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部队
要控制由大约一百万人组成的武装部队，问题必然不少。当我一九七一年五月被任命为参谋长时，我们约有八十万人的现役部队。在十月战争前不久，总兵力扩充到了一百零五万人左右。加上在战争前夕和作战期间动员的十五万人，武装部队总兵力达到了顶峰——一百二十万人。
我已经解释过为何只有不到半数的兵力可以调往前线作战。尽管如此，我的职责仍是统管全军。总司令部协助我工作。它是一个拥有五千名军官和两万名士兵的机构。其上层是四十名将官，他们担任我的助手和直接部属。这只是头一个层次。武装部队分成十四个司令部和军区：海军、空军、防空军，第2军团、第3军团、伞兵部队、别动队、红海军区、北部军区、西部军区、中央军区、中部军区、南部军区和塞得港军区。在我和战士们之间隔着七个指挥层次。
我决心找到绕过这套官僚主义体制的途径。与此同时，训练先于一切。参谋长要负责训练整个武装部队。然而，主要的、直接的职责是训练上层各直属司令部。我首先从前面列举的那些单位训练起。
许多训练工作业已开始。一九六七年以后，举行过一系列的代号为“解放”的司令部演习—有的只涉及个别司令部，其余的演习则着重各司令部之间的协同。我在就任参谋长后的第五天，亦即一九七一年五月二十一日，指挥了“解放十八号”演习。（我指挥的最后一次此种演习是一九七三年六月二十四日开始的“解放三十五号”演习。）每次演习持续三至六天，旨在提出在真枪实弹的战争中可能遇到的问题。在我担任参谋长期间指挥的十八次“解放”演习中，我给自己订了一条规矩—始终和部队在一起，与他们同吃同住，心情舒畅地摆脱文牍工作。这些日子是我担任参谋长期间最快乐的日子，并且使我回想起了担任战地军官的那些岁月。
毫无疑问，正是由于我经历过那样的岁月，我才对自己同战士们之间的鸿沟感到十分担心。我从来都不满足于通过部属下达命令和接收报告，而宁愿经常同前线的下级军官和士兵直接接触。在以往的指挥岗位上，我都设法做到了这一点。在担任营长时，我天天同士兵见面。在担任旅长时，我每星期看望士兵一次。在担任特种部队（大部分驻扎在因沙斯这一处基地上）司令时，我仍能每星期和大家见一次面。甚至在担任战线宽达六百英里的红海军区的司令时，我也没有哪个月不巡视一下部队。现在我担任了分散在三十九万多平方英里国土上的庞大军事机器的参谋长，显然不可能保持定期亲自巡视部队的传统了。然而，恢复这一传统的实质却是十分必要的。如果我作为参谋长只依赖传统的指挥系统，在我和战士们之间的七个层次中，只要有一个层次失灵，总司令部的工作就会瘫痪。
这不是自吹自擂地搞个人迷信。因为，我一向是热情地关心细小战术问题（班、排、连战场技能）的战地指挥官之一。如果年轻的军官或其士兵缺乏为执行计划所需的训练或意志，那么，世界上最好的计划也会变成一张废纸。每个指挥官，无论地位多高，也不管指挥着什么样的军队，都必须同他的“可怜巴巴的步兵”保持接触了解他们的能力，掌握他们的思想脉搏，然后通过思想教育和满足其需要去鼓舞他们。没有这种亲密无间的关系，他只不过是一位“课堂里的指挥官”，也许精于图上作业，但在战场上却要吃败仗。在我看来，我们武装部队中的许多弱点显然正是由于长期以来未能搞好这方面的工作造成的。我们的高级指挥官们一向忽视单兵的训练和培养。一九六七年以后，我们的武装部队迅速扩充，用训练欠佳的军官领导下的缺乏训练的士兵补充部队，这只能加剧我们所处的困境。这种情况必须加以改善。
接近官兵
我改道易辙，开辟了新的上情下达和下情上达的渠道。第一步是开始召集每月例会，并指定作为我的助手的四十名将官、下属十四个司令部的主官及其下一级指挥官（地面部队的师长等）参加。总共有九十至一百名将官与会。每次会议持续六至八小时，中间只在饮用咖啡时稍事休息。此外，还在总司令部食堂共进午餐，有意识地制造融洽的气氛。
根据担任战地军官的经验，我深知战地军官和参谋军官之间存在着隔阂。战地军官认为参谋军官满身官僚习气，脱离战斗的实际，一心只想用荒谬的命令和条例树立自己的权威。参谋军官则认为战地军桀骜不驯，铺张浪费，对于上级的指示（特别是行政和技术指示）漫不经心。尽管担任了参谋长，我感到自己还是一名战地军官，然而我现在却经管着全部参谋工作。我认为消除互不信任的隔阂极为重要。每月举行例会和亲密无间地共进午餐，就是我采取的消除隔阂的措施。我只能以民主国家议会的会议作为每月例会的样板。经过自由讨论，然后形成决定。参谋军官——其中有些人很少或没有战地经验——倾听别人发言和抒发自己的意见，开始了解到战地指挥官的苦衷，而战地指挥官也首次明白了参谋部门制订种种清规戒律的原由。在大多数会议上，凡是我们讨论的问题，百分之九十都有明确的决定。如果某个问题显然需要进一步研究，我们就组成一个战地军官和参谋军官的联合委员会加以考虑，并向下次会议提出报告。我指导大家讨论，必要时作出裁决，但是要我作出裁决的情况很罕见。
