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的工具
一九五二年革命后，纳赛尔总统委任阿卜杜勒·哈基姆·阿密尔元帅掌管武装部队。那时，阿密尔元帅首先关注的是防止政变重演。为此，他决定将总司令部内的三个部——国防情报部、军官部和财务部——置于他个人的直接控制之下。控制了这三个部，他自然就控制住了武装部队的其他各个部分。通过国防情报部，他可以知道谁“忠诚”、谁不“忠诚”。通过负责任免和升降的军官部，他可以提升效忠者和贬黜可疑者。通过财务部，他可以象他惯常所说的那样“当场”解决问题。忠心耿耿可以得到优厚的报酬。
继阿密尔之后担任国防部长的人——起初是法齐将军，后来是萨迪克将军——继续执行这一套。权力是迷人的，除了圣人之外，谁乐意放弃权力？再说，世界上又有多少军队里拥有圣人呢？从我个人来说，作为参谋长，已经是够忙的了，无暇涉足权力斗争。此外，萨迪克和我从一起充当低级军官时起，迄今己是三十年的老朋友了。但是，一系列的微不足道的小事却导致了我们之间的对抗。
萨迪克当过国防情报部长，熟悉该部的大多数人员。他甚至不向现任部长打招呼就给该部人员打电话。相比之下，我对国防情报部知之甚少，而且不那么关心，只要他们能够满足我对准确敌情的需要即可。但是，我刚担任参谋长不久，就首次领教了国防情报部存在着的问题的复杂性。
有一次，我在常去的俱乐部——赫利奥波利斯体育俱乐部——同一位曾经为国效劳、成绩卓著的退休埃及大使闲谈。他突然告诉我说，他不能获得离开埃及的签证，连出国度假也不行，除非他有武装部队表示同意的公函。理由是他十八年前曾是一位军官。我对这条无聊的规定大惑不解，于是答应调查一下。国防情报部长证实了这条规定。我让他取消这一规定，他客气地请我同国防部长商量。萨迪克否决了我的意见。在国防情报部长的合作下，我获悉国防部长掌握着一份禁止出国人员的黑名单。取消了上述规定，就要允许他们离境。我建议将名单交给发签证的警察部门，让没有上黑名单的军官通过正常途径获得签证，从而省出数以千计的工时。萨迪克说：啊！那样就会泄露有黑名单一事；“为了安全方面的理由”，我们连有黑名单一事也必须保密。商量到此结束。“为了安全方面的理由”，这是任何独裁政权采取任何镇压行动时惯用的借口。
但是，这仅仅是冰山之尖，是埃及政治领导人手中庞大的安全机构的极小一部分。埃及统治者支配着三个相互竞争的情报部门。国防情报部隶属于国防部长。国家情报局由总统直接控制。秘密调查部由内政部长掌管。前两个机构在国外派有代表。所有三个部门都对埃及公民进行暗中监视，在武装部队中则尤其如此。
尽管在这些部门的装备上滥花了不少钱财，但他们使用的方法仍很原始。例如，国防情报部的每个特工人员（我提到国防情报部，是因为我经常看到他们的情报）听到什么谣言、奇闻和零零碎碎的小道消息都往上报告。由此而拼凑成的大杂烩，则作为“武装部队中的意见”搁到总统的办公桌上去。在我召开的一次战地指挥官和参谋人员的每月例会上，我批评了这种蠢事。国防情报部副部长也在座，所以我问他：“如果我们真想知道武装部队中对某件事的意见，为什么不用科学方法搜集意见呢？为什么不向精心选定的一批具有代表性的人发出征询单呢？应当以民意测验的方式宣布调查结果，而不要依赖那些乱七八糟的小道消息。”战地指挥官们热烈地支持我的意见。在国防情报部呈送给总司令部和总统的与战地指挥官或其部队有关的报告中，常有谎言、歪曲或差错。因此，我看没有哪个战地指挥官不曾深受其害。
我明白，尽管提出了意见，但不可能被采纳。国防情报部是归国防部长管辖的。国防部长主要是根据总统的需要行事，而总统需要的是制造竞争。每个部门的报告都送给总统。如果两个部门报告了同一个谣言，而第三个部门未报，那就会立即怀疑第三个部门密谋封锁消息。这就是埃及——一个领导人不相信人民的国家。
