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日记
萨达特夺权
萨达特纯粹是由于偶然的机会而上台的。纳赛尔总统去世前从未打算将政府权力交给萨达特。但是，纳赛尔的突然逝世打乱了他的交班安排。萨达特在纳赛尔手下服务了十八年。在这期间，他只不过是纳赛尔的应声虫，因此保全了自己。一九六九年，大约在纳赛尔逝世的一年之前，他任命萨达特为副总统。作为埃及和阿拉伯世界的铁腕人物，纳赛尔当然不会任命一个对其绝对权威构成威胁的副总统。据谣传，一九七○年九月二十八日，纳赛尔预感到即将与世长辞，于是迅速指示萨米·沙拉夫（总统事务部长）：任命查卡里亚·毛希丁为第一副总统，并立即在广播中宣布。事情的发展比他预期的还快，他当天就溢然逝世了，而那份总统法令尚未颁发。据说，萨米·沙拉夫和内政部长沙拉维·戈马急于在纳赛尔逝世后攫取权力，并且认为同一位软弱的总统打交道胜似同一位坚强的总统打交道。他们在守护奄奄一息的纳赛尔期间，没有透露或宣布纳赛尔任命查卡里亚·毛希丁为第一副总统的决定。这样，由于自己一向表现得软弱，加上萨米·沙拉夫和沙拉维·戈马（二者在埃及唯一的政党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中都握有大权）的支持，萨达特于一九七○年十月十五日当上了埃及总统。
在担任总统的头七个月内，萨达特没有任何实权。他正是萨米·沙拉夫和沙拉维·戈马所要的那种总统。然而，一九七一年五月十三日，萨达特发动了一次军事政变，逮捕了所有的政敌，其中包括萨米·沙拉夫和沙拉维·戈马。政变是由总统卫队司令纳希夫将军和武装部队参谋长萨迪克将军执行和支持的。从那时以后，人们才可以说萨达特真正夺得了权力。
一九七○年十月十九日：萨达特总统首次主持了武装部队各大单位司令官会议。新总统赞颂了他的前任，并保证遵循纳赛尔的政策。（参见附录《对萨达特召集的会议的评论》。）
十二月三十日：萨达特主持了另一次司令官会议。国防部长穆罕默德·法齐将军作了长篇形势报告。萨达特作了简短讲话。他说，停火协议于一九七一年二月七日期满后将不再延期。他要求武装部队准备恢复作战行动。他说，我们应当准备用现有的手段打仗，不要等待更多或更好的手段。最后，他说：“美国和以色列宣传我们同苏联的关系不好。不要相信他们的宣传。他们希望这种关系恶化，但是事实并非如此。”
一九七一年三月二十三日：总统召开了各大司令部全体高级军官会议。我和另外四名军官代表红海军区出席会议。
他一开始就试图解释为什么终于在二月四日延长了停火期。他说，埃及采取了外交上的主动行动。他没有细说，但是声称埃及已使以色列孤立于世界大家庭之外——他居然提到了美国、英国、欧洲经济共同体、西班牙和伊朗！在以色列已经同意延长停火期的情况下，我们不能由于拒绝延长停火期而丧失在国际得到的好处。他说，全世界不会因此而受骗。以色列已于二月二十一日通知联合国秘书长，他们决不会撤到一九六七年以前的边界上去。他们侵略成性和扩张主义的态度已经暴露无遗，尽人皆知。他分发了西奈地图的副本，上面划了一条线，从腊法西边的一点（埃及边界）向南一直划到沙姆沙伊赫西边的一点。总统说，以色列声称准备撤出该线以西的地区，但坚持吞并该线以东的领土。（参见图一和附录《对萨达特召集的会议的评论》。）
萨达特攻击美国说：“我们不信任美国。我已经致函尼克松，告诉他我们不相信他的国家许下的诺言，而是根据其行动对它作出判断。”他还责备其他阿拉伯国家利用巴勒斯坦解放事业搞政治权术。他专门挑出阿尔及利亚和布迈丁主席进行攻击。他说：“他已经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把自己出卖给美国人，他刚刚同美国公司签订了在今后几十年内供应石油和液化天然气的合同。他的经济将同美国的经济紧紧地捆在一起。”
四月十八日：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召开了一次历史性会议。主席是国防部长法齐。我是红海军区司令，不是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的成员，但是应邀参加了会议。议题是新近宣布的埃及、利比亚和叙利亚结成阿拉伯共和国联邦一事。
法齐一开始就说，他是在见报之前数小时才正式被告知成立联邦一事的。他对成立联邦的原因仍不清楚。他说：“我们同叙利亚的关系已经很好。叙利亚武装部队已经置于我的指挥之下。我们已经达成协议，他们将来一定同埃及武装部队充分协同，并肩战斗。”换句话说，法齐是在强烈地暗示，他不同意成立这个联邦。最后，他声称参谋长穆罕默德·萨迪克将军完全同意他的意见。
