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时三十分：我们抵达吉萨官邸。总统国家安全顾问哈菲兹·伊斯梅尔已经在场。根据总统的要求，哈桑详细地汇报了在莫斯科碰到的困难。总统聚精会神地听着，未作任何评论。然后，他说：“我获悉有人在武装部队中大肆议论我们同苏联的关系，而且还进行有组织的辩论。军官们告诉士兵：苏联坚持要用硬通货付款，一项秘密协定允许苏联使用海军基地，国防情报部想知道军官和士兵对这两件事的看法。”他说，他是听一位警官说的（他指的是秘密调查部的一名成员）。他从接待室叫来此人，让他复述了一遍。此人说，他是听部队里的一个朋友说的。
总统说，他希望我们了解下述情况。我们同苏联的友好关系是战略上的需要，必须加以维护。这是我们仅有的一张牌。我们很快就要用这张牌了。至于基地，我们将允许苏联使用一些设施，但决不向他们提供基地。最后，向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透露的消息决不允许往下传达，也不允许下面议论。接着，哈桑将军退出，我留下来讨论其他事宜。我们如何才能得到所需的武器，这个问题仍未解决。
两个盟国的故事
三月二十三日：在向我方发出通知后不久，伊拉克副总统萨达姆·侯赛因率领的一个代表团抵达开罗。他们决定来开罗，特别是由一位权势如此显赫的人物率队，意义非常重大。萨达姆·侯赛因是伊拉克的实权人物。我们仓卒召集会议，以便就可能提出的问题确定我国的立场。出席会议的有副总统马哈茂德·法齐、国家安全顾问哈菲兹·伊斯梅尔、内政部长马姆杜·萨利姆、外交部长穆拉德·加利卜、我、外交部副部长和埃及驻伊拉克大使。鉴于叙利亚和伊拉克之间的敌对情绪，我们都不希望作出任何有损于埃叙关系的事情，因为叙利亚已经在分担战斗的重任。我猜想，驻伊拉克大使必然非常热中于加强合作与促进和解；其他大多数人对伊拉克的意图则表示怀疑。其中一位说：“不管他们怎么说，我都不认为他们希望团结。我也不认为他们会派部队参加战斗。他们是在玩弄纵横牌阖的花招，仅此而己。”
我极力主张应该试一试。在我看来，伊拉克意味着二百五十架作战飞机、四个步兵师和两个装甲师。我说：“即使我们只能得到其中的一部分部队，也会使我军增添新的力量。”
伊拉克可能会问，它派往叙利亚前线的部队归谁指挥。我们必须明确指出，这些部队应归叙利亚指挥。他们还可能说，他们只能在战争爆发后派遣部队。对此，我们应该反对。这些部队若不及时抵达，那就毫无用处。最后，伊拉克可能会谈到叙利亚的防空弱点：若在战前把伊拉克空军派往前线，它是否会因遭突然袭击而被歼灭？但是，据我所知，叙利亚准备允许伊拉克人在其领土上随意建造空军基地和配置自卫武器。
会谈进行了一轮又一轮。我国代表团奉命集中精力讨论伊拉克能为战斗提供什么帮助，并且竭力避免采取任何可能冒犯叙利亚的步骤，伊拉克人则坚持认为，他们同叙利亚的分歧是可以消除的。唯一的积极成果是，萨达姆·侯赛因一再要求我象访问其他国家那样访问伊拉克，亲眼看一看他们的部队。
作为两国间一系列交往的开端，我终于在五月底访问了伊拉克，这是多年来一位埃及高级官员进行的第一次正式访问。（萨达特一直不愿意让我进行这次访问。他对伊拉克及其艾哈迈德·哈桑·贝克尔总统的评价并不比对哈桑、布迈丁或侯赛因的评价高。）从五月二十六日至六月二日，我访问了伊拉克，从北部的库尔德人居住区到南部的阿拉伯河（这是同伊朗有边界争议的地区）都走遍了。我视察了每一处重要的军事设施，并且在巴格达会见了数千名埃及教师、大学生和工程技术人员中的一部分人。
会谈中，贝克尔总统及其他人给了我一个印象：伊拉克面临两大问题——库尔德人问题和同伊朗的争端。其部队必须集中力量应付这两个问题。此外，伊拉克是阿拉伯世界的东翼，那里也需要部队。即便如此，伊拉克人还是保证，在战斗开始时，他将把相当一部分部队派往前线。他们还将立即修复霍克公司制造的“猎人”式飞机，可是这些飞机将派往埃及前线，而不派往叙利亚前线。
返回开罗时，我坦率地认为，我这次访问没有什么可以炫耀的收获，只带回来附有条件的许诺，其条件是“同库尔德人及伊朗之间的局势必须平静”。几天后，我得到了一个意外的好消息。伊拉克国防部副部长阿德南·阿卜杜勒·贾利勒将军抵达开罗。萨达姆·侯赛因定于六月中旬访问法国，他希望知道我们需要什么装备，伊拉克可以替我们购买。
