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
十月六日，星期六
十三时正，萨达特总统在艾哈迈德·伊斯梅尔将军的陪同下抵达十号中心，直接来到作战室。从清晨起，我们就已经各就各位。最高统帅部各成员的座位设在一个低台上。武装部队各军种司令的指挥位置就在他们的通信控制台旁，四周墙上挂满了作战地图。正面是悬挂地图的墙壁，玻璃屏幕上标示着最新的情况，使人一目了然地看到两条战线上战况的每一个细节。房间里萦回着电话的嗡嗡声、发报机滴滴答答的敲打声以及人们为了掩盖紧张心情而故意压低调门的说话声。
H时（进攻发起时间）定在十四时三十分。届时，步兵的第一突击波将奋起越过我方沙垒，拖着橡皮舟涌向水边，并在对岸登陆——这可能是他们一生中最长的旅程。我们在等待时都尽量保持镇静，一切都已经准备就绪。海军、炮兵、别动队、工兵侦察组都在检查最后的准备工作。
我们的战斗轰炸机的飞行员都已经井井有条地扣上了安全带，接通了救生系统，并且检查了座舱仪表。军械兵把托架从载满炸弹的机翼下推开了。高悬在作战室墙上的时钟已经指向十三时五十分。空军指挥台上的电话嗡嗡作响，传来了各基地的报告：“起飞准备完毕。”我的脑海中突然出现了这些飞机在阳光照耀下搏击长空的壮丽情景。它们从黑洞洞的防冲击波机窝中滑行出来，耀眼的阳光衬托出飞机黑色的身影，清晰的机翼轮廓上点缀着悬挂的炸弹。接着，机声隆隆，尘土飞扬，一队队闪闪发光的战鹰在前轮的引导下缓慢地滑向起飞线，机尾排出的气体使炙热的地面闪烁着光亮。突然，马达轰鸣，飞机加速起飞……
十四时正，我们的二百架飞机从低空飞过运河。它们突向西奈纵深时，机影轻轻掠过敌人的防线。在我的戎马生涯中，我们已是第四次与以色列交战了。
我们的所有炮兵一直在等待这些飞机飞越运河。在我们的战线后面，集结了二千多门火炮。现在，我们的曲射火炮——榴弹炮和重迫击炮——开始向巴列夫防线上的要塞、地雷场和有刺铁丝网倾卸大批炮弹。这时是十四时零五分。在弹幕射击的掩护下，我们的第一批士兵开始渡河。
工兵侦察组乘船到达对岸，检查以军排放易燃液体的喷油口是否已在昨夜的袭击中堵住。与此同时，我们的第一批士兵越过了敌人的沙垒—他们是突向敌人防线后方的突击组。敌人在沙垒后面大约半英里处修起了一座座斜坡式射击阵地，坦克可从这些阵地上对攀越第一道障碍的我军进行射击。我们的突击队携带轻便反坦克武器抢先冲向这些斜坡式射击阵地。
苦湖和提姆萨湖的西岸比较平静。那里可以听到远处的炮声。我们的两栖旅——由二十辆坦克、八十辆装甲输送车和一千名士兵组成——冲入苦湖向东岸挺进。几乎在同一时刻，一个步兵连也搭乘十辆水陆两用车辆开始强渡提姆萨湖较窄的湖面。当我们的榴弹炮和迫击炮炮火把敌人的步兵压制在掩体内时，我们的其余炮兵——平射炮——也进入了发射阵地。十四时二十分，它们开始对巴列夫防线上的支撑点实施直接瞄准射击。第一波的四千人越过了我侧沙垒，秩序井然地滑到水边。我们事先准备了七百二十只橡皮舟。十四时二一十分过后几分钟，发烟罐开始施放掩护烟幕，我们的第一突击波乘舟奋力强渡，随着“真主伟大……真主伟大……”的口号声有节奏地划动着船桨。
在提姆萨湖方向，两栖步兵连刚刚在西奈登陆。在我们突击部队前方的沙漠中，第一批突击组已经占领了斜坡式射击阵地，正在架设反坦克武器。他们来得正是时候。敌军坦克正在向前开进。敌人终于开始实施他们的“苏瓦契·约宁”
是古代一名犹太英雄的名字。
计划了。
我们已经掌握了敌人保卫运河计划的细节。“苏瓦契·约宁”计划是参谋学院式的计划，完全拘泥于一定的程式。他们把苏伊士战线分为三段（北段，中段和南段），每段都包含一条我军可能采用的穿越西奈的进攻路线。
——北段守卫坎塔腊-阿里什方向。
——中段守卫伊斯梅利亚-阿布奥格拉地区。
——南段防止我军从苏伊士运河向米特拉山口和吉迪山口推进。
——在每个地段上，防御配系都由两条防线组成，再加上一支预备队。
第一线：沿运河设有三十五个巴列夫式要塞和支撑点。在各要塞之间的间隙内，每隔一百米（一百一十码）就有一处坦克射击阵地。
第二线：距运河三至五英里。一共部署了三个营，每个地段一个营，每营四十辆坦克。
预备队：部署在距运河十二至二十英里的后方。共有三个坦克旅，每旅配备一百二十辆坦克（但要减去部署在第二线的一个营）。实际上，每个旅——每个地段一个旅的坦克是这样区分的：四十辆部署在前边，其余八十辆留作预备队。
戒备：第二线部队前推到河边的射击阵地上或者稍后一点的斜坡式射击阵地上。预备队前推到第二线。
