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与此完全相反。从伊斯梅尔首次提出向山口发展进攻的那一刻起，我就不断地当着许多人的而极力反对这一主张。这一争论是十月十一日（星期四）下午在十号中心伊斯梅尔的办公室里开始的。我反对这一主张。我的根据还是一九七一年夏天我向伊斯梅尔的前任提出的那些理由，当时我力主只发起一次有限的攻击，后来我的主张被采纳了。我把曾对萨迪克说过，后来当伊斯梅尔于一九七二年十月二十六日接任国防部长时也对他本人说过的话，又向伊斯梅尔重复了一遍。我说：“敌人的空军仍很强大，我们自己的空军无法与之挑战。而且，我们也没有足够的机动防空导弹部队来提供空中掩护。”我还补充说：“我们应该吸取第1步兵旅的教训。当时，该旅只有两个小时失去空中掩护，结果敌人只用空中攻击就把它打垮了。”
十月十二日，星期五
这天早晨的第一件事是伊斯梅尔又旧事重提。这次他提出了一个理由：减轻敌人对叙利亚的压力。我再次反对他的意见。我们的进攻既不会成功，也不会大大减轻对叙利亚人的压力。
我说：“请你注意，尽管敌人遭到很大损失，但是他们在我们当面仍有八个装甲旅。我们的地面部队一旦越出萨姆导弹的保护范围，敌方空军马上就可以使他们失去战斗力。我们有事实为证。我们没有足够的“瓜得拉特”式防空导弹（萨姆-6）为开阔地上的我军提供机动防御。如果再向前推进，我们就会毁灭自己的军队，而又不会大大减轻我们的叙利亚兄弟所受的压力。”
中午，国防部长外出回来后对我说：“这是一项政治决定。我们必须在明晨以前发展进攻。”
十三时三十分：向前推进的命令已经拟妥，并由总司令部联络官送达各军团司令。戈奈姆将军负责将命令送达第2军团，塔哈·马格杜将军负责将命令送达第3军团。
十五时三十分：第2军团司令萨阿德·马蒙从他的前线司令部打电话给我说：“将军，我提出辞职。在这种情况下我无法工作。我不可能完成您刚刚下达的命令。”几分钟后，瓦西勒从第3军团打来电话。他也强烈反对，差点儿要辞职。我没有隐瞒自己的反对意见，也没有隐瞒我的反对意见已被否决这一事实。接着，我又去找伊斯梅尔，我说要战地指挥官去做他们事先已经声明无法做到的事情，就会带来灾难。于是，我们决定立即找他们来十号中心磋商。
十八时：会议开始。我和两名战地司令官坚持我们的反对意见。伊斯梅尔否决了我们的意见。这是一项政治决定。我们必须服从。会议于二十三时散会前，他所做的唯一让步是我们的进攻可以从明天（十月十三日）推迟到十月十四日拂晓。但是伊斯梅尔接着又下令说：在发起进攻时，不能削弱我们的桥头阵地，而应投入我们的战役预备队。我们的战役预备队由三百三十辆坦克组成，包括第4和第21装甲师之大部。第4装甲师部署在第3军团的后方，第21装甲师部署在第2军团的后方。每个师有两个装甲旅（每旅一百辆坦克）和一个机械化步兵旅。第21师的坦克已经减少了了半，因为一个旅已经派往前线，给第16师的步兵攻击提供装甲支援。现在，我们奉命在十月十二日夜间把第21师的其余部队和第4师除一个旅以外的所有部队都派往前线，这项工作要于十月十三日夜间完成——这样，在两个军团后方战役纵深内的预备队一共只剩下第4师一个旅的一百辆坦克。这是严重的错误。
十月十三日，星期六
我们奉命执行伊斯梅尔制定的计划：用四个装甲旅和一个机械化步兵旅分四路发起进攻。
南段：一个装甲旅向米特拉山口进攻，一个机械化步兵旅向吉迪山口进攻。
中段：两个装甲旅向塔萨进攻。
北段：一个装甲旅向巴卢扎进攻。
除非出现奇迹，否则进攻不可能获胜。敌军在他们的战役地幅内有九百辆坦克。我们用四百辆坦克发起进攻。我们是在用集团冲锋的战术进攻敌军坚固设防的阵地。十月八日至九日，敌军曾因采取这一战术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而且，过去我们也曾指责我方坦克乘员在被敌方空中力量控制的开阔地上实施进攻。
十月十四日，星期日
结果不出所料。我们的进攻在拂晓开始。敌人用隐蔽得很好的坦克的集中火力，在密集的反坦克导弹和近距离空中支援飞机的支援下，在十英里的距离内就把我军的四路进攻都阻止住了。中午，我军奉命撤回到桥头阵地。我军损失了二百五十辆坦克，这比我们迄今在这场战争中所损失的坦克总数还要多。敌军损失了五十辆。
