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下达了新的命令：一、哑弹必须立即排除。万一是定时炸弹，我们的士兵也必须冒一下风险。二、如果哑弹靠近道路或桥梁，交通不得中断。根据己知的以色列炸弹的爆炸威力和我们为车队中的车辆规定的间隔，我们可以估计到，如果一枚炸弹在拆卸引信时爆炸，我们会损失五至二十人。另一方面，如果一座桥梁被堵塞一小时，我们的前线部队就会失去一百辆坦克或二百辆卡车的其他重型装备，其后果之严重，谁也无法预测。对于跑道上的炸弹，我也作了同样的规定。飞机起飞和降落时不要去管这些炸弹。我对这样拿生命去冒险感到遗憾。但是，以少数人的生命去冒险，胜似拿整个战斗的命运去冒险。打仗不是游山玩水。
另外两个可能使我们的行动推迟的重大障碍也被我克服了。直到一九七二年初为止，我们一直认为渡河行动只能在夜间实施。拂晓前，我们将桥梁拆除，隐蔽起来，天黑后再重新组装。这是害怕敌方空中优势的又一个例子。我认为这种做法未免过于小心翼翼了。我估计，使用烟幕和假桥，可以降低敌方空袭的效率，而在每个渡河点上配备密集的防空武器则有可能给敌方飞行员造成重大损失。光这一点还不足以促使我定下决心。但是，当我研究渡河行动的细节时，我发现，只在夜间渡河的计划显然行不通。
夜间，我们约有八、九个小时可以采取行动。如果我们在天黑后立即开始行动，沙垒上的通路可在H+5至H+7小时打通，这样，门桥在头一夜只能使用三个小时。打开通路后，桥梁需要两个小时才能组装完毕，拆卸还需要两个小时。我们不可能先利用夜暗的掩护完成这些任务，又留下足够的时间在渡河时使用桥梁。如果头一夜不能使用桥梁，门桥只能运送数量有限的重装备。在尔后的夜间，仍然只有四个小时可利用桥梁渡河。每师利用一座桥梁在敌人的火力之下渡河，效果很差。部队不可能迅速集结到东岸。我废除了此项计划。从一九七二年年中起，虽然仍旧设想在夜间发起最初的突击，但是我们计划在次日保持桥梁畅通。
我的另一项重大决定是规定每个渡河地段架设两座重型桥梁。直到一九七一年年底，亦即在“四十一号行动”计划依然生效和“高尖塔”计划刚刚着手制订的那些日子里，我们一直只计划为每个师架设一座桥梁。但是，由于我们对敌军组织大规模反击的时间所作的估计不断缩短，我必然要设法加快我军在东岸集结的速度。我发现，如果只有一座桥梁，而且这座桥梁还可能受到敌军行动的干扰或破坏，那么，即使到H+12小时，我们也不可能将足够数量的坦克或机动反坦克武器运过河去。而到那时，敌军大部队可能已经投入战斗四至六小时了。我们不能指望突击部队能在超过上述限度的时间内顶住敌军的进攻。于是，我将桥梁的数量增加了一倍。
当然，这就使工兵的作业量增加了一倍，并使我们的物质力量紧张到了极点。我们手头只有十二座桥梁，其中十座要在头一天架设，架成之后又很容易遭到空袭破坏。不过，这是经过仔细权衡的风险。我确信，我们的增兵速度越快，取胜的可能性就越大。
动员
如前所述，我们的步兵必须跨过运河，才能与敌交战。但在他们集结起来准备渡河之前，首先要进行动员，而且要不使敌方警觉。可是，不管用什么标准来衡量，我们的动员体制都是世界上最糟糕的动员体制之一。说起来似乎叫人难以相信，我们的解决办法竟然成了十月战争之前麻痹敌人的最有效的因素之一。
直到一九七二年六月，动员才成了我们的一个问题。在那时以前，我们没有预备役人员。从理论上讲，士兵服完现役后要服预备役九年。实际上，我们的预备役人员已经都留在军队内了。一九六七年以后，我们作出了一项政治决定；武装部队中的义务兵，不管何时服役期满，一律留队，直到收复失地为止。消耗战的经验表明，这在军事上是必要的。其目的是为了满足巨大的人力需要，以便警卫全国各地的重要设施，防范敌方的袭击组。但到一九七二年年中，我们的武装部队已有将近一百万人，出于经济和士气方面的迫切需要，我们必须将一些士兵转人预备役。义务兵们已经入伍六年多了，可是还不知道何时才能退伍。对于士兵中极度渴望就业大学毕业生说来，这个问题尤其尖锐。一九七二年六月，我们决定于七月一日将三万名士兵转入预备役。我立即就面临了下述问题：如何才能使他们重新回到军队里来？