这种制度收到了预期的效果，同时使我与战地指挥系统及参谋系统都保持了直接联系。但是，对介于我和战士们之间的其他那些层次怎么办呢？我决定用下达指示的方法打通这些层次。
所有的指挥官都在某种程度上采用下达指示的方法，但是我试图标新立异。首先，我的指示是不定期的，每次都是针对某个具体问题或错误而发。不过，我力求做到不光是纠正错误，尽管纠正错误很重要。我尽力向人们灌输新的思想和概念。在拟制这些指示时，我搜索枯肠、字斟句酌。这些文件的密级各不相同。有的发到旅一级，有的发到营，但大部分发到连长，由他们向士兵传达。每当我视察部队的时候，我都坚持考问各级官兵，检查他们是否知道有关的指示。收效之佳，使我惊讶不已。我一生中最愉快的日子之一是十月八日（渡河后两天）在苏伊士前线度过的。我所到之处，部队都欢呼：“第四十一号指示，我们照办了！”我曾在第四十一号指示中规定各步兵师如何跨过运河。
有了这些指示，我就可以与连长们通气了，并且通过他们去教育、指挥和控制其士兵。但是，一百万人的武装部队大致需要一万名连级指挥官。我绝对无法保证他们人人都很精明能干。因此，我决定进一步同士兵直接通气。
为此，我撰写了一些袖珍手册——名符其实的小册子。战前，我撰写和下发了六本，其内容之广可从题目上看出来。它们的题目是：《士兵指南》，《驾驶员指南》，《观察哨指南》，《军事传统》，《在沙漠中迷路时保证安全的指南》，《我们对真主和事业的信念是胜利的保证》。头一种和最后一种手册各印一百二十万份，全军人手一册。最后一种手册是在仲夏（战争爆发前三个月）下发的，我严令部队随身携带，因为没有人能够知道何时会爆发战争。（后来以色列人从战俘身上发现了这份手册，于是他们在国外的鼓吹犹太复国主义的盟友们就歪曲我的原意，指责我命令士兵残杀俘虏。这是造谣诬蔑，任何不带偏见的国际团体读一下我的原文就可以证实这一点。我绝对不可能下达这样的命令。这种命令是违背我所信仰的宗教的，而且也不符合我的军人气质。杀害俘虏是怯懦的行为，我决不会命令勇敢的士兵去当懦夫。）
回顾起来，我认为停火以后下发的两种小册子——我撰写的第七和第八份手册——将来会有重要价值。第七号手册《步兵和机械化步兵部队下级军官指南》于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五日颁发。一个星期以后，十二月十一日，亦即我被解职的前一天，我修改并批准颁发了第八号手册《装甲部队下级军官指南》。鉴于这是我任职期间最后采取的措施之一，我很高兴这份手册将具有持久的价值。这两份手册都是根据十月战争的经验撰写的。那时，我们已经研究了敌我双方的失败战例，并且根据我们的亲身经历和俘虏的供词探讨了以色列的每一种战术。（我们发现，大多数以色列俘虏都急于提供情况。我们的突击显然已使他们的许多幻想破灭，因此他们感到迫切需要向我们表白自己无罪，这是一种并非罕见的心理现象。）
我之所以认为第七和第八份手册极其重要，还有两个原因。头一个原因就是我前面提到的促使我主张发动有限突击的原因之一：从战争中学习战争。十月战争教会了我们如何进行现代化战争，这些手册汇集了这次战争的经验教训。第二个原因就是我已经指出过的我们在战斗中暴露出来的许多弱点的根源：上级指挥官经常忽视单兵的训练和培养。我们的下级军官同样也被忽视。我经常遇到一些年轻的上尉、中尉乃至军士，他们可以把营、旅战术讲得头头是道，但是一旦问到班、排战斗动作，他们就张口结舌了。这不是他们的过错，而是反映了训练中的偏向。最后那两份手册如果使用得当，将使我所发起的改革得以继续进行下去。
当然，年轻的军官不仅需要知识，而且还需要学会领导——如何担负责任和定下决心。然而，我们历来的做法是将下级军官置于极其严格的监督之下，使之无法有所作为。现在是放松这种羁绊的时候了。