接着，法齐要我们人人各抒己见。他即将参加一次“最高级政治会议”，并在会上转达武装部队的意见。显而易见，他是指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最高执行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从他的口气看，该委员会的大多数成员，也许是全体成员，似乎也都反对成立这个联邦，并且都象法齐一样对成立联邦一事感到意外。由此看来，新总统没有同国家的政治领导集团商量就采取了行动。法齐使用了精心选择的隐晦词句，实际上是要求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在总统和阿位伯社会主义联盟之间进行选择，被选中的一方将接管政治权力。
与会者共十六人，包括法齐和记录员——国防部秘书长阿米尔·纳齐尔准将。按职位高低，我排在第十二位。法齐跳过了萨迪克，然后按职位高低依次征询意见。在这期间，我埋头记录同僚和上司的观点。使我吃惊的是，我前面的九个人都异口同声地攻击成立联邦一事，只是论责的严厉程度有所不同而已。换句话说，不管我们剩下的人说什么，都已经形成了多数。我想这是逃避发言的绝妙借口。但是，我支持成立联邦，并且说出了我的意见。我为成立联邦的积极意义辩护，指出这是为促进我们都声称要保持的阿拉伯团结而进行的又一次尝试。对于前面几位发言者的论点，我不能随声附和，因为它们违背常识。例如，成立联邦的条约中有一个条款规定：如果某一缔约国未来的政权与联邦为敌，另外两个缔约国就有权用军事干涉推翻它。我对该项条款的看法与众不同。我申辩说，害怕这一条的不是埃及，而是利比亚，因为利比亚或叙利亚绝对无力入侵埃及，而利比亚则永远别想顶住埃及的进攻。
当一位言词激烈的发言者诘问我的时候，法齐制止了他。我对这种援助表示感谢，但是我不能将谦恭和信念混为一谈。其余的人发言时都反对成立联邦，我益发感到孤立。法齐结束了会议，并且高兴地说：“我发现除沙兹利将军外，诸位都反对结成联邦。我将把各位的看法向我即将参加的那次会议转达。”
那位诘问过我的军官突然说道：“我们还没有听到萨迪克将军的观点。在散会之前，让我们听听。”法齐看着坐在他右边的萨迪克，请他发言。萨迪克是一个谨慎多疑的人，与他担任过的国防情报部长职务很相称。他说，有两点使他担心。第一点是苏联支持这个联邦，他不明白原因何在。第二点是，尽管埃及一九五八年第一次尝试建立联邦时已经有了令人不愉快的经验，这次还是把叙利亚包括在联邦之内。他说，如果不是这两点，他本来是会支持这个条约的！诘问者再次插话，粗鲁地重复他的要求，要萨迪克明确表态——“同意或反对”。萨迪克说他反对。于是，我就彻底孤立了。
会议大约在二十二时结束。次日，我驱车返回红海司令部，准备在即将到来的暴风雨中承受最大的不幸。我从未想到一个月之后会驱车返回开罗，接任埃及武装部队参谋长。
关于此后几个星期发生的事情，许多情况仍被隐瞒着。五月二日，萨达特的主要政敌之一副总统阿里·萨布里被解职。八天之后，我奉召到开罗参加另一次高级指挥官会议。
五月十一日：我曾被告知，国防部长法齐将主持会议。结果，我发现是．总统主持会议。这是他就职以来第四次同高级指挥官们在一起开会。人们可以明显地看出，他这次的口气同过去大不相同，讲话中充斥着“我”字，只是偶尔提到“我们”。他比较自信和武断了，不时地质问某些人，但又从不点名。
萨达特透露了他在三月二十三日会议上提到的外交上的主动行动的细节。他说：“二月四日，我提出了一个分两阶段实施的新倡议。第一阶段包括重新开放苏伊士运河，以色列从西奈撤退到阿里什那么远的地方。这个阶段的持续时间不应超过六个月。紧接着旋是第二阶段——以色列完全撤走。”他接着说：“在最近同美国国务卿威廉·罗杰斯的会谈中，我告诉他，我提出的重新开放运河的条件不容谈判。我们的部队必须跨过运河，在东面占领一条防线，以确保运河通航的安全。在没有最后解决问题的情况下，停火只能持续有限的时期。罗杰斯告诉我，他不能再向埃及提出什么要求了，因为我们已经让得够多的了，无法再要求我们让步。因此，我向他提出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美国是支持以色列占领我们的国土呢，还是只保证以色列在其边界以内生存？”萨达特补充说，这一切均已记入交给罗杰斯的正式文件之中。
接着，总统叙述了以色列的反应。他说，这是美国近东事务助理国务卿约瑟夫·西斯科转告他的。一、以色列询问，运河一旦重新开放，是马上准许他们的船只通过呢，还是仍然不准通过，直到以色列完全撤出西奈为止？二、以色列的撤退将视停火持续时间的长短而定。三、以色列明确反对埃及军队出现在运河以东，但是同意埃方派遣一些警察和行政人员。四、运河以西的埃及部队也应削减。五、以色列拒绝撤至一九六七年六月四日的界线。六、任何最后的协议草案均须由以色列议会讨论通过。