因此，我们再次与伊拉克建立了关系，然而仍很谨慎。我们为伊拉克的军官和士兵提供了在我们的参谋学院和训练中心受训的名额。伊拉克将存在伦敦一家银行里的一笔七百万美元的款子慷慨地交给我们自由支配，用于在西方购买急需的军事装备。一九七三年三月，答应提供的“猎人”式战斗机中队开始抵达埃及。
埃及和沙特阿拉伯的关系一向神秘莫测。连我这个参谋长也不许插手，只能作为一个经常感到迷惑不解的旁观者。埃沙关系由国防部长处理，但是又在叫人无法捉摸的程度上由总统本人或他的私人信使和特使阿什拉夫·马尔旺博士处理。两国间的交往肯定非常频繁。我估计，在我担任参谋长期间，他们进行了三十次以上的访问。我从未听到过任何一次访问的情况。
与“闪电”式战斗机有关的问题就是这种奇怪关系的最好说明。一九七一年十一月，阿拉伯联合防御理事会决定，我们应从沙特阿拉伯和波斯湾其他国家动员两个中队的“闪电”式战斗机。我回到办公室后得知，萨迪克将处理此事。几个星期后，萨迪克通知我，沙特阿拉伯人不同意随机派出飞行员。埃及必须提供自己的飞行员。他让我派埃及飞行员到沙特阿拉伯受训，然后驾机返回埃及。（此时己是一九七二年三月，我发现萨达特已经告诉苏联人，我们将派飞行员去沙特阿拉伯受训。）
派飞行员去沙特阿拉伯受训是毫无意义的，我们缺少的是熟练的飞行员，不是飞机。一百名苏联飞行员已经在替我们驾驶埃及的飞机，我们怎能为沙特阿拉伯抽调十至十五名自己的飞行员？（萨达特断言“闪电”式战斗机可以代替图-22轰炸机，这同样是无稽之谈。）但是，还是这样决定了。一九七二年五月二日，第一批人员（七名飞行员和三十三名机械师）启程前往沙特阿拉伯。
这纯属浪费时间。飞机的完好率以及训练和管理水平存在着许多问题，在浪费了近一年的时间后，我们的飞行员终于返回埃及，但“闪电”式战斗机一直没有来。
尽管如此，同沙特阿拉伯的关系似乎并未受到影响。下述事实就是明证。一九七三年七月，我接到马尔旺打来的电话。沙特阿拉伯将为我们签定一份购买“海王”式直升机和三十二架“幻影”式战斗机的合同。马尔旺说，用于购买飞机机关炮弹药的款项太多（他说有三千五百万美元），必须削减。我对此一无所知。当我询问新任空军司令胡斯尼·穆巴拉克将军时，他说，他没有要过任何弹药。我们顿时茫然相对。
在同马尔旺的谈话中，还听到了两个令人惊异的消息。马尔旺说，费萨尔国王决定赠送萨达特一架直升机，请我派飞行员把直升机接回来。当我同穆巴拉克谈到此事时，他说他已经派人去检查直升机了。这是一架奥古斯塔·贝尔公司制造的L-13型单发动机直升机，装有起落橇。穆巴拉克认为，萨达特可能会因为这架直升机太寒惭而拒绝接受。
最后一个令人惊异的消息是：马尔旺说，“从今以后，埃及和沙特阿拉伯之间的一切联系将由萨达特总统和费萨尔国王直接进行，而不通过两国国防部长。”
我问：“为什么告诉我？您怎么不告诉国防部长呢？”
马尔旺说：“当然要告诉他。他从国外回来后，我就告诉他。我只是为了让您知道此事。”情况如何？我从来不知道。我只知道我们既没有得到马尔旺告诉我的“海王”式直升机，也没有得到他所说的“幻影”式战斗机。
同萨迪克的冲突
一九七二年四月二十日：我同萨迪克发生了最激烈的冲突。出乎意外，争论的焦点既不是苏联人，也不是武装部队的指挥问题，而是一个合法权益问题。
在阿拉伯联合防御理事会一致通过购买两艘船只测量我国沿海海域的计划之后，我作为阿拉伯国家联盟负责防务的副秘书长，有责任执行这一决定。我决定派阿卜杜勒·拉乌夫将军去英国签订最后的协议。拉乌夫是一名埃及军官，临时离开其部队。调任阿拉伯国家联盟联合军事指挥部参谋长。他此行的任务是最后办妥购船的一切手续。拉乌夫今日启程前往伦敦，但在开罗机场，国防情报部直接奉萨迪克之命将他逮捕，象对待逃犯那样对待他，并且吊销了他的护照。这是一次骇人听闻的违法行为，因为阿拉伯国家联盟的工作人员在执行公务时享有外交豁免权。萨迪克本人也曾举手赞成拉乌夫将去签订的协议。拘留拉乌夫，是萨迪克对我作为阿拉伯国家联盟副秘书长单独行使权力的一次蓄意挑战。
大约在十七时三十分，我参加一次演习后回到办公室，马上就听到了这个消息。二十时，我来到了萨迪克的办公室。于是发生了两位老朋友（更不用说一位国防部长和一位参谋长）之间空前激烈的冲突。但是，我实在忍无可忍了。
我说，我们必须去见总统。事情再也不能这样继续下去了。
“好主意！”萨迪克大声叫喊，脸色同样气得发青。“星期六，我同你一起去见总统，让他在我们之间进行选择，要么你留在武装部队内，要么我留。”
第二天是星期五（阿拉伯国家的周末）。萨迪克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解除了拉乌夫在阿拉伯联合军事指挥部内的职务，并向伦敦发电报，调回了用于支付合同费用的存款。