这时，第一线防御配系将由巴列夫要塞中的步兵旅和三个坦克营的一百二十辆坦克组成。第二线将由三个坦克旅的其余二百四十辆坦克组成。任何新的增援部队均须越过西奈半岛从后方调往前线。
反应速度：我们估计，敌人可能在H时之后十五至三十分钟内用坦克连或坦克营规模的分队发起反冲击，旅规模的反击可能在我军发起进攻大约二小时后进行。
为了压制敌军，我们将使五个步兵师渡过运河。他们将从尽可能宽的正面上（几乎沿运河全线）越过运河。但是，我们的主要突击力量将集中在五个地段上，每个师负责一个地段。从北到南，五个师依次为：
——第18师沿坎特腊-阿里什轴线进攻，然后转入防御；
——第2师沿伊斯梅利亚-塔萨轴线进攻，然后转入防御；
——第16师沿德维斯瓦-塔萨轴线进攻，然后转入防御；
——第7师沿沙卢法-吉迪山口轴线进攻，然后转入防御；
——第19师沿苏伊士城-米特拉山口轴线进攻，然后转入防御。
此外，我们还派两栖旅和一个两栖连越过苦湖和提姆萨湖。
北边的三个师组成第2军团。南边的两个师组成第3军团。然而，如果只把他们看作步兵师，那就错了。每个师都必须随时准备固守自己的桥头阵地，抗击敌人强大的装甲部队。因此，每个师都得到一个坦克旅（三个营）、一个SU-100自行反坦克炮营和一个反坦克导弹营的加强。此外，步兵本身还拥有他们能拿得动、拖得走的各种反坦克武器和防空武器。
这是一次历史性的交锋——基本上沿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战术的坦克和新一代步兵武器之间的第一次交锋。现在，战报已经开始涌进作战室，我们时刻都在密切注视战况的发展。
十四时三十分至十四时四十五分：我方第一突击波已经登陆。四千名士兵占领了各支撑点之间的沙垒。橡皮舟已在返航，每舟由工兵舟船营的两名士兵操纵。当敌人的第一批坦克冲向运河时，在五分钟左右的时间内，尘土迷漫。我们的突击组有很多已经抢在敌军坦克之前占领了斜坡式射击阵地。而且，占领了沙垒的我军士兵可以居高临下地对向前开进的敌军坦克射击。但是，击退敌人第一批装甲车辆主要靠部署在西岸我方沙垒上，向巴列夫防线后方射击的坦克，重型反坦克武器和反坦克导弹。
我们的火力一方面继续对敌方支撑点进行射击，同时掩护各工兵排把水泵运到对岸，开始执行在沙堤上打开七十条通路的任务。我们的计划只允许他们用五至七个小时完成任务。
在苦湖，我们的两栖旅已经开始在东岸登陆。我们的飞机在完成了第一次袭击后，正在返航。它们的航程很短，因此所有的目标都选在西奈，其中包括：敌军机场、防空导弹发射场、电子干扰站和军事司令部。袭击中，我们损失了五架飞机。（这是我方飞机到十月七日八时止的全部损失。）我们的飞机都沿安全走廊穿过我方萨姆导弹防御地带返航。在西岸，第二波步兵正在进行准备。激烈的战斗是否会打乱复杂的渡河部署。再过十分钟就可以见分晓。第一波中的每只橡皮舟上都有一名士兵手持一个标志，上面标有发光号码（即该舟的编号）。他将把它插在对岸，作为登陆标志。在标志旁边，舟上的共他士兵则从沙垒顶端放下绳梯。各舟必须沿着精确的航线前进，部分原因是为了保证下一波不致与上一波失去联系，另一个原因是防止干扰在两个渡口之间的间隙里工作的工兵。同一个连内的各舟之间保持二十五码的间隔。连与连之间的间隔为二百码；营与营之间的间隔为四百码；旅与旅之间的间隔为八百码。两个师之间（实际上就是两个桥头阵地之间）的间隔达九英里。在每个师的地段内，我们的工兵要在这些间隙中开辟通路，组装门桥、轻型桥和重型桥，把桥梁架过运河，然后使之保持畅通。因此，间隔距离很紧凑。
第一波已经过河了。作战室里一片欢腾，总统和伊斯梅尔将军一起离开作战室稍事休息。
十四时四十五分我们的安排顺利实现。第二波于十四时四十五分抵达敌岸。此后，每隔十五分钟就有一波抵达对岸。
十五时：攻下了巴列夫防线上的第一个支撑点。我们已经俘获第一批俘虏。敌人的首批空袭开始了。在头几分钟内，我们的萨姆导弹就击落了四架敌机。
十五时十五分：第四波已经登陆。第五波已做好准备。我们的桥头阵地的纵深仍然只有二百码。于是在第四波抵达后，我们已把二十个步兵营——共八百名军官和一万三千五百名士兵及其轻便的和徒手拖拽的支援武器——运到西奈。敌军炮兵和我军架设在西岸沙垒上的火炮之间的炮战仍在继续，但是突击步兵越来越多地分担了击退敌方攻击的重担。
十五时三十分：我们的工兵在激烈战斗的喧闹声中，泰然自若，他们报告说开辟通路的工作已取得很大进展。因此，我们通知各舟桥营准备从集结地域转移到运河岸边的装配场。