十一时：由于我们的进攻显然已经无可挽回地受阻，我就打电话到第2军团司令部，要马蒙将军接电话。他的参谋长说他正在休息。现在指挥官们只要有机会就抽空睡觉，但是当他们的部队正在遂行战斗时，通常是不能睡觉的。而且只要总司令部来了电话，他们往往是要来接的。但是不管我是多么吃惊，我并没有坚持要把他叫醒。
十三时：总统抵达十号中心。听到这次进攻的命运之后，他命令我到前线去鼓舞士气。一小时内，我已在第三次前往运河的途中。
十六时：我抵达第2军团前线司令部，要见马蒙。在那里，我得知了真实情况。他精神上顶不住了，正病倒在床。整个上午不断传来进攻被击退、部队伤亡不断增大的消息，他越来越难忍受，突然昏厥过去，此后就一直躺在床上，虽然神志清醒，但是很难履行自己的职责。
我去看望他。马蒙要坐起来，但是床边的医生不让他这样做。医生私下对我说，应该把马蒙送到后方去，他需要由专家来治疗。但是当我建议马蒙到马阿迪医院去休养时，他却请求留下来和部队呆在一起。他说明天早晨就能恢复健康，并能立即恢复工作。我没有批准他的请求。不过，在他的恳求下，我同意推迟把他送到后方去的时间，等到第二天观察一下病情再说。（他的病情没有好转，直至停火以后，他还留在医院里。）
然后，我开始收拾残局。我召集马蒙的参谋人员开了一次紧急会议讨论战况，并且转达了总统的问候和鼓励。我通过电话向前线的师长们转达了同样的意思。我还对第21装甲师师长阿拉比将军说，我准备立即驱车到西奈去看望他。（阿拉比建议别去。他说天快黑了，司机可能会迷路，而且夜间的战场也不是适合参谋长去的地方。但我坚持要去。整顿部队和重振士气是一项紧急任务。）
十七时：我离开第2军团司令部往南，到最近的一座浮桥去。当我抵达时，敌军炮兵正在进行弹幕射击，浮桥已被击毁。我继续驶向第二座浮桥，发现它已被收拢起来，以免被敌人的这次弹幕射击所击毁。我已经无法从中段渡河了。
我决定返回第2军团司令部。这时天已黑了，一路上由于无数次地检查身份证和盘问口令，我们走得很慢。我们刚回到被摧毁的浮桥旁，敌人就恢复了弹幕射击。我们快速穿过敌人的弹幕。我的座车无恙，但是后边那辆载着警卫班的汽车却被击中，一名警卫受伤。
二十时；我终于回到了第2军团司令部。我再次打电话给阿拉比，向他解释我为什么不能去看他，并祝他一切顺利。然后，我就启程回开罗。
二十三时；回到十号中心。向伊斯梅尔作了全面的报告。
午夜：总统来电话问我这次视察的情况。我把这最不幸的一天的情况向他作了全面的报告。
即使到现在，也就是六年以后，我还不明白为什么要发动这次进攻。当然，这是萨达特总统下的决心。他一直声称这是为了减轻以色列对叙利亚战线的压力。这真是无稽之谈。
埃及只有通过给以色列的安全构成重大威胁，才能迫使以色列把部队从戈兰高地调往西奈半岛。但是，我们的部队从来都不具备这样的能力。在我们的桥头阵地与以色列本土的边境之间，隔着一百多英里的开阔沙漠地。由于以色列掌握着空中优势，这片沙漠就变得不可逾越了。这十分重要，因此我在一九七一年十一月首次出席阿拉伯联合防御理事会会议时，就以有力的论据说明了这一事实。道理十分明显，因此理事会同意了我的观点。它对埃及来说是一个严重的限制条件。但是，只要西奈仍然被以色列占领或者实行非军事化，以及以色列仍然掌握着空中优势，这一局面就不会改变。
但是，难道我们不能迫使以色列把装甲部队从戈兰高地调往西奈吗？不能，因为以色列在西奈己有八个装甲旅，这对遏制埃军的进攻来说已是绰绰有余的了。
此外，这次进攻的时间也不能证明萨达特的辩解是站得住脚的。十月十二日，叙利亚战线已经稳定下来。从十月十一日起，伊拉克的两个师——一个装甲师和一个机械化师——已经参战。十月十三日，约旦开去一个装甲旅（随后还要开去第二个装甲旅），提供了进一步的支援。
最后一个问题；如果我们的目的是帮助叙利亚人，为什么在我们的进攻被粉碎后，不马上把第21和第4装甲师撤回到西岸指定的预备阵地上去呢？对萨达特总统的决心应有另一种解释。只有他才知道这种解释。
十月十五日，星期一