我创立了探险训练。将年轻的军官及其士兵派到荒野里去完成他们自选的某种任务，并且只给他们一些给养和必要的装备。我在一九六一年至一九六三年担任驻伦敦国防武官期间，首次想到了这个主意。（这当然是西方军队中公认的训练方法之一。）但是，当我在一九七二年决定采用这种训练方法时，某些人惊愕得瞠目结舌。不过，进行这种训练的理由是显而易见的。年轻的军官只有离开其指挥官，才能学会个人负责。在几天乃至几个星期的时间内一起行军和宿营，可以密切士兵之间和官兵之间的关系。自选的任务不是令人厌烦的军事任务，其中还带有娱乐性质：也许是到远方的某个胜地去旅行，或者是到某处探险或学习一番。我指示这些探险队可以使用军事交通工具，并且带上军用口粮和急救包。我还规定事后要写出报告，在决定某个年轻人的前程时，也要考虑到他的报告写得怎么样。为了推行该项计划，我亲自审查了首批报告。据我回忆，最好的一份报告是阿提夫·阿卜杜勒巴基·赛义德中尉写的。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五日，我在办公室里愉快地接见了他和他的师长，并且奖给这位年轻人一块手表。
建设部队
数字说明了我们的任务有多艰巨。一九七一年五月，我们的现役部队约有八十万人：军官三万六千人，士兵七十六万四千人。到一九七三年十月，亦即不到两年半之后，我们拥有了一百二十万人：军官六万六千人，士兵一百一十三万四千人。我们是怎样在二十九个月之内增加了三万名军官和三十七万多名士兵的呢？
一九七一年五月，我认为军官不足是比较严重的问题。培养一名优秀的士兵已经是够难的了，而培养一名军官则更难。我们不仅缺乏新部队所需的军官，而且连现有部队战时所需的军官尚缺百分之三十至四十（一万五千名）。我们还需要为今后两年新组建的部队配备一万五千名军官。可是，我们的陆、海、空军院校，加上后备军官学校，每年至多只能培养出三千名军官。现有的预备役军官不能缓和这种压力，因为我们已经把他们都征召到现役部队里来了。如果没有军官，我们能干什么呢？这主要不是要有军官发号施令的问题。军官的极为重要的任务是在战前训练士兵。没有军官，训练就会受影响，从而损害部队的战斗力。那么，我们能将战争推迟十年吗？
我决定采取一种大胆的解决办法。设立一种新的低级职衔，叫做“战时军官”。他将学会某种专业，同时掌握其他最起码的军事技能。由于情况紧急，训练期限可以缩短为四、五个月。训练结束后，“战时军官”只能指挥某种特定的排——他将在整个战争期间留任排长职务。
幸亏我们有一些可供挑选的对象。我们的士兵中大约有二万五千名大学毕业生。他们是当然的候选人。将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人培养成军官，还有助于解决长期存在的纪律方面的问题。这些大学毕业生同他们的排，连长之间的争吵甚至斗殴，很使我们头痛。从一九七一年到一九七三年，两年内又征召了一万名大学毕业生，使总数增加到了三万五千人。我们将二万五千人训练成“战时军官”。与此同时，我们的军事院校用比较常规的方法训练出了五千名军官。这样，额外的三万名军官就有了。到十月战争前夕，我们已经填补了军官缺额，并且留有百分之一、二的余地，以便应付伤亡。
补充士兵缺额也带来令人头痛的问题。武装部队每年大约需要十六万名新兵。从人口情况看，及的三千五百万人口每年可有三十五万名适龄壮丁。七十年代初期的现实是：在这三十五万人中，达到规定的最低限度文化和健康水平的人，只有十二万。我们通常每年缺乏四万名新兵。
我决定采取两项措施。第一项措施是无可奈何地降低健康和文化程度的标准。第二项措施是向妇女敞开大门，让她们在基地和后方部队中担任某些职务：秘书，电话员，炊事员，等等。第二项措施是在人们有异议的情况下采取的。在一次每月例会上，当我提出人力问题让大家充分讨论时，大多数人都反对吸收妇女入伍，即使是志愿入伍也不行。经过一番激烈的讨论，显而易见，我只得赞成仅让妇女充当秘书。（首批妇女志愿兵于一九七三年十一月训练完毕。）我不禁想起了二十年前妇女就已经到我们的武装部队中当护士这一事实，而且很想知道，要过多久才能再往前迈进一步。
额外的人力——三万名军官和三十七万名士兵——是我们在战前两年中组建数以百计的新部队的关键。若一一列举，那就太冗长乏味了。我只举出那些为减少或克服渡河中的困难而组建的专业部队为例。
新部队之一是两栖旅。在研究“高尖塔”行动的过程中遇到时间方面的问题之后，一九七二年一月，我们决定成立两栖旅。我们既没有设想能在H+5小时之前准备好将坦克和重装备运往桥头阵地的门桥，也没有设想能在H+7至H+9小时之前架好桥梁、但在苦湖东岸，以色列人没有构筑防御阵地和设置障碍物。一个两栖旅可以在不到一小时之内将坦克和重装备运过湖去。