十六时：敌机又进行了多次空袭。我们的萨姆导弹又击落了一批飞机。巴列夫防线上更多的支撑点被攻克。
十六时十五分：第八波已经登陆。至此，我们已有十个步兵旅跨过了运河，共一千五百名军官和三万二千名士兵，以及他们的全部武器。在稳步推进的步兵前锋线后面，组织了五个师级桥头阵地。每个桥头阵地沿运河延伸五英里宽，深入西奈半岛一英里多。西岸在继续进行火力掩护，但是击退敌人装甲部队的重任已主要由我们的突击部队承担起来。我们的炮兵已经向西奈更远的目标延伸火力。我们的先头步兵可以充当弹着观察员。昨晚渗入西奈的我方远程巡逻组正准备采取行动，阻挠敌增援部队顺利到达。
十六时三十分：十个工兵舟桥营排成长长的纵队开到运河边，并开始将舟节推入水中。同时，负责组装三十五个门桥的工兵部队也携带预制构件来到河边。
十六时四十五分：舟节泛水后，各工兵背就开始把两、三节初步组装在一起。有些舟桥将以比其他舟桥快得多的速度建成。
每个师基本上配备两种桥：两座TPP型桥或者一座PMP型桥。一般说来，架设一座TPP型桥需要六至八小时，而架设一座PMP型桥只需要三至四小时。这就是说，如果没有沙堤障碍，使用后一种桥就会省出十分宝贵的四个小时。但在我们的具体情况下，架桥活动大部分是在我们的工兵忙于在沙堤障碍中打开七十个缺口时进行的。只有打开了缺口，才能通过桥梁和门桥将部队输送过河。结果，TPP型桥在打开缺口的两小时之后架设完毕，而PMP型桥在打开缺口的一小时之后才能准备就绪。因此，实际上只省出一个小时的时问。尽管如此，我们仍须将这个小时视为PMP型桥的一大优点。此外，PMP型桥的通行量为TPP型桥的两倍。
十七时：工兵开始组装门桥。巴列夫防线上更多的支撑点被我军攻克。
十七时十五分：开始为在东岸集结坦克和车辆进行准备。宪兵也已随最近几波步兵乘橡皮舟渡过运河，舟内装满了用不同号码和颜色制作的标志。他们开始布设这些标志，作为利用门桥或浮桥过河的车辆的路标。这一阶段的渡河活动即将结束。十七时三十分：初期突击中的第十二波，也就是最后一波步兵已经抵达运河对岸，并已越过沙堤障碍。在三小时内，我们已把五个加强步兵师（共二千名军官、三万名士兵和能够随身携带的所有武器）以及五个反坦克导弹营的人员和装备运过运河。我军进攻的开始阶段大获全胜。每个师现在都控制了一个半圆形的桥头阵地，该阵地沿运河宽五英里，深入西奈二至二英里半。现在一切都取决于我们的工兵能以多快的速度打开通路，使坦克和重型火炮与已经投入战斗的步兵会合。
十七时五十分：乘着暮色降临，我军用直升机在西奈纵深空投了四个突击队营。这些部队将在夜色的掩护下集结和投入战斗。
十八时：我军准备第一批渡河的坦克、反坦克炮和共他车辆开始从集结地域向指定的渡口运动。
十八时十五分：工兵实际上已经完成门桥的组装工作。一旦在对岸沙堤中打开通路，这些门桥即应开始把坦克运到对岸。
十八时三十分：我们取得了一次辉煌的胜利。沙堤中的第一个缺口被打开。一个筋疲力尽的工兵排用了四个小时才把它打开。这是一项巨大的成就。在桥头阵地上，我军步兵的成就可以与之媲美。现在，每一个桥头阵地的纵深已有三英里多。巴列夫防线中每一个仍在坚守的支撑点均被孤立，今夜已无获得解救的希望。
十八时三十分至二十时三十分：沙堤中的所有通路均已打开，仅运河最南端地段上的通路例外，那里的沙土已变得泥泞不堪，无法清除。所以，我们只有六十个通路，而不是七十个。这意味着我们也将无法使用该地段的四个门桥和三座浮桥——两座重型桥和一座轻型桥。这些门桥和浮桥本来是要将装备通过沙堤中的缺口向前运送的。但在其他各处，我们的工兵创立了多么艰苦卓绝的丰功伟绩啊！
三十一个门桥正在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从渡口往西，我们的坦克和准备第一批过河的车辆排成了长蛇阵。浮桥已完全组装起来，横跨在运河上。工兵已着手进行最后阶段的工作，亦即把它们按指定位置固定起来，并在沙堤缺口中铺设坡道。渡河指挥部的联络官已在运河东岸就位，负责引导车辆的长龙按照指定的路线前进。二十时三十分，第一座浮桥通行了，时间正好是在缺口打开之后两小时。该师二百辆坦克中的第一辆开到了水边，在颠簸中驶到了对岸，桥身下的空浮舟随着坦克履带刺耳的隆隆声而发出回响，整个河道也因此回荡着喧闹声。我记得，当作战室的电话里传来这一消息时，我坚定地告诫自己坚持原先的估计：只有在十八个小时之后，我们才能断定渡河已经成功。但是，我同时又悄悄地提醒自己，我们已经打赢第一个回合。