我国现行动员体制的缺陷很突出。我们保管着每名预备役人员的卡片（记有重要的统计数字、受训情况和专长），并且根据卡片征召预备役人员入伍，但是，卡片上只有预备役人员的出生地，而没有退伍后的地址。（可想而知，我们不可能密切注视那么多的预备役人员的踪迹。）卡片还经常出现差错。结果，受过某种武器训练的预备役人员可能被分配到装备另一种武器的部队中去；技术不熟练的人员可能被分配去担负技术性很强的任务。处理卡片时，既没有电子计算机，甚至也没有自动分类机，而手工分类又太不准确，以致某一专业的人员往往征召得太多，另一专业的人员则征召得太少。
对应召而来的预备役人员的处理过于集中。每个预备役人员均须向设在开罗的动员中心报到，经过检查，领取背囊和枪支，然后前往某个训练中心（步兵、装甲兵或炮兵训练中心）。训练结束后，即分配到某个部队——通常是他以前从未呆过的部队，那里到处是陌生的面孔。更糟的是，征召来的预备役军官往往是他们过去的指挥官急于撵走的人。总之，这套制度的必然结果是：由于出现差错的可能性极大，到头来很可能竟由招人讨厌或者力不胜任的军官指挥一批茫然若失的陌生士兵。士气和纪律坏到了可想而知的地步。
作为对比，我研究了世界上最有效的三种动员体制——瑞士、瑞典和以色列的动员体制。我摒弃了瑞士的体制。这种体制允许预备役人员将制服和随身武器保存在家中。我国政治当局决不会允许这样做。此外，瑞士的武装部队绝大多数是最容易动员的步兵。我发现，以色列的体制本质上是瑞典体制的修订版。之所以要修订，主要是因为瑞典的体制体现了只为防御目的而动员的精神。
在瑞典，所有的重武器都贮存在将要使用它们的那些地区内，亦即根据防御计划进行部署。使用这些武器的人也必须居住在当地或其附近。如果某人迁往别处，就由当地的另一个人替补。每支预备役部队都是一个不断发展而又始终带有地方性的团体。这是一种绝妙的体制。它将动员时间缩短到了最低限度，年度训练也容易进行，同一部队里的人几乎都彼此熟悉，而且保家成了卫国的再好不过的功机。在缺点方面，这种体制缺乏灵活性，而且敌人可以据以摸清瑞典的防御计划。
我决定修改瑞典的体制，使之适合我们的特殊需要。瑞典的全民皆兵不合我们的需要。对我们的威胁来自以色列，我们必须在以色列当面集结重兵。但是，我们可以采纳下述主张：以贮存在部署地点附近的武器为核心，组建始终配有人员的预备役部队。鉴于义务兵役法实行后，每名退伍的义务兵要服九年的预备役，因此我计划在九年内逐步建立预备役部队，每年组建九分之一，九年之后每年以新的预备役人员替换已服满预备役的人员。然而，即使只为此项计划搭一个架子，也可能要花费两年的时间。在这之前，我决定使正规部队的实力保持在比战时实力少百分之十五左右的水平上，缺额用在各部队当过义务兵的预备役人员补充。
头一步措施是彻底检查卡片的准确性，然后采用自动化装置和电子计算机，以便能够按部队、退伍日期或专业征召预备役人员，或者甚至可以按分得更细的专业征召预备役人员。下一步措施是在大多数人口稠密的地区开设一百个动员中心。（计划最终在埃及全境开设三百五十至四百个动员中心。）转入预备役的士兵应将制服交给最近的动员中心。被征召后，他到该中心将便衣换成制服，然后前往自己的部队。在过渡阶段，他所去的部队将是他过去所呆的那支正规部队，原先的战斗岗位和老战友们将在那里等待着他。然而，在将来某个时候，被征召的预备役人员将前往专门组建的预备役部队，其武器装备平时贮存在仓库中并由一批正规军骨干进行保养。我们估计，这些预备役部队可在七十二小时内作好战斗准备。