我们将一支特种部队改编成两栖旅，从而使之具有强大的火力和高度的机动能力。我们给它配备了大约二十辆水陆两用坦克和八十辆机械化步兵水陆两用战斗车。到一九七二年年中，该旅基本上准备就绪。一九七二年六月十五日，我发布了第十五号指示：《在渡过水障的过程中担任先头分队的两栖营》。八月二十八日，在我的监督之下，举行了一次表演。十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三日之间的夜间，举行了首次真正的野战演习。然后，我们逐步提高训练强度，让该旅尝试进行长达六小时的水上行驶。最后，我认为考验其真实能力的时机已到，于是准备在一九七三年七月十八日至十九日之间的夜间进行一次演习。该旅的任务是：
一、在靠海的集结地域登上水陆两用坦克和机械化步兵战斗车；
二、夜间完成航程大约二十英里的海上航渡；
三、在指定的时间和地点登陆；
四、前往内陆攻击敌军阵地以及阻止敌军预备队之开进。
这项任务同我所想象的该旅的战时任务很相似，但是更加艰巨。“高尖塔”计划只要求该旅渡过五英里宽的水域。我故意增加了困难。
我整夜都同该旅呆在一起。一个营确实完成了任务，另一个营在海上迷航，登陆地点不对，并且遇到了一些麻烦，两部车辆和十名士兵失踪。我们救起了七名，另外的三名葬身大海。尽管如此，该旅的信心还是显著地增强了。他们过去虽然上过不少课，但是现在认识到了自己的能力和装备的性能。
不到八十天之后，训练的功效就显示出来了。十月六日，两栖旅在不到一个半小时之内渡过了苦湖，而且无一伤亡。消息传来时，我正在作战室内。我抽出了一点时间为过去淹死的三名士兵默祷，他们为这次胜利献出了生命。
两栖突击可使我们迂回以军翼侧，但是仍需从正面跨过运河。从根本上说，这是一个工程方面的问题。计划要求我们的工兵执行许多任务：
一、在沙堤中开辟七十条通路；
二、架设十座供坦克和重装备通过的重型桥梁；
三、架设五座负荷各为四吨的轻型桥梁；
四、为步兵架设十座浮桥；
五、组装和驾驶三十五个门桥；
六、为最初的突击所使用的七百二十只橡皮舟配备操舟人员。
这些任务都要尽快完成。通路要在五至七小时内开通，接着就要将门桥准备就绪，再过两小时，桥梁要架设完毕。这一切活动都要在敌人的火力之下进行。
显而易见，我们要有高超的技术和大无畏的勇气。但是，我们首先要有人员和装备。由此可见，组建工兵部队就成了最优先的任务。我们只用了两年的时间就组建和训练了将近四十个工兵营，其中某些营的技术十分熟练。这是我们最大的成就和胜利的基础。以色列参谋长大卫·埃拉扎尔将军在其回忆录中写道，在以色列统帅部讨论埃及渡河的可能性时，以色列国防部长达扬将军说，“埃及人若想跨过运河，他们就需要得到美苏工兵的支援。”我不想对达扬的这番瞧不起人的话反唇相讥。我接受他的这番赠言。因为，我知道，我们曾经付出了多么艰巨的劳动。
渡河问题
在本书一开头，我就列举了运河以及东岸防御配系构成的许多障碍：（1）高出水面三码的混凝土河岸。（2）敌人在东岸修筑的高达六十英尺的沙垒：（3）巴列夫防线上三十五个要塞卫的一个步兵旅—如果我们给了敌人警报时间，该旅还可得到两个装甲旅的增援，这两个旅将从沙垒顶上的既设阵地向我们的突击部队开火，（4）以色列的秘密武器——他们使运河水面变成一片火海的能力。为了克服这一切障碍，我们采用了最直截了当的方法——依次研究每个问题，甚至把每个问题再分成若干个更细小的问题加以探讨，直到一点一滴地找出解决所有问题的办法为止。
显而易见，根本问题是在沙堤中开辟通路。若无通路，我们既不能架桥，也无法建立门桥渡场。而没有桥梁和门桥，我们就不能把坦克和重武器运到对岸，我们的步兵也就不可能长时间地顶住反击，而不管他们在渡河过程中获得了多大的胜利。
到一九七一年年中我就任参谋长时，总司令部只有一个极不完善的解决办法。一旦可以得到头几波步兵的火力掩护，工兵就立即乘橡皮舟渡河。他们将用铁锹在沙堤上挖洞，填入炸药，后撤二百码，然后引爆。其理论是：洞挖得越深，装的炸药越多，很次爆破掀走的沙土就越多。事实是，在沙土中几乎不可能深挖洞，因为沙能流动，会使你前功尽弃。我们知道要有多宽的缺口才能通过车辆。因此，作一下简单的计算就可看出：我们的工兵每开辟一条通路，就要迅速清除大约一千九百立方码的沙土，而且很可能还要在敌方火力之下进行这项工作。如果使用炸药，掀走的沙土充其量也不会超过二百五十至四百立方码，尚余一干五百立方码或者更多的沙土要用手工或推土机（如果我们能将推土机运上岸的话）清除。