二十时三十分至二十二时三十分：在以后的两个小时内，所有的浮桥都已通行（南段由于泥泞而受阻的三座浮桥除外）。在八小时内，我们的工兵取得了惊人的成就。
——在沙堤障碍中打开了六十个缺口，冲刷掉十一万七千多立方码的沙子；
——架设了八座重型桥；
——架设了四座轻型桥；
——组装和使用了三十一个门桥。
这一成就于二十二时三十分达到了高潮，这时运河上的每一条通道终于都畅通无阻了。此时，双方的炮战已经稀稀落落。但是，敌人仍在继续进行空袭——现在集中攻击我们的浮桥。由于事先就预见到这一点，我们已经相应地部署了各萨姆导弹连。到二十二时三十分，我们的防空配系一共击落了二十七架敌机。
十月六日二十二时三十分至十月七日八时：至十月七日（星期日）一时，已有八百辆坦克和三千件其他装备（四个桥头阵地的所有准备第一批过河的车辆）越过了运河。只有最南面的地段还有问题。南段的渡河活动虽然没有停顿，但是进展非常缓慢。通路已经打开，但是地面很滑，这就造成了麻烦：在凌晨几小时内，我们的步兵终于在装甲部队的支援下把桥头阵地扩大到运河以东五英里处。这可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敌方装甲部队的队形被打乱了，陷入一片慌乱。但是我们注意到，敌军分队指挥官，甚至单辆坦克，整夜都在继续战斗。显然，他们的素质胜似其上级指挥官。敌军若干辆坦克曾两次突破我们的步兵防线并推进到河边，炮击我们的浮桥和门桥，造成了重大破坏。但是，这只是一种垂死挣扎。我们的步兵用RPG-7轻便反坦克火箭筒和RPG-43反坦克手榴弹进行了反击。日出前，敌军少数残存的坦克撤走了。
同时，我们的工兵加紧了修复工作。现代化的军用浮桥都是用若干个舟节连接起来的，所以通常只需拆下损坏的舟节，换上新的。这是十分费力的工作，但是所花的时间不超过一小时。我们预料，敌人会在拂晓进行空袭，因此我们在夜间移动了浮桥的位置。虽然我们只组装了八座重型桥和四座轻型桥，但在沙堤中却打开了六十个缺口，以便自由选择架桥位置。每一座浮桥都有五个位置可供选择。三十一个机动灵活的门桥只要改变航线就能适应这一变化。
十月七日，星期日
到八时止，渡河战斗已经告捷。防守巴列夫防线的三个装甲旅和一个步兵旅几乎全部就歼。敌军的三百六十辆坦克中有三百辆被击毁，几千人被击毙。我军损失了五架飞机和二十辆坦克，二百八十人阵亡——这相当于我们投入战斗的飞机总数的百分之二点五，坦克的百分之二，作战部队的百分之零点三。在十八个小时内，我们已有九万名官兵，八百五十辆坦克和一万一千部车辆渡过了运河。
敌军陷入了混乱，在战术地幅内实际上已不再有装甲部队。而这又偏偏成了我们现在所面临的问题。国防情报部的估计曾预言敌军动员起来的预备队将于H+6至H+8小时发起大规模反击。但是直至今天早晨，也就是我军发起突击后十八小时，还没有迹象表明敌军预备队已投入战斗。所以，我们面临的问题是：“敌人何时发起大规模反攻，是八日呢，还是九日？”
星期日是双方竞相为这场大规模战斗做准备的日子。我军欺骗活动的成功使敌人在这场竞赛中享有了一些有利条件。最大的有利条件是我们的部署情况完全暴露了：五个地段，每个地段上一个大大加强的步兵师；我军在桥头阵地前沿采用的战术；我军稳步向前推进时十分谨慎；我军的萨姆导弹和反坦克导弹的性能、密度和效能。敌军可以在相当了解情况的基础上计划他们的反击。他们的预备队在我军突击的后期才动员起来并作好战斗准备，因此他们可以灵活地发起攻击，而基本上不必去管我军的计划以及我军步兵取得的战果。
公正地说，由于星期日的战事相对平静，使我们有可能做了三件事。我们几乎放弃了在运河最南端架桥的企图。然而，我们却利用星期天让配属给该地段第19师的坦克和重型武器从北边第7师的浮桥上跨过了运河。同时，各军团的每个师都加宽了桥头阵地的正面，缩小攻击初期在各桥头阵地之间留下的九英里宽的间隔。（我挤出几小时回家洗了一个热水操，换了衣服，这是十月一日以来我第一次在家里过夜，此后我再也没有回过家，直到十二月十二日为止。）
在二十四小时内，我们把十万人、一千零二十辆坦克和一万三千五百部车辆运过运河——这在世界军事史上是战斗第一天渡河规模最大的一次。为了记录在案，特提供详情如下：
——三万二千人乘橡皮舟渡河；
——一千人乘水陆两用坦克和装甲输送车渡过苦湖和提姆萨湖；
——四千五百人搭乘坦克和装甲输送车用门桥渡河；
——一千五百人从轻型浮桥上过河；
——六万一千人从重型浮桥上过河。
--