我偶尔发现瑞典参谋长正在埃及进行私人访问，于是在一九七二年六月二十六日借座军官俱乐部设午宴招待他。我们的谈话是纯军事性的。但是，当我请他介绍其动员体制时，他以瑞典严守中立为理由避而不答。我表示歉意，丢开了这个题目。他回国后，想必是记起了已经公开发表过许多情况，因此在八月四日寄给我一封信，附了几篇关于其动员体制的文章，并邀请我们选派两名军官花两个星期的时间研究这一体制。我挑选了两名合适的军官，并且告诉他们我需要了解什么情况。十月十四日，他们十分兴奋地踏上了前住斯德哥尔摩的旅程。他们后来所写的报告使我确信，埃及可以在九年之内建立起世界上最好的动员体制之一。我十分感激瑞典人。
我们的过渡体制于一九七二年六月生效，刚好赶上接受一九六七年以来的头一批新预备役人员。（我们未能及时设立最初的一百个动员中心，因此并非所有的首批预备役人员都纳入了这个体制。）另一批官兵于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底复员，第三批在一九七三年六月底复员。总共复员了十万多名官兵。我们立即演练了重新征召他们入伍的活动。这个动员体制十分有效。我原先估计预备役人员要花四十八小时才能到达他们的老部队，但是我们发现，经过演练，相当多的人可在二十四小时内到部队报到（我很高兴地获悉，他们通常受到了老战友们的热烈欢迎）。部队在四十八小时内作好了战斗准备。从一九七三年一月至十月一日，我们动员和复员预备役人员共二十二次，他们在现役部队内有时只呆几天，有时逗留两个星期。这种演练使动员体制臻于完善。更重要的是，敌人对我们的动员习以为常了。动员变成了例行的训练活动。
一九七三年九月二十七日，我们开始了另一次动员，并且通知预备役人员将在十月七日复员。九月三十日，我们又征召了一批预备役人员，告诉他们将于十月十日复员。十月四日，作为最后一项欺骗行动，我们复员了二万名预备役人员（其中有些人是九月二十七日被征召的）。敌人上当受骗，没有动静。我再次松了一口气，但是稍稍有点惊讶。只要细心进行统计就会发现，在最后两次动员中，我们首次将一九七二年六月以后复员的每个人都召回来了。换句话说，战争本身就是对新体制的首次全面考验。它经受住了考验，很管用。我有时扪心自问：如果没有这种体制，我们怎能把敌人糊弄住？
寻求武器
士兵们对于并肩战斗的战友要有信心。这是我们的新动员体制的基础。士兵们对其装备也要有信心。我认为，不言而喻，在给战斗部队引进任何一种新武器、新思想或新原则之前，均须向生死存亡均可能取决于它的那些人显示其效率。否则，他们就不会相信它，从而也就不会正确地运用它。我规定，引进任何一种武器、思想或原则都必须经过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进行充分的试验，看看在战斗条件下是否管用。我偕同技术顾问们参加试验。为使试验项目适应我们的需要，可能要进行好几次试验。下一阶段是在战斗条件下进行一系列的示范表演，供所有与这种新原则或新装置有关的人员观看、我也出席观看这些表演。这就是说，我们的步子是审慎的。但是，了解的加深和信心的提高充分证明了我们这样做是正确的。
我们的发明创造主要不是新武器。我们部署的轻便反坦克导弹和防空导弹也许比敌人预期的多，但是这些武器却是众所周知的，我们的革新主要是在训练和技术方面，而且决心也比过去更大了。尽管如此，我还是孜孜不倦地寻求可能对我们有所稗益的新武器装备。我想起了两个例子。