在我接任参谋长的头几个星期内（一九七一年五月和六月），工兵组织了几次昼间和夜间的表演，让我看看他们如何执行这项任务。结果不能令我满意。首先，此法有危险。我们如何才能在激烈的战斗中使工兵的爆破同步兵的渡河行动紧密配合，从而使我们的部队既不浪费时间，又能在危险关头位于爆炸半径之外呢？就我所知，唯一的办法是将起爆时间推迟到所有的步兵都已过河之后。但是，这将使架桥和组装门桥的行动至少推迟四小时，也就是说我们的步兵要再冒四个小时的风险，在没有支援的情况下抗击敌方装甲兵的反击。其次，如果采用此法，我们就要在人力和器材方面付出很大的代价。采用此法强行打开一个缺口，看来需要六十个人、一台推土机、五百磅炸药和五、六个小时不受敌方火力干扰的工作时间——每条通路总共需要大约一千二百个工时。可是，这么多的人挤在一起必然会成为敌方炮火袭击的目标。这是一个不切实际的计划。
我向工程兵司令加麦尔·阿里将军分析了上述情况，并且责成他另行设法。他立即回答说，他手下的一名年轻工程师曾经建议用水龙冲开通路。这在修建阿斯旺水坝时已经作过试验，然而那时使用的水泵太重，搬运不便。我们需要的是可以用橡皮舟载过运河的轻型水泵。这个办法听上去既高明又简便。我让阿里将军安排一次表演。几天之后，一九七一年六月，我们使用从各地搜罗来的三台英制水泵进行了第一次试验。
此法很管用。我们发现，冲掉一立方码沙土，只需一立方码水。据此，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计算出完成任务所需的各种水泵的最佳配套方案。英国马上获得了意外的经济收益。我们订购了三百台试验时使用的那种水泵。首批水泵于一九七一年底到达，其余的水泵在一九七二年初到达。试验表明，五台水泵可在三小时内冲走一千五百立方米沙土。后来，我们又购买了一百五十台德国水泵，其功率大于英国水泵。在没有敌人干扰的情况下，我们使用两台德国水泵和三台英国水泵，可在两小时内打开一个缺口。这是一种绝妙的解决办法，并从一九七一年七月起，成了我们选中的办法。我赞颂那位想出这个办法的年轻工程师及其想方设法使之臻于完善的同事们。（战争爆发前两个月，据被捕的一名以色列间谍的口供判断，以色列情报部门还不知道我们的这个办法。对此，我松了一口气，尽管有点儿感到意外——因为我们进行过数百次试验。）
易燃液体是另一个根本问题，因为它使我们计划中的一切行动都无法进行。一九七一年六月，工兵也表演了如何对付这种液体。他们的办法很原始——身穿防火服的消防队用棕榈叶扑灭火焰。他们的想法是先将大片火海驱散，化整为零，然后一一扑灭。另一项建议就是组建装备化学灭火器的两栖消防部队。
这两种方案既笨拙，代价又高，于是我都拒绝了。经过深入研究，我只好得出如下结论：唯一令人满意的解决办法是不让敌人有机会使用这种武器。这个办法看上去很难，做起来却比较容易。敌人的那套系统由以下各部分组成：油罐（容量约二百吨），油管和河岸上的喷油口，控制装置。它有两个弱点。为了减少事故，每个油罐和喷油口均离控制该系统的要塞数百码。虽然油管埋于地下，但是河岸上的喷油口在低水位时却露出水面，高水位时也只是俺没在水面以下二英尺处。袭击组可在进攻前几小时偷偷地过河，堵塞喷油口，或者炸毁油罐。我们还可以用炮火破坏油罐，使油漏到沙土中去。
几乎可以肯定，我们不能将所有的喷油口都堵住。但是，运河的流水可将燃油带向下游。这很好！我们可以将渡河点选在最近的喷油口上游。如果以上办法都不灵，我也不认为我们真要进行灭火工作。如果由于其他原因而不得不把一个渡河点选在未曾堵住的某个喷油口的下游，我们只好推迟到火势减弱后再渡河。（在战争期间，以色列人否认有这种系统。对此，我嗤之以鼻。我只能设想，他们是怕说出这种卑鄙的武器会玷污他们的形象。）
装备步兵
上述种种只不过是跳越更高的障碍前的助跑。我们要解决的更大的难题是：使步兵到达东岸后能够守住桥头阵地，抗击敌方装甲兵的进攻。但是，前面已经说过，我们的门桥要到H+5至H+7小时才能开始使用，桥梁则要再过两小时才能架好。在H+12小时以前，我们的坦克和其他支援部队不会大批到达对岸。（在H+18小时以前，后勤部队与分队不会与其原属部队会合。）
这实质上很象一次空降作战：伞兵空投到敌后，奉命在向前推进的主力前来解围之余，只能靠能够随身携带的武器、弹药、装备和给养，坚守一、两天的时间。只有一点不同，那就是在敌方发起反击之前，伞兵通常可以指望利用突然性争取到一段喘息时间，而我们的步兵几乎从渡河行动的一开始，就要准备抗击得到空中支援的敌方装甲兵的冲击。