那些可对埃及作出许多贡献的人应有锦绣前程。可是，他们的一生却被不声不响地行使专制独裁权力的人毁掉了。埃及的一套组织机构既为这种独裁权力服务，又助长了专制独裁之风。萨迪克对军官部的控制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作为参谋长，我担任了高级军官委员会的主席。该委员会由十五名将官组成，负责高级军官的晋升、解职、惩罚和其他一切有关事项，只有任命新职和军区之间的调动除外。我们严肃认真地对待这项工作，有时在一个人的问题上就要花费若干个小时，会议也许会持续好几天，然后才根据多数人的意见作出决定。我们的决定要呈请国防部长批准——我以为这只是例行公事，因为他很难在五分钟之内就把我们可能花了好几个小时才作出的决定推翻掉。其实不然，在一、两个军官的前途问题上，萨迪克根本无视这个委员会的意见。当我表示反对时，他回答说，他比委员会更了解他们（但他从来没有具体说出个所以然来），他有权批准或否决我们的决定。我说，既然如此我和十四名高级同僚们的时间就白费了：“您为什么不自己动手而给我们省去麻烦呢？”但是，作为萨达特政变的三名主要支持者之一，萨迪克必然显得根子深、地位牢。他也必然会迷恋权力。起初，权力使他沾沾自喜。我记得在一次出访沙特阿拉伯之前，他挥舞着萨达特致费萨尔国王的一封信夸耀自己。萨达特在信中告诉费萨尔国王：“我完全信任萨迪克将军。他所说的或承诺的任何事情都是以我的名义那样做的。您可以象亲自与我会面那样同他谈话和打交道。”后来，他就被权力腐蚀了。他常常乘坐从我国民航部门调来的波音飞机旅行，而不顾商业班机的日程被打乱或收入受损失。受到青睐的军官可以自由地出国旅行和到外国治疗在埃及国内完全可以治愈的疾病。这一切都是司空见惯的收买——而不是通过自己的模范行为去赢得——人心的小花招。
到一九七一年底，萨迪克逐渐露出了自命不凡的神气，似乎他说什么都是正确的。即使如此，若非萨迪克的政治观点也同样令人不能容忍的话，我们之间的纠葛本来仍有可能只属于个人之间的微小芥蒂。他极端厌恶共产主义，以致认为任何同苏联或其使节稍微保持一点友好关系的人都是共产党人，因此也就是他的私敌。萨迪克对共产主义的敌视，使他看不到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共产主义，与作为一个拥有国家利益和全球利益的超级大国的苏联之间的区别。这种敌视还使他看不到苏联对埃及不可或缺这一战略现实。随着我国同苏联关系的恶化，萨迪克反而兴高采烈地推波助澜。
但是，我们在对外政策上的第一次冲突，却不是在如何对待苏联的问题上，而是在埃及需要阿拉伯盟友提供何种援助的问题上。
一九七一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至二十九日：第十二届阿拉伯联合防御理事会在开罗举行会议。这是我担任阿拉伯国家联盟负责防务的副秘书长后参加的第一次会议。我将各国防务预算合在一起使用的第一次大胆的梦想刚刚破灭。但是，我不因此而气馁。我提出了两项计划。第一项计划是作为真正动员阿拉伯军事力量的另一种办法提出来的。第二项计划则是进行一次简单的技术性作业。
第一项计划是修改过的动员计划。我提出这个计划是出于三个希望。我想使前线国家避免为了进行一场与每个阿拉伯国家都有关系的斗争，而去乞讨金钱。我还想使那些不处于前线的阿拉伯国家既感到自豪，又感到内疚：为积极参加战斗而自豪，但将自己所效的微薄之力同前线国家的巨大负担相比较时，又感到内疚。我的第三个希望是节省金钱，首先是节省时间。
使所有三个希望都能实现的那个计划很简单：要更多的人，而不是要钱。金钱本身不能打仗。将金钱变成战斗力至少需要两、三年的时间一一往往更长，而且也不见得会有多大成效。一支现代化野战部队的开销极大，不仅武器装备的代价日益上涨，而且训练和活动维持费也不断上升。（训练一名飞行员，使之达到最低的战斗要求，要花三至五年的时间和至少一百万美元，此外还要加上他所在的那支空军部队的装备采购费和活动维持费。）我研究过每个阿拉伯国家的部队，估算了每个国家可向哪条战线派出多少有价值的部队而不危及其国内安全。我开列的清单使我振奋：
伊拉克——两个霍克公司制造的“猎人”式飞机中队（可用于约旦战线），三个米格-21飞机中队和一个米格-17飞机中队（可用于叙利亚战线），一个装甲师和一个机械化师（可用于约旦战线）；
沙特阿拉伯——两个“闪电”式飞机中队（可用于约旦战线）；
利比亚——一个“幻影”III型飞机中队（可用于埃及战线）；
阿尔及利亚——两个米格-21飞机中队和两个米格-17飞机中队（可用于埃及战线）；
摩洛哥——一个F-5飞机中队和一个装甲旅（可用于埃及战线）。
以上总计：六个歼击机中队（五个米格-21中队，一个“幻影”III型中队），八个歼击轰炸机中队（两个“猎人”式中队，两个“闪电”式中队，三个米格-17中队和一个F-5中队），一个装甲师，一个机械化步兵师和一个独立装甲旅。这是一支有用的力量。可想而知，当那个其部队受益最大的人——埃及自己的国防部长猛烈反对我的计划时，我是多么地吃惊！