一九七三年五月，叙利亚参谋长穆斯塔法·塔拉斯将军告诉我说，他的一位工程师设计了一种桥梁，它不是简单地架在运河上，而是一头翘起，架到沙堤的顶端——一种浮桥与架空桥合二而一的桥梁。五月三十日，这位工程师来到了我的办公室参加会议，与会者除我之外还有我们的工程兵司令加麦尔·阿里将军和当时正在制造样桥的提姆萨工程公司的一位董事。我们将这项工作一直进行到了试验阶段，但其缺点难以克服。我们放弃了这项工作，并在九月二十三日——离发起进攻只有三个星期——让这位工程师返回叙利亚。
有一种比较先进的装置只是出于时间关系而未来得及使用。这是一种传感器，它可以从高空飞机上通过探测温度的微小变化而发现隐蔽的或地下的物体。这是石油和采矿公司使用的一种很有希望的装置。它的理论基础是不同的物体对热量的吸收和散发率各不相同。这样，地下水管或油管的热象图就与其周围的泥土不同，车库内坦克的热象图也与车库本身的热象图不同，依此类推。一九七三年五月，一位在美国中西部某大学工作的埃及学者突然寄来一封信，向我推荐这种传感器。我们的国防情报部显然怀疑此人是为美国中央情报局工作的。经过一番争论，我终于把这位学者召回来安排一次表演。表演场地是精心选择的一片沙漠地，那里没有任何军事秘密、那种装置的灵敏度高得惊人，它从很高的空中探测到了小至零点二度的温度变化。但是此时已是一九七三年八月，我没有更多的时间了。
我确实想搞到的一种装备是气垫船。一九七二年六月二十一日，我应邀接见了一位公司代表。他提供的各种型号的气垫船的确十分动人。我记得，有一种气垫船可以载重十七吨，航速达到六十节。但是，它们主要是为民用而设计的，不能满足我的需要。我陈述了我的需要。“您能提供一种载重五十吨、航速三十节的气垫船吗？我需要速度，但是载重量更重要。我需要一种载运坦克的飞车。”他回答道：“从技术上讲，我想我们能办到。我们将研究您的要求，并将研究结果尽快通知您。”当年九月，他又来了，带来了图纸和一个模型。该公司的设计和性能规格都符合我的要求。我需要五艘。但是，尽管我大力申辩，还是被上级否决了，因为价格太贵，我们力所不及。于是，这项计划就束之高阁了。
当然，我需要这些气垫船将一支小规模的中型坦克部队运过提姆萨湖和苦湖，增援我们的装备轻得多的两栖部队。我在这里提到这项计划，只是因为我确信作为载运坦克的工具，气垫船注定会在未来的冲突中发挥重要作用。
埃及大肆吹嘘的秘密武器——“征服者”式导弹没有露面。我不得不遗憾地说，其中有一段可悲的隐情。自从六十年代初期首次披露埃及拥有在外国技术人员协助下自行制造的短程弹道导弹之后，“征服者”式导弹在埃及民间一直传为佳话。据说，其射程达一百多英里。这种消息的泄露似乎很使当局高兴。早在一九六七年以前，装在长卡车上徐徐驶过的“征服者”式导弹就成了每次阅兵式必不可少的节目。我们在一九六七年遭到失败之后，人们当然要问：“‘征服者’式导弹哪里去了？”没有答案。
身为武装部队中的一名将领，连我也对这种武器毫无所知。但在担任参谋长之后，我有责任了解情况。对我最初的探询所作的答复使我十分吃惊，因此我决定揭露全部真相。虽然总有一天要告诉埃及人民，但是我这里仍不想探究那些丢人的细节——浪费了数以百万计的金钱，秘密地中止研制工作，以及后来当局由于害怕承认真相而进行欺骗宣传。我只谈一谈我所面临的局面。导弹研制计划业已取消，技术人员已被遣散，已经制造出来的几枚导弹则存放在仓库中。
我下令进行试射。一九七一年九月二十三日，我参观了试射。事实证明，“征服者”式导弹的确十分原始。其最大射程不到五英里，与120毫米迫击炮的射程差不多。但与迫击炮不同，“征服者”式导弹重达两吨半，难以在战场上机动。它还很不准确。其射程和方向全靠调整发射台的倾角和方向进行控制。即使用同一高低角和方位角发射成功，弹着点之间也相距九百码之远（这就意味着决不能向距我军防线半英里以内的敌军发射这种导弹）。“征服者”式导弹的唯一优点是弹坑大。在正常土质条件下，弹坑直径达三十码，深度在十二码以上。“征服者”式导弹是中世纪式的武器，只不过弹头的破坏力较大而已。