装备是现成的。我们可以给士兵配备用于击退装甲车辆的反坦克导弹，和用于对付低空飞机的萨姆-7轻便导弹。我们可以给他够用二十四小时的弹药、口粮和水。我们还可以给他配备反坦克地雷，用于加强由若干个散兵坑组成的防御阵地，使之成为支撑点。可是，我们怎能指望他带得动这么多的武器装备呢？
这的确是一个伤脑筋的问题。一名士兵携带的全部武器装备不得超过六十至六十五磅，否则其战斗力就会显著下降。我反复默诵伞兵的一句历史悠久的格言“多一点火力，少一点无用的花架子”，并在面前放上几张空降旅的单兵装备表，坐下来着手进行没完没了的计算重量的工作。
首先考虑生存的需要。为了坚持二十四小时，加上一点备用品，以防因遇到麻烦或者迷路而拖长时间，每个士兵将需要五磅口粮、四磅半水、一顶钢盔、一个野战背囊和简单的被服，总重二十五磅。此外，还可以携带四十磅武器。
这对于标准步兵说来已经足够了。他的步枪、三百发子弹和两颗手榴弹重约三十五磅。但是，携带轻便支援武器的步兵怎么样呢？其武器装备的清单令人望而生畏：反坦克导弹（俄国人给它定的代号是“马洛特卡”式），萨姆-7导弹（代号“斯特雷拉”式），82毫米迫击炮，我们自制的反坦克炮，82毫米和107毫米无坐力炮（B-10和B-11型），火箭筒，中型机枪，12.7毫米高射机枪，喷火器，等等。这些武器都很重。操作手们绝对带不动这些武器和为抗击反冲击所需的最低限量的弹药。
解决办法是由编成突击组的步兵们分摊负担。（这听上去很容易，但是如果要让组内每个成员仍能执行自己的战斗任务，那就不容易了。）即使如此，我也没有获得成功。每个步兵师最后的装备表拟妥后，单兵负荷仍为六十至七十五磅不等，有的甚至负荷更重。
此法不能令人满意。不过，当我盘算这个问题的时候，有些改进措施倒可以做到。例如，我们的制式野战背囊对于首批突击部队中的二千名军官和三万名士兵说来不适用。这种背囊太重，并且还有其他缺陷。而水壶却又太小。我向武装部队军需部长纳瓦德·赛义德将军提出了我们的需要。到一九七一年十二月，赛义德将军己经设法向我提交了五万个容量各为四点五品脱的水壶。改革背囊的工作则较难。不同的士兵担负着各种不同的任务，此外还需要通过减轻重量使突击组行动方便，这意味着会有几十套不同的单兵装具。理想的野战背囊要能适应每套装具，这是后勤上的一大难题。我们花费将近一年的时间进行了许多次野外试验。最后，我在一九七二年七月十二日批准了五种步兵野战背囊，削减了装具数量，只剩下必不可少的装具。当年十月以前，干劲十足的赛义德将军交付了五万个背囊，足敷三万二千名突击步兵之需，而且还留有百分之五十的机动数。
我们一切都因陋就简。例如，到一九七二年七月，我们的突击步兵不仅装备有供夜战使用的红外瞄准镜和星光瞄准镜，而且装备有电焊工的护目镜。在消耗战中，敌人在坦克和卡车上安装氙气探照灯，使我们在敌后活动的袭击队头晕目眩而无法活动。电焊工的护目镜可以使探照灯归于无效。第一波步兵还配备了简单的绳梯（共一千四百四十付），以便从沙垒上悬挂下来，供下一波步兵攀登而上。
重量仍是一个问题。为减轻负荷，我们去掉了一些重要的装备。轻便支援武器将只带极少的弹药——我估计只够激战一小时之用。突击部队将不配备地雷、探雷器和炸药，测距仪和无线电（为西岸掩护炮火观察弹着点和指示目标），以及在昼间和夜间指引支援部队与突击部队会合的路标。我们要另想办法：
敌人给了我办法。一九七○年一月，我到红海军区就任司令官时，已经研究过敌人以往在该地区遂行的所有作战行动。其中一次行动是在我抵达该地区的几个月之前炮击萨法贾港。这次行动使我大惑不解。于是，我就去检查依然历历在目的弹坑。这些弹坑只能是120毫米迫击炮射击后造成的。因此，这是机载迫击炮分队实施的一次袭击。我们知道120毫米迫击炮的射程，再设想一下假如我是敌人的指挥官，我会选择何处作为直升机着陆场，因而不难在地图上标出两个最可能的地点。我们驱车前往寻找着陆场，没走多远就发现了迫击炮射击阵地的蛛丝马迹。在遗弃的物品中，有一辆粗制的四轮小车。
我当过特种部队司令官，因此对这辆小车很感兴趣。它结构简单，精巧合用。我把它放到汽车上带回司令部，召来技术主任，要他制作六辆这样的小车。他看了一下小车，声称可以做得更好一点，只是车轮有问题，因为武装部队中没有这么小的车轮。他想起了维斯帕车轮——维斯帕是我国年轻人十分喜爱的小型摩托车。我给了他假期，让他到坎图——开罗出售旧车零件的市场——去搜罗一番。造好第一辆样车后，我们进行了试验，以便确定其最佳负荷与尺寸。然后，我们又制造了五辆。我们发现，使用这种小车，在两、三英里的崎岖路程上，两个人最多可拖拽三百七十五磅的物资器材。