萨达特总统说，武装部队值得赞扬，因为它支持国家的对外政策。美国最近为寻求解决办法而努力，这是慑于埃及的军事力量及其在阿拉伯世界确立领导地位的决心。（他谈到了加强空军的计划。他说，只有到了我们拥有一千名作战飞行员的时候，他才能高枕无忧。）
总统坚持认为埃苏关系极佳。今后五年内，苏联人将为我们兴建价值四亿六千万美元的工业项目。这些项目将协助我们打下经济基础，而经济实力又是政治独立的基础。
这是一篇充满甜言蜜语的讲话。回顾起来，我仍然无法肯定总统是真相信这些话呢，还是仅仅为了争取时间。因为，此后的事态发展很快。五月十三日宣布，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最高执行委员会的大多数成员、中央委员会的主要成员和几名部长，其中包括法齐，业已辞职。到五月十五日，萨达特的这些政敌全部被捕。他成了无可争辩的统治者。
他身后有三名支持者。萨迪克将军（立即从参谋长提升为国防部长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总统卫队司令赖希·纳希夫将军（指挥一个装甲旅和一个步兵旅），和马姆杜·萨利姆（警方人士，一直在保安部门担任头目）。萨达特的夺权是一次军事政变呢，还是一次得到武装部队认可的政治政变？如果是后者，谁自称代表这些部队呢？因为，四月十八日，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已经表示支持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而反对总统。
萨达特已在许多长篇大论的演说中，现在又在他的回忆录中，摆出了他对这些事件的说法。他的身陷监狱的对手们则没有这种机会。这是独裁政权的一贯作风。连他的三位主要支持者也没有发言权。一九七三年八月三十日，纳希夫将军在伦敦的一次神秘事故中丧生。萨迪克将军于一九七二年十月被解职，成了猛烈谴责的目标。政变后提升为内政部长的马姆杜·萨利姆于一九七五年十月升任总理，并于一九七七年成为党的领袖。一九七八年十月，他的这两项职务均被解除。
五月十六日，我被召往开罗，成了从三十多名高级将领中选拔出来的参谋长。次日，我在总统官邸与萨迪克将军一起拜见了总统。我在那里呆了两个多小时，讨论了纯军事问题。据我后来回忆，总统说他完全相信我的能力。我被选中是因为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支持我吗？若系如此，该委员会的其他成员本该早就解职，或者至少调到次要岗位上去。但是没有发生这样的事情，只是那位曾同萨迪克将军发生冲突的军官被逐出了武装部队。
同俄国人打交道
如果没有俄国人的帮助，我们本来是不可能进行战斗的。我不表态支持或反对苏联的意识形态、权力结构或社会制度。我只讲事实。没有别的国家或国家集团能够或愿意象苏联那样，向埃及提供为同以色列作战所需的那么多的先进武器。
这是一个有没有能力和愿意不愿意的问题。只有超级大国才有符合我们需要的研制和生产能力。而在超级大国中，又只有苏联愿意提供。（西欧可能拥有我们所需的武器，但是可能目前并不生产，而且肯定没有齐心协力向我们提供的愿望。）其他任何国家也不会象苏联那样给予我们优厚的贷款条件。在我看来，目前的情况依然如此。苏联过去是，而且我认为现在仍然是致力于解放沦陷国土的埃及所能找到的最佳盟友。
恰恰是这一事实导致了埃苏关系中长期存在的许多问题中的第一个问题。作为垄断了供应权的一方，苏联人可以控制其向我们提交武器的行动——武器种类、数量和交付日期。他们确实这么干了。他们的动机很明显。作为超级大国，苏联有它自己关心的事。例如，苏联人向来都明确表示，他们在支持埃及和阿拉伯事业的同时，决不鼓励毁灭以色列。超级大国所关心的另一件事虽未明言，但已确凿无疑，那就是不使中东的军备竞赛升级到苏美对抗的地步。换句话说，苏联人虽然不能支配中东事态的进程，但却谋求通过控制武器的供应来影响这一进程。他们最终关心的事项是力求通过与我们结盟夺取同敌对超级大国斗争中的优势。这虽然不是超级大国之间特有的现象，但对它们说来比较容易做到。
埃及关心的事项也很明显：以尽可能低廉的价格尽快获得我们所需的武器，而且不附带任何条件——这就是说享有以我们认为合适的方式使用这些武器的自由。我们不想看到任何一个超级大国称霸阿拉伯世界。但是，作为我们结盟的标志，以及因为阿拉伯世界更广泛的利益在于超级大国之间保持均势，我们准备向苏联提供埃及的设施，帮助他们同美国作斗争，条件是绝对不许侵犯我们自己的行动自由。