水上行驶
门桥运送
通过重型浮桥
通过轻型浮桥
总计
坦克
20
200
800
--
1020
车辆
100
750
12150
500
13500
星期日，我们的另一项任务是组织战场勤务。我们的士兵在渡河时只带了不超过二十四小时的给养、四品脱多一点的水以及他们所能携带或拖拽的全部武器和弹药。现在必须给这十万人以及他们的一千零二十辆坦克和一万三千五百部车辆进行补给。但是，承担这一任务的勤务系统已被打乱。渡河顺序排在第一至第五批的所有勤务部队几乎都已经过河。然而，人员伤亡以及南段出现的问题导致了混乱。部队过着半饥半饱的生活。
在战斗地域内，星期日可以说是相对平静的，但是敌人仍在进行空袭，在西奈的其他地区，我们的特种部队仍在战斗。我们的两栖旅已经从苦湖向东分两路同时向米特拉山口和吉迪山口开进。其任务是破坏敌南段指挥与通信系统。敌南段司令部设在米特拉山口的入口处。星期日八时十分，该司令部被包围，并遭到猛烈的射击，同时我军两栖旅的其他部队也对附近的雷达和电子站进行了袭击。吉迪山口方向的那一路部队已通过山口，并继续向东深入西奈。昨天天黑前乘直升机空降的别动队小组也已投入战斗，伏击敌人向西行驶的车队。由子敌人未将我方获得的成功告诉其预备队，因而在不知我军辉煌战果的敌军预备队中引起了一些惊慌。第二天清晨，战斗出现了高潮，吉迪山口方向的我军对敌人设在比尔萨马达的空军基地发动了一次大胆的袭击，然后成功地撤回到我军防线内。
十月八日，星期一
我到前线与战地指挥官商讨战况和后勤问题。我们的桥头阵地正在巩固。五个师级桥头阵地连成了两个军团级桥头阵地。第2军团桥头阵地（包括第18、第2和第16师）北起坎塔腊，南至德维斯瓦。第3军团桥头阵地（包括第7和第四师）从苦湖一直延伸到运河最南端的陶菲克港东边的一个地点。每个桥头阵地的纵深己超过六英里。除了最北端和最南端的两个要塞之外，我们现在已经占领了巴列夫防线上的所有要塞。最南端的要塞也已被包围，肯定很快就会陷落。我军防线的弱点是两个军团桥头阵地之间二十至二十五英里的间隙（大体上与苦湖东岸相当）。因此，我们应该谨慎地让两个军团相互靠拢，弥合间隙，使两个军团桥头阵地联成一片。这一间隙大部分处在我方萨姆导弹的防护范围之外。
敌军也利用星期天来达到同样的目的。几百辆坦克已经开到西奈。尽管三个前方装甲旅的人员伤亡惨重，要花费几天时间才能恢复战斗力，但是它们被击毁的三百辆坦克已经得到补充。另外五个完全没有使用过的装甲旅也已经投入西奈。至星期一早晨，敌军已经改编成下列三个集团：
——三个装甲旅在布伦·阿丹将军的指挥下负责北段。
——三个装甲旅在阿历克·沙隆将军的指挥下负责中段。
——二个装甲旅在艾伯特·门德勒将军的指挥下负责南段。
在数量上，我军看起来实力相当。敌军的八个装甲旅有九百六十辆坦克，包括“百人队长”式、M-48和M-60，所有的坦克都以105毫米火炮作为主要武器。我们有一千辆坦克：二百辆T-62（装有115毫米火炮）、五百辆T-54和T-55（装有100毫米火炮）、二百八十辆T-34（装有85毫来火炮）、二十辆T-76水陆两用坦克（装有76毫米火炮）。隐藏在这些数字背后的真相是，敌人现在享有相当大的优势。
原因有三。第一，在开阔地上，除了T-62之外，我们的坦克都无法与敌人的105毫米火炮匹敌。第二，我们的空中力量仍然很弱。坦克如果没有空中掩护，只能坐以待毙。第三，在突击初期，为了加强步兵，我们已把装甲部队分散配置在他们中间。我们的半数坦克编成了若干个营，每营三十一辆，并固定配属给步兵旅。另一半编成几个旅，每旅一百辆，临时配属给步兵师，直至各师能确保自己的防御工事不被敌人装甲部队的反击所突破为止。我军装甲部队几乎无法机动。敌军可以把他们的坦克真正作为坦克使用，而我们却只能把坦克作为自行反坦克炮使用。这并非由于我们无知。这是我们为了避己之短、克敌之长而故意采取的措施。
在此后的两天内，由于敌人迟迟没有察觉到这一点，我们的上述做法收到了比预期更好的效果。我们曾设想他们很快就会识破我们的战术。我们还曾预测他们可能作出的最好的反应是：利用他们的机动性集中力量对付我们的一个地段，亦即用一支规模足够大的装甲部队来突破我们的一个桥头阵地。（当然，我们也制订了在我们看来能够挫败敌人这一策略的相应措施，但是尽管如此，它仍然是敌人所能采取的最好的战术。）使我们感到诧异的是，随着星期一早晨时光的流逝，我们清楚地看到敌人正在犯一个大错误——消耗自己的力量。