现在，作为正为装备突击部队而操心的武装部队参谋长，我想起了这些小车。据我的日记记载，一九七一年七月二十一日，我召见了总司令部车辆部部长加麦尔·西德基将军，给他看了一辆我们的红海小车，然后说道：“我要一千辆这样的小车。”几天后，西德基又来了。车轮仍是一个问题。即使将坎图市场上的车轮搜购一空，装配起来的车辆也超不过一百辆。我们必须自制车轮，或者从意大利进口，这就需要六个月的时间。我表示同意。
到一九七二年一月，我有了一千辆小车。一九七二年十月，又有了一千辆。到一九七三年四月，一共拥有了三千辆。一九七三年十月，我们的步兵冲击运河对岸的敌军防线时，身后拖着二千五百四十辆小车，一共载有三百三十六吨作战物资。若按每人除自身必需品外还能负重四十磅计算，那就要用二万二千四百名非武装人员——民夫——去搬运突击部队拖带的物资。
装备可以大大地提高步兵的战斗力。但是，仍有一个核心问题尚未解决。在五个各宽四英里的地段上渡河的三万二千名官兵，有可能完成摧毁巴列夫防线和击退反击的任务吗？尤其是在敌军第一线坦克部队（三个旅，三百六十辆坦克）至多在两小时内即可投入战斗，以及西奈以军另外四个装甲旅和四个步兵旅可在（据我们的国防情报部估计）六至八小时内赶到的情况下，能够完成任务吗？在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也不能设想我们的三万二千名官兵可以同时到达对岸。他们将分成若干个波次渡河，各波的兵力、武器和装备均不相同。第一突击波最大，由四千人组成。其余部队编为十一个波次，各波间隔十五分钟。
敌我力量过于悬殊。为了弥补不足，我作出了两项决定。第一，我们必须以西岸尽可能猛烈的火力，特别是反坦克火力，支援东岸我军。第二，我军必须呆在西岸火力的射程之内，也就是说不让部队推进得过远。他们必须在运河以东不超过三英里处停止前进，等待大约在H+10小时可以与之会合的坦克和其他支援部队。只有在支援部队到达并且进行了必要的整顿和改编之后，我军才能扩大桥头阵地。即使如此，我们的估计依然如故：到H+18小时，每个步兵师应当已沿运河稳固地建立一个纵深五英里、宽十英里的桥头阵地。
因此，尽管作了许多调整，使装备和战术适应步兵的战斗力，我们的基本设想并未改变。渡河之战只有在发起突击的十八个小时之后才能取得胜利。
组织渡河
我们的步兵只有渡过运河，才能与敌交战。如果渡河出了毛病，那么，装备再好，建立桥头阵地的战术再妙，西岸的掩护火力再猛，都无法防止灾难的发生。
从另一种意义上讲，渡河也是对我们的计划工作最严峻的考验。我们可以在时间和能力上留有较大的余地，但在渡河的具体组织工作上却不允许出现丝毫的误差。由于参战部队的密度很大，因而必须组织得分毫不差。一纵队坦克在西岸开到了错误的地点，或者在东岸走错了路，就有可能造成极大的混乱。它的行动必须准确无误。
作战的规模受到了战场条件的限制，可是我们又需要迅速加强和增援首批突击部队。（我们对战场上的需要所作的估计，来自对敌方反击能力的判断。）于是，根据对渡河时间和能力的计算，我们找到了将渡河行动化整为零的方法。
首先以步兵为例。三万二千名步兵必须分成相互间隔十五分钟的十二个波次，在各宽三英里的五个地段上渡河。可以使用的时间为三小时。为使每波步兵尽快渡河，我们需要在每个三英里宽的地段上设立八个渡河点。在每个渡河点上，为了进行正常的摆渡，根据对航行时间和船只调头时间的计算，需要十八条船。每个地段需要一百四十四条船。五个地段共需七百二十条船。
在五至七小时内，工兵要在沙垒上打开缺口并且修好坡道：在他们执行该项任务期间，必须使门桥下水和架设桥梁。需要多少门桥和桥梁呢？
我们还是根据战场上的需要进行计算。我们估计，为保住桥头阵地，在打开通路后的头六个小时内，必须有一千辆坦克和一万三千五百部支援车辆过河。另一个因素是，架桥所需的时间要比使门桥准备就绪多两小时。计算时考虑的最后一个因素是，根据演习的经验，每座桥梁每小时只能通过一百辆坦克或二百部其他车辆。计算结果如下：每个地段需要七个门桥（五个地段共需三十五个），两座重型桥（供坦克之类的车辆通过，五个地段共需十座），一座轻型桥（五个地段共需五座），和两座浮桥（供步兵使用，五个地段共需十座）。