我还要说，这些政治上的关心事项只是埃苏关系的决定因素之一，另一个决定因素则是俄国人的性格。我如果不说这话，那就有欠诚实。俄国人有许多优秀的品质，但是缺乏对别人感情的尊重。他们严厉粗暴，往往骄横自大，而且通常不相信别人有什么值得他们学习的东西。结果，我认为，受损害的是他们自己。例如，他们批评我们的生活方式说：“你们要求苏联以优厚的贷款向你们提供武器，而你们不少人却过着奢侈的生活，拥有好几辆汽车和大批珠宝。他们没有埃及正在打仗的观念。你们为什么不象我们在伟大卫国战争中所做的那样，或者象英国人做过的那样，动员全部力量投入斗争呢？”他们所说的许多话可能都有道理。但是可以想象，埃及领导人不仅拒不接受这些批评，反而认为这是企图扩张共产主义，甚至是推翻现政权的序曲，这只能使关系更加恶化。
在我担任参谋长的整个任期内，我们需要武器的迫切性成了埃苏关系中的主题。我们力争苏联人在空前的规模上向我们提供武器。但是，我们首先面临的却是苏联人的反美雄心。
一九七一手五月十九日二十时：苏联的一个三人代表团——叶菲莫夫将军（空军）、瓦西里将军（海军）和瓦西里·奥库涅夫将军（苏联驻埃及顾问团长），会见了埃及的一个代表团——萨迪克将军、我和阿米尔·纳齐尔准将。苏联海军己在亚历山大和塞得港拥有设施。该代表团是来要求给予更多的设施的。
在亚历山大，他们要一座或一群大楼，以便容纳日前散居在城外的二百户苏军家属。他们提出占用圣斯蒂芬旅馆。他们在马特鲁港的计划更加雄心勃勃。他们要将港口加深二十四英尺，在其附近建筑或租用可容纳一百六十户家属和二千名单身汉的宿舍。他们要扩建马特鲁港机场，以便容纳苏联的一个歼击机旅和一个防空旅。他们还要修建两座雷达站：一座在西面五十英里处，另一座在东面五十英里处。
萨迪克立即告诉他们，他们的要求与其说是军事性的，不如说是政治性的，因此他不能作主。他将与总统磋商，并在一个星期之内作出答复。俄国人走后，萨迪克要我领导一个委员会研究他们的要求。我这个委员会内包括空军司令艾哈迈德·巴格达迪将军和海军司令马哈茂德·法赫米将军。几天后，我们提出了一个折衷方案。我们应在马特鲁港为苏联的地中海舰队提供与亚历山大和塞得港相同的设施。但是，我们不应另外拨出一个近似于基地的设施或地区。而且，只有在苏军航空旅的任务不仅仅是保卫苏联人的设施，而且也保卫从塞得港到利比亚边界的全部埃及领空的情况下，才应允许苏联的一个航空旅驻扎在马特鲁港。该旅应置于埃及统帅部的控制之下。一旦我们自己的空军有了足够的飞行员，该旅即应撤走。萨迪克向总统汇报后回来说，总统已经同意，并且提出签订为期五至十年的协议。
五月二十五日至二十八日：苏联主席波德戈尔内访问开罗。
五月二十七日：两国军事代表团再次会晤。苏联代表团这次由陪同波德戈尔内来访的帕夫洛夫斯基将军担任团长。
令人吃惊的是，帕夫洛夫斯基告诉我们，苏联舰队使用马特鲁港一事，正是萨达特自己同前任国防部长法齐在三月份访问莫斯科时提出来的。帕夫洛夫斯基说，他们就是据此提出要求的。为了保护其舰只，他们需要一个航空旅。而该旅又需要一个基地。为了保卫这个基地，他们就需要一个防空旅。为了保护这一切，他们需要雷达。因此，苏联人坚持其要求。我们提出了折衷方案。
第二天，即五月二十八日，双方又一次会晤，但到帕夫洛夫斯基不得不随波德戈尔内返国的时候，仍未达成协议。虽然我们的意见分歧，萨达特竟然同波德戈尔内签订了新的友好合作条约。对此，我感到莫名其妙和啼笑皆非。但是，令我吃惊的主要是总统显然已在莫斯科主动作出了许多承诺而不让任何人知道，然后再让我们来打退堂鼓。
六月三日：总统在他政变后首次会见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全体成员。他宣布在埃及的权力中心内部一直存在着一个“秘密组织”，为首的是阿里·萨布里。这个组织一直在策划除掉他。其主要成员是法齐将军，国务部长阿明·胡韦迪，内政部长沙拉维·戈马，总统办公厅主任萨米·沙拉夫，以及埃及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马格迪·侯赛因（他被视为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左翼成员之一）。后来在回答问题时，他说建立这个组织是纳赛尔的主意：“使一批经过严格选拔的人渗透到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的各级——从最低层到最高层——组织中去，而且既不宣布，也不公开。那些想继承加麦尔·阿卜杜勒·纳赛尔衣钵的人曾计划向这个秘密组织分发武器，以便用武力将他们的意志强加给人民。幸而所有这些武器都落到了我们手中，未能分发出去。”