“征服者”式导弹有一个小兄弟——“胜利者”式导弹。在同一次表演中，也为我发射了“胜利者”式导弹。它体积较小，重量较轻，射程更短。这意味着它虽然比“征服者”式稍微准确一点，但是使用时仍须小心。我们的军事技术学院研制了一种发射架，一次可以发射四枚导弹，因此使用起来尤其要小心谨慎。
尽管如此，有胜于无。我决定部署这两种导弹，并且改用新名称。在进攻发起日之前的三个夜间，较小的那种导弹（改名“橄榄”式）运到了既设阵地上。但是“征服者”式导弹（改名“无花果”式）的部署却有问题。它是如此庞大，以致从理论上讲，其射程应能达到特拉维夫。如果敌方侦察机发现了它，敌人肯定会全面戒备。因此，我们只是在十月五日至六日之间的夜间才把它运到前面去。
不出所料，这两种导弹在战争中所起的作用令人失望。事情本该到此收场，但是十月二十三日，埃及宣布，在前一天十九时停火前几分钟，向德维斯瓦地区的敌军发射了“征服者”式导弹。事实并非如此。发射的三枚导弹是苏制R-17E型导弹，西方称之为“飞毛腿”式导弹。令我沮丧的是，事已至此，我们的政客们不仅不承认事实，而且还继续用谎言去维护谎言。
随着准备工作的深入进行，原先的一种担心变小了。我刚就任参谋长时，我们的防空配系是一个潜在的令人头痛的问题。但到一九七三年年中，我们的防空配系显然己能不仅在渡河过程中，而且在运河以东几英里处挖壕据守期间，为我们的部队提供必不可少的空中保护伞。我在一九七一年九月下令进行的一次伏击，首次显示了这种防空能力。我接任参谋长时，一九七○年的停战协定仍然生效。以色列人，并不尊重这个协定。他们的飞机继续随意侵犯我们的空域。但是可以看出，其飞机的入境点、航线、高度和出境点都经过精心安排，以避开保护我方战略目标的萨姆导弹基地。尤其是运河以西十英里宽的地带（我们将从这里发起进攻），没有受到敌人的干扰。
然而，那里没有免受敌人的侦察。他们不时地派出一架装备电子探测仪器的“同温层巡航者”式飞机，沿运河而下进行侦察，但是小心谨慎地将航线选在运河以东两英里处，正好位于我们的萨姆导弹射程之外。我决心制止这种侦察活动。一九七一年九月初，我批准防空司令穆罕默德·阿里·法赫米将军组织一次伏击。九月十七日十五时十一分，这架侦察机在苦湖以南不到两英里处摔得粉身碎骨。敌人在次日作出的反应，证实了我们的猜想。我们曾经猜想，他们可能使用从美国获得的“百舌鸟”式空对地导弹，摧毁运河以西大约十英里处的我方萨姆导弹雷达。我们已经设计出了对付“百舌鸟”式导弹的电子手段，很想试验一下。九月十八日，以色列作出了我们预期的反应。他们的飞机从运河以东六英里处发射了导弹。“百舌鸟”式导弹的射程只有十英里，没有到达目标就无可奈何地坠毁了。显而易见，运河以东的封锁线也开始形成了。
空军仍是我们的薄弱环节，九个月后的一次空中遭遇战就证实了这一点。一九七二年六月十三日，敌方两架“鬼怪”式飞机在艾什角地区（那里没有萨姆导弹）突入我方空域。我们的两架米格-21飞机从曼苏腊空军基地起飞，将“鬼怪”式追到海上，结果却遭到了另外八架敌机的伏击。（事后我获悉，等到值班控制员在雷达上发现正在逼近的伏击飞机时，已经为时太晚，来不及向我们的飞行员发警报了。）另外六架米格飞机紧急起飞，但在它们赶到后，空中已无飞机的踪影。
我决定制止这种空中格斗。我向空军下达了新指示：探测到来袭敌机后，可命令截击机紧急起飞，但是只能在指定的空域内巡逻。除非预先制订的作战计划要求实施追击，否则不准追出指定的空域。不得在敌我力量悬殊的不利条件下进行空战。两天后，六月十五日，敌机突入我红海地区后企图故伎重演。这次我们的空军执行了我的命令。对此，我感到欣慰。