轻型桥用作代替重型桥的假目标，以便吸引敌军的炮火和航空兵火力，从而减少其对正在使用的主要桥梁的打击。尽管如此，轻型桥仍可通行四吨以下的轻型运输车辆（例如满载的吉普车）。开辟通路、组装门桥和架设桥梁是工兵的任务。我已经简要地叙述过他们如何开辟通路。在他们执行任务期间，我们的任务是组织部队在敌方火力之下渡河，使之迅速展开，立即在东岸投入战斗。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我们只要按照“一切服从前线的需要”这句格言去做就行了。
第一步是将步兵分成两类：（1）徒步突击的步兵（在头几批突击波中乘橡皮舟渡河，如果是增援部队，则从浮桥上过河）；（2）乘车过河的步兵（等到门桥和桥梁准备就绪后再过河）。浮桥（每个师两座，一共十座）宽度为一米，在H+2小时架设完毕。它们将与橡皮舟一起使第九至第十二波步兵加速渡过运河，然后可用于后送伤员。
下一步是规定所有车辆（包括载运多兵的车辆）的过河次序。根据我们奉行的格言，我们不是以部队为单位，而是按照前线的需要规定先后次序。我们根据职能组织过河。前而说过，每个地段由一个师负责。我们根据战场上需要车辆的先后次序，将每个师的车辆分成六批：
第一批：坦克，其他战斗车辆，无线电通信车，重迫击炮，和少数载运弹药的卡车。总共大约二百辆坦克和七百五十部其他车辆。
第二批；野战炮兵部队，防空部队，和更多的载运弹药的车辆。总共大约七百部车辆。
第三批：各步兵营、炮兵营和防空营剩下的后勤支援车辆，共约六百部。
第四批：各旅后勤支援车辆，共约四百部。
第五批：师后勤部队的支援车辆，共二百五十部。
第六批：已经过河的徒步步兵的运载车辆，共八百部。这些车辆禁止在头四十八小时内过河。
这些规定具有强制性。每个步兵营必须将其车辆分成四批：第一、第二、第三和第六批。坦克和炮兵等支援部队将其车辆分成两批：第一（或第二）和第三批。每批车辆都要在规定的时间和地点与师内其他的同批车辆会合，并在指定的时间利用指定的门桥或桥梁过河。所有的规定时间都以H+X小时来表示。一旦到达东岸，各批车辆均应不分昼夜地立即分别驶往自己所属的部队。
还有一个引导每批车辆驶向、渡过和驶离运河的问题。我们再次化整为零地予以解决。
渡河
每个地段上的每条船都有编号（从1号到144号）和指定的商船点与下船点。两岸的上、下船点都设有带编号的标志，无论昼夜，隔河均可看清。每条船都在自己的标志之间往返航行。
驶近和驶离运河的路线
驶近运河的路线设有路标。每条路线都编了号并且规定了标志的颜色。连接这些路线的横向道路也已修建完毕，并且规定了代字。
在东岸距运河三英里以内的地区划定了驶离运河的路线，每条路线都与西岸驶近运河的路线对称，标志的颜色和编号也相同。在工兵开辟沙垒中的通路时，宪兵乘橡皮舟渡河，在门桥和桥梁开始使用前设好路标。
部队的组织
每个士兵的钢盔上都注明所属部队和过河批次。每辆车也都贴上注明上述内容的标签。然后，还要为同一批中的车辆规定过河顺序，并用粉笔将顺序号写在每部车辆上。接着，还要开列清单，注明每一批中每部车辆离开集结地域的时间（H+X小时）、规定的路线、使用的门桥或桥梁以及渡河时间。
要将规定时间和路线的这套方法传达到每个士兵。每个步兵都要知道自己所乘的橡皮舟的编号、同舟战友的姓名和上下船次序。任何车辆（坦克或卡车）的驾驶员都要知道自己车辆上用粉笔书写的编号（和前面一辆车的编号），起动时间，驶近和驶离运河的路线的编号与标志颜色，以及他将前往归队的部队的番号和代号。
最后，为引导步兵通过这一复杂的道路网，我们设立了渡河指挥部。它拥有五百名军官，一千名士兵，五百部无线电台，二百部野战电话机，和预先敷设的长达五百英里的野战电话线路。我兼任渡河指挥部的总指挥，各军团和师的参谋长分别控制各口地段上的渡河指挥人员。在前往和离开运河的途中，每个士兵和每部车辆都要通过渡河指挥部人员设立的检查站。只有渡河指挥部有权在情况需要时改变时间、路线、乃至渡河点。
当然，对于渡河指挥部说来，最大的未知数是敌军的干扰。不过，我们规定的时间都留有很大的余地。为整个作战行动规定的时间，是昼间训练时完成这些行动所费时间的两倍，和夜间所费时间的一倍半。
未爆炸的炸弹可能成为耽误时间的一大原因。多年来，我们的制式动作一向是撤离哑弹周围的地区整整二十四小时，然后再设法排除。我认为这是愚蠢的办法。这种做法使哑弹比大多数爆炸了的炸弹更加具有破坏性。此外，如果敌人知道了这种情况，他们肯定会在投下的每组炸弹中掺进定时炸弹。他们可以满有把握地知道：如果目标被破坏，我们不能在二十四小时内开始修复；如果目标未被破坏，我们在二十四小时内也不能活动如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