情况更加恶化。今晨，在十号中心的防空屏幕上出现了一个亮点，在运河区上空迅速向北移动，然后消失在尼罗河三角洲。我们知道它是什么。以前我们曾经见过。十月十三日十三时三十分左右，正当我们为那次注定要失败的进攻做最后的准备时，曾在防空屏幕上出现过沿同一路线移动的亮点。我对这一亮点的轨道观察了几分钟，然后打电话给法赫米将军，问他为什么萨姆导弹的操纵人员竟然让此物随意通过我们的上空。他把这一亮点的速度和高度告诉了我：速度超过三马赫，高度二十英里以上。这样，我们当然就知道这是一架SR-71A。它是美国的一种相当于米格-25的侦察机。
在其第一次飞行中，它的摄影机必然拍下了许多情况，有经验的航空照片判读员可据此发现我军两个坦克师的渡河行动。第二次的飞行将会发现西岸现在几乎已无装甲部队。我们可以想象，以色列在几小时内就能获悉这一情况。这使今晨我向伊斯梅尔提出的要求具有了更大的紧迫性。我的要求是立即把第4和第21装甲师（包括已经配属给第16师的第21旅）撤回西岸。我们可以用反坦克地雷加强桥头阵地，但是在我看来，应优先把那两个师撤回到二线，以恢复现已完全失去平衡的防御配系。
伊斯梅尔回答说，撤退可能会使我们的部队惊慌失措。我不同意这种看法。这一行动不一定搞得那么慌张。它可以在第2和第3军团的掩护下谨慎地实施。伊斯梅尔反驳说，敌人可能把它看成是我们软弱的表现。在我看来，虚张声势是愚蠢的。战争的结局很少是由姿态来决定的，而且尽管我们虚张声势，以色列也很快就会掌握真实情况。但是我觉得争辩是徒劳的。伊斯梅尔没有说出口的理由是，明天上午他将陪同总统到人民议会去，他不希望由于人们怀疑我们软弱而使他的胜利黯然失色。于是，我们又开始犯第二个大错误了。
十月十六日，星期二
上午十时左右：收到关于敌人突破的第一批消息。第2军团司令部电话报告说，敌军小股坦克已经在德维斯瓦附近渡过运河而到达西岸。第2军团正在采取措施歼灭他们。
如前所述，我们的计划曾经设想敌人将试图从后方夺占我们的桥头阵地。我们还判定了敌人最可能使用的三个渡河地点——也就是说，敌人为了突破我们的桥头阵地而最有可能发动强攻的地方。其中一个地点就是德维斯瓦。（这是北边的第10师和南边的第7师的接合部，是敌人进攻的典型目标。）我们为了应付预计可能要发生的事情，甚至还专门调拨了部队。为了防止敌军在德维斯瓦突破，我们曾专门向第4装甲师和第26独立装甲旅介绍了情况，并组织他们进行了演习。这两支部队现在当然都在运河对岸。即使如此，我们也没有理由因为第一批收到的那些消息而惊慌失措。第2军团说，他们正在对付敌军的进攻。我们的战略预备队还有二百五十辆坦克。其中只有不属于总统卫队的大约一百三十辆坦克可以投入战斗。我让部署在开罗地区的预备队进入戒备，以备在第2军团控制不住局势时采取行动。
中午：传来的消息仍然很乱。部署在运河以西几乎有十英里远的若干个后方萨姆导弹部队开始报告说，他们遭到了敌人坦克的攻击。看来谁也不知道这些坦克是从哪里来的。这些坦克往往出现在一个萨姆导弹连附近，从二千码的距离上进行炮击（这些后方防空导弹连没有远程反坦克武器），然后就不受任何阻拦地消失了，不知道又会在哪里重新出现。报告说，每股敌军有七至十辆坦克。
下午：伊斯梅尔从人民议会回来之后，我们召开了一次会议，商讨如何对付敌人的突破。我们决定在明天（十月十七日）上午以前采取协同一致的行动抗击敌人的突破。但是用什么部队去抗击呢？
第2军团的预备队——第21装甲师——正与敌人保持接触，不能立即撤回。于是，我建议从第3军团撤回一些部队，因为他们没有受到敌人的压力，特别是因为我们的另一支预备队——第4师和第26独立装甲旅（装备有T-62坦克）——一直被用于增援第7师的桥头阵地。从第3军团撤回一些部队，我们在西岸就能拥有足够的部队来对付敌人的突波。还有一个有利条件是，第4师和第25独立装甲旅都受过专门对付这种突破行动的训练。我们的反击可以从西南方向发起，直接向东北方向敌军的渡河点推进。同时，第21师将沿西奈河岸向南推进，切断敌人通往渡口的通道。