四月二十三日十一时三十分：总统在吉萨官邸接见了萨迪克和我。我诉说了一切情况，包括拉乌夫事件和萨迪克不让我插手情报部与军官部之类的部门。我说：“总统先生，在这种情况下，由于这些部门完全处于萨迪克将军的控制之下，我无法对武装部队的安全负责。”所谓“武装部队的安全”，是“政变”一词的委婉说法。我叙述了我们在部署T-62坦克问题上的意见分歧，并且阐明了我的观点。我对于意见分歧并不介意。令我不安的是，萨迪克显然认为我的意见是受了苏联人的影响，并且同他们统一过口径。
我尽可能用客观的态度听萨迪克答辩，但我认为，他的答辩软弱无力。在拉乌夫问题上，他推诿搪塞。他对付款方式提出了一些疑问，并说情报部掌握了拉乌夫的大量材料，已经下令调查。最后，他答应总统在几天内报告结果。在国防情报部问题上，他承认应当让我了解情况，同时又极力维护其不必同我磋商而自行其事的权利。在军官的升降问题上，他说他有权批准或否定委员会的决定，而且不管怎么说，他记得只干涉过一、两次。
我插话说：“这是一个原则性问题。你应该有比你个人的看法更有说服力的理由，才能否决由十五名将官组成的委员会作出的决定。军官的前程不应掌握在某一个人手中。”
萨迪克回答说：“总统先生，您瞧，他想剥夺我的权利。”
在T-62坦克的问题上，我认为萨迪克证实了我的推测，因为他不加掩饰地说，我是站在俄国人一边同他作对。
总统总是不作任何决定。他对萨迪克将军说：“穆罕默德，你必须把情报部和军官部的一切工作情况告诉萨阿德。他也负责这方面的工作。”
但是，当总统转身对我说话时，可以看出，萨迪克的意见显然已经更深地打动了总统的心弦。萨达特说：“萨阿德，你要当心。俄国人会欺骗你的，现在，人人都不喜欢他们。他们明白这一点，因此想利用你。你要吃亏的。”
我再次申明：“总统先生，如果我在某些问题上同俄国人意见一致的话，也不应将此视为我与他们勾结起来反对任何人的证据。我总是说出我认为对我国有利的话，而不管人们会根据这些话把我划在哪一边。”
总统说：“我明白，我明白。我知道你是一位爱国者，决不会做任何反对国家的事情。但是，我确实担心你会上当受骗，误入歧途。”
三个小时过去了，什么问题也没有解决。顺利地过了几个星期之后，情况又恶化了。在这期间，进行了萨迪克答应过的对拉乌夫事件的调查。在萨迪克提名接替拉乌夫的那位人士的大力协助下，开始追查财务上的丑闻。最后，拉乌夫可以受到的全部指控是：他从办公室里给在美国的一个女儿打电话，用公款买了一支自来水钢笔，以及其他鸡毛蒜皮的琐事。
我是一个铁面无私的人，坚决反对任何破坏财政纪律的行为。但是，我不禁要把拉乌夫的“罪行”同我国领导人享有的特权加以对比。同通往欧洲的永久性私人电话线相比，打一次电话算得了什么？同使用公家的飞机去巴黎、罗马或伦敦办私事相比，一支自来水钢笔又值几何？去欧洲的旅差补助费通常是一天十英镑，为什么有些人每天却补助二百英镑以上？时机成熟时，我还将揭露其他更加严重的腐化堕落行为。我的看法是：正如拉乌夫事件表明的那样，今天在埃及掌权，就意味着自己可以为所欲为，同时又可以用微不足道，甚至莫须有的罪名打倒对手。
四月二十七日至五月十日：总统再次访问莫斯科。这是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内进行的第二次访问，也是迄今时间最长的访问。意味深长的是，萨迪克没有陪同总统前往。不管总统私下里对我说了些什么，他的公开形象仍然是苏联的朋友及其在埃及利益的保护者，而萨迪克却是苏联的头号敌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总统在莫斯科时，萨迪克和我在开罗竟然不得不处理两起确实引起了同俄国人之间的关系趋于紧张的事件。
第一个事件是：苏联使团通知我们，地中海舰队正在进行一次演习，拟于五月八日在马特鲁港地区登陆，第二天撤出登陆部队。出于显而易见的原因，这种要求立即遭到了国防部长的拒绝。
第二个事件较小，但是使人极不愉快。
五月八日十七时：我在中央军区司令部观看演习，苏联首席顾问突然光临。奥库涅夫抱怨开罗机场的海关人员以不友好的方式对待归国的苏方人员。奥库涅夫说，有些人可能带有送给妻子或情人的金戒指或手镯，这些小东西不应算作走私品。我打电话给国防情报部部长询问此事。他说，问题要严重得多。几个星期以来，人们一直看见苏联人在抢购大量黄金。