总统转而谈到了他的计划：“为了使诸位都了解我们的策略，我可以将它归结为两点。第一点是保持和加强我们同苏联的关系，直到我们建成一个经济上和军事上的现代化强国为止。犹太复国主义是一种十字军式的侵略浪潮。它将象十字军运动那样猖獗几十年。我们同苏联的友谊给了我们力量和支援，以便打退这种浪潮。我们的策略中的第二点是阿拉伯团结。我们将稳扎稳打地和始终不渝地朝着这两个目标所指明的方向前进。”
萨达特谈到了他同波德戈尔内主席的会晤。他说：“在我们同苏联代表团会谈期间，他们从未涉及我们的内部事务。当我单独与波德戈尔内主席在一起时，他只问过我为什么选在五月二日这一天解除阿里·萨布里的职务。我告诉他，我是在罗杰斯五月四日来访的前几天作出解除萨布里职务的决定的。作出决定之后，我不想推迟到罗杰斯访问之后执行，以免解职一事被人们看成是为了同美国人达成某种协议而付出的代价。因此，我决定立即撤他的职。你们知道波德戈尔内是怎么说的吗？他说‘勃列日涅夫、柯西金和我恰好也想到了同样的解释。’”
有人向总统问及苏联人在埃及谋求基地的谣言。这种谣言显然是来自与马特鲁港有关的小道消息。他回答说：“这不是事实。我不会将基地送给任何人。我还要告诉诸位一件事。在罗杰斯上次来访期间，我曾经告诉他，我正计划建立一所新的空军学院，俄国人将帮助我们管理这所学院。但是，我还告诉罗杰斯，如果把以色列的占领强加于我们，或者如果有人试图强迫我们默认以色列的占领，我将重新考虑我们的不结盟政策。美国人知道，我们是自己国家的主人。”
但是有人问他，我们能否获得所需的装备。发问者显然是暗示下述事实：苏联人似乎总是比较愿意提供防御性武器，而不那么愿意提供进攻性武器。总统说道：“当我们制定计划时，我不提过高的要求，只要求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制订计划。跨过运河，哪怕只坚守西奈十厘米的土地——当然，我这是夸张其词——也将对我大有帮助，并会彻底改变国际政治形势和阿拉伯阵营内部的政治形势。”（参见附录《对萨达特召集的会议的评论》。）
寻找盟友
在十月战争中出现了一九四八年以来为对付共同敌人而形成的最广泛的阿拉伯合作局面。三个前线国家（埃及、叙利亚和约旦）当然紧密合作。（约旦战线本身保持平静，但是约旦在十月十三日，亦即在战争爆发后一个星期，以一个装甲旅增援叙利亚战线，一个星期之后又派出了另一个装甲旅。）不下八个非前线阿拉伯国家也派了部队参加战斗。正如后面所说的那样，作出这些贡献并非总是一帆风顺的。有一些我们必须吸取的教训。但是，这显示了所能取得的成就，此事的策划工作早在战争爆发之前很久就已经开始了。
一九七一年六月三十日：在开罗阿拉伯国家联盟总部举行的一次仪式上，我宣誓就任阿拉伯国家联盟负责防务的副秘书长，从而成了所有阿拉伯国家参谋长之间的协调人。
阿拉伯联合防御理事会是根据一九五○年缔结的阿拉伯联合防御条约成立的。该条约虽然不强制阿拉伯国家参加，但对任何自愿加入的阿拉伯国家都敞开大门。所有的阿拉伯国家现在都是条约成员国。作为对侦察的坚定信奉者，我在履行新职之初，首先研究了条约文本以及防御理事会召开过的十一次会议的记录和有关文件。我从中得出了四点令人泄气的印象。
第一，在阿拉伯联合防御理事会会议上，前线国家要求其阿拉伯兄弟集体提供的援助总是财政性的，而不是别的。第二，阿拉伯联合防御理事会聆听过大力主张互助的热情洋溢的发言之后，总是一成不变地通过措词有力的决议。但是，第三，这些决议从来不被视为具有约束力，因此几乎从未付诸实施。作出某些激动人心的决定之后，几乎每个国家的代表，尤其是那些提供援助的国家的代表，都要声明最后的批准权归国内的最高当局，实际上，从来都得不到批准。事实仍然是：为了获得任何一点微不足道的财政支援，前线国家的首脑或外交部长都要端着讨饭碗在阿拉伯世界到处乞讨。能得到多少援助，不仅取决于他们自己的讨价还价能力，而且取决干对方国家统治者的情绪。
最后，我发现，象阿拉伯国家联盟的任何一个委员会一样，阿拉伯联合防御理事会最成功的——也就是说最富有成效的会议，是那些由国家首脑参加的会议。事实是，不管阿拉伯国家自称王国、共和国或酋长国，实权都掌握在国家首脑手中。
我进而探讨了下述问题：如果真正的阿拉伯联合防御计划并不存在，那么阿拉伯国家各自都作了什么样的努力呢？我根据联合国公布的一九七○年的数字，研究了整个阿拉伯世界的防务开支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并且互相对比以及同以色列对比。对比情况令我震惊。