在提交阿拉伯联合防御理事会之前，我没有将此项计划告诉萨迪克。我是认真对待我所担任的阿拉伯国家联盟负责防务的副秘书长这个职务的。作为在泛阿拉伯组织中任职的人，我为什么要先于他人而通知埃及的国防部长呢？我认为没有理由这样做。诚然，我是为埃及服务的军官。但是，我认为必须划清我的国籍与我在泛阿拉伯组织中所承担的义务之间的界限。萨迪克却不这么看。当我向阿拉伯联合防御理事会会议披露我的计划（主要是适时提出计划，而没有交代我私下认定的理由）时，萨迪克塞给我一个条子，上面写着：“您的行动是违反埃及利益的。”我不同意，丢开了条子，继续陈述我的计划。
萨迪克恼羞成怒，在午间休息用餐时逼问我：“你怎么能要部队而不要钱？我们要钱！”
我说：“您在这里是代表埃及的。您有什么话都可以说，并且交付讨论。我在这里不是代表埃及，而是代表阿拉伯国家联盟的。我必须发表我认为对于所有阿拉伯国家都合适的意见。”
他说：“我是你的部长。”
我回答说：“作为国防部长，您肯定有权管我这个参谋长。但是您要明白，您的权力管不着我所担任的阿拉伯国家联盟负责防务的副秘书长这个职务。”
他说：“可是，只是因为你是埃及参谋长，你才当上了阿拉伯国家联盟负责防务的副秘书长。”
我回答说：“我明白。但是，我不会仅仅为了保住我的参谋长职务而出卖作为阿拉伯国家联盟负责防务的副秘书长的行动自由。您要认清这一点。”
萨迪克咆哮起来：“我要将你的行为报告给总统。”
我说：“您当然可以。”
复会后，我的计划获得一致通过，因为萨迪克很难公开表示反对。我受权视察那些提供援兵的国家，设法使部队得到适当的训练和装备。我庆幸自己获得了一大胜利。
相比之下，我的第二个建议——测绘阿拉伯海岸的水道图——似乎一帆风顺。阿拉伯海岸线长达一万多英里，稍长于美国的海岸线，而仅次于苏联的长达一万二千四百英里的海岸线。我发现，我们没有质量较好的沿海海图。对此，我深为懊悔。阿拉伯国家的海军仍在使用英国人和法国人留下来的海图，这些海图现已陈旧过时而且不准确。我认为，我们没有理由不为自己测绘新图。由于防务上的原因，大比例尺海图要保密，这就尤其要求我们自行测绘。埃及拥有水道测量人员。这项工作的花费也不大。我发现，我们可以用一百五十万英镑从英国购进两艘装备得合乎我们需要的船只。经费恰好也不成问题。一九六四年一月的一次阿拉伯国家首脑会议决定成立阿拉伯联合军事指挥部。该指挥部于一九六七年三月中止活动，此后逐步自行消亡，但是埃及银行中仍有一笔存在该指挥部名下的为数三百万英镑的款子。这笔款子属于整个阿拉伯世界，只有阿拉伯联合防御理事会有权动用它。我建议用这笔钱作为测量经费。我的计划立即获得一致通过。这也导致了我同萨迪克的冲突。
同俄国人之间的问题
十月份达成的协议给埃苏关系带来的光辉很快就暗淡下去了。十月协议规定年底之前交付武器。武器如期交付了，但是没有给我们留下足够的训练飞行员和领航员的时间。因此，当一九七一年结束的时候，我们的战斗力丝毫没有增强。（具体地说，训练米格-17飞机的飞行员驾驶米格-21，至少需要三个月的时间；训练图-16飞机的空勤组，主要是领航员，需要九至十二个月的时间。）人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出，苏联人不赞成我们在萨达特总统天天高喊的那个“决定性的一年”告终之前发动攻势。有趣的是，在大肆宣传了一通“决定性的一年”之后，为了挽回面子，萨达特试图宣称武器实际上尚未交付。
一九七一年十二月二十日：苏联大使维诺格拉多夫会见萨达特。后来，萨达特告诉我们，苏联大使通知他，苏联的侦察活动发现了以色列在西奈集结的部队愈益增多，他说，苏联人还已获悉，以色列已经得到了美国的新保证，保证在战火一旦重燃时给予支援。以色列还很有可能同时进攻一个以上的阿拉伯国家。
十二月二十五日；格列奇科抵达开罗。他是在从摩加迪沙返回莫斯科的途中在此停留二十四小时的，因此不是正式访问。但是，这次访问刚好是在印巴战争结束之后（这场战争以割让东巴，更名孟加拉国而告终），因此在国际斗争中无疑有点儿用处。他也可能是从苏联顾问那里听到了我们表示不满的意见，因此希望亲自了解一下情况。他的情绪很好。我从来不曾看见他象在当晚苏联使馆为他举行的宴会上那样愉快过。他爽朗地说：“请想一想吧！我们这批人昨天还刚刚在印度洋洗过一次海水澡呢，”他的话没有被人忽视。这是一个明显的信息，说明苏联已经作好准备，愿意而且能够援助它的朋友。