这天上午，以军一个装甲旅对第18师的防线发起了进攻，同时另一个旅也对第2师发起了进攻。这两次进攻都被粉碎了。星期一下午，敌人又发动了同样徒劳的进攻。两个装甲旅在菲尔丹方向上对第2师发动了一次协同进攻。另一个旅在德维斯瓦方向上对第16师发起了攻击。对第2师的进攻被彻底粉碎了。他们在攻击第16师的过程中所受的损失只比进攻第2师时的损失稍轻一点。
但是，当我在那天早晨驱车前往前线时，这些攻击还没有开始。我们原先预计敌人会发动更为猛烈和集中的攻击。我首先驱车来到第2军团司令部，然后来到第2师，接着又到了第3军团司令部，最后视察了第7师。看到我军高昂的士气，我感到振奋。他们当中有许多人已连续两夜没有睡觉，但是胜利向来是一付兴奋剂。当我驱车从他们身旁经过时，许多人边招手边高喊。“第四十一号指示，我们照办了！”，“第四十一号指示，卓绝的指南！”第四十一号指示是我下达的关于如何渡河的命令。
第2师师长哈桑·阿布·萨阿达准将围着他的前线司令部迈着大步，和他的士兵一样精神振奋。他充分相信，在已经取得的胜利的鼓舞下，他的士兵能够击退敌人可能发起的任何进攻。在他的乐观精神的感染下，我花费了几分钟珍贵的时间来履行我个人的一项诺言。上星期五——就好像是过了一生似的漫长的七十小时之前——当我注视着被我们称为“东伊斯梅利亚”的敌人要塞时，我曾暗自许下心愿：把它拿下后，我一定要到那里去看一看。萨阿达准将的部队已在我到达前几小时把它拿下来了。当我最后终于走进敌人的这个要塞时，一种奇妙的感情油然而生。跨进大门时，我默念“感谢真主，真主伟大！”
在南边仅仅几百码的地方躺着四个悲剧性的纪念物，标志着我们为取得这次胜利而付的代价。它们是我军自己的坦克，但由于误会而被自己人击毁了。这一事件发生在几小时之前。当时，第2师和第16师正在弥合它们之间最后的空隙。第2师由三辆坦克组成的一个排向南开进；第16师同样的一个分队也在向北行驶。当他们同时抵达一条山脊时，双方仅距仅五百码。出于条件反射，所有六辆坦克都同时开火。双方都有两辆坦克被击中。这是对他们的作战技能的一种悲剧性的报答。幸存者的精神状态彻底垮了。（在这种情况下，幸存者往往需要接受精神治疗。他们会产生难以忍受的犯罪心理）
我驱车向南越过苦湖，在我们接近第7师的主桥时，公路上越来越拥挤，在距桥三百码处交通完全堵塞。我只得下车步行，在桥上找到了第7师师长巴达维准将。我们乘他的车继续前进。我们很快就发现，尽管星期日曾出现暂时的平静，但是南段并没有安定下来。我们碰到一个中尉和他的坦克排，他们掉队了，不知道其所属部队现在何处。我们发现步兵已经断了粮水，有些士兵甚至走回西岸用水壶灌水。产生困难主要是由于地面泥泞和水流湍急，我们未能在最南边的第19师地段内架设浮桥。结果，第7师地段内本来已经交通十分拥挤的浮桥还要额外承担第19师的交通运输。
这种情况是可以整顿的。但是，在我与第2和第3军团的工兵主任交谈后，我感到浮桥的情况确实令人不安。在这次突击中，我们架设了十座重型桥（在南段架设了两座，但是未能使用），只保留两座作为备用桥。渡河任务完成之后，我们从每个师撤回了一座重型桥，留作备用桥。但是我们现在才获悉，敌人的空袭炸毁了我们那么多的舟节，使我们损失了相当于三座完整的浮桥。因此，现在只剩下四座备用桥了。
眼下还没有危机。然而，我们应该考虑到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以后的战斗。如果敌机胆敢一批又一批地袭击我们的浮桥，他们的空军无疑要付出沉重的代价，但是总会有一些飞机取得成功，这同样也是毫无疑问的。
我突然想到，只要能把石头和沙子倒入水中，我们就可以架起三座几乎坚不可摧的桥梁。第3军团的工兵主任是我有了这个主意后见到的第一位专家，他也相信这是能够做到的。当我问他这需要多长时间时，他回答说，如果有足够的推土机，一个星期就够了。这使我感到惊讶。傍晚，我乘车回到十号中心，对我视察中所看到的一切感到欢欣鼓舞，更加坚信我们的战略是可行的，但我也确信我们需要尽快在运河上筑起那样的堤道。
