了这么多的拨款——因为其人口太少而无法开销这笔款子，或者出于任何其他原因——它应当将多余的部分拨作阿拉伯防务基金，以支援前线国家作出的努力。
我说，从长远来看，除非我们在阿拉伯领土上建立军火工业，否则我们将永远象目前这样远远落后于以色列。以色列的军工生产，一九六六年产值九千万美元，到一九七二年则增长了四倍，达四亿二千八百万美元。与此同时，阿拉伯国家的军工生产一直停滞不前，现在的产值为九千三百万美元。为了说明差距，我谈到了我们在空中力量方面的弱点。以色列空军具有在一天之内投掷二千五百吨高爆炸弹的能力。把阿拉伯前线国家的空军全部加在一起，即使在理论上，也只能投掷七百六十吨。而鉴于当前的现实——我们的大多数飞机航程短，而航程远的飞机则速度慢——这一数字还要大打折扣。没有我们自己的军火工业，就绝对不可能弥合这一差距。
我提议建立集体的军火工业。它应当独立于任何一个阿拉伯国家之外。在五年之内，每个国家应当每年拿出其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二予以资助。股份按比例分配。五年之后才分红。军火工业的各个部门设在何处，应当根据战略、技术和经济标准来确定。
十二月十二日：我的计划结出了第一个硕果。阿拉伯国家的参谋长们在开罗开会。除了作出三点改变之外，我们一致同意非前线国家的军事义务——它们将派遣的增援部队——保持不变。沙特阿拉伯将在埃及的帮助下，立即派出一个“闪电”式飞机中队，并在一九七四年派出另一个中队。科威特也将在埃及的合作下立即派出一个“闪电”式飞机中队，并在双方同意的日期派出另一个中队。利比亚将立即派出两个“幻影”III型飞机中队，并在双方同意的日期派出另一个中队。我们一致同意，非前线国家的军事义务是将其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十五用于防务，并将用不了的多余部分支援前线国家。我们批准了阿拉伯各国连续五年每年用其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二资助集体军火工业的计划——军火工业将独立，并根据经济和商业尺度经营。
我仍然认为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决定。它使全阿拉伯一致对敌的口号具体化了。参谋长联席会议和阿拉伯联合防御理事会的决议都不是最后的决定。（一九七三年一月底，阿拉伯联合防御理事会在开罗开会，正式通过了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报告。）但是，各国高级军事领导人的一致意见必将对阿拉伯世界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六年之后，某些阿拉伯国家仍然没有将其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十五用于正在继续进行的斗争。但是，现在至少有了一把衡量的尺子。
最后的交易
一九七三年二月一日：我已经得到了能从阿拉伯同伴那里取得的一切。现在，我们更迫切关心的是恢复我们与苏联人的关系，这个过程是去年十月由西德基博士开始的。幸运的是，苏联人和我们同样热心。现在，一个由拉什涅科夫将军率领的军事代表团来到开罗。经过一系列的磋商之后，他们离开时带走了一份双方商定的我方所需武器的清单。一九七三年三月：伊斯梅尔将军前往莫斯科，签订以那份清单为基础的新的武器协定。根据这项协定，我们将得到。
——一个中队的米格-23飞机，埃及飞行员将于五、六月间前往苏联受训；
——一个旅的R-17E（“飞毛腿”式）地对地导弹，于一九七三年第三季度交付；
——约二百辆BMP步兵战斗车，其中一部分立即交付，其余的于一九七三年第三季度交付；
——约五十枚“马洛特卡”式反坦克导弹（西方称之为“耐火箱”式）；
——一个旅的“瓜得拉特”式（萨姆-6）地对空导弹；
——包括180毫米火炮在内的野战炮。
双方还商定，苏联将把四架米格-25侦察机和电子侦察与干扰中队派回埃及。
我们与苏联的关系一下子就改善了，这使我大为欣慰。
七月九日：苏联人遵守了他们的诺言。总统国家安全顾问哈菲兹·伊斯梅尔今天告诉我，他将前往莫斯科。他问我武装部队还有什么要向勃列日涅夫提出的问题。我对他说，迄今为止，武器的交付都是准时的，但是苏联仍未交付R-17E地对地导弹旅，也没有派回米格-25侦察机和电子侦察与干扰中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