然而，下一个月，在苏联顾问撤走之后，敌机又对运河区进行了试探，大概是想了解一下苏联的技术人员撤走后我们的防御是否已经崩溃。他们的首次试探变成了最后一次试探。七月二十四日十六时四十五分，我们的导弹将入侵敌机击落在运河以东六英里稍多一点的地方。从此以后，以色列飞行员总是呆在运河以东九英里之外的安全距离上。
我记得只有两次例外情况。一九七二年十月十日，入侵敌机以编队飞行方式逼近运河。敌人显然是在试验其新型电子装备，以便在逼近我境时干扰我方探测雷达，以及在发射他们自己的空对地导弹时干扰我方萨姆导弹的火控雷达。我们发射了两枚导弹，其中一枚命中目标。那位以色列飞行员为了一次技术演练而牺牲了性命，我为他惋惜。另一次越过运河的入侵活动发生在八个月之后。一九七三年六月二十八日十六时十二分，我们击落了另一架以色列飞机。换句话说，早在十月突击之前，我们就已经在运河以东六英里宽的要害地带上空建立了牢固的空防。
然而，在苏联人撤走之后，我们确实需要帮助。在这之前，苏联人一直驾驶着我们的百分之三十左右的米格-21飞机，操纵着我们的百分之二十左右的萨姆导弹和许多电子支援设备，特别是“斯马尔塔”和“塔肯”式干扰装置。他们掌握着一个电子侦察和干扰中队，并且拥有一些我们毫无所知的电子设备。但到一九七二年年底，亦即在苏联人撤走后的五个月之内，我们的各个萨姆导弹营已经几乎完全担负起了原先由苏联人执行的任务。空军又遇到了老问题——缺乏米格飞机驾驶员。
一九七三年三月，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副主席访问埃及期间，我想到了解决办法。三月六日，在陪同人民武装力量部副部长张正桓将军访问苏伊士前线时，我询问他们能否派遣哪怕是一个中队的飞行员来支援我们——这也会使他们的飞行员获得有益的战斗训练。那时，我已经知道他们也使用米格-21飞机。经过政治领导人之间的长时间讨论，我于四月份正式拜访金日成主席，将此项计划最后确定下来。（这个非凡的共和国树立了第三世界小国自力更生取得伟大成就的令人鼓舞的榜样。遗憾的是，象我在北京所作的停留一样，我对这个国家所作的为期十天的令人陶醉的访问已经远远超出了这部回忆录的记述范围。）
朝鲜飞行员的经验都很丰富，许多人已经飞行过两千多个小时。他们在六月份抵达埃及，七月份开始执行任务。当然，以色列或其盟友很快监听到了朝鲜飞行员的通话，并于八月十五日公布了此事。很遗憾，我们的领导人永远不会予以证实。这批朝鲜人很可能是历史上规模最小的国际支援部队，总共只有二十名飞行员、八名控制员、五名译员、三名行政人员、一名政治顾问、一名军医和一名炊事员。但是他们的作用却不小。八月和九月，他们同以色列人进行了两、三次空中遭遇战。在战争期间，他们与以色列人遭遇的次数大约也是两、三次。他们的到来是一种暖人心房的友好表示。我在这里提及此事，主要是为了颂扬他们，同时也为我们的领号人对他们不加赞扬的吝啬态度表示歉意。
决定性的因素
然而，不管我们有了什么样的武器、盟友、计划或训练，最后决定十月战争成败的将是士气。对此，我坚信不移。
恢复一支战败过的军队的士气，这在任何情况下都已经是够困难的了，但在不准实事求是地探究失败原因的情况下，则加倍地困难。一九六七年的战争结束以后，一切都陷入混乱。政治领导人指责武装部队，而统帅部则谨慎地提出，政治领导人应当承担不准我方空军先发制人的罪责。（我个人认为，即使先发制人，我们也注定要失败；为此，政治领导人和统帅部都应当受到谴责。）出于迷惑不解和悲愤，埃及人民就向普通士兵发泄愤慨之情。任何一个穿军服的人在大街上都会遭到奚落。士气几乎低落到了不战自溃的地步。