一九七二年一月二日：新年到了，萨迪克对苏联的批评变得更加刺耳和露骨了。总统召集了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会议，我倒想看看有多少人同意萨迪克的观点。我的笔记归纳了萨迪克对政治形势分析的要点：
——美国人正给予以色列充分的支持，而苏联人尚未把去年十月答应了的东西交给我们。再说，哈桑将军做成的这笔交易也没有把人家答应过萨达特的全部武器都包括进去。
——美国人不会对以色列施加压力。他们现在把自己所起的作用称作“催化作用”。
——一九七一年本来应当是我们的“决定性的一年”。但是，苏联未能供应武器，加上印巴战争爆发，总统就不得不三思而后行了。
接着，萨迪克要我们估计军事状况。
法赫米（防空军）说：“我的难处是要我用防御性武器准备一场进攻战斗。”
法赫米（海军）说：“我们必须对苏联人施加压力，迫使他们将那些武器送来。如果他们不答应，我们可以对苏联船只部分地或全部地关闭我们的港口。”
巴格达迪（空军）说：“我需要一种威慑飞机〔亦即能在以色列轰炸埃及内地时予以回击的飞机〕。它应当是一种歼击轰炸机，时速约为二马赫，有效载重大，而且航程能达到敌方内地。”
阿里·阿卜杜勒·哈比尔将军（中央军区）说：“我们武装部队的缺陷使我们不可能发动一次成功的攻势。主要的弱点在于我们的空军，我们还缺乏运输工具和通信设备，而且无力找到以足够快的速度在地雷场中开辟通路的办法。”
赛义德·马希将军（炮兵）说：“我们必须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行事。”
我说：“我们的武装部队尽管有不少缺陷，但能发起一次有限的攻势。总统应当同苏联人联系，同他们解决一下对我们的计划工作有影响的一些重大问题。例如，苏联人在埃及有不少部队：两个歼击机旅、一个防空师和若干电子战部队。我们必须知道，一旦我们发起突击，这些部队将采取何种立场，特别是那些负有支援进攻任务的电子战部队将起什么作用。”
萨迪克总结说：“我们都准备打仗。但是除非有胜利的保证，否则我们不要就战争问题作出决定。我国经不起再一次失败了。我们的部队有许多缺陷。我们必须在投入战斗之前弥补这些缺陷。至于我，我将试图通过向西方集团采购武器来弥补某些不足。总统先生，我一旦完成了这项工作，马上就向您报告。”（参见附录《对萨达特召集的会议的评论》。）
一月二十四日：萨迪克向几千名军官发表讲话。他告诉他们，苏联人没有提供我们所需的武器装备。他们故意阻挠埃及的进攻。除非总统能在二月初访问莫斯科时达成新的协议，否则我们将到世界上的任何地方去购买武器。他提醒大家注意：俄国人散布谣言说，我们的部队已经得到了所需的一切，但是指挥官们不愿意打仗。萨迪克叫他们不要听信这种谎言。这是他迄今所作的对苏联的最直率的攻击。
征集援兵
一月二十七日：我为动员阿拉伯国家自己的力量而作的努力进入了第二阶段。阿拉伯联合防御理事会已于去年十一月作出决定，让我周游阿拉伯世界，估计增援能力。但是，我需要得到总统的准许才能离开埃及。我摸不准萨迪克是怎么向总统汇报阿拉伯联合防御理事会会议情况的，因此我只是写了一个简短的便笺，请萨达特准许我访问利比亚，阿尔及利亚、摩洛哥、伊拉克和沙特阿拉伯。几个星期过去了，但仍无回音。今天，我要求他作出决定。
他说：“我不同意。这是浪费时间。其中唯有利比亚和沙特阿拉伯之行会有用处。其他国家会利用你的访问进行宣传，而对于战斗则不作任何贡献。”
我提醒他注意，我将以阿拉伯国家联盟负责防务的副秘书长的身份，而不是以埃及参谋长的身份出访。
他说：“即使如此，也没法隐瞒你是参谋长这一事实。”
我回答说；“总统先生，我知道埃及同阿尔及利亚、伊拉克和摩洛哥的关系不好。即使如此，如果我们能从他们那里得到什么对战斗有用的东西，那我们就得到了。如果得不到，我们也没有失掉什么。”
萨达特大声说道：“听着！你是一个职业军人。你对政治一窍不通。我搞了二十年的政治了，我看透了这些人。有时，他们讨价还价；有时，他们只是提出批评；还有的时候，他们答应了，但过后又提出一些令人接受不了的条件。同他们打交道根本没有任何希望。你怎么可能访问一个一贯攻击我们和批评我国政策的国家呢？”
我尽量冷静地说：“总统先生，毫无疑问，您自己以往的痛苦经验已经使您放弃了合作的希望。但是，我提醒您注意先知的格言：‘爱友勿太甚，他有朝一日也许会与你为敌。恨敌勿太过，他有朝一日也许会与你为友。’”
停了片刻，总统说道：“我从未听到过这句格言。听起来是句至理名言。请再说一遍。”
我重复了一遍。他突然放声大笑：“真主保佑你，你去出访吧。”