伊斯梅尔拒绝了这一计划。他仍然反对从西奈撤回任何部队。我们一致同意派第21师向南推进。但是，他却要第25旅从第3军团桥头阵地出发向北进攻。同时，他还要第116步兵旅——这是我们留在西岸作为预备队的步兵部队之一——向正东渡口方向进攻。这是一个鲁莽的计划。甚至在我向伊斯梅尔说明详情后，他似乎还没有认识到要一个装甲旅（第25装甲旅）在左侧靠水、右侧易遭敌人攻击的情况下向前推进大约二十五英里，包含着多大的危险。我打电话到第3军团司令部。瓦西勒说，他和第25旅旅长都同意我的意见，沿运河东岸进攻太危险。他们建议从西岸发起进攻。我们的主张都被部长否决了。
晚上：几小时后，总统抵达十号中心，到作战室和我们呆在一起。伊斯梅尔说明了明天的计划。我认为他的计划很糟糕而且危险，因此我向总统提出了反建议，希望总统否决伊斯梅尔的意见。萨达特突然发火了。他大声叫嚷：“你为什么总是提出从东岸撤出部队？应该把你送交军事法庭。如果你坚持这些建议，我就对你进行军事审判。我不想再听你的了。”
我感到十分痛心。我试图向他解释，由于我们在西岸的兵力很弱，因此不得不作这样的调动。但是，萨达特怒火中烧，连听都不听。我暗中盘算要不要当场辞职。但是，由于战局已开始变化，我内心里确实舍不得抛开我们的部队。因此，我忍气吞声，决定为了祖国的利益而不再吭声。
午夜，执行伊斯梅尔反击计划的命令已经下达。我秘密地采取了一个步骤，这个步骤可能有助于在反击不可避免地失败后加强我们在西岸的态势。
任何一支军队的最重要的预备队是它的装甲部队。但是，正象我们的渡河行动所证明的，拥有足够反坦克导弹的步兵就是一支强大的反坦克部队。我们在西岸仍然留有大量的步兵作为预备队，其中主要是三个伞兵旅和第3机械化步兵师。问题在于我们已经把它们各自所属的反坦克导弹营抽走了。这四个营在渡河战斗中已经开到东岸。我们曾计划尽快地让他们返回原部队，但是伊斯梅尔附和总统的意见，拒绝从西奈撤走一兵一卒或任何一件武器，致使我们连这样的“后撤”也无法实现。所以，尽管这几个营在西奈无事可干（因为敌军中没有合适的目标），它们原属的部队却面临在力量大大削弱的情况下抗击敌军装甲部队的前景。
我与炮兵部长赛义德·马希将军悄悄地谈了一次话，下令把这些反坦克导弹营逐步从西奈撤回，归还西岸的原属部队。我独自对此事负责，没有告诉伊斯梅尔。接着，我抽空睡了几个小时。
十月十七日，星期三
凌晨三时：总作战值班员把我叫醒。瓦西勒将军打来了电话，急等我去接。我拿起了电话，瓦西勒说，由于技术问题，第25装甲旅无论如何不能在拂晓发起进攻。
我内心里很赞赏瓦西勒的用意。但是，我还是告诉他，这是一次与其他部队协同发起的进攻，不可能取消或推迟，第25旅必须完成受领的任务。瓦西勒恳求我取消或者至少推迟这次进攻。我的态度毫不动摇。他绝望地嘀咕道：“没有真主的力量，人们即使有力量也无济于事。”（这是穆斯林在优势敌人的压力下感到无能为力时说的一句古老的祷文，实际上表示无可奈何。）然后，他又说：“好吧，我执行命令。但是我知道，而且也要告诉您，该旅必将被歼。”我放下了电话，心里很不好受。瓦西勒的看法也是我的看法。但在任何一级指挥机构中，都必须把讨论和决定视为截然不同的两回事。现在已经作出决定。我并不认为这一决定是正确的。但是，执行这一决定现在已是我的职责，也是瓦西勒的职责。
拂晓：敌人的桥头阵地现在已经从德维斯瓦向北延伸了三英里。正如人们会预料的那样，他们保卫和扩大桥头阵地的部署如下：
——一个装甲师守卫桥头阵地。其部队横跨运河两岸。第一线：一个装甲旅和一个步兵旅部署在西岸保卫渡口。第二线：一个装甲旅部署在东岸。
——一个装甲旅和一个步兵旅部署在东岸负责牵制和抗击我方离他们最近的装甲部队（第21师）的攻击。
——一个由三个装甲旅编成的师在东边十多英里处待命，等待架桥。一但架桥完毕，该师就立即渡河。
——同时，一个装甲旅负责牵制第2军团桥头阵地。
——一个装甲旅牵制第3军团桥头阵地。敌军在其渡口周围总共集结了六个装甲旅和两个步兵旅，只用两个装甲旅守卫其战线的其余地段。换句话说，当面敌军百分之八十的兵力都集中在他们的主攻轴线上。