阿拉伯世界的人口达一亿一千万人，国民生产总值为二百六十亿美元。以色列的人口为三百万人，国民生产总值达三十六亿美元。整个阿拉伯世界的年度国民平均收入为二百三十六美元，以色列为一千三百美元。面对这种差距，阿拉伯国家肯定经不起浪费。据我看来，它们别无选择，只能使各自所作的努力协调一致起来。然而，它们的防务预算所反映的现实却与此大相径庭。那些碰巧与以色列接壤的阿拉伯国家，不管多穷，其国民生产总值中用于防务计划的部分，都远远超过那些有幸远离前线而又富得多的阿拉伯国家。埃及的年度国民平均收入只有二百零三美元，却将百分之二十一点一的国民生产总值用于防务。而那些比埃及富得多的阿拉伯国家，则只拿出不到百分之三的国民生产总值用于防务。
我认为，在比较公平地分摊负担之前，我们不大可能真正动员阿拉伯的力量去采取集体行动，反对以色列的扩张主义。我草拟了一个计划，规定越富的国家对阿拉伯防务所作的贡献就应该越多。每个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用于防务的部分所占的比例，将因年度国民平均收入的不同而异：年度国民平均收入低于二百美元的国家，应将百分之十的国民生产总值用于防务；国民平均收入为二百至五百美元的国家，应拿出百分之十五；国民平均收入为五百至一千美元的国家，应拿出百分之二十；国民平均收入为一千至二千美元的国家，应拿出百分之二十五；国民平均收入为二千美元以上的国家，应拿出百分之三十。应当建立一个阿拉伯防务基金会去处理阿拉伯世界的整个防务拨款（按我建议的比率拨款）。基金总额应分配给各成员国使用，其中至少半数要分给前线国家。当然，任何一个国家如果愿意的话，还完全可以从自己的预算中拨出更多的款项用于防务。
这是乌托邦式的梦想。我在阿拉伯国家联盟中非正式地兜售此项计划，发现太难使人接受，因此连正式提出来都不相宜。尽管如此，我在就职后不久第一次与其他阿拉伯国家的参谋长们开会时，还是坚持一个数字一个数字地宣读了收入和防务开支对比表，提请他们注意存在着的悬殊现象。但是遗憾得很，我未能提出任何消除这种现象的计划。
如此说来，要找到从根本上解决阿拉伯军事合作问题的办法是不可能的了。然而，这仍然是我的任务。那么，能找到其他办法去动员阿拉伯部队迎接即将到来的战斗吗？
十月武器交易
但是，我们首先要解决一个更带根本性的问题：进行什么样的战斗？
一九七一年七月六日至七日：我在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几名成员的陪同下视察亚历山大的海军部队和基地。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定于七月八日在开罗举行全体会议，因此我认为我们这些在亚历山大的人召开一次预备会议是合适的。七月七日，我们在亚历山大海军学院开会。我根据我们的空军较弱所带来的局限性，扼要地谈了可供选择的切实可行的进攻方案。许多与会者似乎被我说服了。七月八日：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举行全体会议，由国防部长萨迪克主持。在埃及的进攻方案上，萨迪克和我之间发生了第一次冲突。我们的不同观点已在第二章中提到。从萨迪克在会上所作的争辩来看，他的想法是：“让我们确定尽可能美好的目标，而不管有没有所需的手段。然后，我们再集中精力获取为实现目标所需的手段。”我反对说，这可能适用于一个超级大国，或者一个得到超级大国无限支持和保证的国家。我们既没有超级大国的无限支持，又没有超级大国的保证。我们得不到必要的手段。因此，我们必须在较有把握获得的手段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采取行动。
换句话说，军事决心取决于政治判断。我们可以指望从苏联人那里得到什么武器呢？
会上没有投票表决。萨迪克决定准备一次中等规模的攻势，以山口为我们的最后目标，与会者要计算出所需的武器装备。“四十一号行动”实际上就是在这里诞生的。然而，萨迪克和我继续在会外讨论，直到七月十五日左右我说服他执行“高尖塔”计划为止。这就说明了为什么这次会议和尔后几次会议的最后结果，象我在第二章所说的那样，是秘密达成妥协：同苏联顾问合作拟制“四十一号行动”计划——一举跨过运河和攻占西奈山日；同时以估计我们可能获得的极其有限的装备为基础，十分秘密地制订“高尖塔行动”计划——只限于扼守运河对岸的桥头阵地。然而，正当制订“四十一号行动”计划的工作到了紧要关头的时候，又插进了超级大国之间的另一次政治斗争。