我恋恋不舍地退出了演习，同奥库涅夫，一起驱车前往我的办公室。首先要使每个人都冷静下来，然后再解决问题。半个小时内，萨迪克来了，接着国防部秘书长哈桑·格里德利将军也来了。萨迪克一方面向奥库涅夫解释他无权管辖海关，另一方面却悄悄地对格里德利和我说，他知道俄国人带有大约二百磅黄金。萨迪克向奥库涅夫建议，每人应填写一份海关申报单并交出所有的黄金，然后离境；作为负责人，奥库涅夫应保证，若法庭调查此事，这些人会返回埃及。萨迪克说，待事态平静下来之后，他会把一切问题都解决好的。奥库涅夫重申，他的人没有什么可申报的，交出作为在埃及服务了一年或一年以上的纪念品的那些小玩意儿，对他们说来未免太叫人失望了。
双方正在争执不下的时候，萨迪克接到一个电话。他马上变得灵活多了。一会儿，刚才打电话的人又打来了一个电话，萨迪克的态度马上完全改变。他派我前往机场解决问题。我不想管这种讨厌的琐事，因此改派格里德利。萨迪克从未说明是谁打来的电话，我也没有问过他。但他在电话上称呼对方“穆罕默德”，我推测可能是总统国家安全顾问穆罕默德·哈菲兹·伊斯梅尔打来的电话。
当晚，我们都要去出席苏联大使馆举行的“胜利日”招待会。我在十九时左右辞别萨迪克和奥库涅夫时，根本没有兴致去出席招待会了。我让秘书代致歉意，然后又去观看被打断了的训练演习。第二天，我听说苏联人员已经获准携带其物品出境。我搞到了一份清单。七十一名苏联人共携带：七十五枚戒指、四十五枚印章戒指、四十一对耳环、二十六副项链、七个手镯和三枚胸针。黄金的总重量不到三磅，每人仅半盎司，根本没有国防情报部所说的“大量的”和萨迪克所说的“二百磅”黄金。不管从哪个方面看，这件事都留下了令人厌恶的印象。五月十四日：格列奇科元帅抵达开罗。十九时，总统接见了格列奇科和苏联大使维诺格拉多夫。萨迪克和我国外交部长穆拉德·加利卜博士均未在场。会见时间原定一小时。会见结束后，格列奇科将要前往萨迪克在扎马勒克的官邸、对他进行礼节性拜访，然后前往离那里不远的军官俱乐部，出席为他举行的宴会。但是，格列奇科同总统的会见一直持续到二十三时才结束。当终于到达军官俱乐部时，他兴致勃勃地对萨迪克说：“我没有东西给您了，我的腰包都被总统掏空了。”
萨迪克答道：“噢，我希望他在您的口袋里找到了我们所需的一切。”
在宴会中，双方同意第二天签订新的武器合同，并同以往一样，由哈桑签字。但是，当我私下里问萨迪克，合同包括哪些武器时，他发誓说，他一点也不知道。
五月十五日：我来到萨迪克的办公室。哈桑走进来告诉我们，他得知苏联人将提供：
——十六架苏-17飞机，下个月先提供四架，其余在年底前提供；
——八个“贝特舒拉”式（萨姆-3）防空导弹营；
——二百辆T-62坦克，一九七二年交付一半，一九七三年交付另一半；
——一个“瓜得拉特”式防空导弹旅，一九七三年交付，
——零配件和各种设备。
我向哈桑探询T-62坦克的价格和附加条件。他说不知道。哈桑走后，我对萨迪克说：“您应向总统打听一下苏联的条件，并让哈桑也知道。”萨迪克给总统打电话。他对总统的答复感到非常惊愕。他示意我注意听，并且开始大声重复总统的答复：“不要讨论价格……不要讨论交货日期……我们已同意的交货计划是立即交付六十辆坦克，也就是说在六月份交货；一九七二年年底以前再交付六十辆；其余八十辆在一九七三年交货……‘瓜得拉特’式防空导弹旅在一九七二年交货。”萨迪克放下电话，毫无办法地看着我。他说：“您听到了我们的谈话。在真主和历史的面前，您是我唯一的见证人。我将同意在不讨论价格或交货日期的情况下签订协议。我至少会施加压力，要求在年底前得到所有的装备。”他耸了耸肩说道：“但是，如果他们不同意，我也只好签字。”
我说：“相信我，我会澄清事实的。”（在离开萨迪克的办公室后，我马上把这次谈话的内容记录在袖珍日记本上了。）
我后来得知，苏联人撤销了用硬通货照全价付款的要求。因此，我们将按原来的方式付款。但是，我仍然摸不准萨达特和苏联领导人做了什么交易。然而，据我判断，苏联同意提供武器，目的是在尼克松-勃列日涅夫首脑会议（定于五月二十日在莫斯科举行）以前保持其地位。我敢肯定，作为回报，萨达特大概告诉了苏联人，萨迪克将军是埃苏关系最大的障碍，他答应一有适当的机会就撤销其职务。
这还不是我国政治家们在那一天唯一的表演。为了庆祝协议的签订，在我们的一个空军基地举行了米格-25和苏-17的飞行表演。表演结束后，萨达特授予格列奇科荣誉之星勋章，授予陪同格列奇科访问的苏联空军总司令库塔霍夫元帅军星勋章。而且，还发表了一个公报。公报宣布，埃及现在拥有一种飞行高度达十五英里、时速几乎达二千英里的飞机，以及一种远程歼击轰炸机。