我从前线回来时已是傍晚时分。我会见了国防部长，并将在运河堤道上修一座固定桥的主意告诉他。但他十分不在意，并且对我说，他必须得到总统的允许。离开伊斯梅尔将军后，我决定同合适的人员研究此项工程。我首先同工程兵司令加麦尔·阿里将军讨论此事。他建议我征求下列人员的意见和帮助：当初他建高坝的阿拉伯合同公司的资事奥斯曼·阿·奥斯曼·艾哈迈德工程师，负责农业改革的部长巴德朗博士，以及苏伊士运河公司负责人马舒尔·艾哈迈德·马舒尔工程师。大约二十一时，他们齐集在十号中心，我向他们简要介绍了我的需要，征求他们的意见。奥斯曼对此项工程最热心。他握住我的手说：“我祝贺您想出了这个主意。我自己也在考虑向武装部队提出这个主张。”至于所需的时间，奥斯曼说，他在进行计算之前无法回答。另一方面，马舒尔则感到震惊。他说：“总统今天指示我制订一份使运河迅速恢复通航的计划。在这样的时刻，您怎么能提出这种主张来呢？”我回答道，在得到总统准许之前我们不会动工。伊斯梅尔将军将把情况报告总统，并且请他批准。大家一致同意由奥斯曼负责此项工程，其他人则给予他一切可能的支援。大约在二十三时，这批人离开了我的办公室。十月九日夜，我收到了论证此项计划切实可行性的研究报告。报告说，第3军团的地段内水流很急，在那里修建此项工程要花很大的代价。最合适的地段是德维斯瓦、维尔登和坎塔腊。他们需要一个星期的准备时间，以便把设备和材料运到工地上去，然后再用九天的时间把桥架好。但是奥斯曼坚持一个条件，要我们同利比亚当局联系，使他能够撤回正在利比亚的一些工程中使用的推土机和其他工程设备。我再次去见伊斯梅尔将军，催他请求总统报准。最后，十月十日傍晚，我得到了总统已经批准的通知。我立即通知了一切有关的人员。根据论证报告推算，定于十月十八日动工，二十七日竣工。敌人在德维斯瓦地段的突破迫使我们放弃了在那里修建一座永备桥的计划。经过多次耽搁和克服了许多未曾料到的困难之后，十二月一日在维尔登建成了一座桥梁，十二月九日在坎塔腊建成了另一座桥梁。奇怪得很，敌人竟采纳了同样的主张，在德维斯瓦地段我们计划建桥的地点也修了一座类似的桥梁。这是最好的建桥地点，因为那里的流速很慢。这就是敌人的桥梁在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底之前即可通行原因。
十月九日，星期二
敌军仍然不断地把他们坦克乘员的生命当儿戏。他们成群地出击，唯一的战术仍然是骑兵冲击时的那一套。最新的一个例子就是出动了两个旅进攻第16师。这次攻击再次被我们击败了，敌人损失惨重。在过去两天内，敌人又损失了二百六十二辆坦克。我们的战略始终是迫使敌人按照我们的要求来打；但是我们从来也没有指望他们会进行合作。
十月十日，星期三
我军继续加强阵地。配属给第19师的第1步兵旅的部队占领了苏伊士城以南的乌荣穆萨，这是我们预定沿西奈海岸采取的一系列行动中的第一步。
但是，战况的发展不容许我们骄傲自满。十六时四十五分，第2师报告说，它的左翼遭到敌人一个坦克营在机械化步兵支援下的进攻。敌人终于改变了战术。他们为了充分利用地形和严格遵循小分队战术，把坦克分成了若干小组。他们取得了某种程度的成功：突入我桥头阵地达一英里。天黑之后，敌军终于被击退了。
那天深夜收到的其他消息令人沮丧地证实了我军防御阵地的潜在弱点。我军第1步兵旅损失了百分之九十的人员和装备。我对此表示怀疑。我简直难以理解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直至派了一名联络官到现场，我才获悉：该旅攻下了乌荣穆萨后奉命在十日至十一日之间的夜间继续推进，前去夺占苏德尔，这是沿海岸南下的第二块垫脚石。该旅旅长擅自决定在日落前几小时出发。随后就发生了不可避免的事情：该旅在我方防空导弹防护范围以外的开阔地上被敌空军击溃了，而敌坦克或野战炮则一炮未发。这次交战的结局提醒我们（如果我们需要这样一种提醒的话）：一旦我们的地面部队离开了防空导弹的保护，他们是多么容易遭到空袭。我们收集了残部。幸运的是，该旅的伤亡比初期惊慌失措的报告所说的要小得多。但是，这次打击已经把它摧毁，使它在好几天内都不能作为一支完整的部队进行战斗。
十月十一日，星期四
我第二次到前线视察。现在已经很清楚，敌人的主要压力是针对中部地段的。我想跟第2军团司令马蒙和第2师师长萨阿达讨论这一点。我发现，他们都认为没有理由动摇他们在星期一所抱的信心。第2军团能够坚守阵地，抗击敌人所能发起的兵力最集中的突击。鉴于敌人昨天采取的新战术（即用坦克从翼侧对整个军团实施卷击），作为一种保险措施，我用电话命令工兵立即向第2军团提供一万枚反坦克地雷。
确实使我们感到不安的是浮桥上仍然混乱。渡河指挥部在我军实施攻击的关键时刻工作得很出色。后来的失败是由于该指挥部将各师地段内的渡河指挥权交给了各师参谋长。但是，各师参谋长及其下属高级军官都已前推到桥头阵地内，渡河活动的控制权又逐级下放给低级军官，甚至军士。结果就出现了一系列的交通堵塞现象，人人都说自己应该优先通过。我认为，补救办法是由一个独立的指挥部来负责指挥一切渡河活动，并直接向我报告工作。我把几个级别很高的军官调给萨利赫·阿明将军指挥，并指定他负责组织第2军团的渡河活动。穆尼尔·萨米赫准将也配备了参谋军官，受领了组织第3军团渡河活动的任务。