九月份第一个星期：发生了兰多波罗事件、我们的情报部门破获了一个美国间谍集团。主犯是已经加入埃及籍的希腊人塔纳希·兰多波罗和美国驻开罗使团的一位斯温·哈里斯小姐。
兰多波罗作了彻底坦白，供出了亚历山大郊外加纳克利斯空军基地上的俄国人中向他提供情报的人。他的好友别列科夫先生一九六九年五月至一九七一年九月的在那里服务，然后给了他的接替者“维克托”先生一封介绍信，把他介绍给兰多波罗。维克托的助手“尤里”先生，与兰多波罗的关系同样密切。维克托和尤里曾到兰多波罗家中赴宴；兰多波罗经常在基地就餐，以致可以自由出入俄国人的营区。他甚至在那看过一场电影，放映的是一部苏联反特教育片。他饱览了新型混凝土防冲击波机窝——世界上第一种这样的机窝。他还十分熟悉基地上流传的小道消息：苏联的雷达不是他们所拥有的最好的雷达；保卫苏联基地的萨姆导弹是哪些型号；苏联人对埃及的能力有何看法。他是一个有用的间谍。
九月六日：在这次间谍事件的喧嚣声中，我们召开了一次会议，讨论总司令部在苏联顾问协助下汇编的“四十一号行动”所需武器装备的清单：我、巴格达迪（空军）、穆罕默德·阿里·法赫米将军（防空军）、马姆杜·图哈米将军（作战部长）、奥马尔·戈哈尔将军（组织部长）——总司令部的内层核心人物——参加了会议。我们同意了这份长得吓人的清单。于是，我把它交给了萨迪克。
九月十二日：根据总统的命令，我拜会了苏联顾问团副团长什瓦尔兹将军（苏联顾问团长奥库涅夫将军不在市内），向他通报我们从塔纳希·兰多波罗案件中获悉的涉及苏方保密工作的情况。我说：“兰多波罗告诉哈里斯的情况无疑会传给以色列。但是，为了避免损害我们同苏联的友谊，总统已经决定了结此案。我们相信，作为朋友，苏联人将会教育其人员提高警惕，以免将来再牵连到这种事情中去。你们对已经牵连进去的人员采取何种措施，悉听尊便。”
什瓦尔兹答应立即采取措施。次日，他告诉我，所有牵连进去的人均将遣送回国。至于斯温·哈里斯小姐，总统下令在几天内释放。这样，就剩下塔纳希·兰多波罗一个人来付出全部代价了。
九月二十一日：国防部副部长阿卜杜勒·哈迪尔·哈桑将军飞往莫斯科参加武器交易的预备性谈判。这笔武器交易是根据“四十一号行动”的需要进行的，总额为一亿三千万卢布，约合一亿九千五百万美元。
对于从苏联获得的武器的质量和数量，埃及从来都没有最后的发言权。两国一致同意的武器清单总是要经过谈判才能定下来。谈判时要考虑四个主要因素：苏联是否准备提供这些武器，埃及财政上的支付能力；苏联是否愿意为武器交易提供贷款，埃及掌握这些武器的能力。一九七一年十月的交易虽然是迄今最大的一笔交易，但是也只是妥协的产物。决不能认为它可以满足“第四十一号行动”的需要——差得太远。然而，它总算向前迈出了一大步。
在同苏联人进行的这类谈判中，哈桑总是担任埃方代表。陪同他前往的有组织部长奥马尔·戈哈尔将军。
十月八日：谈判进展顺利。萨迪克将军飞往莫斯科签字，并于十月十六日返回。
十月十七日：召开高级指挥官会议讨论这笔交易。萨迪克主持会议。苏联将提供下述武器装备：
——十架图-16轰炸机，携有空对地导弹，可命中将近九十五英里远的地面目标；
——一百架米格-21MF飞机，其中五十架年前交货；
——二十架米格-23飞机，一九七二年提供，配备苏联飞行员，直到埃及人可以代替时为止；
——一个旅的“瓜得拉特”式机动萨姆导弹，西方称之为萨姆-6；
——一个营的180毫米火炮；
——一个营的240毫米迫击炮；
——三座PMP型舟桥。
苏联人还同意对埃及的军火工业提供大规模援助。他们将帮助我们生产下述武器：
——D-30型122毫米火炮；
——23毫米双管高炮；
——AKM自动步枪；
——RPG反坦克火箭筒。
苏联人还将援助我们大批生产弹药：23毫米高射炮弹；B-10型82毫米无坐力炮炮弹，120毫米迫击炮弹，M-30型火炮122毫米炮弹，D-30型火炮122毫米炮弹；M-46型火炮130毫米炮弹；152毫米榴弹炮弹，RPG火箭弹；RKG手榴弹。
苏联人还将负责在埃及建造一些工厂，以便提供其他某些装备和零配件。一座为米格-17、米格-21和苏-7飞机制造零配件的工厂；一座制造副油箱的工厂，一座制造B-15型雷达的工厂，一座制造R-123和R-124型坦克电台的工厂。
在作战问题上，苏联国防部长安德烈·格列奇科元帅同意了埃及的下述要求：已经驻扎在埃及的苏联各歼击机中队应分担我们的防空任务，其防空范围的东界远至埃以部队接触线以东十二英里处。（当地苏联指挥官曾要求将其作战行动局限在东经三十二度以西。）
萨迪克告诉我们，他已经要求苏联人也在埃及生产米-24直升机。苏联的政治领导人拒绝了这一要求，但是格列奇科私下对萨迪克说，他以后将重新考虑此事。
十一月四日：总统召集其主要军事顾问开会。与会者有萨迪克、我、哈桑（国防部副部长）、巴格达迪（空军）、法赫米（防空军）、纳希夫（总统卫队）和奥库涅夫（苏联顾问团长）。总统宣布了三点：