到我就任参谋长时，士气已经大有恢复。连消耗战也取得了一些胜利。一九六七年八月，埃及突击队在艾什角打败了一支以色列部队。同年十月，击沉了“埃拉特号”。我们的突击队对西奈的袭击获得了某些成功。一九七○年七月击落十架敌机一事，起到了振奋人心的作用。但是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士气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它是数以百计的要素的结晶。对于这些要素，我们只知其皮毛。但是，士气的核心是自信心。我确信在培养自信心方面，有三点最为重要。我们必须给予每个士兵以充分发挥其才能的机会，使之认识到自身能力的限度，并为自己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作出的成绩而自豪。（不自量力的士兵将会毁了自己和战友。）指挥官在估计强点和弱点时，必须了解其士兵能力的限度，并将其与敌军对比。他必须帮助其士兵，用国家所能提供的最好的东西去装备他们。然后，他才可以要求士兵们全力以赴——但也不能提出士兵们力所不及的要求。最后，必须树立士兵对上级的信心。对上级才干的信心当然十分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要让士兵相信：上级尊重他，而不是利用他；上级不会只要求士兵吃苦或牺牲，而自己却不愿那样做。
要具备才干，关键是掌握知识。要做到尊重士兵，关键是官兵亲如手足和互相尊重。要想不怕牺牲和同甘共苦，关键是以身作则。在担任参谋长的三十一个月中，我坚持不懈地传播知识。据我记载，我同参谋人员和直到师一级为止的战地指挥官一共举行过二十六次每月例会。最后一次会议是一九七三年九月二十二日召开的，离发起突击只有两个星期。我指挥了十八次代号为“解放”的司令部演习。我下达了五十三次指示：战前四十八次，战争期间四次，第五十三次是停火后下达的。（战争期间下达的第一个指示是第四十九号指示，题为《对付敌坦克的战争经验》。十月十五日，亦即我们损失了二百五十辆坦克的那次战斗发生后的第二天，我下达了上述指示。）我的最后一份指示是一九七三年十一月三十日下达的。我为普通士兵编写了八份小册子。我安排了数百次示范表演。
某些最重要的试验及其日期如下：昼间和夜间在沙垒中开辟通路、架桥和操作各种门桥（一九七一年、一九七二年和一九七三年）；试验水面上燃烧着的石油对突击步兵的影响（一九七一年和一九七二年）；步兵营携带所有的轻便武器乘橡皮舟渡过水障并攀登沙垒（一九七一年、一九七二年和一九七三年）；试验中型火炮和240毫米迫击炮对类似巴列夫防线的混凝土工事的破坏效果（一九七一年、一九七二年和一九七三年）；试验“征服者”式和“胜利者”式导弹的效率和命中精度（一九七一年和一九七二年）；两栖营和两栖旅渡过宽阔的水障（一九七二年和一九七三年）；试验红外和星光瞄准镜以及氙气探照灯的效果（一九七二年和一九七三年）；试验激光测距仪（一九七三年开战之前几个月才进行试验，来不及装到我们的坦克上）；图-16轰炸机在六十英里的距离上发射空对地导弹（一九七三年五月）。
我甚至责成总司令部的科技部门发行一种每月文摘，介绍军事上的最新发明和研究成果。
为了帮助我们的官兵估计一下自己掌握了多少所需的知识，凡是我遇到的军人，特别是我自己的参谋人员和直接下级，我都鼓励他们养成开诚布公和自我批评的习惯。（不幸得很，正如战争的进程所表明的那样，让我的上级养成这些习惯则要困难得多。）
至于第二个关键——亲如手足和互相尊重，这不能靠命令，而只能靠以心换心。我的任务是创造可以密切官兵关系的环境。探险训练就是办法之一。这种训练专门着眼于密切数以千计的年轻的排、连长们同其士兵之间的关系。另一个办法是开展体育活动。一九六七年以来，武装部队内的体育活动一直没有开展。我担任参谋长后下达的首批命令之一就是恢复体育活动。我给部队和兵团六个月的时间去选拔和训练各种运动队。一九七二年一月，在所有的十四个大司令部之间开展了体育比赛，项目包括足球、排球、篮球、手球、拳击和游泳。结果，官兵之间进行了一千多次热情洋溢、兴高采烈的聚会。在这些场合，官兵之间的隔阂消除了，大家不拘礼节，充满若团结友爱的精神。