二月二日：萨达特总统飞往莫斯科。
二月六日：我飞往阿尔及尔——我根据阿拉伯联合防御理事会的决定而出访的第一站。访问阿尔及利亚之后，我将在回国途中先后访问摩洛哥和利比亚。
二月七日：我与胡阿里·布迈丁主席举行了第一次会谈。这实际上是埃及高级官员为修补一九六七年以后的相互指责在两国之间造成的裂痕而作的首批尝试之一。然而，在我说明自己的使命之后，主席马上表现得十分热情，只不过还有一点怀疑——他对此毫不隐瞒。他怀疑我们是否真想打仗。他说：“但是您可以放心，一旦战争爆发，我们定将派出我们能够抽调出来的每一个士兵去同我们的埃及兄弟并肩战斗。”
我回答说：“主席先生，我理解您的疑问。即使在埃及，也有许多人不相信会有战争。但是，如果阿尔及利亚或任何友好国家的部队事先没有为了执行任务而进行训练和准备，那么，一旦战争来临，那就为时过迟，而无法很好地使用这些部队了。我们的进攻计划必须立足于现有的部队，而不能依赖尔后可能参战也可能不参战的部队。再则，除非这些部队完全置于我们的指挥之下，否则我们也不能将其纳入我们的计划。”
布迈丁说，他明白其中道理。但是，如果阿尔及利亚部队驻扎在埃及，无限期地等待可能永远不会到来的战争，那该怎么办呢？他说：“我们阿尔及利亚人生性急躁，不善于等待。我们的士兵离开这里去埃及时，将会士气高昂、精神焕发。如果不得不在那里闲逛，他们就会惹事生非。此外，他们还会要求把家属送去，或者总是想请假回国探亲。如果在确定了战争日期之后再派他们去，我们就会免去这一切麻烦。”
我们达成了妥协，一致同意不在战前超过三个月的时间内召唤阿尔及利亚的援兵。
在我们的讨论中始终隐伏着布迈丁对我国领导人的憎恶之情。他从来不提及萨达特，而代之以“你们埃及人”。他说：“你们埃及人还在攻击我，总是声称我在纳赛尔总统逝世后想当阿拉伯世界的领导人。这不是事实。我要向你们埃及人讲明白，我想都没有想过这回事。我只要求我们携起手来，真正致力于把以色列人赶出我们被占领的领土。眼睁睁地看着这样一个侵略和扩张的小国占领着我们的土地，而我们这些阿拉伯国家却不能鼓起斗志将它驱逐出去，这真丢人！”
我花了两天的时间视察阿尔及利亚的陆军和空军部队，并且得到了深刻的印象。阿尔及利亚独立时两手空空、一无所有。当时，它的法国色彩比阿拉伯色彩更浓。独立后的十年中，在武装部队的建设方面，如同整个社会的情况那样，阿尔及利亚“阿拉伯化”的成就超出了我的预料。
我还了解到我们之间留下了一个什么样的小问题在作祟。我被告知，一九六九年，阿尔及利亚从埃及撤走它的一个旅时，只撤走了人员和轻武器，而把重装备留在埃及。阿尔及利亚人只要求打个收条，以便销账。我说，我对此毫无所知，但是我将解决这个问题。回到开罗后，我将此事解决了。为了表示感谢，阿尔及利亚在一九七二年十二月送给我们二十四门中型火炮。
二月九日：我到摩洛哥会见了哈桑二世国王。欢迎仪式使我不禁眼花缭乱起来。我本来以为国家元首会站在办公桌旁欢迎我，室内也许还站着他的顾问们。这是通常的情景。结果并非如此。当我在他的国防大臣穆罕默德·乌弗基尔将军陪同下驱车到达王宫时，发现那里排列着身穿光彩夺目的传统服装的仪仗队。我们走过列队欢迎的部属，被介绍给国王的一位侍从，他手持一柄长长的权杖，用它碰击国王办公室的大理石地板，宣布我的到来。我断定，哈桑是在把东方的显赫排场同西方的华丽装饰结合起来。（我在那个非凡的国家度过的几天证实了我的看法。这个国家非常富有东方色彩，然而同时又受到了西方的极大影响。）
我说明了我的计划之后，国王说道：“摩洛哥武装部队归您支配。我国人人都很高兴看到我们的部队为阿拉伯事业而战。”
我尽量得体地说：“陛下，我来的时候已经对您的部队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但是，我不了解——比如说——你们的训练方式是否与我们相同。如有机会参观一下部队，看看哪些部队最适于担负我们面临的任务，我将感激不尽。”
哈桑庄严地指示乌弗基尔：“从明天起，沙兹利将军可以参观和挑选任何一支部队。”他转身对我说：“参观之后，来告诉我您需要什么。但是，务必请您在来访期间看看我们的国家。”他指着乌弗基尔说道：“乌弗基尔将军将会满足您的一切要求。”话题转到政治问题上的时候，哈桑象布迈丁一样也有满腹牢骚。他的牢骚是针对利比亚的卡扎菲主席的。他说。“他的电台每天要花一个多小时的时间谩骂和攻击我们。这是为什么？他要我们干什么？我们怎么得罪他了？把我们的精力用在相互攻击上，与用于对付我们的共同敌人相比，哪个做法更明智？”