我羞于透露我军十月十七日的部署情况。我们总共拥有二十个步兵旅和轻装甲旅，编成五个步兵师和两个装甲师。每个步兵师拥有下列建制部队。四个坦克营，一个步兵战斗车营、一个反坦克导弹营、一个反坦克炮营、九个炮兵营（共一百二十四辆坦克、三十六枚“马洛特卡”式反坦克导弹、四十辆BMP步兵战斗车、三十六门85毫米反坦克炮，九十门82毫米和107毫米无坐力炮、五百三十五具RPG火箭筒、一百零八门亦可用作反坦克武器的野战炮）。一个步兵师如果能用这些武器构成良好的防御配系，就能击退敌人三个装甲旅的进攻；尽管如此，我们还额外给每个步兵师加强了三十六枚反坦克导弹、二十一门SU-100自行反坦克炮和一个完整的装甲旅。给每个师补充的装甲旅和反坦克导弹只是为了在渡河时增加步兵的反坦克能力。我们的计划始终是让这些增援部队在完成增援任务后归还原建制。我现在就正把反坦克导弹撤回。但是，由于已有了不准从西奈撤回一兵一卒或任何一件武器的政治决定，因此那些坦克只能留在原地。我们在前线的八个装甲旅的战斗损耗很大。十月十七日晨，它们的部署情况如下：
——四个装甲旅部署在第18、第2、第7和第19师的桥头阵地内，实际上无事可干。
——一个装甲旅从第3军团桥头阵地向北进攻。
——第21师的两个坦克旅经过三天几乎不间断的战斗，遭到沉重的打击，已经筋疲力尽。现在它们要向南进攻。
——在运河以西十多英里处，一个装甲旅散布在四十多英里长的战线上，以防敌军进一步渗透。
我们只有不到百分之四十的装甲兵力集中在战斗地域内。在德维斯瓦之战中，我们以三个装甲旅和一个步兵旅对付敌人的六个装甲旅和两个步兵旅——敌人享有二比一的优势。而且，我们的进攻计划又注定要进一步减少我们获胜的可能性。
这就是第三次大错误。十月十七日全天，进行了德维斯瓦之战，并以命中注定的结局告终。
第一阶段：按照原来的设想，我们的三路部队应同时发起进攻。但是，正如在这种情况下——即外线作战时——所常见的那样，由于技术上的原因，他们未能密切协同。每支进攻部队只能各自为战。我们的第116步兵旅向东推进到敌人的桥头阵地内，摧毁了敌人的几辆坦克。但在距运河只有一英里时，该旅遭到猛烈的射击。由于伤亡越来越大，它被迫后撤。
第二阶段：第21师在对岸向南推进，成功地切断了敌人从东边通往德维斯瓦的主要通路，但未能进一步向南推进。
第三阶段：第25旅在向北推进时被歼。敌军一个由三个装甲旅组成的师在东边十英里处等待架桥。此时，它已被用来对付我方这个单独行动的旅，使该旅陷入了一次真正的伏击。敌军一个旅负责封锁我军的前进路线。第二个旅在我军右侧占领阵地。第三个旅迂回到我旅后方发起攻击。我军坦克向北开进时，陷入了敌军火力杀伤地带，遭到来自三面的攻击，第四面濒临湖水。我军坦克乘员在不利的情况下进行了殊死的战斗。但当夜幕降临时，只有很少的幸存者返回到第3军团桥头阵地。这完全是一次毫无意义的损失。
十月十八日，星期四
上午：夜间，敌军架起了第一座桥梁。到黎明时，敌军在西岸已有三个装甲旅和一个步兵旅。我们派第23装甲旅去对付敌军的这支强大部队。第23装甲旅是我军最后的战略预备队中的两个旅之一。但是，它被敌军击退了，损失惨重。
中午：此时，敌军又有一个装甲旅跨过了运河，使其兵力增至四个装甲旅和一个步兵旅。由于第23旅实际上已被歼灭，现在我们在西岸只有两个装甲旅，其中一个是第4师调往西奈参加我军注定要失败的进攻时留下的装甲旅，另一个是总统卫队中的装甲旅，它仍然留守开罗，呆在平时的兵营中。这就是我们在西岸的全部装甲兵。
敌军已经打赢德维斯瓦之战。他们下一步必然是把更多的装甲部队投入西岸，分成两路，在我方两个军团的后方同时向北和向南推进。
必须采取断然行动来阻止敌人的推进。但是总统和国防部长有勇气采取这样的行动吗？政府已经成为它自己散布的谎言的受害者。伊斯梅尔和我们的新闻机构都以玩世不恭的不负责任的态度分别宣布和报道说，敌军迄今只有七辆坦克渗透到西岸，隐藏在德维斯瓦周围的树丛中。我们自己的武装部队现已成为这种无稽之谈的主要受害者。车队遭到伏击。后方司令部、警卫部队和萨姆导弹连突然遭到射击而茫然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其中尤以萨姆导弹连遭到袭击所造成的危害最大。我们还不准所有的部队都进入全面戒备，因为“可能会引起慌乱”。士兵们能够知道的情况都是报刊上的谎言。这并不是说他们本来是能够采取许多预防措施的。他们随身的反坦克武器都根据“不许后撤”的命令而留在西奈了。