这些都不真实。米格-25具有上述性能，苏联在埃及部署了四架米格-25。但是，他们既不卖给我们，也不表示愿意卖给我们。我们一提到这个问题，他们就开导我们说：“你们为什么自寻烦恼？这些飞机已经在贵国领土上为我们的共同利益服务了。”（米格-25比以色列或美国装备的任何飞机都先进；因此我猜测，苏联人认为，向埃及出售米格-25可能不利于保密，而且会加速该地区的军备竞赛。）至于所吹嘘的“远程歼击轰炸机”，我询问了我国新任空军司令穆巴拉克将军。苏-17准备用来取代二月份武器清单上的图-22轰炸机。图-22轰炸机太贵，而且在研究了其性能之后，我们失去了对它的热心。但是，据穆巴拉克看，苏-17并不比我们已有的苏-7先进多少。一个中队的苏-17决不会给我国空军增加什么新力量。而且，无论如何，这些飞机在一九七二年年底以前不会达到可供作战使用的状态。
我边读公报边思索：它要骗谁？既不是美国人，也不是以色列人。鉴于美国拥有先进的监视系统，他们很快就会知道我们的底细。如果他们愿意的话，公报就会成为他们向以色列提供更先进武器的借口，从而使埃及更加落后于以色列。唯一受骗的人是埃及人及其阿拉伯朋友们。苏联人是唯一的获益者，上述谎言将会提高他们的声望。
五月十六日：然而，苏联马上获得的利益却比较实惠。为了完成整个表演，两架米格-25对西奈全境进行了一次空中侦察，飞机从北部的富阿德港一直飞到靠近最南端的纳斯拉尼角。侦察飞行在十时开始，十时三十五分结束。敌方两架“鬼怪”式飞机徒劳地从西奈中部的马利兹空军基地起飞拦击。另外两架则从纳斯拉尼角空军基地升空。但是，“鬼怪”式飞机发射的美制“麻雀”式空对空导弹未能击中米格-25。从马利兹基地起飞的飞机发射的一枚导弹飘落到运河西岸的陆地上，被我们的部队找到了。我们将此事写进了五月十七日呈送总统的武装部队每日报告中，总统命令将导弹送交苏联人。苏联人高高兴兴地接受了这枚导弹。
驱逐俄国人
六月六日：总统在巴拉吉官邸召集了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核心会议。出席会议的有：萨迪克、我、哈桑（国防部副部长）、穆罕默德·阿里·法赫米（防空司令）、马哈茂德·法赫米（海军司令）、米西里（空军参谋长，代表穆巴拉克）、米赫里兹（国防情报部部长）、贾马斯（作战部部长）、哈比尔（中央军区司令）、戈哈尔（组织部部长）和格里德利（秘书长）。
萨迪克请贾马斯宣读由国家情报局局长艾哈迈德·伊斯梅尔·阿里将军起草并呈送总统的报告。这份报告得出的结论是：敌人的优势特别是空中优势很大，埃及武装部队不可能实施成功的突击。总统这时说道：“我们必须区别政治家和军人。你们作为军人必须集中精力使部队为即将来临的战斗作好准备。我认为，而且萨迪克将军也表示同意，除非我们具有阻止以色列袭击我国腹地的能力〔意即拥有一支能够对以色列实施报复性袭击的空军〕，否则我们绝不能开战。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如果出于政治上的考虑而被迫在拥有这种威慑力量之前开战，我们应当怎么办？”
我紧接着说；“没有人能怀疑报告中列举的事实。根据它的前提，自然会得出这种结论。而我却怀疑这种前提。如果我们要在拥有一支足够的空中力量的基础上才制订计划，我们将不得不把开战日期年复一年地长期推迟下去。甚至没有人能够预测一个日期。事实上，我认为，不管我们现在或不久的将来作出什么样的努力，我国空军和敌方空军之间的差距将趋向于扩大而不是缩小。美国的策略是使以色列保持对所有阿拉伯前线国家的空中优势。我们在从苏联获得合适的飞机方面正遇到麻烦。即使我们获得合适的飞机，敌人也会从美国得到更先进的飞机。所以，差距将继续存在。除此之外，敌人能够比我们更快地掌握新型飞机。所以，他们至少能够始终保持目前的差距，并且可能扩大。因此，我们除了在敌人享有空中优势的条件下作好开战的准备外，别无选择。我们可以用萨姆导弹对付敌人的空中优势。”
米西里（空军参谋长）说：“我完全同意沙兹利将军的意见。”
总统开玩笑地说：“米西里，我向真主起誓，如果空军这次不能出色地完成任务，我将亲自把你吊死在这座花园里的一棵树上。”（参见附录《对萨达特召集的会议的评论》。）
六月八日至十三日：萨迪克将军在莫斯科。六月二十日：萨迪克召集小型会议，与会者有我、空军司令、防空司令、海军司令，第2军团司令、第3军团司令和国防情报部部长。