十六时三十分，我回到十号中心。自从我军发动攻击以来，我的心情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平静。“高尖塔”行动的目标——这是总统在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会议上多次重申的目标——已经达到。我们在西奈已经拥有一个立足点。它并非坚不可摧。正象我们的渡河行动刚刚表明的那样，任何阵地在顽强的攻击下都不是坚不可摧的。但是我们的阵地防御坚固，以色列若想把我们赶出阵地，就必须付出他们几乎肯定无法接受的代价。
当我来到作战室时，获悉伊斯梅尔将军想见我。他提出的问题正是我担心的问题，我们不能乘胜向山口发展进攻吗？
总司令部所犯的第一个灾难性的大错误就这样开始了，此后各种严重错误也都接踵而至。下面先从理论上分析一下，然后列举一些数字。
在制订计划时，我们总是设想敌军会突入我们的桥头阵地，并试图从后方卷击我们的阵地。这毕竟是一种传统的战术。对付这种机动作战战术的防御措施是：保留强大的预备队，准备抗击敌人的进攻，同时一线部队调整部署，以对付新的威胁。防线被突破后导致全面崩溃的主要原因，必然都是缺少快速预备队，例如一九四○年的马奇诺防线和一九四五年的齐格菲防线就是如此。到处都保持强大的态势是不可能的，指挥官赖以阻止敌人突破的手段是预备队——战术预备队，战役预备队，最终还有战略预备队。谨慎的指挥官可能把多达三分之一的兵力留作预备队。惯于冒险的指挥官则可能满足于只留五分之一的兵力用作预备队。
对随后发生的一切事情起决定作用的是这样一个事实：我们对敌人可能发起的反击的规模和速度都作了最坏的估计，为击败敌人这样的反击，我们把大部分装甲部队都派到了前线，因而大大削弱了战略预备队。战争开始时，埃及拥有一千七百辆坦克。我们将一千三百五十辆集中到苏伊士前线，用一百辆分散守卫我们的红海海岸和内地的各种目标，只把二百五十辆留作战略预备队。而且，这二百五十辆坦克中还包括总统卫队的一百二十辆，这支总统卫队作为政权最后的保卫者只有在极端紧急的情况下才能使用。配属给苏伊士前线的一千三百五十辆坦克并未全部开到西奈。我们两个军团的司令官受权携带其中的一千零二十辆渡河。其余的三百二十辆作为战役预备队留在运河以西，随时准备歼灭突入之敌。未经总司令部批准，它们不得投入战斗。我们的装甲部队便因此而被区分如下：
第一线：一千零二十辆。
第二线：三百三十辆。
预备队：二百五十辆。
现在的情况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变得更坏。迄至十月十三日（含十三日），在一周的战争中，我们已经损失了二百四十辆坦克。第一线的坦克数量己降至七百八十辆。在这几次战斗中，敌人也损失了六百一十辆坦克：三百辆在我方最初的突击中被击毁，二百六十辆于十月八日至九日毁于他们自己的自杀性攻击，最后五十辆毁于十月十日至十三日。（由于十月十日他们开始奉行较为谨慎的战术，因此损失的坦克大大减少。）区别在于敌人掌握有足够的预备力量，可供他们两次而不是一次补充部队的损失。他们补足了遭到我军第一次攻击时损失的三百辆坦克和十月八日至九日损失的二百六十辆坦克。因此，敌军现在拥有大约九百辆坦克，而我们只有七百八十辆。对完成防御任务来说，只要我们继续保留预备队，这一比例就足够了。但是我们不具备发起进攻所需要的优势。
战后，国外报刊引用他们显然认为是赞美的言词谈到我：顽强、有进取心、干劲十足等等——甚至恭维地说我很内行。对于这些赞美之词，我本来会感到不胜荣幸。可是，有人硬说我主张甚至在十月十四日以前就“迅速推进”到山口，并把上述赞美词中捉到的那些特质作为我提出这一主张的原因。这种推理对我并不适用。一个人可以有进取心，也可以为了国家而甘冒生命危险。但是，为什么这就决定了他必然会拿武装部队的前途和祖国的命运去冒险呢？（我很想知道是谁向新闻界透露这种消息的。我基本上可以肯定有人存心散布这种消息，因为在外国报刊报道之前，在埃及国内就已经有谣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