在最初的进攻中，我们曾把几个反坦克导弹营作为增援部队分散地派到运河对岸。昨天和今天，我们至少已经把其中若干个分队调回西岸。（我们曾把两个反坦克导弹营派到西奈，并把它们分成六个连。现在我把它们撤回了。当然，每个师还有一个建制反坦克导弹营。现在撤回的不是这些部队，只是增援部队。）但是，即使在我军的高级战地指挥官中，也很少有人了解目前的态势，以致我要采取的这一行动引起了强烈的抗议。换句话说，在我们的师级指挥官中，只有第16师和第2师的师长意识到了我们面临着多大的威胁。驻防在西奈第3军团桥头阵地里的一名师长打电话给我说，把作为增援部队配属给他的反坦克导弹连调走，将会“危及我们防御阵地的稳定性”。我为他解脱了责任。我说：“是的，是的，我理解这一点。一切由我负责。你只要快些把他们撤回来就行了。”
在西岸，已有几百人牺牲，几千人被俘。用装甲部队在近距离空中支援飞机支援下对没有防备的部队发动快速进攻，是以色列人擅长的一种作战形式。在东岸，由于进行的是一场真正的战斗，他们未能抓到一个俘虏。现在，他们已经抓到几千名俘虏，这就为他们提供了很好的宣传材料。在宣传方面，他们也是很擅长的。由于我们的萨姆导弹发射阵地不断被摧毁，因而我们的防空配系出现了一个空隙，可供以色列空军任意通过。
十四时：总统抵达作战室。伊斯梅尔汇报了战况。他们俩终于不得不采纳我提出的从东岸撤回装甲部队的计划。但是，随后他们连这个计划也加以破坏。他们决定只从第3军团桥头阵地撤回一个装甲旅，这就是为了参加进攻而派到东岸去的第4师的一个旅。事到如今，只撤回一个旅又有什么用呢？
他们没有要我说话，我也没有主动发表意见，因为那是白费口舌。总统和国防部长——他们都不是特别合格的军人——看来并不懂得一个指挥官的职责就是深谋远虑。任何一个总司令部都必须能够应付两天以后、最好是三天或更长时间以后可能发生的事态。一个指挥官所要接受的不可回避的考验之一，就是处理问题要有想象力和预见性。因为，如果有一条作战规律的话，那就是：“今天可能办到的事情，明天也许就变得不可能。”萨达特和伊斯梅尔只根据现在的或过去的情况考虑问题：他们的决定都无可挽回地落后于事态发展。新的这一道命令就是最好的例证。他们不懂得，两三天前够用的，现在就可能完全不够了。甚至在他们运筹帷幄之际，敌军的第五个装甲旅就已经开始渡河了。在即将到来的十八日至十九日之间的夜间撤回一个装甲旅，不足以牵制——更不用说击退——敌人桥头阵地中的两个师。
最后，总统要我到第2军团去鼓舞士气，并尽力制止该军团的态势进一步恶化。决不能让该军团受包围。十四时四十五分，我从十号中心启程。在我离开作战室前已经明确：现在负责保护第2和第3军团后方的第4师的坦克将直接听命于十号中心。在运河西岸，第2军团将不会有一辆坦克置于它自己的指挥之下。
十七时三十分：我抵达第2军团司令部。我们面临的情况如下：
——由于下午又有一个装甲旅越过运河，敌军在西岸总共已有五个坦克旅和一个步兵旅。
——完全不出所料，它们编成了两个师。沙隆将军率领两个装甲旅和一个步兵旅准备向北开进。布伦·阿丹将军率三个装甲旅准备向西和向南推进。
——在西奈方面，敌军的渡口终于有了安全保障。敌军从西岸对第21师翼侧射击，并已迫使该师后撤。实际上，第2军团的右翼（即南翼）已被迫向北退到西岸塞腊佩温当面的一线。敌人的通道也相应地扩大了。
——如果沙隆师真的向北推进，我们在西岸可用来警卫第2军团后方的部队就只有第150伞兵旅了。该旅已作好向伊斯梅利亚方向发起攻击的准备。
阿卜杜勒·穆奈姆·哈利勒将军已接替萨阿德·马蒙任第2军团司令。当我与他讨论面临的上述情况时，他提出如下计划：
——不管别人怎么说，都要把第15独立装甲旅连同它的T-62坦克撤回西岸，负责守卫该军用的后方——从伊斯梅利亚向西到开罗这一段淡水运河以北的地区。
——破坏伊斯梅利亚运河上的所有桥梁。
——用第150伞兵旅守卫伊斯梅利亚运河以南的苏伊士运河西岸地区。
——同时用炮火和突击队的袭击对德维斯瓦渡口进行骚扰。