在萨迪克讲话之前，国防情报部部长米赫里兹提到了一位苏联记者访问我国野战部队的报道。这位记者提出了一些别有用心的问题：“以色列拥有先进的武器。当我们向你们提供可与之匹敌的武器时，你们发现以色列有了更先进的武器，所以你们又向我们要更多的武器。你们和以色列之间的差距将继续存在，并且甚至可能扩大。这是否意味着你们永远不会开战呢？越南人民想方设法以同样的武器作战，而且是与美国本身作战，这又作何解释呢？”萨迪克瞪了我一眼，冒出了一句话。“这是萨阿德·沙兹利的口气。”（第2军团司令萨阿德·马蒙将军和第3军团司令阿卜杜勒·穆奈姆·瓦西勒将军事后分别向我询问萨迪克是什么意思。我向他们说明了六月六日会议的情况。）
萨迪克在汇报其莫斯科之行时说，格列奇科告诉他，埃及必须使其武装部队、老百姓和整个国家作好打持久战的准备。埃及必须得到为确保胜利所需的武器供应。接着，勃列日涅夫说：
一、埃及的国内局势尚未稳定。有些人指望东方，有些人指望西方。
二、中东的局势复杂。以色列正在提出我们双方均无法接受的解决办法。
三、苏联认为，被武力夺走的东西只能通过武力夺回来。苏联将支持埃及。
四、我们两国必须在联合国第242号决议所允许的范围内进行合作。
五、一个国家要想收复失地，首先必须建立防御部队，然后才能着手建立进攻部队。但是在这样做之前，它必须清楚这些部队是否真正准备打仗。
六、苏联顾问在埃及的存在是国际形势的需要。
七、苏联决不会在损害埃及的情况下与美国达成协议。
八、解放埃及领土是埃及自己的责任。帮助它的叙利亚朋友也是埃及的责任。
萨迪克的印象是莫斯科不太积极。苏联的政策未变；另一方面，莫斯科希望国际局势保持六个月的平静，直到十月份美国总统选举结束。如果尼克松象莫斯科预期的那样再次当选，苏联将解除疑虑，放慢对我们的武器供应，以期同华盛顿一起促成和平解决。同时，他们依然关注埃及的国内局势和保住他们在埃及的地位。他们甚至要求埃及领导人清除所有可能被认为是反苏的人。
人们很难相信勃列日涅夫会要求萨迪克让埃及领导人消灭所有可能被认为是反苏的人。勃列日涅夫肯定知道萨迪克是埃及主要的反苏分子。然而，在写这部回忆录时，我有责任照录原话，而不管原话是否合乎逻辑。
七月九日：前往沙特阿拉伯大使馆出席为其国防部长苏丹亲王举行的晚宴。萨迪克和哈桑也去了。在欢乐的晚宴中，萨迪克把我们俩叫到一个安静的角落。他说：“总统已经决定驱逐俄国人。”
“他星期五〔七月七日〕打电话给我说：‘你今天有什么安排吗？’我说：‘总统先生，除了去清真寺参加午祷和晚间出席一个宴会外，别无其他安排。’他说：‘那你就到巴拉吉来吧。你可以在这儿作祈祷。’我说：‘好吧，总统先生，我马上就来。’
“我到了那里以后，他告诉我说，他已经决定把苏联顾问和苏联部队赶出埃及。他将在几天内公布这项决定，但想首先通知我，以便我采取必要的预防措施。他叫我不要告诉任何人。过去四十八小时内，我一直在进行激烈的思想斗争。今天，我决定告诉你们俩，特别是因为我已经觉察到这里的其他人似乎知道此事。”
我大吃一惊地说：“可是您想必明白这项决定有多危险。我们大家肯定都知道，这无疑将会影响我们的作战能力。苏联部队在我们的空防和电子战中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这时，我看出，连苏联在埃及的头号对手萨迪克也不高兴。他说：“我知道。我曾经试图说服总统不要这样做。但是我未能说服他，他仅仅说：‘这是最后的决定。我召你来是为了将我的决定通知你，而不是同你讨论这个决定。’”萨迪克迷惑不解地说：“我一向主张给他们施加压力，以便得到我们所需的东西。但是我从未想过我们会走得这么远。”哈桑同样感到惊愕。
我发现自己在思索勃列日涅夫上个月对萨迪克说的一句话：“苏联顾问在埃及的存在是国际形势的需要。”根据我的经验，苏联的一言一行都是有原因的。我推断，苏联的情报机构得到了即将作出此项决定的风声。我的另一个想法是：为什么现在作出这项决定呢？这是由于一时冲动而对苏联某个新的立场声明作出的反应吗？若系如此，苏联新的立场声明是什么呢？或是总统早就在原则上作出了此项决定，只是等待合适的时机付诸实施？如果是后一种情况，埃及国内外有谁知道总统的决定呢？（萨达特在他的回忆录中声称，他的决定是对苏联断然拒绝某项要求作出的迅速反应。但是，根据过去七年中所发生的一切，我完全可以肯定，这项决定是萨达特和某些人预先密谋之后蓄意作出的，而萨达特仍想隐瞒这些人所起的作用。）
七月十六日下午：向部队宣布了总统的决定。此项决定将于第二天生效。