在同他的陆军和空军一起度过令人兴奋的两天之后，我回到国王那里，提出了他能提供哪些增援部队的建议。他能提供的增援部队与我当初的设想相同：一个F-5飞机中队和一个独立装甲旅。哈桑表示同意。我们讨论了这些部队的弱点、克服办法、调往前线的方法以及所需的补给品和弹药。当我起身告辞的时候，哈桑国王兴致很高。
他说：“沙兹利兄弟，您有朝一日可能撰写回忆录。我告诉您，您定会在其中写上：‘哈桑国王履行了自己的诺言。’”
我微笑道：“陛下，我希望会写。”
二月十二日：我在的黎波里革命委员会紧急部会见了穆阿迈尔·卡扎菲上校。在场的还有总理阿卜社勒·萨拉姆·贾卢德少拉、参谋长阿布·贝克尔·尤尼斯中校、副参谋长穆斯塔法·哈鲁比少校和内政部长阿卜杜勒·穆奈姆·胡尼少校。他们都是革命委员会成员。办公室很简陋，我们都穿着战斗服，就象在某个遥远的沙漠据点里开会一样。我在开罗同卡扎菲见过好几次面，但是这次是我第一次同他亲切交谈。说实话，我不是去要武器的，而是去通报一下我访问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的结果，顺便访问一下驻在利比亚的埃及部队和人员。卡扎菲自己的部队太少，除了我们已有的“幻影”III型歼击轰炸机之外，他们没有什么对我们有价值的东西。
卡扎菲自从一九六九年九月上台以来，花了很大的气力去建设强大的现代化武装部队。他的雄心超出了他的国力。利比亚有钱，但是没有所需的人员和技术基础。因此，他十分依赖埃及。数以千计的利比亚学员在我们的军事院校里学习。埃及得到了慷慨的报答。卡扎菲从法国买来了“幻影”III型飞机，其数量之多超出了利比亚所能掌握的限度。于是，他建议由埃及人使用利比亚护照去法国受训，然后就驻在利比亚。其中一个中队完全配备埃及人，准备在需要时飞往埃及。除了某些火炮和装甲输送车之外，利比亚也许就不能向我们提供什么了。至于提供大部队，则肯定不可能。
当我把会见其他几国领导人的情况告诉卡扎菲时，他表示根本不相信哈桑会派部队。我说，我想他会派的。
卡扎菲问道：“您怎么这么有把握？”
我说：“我已经同人们打了三十多年的交道。我想我能够分清谁说的是真话、谁说的是假话。”卡扎菲环视了一下他的同僚们，然后说道：“如此说来，哈桑想必是觉得受到了自己人的威胁，因此决定把他们逐出国门。”我认为卷入这种谈话是不恰当的，于是插话说：“主席先生，就算您说对了，只要我们有了这些部队参战，那对您或者对我们又有什么不好呢？”
卡扎菲点头说：“您说得对。那不会有什么影响。”此后，他又高兴起来了。在会见结束时，他说：“弟兄们，看来我们所谓的战争阿拉伯化终于要实现了。”
二月十四日：我回到国内。当晚，我在欢迎保加利亚总理的宴会上遇到了总统。我三言两语地向他说明了这次出访获得成功。几天后，我向他呈送了一份全面报告。
后来，我去同他讨论这份报告。
我原以为他会很高兴。令我吃惊的是，他对这份报告置之不理。
他说：“你上当了。你在出访期间发表的声明使他们摆脱了任何指责或罪责，而你却两手空空地回来了。”
我提醒他注意布迈丁和哈桑的庄严保证，但他嘲笑地说：“哈桑国王已在阿拉伯首脑会议上说过同样的话，但他从来言而无信。至于布迈丁，我们怎么能提前三个月告诉他我们要进攻了？这个条件是无法接受的。”
他禁止我继续出访约旦，因为侯赛因国王同其他人一样坏：对阿拉伯事业不忠实，把自己出卖给美国人，不可救药。他说：“在任何级别上同这个人打交道都是浪费时间。我不同意你接受邀请。”我聊以自慰地认为，我的出访至少已经有助于打破埃及与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之间的坚冰。萨达特想必同意了这个看法。不到三个月之后，他飞往这两个国家进行了一次正式访问。
付款问题
二月十五日：我终于又回到了办公桌旁，开始研究总统在克里姆林宫的会谈成果。苏联人除重申根据十月协议所承担的义务外，还同意提供下列装备：
——二百辆最新式、最强大的T-62坦克；一九七二年二月提供十辆用于训练，其余在五月底以前交付。
——二十架图-22轰炸机（每架有效载重九吨），三月份可以交付两架，其余在年内交付。
——立即提供二十五架米格-17。
——用于提高我军电子能力的电子设备。苏联人还答应帮助埃及自制米格-21MF，工厂分几个阶段修建，到一九七九年全面竣工投产。