我批准了这一计划。鉴于我们受到很多条件限制，我们只能做到这个程度。在以后的二十四小时内，除了我们轮流用一、二个小时去打个盹以外，我和哈利勒一直呆在一起。
我们首先关注的是要加强和鼓励第150伞兵旅，因为当沙隆向北推进时，该旅首当其冲。敌人每向前推进一寸都会增加对第16和第21师后方的威胁，迫使它们向北退却。我们所关注的另一件事就是集中一切火力打击敌人的渡口。十月十八日至十九日之间的夜间，敌军试图架设第二座浮桥。但是，我军的炮火在前进观察所准确的指引下打断了敌人的这项工作。我们从截获的敌方无线电通信中获悉，敌人遭受了重大伤亡。但是，这还不够。
十月十九日，星期五
上午，敌人的坦克连续不断地炮击我伞兵部队。早晨，我军前进阵地被迫后撤，因此我们就观察不到浮桥地区的情况了。我方炮兵根据搜集到的敌军浮桥位置的资料继续进行炮击。敌人的第二座浮桥又架成了。我们的伞兵虽然给敌军造成了重大伤亡，但是他们的若干处阵地最终却被敌人攻占，其余阵地的陷落可能也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
傍晚：我乘车返回十号中心，并就第2军团的情况向国防部长做了全面的汇报。同时，我也获悉了第3军团面临的情况。情况并不妙——原因仍和过去一样。我们在东岸的部队数量仍然超过了需要，但是西岸的部队却很少，不足以对付敌军企图包围我方两个军团这一十分严重的威胁。我们需要坦克。我建议把仍在东岸的四个装甲旅撤回来。（这四个旅中有两个旅配属给第16师，一个旅配属给第2师，一个旅配属给第19师。）伊斯梅尔拒绝了我的建议，不准从西奈撤回任何部队。
我同助手们进行了磋商。我没有隐瞒自己的看法：从目前情况来看，除非从东岸撤回装甲部队来援救西岸，否则后果将十分严重。但是，我们能做些什么呢？一位助手建议我去见总统，并把局势告诉他。我同意了。
我又去见伊斯梅尔，告诉他我和我的高级参谋们希望总统到十号中心来亲自了解一下形势。伊斯梅尔不大愿意。他说，天已经太晚了。（那时大约是二十二时。）我仍然坚持要他打电话给总统。等他答应我的要求后，我才离开这个房间。几分钟后，伊斯梅尔出来告诉我，总统就要到了。他说，我们不必让这次会晤成为一次公开的会议，应该把它限制在最小的范围内。我同意了，只通知了下列五位指挥官来参加：穆巴拉克（空军）、法赫米（防空军）、马希（炮兵）、贾马斯（作战部长）、纳赛尔（国防情报部部长），再加上国防部长和我自己。
二十二时三十分：总统在总统事务部长阿卜杜勒·法塔赫·阿卜杜拉的陪同下抵达十号中心。他们直接前往伊斯梅尔的办公室，进行了半个多小时的密谈。我们其他人却在作战室外面的会议室里坐冷板凳。
二十三时十分：他们三个人露面了。会议开始。萨达特先让除我之外的每个指挥官依次报告情况。没有要我说话。他们的报告是真实、详尽和坦率的。最后一个指挥官说完后，总统只是说：“我们决不从东岸向西岸撤回一兵一卒。”我仍然不吭声。阿卜杜拉悄悄地对我说：“你说几句。”我没有理他。有什么好说的呢？伊斯梅尔大概已经把我的深思熟虑的判断告诉总统了：我们唯一的希望都寄托在撤回四个装甲旅上。但是，现在就是这个人在说：不许挪动一兵一卒。我曾经要求总统了解事实真相。现在他这样做了，以后就再也不能抱怨别人不让他了解情况了。国家的命运掌握在他手中。（萨达特在他的回忆录中说，我要把所有的部队都撤回到西岸，但是参加会议的其他指挥官说：“没有什么值得忧虑的。”真是胡说八道。）
我还提出，撤回四个装甲旅后，我们在桥头阵地上仍有十八个步兵旅，并且加强有二十二个坦克营、五个BMP步兵战斗车营、五个反坦克导弹营、五个反坦克炮营、六十个野战炮兵营和十五个重型迫击炮营。扣除伤亡后，这支部队共包括。
——九万名官兵。
——三千五百件反坦克火器（其中包括五百辆坦克、三百五十枚反坦克导弹、一百五十门85毫米加农炮、四百门82毫米和107毫米无坐力炮、二千一百具火箭筒）。
——七百门野战炮。在遭到装甲进攻时，这些火炮亦可用作反坦克炮。
——二百五十门重型迫击炮（120毫米和160毫米）。