一、他昨天召开了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并且命令该委员会动员全国力量支援即将发起的突击。
二、他立即自任武装部队总司令。
三、他将在十一月十一日宣布撤回二月四日的和平倡议。在那个倡议中，他曾表示愿在某些条件下重新开放运河。
他对奥库涅夫将军说：“有一事奉告，我已经通知美国人，我们哪怕只有步枪，也要进入西奈。”作为回答，奥库涅夫提供了三条消息。图-16飞机不久将与教练组一起到达；苏联人将立即着手训练我们的飞行员和领航员。苏联国防部长格列奇科元帅要求在苏联训练我国的“瓜得拉特”导弹旅人员，因为不能在埃及建立训练设施。（总统立即回答说，他希望在埃及训练，并将努力克服任何障碍。此事未有定论。奥库涅夫必须向莫斯科汇报。）最后，奥库涅夫说，他已收到从苏联寄来的通过卫星侦察西奈的胶片，可供我们使用。
会议结束时，总统命令萨迪克在国防部为他准备一套永久性办公室，以便随时可到总司令部办公。萨迪克很快在国防部大楼的二层拨出了一套房间，并且备有专用电梯，因为总统的心脏衰弱。（参见，附录《对萨达特召集的会议的评论》。）
十一月十九日：总统在因沙斯空军基地召开会议，与会者有萨迪克、我、巴洛达迪、纳希夫、胡斯尼·穆巴拉克将军（空军参谋长，系空军中仅次于巴格达迪将军的二把手）、奥库涅夫和苏联驻埃及大使弗拉基米尔·维诺格拉多夫。
萨达特总统说：“唐纳德·伯格斯（美国国务院负责照顾美国在埃及利益的官员）昨天会见了我。我告诉他：根据我迄今同你们美国人打交道的经验，我无法给予你们以任何信任；我提出了重新开放运河的倡议，你们现在却试图暗中破坏，把它变成某种新的交易，使之只对以色列有利。美国人过去问过我，如果以色列真按我的倡议撤退，能否延长〔原为六个月的〕停火期。我回答说可以延长，每次延长三个月，至多到一年为止。昨天，我撤回了这一切答复。伯格斯问我：‘我可否通知华盛顿说，您对我们不信任，而且不再同我们打交道，除非以色列答复雅林大使提出的问题了’我说：‘可以。’”
“接着，伯格斯先生对我说：‘我们知道你们现在有了新的能发射超音速导弹的图-16飞机。这种武器系统主要是对付军舰的，因此美国深为不安。我们别无他法，只能把引进这种武器视为该地区美苏力量对比中的一个重大要素。’”
“我告诉伯格斯：‘我不会对美国宣战。但是你要明白，我们将以对以色列内地的袭击来回答对埃及内地的袭击。你们不应当表示不安，而应当感到羞耻。你们向以色列提供了‘鬼怪’式飞机，用来袭击我们的心脏地带。但是，当我获得一种回击武器的时候，这时，只有在这时，你们就表示不安了。这是为什么呢？’”
总统继续说道：“现在美国人已把达扬将军召往华盛顿，毫无疑问，他们将把我们的图-16飞机的情况告诉他。我担心敌人知道后会发动一次突然袭击。为此，我要求苏联向我们提供其M-500（米格-25）飞机和卫星侦察西奈与以色列的情况。”
空军司令巴格达迪曾一度打断总统的讲话，表示担心图-16飞机的导弹不管用。他的主要技术顾问显然告诉过他．这些导弹的最大时速只有七百五十英里。在他看来，任何时速小于二马赫的导弹都没有什么用处。奥库涅夫将军回答说，巴格达迪了解的情况有误。于是，他说出了真实的性能数据。（我认为没有理由泄露一个友好国家的军事秘密，所以在此略去了这些数据。）奥库涅夫还说，问题在于训练。图-16飞机的领航员需要五百个小时的训练。
接着，巴格达迪提出了另一个问题：“一九七一年（十月）答应给我们的五十架米格-21MF飞机需要三个月才能作好战斗准备，因此我们希望这些飞机能尽快到达。负责保养其发动机的车间亦未准备就绪。我们希望苏联立即采取措施完成它。”
总统转向苏联大使说道：“我请阁下要求苏联领导人尽快送来我们已经商定的武器装备，并将预计的到达日期告诉我们。我还希望飞机工厂和维修车间的工程能够加速进行。”
我们同苏联的关系似乎从来不曾象现在这样富有成效过。十月份的交易将使我们获得所需的武器。苏联在埃及的代表们显然也渴望消除存在着的任何问题。会后，我满怀信心地陪同总统巡视部队。当天视察了特种部队和第2军团的部队。在伊所梅利亚过夜后，我们又驱车前往视察第3军团的部队，并于十一月二十日返回开罗。
现在是将注意力转向其他盟友——我们周围的阿拉伯国家——的时候了。十一月二十一日至二十六日，我会见了所有阿拉伯国家的武装部队参谋长，为十一月底我第一次参加阿拉伯联合防御理事会会议作准备。不料，这次会议不仅对于我们寻求援兵十分重要，而且还标志着萨迪克将军和我之间发生分歧的开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