二月十八日：格列奇科元帅又到达开罗。这次是进行为期三天的正式访问。我们就军事问题进行了会谈，但是格列奇科的访问主要是出于政治目的。苏联人试图缓和萨迪克同他们的对立情绪，但是格列奇科未能如愿以偿。在一次会谈中，他们之间发生了非常激烈的争吵，以致会谈似有夭折之势。但是，会谈仍然继续进行下去了。他们两人甚至还私下去撒哈拉饭店吃饭。我受到了他们的邀请，但谢绝了。我想，如果他们是为了解决分歧，那么他们就需要尽可能地进行私下会晤。但是，他们无法解决分政。格列奇科走后，我私下里同萨迪克谈过此事，我发现他毫无妥协之意。他毫不动摇地确信，苏联在同我们合作方面没有“诚意”。
我认为，这种想法太幼稚。对我们说来，他们是必不可少的；但对他们说来，我们也是重要的——我们当时在为防空配系配备人员方面面临的问题就说明了这一点。
事情要回溯到一九七○年一月。那时，我国的防空配系处于崩溃状态，纳赛尔总统前往莫斯科请求苏联提供援助。苏联人派来了两个歼击机旅和一个防空师。协议的主要条款有三：一、埃及出钱购买装备，因此这些武器实际上属于埃及部队，只是，归友军使用而已。二、埃及向使用这些武器的人员提供给养和野战服装，并用硬通货向莫斯科支付他们的薪金——每个士兵每月一百五十英镑，军官每月一百七十英镑。三、在埃及训练出自己的人员后，苏联人员立即撤离。
然而，我国防空力量的发展杂乱无章，因此尽管制订了庞大的训练计划，直到一九七二年春，我们才有余力替换部分苏联人员。当然，我们当时希望尽快换下苏联人员，部分原因是为了节省硬通货，部分原因是出于民族自尊心。萨迪克写信给格列奇科，要求撤走十八个防空导弹营的苏联人员。莫斯科对此感到震惊，这就是格列奇科访问开罗的原因之一。他怀疑萨迪克的反苏态度是要求撤军的根源。即使怀疑错了，苏联人也反对任何似乎会削弱他们在该地区力量的行动。苏联在该地区的力量已成为其全球战略的一部分。理查德·尼克松总统定于五月访问莫斯科。撤走防空人员可能会削弱莫斯科在首脑会谈中的谈判实力。格列奇科希望达成妥协。我将此事视为苏联一心要维持两国联盟的最明确的证据。萨迪克不同意。
在萨迪克同我的关系中，问题已经够多的了，他念念不忘反共，又给这种关系增添了一重障碍。新年期间，萨迪克对我所起的作用进行了直接攻击。他宣布，作为国防部长，他是唯一有权作出决定的人，而我则应该事事请示他。
我回答说：“在这种情况下，你需要的是一位办公室主任而不是一位武装部队参谋长。”
萨迪克递给我一张纸说：“看看这个，你就会知道我没有越权。”这是一份法齐任国防部长时的总统法令。法令措词含糊，但赋予国防部长自行作出决定的全权。我毫不怀疑，此项法令是法齐起草的，而总统没有征求别人的不同意见就签署了。一位有权势的人可以出于私利而制订法律或法令，然后郑重地宣布要“依法”行事，这在埃及是司空见惯的现象。
为了使萨迪克的要求不能得逞，我组织了一个委员会，对职能的划分进行审议。委员会成员中有组织部长戈哈尔将军和作战部长阿卜杜勒·加尼·贾马斯将军。大家一致认为，国防部长应是一名政治人物，负责政治军事战略，而把军事决定权留给参谋长。为了避免他人指责我扩大个人权力，我提议这仅适用于我们的继任者，但萨迪克不予理睬。我们争论的实质越来越明显，那就是埃及领导集团在让政治上的考虑违背国家的需要方面，究竟准备走多远。领导集团公开号召对敌人进行全力以赴的斗争并保证大力支持武装部队，然而私下里最关心的却是维护独裁政权，其手段是对公民撒谎，然后对他们进行暗中监视，看他们是否相信谎言。即使要以我军对敌人的进攻遭到失败为代价，当局也决心使武装部队服从这一不可告人的真实目的。T-62坦克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我们从总统二月份对苏联的访问中得知，莫斯科准备向我们提供二百辆T-62坦克。我们必须事先制订怎样才能最好地消化吸收这种装备的计划。
二月二十六日：萨迪克主持了一次解决这个问题的会议。装有115毫米火炮的T-62坦克具有非常强大的威力，若部署得当，可以对战斗产生决定性的影响。我提议把这些坦克拨给我们的两个装甲师，并且留作预备队，以便在战况需要时投入战斗。国防部长、贾马斯和戈哈尔一致认为应该用T-62替换两个独立装甲旅的T-55坦克。（区别在于：装甲师是独立的作战部队，而独立装甲旅则是独立于其他装甲部队之外的支援部队。）从独立装甲旅替换下的T-55可用于替换其他部队中较老式的T-34坦克。我争辩说，这可能会使T-62的潜力白白浪费掉；如果在战斗中将独立装甲旅化整为零，加强其他野战部队（在战斗中很可能这样做），则尤其如此。