七月十七日：萨迪克、奥库涅夫和我举行会谈。议题：遣返苏联人员。在埃及的苏联人员分为四类，其中有些人比其他人对我们更重要。首先，我们约有八百七十名苏联“顾问”。顾名思义，他们只就战术、训练和行政管理提出建议。他们的离去对我们影响不大。其次，我们有一百多名苏联“专家”——培训我方人员使用新式武器装备（从T-62坦克到新型夜视器材）的技术人员。在我方人员受训结束之前失去他们将使我们很为难。最后，我们还有“友军”，它们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操作已由埃及买下的装备的部队。这些部队包括两个歼击机旅和二个防空师的相当大一部分。第二部分是操作仍归苏联所有的装备的部队，其人员和武器都是苏联的。这一部分中有一些是我们正在购买的，如“瓜得拉特”式（萨姆-6）导弹旅。但其他部队的装备是苏联始终拒绝卖给我们的：四架米格-25飞机，电子战部队，以及电子侦察与干扰中队。
为了既遵守总统的严格指示，同时又减少对我们的作战能力造成的损害，萨迪克和我向奥库涅夫提议区别对待每一类苏联人员。立即终止顾问和专家的合同。操作埃及装备的友军应在一周之内将装备交给我方人员。但是操作那些我们既没有替补装备也没有替补人员的苏联装备的苏联部队应当留下来，条件是它们今后归埃及司令部节制。
不过，所有已经同意遣返但要拖到八月一日以后才走的苏联人员，将从八月一日起停止一切活动。这是一种绝望之余作出的努力。奥库涅夫将军是合作的。他同意了所有的条件，但是那个至关重要的条件——将我们不能取代的苏联部队留下来——除外。他说，他接到的命令是每一个苏联人都应离开。但是，他答应转达我们的请求并将答复告诉我们。（不出所料，答复是否定的。）
除政治方面的问题外，遣返活动的后勤工作也很繁重。苏联在埃及的人员包括顾问、专家、野战部队人员以及他们的家属，共计不到八千人。苏联野战部队人员（操作埃及和苏联自己的装备的人员）共计六千零一十四人，包括空军、防空部队和电子战部队。我们提出帮助运输，但奥库涅夫说他接到严格的命令，遣返只能用苏联的运输手段完成。在尔后的两个星期内，各种问题通过书面报告或电话纷纷涌到我的面前。每个军种都打电话来报告新问题，请求新指示。“俄国人正在拆除贝尼苏怀夫和贝尔阿里达空军基地上的雷达。我们怎么办？”“俄国人正从向我们移交的单位中运走成吨的零配件。我们怎么办？”与此同时，奥库涅夫又打电话来报告，苏联人在给阿斯旺附近的一个空军部队装箱时，一种最先进的而且是埃及空军未装备的空对空导弹“失踪”了。
我遵循的唯一准则（我将这一准则反复告诉了所有打电话的人）是：苏联人有权搬走属于他们的一切装备。我们只应留下那些已经列入合同的装备。这个令人不愉快的时期未发生严重事件就平安地渡过了。回顾这一时期的情况，我虽然略带几分伤感之情，但又为下述事实感到自豪：埃苏双方高级指挥官都同样渴望解决双方易于冲动的青年军官提出的问题。
到七月底，七千七百五十二名苏联人中只有二千五百九十人乘船或乘飞机离开了埃及。我们从七月二十八日至八月十一日暂时关闭了军事学院，把它作为那些在八月一日最后期限之前无法离开的苏联人的临时住所。剩下的五千一百六十二名苏联人——五百二十九名顾问及其家属以及四千六百三十三名友军——在八月上半月返回了苏联。这时，我们不得不着手弥补因苏联人撤走而带来的损失了。我们失去了四架米格-25飞机，干扰敌“霍克”式地对空导弹制导系统的“斯马尔塔”式电子装备，可干扰敌方机载雷达的“塔肯”式装备，以及苏联电子侦察与干扰中队。
八月十五日：最后一个问题涉及“瓜得拉特”式导弹。它们完全归苏联所有并由苏军操作，一直用于守卫阿斯旺水坝。我们已经签订了购买两个导弹旅的合同，所以苏联人没有把它们视为秘密，并且提出移交给我们。由于缺乏操作导弹的人员，我们拒绝了。然而，在空军力量不足的情况下，这些机动萨姆导弹对我们的进攻计划如此重要，以致我们不得不重新考虑这个问题。因此，萨迪克将军召集会议（包括我、防空司令法赫米和奥库涅夫）重新审议后萨迪克告诉奥库涅夫，总统现在同意“瓜得拉特”式导弹旅可以逗留到一九七二年底，条件是不执行任何作战任务，专事培训埃方人员。奥库涅夫说他将请示莫斯科。
八月二十九日：上述办法没有成功。阿斯旺军区司令打电话说，苏联人正在撤走“瓜得拉特”式防空导弹。奥库涅夫向我证实了这项决定。
八月三十日：我打电话给总统，将苏联的决定告诉了他。他的唯一评论是：“祝他们诸事如意！”
白费精力
俄国人离开后，我们与阿拉伯邻国的密切合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更有必要了。但是，尔后的一个月令人痛心地显示了理论和现实之间的鸿沟。