最后一个关键是以身作则。回顾起来，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在整个军事生涯中都努力促使部属为理想而奋斗。榜样必须由上而作出，为理想而奋斗也只能从上面做起。士兵们是根据指挥官的言行对他作出判断的。指挥官只有通过了这种考验，士兵们才会听命于他。
一九七○年至一九七一年，我担任红海军区司令。我前去赴任时，早有一座将官别墅在等着我了。这实在无聊。我要是住了进去，以后还怎么要求别人？我没有住进去，而是选中了工兵给上尉们安排的那种掩蔽部，长十二英尺，宽六英尺。这样一来，在我的部属中，从来没有哪个人抱怨过生活艰苦。我虽然身为参谋长，但是照样佩带血库分发的献血标志。武装部队的血库过去一直向士兵买血。卖血的必然是穷苦的士兵。我憎恶这种事，于是予以制止，并且下令：凡是四十岁以下的官兵，只要验血合格，在服役期间都要献出两瓶血。我拟定了一条口号：“士兵向国家献血，不卖血！”我年纪已大（五十岁），免于献血。但在一九七三年三月三十一日开展献血运动时，我还是认为应当带头献血。
建设一支军队没有什么奇方妙药，而只需要献身精神。我已经叙述了我所奉行的准则和采用的方法。到十月战争前夕，我毫不怀疑，如果能有一次在双方条件差不多的情况下作战的机会，埃及士兵将会证明自己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士兵之一。
预算
在准备期间，我向财务部长探询组建和维持每支部队所需费用的确切数字。他茫然不知所答。
埃及的军事预算是按照不同的职能或专业分项编制的，没有按照各部队或部门的费用编制。例如，给养部计算给养的开支，另一个部计算炊事用具和设备的开支；一个部制订车辆预算，另一个部计算所需燃料的数字。结果，一中队歼击机的费用就不可能同一个旅的防空导弹的费用进行比较。于是，参谋长就不可能根据合算与否谨慎地作出决定。
财务部长着手整理我要的资料。这是一项旷日持久和困难重重的任务。作为第一步，我要求看看武装部队各项需要开支在预算中所占的比重。一九七三年的预算分配情况如下：
薪饷、给养和营房
68%
武器装备
13%
技术支援
9%
筑城
6%
其他
4%
总计
100%
在发达国家中，武器装备的购置只受财力的限制：因此，通常的顺序是先确定国防拨款，然后再决定如何最恰当地使用这笔款项去为国家的利益服务。第一步是作出政治上的决定，第二步才是作出军事上的决定，然而这两步之间的相互影响很大，需要政治领导人和军方密切合作。在第三世界国家中，国防预算和购置武器所涉及的问题则要复杂得多。武器供应总是由超级大国根据许多因素进行控制，其中包括：两个超级大国在当地的力量对比；购买国消化吸收现代化先进武器的技术能力；该国的富有程度及其支付武器代价的能力；该国外交政策能否保证它不以可能与武器供应国的利益相矛盾的方式使用这些武器。结果，第三世界国家的决策人极少有机会选择他们真正需要的武器装备。
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六日，我参加了为突然到达开罗的穆阿迈尔·卡扎菲上校举行的宴会。我的座位紧挨着财政与经济部长赫加齐博士。那天晚上，我们讨论了军事预算问题。我发现，赫加齐原来是编制预算的博士。我们十分需要这方面的知识，他也热心帮助我们寻求解决的办法。然而，宴会之后，局势发展迅速，很快就到了进攻发起日。遗憾得很，我们一直未能解决埃及军事预算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