另一方面，敌人只有大约三百辆坦克，最多也只能增加到五百辆，而且必须在削弱叙利亚战线的兵力或削弱突入河西的部队的情况下才能做到。在这种情况下，主张从东岸撤走我们的所有部队等于是发疯。但是，拒绝撤回我建议的四个装甲旅则是发疯、无知和叛卖。这是我们的第四次、也是致命的一次大错误。
十月二十日，星期六；十月二十二日，星期一
我们在西岸的形势不断恶化，但是还没有恶化到我们所曾担心或者敌人所希望的那种地步。战斗情况多变，没有固定不变的战线。苦湖与开罗-苏伊士公路之间的三角地带是理想的坦克活动地区，敌军又重新使用他们的传统战术，即在近距离空中支援飞机的支援下用小股装甲部队出击。然而，即使如此，敌军的战果仍然十分有限。我们的步兵和伞兵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他们的表现值得大加赞扬。现在，敌军已经领教了我们的反坦克导弹的厉害。所以，尽管他们有空中掩护，并在装甲部队方面享有毋庸置疑的优势（用六个旅对付我们的两个旅），但是他们的推进依然谨慎而缓慢。
至十月二十二日（星期一）十八时五十二分，亦即第一次停火的时刻，他们事实上没有取得多大的进展。沙隆所属各旅向北面的进攻在某种程度上已被挡住。在南边，阿丹师的进展较大，已经推进到吉奈法地区，从那里可以对开罗-苏伊士公路进行炮击。但是，他们伤亡惨重，而且会越来越重。在停火前几分钟，我们向集结在德维斯瓦的敌军发射了三枚R-17E（“飞毛腿”式）导弹。（总统马上声称这次攻击是用我们自己的实际上并不存在的“征服者”式导弹进行的。）
十月二十三日，星期二
以色列人决心要提高自己在谈判中讨价还价的地位，因此很快就破坏停火，以完成对我方第3军团的包围。他们用四个装甲旅发起了协同进攻。我们在运河以西只有两个装甲旅：一个旅负责阻止沙隆的部队向西推进，另一个旅负责阻止敌军在南段发动类似的进攻。敌军在南段集中了四个旅，其中一个旅负责牵制我军，使其他三个旅能够向南推进而无后顾之忧。
为了寻找借口，敌人采用了惯用的手法，即声称这一冲突是我方挑起的——好象四个装甲旅的协同进攻在几分钟之内就能发动起来似的。从那以后，他们的宣传家们就把这次向南推进描绘成一次英勇卓绝的行动。但是在我看来（也可能我是老脑筋），在毫无抵抗的情况下，驱车冲过我军后勤基地、住满伤病员的休养营地和精疲力竭的士兵（他们因已停火而毫无戒备）驻守的检查站，算不上什么英雄行为。
在没有遭到抵抗的情况下，以军包围了苏伊士城，并继续向南推进到苏伊士城以南大约十英里处的、靠近海边的阿达比亚。他们乘车成纵队前进，车灯都打开着，而我方分散的警戒部队只能呆呆地瞧着他们。在苏伊士以南的公路上，他们也曾遭到零星的射击，这往往是我们的一些下级军官对这种不可思议的行动感到怀疑而下令打的枪。阿达比亚的海军要塞遭到突然袭击。经过短暂的激烈反抗后，这座要塞被以军占领了。
十月二十四日，星期三
这次事件中唯一的一件英雄事迹发生在第二天早晨。阿达比亚地区我军指挥官以敌人已经破坏停火为由，用归他调动的部队发动了一次反冲击。参加这次反冲击的有一个步兵连和七辆老式的T-34坦克。在阿达比亚海军基地的一些角落里，我军的一些孤立据点仍在继续战斗。这支小部队负责去解救他们。敌军骄横自大的劲头并没有维持到战斗终了。为了对付我军的这七辆陈旧的坦克，他们不得不召来了携带凝固汽油弹和导弹的飞机。这七辆坦克被摧毁了，那个步兵连也被消灭了。几天后，我前去观看了这些被烧得发黑的坦克残骸。我为他们感到非常骄傲——同时也为造成这一牺牲的软弱、虚夸和欺骗行为感到十分难过。
十月二十四日，我们的军事态势已经坏到极点，第3军团（两个加强师，大约四万五千人和二百五十辆坦克）与外界的联系已被完全切断。他们只有够用四天的粮食和水，还受到位于西岸我们自己修建的沙垒上的敌军装甲部队的火力压制。由于他们已经处在我方残存的萨姆导弹的射程之外，所以只能听任敌人进行空袭。他们已经不能向西突围，因为第3军团本来就有限的渡河器材大部分已被敌人的空袭炸毁。我们已经无法解救他们，因为敌人拥有牢不可破的空中优势和装甲优势。在敌方空军开始进行有计划的轰炸后，第3军团需要后送的伤员很快就增加到六百名。真是毫无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