九月九日至十三日；阿拉伯国家联盟理事会在开罗举行第五十八次会议，决定成立一个由五国国防部长和外交部长组成的委员会，研究在战斗中加强合作的途径。该委员会的建议将提交阿拉伯联合防御理事会在年底召开的下一次会议审议。（这个委员会不断扩大，直到包括阿拉伯国家联盟十九个正式成员国中的十三个，所以该委员会本身就成了一个小型的阿拉伯联合防御理事会。）该委员会的研究成果是重申根据我原先制订的计划由非前线国家派遣增援部队。
九月二十七日：然而，我们几乎立即就看到，尽管成立了此类委员会，私人之间的关系仍然损害着我们的斗争。苏丹派来的步兵旅的旅长巴赫尔准将告诉我，他接到了喀土穆要他撤回其部队的命令。加法尔·尼迈里总统和萨达特闹翻了。
对于两国不断发展的关系说来，这是一个令人痛心的结局。当苏丹南部的“阿尼亚尼亚”叛乱组织在一九七一年十一月构成真正的威胁时，埃及向喀土穆提供了一百吨炸弹和空对地导弹，并且派去了培训苏丹人使用这两种武器的技术人员。作为报答，一个苏丹步兵旅于一九七二年春季到达埃及；埃及还被允许在苏丹建立若干个训练中心，以避开以色列空军的打击。
现在，因为两个人闹翻了，这种合作正毁于一旦。（在尔后的一个月内，正当遣返苏丹人时，听说我们在苏丹训练的人员遇到了麻烦，所以我们也作出了将他们撤回的政治决定。）
十月二日：还有一个阿拉伯国家白白消耗其力量的例子。也门于九月份爆发了内战。在支持阿拉伯也门共和国（北也门），还是支持也门人民民主共和国（南也门）的问题上，阿拉伯国家分成了两派。现在，阿什拉夫·马尔旺以总统的名义打来电话，要我们派出轰炸机支持北也门。
考虑到我们上一次卷入也门事务所带来的灾难，以及我们自己也迫切需要我们拥有的每一件装备，我感到此事不可信。但是当我给总统打电话时，他证实了此事，命令我们派出五架米格-17战斗机和四架伊尔—28轰炸机。这些飞机将途经沙特阿拉伯的吉达前往也门的萨纳。我们的飞行员不得参战，但可以培训和指点也门人。当天，也门飞行员驾驶我们的战斗机南下。两天后，埃及飞行员驾驶的伊尔—28也飞去了。（两个星期之后，即十月十五日，又作出了派遣二十二辆T-34坦克的政治决定——总算宽宏大量，没有派乘员。）
这是为什么呢？是与沙特作交易而付出的代价吗？我从来不得而知。我只看到了又一个白白消耗力量的例子：阿拉伯国家相当大的一部分军事力量不仅未派往前线，而且实际上是在与其他阿拉伯国家军队（它们也是应当派往前线的）的冲突中消耗掉了。
余波
事实上，我们不得不恢复与苏联的关系。连萨达特也认识到了这一点。整个九月份，我们之间的关系处于最低潮，尔后又慢慢地回升。双方一致同意西德基总理于十月中旬前往莫斯科。与此同时，苏联人开始探索我们之间的裂痕究竟有多大。而且总统也看到了其政权潜在的不稳定性。
一九七二年十月四日：苏联当局请求允许三艘海军油船在塞得港停泊。仅仅两个月之前，这三艘油船曾经一直以塞得港为基地，虽然它们与苏联所有的其他装备一起撤离了，但是它们在法律上仍有权返回。纳赛尔于一九六八年签订的为期五年的海军设施协定既没有到期，也没有废除。但是，我推测，苏联的请求实际上是想在西德基抵达莫斯科之前试探一下气候。我给总统打电话，建议予以同意，理由是西德基即将访苏。他说：“好吧，我们允许他们使用海军设施的协定在一九七三年三月以前仍然有效。根据协定的条款，我们可以答应其要求。如果西德基的莫斯科之行失败，这项协定也就完结了，那时我们就要求他们离开。”所以，塞得港的居民在第二天醒来时，再次看到了防波堤旁熟悉的船影。
十月十二日十八时四十五分：今晚好不容易有空呆在家里。电话铃响了，是总统的副官长谢里夫中将打来的。若干辆坦克不顾宪兵的信号，开进了开罗。谢里夫说，这对总统构成了真正的威胁，因为晚些时候他将与国会议员一起出席一个会议。萨迪克将军已经被告知此事。我迅速赶到司令部，获悉宪兵已经逮捕为首的肇事者，并将他带到了中央军区司令部。我立即赶到那里。萨迪克将军已于几分钟之前到达，不到半个小时，中央军区司令阿卜杜勒·哈比尔将军也来了。经查实，被捕的军官是阿里·胡斯尼·埃义德上尉，他是驻扎在开罗以东十英里左右处的装甲旅的一个机械化连连长。萨迪克审问了他，哈比尔和我则不时地提出一些问题。埃义德上尉的交待是：“我连负责戒备敌空降部队。我决定实施一次战备演习，以训练我的士兵。当我们于十六时左右结束演习时，我想我们可以去沙耶德纳·侯赛因清真寺作马格里布祈祷。我们把车辆留在广场上，进去作祈祷。出来时，我们惊异地发现宪兵包围了我们，接着就逮捕了我们。”