国防部副部长哈桑将军同意我的意见。二月二十七日，继续开会，苏联顾问出席了这次会议。萨迪克逐个征求我的同事们的意见。哈桑改变了观点。我没有改变看法。接着，苏联顾问发言，他们一致同意我的意见。萨迪克非常不悦，并以情报军官特有的警觉对苏联首席顾问奥库涅夫将军说：“我知道您同沙兹利将军的意见完全一致。”根据萨迪克的命令，坦克分配给了第15和第25装甲旅。我后来才发现，萨迪克的主要理由是：当局怀疑（仅仅是怀疑）指挥某个装甲师的准将不忠诚，认为让他掌握一百辆T-62会对国内安全形成威胁。（当然，从此以后，领导集团就颠倒了衡量各种意见的是非标准。潜在的卖国贼都成了爱国者，而爱国者都被当成卖国贼。这就是独裁政权反复无常的嘴脸。）
三月十日：哈桑将军前往莫斯科，象往常一样前去签订萨达特已在二月份谈妥的武器装备合同。他回国时并未签订苏联已答应提供的T-62坦克和图-22轰炸机的合同。据哈桑将军报告，苏联人要求按全价付款而且要付硬通货。
我们惊得目瞪口呆。自从一九五五年纳赛尔总统做成第一笔武器交易以来，莫斯科一直给予埃及最优惠的待遇。我们只付半价，差额部分以年息二厘的贷款支付。我们可在十到十五年内用不可兑换的货币偿还这些贷款。即使全价，苏联装备的价格大体上也只有西方同类装备的一半。因此，我们只按大致相当于西方四分之一的价格并用我们自己的货币购买武器。（例如。米格-21的价格约为二十五万埃镑，约合三十六万五千五百美元；T-55约二万五千埃镑，约合三万六千七百六十五美元。）苏联现在要求用硬通货照全价付款，对我们说来，价格整整提高了三倍，而且需要支付大量的现金。这是西方政府的作法。但是，使我们大惑不解的是，苏联人为什么也采取这一立场。他们一定知道我们无力支付现金，因此我们唯一的结论是：他们希望利比亚或沙特阿拉伯向我们提供财政援助。
三月十八日：萨迪克急不可耐地主持召开了一次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会议，其目的显然是为了辟谣。
他说：“有谣言说，我和总理阿齐兹·西德基博士有分歧。这不是事实。有人造谣说，我同苏联人闹翻了。这也不是事实。我同他们之间存在的分歧是原则性分歧。还有人造谣说，苏联将控制亚历山大和马特鲁港的海军基地。这同样也不是事实。”他接着谈到了哈桑的莫斯科之行。哈桑未能得到我们想要的主要装备。现在，苏联每架图-22轰炸机的价格是五百六十万卢布（约合八百四十万美元），每辆T-62坦克的价格是二十五万卢布（约合三十七万五千美元）。苏联人甚至要求用硬通货购买弹药。
散会时，我还在琢磨萨迪克到底想干什么。埃及流传的谣言往往不是空穴来风。这些谣言经常是当局为了某个人的私利或者出于某种原因而制造和散布的。我想，萨迪克将军所谓的“谣言”可能就属此类。众所周知（武装部队的高级军官则肯定知道），新总理阿齐兹·西德基博士主张同苏联密切合作。因此，总理成了萨迪克的攻击目标之一。我认为，这些谣言是萨迪克自己放出来的，以期突出他的反苏立场，并且企图借助有关苏联销售条件的坏消息来争取新的支持者。
三月十九日：上午与萨迪克和奥库涅夫将军开会。会上听到了不寻常的消息。奥库涅夫和苏联大使维诺格拉多夫昨天会见了总统。奥库涅夫说，萨达特告诉他们：
——他已亲自指示西德基总理通知莫斯科，埃及准备用硬通货购买武器。这正是俄国人对哈桑提出这种要求的原因。
——埃及准备用硬通货照全价购买米格-21和M-500（如果苏联卖给我们的话），但不购买图-22轰炸机。
——埃及不购买图-22轰炸机，但将得到“闪电”式战斗机的加强。沙特阿拉伯两个中队，科威特一个中队。
——我们急需T-62坦克，但无力付款。利比亚可能代为付款，但仍有困难。
——埃及将用硬通货购买弹药。
——埃及决心替换苏联的防空导弹操作人员。但是，作为一种姿态，我们将只替换十二个营，而不是在萨迪克给格列奇科的信中规定的十八个营。
萨迪克惊愕异常，只好说他对此一无所知，必须同总统联系。奥库涅夫走后，萨迪克打电话给萨达特。我就在他的身旁。总统证实了奥库涅夫的话，并说，他之所以同意购买弹药，目的在于扩大埃及自己的生产能力，而不只是为了得到这些弹药。大约十时三十分，萨迪克放下电话，立即前往机场，以便飞往沙特阿拉伯进行预定的访问。我开始完成最紧迫的任务：替换苏联的十二个防空营。突然，总统来电话叫我立刻偕同国防部副部长哈桑将军去汇报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